《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试读:第一章4

但在社会规范之中且主观上比较容易令人满意的那种精神性格其产生也同样是出乎意料的。同样的社会模型既产生性格比较令人满意的人,也产生性格让人不满的人,既产生“调整得很好的人”,也产生“调整得很差的人”,其差别悬殊很大。在每个个体的文明进程中,在与成为该进程组成部分的冲突发生联系的过程中,自动繁殖的焦虑会追随着各种具体的动机和感情冲动,62有时能导致这些冲动彻底瘫痪,有时则仅仅做一些温和的调节,让它们尽量得到满足。从个体的立场看,眼前值得关心的是他的命运好坏问题,而不是某人的计划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其他情况下,个体在其可塑性最强的阶段——童年和青年时期,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则在其正在发展的人格上烙上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还会出现在个体的控制性机能、他的超我及自我跟他的利比多冲动的关系上。控制性机能与冲动之间最后所产生的差别很大的平衡决定着个体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驾驭自己的方式,决定着那种我们根据喜好称为习惯、情结或人格结构的东西。不过,这种纠缠是永无止日的,虽然人的自我驾驭在幼年时期可塑性强,成年后则未免顽固不化,但终其一生都会随着人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学会自我控制,称之为“理性”、“良知”、“自我”、“超我”,进而对动物性的冲动和情绪进行约束,一句话,未成年人的文明,绝不是完全没有痛苦的过程,它总是会留下伤疤。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因为迄今任何人包括父母、医生或教育顾问都无法根据先见之明去决定一个孩子的文明进程,那么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幸运与否了——儿童时期所造成的文明冲突的伤痛就会愈合,所留下的疤痕也不会很深。但在不那么幸运的情形里,未成年人在文明进程中遭遇到的冲突——与他人的冲突以及自身内部的冲突——就始终处在悬而未决状态,说得更准确一些,即尽管有时会埋藏起来,但一旦遇到足以联想起童年情景的场面时它又会涌现出来。痛苦虽然换成了成年人的面孔,但却反复重现,没有解决的童年的冲突始终干扰着他的成人关系。早年的人际冲突塑造了他的人格结构,就这般继续干扰甚至破坏着成年的人际关系。结果就会导致各种紧张,或者是不同的自动的自我控制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是以前依赖和需要所留下的记忆痕迹,或者是在控制性机能和利比多冲动之间的永恒的斗争。但另一方面,在比较幸运的时候,控制性机能的不同部分或层面尤其是超我结构所发生的矛盾冲突会慢慢和解,在结构与利比多冲动之间最具破坏性的冲突会慢慢得到抑制。63它们不仅会在清醒的意识里消失,还会彻底地同化,以至于无须费力去在主观上加以满足,它们就不再有意地侵扰今后的人际关系。在一种情况下,自觉与不自觉的自我控制始终是散漫不定的,它随时会被于社会无益的冲动性能量形式所突破;在另外的情况下,这种即使今天在青春期阶段常常更像层层叠叠的浮冰而不像平滑光溜的冰面的自我控制,则积极适应社会的结构,慢慢变得整一稳定。但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结构是变化无常的,这就要求习惯和举止变得灵活一些,大多数情况下稳定性的丧失都会牺牲灵活性。因此,从理论上说,要指出被认为是成功的个体文明进程和失败的个体文明进程之区别是不难的。在前者,当进程中的所有痛苦和冲突都经历之后,非常适应成人社会功能体系的行为形态最终形成了,这是一套卓有成效的习惯以及同时——不一定始终相伴随——是积极的快感平衡。在后者,要么需要通过努力克服从中作梗的利比多能量,在个人满足方面付出高昂代价,去不断换取社会所需的自我控制,要么就根本无法控制这些能量,听任其恣意纵情;但结果却没有任何平衡的快感,因为社会控制与禁律不仅来自他人也来自受伤的自我,因为内心的一个我在阻止并惩罚着另一个欲望的我。在现实中,只有在相对很少的处于两个极端的例子中,个体文明进程的结果才是明显可取或不可取的,大多数文明人都是处于它们中间,社会所肯定或否定的特征、人们所满意或阻挠的倾向,其实都程度不一地混合在他们身上。与我们现在称为西方的文明进程结构相适应的个体的社会规范化过程是异常艰难的。为了获得真正的成功,它要求西方社会结构有非常复杂的分化,要求对冲动和感情、甚至对人更为基本的冲动进行十分细致稳定的规范控制。因此,比之于不那么复杂的社会里的个体社会规范化过程来,它花费的时间一般来说要长,中上层阶级尤其如此。对这种主导的文明标准予以抵制的情绪是很强烈的,适应它,彻底改变整个的人格,同样要作艰苦的努力。64因此,到后来,与不甚复杂的社会相比,西方世界的个体在其成人社会功能之外还获得了成年人的精神性格,这大体上标示着个体文明进程的完成。尽管在分化比较复杂的西方社会,其个体自我驾驭机制的形成模式既广且?,但这绝不是说,迈向同一个方向的进程,那种社会文明进程及个体文明进程,就出现在这里。事实上,只要出现竞争压力,分工使大量的人相互依赖,就会出现这种进程;只要对身体力量的垄断使感情淡化的相互合作成为可能和必要,就会出现这种进程;只要在形成一些功能后,它们要求在分析他人的行动和意图时能够不断地瞻前顾后,就会出现这种进程。决定这种文明迸发的性质及程度的,始终是相互依赖的程度、分工的水平以及其中功能本身的结构。 注释 1 今天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主要应根据社会生活形式和具体社会制度之于那些因此维系在一起的人们的意义来对这些生活形式和制度进行解释。照这种观点看,人们似乎理解这些制度的用途,且过去曾经共同决定以这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生活在一起。但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不真实的,据此思维也不是什么好的研究方法。个体同意按照某种特定方式跟别人生活在一起,他生活在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公民、官员、工人或农民而不是一个骑士、牧师或奴隶、牧民跟他人维系在一起,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有理由的。这种同意和理由是追认的,个体在这方面很少有选择。他出生在一个制度秩序之中,他或多或少被成功地制约着去遵守这种秩序,即使他发现这种秩序和制度既不好也无用,他也不能撤回同意,跳出现成的秩序。他也许会努力逃离,做一个冒险家、流浪者、艺术家或作家,他也许最终会逃到一个孤岛上去——但哪怕他是一个流亡者,他也是这种秩序的产物。反对并逃离这种秩序跟赞成并拥护这种秩序一样,都是一种制约。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对已经形成的某些共同生活(比如我们现在的生活)得以存续和变化的那种强制力进行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如果我们认为,形成这些共同生活的方式跟个体的人形成其工作和行为的方式是一致的,即是通过确定具体目标或者甚至通过理性思维和计划而形成的,我们就无法理解其起源。有人认为,从中世纪初西方人就开始通力合作,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合理的计划,向着我们今天生活其中的社会生活秩序和制度迈进,这种观点简直不符合事实。唯有通过有案可稽的经验分析,对这些社会形式的演变历史进行研究,才能弄清其真实情况。我们前面的研究就是类似的断面研究,是对国家组织方面的研究,但这种研究也有更广大的意义,65比如它有助于理解社会历史进程的性质。而如果根据理性目标来解释“国家”之类的制度问题,我们的收获就会很少。个体的目标、计划和行动始终跟他人的目标、计划和行动纠缠在一起,但这种许多人的行动和计划的纠缠,这种代代相传的纠缠,本身是未经计划的。既不能根据个体的计划和意图,也不能根据目的论思维模式形成的那些(虽然不是直接明确的)意图来解释这种纠缠。我们这里关心的是相对自主的进程、强制力和规则。因此,有这样一种情况,许多人都为自己确定了相同的目标,需要同样的一块土地,同样的市场或社会地位,结果导致了谁也不曾希望或计划的特殊的社会情况:一种有着特殊规则的竞争关系,对此我们先前曾讨论。因此,功能分工的不断增加不是许多人的一个共同计划的结果,而是许多人的计划的聚合和碰撞的结果。不断整合、不断扩大规模的国家及其他社会历史进程也同样如此。而且只有认识到个体计划和行动之纠缠的相对自主性,那种将个体与他人维系在一起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相对自主性,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个体。人与人的共处,他们的意图和计划的纠缠,他们的相互约束,所有这些都不是对个性的破坏,而是个性发展的媒介。它们规定了个体的边界,但同时又给了个体或大或小的空间。这种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构成一个基础,个体就从这个基础出发并在这个基础内编织他的意图,但整个组织及其实际历史变化过程却不是任何人的意图和计划。要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请参见埃利亚斯的《社会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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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
作者: 诺贝特·埃利亚斯
isbn: 7305045063
书名: 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
页数: 281
译者: 刘佳林
定价: 20.00元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