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试读:第一章5

2 有关社会进程问题的讨论,请参见《社会问题与社会进程》(Social Problems and Social Processe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1932\], ed. E. S. Bogardus, Chicago, 1933)。有关早期生物学的社会进程观批评,请参见奥格本的《社会变化》(W. E. Ogburn, Social Change, London, 1932)第56页以后:《物种起源》根据自然选择、遗传和变异阐明了物种进化论,该书的发表给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化的观念意义深广,人们也把社会变化看作是进化的表现,并试图根据变异和选择来寻求社会变化的原因……但是,原因研究的首要工作是,要确立社会制度的发展是连续、进化的观点,一个阶段必然高于另一个阶段。对规律的寻求导致了许多假设,这些假设涉及到各种事实,如地理位置、气候、迁徙、集团冲突、种族能力、脑力进化,还有如变异、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原则。半个多世纪的理论研究已经产生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跟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发表之初人们的欣然期待相比还有距离。社会制度发展的必然阶段非但没有得到证实,反而被证否……有关历史变化问题讨论的最近趋势,66请参见戈顿维瑟的“社会进化”(A . Goldenweiser, “Social Evolution”,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1935, vol. 5, pp. 656ff. \[with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该条目的结尾是这样一段反思:世界大战以后,那些不关注进化系统的逻辑秩序的社会科学学者开始重新研究历史和社会中相对稳定的趋势和规则。另一方面,历史观念和历史工作之间的不断脱节又导致社会科学变得越来越追求实用主义。如果有社会进化,不管是什么,人们也不再将它作为一种进程来思考,而是作为需要通过精心切实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的文明进程研究不同于实用主义研究,它将所有与应该相关的愿望和要求都悬置起来,只试图描述过往和现实,并对它为何以及如何如此这般进行解释。比较合理的做法是,治疗应该依靠诊断,而不是诊断依靠治疗。参见特加特的《历史理论》(F. J. Teggart, Theory of History, New Haven, 1925)第148页:“……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研究……” 3 参见E. C.帕森斯的《恐惧与因袭》(E. C. Parsons, Fear and Conventionality, New York, London, 1914)。相反的观点可在萨姆纳的《社会习俗》(W. G. Sumner, Folkways, Boston, 1907)第419页看到:“认为任何禁忌都是传统的任意虚构或施诸社会的负担,却没有什么必然性,这样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这些禁忌是千百年来经验筛选的结果,我们所接受和认可的禁忌都被经验证明是有利的禁忌。” 4 参见辉金加的《中世纪的没落》(J. Huizinga,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24)第一章。上文所说的一切还适用于那些有着相关结构的现代东方社会,这些社会程度不等地依赖整合的性质和程度,也适用于所谓的原始社会。从我们社会的儿童身上——不管如何充满我们相对进步的文明特征——仍然可以看到那些追求简单直接的结果、感情上倾向于突然变化的行为准则。我们可以在下面有关电影中的儿童的描述(《每日镜报》,1937年2月12日)中看出:“儿童尤其是年幼的儿童喜欢侵犯……他们喜欢行动,行动,再行动。他们对流血并不反感,而且必须是血淋淋的。他们对正义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对邪恶则呸声一片。当一个场景转到另一个场景,比如在追逐时,欢呼和呸声会瞬间转变。”与他们不同的感情表达力量紧密相连的还有他们在恐惧和高兴、反感和喜欢方面的极端反应,这跟比较原始的社会的禁忌结构是相同的。在中世纪,西方人不仅在快乐的动机和感情的表现方式上,而且在自我折磨和苦修的禁忌和倾向上都比文明进程后期更强烈、更严厉。还可参见洛威的《饮食礼仪》(R. H. Lowie, “Food Etiquette”,in Are We Civilised? London, 1929, p. 48):“礼仪的原始法则不仅是严格的,而且是可怕的。但对我们来说,他们的就餐方式是令人震惊的。” 二 缩小反差,增加变化 1文明的进程是在漫长连续的迸发与反迸发中展开的。一个崛起的外来者阶层或一个崛起的幸存者群体,一个部落或一个民族国家,在与其他外来者阶层或幸存者群体发生关系的过程中获得了定居者的功能和特征,而其他阶层或群体则迫于下层的压力、迫于作为被压迫的外来者所处境遇的压力,对目前的定居者进行反抗,这种情形屡见不鲜。同样屡见不鲜的是,一个崛起且稳固了自己地位的集团会受到一个人员构成更广泛、人数更多的集团的威胁,后者要谋求解放,摆脱压迫,但一旦成功以后,该集团也被迫变成当权的压迫者。也许有朝一日,曾经是被压迫的集团在获得解放后将不再成为压迫者,但这样的日子很遥远。如此审视,许多未解的问题随之产生。眼前也许我们只要关注以下事实就够了。大致说来,处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下层阶级,被压迫的和较贫穷的外来者群体,往往会比较率直地受其冲动和感情的支配,他们在行为上所受的规范远不如所对应的上层阶级严格。能够对下层阶级产生效果的强制手段主要都与身体直接相关,比如刀剑、贫穷、饥饿,它们能造成肉身的疼痛或消灭。但这种压力并不能导致将他人的约束、“异己的”约束稳定地转变为“自我的”约束。一个中世纪的农民因为极度贫穷、因为牛肉为主人霸占而没有肉吃,也就是说独自受到物质生活的约束,他会只要没有外在危险就去满足自己吃肉的欲望,而不会像上层制定宗教戒律的人那样,为了来生和自身深重的罪孽而拒绝吃肉。一个一贫如洗的人迫于饥饿或劳役为他人做牛做马,而一旦外在压力消失,他会立即洗手不干,而不会像富有的商人68那样虽然歇业仍可衣食无虞却还要拼命敛财。商人这样做不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是出于争取权力和声望的需要,因为他的职业和提高了的地位使他的生活有了意义和理由;而且他经常进行自我约束,工作已经成1 选自《文明的进程》。为一种习惯,如果不工作,他平衡的人格就会颠覆。西方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上下层阶级的地位及行为准则的反差大大地缩小了,这是它的一个特征。西方社会总体上已逐渐成为这样一个社会,它希望每个有才干的成员都能够自食其力,去从事分工明确、井然有序的工作,而在以前,工作只属于下层阶级。可见,下层阶级的特征在向所有阶层渗透。与此同时,那些过去常常是上层阶级之鲜明特征的东西现在也同样渗透到了整个社会之中。“异己的”社会约束变成自我约束,变成个体或多或少是习惯的或自动的对自身冲动和感情的控制,这本来只能发生在那些免于刀、剑、饥饿等外部的,身体的威胁的人身上,但在西方,它们也逐渐广泛地出现在平民大众身上了。如果目光只盯着整个进程中很小的一段看,那么今天的西方其上下层阶级在社会人格结构方面的差别依旧很大。但如果能够纵观全局,我们就会发现,不同社会群体其行为方式的尖锐差别——像个体行为的反差及突然变换一样——正在稳步缩小。在比较文明的社会,随着下层阶级在整个功能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他们对冲动和情感的控制、他们的行为样式以及整个的精神性格都逐步接近其他阶层,首先是中层。尽管后者一部分的自我约束和禁忌是出于“高标自我”、提高声望的迫切需要,下层阶级起初还没有这些念头,尽管下层阶级的社会依赖尚不需要或允许此时上层阶级那样的感情控制和长远眼光,他们都会这样去做。社会之中、个体之中这种反差的缩小,原先很不同的社会阶层之行为方式的独特混合,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文明进程”最重要的特性之一。但社会及文明的运动进程当然不会是一条直线,在这整个的运动中,会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逆向运动。69这时,社会中的反差会再次扩大,个体行为的波动及感情爆发会再次剧烈。如前所说,眼下正在发生的比较狭义的“文明的传播”,也就是我们的制度和行为标准在西方以外的传播,构成了首先发生在西方内部已数百年之久的文明进程运动的最新的一波。早在“文明”这一概念出现之前,这场运动的趋向及其颇有特征的形态,包括科学、技术以及独特的自我约束表现方式,都已经确立了它今天的地位。今天,西方“文明的”行为方式从西方社会——仿佛一个上层阶级——传播到了西方以外的广阔地区,有时是通过西方的殖民,有时则是借助其他民族上层阶级的吸收同化,就像以前在西方内部某些行为方式从某个上层阶级、礼仪或商业中心向外传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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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
作者: 诺贝特·埃利亚斯
isbn: 7305045063
书名: 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
页数: 281
译者: 刘佳林
定价: 20.00元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