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试读：归去来

我的母语是山西省闻喜县的塬上方言。汉语拼音中没有贴切的拼法，来拼写出母语中呼唤爷爷和奶奶的声音，只能大概拼做yaya和nier。 奶奶说：“我十六上嫁到你们王家……”而我关于家族历史的记忆，就跟随在她的这句感慨之后。她最生气的时候，会说：“真是羞先人哩！”这是文言的用法，意思是：真的让先人蒙羞。有一次堂兄在奶奶面前开玩笑：“奶奶，你的平平已经改名换姓了，现在叫……NEWSZW_HZH_BEGIN”奶奶就说：“怎么连姓都改啦？是你媳妇家要你改的吗？”堂兄说的是我写文章用的笔名，奶奶却以为我在北京倒插门了，这是性质很严重的事情。 我们家在山西闻喜县城南边的塬上，一个叫官道庄的村子，属于平阳镇。奶奶的娘家也在塬上，也姓王，一个叫唐店的村子，唐店在官道庄西十里地，属于周村镇。关于她是如何从唐店的王家，嫁到了官道庄的王家，奶奶认定的版本是：她那做木匠的父亲在官道庄带队干活，觉得这家也姓王的雇主人不错，而且家有五子二女人丁兴旺，就答应了提亲。 至于答应嫁给老几，奶奶的父亲很糊涂，回家对奶奶的母亲说：“一张席上睡着五个小伙子，也没顾上仔细看，都不错。” 看来这是1934年夏天的事情，我爷爷兄弟五个躺在院子里的席子上乘凉。我爷爷是老大，结婚时已经三十岁了，所以奶奶的母亲说：“不是说是一个小伙子吗，怎么是一个老女婿啊？” 奶奶娘家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她排行老三。她的哥哥，后来我叫他大老舅舅，不是亲生，是抱养的。她的弟弟，我叫他小老舅舅，出生后受全家人的宠爱。小老舅舅长得很英俊，也任性，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跟着路过的八路军跑了，后来抗美援朝做到了排长，很多年后才和家里取得了联系，被父母坚决要求回家，就回来了。他家中的相框里有他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的一张放大照，是我从小就仰慕的形象。 子承父业，大老舅舅和小老舅舅都是塬上著名的木匠。我小的时候常常跟着奶奶去大老舅舅家里住，有一次他做的两个小圆板凳被我看中了，走的时候就抱走了一个，是我三岁之前吃泡馍的专用，被命名为：平平吃泡馍的小桌桌。 爷爷的父亲和母亲，老奶奶1949年去世，老爷爷1961年去世，所以他们对我来说，就是两幅手绘的毛边纸画像，供在我们家的牌位桌上。小时候和我一起长大的三堂兄，是我们兄弟中最淘气的一个，他某天忽发奇想，觉得相片里的老人应该流着眼泪才对，就带领我用口水给老爷爷和老奶奶制造眼泪，于是那两幅相片，被我们弄花了。 奶奶以及几乎所有的长辈们，都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在老爷爷的经营下，我们家曾经称得上官道庄历史上的一个富农了。我想奶奶守口如瓶向孙子辈们刻意隐瞒这段历史真相的原因，一是我们家有幸被划为山西省闻喜县平阳镇官道庄村的一户下中农；二则是时代要求我们向真正的贫下中农看齐，夸富是不可能的，相反也许是致命的；三是1951年的家庭变故把他们吓怕了。 老爷爷得以致富的途径，是出售颜料以及贩卖棉花。日积月累，不但在官道庄拥有至少三处房产，而且一度拥有平阳镇上的多处商铺。拥有的田地，也多达数十亩。据说老爷爷从不计较小的得失，比如村里的懒汉偷割我们家的麦地，甚至光天化日之下挑走收割后的麦子，老爷爷也不过一笑置之；或者看见谁家穷，就无条件地赠送衣食。 官道庄虽小，却一直存在对立的两派，两派的缘起，是杀亲之仇。伴随着上世纪历次革命的推波助澜，最初的仇恨此起彼伏，演化成了难以上溯的恩怨纠缠，每次革命关头，两派人马都会重新洗牌。 但在老爷爷的主持下，我们家成功地置身于派性争斗之外。这个富有远见的持家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官道庄两派中的主流人物，都不曾举报或列举我们家有欺负人的行为，由此我们家能够避免被划归富农或地主的行列。 在我的记忆里，我爷爷始终是个光头的老人，他清晨洗脸之后头顶热气腾腾，他好像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在很多人的回忆里，我爷爷是一个老实人，和其他兄弟相比，他的一生艰难平淡。土地在我爷爷的心目中，高于一切，他最快乐的事情，似乎就是去犁地种麦子。他的爱好，也只是吃一碗羊杂割，喝两杯烧酒。 我爷爷一生中，与众不同的，是带着一条黑狗去闻喜县西五十里的稷山县或北四十里的新绛县挑辣椒，挑回来之后在我们村五里之外的平阳镇上卖，或者十五里之外的东镇卖。据说那黑狗每次跟随爷爷到汾河边，随后独自回到官道庄。奶奶说：“看到狗娃儿回来了，就知道你爷爷过汾河啦。”一次从稷山回来的路上，我爷爷遭遇了四条狼的围攻，没有黑狗陪伴的爷爷，瑟缩发抖与狼周旋，后来脱下身上的衣服点着了火，才得以逃生。 二爷爷少小离家，多年全无音信，家里的人都以为他已经客死他乡。1949年他骑着一匹大洋马回来了，他带回的箱子非常结实。 奶奶说：“你二爷爷拿回来的箱子，一直被你大爸提着，后来带到了太原。” 照片说明二爷爷至少是一个团级军官，可惜是个国民党，不但和衣锦还乡无关，而且简直就是个反革命。他刚回来的几天，在村门旁边的庙下面和他的大洋马表演骑术，这是轰动全村的事情，奶奶说：“以前就没见过能那样骑马的。” 二爷爷能在解放初期逃脱反革命的罪名，应该受益于老爷爷的为人，或者还有什么疏通关节的事情发生，但也只能由老爷爷去做。二爷爷回家时除了大洋马和箱子一贫如洗，他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去主动贿赂革命干部，他本人出面则无异于投案自首。 1951年，二爷爷结婚不久之后，选择了悬梁自尽。其原因，一直是我们家避讳的话题。但从二爷爷开始，我们家的“二门人靠不住”，就成了一个家族暗示。 三爷爷成为日后我们家真正支撑门户的人，是老爷爷他们没有想到的。老爷爷的弟弟二老爷爷家没有男孩，所以在三爷爷五岁左右，就过继给了二老爷爷家，去给二老爷爷家顶门户。 一九四○年代中，三爷爷参军，属于阎锡山统领的第二战区，他是连队中的机枪手。某天遭遇日本人，其实只有三个日本人，他们连队埋伏在山上，日本人在山下走。三爷他们一个连却悄无声息无所作为，眼看着日本人说笑着走过———可见中国军队的确不是那么大义勇为。 全国解放前夕，三爷爷做了逃兵，被抓住了，关在一个小庙里，看守的士兵和他熟，故意疏于看守放他走，但还是再次被发现了。据说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过程，三爷爷逃走时出于好意留下机关枪只弄了一条步枪，短兵相接下他放了两枪，也不知道是否击中，两个追他的人放弃了追赶。三爷爷先是在离我们村十里的深沟里藏了两天，然后才敢深夜潜伏回家。不久有人找到了家里抓他，据说是藏在某处暗窑里才最终脱身。 1949年，我老奶奶去世时葬礼极尽铺张，请来了众多的和尚和唢呐乐队来给她送葬，吹吹打打非常轰动，引得周围村庄的人们也不辞辛劳前来观礼，据说这是官道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葬礼。不久之后，二老奶奶去世，二老爷爷的几个女儿，希望三爷爷也能效仿我老奶奶的葬礼，遭到了三爷爷的拒绝，理由是家中没有兄弟，没必要那样铺张，这就闹了别扭，三爷爷又回到了我们家。 三爷爷和我奶奶同岁，生于1920年。 在三爷爷出门从军之后，四爷爷接替他主理打点我们家在平阳的店铺。在平阳镇一些老人的记忆里，四爷爷坐在店铺门口给白纸涂抹颜色的情景很多年后仍然栩栩如生，似乎是四爷爷为平阳发明了一种色彩斑斓的五色纸，以便乡亲们在红白喜事时有更多的选择。 1954年，四爷爷死于阑尾炎，去县城医院的路上，拉到半路就不行了。 1951年，先是二爷爷上吊自杀，接着是夏日的某个午后，两个戴草帽的人来到我们家，他们举止和蔼，说是五爷爷的朋友，听说五爷爷不在家，喝了碗水后即行告辞。当夜三爷爷的妻子———我的三奶奶自称神上了身，说：“老五死了，那两个戴草帽的人就是来杀老五的。” 几天后，在几十里之外的某处水井里，发现了五爷爷的尸首。若干天后，县城举办反革命及土匪公审大会，其中就有那两个戴草帽的人，他们的罪行之一，就是杀害了我的五爷爷。作为受害者家属代表，四爷爷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公审大会，他目击了枪毙杀害他弟弟的凶手，也间接证明了他三嫂子的特异功能。 但三奶奶没有成功预言的是，就在不久之后，也是1951年，她自己也去世了。 祖上安排我爷爷辈的名字行“天”，兄弟五人，分别为：天温，天良，天恭，天俭，天让。 爷爷的两个妹妹，分别被我叫做大老姑和小老姑。大老姑嫁到了十里之外的周村，她生儿育女，有六七个之多。她几乎每年都会在我们家住很久，带着她的孙子或孙女，她常常是步行着来和去。她应该比三爷爷大，因为她经常喊三爷爷的小名：“吉儿”。我能够记事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行动迟缓的老人了。 小老姑和她的姐姐刚好相反，据说她十三岁出嫁的前一天，还背着尚是婴儿的我父亲在村子的南头和别人谈天说地，她若无其事的从容姿态把一个老奶奶吓着了，老人说：“老天爷啊，你明天就要嫁人啦，怎么现在还在这里玩耍哩？”小老姑回答道：“管球他哩（意思相当于去他妈的），谁愿意出嫁谁出嫁，我才不嫁哩。”但第二天，在两个侄子没完没了的哭声中，她还是嫁到了七里之外的尧村。童年的小老姑是被我奶奶带大的，所以大家都说她的性格受了奶奶的影响。 奶奶生了三个孩子，都是男孩。老大小名家才，生于1938年；老二小名南南，生于1941年，是我的父亲；老三小名万万，是一个神童的故事，据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小小年纪就被唐店的举人认为是个天才———可惜不到五岁就去世了。这个传说，使童年的我对所有夭折的孩子都有一种天妒英才的想象。 唐店举人的存在，影响了我父亲的小学生活。举人家在唐店有两处院落，其中一座就在奶奶娘家的隔壁，高耸的门楼以及门前的旗杆，都显示出了不一般的生活品质。因为有举人作为教育条件优越的证明，所以官道庄王家没有理由反对我奶奶将孩子送往唐店娘家受教育的决定。我父亲说，他直到1953年才回到官道庄所在镇的平阳高小读书，之前一直在唐店读小学，住在大老舅舅家，所以说我父亲基本上是由大老舅舅的妻子，我的大老妗子带大的，也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据说我父亲最早的记忆是日本人路过，1943年的一天，他被大老妗子带着从唐店回官道庄，在途中的一个村口，看着日本人军容整齐沉默寡言地走过。他还记得的，是日本人把我们村的一个共产党员李支书绑在村门后的庙前头，活活打死了。 奶奶对日本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她说自己正在院子里晾被单，日本人在对面和她说话，好像还在开玩笑，尽管她心里很害怕，但日本人很快就走了。 关于父辈，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传说，是我伯父和父亲夜里在外面玩捉迷藏，一只狼将爪子搭在了伯父的肩上，结果伯父以为是我父亲，说：“南南我知道是你。”———吓得那只狼跑了。据说这只狼随后跑到村子南头，叼了一个更小的小孩，被人点着火把追，狼无奈之下就在村口把小孩放下，跑了。这个死里逃生或有望成为狼孩的小孩，后来在我们村特立独行，被叫做：狼不要的憨娃。 我父亲小时候的朋友发发哥哥说，当年我父亲是村里著名的鼻涕大王，冬天的时候，棉袄胸前和袖子上，总是油光闪亮。吸烟的大人们说：“南南过来，借个火，能行吗？”我父亲说：“能行。”很自豪地举起衣袖，让大人们用火柴划。 发发哥哥只比我父亲小两岁，但他的辈分小，按说得叫我父亲为叔叔。 在发发哥哥的记忆里，我父亲和他都非常喜欢平阳演戏，每次演戏，我父亲都会和他扛着一把大圈椅，去平阳戏台下给我老爷爷占座位，我老爷爷给他们的回报是：每人一小碟炒凉粉，以及一碗羊杂割。很多年后，发发哥哥仿佛绕梁三日地说：“人家那炒凉粉，可真是好吃。” 发发哥哥家由卖粽子起家，后来经营车马店，发发哥哥的父亲———我们后来叫他大宝爷爷，因为发发哥哥的大儿子叫大宝———驯养骡马的本事远近闻名，他们家也更加称得上是财主。 发发哥哥家和我们家的交情，我猜：首先，因为两家家境接近；其次，发发哥哥的爷爷深受我老爷爷的影响，非常认同我老爷爷的持家原则，即不参与村里的派性斗争，所以解放时只被划了上中农；再次，大宝爷爷是我三爷爷最好的朋友。 闻喜县在1947年和1949年先后经历了两次解放，这对家境殷实的我们家和发发哥哥家是考验也是教训。我老爷爷和发发爷爷通过1947年解放的过程，在预测了大势所趋的正确前提下，开始悉心研究土改的政策，真正明白了钱财乃身外之物，保住身家性命才是上上策。他们甚至商定了更加激进的方法，就是假借赌花花牌去输掉自己的家产。1949年二次解放时，他们联手成功地输掉了各自过半的家产，而且主要输给穷人，因此乐善好施与大手大脚败家的名声共存。 他们还商定了一个危险的计划，那就是深挖洞广积粮。发发哥哥家的窑洞深，就决定继续挖暗窑以藏匿粮食。我们家的窑洞浅，恐怕挖下去会惊动背后的邻居，于是选择在三爷爷家住的前头院挖地窖。挖掘的行动只能选择夜晚进行，仿佛越狱一般的一铲一锹，历时长达三个月之久。 我们家的过程更加惊险一些，难题是：如何将主要存放于后头院的粮食转移到前头院。那是一些多么和睦刺激的夜晚啊，我爷爷和我奶奶负责将粮食打包，三奶奶和三爷爷搬家一样，从后头院扛着伪装成包袱和铺盖的粮袋转移到前头院里，四爷爷和五爷爷负责将粮食倒入地窖里的大缸封存。 在此前后，奶奶担任了她一生中最大的官职，就是官道庄妇女主任。但一年左右她就辞职了，原因是那时候斗地主，包括批斗她曾经引以为豪的唐店举人家族———乱棍可以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打成肉酱。作为干部，除了要再接再厉地揭发地富反坏右，还得去参加塬上几乎所有的批斗现场，她受不了。我见过她那时候的一张照片，的确称得上英姿飒爽，可是那张照片在别人家的相框里，已经找不到了。 我长大记事后，没见过一个真正的地主，听说他们都被镇压了，所以我见到的，只是一些地主的后代，他们在村里很受歧视。比如一个地主的孙女，和我同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我们村的第一美女，但我小时候，就觉得她很不顺眼，后来她嫁给了同村一户很不堪的人家，也是斗地主的历史成果。 卸任公职并没有影响我奶奶的大家长风范。有一次，我的老爷爷到平阳镇上看戏，和一个邻村的老奶奶发生了口角。据说这位老奶奶的娘家也是唐店，也有五个儿子，是平阳镇著名的“五虎”。这位老奶奶也许出于竞争的心理，或者就是开玩笑，戏台下竟用拐棍戳了一下我的老爷爷，被我奶奶知道了，就成了大事情。我奶奶不依不饶地满世界找那个老奶奶，找到了，是在戏台下的大街上，当时镇上逢集，人很多，但奶奶还是当街数落了人家，据说那老奶奶的五个儿子中的三个都赶来了，但就是被我奶奶说得没法还嘴。 奶奶说：“人家都说你们家有五虎，人家不是夸你哩，是说你和你娃儿们只知道欺负人哩，是恶虎。为什么好好的娃儿都成了恶虎啦？就是因为有你这个母老虎。按说你也算是我唐店的姨哩，可你这个样子，我真的为咱唐店脸红哩丢人哩。” 于是赶集的人就都知道了，官道庄王天温的老婆、王家才他妈、唐店的王家女儿不好惹。以至于那老奶奶找到唐店我奶奶的娘家，对我奶奶的母亲哭诉道：“我的姐姐啊，人家你女儿在平阳集上把我数说的，我以后可怎么在人家平阳活人啊？我干脆上吊吊死算啦！我真是白活啦，咱女儿当着人家全平阳的人骂我是母老虎哩，你说我还有什么脸再去人家平阳集上见人啊？” 这次事件，搞得我爷爷很不好意思，是不是有人据此推断他怕老婆，我不知道，但我奶奶从此的确名声大振。 1951年，二爷爷上吊自杀后，新婚的二奶奶旋即改嫁邻村。接着五爷爷被害，尽管被镇压了的凶手临死前交代这次行动杀错了人，纯属一场误会，但对我老爷爷，却是巨大的打击。他的深谋远虑在那一年里如此无济于事，他无法想象两个儿子都接连走在了他的前边。年底前三奶奶的去世，使得1951年成了我们家历史上的一个真正的灾年。三奶奶留下了一男一女，三岁的申才小爹和不满周岁的茵玲姑姑。五里之外名为小庄的一户人家领养了茵玲姑姑，我奶奶担当起了抚养申才小爹的责任。 富农的出身，以及冒险埋粮食之外，奶奶没有告诉我们的还有：1954年四爷爷的去世，使我们家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迷信的高潮，伴随着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件，一度让我们家不可自拔。 有一阵子砖头会冰雹般落到我们家的后头院，最初全家认为得罪了什么人，是被得罪的人往我们家扔砖头，于是三爷爷带领着大宝爷爷连续两昼夜蹲伏在窑顶上进行监视。然而光天化日之下窑洞里传来了奶奶的惊叫，三爷爷和大宝爷爷急忙举目四望却一无所获，砖头还是如陨石雨般地落在了院子里而且有些发烫。在发发哥哥的回忆里，其间他常常深夜听到我三爷爷的叫门声，大宝爷爷起身下炕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抓起铁锨或者锄头往外冲。 面板上的草以及棉花消失，紧随在砖头事件之后。某天奶奶正在面板前和面，面板上却突然出现了一团带着泥土的草。某天我爷爷在院子里弹了一堆棉花，我奶奶叫他到西窑里喝泡馍，爷爷刚刚端上泡馍，却听去了院子的奶奶说：“他爹啊，你刚刚弹的棉花在哪里啊？” 更加令人绝望的是，埋藏在前头院的粮食因为有水烂掉了差不多一半。尽管当年埋藏的过程仓促紧张，但还是最大可能地考虑了雨水渗漏的问题。进一步的发现是，保存粮食的缸外泥土并没有任何雨水渗漏的迹象，那么缸内的水又从何而来呢？ 声名远播于平阳周村两镇的一位阴阳先生认为，问题出在那条陪伴我爷爷贩卖辣椒的黑狗身上。据说那黑狗每逢我们家有人去世，总会提前多日呜咽哭泣。阴阳先生说：“见过牛哭见过马哭，就从来没听说过狗娃儿会哭的。你们家的狗娃儿会哭，肯定就是有问题。” 那黑狗极为凶猛，除了我们家人，只有发发哥哥家的人可以亲近。我们家没有人能够忍心接受阴阳先生的要求动手，就只好由大宝爷爷来承担杀狗的重任。大宝爷爷本来决定黑夜下手，左思右想之后还是选择了一个中午勒死了那条黑狗。 我爷爷推着一辆独轮车给黑狗下葬，车上还摆放了几碟小菜。我伯父和我父亲，以及发发哥哥都非常踊跃地要求前往观礼，但我爷爷要求他们都穿上白袄白裤。我父亲和发发哥哥就放弃了，他们说：“不穿白袄能行，非要穿白袄，球就不去啦。” 发发哥哥说：“那个时候我妈一提起你们家，总是哭的。她是心疼你奶奶哩，那么多的事情发生了，搁在一个不能承担的人身上，肯定就垮了。你老爷爷已经不管家了，就是你奶奶管家了。” 我父亲1955年进闻喜中学读初中时，我伯父已经是平阳镇供销社的一名店员了。伯父高小毕业后，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考不上初中，就做了店员。申才小爹刚上小学，他不喜欢念书，念书让他经常昏昏欲睡。奶奶晚上在炕上缝棉花，要求申才小爹坐在背后读书，但小爹还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奶奶说：“你小爹说，大妈啊，我就是不想念书，我就是想在咱家里种地哩，真是把我气死啦。”  　　一年后，发发哥哥也考上了闻喜中学，他每逢周六，都会站在我父亲的教室外面喊我父亲相伴回家。发发哥哥说：“你爹本来是不想回家的，人家你爹是想去看县里蒲剧团唱戏哩。可我在他教室门口一站，他的同学就会跑去说，南南，你村那娃儿唤你回家哩。他就只能带上我回家啦。” 无论发发哥哥家，还是我们家，埋藏的粮食显然都要吃光了，否则他们不会觉得吃饭是个问题。 很多年后，发发哥哥清楚地记得，那时一个柿饼一块钱人民币，一茶缸白开水需要三毛钱，对他和我父亲来说，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计算的花费。 但他们的中学生活却是满意甚至有些自豪的。闻喜中学的前校长出任行署教育局长，为当时的闻喜中学分配了许多戴帽的右派，正是这些右派，造就了闻喜中学一时的辉煌。据说右派们不但教学有方，而且多才多艺，主要表现在：由上海迁来闻喜的巾单厂要组织舞会，出任舞会乐队的就是闻喜中学的右派老师。 奶奶说：“人家村里人都说，你南南就是能干的，上课也不好好听课，在闻喜，不上课的时候，还想着看戏哩，可一到考试就是第一。人家你爹从小到大，从唐店到平阳，从平阳到闻喜，一直就是有名的好学生。” 1957年，我伯父和同村一户李姓人家的女儿结婚。这户李家，和我们家在一个胡同里，两家的距离，不过两分钟的路。第二年，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我伯父提着二爷爷的箱子，和村里的几个同龄人去了太原，落脚在太原铝厂，这就算进城当工人了。过了不久，因为吃不饱，他们又相伴回家。结果，同村的其他伙伴留在了家里，我伯父却被奶奶痛骂之后，哭着离家北上返回太原。关于这次痛骂，有很多种说法。最为夸张的一种，是奶奶顾全大局，为国家培养干部。这种说法，流行于1970年代伯父出任太原铝厂革委会副主任期间。 奶奶说：“在家里坐着就能吃饱啦？” 伯父被奶奶骂回了太原当冲压工，工伤使他的右手只剩下了大拇指，却坏事变好事，从工人变成了太原铝厂的保卫科干事，当时的工资，是每月20元人民币。 1960年，正在棉花地里摘棉花的我父亲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给他送喜报的是发发哥哥，据说我父亲因为期盼心切已经熬肿了眼睛。 奶奶说：“人家发发跑到咱家里说，奶奶啊你南南考上北大啦，比秀才还要厉害哩，要在以前，咱家就应该立旗杆哩。我说发发啊，南南能考上北大是好事，可你要你奶奶拿什么来立旗杆啊？” 我父亲是我们村历史上唯一的北大学生，这应该是很光荣的事情，足以和唐店的举人相媲美。但范进中举，有乡绅送钱祝贺，我父亲上北大，却成了家里头疼的事情。家里变卖了一部分家当，奶奶经常说起的是“铜火碗”，我猜可能是铜制的火锅，总之凡是铜制品白铁制品都卖掉了，以及奶奶陪嫁的玉手镯，甚至还变卖了某间房顶上的瓦，来给我父亲准备路费和行李。 经过各项运动，贩辣椒已经划归到了投机倒把的行列，我爷爷养家的路就剩下老老实实挣工分了。他的两个儿子都去了外面，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只有我爷爷和伯母两人。 我的大堂兄大娃1958年出生，二堂兄二娃1962年出生，三堂兄三娃1966年出生，所以我奶奶的任务就是在家里做饭以及管孩子。大哥说从他记事起，就是和奶奶“打脚头”睡。这是一种睡觉的方式，一老一少睡一个被卧，小孩的头挨着大人的脚。三哥的记忆也是如此，倒是二哥和伯母在一起的时间要多一些。 伯母的母亲去世得早，在我大哥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他姥姥的印象了。伯母在她们家是老大，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伯母的大弟弟大旺，后来被我们叫做大舅舅的，和申才爹爹同岁，1948年出生，也就是说伯母出嫁时不过九岁；小弟弟小旺1955年出生，更是小得可怜。她出嫁到一个胡同里的王家，方便照顾家人，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考虑。伯母的父亲，我们叫他舅家爷爷，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个留着山羊胡子、脾气古怪的老人，他的嗓门很大，据说他只听我奶奶一个人的话。我小的时候，他经常来我们家吃饭，感觉上，他更像是我们家的一员，我曾经目睹他在我奶奶面前泣不成声。   这样算来，我爷爷、伯母的父亲、伯母三个劳动力，加上太原工作的伯父，和我奶奶一个管家，管理养活着一九六○年代王、李两家两辈六个孩子，还得供应我父亲这个北大学生，这的确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大哥说：“要没有三爷爷，咱们家肯定早就饿死了。”  　　虽然三爷爷和我爷爷兄弟二人分了家，但申才小爹还是由我奶奶一手带大的，等于没分家。在大哥的回忆里，三爷爷是一九六○年代官道庄多次重大战役的总参谋长，作为官道庄的库房保管，他拥有一些有限的资源来解决我们家的温饱问题。 大哥说：“三爷爷是咱王家支撑门户的人。” 大哥记忆里的三爷爷，经常还要连夜赶写大字报，以便官道庄的革命方向跟得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他的回忆，解答了我后来多年的疑问：1.为什么没有念过书的三爷爷，会写一手好的毛笔字？2.为什么此后多年，村里的干部总喜欢向三爷爷请教村里的安排？我还以为三爷爷是通过打麻将来团结年轻人呢。 我问大哥是否跟着三爷爷学会了用土枪打麻雀，大哥说：“不敢学，你不知道吗？我和申才小爹都胆小，都不敢学。”他五六岁的某天，亲眼旁观了三爷爷一次土枪走火的全过程，熏得三爷爷脸上红黑相间。后来大哥向奶奶汇报了这次走火的情况，奶奶说：“你三爷什么都想玩耍哩，等哪天土枪炸了，会把他炸死的。”这个预言，吓得我大哥差点尿裤子。 我大哥还记得他背着马扎陪老爷爷去平阳镇上看戏，足以让他心旷神怡的一些时刻都和出门有关，他小时候在尧村小老姑家和唐店老舅舅家住，都是经常的事情，但必须跟着奶奶。他还记得奶奶的父亲，就是唐店老爷爷，他每次跟着奶奶去唐店，唐店老爷爷都会带着一条狗，坐等在唐店村门口的桐树林前。 大哥说：“你知道奶奶的小名叫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但大哥的答案是：“奶奶的小名叫女儿。”因为每次唐店老爷爷见到奶奶，都要说：“女儿啊，你回来了。” 唐店老爷爷去世，六岁的大哥和奶奶、伯母，坐着爷爷赶着的马车提前去帮忙。大哥说他清楚地记得是在大老舅舅家操办的一切，这也是奶奶和大老舅舅家亲近的原因之一，奶奶的母亲和父亲都主要由大老舅舅这个抱养的哥哥养老送终。另外一个原因是大老妗子为人大方，大哥想吃什么，大老妗子都会要求大老舅舅出门采购。但大老舅舅说话口气很硬而且带着脏字，比如他的口头禅是：“穷他妈的”。 就在操办唐店老爷爷葬礼的某个夜晚，我大哥目睹了一次奶奶修理她大哥的全过程。必须跟在奶奶身后的我大哥，一走神不见了奶奶的踪影，于是放声大哭：“我要我奶奶。”路过的大老舅舅对他厉声呵斥：“你奶奶蒸了一夜的馍，都顾不上去尿一泡，你穷他妈的哭什么啊？你奶奶连尿一泡都不行啦？”我大哥先是吓得一愣，接着看到了方便回来的奶奶，再次放声大哭。奶奶说：“娃儿啊，你怎么啦？”大哥说：“我老舅舅骂我哩。”奶奶转头说她哥哥：“你把我娃吓着啦，我不在你家里住啦，现在我就走……”大老舅舅说：“穷他妈的……”奶奶说：“你就会说穷他妈的，你对别的人这样说我不管，你要再敢对我的娃儿这样说，我就不和你来往啦。”大老舅舅说：“你的孙子就是宝贝，我不敢啦能行吗？”大老妗子对我大哥说：“娃儿啊你别哭啦，你老舅舅都骂了我几十年啦，我都不敢说他一句话，你奶奶今天是给咱俩出气啦。” 1988年，十九岁的夏天，我去山西省闻喜县塬上中学，看望一位曾经影响了我出生的人。 塬上中学在官道庄以西十里的周村，是周村镇镇政府所在地。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奶奶的娘家唐店就属于这个镇。  1988年的那个夏日午后之前，我去闻喜县北的垣曲县中条山铜矿看望了我的一位远亲，翠翠姑姑。翠翠姑姑比我父亲小几岁，是我二老爷爷的外甥女，官道庄之于她，就像唐店之于我。她高小时的同学，很多是我父亲在官道庄的小弟：发发哥哥，还有张娃叔叔，就是在我父亲光辉事迹的直接激励下，也考上了大学。 后来翠翠姑姑从闻喜中学考到了太原的山西医学院，她见证了我父亲的中学生活，也见证了我伯父在太原最初的岁月。和翠翠姑姑每个周末相伴前往太原铝厂，给伯父洗衣服打扫卫生的，还有一位名叫芳芳的阿姨，她是我父亲闻喜中学的同班同学，考到了太原的山西大学。翠翠姑姑的回忆，几乎处处都难以摆脱芳芳阿姨的影子，这促使我能够鼓足勇气去找到芳芳阿姨。对我来说，这是我人生前二十年里的两大悬念之一。 那个夏天的中午，我在官道庄家中吃过午饭，骑车去周村。二十分钟后我到了塬上中学，问了一个人，就打听到了芳芳阿姨的房间，那是一排教师宿舍模样的平房，芳芳阿姨在。 她是一个高挑清秀的女人，她说：“你找谁？” 我说：“我找芳芳老师。” 她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说：“张翠翠是我姑姑。” 她愣了一下，说：“你进来吧。” 然后她去拿了一个暖瓶往洗脸架上的盆里倒水，说：“来，你洗洗脸。你姑姑还好吧？她还在垣曲吗？” 我说：“我姑姑挺好的，前些天我刚刚去看过她，她让我问候您。” 她把暖瓶放下，看了我一眼，说：“水有点烫，等会儿就好了，你吃饭了吗？” 我说：“吃了，我吃了饭从家里过来的。” 她眯眼看住我，说：“你姓王？” 我说：“是。” 她的肩头一震，低眼转身去看脸盆里的水，取下架子上的一条毛巾，丢进水里，摆了摆，用那毛巾捂住了脸。 奶奶偶尔会说：“要是人家芳芳还在咱们家……”等我成年之后，我会跟着她说：“那一定比我妈强多啦。”听我这样说，奶奶就要说：“你这娃儿净胡说哩，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妈啊。” 芳芳阿姨是我父亲的前妻，他们被誉为闻喜中学一九六○届的金童玉女，他们的婚姻简直称得上是天造地合，奶奶以及家里人无不为此而自豪。据说芳芳阿姨是为了照顾家里人才放弃了去清华大学读书的机会，转而选择了山西大学，后来毕业时又出于同样的原因，回到闻喜教学。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挡我父亲和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我母亲的相爱。 据说我父亲放弃芳芳阿姨的主要理由是如下两条：1.芳芳阿姨家里人希望他能倒插门；2.芳芳阿姨想要孩子。但我奶奶觉得这是胡扯，奶奶说：“当初他们结婚，人家芳芳家并没有说不倒插门就不嫁闺女”；其次，直到我父亲和母亲的结晶———我出生了，人家芳芳阿姨也没有生孩子。 即便如何放大我的想象力，也无法还原我的父亲母亲相识相爱的过程。我只是从他们的合影里，可以看到他们幸福的样子：圆明园废墟上有点傻笑的我母亲；北京大学校匾下傻笑的我母亲等等吧，一概傻笑，摄影师都是我父亲。 在翠翠姑姑的回忆里，她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和发发哥哥结伴到北京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接见，两次接见，前后三个月，发发哥哥住在我父亲的宿舍里，翠翠姑姑就住在我母亲的宿舍里。我父亲和母亲暧昧的样子，把翠翠姑姑搞得很糊涂，她和发发哥哥不由得悄悄嘀咕，但也不敢多问个究竟。要知道，我们父母那一代还是很有规矩的，小弟小妹不能随便质问大哥的事情。后来我问翠翠姑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翠翠姑姑说：“我就是觉得很糊涂，也觉得他们很糊涂，总之，大人的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吧。” 很多年后，当我比较了解北京女孩了，我也开始试着理解我母亲。总的来说，北京女孩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傻愣傻愣的，表面上桀骜不逊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实际上一塌糊涂，不威武不富贵也屈了也认了，岂不是更加糟糕？而我的母亲，几乎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她算得上是高干子弟。简单地说，北京孩子的学习曲线无非如此：在派的方面，高干子弟向中南海的小孩学习，大院里的孩子向高干子弟学习，胡同里的孩子向大院里的孩子学习；在痞的方面，则是反过来。女孩子很难学痞，所以基本上就是派。这么一个讲派的小姑娘看到了完全不懂派的土包子，难免就有向他传授派的冲动。反之，一个土包子，碰上一个这么傻派傻派还全然不自觉的小姑娘，也难免有特别的好奇：她到底是真傻呢还是假傻？历史地看，她是真傻。 等到1968年她怀孕在身，这个故事就从傻乎乎的幸福，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了。 大概在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对一个朋友吹牛说我母亲的家族如何显赫，这位朋友很认真，就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去图书馆查资料，查完对我说：“你姥爷他爸是个大汉奸。”———说得我很没面子。我在网上一搜，发现我姥爷他爸果然是个亲日的大汉奸，我姥爷他哥也是个大汉奸，而且都作为汉奸成了历史名人。至于我姥爷怎么由一个大汉奸的儿子，和另一个大汉奸的弟弟，摇身一变为中共高干的，的确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但1968年的高干子弟，已经身陷绝境。我的姥爷和姥姥被打倒下放去了河南某地的牛棚，怀孕的母亲之绝望可想而知。科学地看，我母亲怀我应该是1968年六七月的事情，在此之前，她已经知道了父亲已婚的事实，也知道了芳芳阿姨的存在，但她对爱情的幻想和她骨子里的一贯极端的派，妨碍了她进行客观地分析，我猜她是试图通过去山西老家生我的行动，来解决一切问题。如此之下，我父亲答应了陪她回山西的决定，但先由我那小老姑接她回山西。选择小老姑的原因，是因为她是我们家唯一的公社干部，是不怕去北京的人。 这是小老姑唯一一次来到祖国首都，她的激动掩盖了此次行程应有的困难。时任山西省闻喜县平阳公社妇女主任的小老姑，日后经常以夸耀的口吻极尽粉饰向我叙述她的辛苦，事实上她给我母亲的印象却不尽人意。 我可以想象：1969年3月，作为一个未婚先孕者，满脑子试图冲破封建束缚的我母亲，第一次见到了爱人的家人，急于诉说的愿望是何等强烈！但面前这位一口闻喜方言的姑姑却一门心思四处闲逛以及检查身体求医看病，给我母亲的，又是何等的失望。 我无法想象的是：二十五岁的我的生身母亲，在踏上前往山西的漫漫长途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她的爱情，以及她身体里正在孕育成长的骨肉，一切，都在未定之天。 到达闻喜后，小老姑并没有带我母亲直接回家。我母亲被安排在了闻喜中学我父亲某位老师的家中，等待我父亲归来会合。我想那时候官道庄家中的气氛一定极其诡秘莫测，在小老姑描述了她成功的北京之行后，我奶奶陷入了她一生中最大的道德困境，这是一个有辱门庭的难题，曾经让她无比自豪的儿子如今却使她一筹莫展。奶奶说：“这可怎么办啊？真是羞先人哩！人家芳芳还在咱家里，人家你妈怀上你就跑回来了。”芳芳阿姨当时在五里外的平阳公社中学教书，每逢周末，会回到官道庄家中住两个晚上，和我奶奶睡在一个炕上。芳芳阿姨越是一如往常，我奶奶的煎熬就越是难以忍受。 奶奶说：“只有等你爹回来再想办法啦。” 然而这时，我父亲却突然没有了音信。 我父亲在北大待了八年，却只得了个学士学位。1964年就该毕业了，但革命要求他们等待分配，他们就只好等待分配，等来了文化大革命，一待又是两年。1968年终于等到了离开学校去接受再教育。我父亲学的是军工技术，又是地道的贫下中农出身，所以没有被分配去民用工厂，而是分配到了武汉某军工厂接受再教育。但我母亲学的也是军工技术，却因为成分问题，分配去了天津喇叭厂。应该就是离京接受再教育的前夕吧，这是我猜的啊，他们两个在离别时刻感情冲动私定了终身。 这样说来，我父亲是在武汉委托奶奶派了小老姑去接我母亲。由此也可见那时候天津喇叭厂的管理是够乱的了，居然可以允许一个未婚先孕的走资派女儿请产假。 但我父亲为什么突然就杳无音信不能如约回家了呢？据他日后解释，是接到了一个秘密的任务。从他工作的性质来看，这的确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他的工作是研究水声比如测试鱼雷或潜艇的声纳等等军用的技术。或者因为珍宝岛战役，总之很难确认。 奶奶说：“咱们家的二门人就是靠不住。” 尽管内心烦乱矛盾交织，奶奶还是毅然决策，将困在闻喜中学的我母亲接出来。我母亲的下一个去处，是周村的改兰姑姑家，改兰姑姑是奶奶姐姐的女儿。改兰姑姑赶着牛车去闻喜中学，把我母亲接到了周村。作为周村公社政府所在地，周村当时有一座稍具规模的医院，不像平阳公社只有一个不成样子的卫生所。 后来我问奶奶：“为什么不把我生在咱家里啊？” 奶奶说：“你妈要在医院里生你哩，咱村没有医院，咱平阳公社的医院又不像医院，就把你生在周村啦。” 在我出生前半个月，我母亲住到了周村医院，这是1969年3月下旬的事情。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芳芳阿姨知道了。前往周村医院进行声讨的，是芳芳阿姨的姐姐和姐夫。在改兰姑姑的大女儿珍珍姐姐的记忆里，趁改兰姑姑不在的时候，芳芳阿姨的家人除了百般辱骂，甚至动手将我母亲从产床上拖倒在地。   珍珍姐姐说：“后来你妈生你，大出血，肯定就是因为这个。” 我的想象应该更加惊险，比如上报当地革命委员会，举报一个走资派的女儿生活作风败坏等等，就足以把我母亲关起来了。故乡毕竟民风淳朴，难得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 我可以想象血泊中母亲苍白恐惧的脸。  　　以及产床一边泪眼婆娑的改兰姑姑，和吓傻了的珍珍姐姐。 医院里的大夫说：“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 改兰姑姑哭着说：“能保住一个是一个。” 奇迹发生了：我呱呱坠地，我母亲也死里逃生。 难题似乎得寸进尺一样，前赴后继。 改兰姑姑认为我母亲和我住在她家就好，珍珍姐姐说那时候姑姑已经想好了，把我母亲和我安排在他们家的哪一座窑洞里。但我母亲却坚持要回到我们家。 于是1969年4月中的一天，我出生后的第三天，十一岁的大哥和伯母，乘坐大宝爷爷赶着的牛车，前往周村接我母亲和我。 大哥说：“不让我去，可是我说我不去谁去？总不能让老二老三去吧，他们球也不懂。”他说得也对，当时我二哥六岁，三哥三岁，和他相比，的确什么也不懂。在大哥的回忆里，马车里有很厚的被子盖住了我母亲和我，他耀武扬威地坐在一边，似乎是护送我们的保镖。 但当天的重点显然不是我大哥，选择大宝爷爷和我伯母，才是精心策划的安排，因为这已经相当于迎亲了。据说那时候官道庄去周村的路，还是很窄的土路，马车长年来去，路上两道辙沟深深，大宝爷爷是赶车的好把式，加上发发哥哥和我父亲的友谊，在杀狗一事的十五年后，再次担当重任。 从周村到官道庄颠簸的十里土路，我母亲终于完成了进驻王家的心愿。这也意味着，此前我奶奶必须对芳芳阿姨有个交代。 奶奶说：“人家芳芳拉着我的手，说妈啊，你对我好，我知道。可人家南南不要我啦，我只有走。妈啊，以后你就当我是你的女儿吧，我会惦记着你对我的好一辈子。但南南，我也会记他一辈子！” 奶奶说：“人家芳芳这就和你爹结下仇了，轻易是不会放过他啦。” 大哥目睹了这一幕的全过程，他说我奶奶和我伯母与芳芳阿姨一起，都哭成了泪人。他听说这就是他二爹把他二妈给休了，至于什么是休，他站在一边眼泪汪汪苦苦思索还是不很明白，他就是觉得被休的滋味看来不好受。 奶奶说：“娃儿啊，说实话，我舍不得人家芳芳走，可我有什么办法啊？你妈把你生下啦，你就是咱王家的娃儿啊，人家你妈就是咱王家的人啦。我能不让人家你妈进门，我不能不让你进咱家的门啊！我让你进门，就不能不让人家生你的人进门吧？人家你妈还在月子里啊，我怎么能不让人家进咱王家的门？！我卖白铁卖铜火碗供你爹上北大，人家都说你南南上北大光荣的，我怎么能知道人家南南给我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啊？我真是白供他上了一回北大啦！这可真是羞死咱王家的先人啦！咱家的二门人真是不顶人不理事。” 在此期间，我父亲给家里写信说他会尽快回来，我母亲进入了新一轮的等待。出于好奇，很多乡亲打着看我的旗号，上门参观北京人我母亲。我母亲最喜欢的是发发哥哥的爱人，官道庄小学教师李金枝。李老师在日后的岁月里，将成为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只是我当时每天吃吃睡睡浑然不觉。很多年后，李老师觉得，之所以她们谈得来，是因为村里人说话我母亲听不懂。 电话里，李老师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你妈在咱们村住了二十三天。”这是令她难以忍受的二十三天，李老师说：“你妈想洗澡，但咱们村怎么洗澡啊？吃饭也不习惯，咱家和人家北京你妈的家差得太远啦。”大哥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我母亲不愿意在瓷制的夜壶里方便，伯母就贡献出了她陪嫁的白铁夜壶，但我母亲还是不愿意，伯母巡视了三面窑洞，只好腾出一个脸盆来，我母亲这才满意。于是伯母对大哥感叹说：“老天爷啊，人家北京人怎么是这样的啊！” 一天天过去了，答应回来和芳芳阿姨离婚的我父亲还是没有消息。我母亲进入了恍惚的状态，李老师说：“你妈有一天问你奶奶，说妈，南南是不是晚上回来了，您没告诉我？她都快急出神经病来了。” 第二十四天，我出生后的第二十六天，我母亲坐着大宝爷爷赶着的骡子车走了。 奶奶说：“你就是那二十五天离了妈的娃儿啊。” 在我出生几个月前，1968年年底，我伯母生下了我的四堂兄，她显然想生一个女儿，所以给四哥起名多多，就是多了的意思。理想的安排是让我也吃伯母的奶，但我非常不通人情地拒绝吃。在胡同里又找了一个刚生完小孩的婶婶梅梅妈，结果我见了梅梅妈就大哭不止。没有奶粉更别提牛奶了，面对完全不可理喻的我，家里人只好认输：“看来人家外路人就是不服地道。”   三爷爷骑车去别的村里弄来一小锅羊奶，回家热了给我喝，结果发现我很是满足喝得乐此不疲。三爷爷就买了一头奶羊回家，所以奶奶说：“你就是那喝羊奶长大的娃儿啊。”很多年后，我们家还有一个小铝锅被称为给平平热羊奶的锅。 喝羊奶的是我，给奶羊割草的是我大哥和我二哥，挤羊奶热羊奶的是我奶奶。某天热羊奶的我奶奶，奶锅脱手，滚烫的羊奶泼洒在她的右臂上，疼痛之下她左手去捋右臂，捋下了一层皮。 在我快两岁的时候，奶奶决定给我断奶。 据说当我得知奶羊将被卖掉，曾抱着三爷爷的腿说：“爷爷，咱不卖羊娃儿能行吗？”三爷爷答应了我，但不久之后，他还是把羊卖掉了。 后来很多年里我都不吃羊肉，逢年过节，大家都吃羊肉饺子，奶奶会特别包猪肉饺子给我吃。我第一次吃羊肉是1988年的8月，在北京吃涮羊肉，仿佛新生以及不可抗拒的要求。当然我在能够抗拒的场合还是尽量不吃羊肉，这个总是让一起吃饭的人很好奇，最不着调的一次提问是：“你是犹太人吗？”把我问得也愣住了。 1969年秋天，在我出生半年之后，我母亲不到黄河心不死地二次来临官道庄，她和我父亲是否在这半年之内见过面？我不知道。也许可以肯定他们见过面，否则她不会相信我父亲又一次回家会合的承诺。结果是再一次的失望，我想这就是要碎了她的心了。 奶奶说：“你妈每天抱上你，坐在屋檐下，人家根本不听我的，就是抱上你坐在屋檐下呆呆地看着你，我每天提心吊胆的，看着你妈抱上你坐在屋檐下，把我急死了。那个时候一到后晌就刮风，把我娃儿着风了可该怎么办啊？可你妈就是呆呆地看着你，人家不听我的，我和你大妈怕死了，你大妈劝人家也不听，你大妈说，咱平儿他妈是不是已经疯了啊？” 这是我母亲最后一次出现在官道庄，前后不到十天。 李老师说：“你妈几乎不说话，她要我去天津看她，就走了。” 我母亲一走，我就病了，食欲不振同时完全不能消化。 我奶奶说：“人家村里人都说你娃不行啦，你天天还抱着你娃儿干什么啊？” 据说奶奶怀里的我每天脸色蜡黄耷拉着脑袋在她的肩头，奶奶跑遍东村西村寻找有特异功能的高人，平阳医院和周村医院的大夫们已经拒绝治疗了。关于如何救活我的，有两个版本： 1. 伯父回家参加他小舅子大旺舅舅的婚礼，看见我皮包骨头奄奄一息被三爷爷抱在怀里，就决定用肥皂水往我的直肠里灌了一大针管，等于是洗肠子了，然后一切通畅。 2. 奶奶说：“人家尧村山娃他妈，一看你就知道你是着了风啦。人家尧村山娃妈说我唐店的姐啊，你不要心疼，我要在你的娃儿脊背上割一刀哩。我说我不心疼，只要你能把我娃儿的命捡回来，你就是在我身上割多少刀都行。人家尧村山娃他妈说，我唐店的姐啊，你这是说胡话哩，我不是要割你的脊背，我是要割你娃儿的脊背哩。人家就在你脊背上割了一刀，把血放出来啦，把我的娃儿救活啦。我这一辈子都记着人家尧村山娃他妈，人家要不在你脊背上割一刀，就没有我的娃儿啦。你大爹和你三爷爷都是胡说哩，你就是着了风了，人家尧村山娃他妈说的是对的。” 大哥比较认同的是三爷爷和伯父的版本，他还记得伯父弄了一针筒肥皂水，问三爷爷说：“三爹啊，你说敢打吗？”三爷爷抱紧我说：“不打啦，要死要活也不打啦，不受这个苦啦。”据说那之前我的屁股已经被各种针管扎遍了。但伯父坚持要打。针管进入了我的身体，三爷爷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大哥说：“你见过咱三爷爷哭吗？你知道他很少哭，可三爷爷那次哭了，他是心疼你哩。” 伯父回来参加他小舅子大旺的婚礼，顺便参与到了救我一命的行列。而对于弟弟的婚礼，之前伯母便责无旁贷地忙碌着，做衣服缝被子无限透支。准备过程中她感冒了，没当回事。 婚礼前来不及缝织的很多棉布，是借别人家的，婚礼后伯母急着还。大哥的记忆里，当时天气已经很冷了，伯母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地接线头。其间伯母的感冒时好时坏，完成缝制的同时，伯母的感冒加重，先是发烧，继而昏迷。不昏迷的时候，伯母会在院子里胡跑乱走，甚至深夜跑到邻居家胡说八道。 大哥说：“人家村里人都说我妈娶了弟媳妇，高兴得憨啦。” 奶奶再次开始了求神问医的过程，直到平阳公社的医生说：“不好啦，你们还是赶快送周村医院吧。”三爷爷带领申才小爹和大旺舅舅，连夜把我伯母用平车拉到了周村，周村医院说他们治不了；接着拉到了闻喜县城医院，还是不接受，建议三爷他们去运城地区医院试试；三爷爷就决定连夜再去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