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社会》试读:2

分离是景观的全部。以阶级分工形式表现的社会分工导致了最初的宗教冥想形式:全部权力总是把自身伪装起来的神话秩序。宗教论证了宇宙论与本体论秩序的合理性,而这种秩序是和统治者的利益一致的;它诠释并美化了这种利益,而这正是这个社会所不能做到的。于是,所有这样分离的力量就都是景观性的了。但是这种初期的、普遍的、对凝固的宗教意象的信仰和忠诚,只不过是一种对缺失的共同认可,是对作为普遍经历的一种整体环境的具体社会活动的匮乏的虚构的补偿。与此相反,现代景观则描述了社会所能做到的,但在这种描述中,允许做的事情与可能做的事情是截然对立的。在人们生存状况的实际改变中,景观使人们保持了一种无意识状态。像一个伪神圣的上帝,景观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制定自己的规则。景观展示其所是:一种以生产力的增长为基础的、受制于机器的独立运动的、产生于一种日益精确地将劳动分工碎片化为姿势和动作的自在发展的分离力量。于是,工作的目的就只是为了不断扩展的市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所有共同体和所有批判意识都消解了;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分离的力量不可能再重新统一起来。 工人和产品的普遍分离已消除掉了任何对已完成活动的统一的观点,消除掉了生产者之间的全部直接交往。伴随着分离产品的日益聚积和生产过程的不断集中,统一与交往被这个制度的管理者所垄断。这一分离经济体制的成功就在于使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化。 由于这一分离的分离生产的真正成功,在早先社会中与人们的原初劳动密切相联的基本经验,已处于与被动性和非劳动领域相联的生活的认同所取代的过程中(在这一分离制度进化的高峰)。但是这种被动性绝不是从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的被动性,它以一种既心神不安又向往地屈从于生产制度的需要和结果的形式依赖于生产活动,它本身就是这一生产合理性的结果之一。在活动之外不存在自由,并且在景观中一切活动都是被禁止的——所有真实的活动都被导入景观的全球性建构之中。因此,人们所提及的所有“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东西,即日益增长的休闲时间,既不是劳动自身的解放,也不是由这类劳动所塑造的这一世界的解放。没有哪一种在劳动中被掠去的活动,能够通过屈从于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东西重新获得。 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孤立(Lisolement)的循环生产,它的技术以孤立为基础并献身于这种孤立。从汽车到电视,景观系统选中生产的所有商品,作为不断强化制造“孤独人群”的武器,同样也服务于这一景观体系。景观不断地、更加精确地重新发现自己的种种假定。 景观源于世界统一性的丧失,现代景观的巨大扩张表现了这一丧失的全部。所有个别劳动的抽象化与整个生产的普遍抽象化,均在景观中完美地显现出来,它的具体化存在方式就是精确地抽象。在景观中,世界的某一部分把自己展示给世界,并且优越于整个世界。景观不过是这一分离的共同语言。观众只是通过一种他们单方面的关系与真正的中心相联系,这一中心使他们彼此之间相互隔离。因此,景观重新统一了分离,但却是以他们的分离将他们重新统一。 屈从于预设对象(是他自己无思活动的结果)的观众(spectateur)的异化,以下面的方式表现出来:他预期得越多,他生活得就越少;他将自己认同为需求的主导影像越多,他对自己的生存和欲望就理解得越少。景观与积极主动的主体的疏离,通过以下事实呈现出来:个人的姿势不再是他自己的;它们是另外一个人的,而后者又将这些姿势展示给他看。观众在哪里都感到不自在,因为景观无处不在。 工人并不生产自身,他生产出一种独立于他们自身的力量。这种生产的成功及其产品的丰裕,则作为一种剥夺的丰裕为生产者所经历。由于异化产品的日益骤增,全部的时间和空间变得越来越外在于他们。景观正是这一新世界的地图,这幅地图刚好等于景观所描绘的疆域。那些逃离我们的力量,以其全部力量向我们展示了它们自身。 景观的社会功能就是异化的具体生产。经济的扩张根本上构成了这一特殊工业生产部门的扩张。为了自己的缘由通过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增长”,只能是那些本源就是如此的一种真正异化的增长。 从他们的产品中分离出来的人们,以日益强大的力量制造他们世界的每个细部,同时他们也发现,他们与这个世界越来越分离。他们的生活越是他们自己的产物,他们就越是被排除于这一生活之外。 资本变成为一个影像,当积累达到如此程度时,景观也就是资本。 景观是货币的另一面,也是全部商品的一般抽象等价物。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代表,作为其使用价值无法比较的不同商品的可交换性的代表,统治着社会。当商品世界的总体表现为一个整体的时候,景观作为整个社会所能成为和所能做的东西的一般等价物,便成为货币的发展了的现代补充物。景观只是供人注视的货币,因为在景观中,使用价值总体已经被替换为抽象表征的总体。景观不仅仅是伪效用的仆人,它本身就已经是生活的伪效用。 与经济丰裕的成就相伴随,社会劳动的集中结果成为可见的,并且使全部事实屈从表象,这一表象实际上是劳动的产物。资本不再是统治生产过程的无形的中心;因为它的积累以有形物体的形式一直蔓延到地球的尽头。整个社会的膨胀就是它的肖像。 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的经济的胜利,同时也是它自己的毁灭,因为它释放的能量消除了经济的必要性,而这是先前社会的永恒不变的基础。当经济必要性被无限的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所取代,这只能意味着人类原初需要的满足(现在已很难遇到)就会被接连不断的伪需要的伪造物所取代,所有这些伪需要最终都被归结为维持自治经济(le'conomie autonome)统治的单一的伪需求。但是在它从不知不觉所依赖的社会无意识中显现出来的限度内,自治经济失去了与真实需要的全部联系。“无论意识的东西怎样折腾,无意识的东西保持不变,但一旦无意识获得自由,它也将迅速走向毁灭。”(弗洛伊德) 一旦社会发现它依赖于经济,实际上,经济也依赖于社会。当经济的地下力量之成长达到显而易见的统治的程度,它也就失去了其权力。那里有经济的身份,那里就将有我(je)(经济的身份必须被我所取代)。这一主体只能从社会中产生,换句话说,只能产生于社会内部的斗争。它的存在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结果,而阶级斗争既是历史的经济基础的产物也是其生产者。 欲望的意识和意识的欲望,是同样的事业,这一事业以其否定的形式寻求废除阶级,寻求工人直接占有他们活动的每个方面。这一事业的对立物就是景观社会,在那里,商品在它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凝视着自己。 弥散的景观与商品的丰裕相联系,与现代资本主义不受干扰的发展相联系。这里的每个个别的商品,都凭全部商品产品庄严伟大之权威,都借景观赞美的商品目录之美名被证明是正当的。各种矛盾的要求在富裕经济的统一景观舞台上谋求有利位置,并且,不同的名牌商品同时促进了相互冲突的社会政策:汽车景观要求摧毁老城区以完善交通网络,而城市景观自身又要求保留老城区变为博物馆。因此,声称源自于整体消费的成问题的满足在起点上就是让人失望的,因为真实的消费者只能在这一商品天堂的一系列碎片中如鱼得水,而这一系列碎片却总是缺乏属于其整体的品质。 每个特定的商品都为自己而战斗。它不承认其他商品,并努力到处施加自己的影响,好像它是世界的唯一存在。这时,景观就是这一战斗的史诗,一首无论任何特洛伊城被攻陷都永不结束的史诗。景观不歌唱人类及其武器的荣耀,它颂扬商品及其激情。每个商品都追随着自身的激情进行盲目的斗争,却不知不觉实现了某些超越他自身的东西:商品的全球化同时也是全球的商品化。因此,作为商品的狡计的结果,当商品的每一个特殊表现形式都最终阵亡时,一般商品形式却持续向前发展达到完全的自我实现。 在商品丰裕的情境下,不再来自于商品使用价值的满足,现在通过对作为商品的它们价值的认识来寻求:为了商品的至高无上的自由(它的使用价值对自身是充足的),消费者充满了宗教般的激情。对特定产品的热爱通过全部大众传播媒体的宣传,迅速以闪电般的速度播撒开来。电影激发了时尚狂热;杂志宣扬了夜市的发达,在那里依次排列着各式各样的新鲜商品。各种流行小玩意的扩散增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商品的大众已变得日益荒谬,而它自己的荒谬竟又成为了一种商品。像钥匙链这类与购买奢侈商品一起被免费赠送的精美小饰品,在这一领域来来回回被交换,已远离了其原初使用价值,它已担当起商品超验精神神秘自我放纵的证人。那些收集精美小饰品的人(这些小饰品被加工出来只是为了被收集)正积聚起商品的放任(indulgences)——在忠信之中商品真实在场的显赫象征。这样,物化的人正式宣布了他与商品的亲密关系。像古老宗教拜物教一样,与它不能自已的狂喜和不可思议的奇迹相一致,商品拜物教也创造出了它自己空前炽热兴奋的时刻。全部的使用价值只为一个目标:生产习惯性的顺从。 被现代消费主义所强加的伪需要,不能与不是由社会及其自身历史所创造的不再是他们自身的真实需要和欲望相对立。但商品的丰裕代表了社会需要有机发展的总体断裂。它的机械积聚解放出了一种压倒一切生活欲望的无限的人造物(artificiel illimite')。这一自主人造物的不断堆积的力量又以伪造全部社会生活为终结。 在真实消费领域消费者的下一次幻灭发生之前,直达消费社会幸福统一的形象,不过是搁置了他的真实分离的意识。每一个新的产品都被隆重地宣称为独一无二的创造物,都能提供一条通往总体消费希望大地的光明捷径。正像上流社会总是采用尊贵的贵族的第一个名字这事,最终结果是导致整个一代人都具有这一名字一样,那些提供给大众的、自称独一无二的物品其实正是因为他们是被大量生产的。这类普普通通的商品之所以有这样高的威望只是由于这一事实:尽管非常短暂,但在社会生活的中心它们已经名列前茅,它们已被拥戴为对生产深不可测目的和秘密的一种揭示。但在景观中这种赢得地位与声望的物品,一旦被消费者或全部其他消费者带回家中消费,它就变得的十分平庸。这暴露了它自身本质上的贫乏,这种贫乏反映的正是它生产的贫乏,但这一揭露来的太迟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物品正作为这一体系的代表取代它,并要求它自己的喝彩瞬间。 由这一制度提供的满足的欺骗性,被生产的一般条件和产品持续的交换所曝光。无论是在弥散的景观还是在集中的景观中,以傲慢自大的不断变更的方式,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不可变更之绝对优秀的本性,正是这一体系保持活力之所在。像任何一个过时的商品那样,斯大林正在被那些起初支持宣传他的力量所讨伐、谴责。广告产业的每一个新的谎言都是对其先前谎言一种招认。伴随着每一个极权主义权力化身的垮台,那种毫无异议认可他的虚幻共同体(communaute'illusoire)只不过显露为一种没有任何幻想的孤独的人的串通。 景观呈现的作为永恒不变的东西,其实仍然以变化为基础,并一定随着其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景观整体上是教条的,但同时又不能真正达到任何纯粹的教条。对它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是稳定的。这一变化无常是景观的自然状态,但这又与它天生的倾向相反。 景观宣称的虚假统一掩盖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实统一之下的阶级分裂。迫使生产者参加世界建设的力量,也是将他们从中驱逐出来的力?。从地方性和民族性局限中解放出来使人们相互发生关系的力量,也是把他们拆开的力量。要求一种不断增强的合理性的力量,也是滋养等级剥削和压迫的非理性的力量。创造社会抽象权力的力量,也是创造其具体的不自由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点自然也是马克思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缺点。1848年的德国工人阶级没有触发持久的革命,巴黎公社也被孤立所击败。结果,革命理论至今也没能完全完成。马克思被迫在大英博物馆以隐居的、学者式的工作来阐明和精练其理论这一事实对其理论自身的影响是微弱的。马克思精心阐释的关于无产阶级未来发展及其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组织实践的科学结论,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后来阶段成为无产阶级意识的障碍。 就夺取革命政权的方面看,无产阶级革命科学防御的全部理论缺点(不但就其内容来说而且就其说明形式来说)最终都产生于无产阶级将自己等同于资产阶级。 早在《共产党宣言》时期,通过大量反复引用以往先例来证明无产阶级力量合法性的马克思之努力,导致他将自己的历史分析过分简单化为一种生产方式发展的线性模式,在这一模式中阶级斗争总是导致“或者是整个社会的革命性变革,或者是斗争着阶级的共同毁灭”。但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正如马克思在别处指出的),不管它的全部阶级如何冲突,“亚细亚生产方式”依然保持其静止稳定;不存在农奴起义不断地推翻封建地主;在古代社会没有那个奴隶造反终结了自由人的统治。这种线性图式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资产阶级是唯一曾取得胜利的革命阶级;同时,它也是唯一以经济发展作为控制社会的原因和结果的阶级。同样的简单化导致马克思忽视了在阶级社会管理中的国家的经济作用。如果说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似乎从国家中解放了经济,它也只是就这方面来说是真的,即在静态经济( e'conomie statique)中,以前的国家只是一种阶级压迫工具。资产阶级在中世纪时期发展了它的独立经济力量,当时国家受到弱化,各种封建主义稳定力量正处于碎裂之中。相反,中世纪通过其商业政策开始支持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货物通行,放任自流”时期已把自己发展成为资产阶级自己的国家的现代国家,最终在经济过程的计划管理中,作为一种中心力量脱颖而出。然而马克思也描述了那种现代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独裁者”的原型,一种资本与国家的融合,一种“资本统治劳动的国家权力,一种为了社会奴役被组织起来的公共暴力”的形式,在这种社会秩序形式中,资产阶级除了被归结为物的经济历史外,还宣称与全部历史生活断绝了关系,它乐意被“指责为像其他阶级一样的政治虚无”。在这里现代景观的社会政治基础已清晰可辨,这些基础已否定性地暗示了无产阶级是历史生活唯一觊觎者(pre'tendant)。 只有两个阶级和马克思的理论真正相关,这两个在《资本论》的全面分析中处于显要地位的纯粹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它们也是历史上唯一两个革命的阶级,但在极为不同条件下行动。资产阶级革命业已结束,而无产阶级革命是至今未有实现的规划(projet),它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基础之上,但与其性质截然不同。如果人们忽视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独创性,那么人们自然也就忽视了无产阶级规划的特定独创性,除非无产阶级高举自己的旗帜并认识到“自己任务之艰巨”,无产阶级将什么也不能得到。资产阶级获得权力是因为它是发展经济的阶级。无产阶级除非变成有意识的阶级,否则它不可能获得权力。生产力的增长本质上不能保证这一的权力自动出现,甚至也不能间接地保证由它所导致的日益增加的剥夺。对其目的而言,雅各宾派夺取国家权力不只是它的手段。无产阶级不能使用任何有意将自己局部目标伪装成整体目标的意识形态,因为无产阶级不能保持任何属于它自身的部分现实性。 如果说马克思在他参加无产阶级斗争的特定时期如此信赖科学预测,以致达到为了经济主义幻想而创造理性基础的地步,那么同样十分清楚的是,马克思本人从没屈从过这些幻想。在那一封众所周知的1867年12月7日的信中附带批判他自己所写的《资本论》文章中,马克思要求恩格斯将这篇文章作为反面著作加到出版物中,马克思清楚地揭示了自己科学的局限:“……作者的主观倾向(也许是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和其过去的历史强加在他身上的),也就是说,他的观察方式和呈现在他人面前的现实运动和真实的社会过程的最终结果,与他自己的真正的分析没有关系。”因此,通过指责他自己的客观分析的“有偏见的结论”,通过想象的强加在他自己身上的非科学选择的“也许”式的嘲讽,马克思实际上揭示出了将事物的两个方面融合于一起的方法论钥匙。 知识和行动的融合一定会在历史斗争自身内部实现,为了相互证明自身,每一极都以这样的方式彼此依赖。在革命时刻社会的重组和组织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被构成为主体。正是在这一时刻,正是在这里意识的实践条件一定会存在,正是在这一条件中实践的理论被生成的实践理论所证实。但这种组织的关键问题在工人运动的创立期间实际上被革命理论所忽视,那时理论仍然拥有从历史思想承继来的整体性质(并且它曾公正地宣称发展成为一种整体的历史实践)。组织问题成为激进理论最薄弱的一个方面,并成为适宜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央集权主义者策略和等级方法复兴的令人困惑的场所。在这一理论失职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组织形式,反过来禁止一种整体理论的建构,并粉碎整体理论代之以各种各样的专门化的和碎片式的知识样式。当这一证据在自发工人斗争中出现时,这一在意识形态上异化了的理论,就不再能认可它已背叛了的整体历史思想的实践证明了;相反,它所能做的只是镇压这一整体历史思想的每一次表现和记忆。然而为了验证这一理论,在斗争中体现的这些历史形式正好是必需的实践领域。他们正是理论需要的,然而这一需要在理论上不能被阐明。例如,苏维埃就不是一个理论的发现。国际劳动工人协会最高级的真理实际上不过是它自己的存在。 第一国际的最初成功,能够使它在存在于其内部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混乱影响中解放出来。但迅速遭遇的失败和压抑又带来了两种无产阶级革命观念的之间的冲突,每一方都包含导致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意识放弃的独裁主义向度。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之间的裂缝最终变得不可调和,并集中在未来革命的社会权力问题和当前运动的组织问题两个方面;当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时,两个对立的派别在运动中各自翻转了自己的立场。巴枯宁指责依靠国家权力的独裁运用能够消灭阶级的幻想,并警告说这个过程将导致官僚统治阶级的形成和最有知识的人的独裁(或者是那些被冠以最有的知识的人)。一方面坚持经济矛盾的成熟,另一方面又坚持工人民主教育成熟的马克思,认为要将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减至较小状态,必须对通过客观因素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给出合法的标记,他指责巴枯宁及其支持者作为独裁主义阴谋的精英分子,故意用他们强加于社会之上的、貌似最革命的(或者自认为自己是革命的等等)、不负责任的专政之轻率目标,将他们自己置于国际之上。巴枯宁在以下的基础上招募了他的信徒:“在流行的动乱中,我们必须是引导革命的无形导航员,不借助于任何明显的权力而通过我们同盟的集体专政——这个专政没有特定证章,没有正式名称,没有任何官方身分,正因为它不曾佩戴象征官位的任何服饰它却是最强有力的权力。”因此两种工人革命的意识形态相互冲突;任何一方都体现了部分正确的批判,但任何一方都丢失了历史思想的整体性,热望把自己建为一种意识形态权威。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利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这些强大的组织,随后都忠实地服务于这些意识形态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结果都极大地区别于他们之追求。92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直接在场的,这一事实既是现实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最大的力量,又是其最大的弱点(我提及的是集体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在其个人主义者的变体中无政府主义的自负是可笑的)。集体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只保留了现代阶级斗争历史思想的结论,它在这一结论上的喋喋不休伴随它对方法论的故意蔑视。因此,它的政治斗争批判保持了一种抽象形式,同时它经济斗争的承诺被导向最后解决的海市蜃楼,根据想象,这种最后的解决将会在经济战场上的一次猛击,在总罢工和起义的某一天一举达到。无政府主义者是使自己履行理想的人。无政府主义还是对国家和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否定,也就是说,是对任何分离的意识形态真正社会前提的否定。它是一种纯粹自由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将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同一水平上并丧失了任何“历史的邪恶”的概念(这是一种在历史内部运转的否定)。从生活整体的观点而不是从某些特殊批判专门化的观点来看,融合所有部分需要为单一需要的这一立场,赋予无政府主义表现拒绝现存环境的最大优点。依照个体的怪想,在其实际实现之前,这一绝对设想的需要之融合就已注定了无政府主义如此缺乏内聚力的命运。无政府主义通过重做和重播同样简单的事情及其全部结论,对每一次特殊的斗争都做出了反应,因为这一重做和重播同样简单的事情及其全部结论,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运动的要义。这反映在巴枯宁1873年写的侏罗纪同盟辞职的信中:“在过去九年足够多的拯救这个世界的思想在国际(如果这个世界通过思想能够被拯救)中发展起来,我反对任何人提出的这种新思想。这是一个行动的时代,行为的时代而不是思想的时代。”毋庸置疑这一观念包含着无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因素,这一思想也一定能实现,但通过假定实践的道路的已经被发现并将永不变化这一所谓恰当的形式,它离开了历史的领域。 一神论宗教是神话和历史之间的一种妥协,是支配生产的循环时间和人口重组、地区冲突的不可逆时间之间的一种妥协。出自犹太教的宗教是不可逆时间的抽象普遍确认,这一不可逆时间是民主化的,并向一切开放,但只是在幻想的王国。时间完全地导向一种最后的事件:“上帝的天国即将到来。”这些宗教产生于历史的土壤,但他们仍然以激进的方式反对历史。半历史的宗教及时确定了一个质的出发点(耶稣诞生,穆罕默德升天),但他们的不可逆时间——引起了真实积聚,这种积聚在伊斯兰教采取一种征服的形式,在基督教改革中采取一种增加资本的形式——实际上是宗教思想内的颠倒,并变成倒计时:在最后审判和另一个真实世界到来之前等待时间流逝。不朽产生自循环时间;它也正是这一时间的超越。不朽是阻止时间不可逆性的要素,不朽作为一种将自己返回循环时间又废除循环时间的纯粹的时间,通过将自己置于不可逆时间的反面,在历史自身之内取缔了历史。博苏特(Bossut)还会这样说:“依靠时间的流逝我们进入了永不消失的不朽。” 尽管循环时间仍然控制着绝大部分的生产,但这一将人的十全十美置于不完善的神话世界之外的中世纪,是一个开始真正被历史所暗中削弱的时期。一种不可逆时间的要素在每一个个体生活的相继阶段被认可,尽管世界的意义在别处,但生活已被视为一次单程旅行:就每个人的象征意义而言,朝圣者就是离开循环时间并变成真实旅行者的人。个人的历史生活仍然在权力领域内找到了它的满足——或者是在权力引起的斗争中,或者是在超越争议权力的斗争中;但权力的不可逆时间,在基督纪元导向时间确保的、普遍统一的环境中被无穷共享,这是一个武装了信仰的世界,在那里统治者的活动围绕着忠诚和谁对谁忠诚的辩论而旋转。封建社会产生于一种融合——“在占领期间迅速发展着的占领军的组织结构”与“被征服国家已建立起来的生产力”之间的融合(《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对这些生产力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因素,这包括他们所表达的宗教语言。社会统治在教堂和国家权力之间分割,在乡村地区和城市公社之间分割,而后者的权力依次要进一步在极其复杂的封建宗主权和诸侯大臣之间的关系中进行细分。在这可能的历史生活的多样性中,不可逆时间获得了基础社会,这一时间以资产阶级为生,以在商品生产,城市建立和扩张,地球上的商业大发现——永远毁灭所有宇宙神话组织的实际的实验的资产阶级为生,当这个世界崇高的、正式的、历史的承诺随着十字军垮台而崩溃时,资产阶级阶级慢慢显示自己做出的这一新纪元的无名业绩。 在中世纪衰落期间,侵入社会的不可逆时间以对死亡着魔的方式,被体验为与古老秩序相联的意识。这是一个世界的死亡之忧郁(症),由神话保障的这一最后世界仍然与历史相抗衡,并且因为这种忧郁(症),世间的一切事情都不可避免地通向腐化堕落。伟大的欧洲农民起义也是对历史做出的反应的一种尝试——这是极端困苦的农民从保障他们的封建监护权家长之沉睡中挣脱的历史。当产生于犹太教弥塞亚信仰的基督教团体,通过期望即将来临的上帝王国的实现响应新纪元的苦难和不幸,并将这一忧虑与毁灭因素带进古代社会时,这一彻底走进世俗天堂的千年乌托邦,就从根源上复活了半历史宗教的梦想。当基督教在帝国内部获得了与统治阶级的共享权力时,它就公开抨击这一纯粹迷信幻想的残存物。这正是圣奥古斯丁声明的意义——所有现代意识形态的原型,他宣称上帝之国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来临——它不过就是已建立的教会。通过将他们的目标定义为推翻教会,千年来的小农阶级的社会反抗早已开始。但千年至福说像诺曼库恩在《太平盛世之寻求》所思考的那样,不是在神话领域而是在历史世界中不断伸展。现代革命的期望不是非理性的千年至福式的宗教热情的继续,正相反,最后一次说着宗教语言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就是千年至福说,它已是现代革命的趋势,但至今仍缺乏纯粹历史运动的意识。这种千年至福说注定会失败,因为他们不能承认他们的革命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在上帝决定的一种外在标志的基础上的行动这一事实,对于其大批领导者来自于他们等级之外的农民起义的实践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农民阶级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运行和如何领导他们的斗争行为的一种清晰的理解,因为它缺乏联合这些行动和意识的条件,它表达自己的方案、引导自己的战争仅用一种世俗天堂的意象。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欢乐的与来世和不朽决裂的运动,尽管它从古代社会寻求传统和合法性,但它代表了历史生活的一种新形式。它的不可逆时间是知识的无穷积聚,是由民主共同体经历所造成的历史意识,是一直在毁灭着他们的力量。至于马基雅维里,他分析了世俗化的权力,关于国家发表许多惊世骇俗的?。在意大利城市的奢华生活与欢宴艺术中,生活是享受时间推移的体验。但这一短暂的享乐,其本身也是瞬时的。洛伦左和梅第奇的歌被伯克哈特认为是表达“文艺复兴运动真正精神”的颂词,这一短暂历史盛宴自我宣告的颂词是:“生活之泉是如此美好,但转瞬即逝。” 由专制君主政体国家垄断的历史生活的持续的运动,作为由资产阶级完全支配的过渡形式,产生了资产阶级新不可逆时间的清晰观点。资产阶级依恋第一次将它从循环时间中解放出来的劳动时间。对资产阶级来说,工作变成了改变历史环境的劳动。资产阶级是第一个统治阶级,因为劳动就是价值。取缔所有特权,承认没有价值不是来自于劳动的剥削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统治阶级恰当地将自身的价值认同为劳动,并且它使劳动的进步成为衡量自己进步的尺度。这个不停地积聚商品和资本的阶级,通过变更劳动自身,释放劳动的生产力,也变更了自然。在专制君主政体阶段,全部社会生活已经被浓缩在宫廷内部的装饰性贫乏之中,冷冰冰政府管理的华而不实的虚饰,在“天职”中达到顶点;所有特殊的历史性自由不得不向这一新的力量投降。不可逆时间的封建贵族的自由游戏,在为了查尔斯•爱德华的苏格兰起义和弗罗德战争这最后失败的战役中终结了。世界的基础改变了。 资产阶级的胜利也是一种深刻地历史时间的胜利,因为它是不停地彻底变革社会的经济生产的时间。只要农业生产仍然保持劳动的主导形式,那么保持一定社会基础的循环时间就会强化传统的结合力量,而这一传统总是阻止任何历史运动。但是资产阶级的不可逆时间已于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根除了这些遗迹。历史,直到那时似乎只包括统治阶级的个体成员的运动,因此总是作为纯粹事件的历史被记录,然而现在它开始被理解为一种普遍运动——但这一无情的运动在其前进的道路上却碾碎了个体。通过发现它的基础在政治经济学,历史开始意识到它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但是这一基础仍然保持无意识,因为它不可能被暴露。这一黑暗的史前史,这一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制的命运,只是一件事:商品经济的民主化。 深藏于社会深处的历史总想变得在表面上也是不可见的。不可逆时间的胜利也是深入物的时间内部的它的变形,因为导致它胜利的武器与商品的法则相一致,正好是物的大规模生产。经济发展的主要产品从稀有奢侈品转移到日常消费就是所谓历史,但它只是统治了生活所有质的方面的物的抽象运动的历史形式。然而初期的循环时间支持那种依个体和群体为生的不断增长的历史时间,生产的不可逆时间倾向于在全社会消灭这一有生命的时间。 所以,资产阶级揭开了不可逆历史时间的面纱并将它强加于社会,但阻止社会使用它。“一旦有历史,便不再有其他什么”,因为必然与经济史相联系的经济所有者阶级,必须会压制作为对它直接威胁的任何其他人对不可逆时间的使用。由物的占有专家组成的统治阶级,也是他们自己被物的占有,因此,他们被迫将自己命运与这一物化历史的维持相联系,与历史内部一种新的固定的持久性相联系。此时,在这一社会基础之上的工人第一次不再本质上对历史疏远,因为不可逆的运动产生于这一基础。通过要求生存,无产阶级创造了历史时间,无产阶级发现了它的革命计划的素朴的、难以忘怀的中心,每一次实行这一计划的尝试——尽管至今都没有成功——都暗示一种新的历史生活的一个可能的出发点。 刚刚执政的资产阶级不可逆时间,首先要用自己的名字称呼并确定一个绝对的起点:共和国元年。但是推翻以神话为基础的价值秩序的最后残余,推翻社会机构全部传统形式的普遍自由的革命意识形态,却不能完全掩盖披着古罗马服装的它的真实目标:无限制的贸易自由。为了建立起自己不被挑战的统治,商品社会发现必须重建那种已被深刻动摇了的被动性,为了这一目的,它发现“基督教的抽象的人崇拜……是宗教的最适合的形式”(《资本论》)。所以资产阶级建立了一种与宗教的妥协,这一妥协反应在它的时间的展开之中:革命的历法被抛弃,不可逆时间重新穿上了基督教纪元期间及时扩张的紧身衣。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逆时间成为全球一元化的。世界历史变成了现实,因为整个世界都处于这一时间发展之下。但这一到处同时都一样的历史,仍然只是在历史内部对历史自身的拒绝。重复将世界显现为“同样一天又一天”的东西只不过是经济生产的时间——被粉碎成同等抽象碎片的经济生产时间。统一的不可逆的时间属于全球市场,作为其必然扩展,也属于全球景观。 生产的不可逆时间首先是商品的尺度。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的这一不可逆时间作为社会的一般时间,实际上只是反映了构成它的特定利益,因此,它只不过是一种时间的特殊类型。 以凝固形式保藏过去的文化,包括被增选的它的否定性表现形式之改写的景观消费,在文化领域公然表达出景观在其整体性中所暗示的东西:不能沟通(communication)的沟通。对语言最极端的破坏公开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因为问题在于,它宣扬了与占统治地位的现状的和解,在那里全部沟通都被得意洋洋地宣布为缺席。毁灭这一现代诗歌和艺术的真实生活的批判真理明显是被隐藏的,因为景观的功能就是运用文化去埋葬全部历史的记忆,就是将它的基本策略运用于它的现代派的伪创新的提升。因此,为了它自己的缘故,坦率承认只注视书面文字的新文学学派,将自己作为有点新的东西展现出来。同时,与这一简单宣称相并肩的是沟通的死亡,它有自己独有的足够的美丽,景观文化最现代的趋势——也是与社会一般组织的压抑的实践紧密相联的——借助于“集体计划”寻求重建由零碎物和废弃物等元素构成的复杂的新艺术环境,已在都市生活的整合艺术废料或美学技术形式的混合物的企图被看到。这是一种表达,一种在景观伪文化领域的表达,一种将碎片式的工人改铸成“社会的完整个性”的发达资本主义普遍计划中的表达,这一趋势已为美国社会学家(瑞斯曼•怀特等)所描述。这是一个到处都同样的计划:重建没有共同体的社会。 当文化仅仅变成了商品,它必定也变成景观社会的明星商品。克拉克•凯乐,预见这一趋势的第一流的思想家曾计算这一复杂的知识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占美国年总产量的29%;并且他预言在下半世纪文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这一作用在上半个世纪是通过汽车,在前一个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是通过铁路运输。 在发展景观思想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知识分支的任务就是证明没有正当性的社会是正当的,并建立起一种伪意识的一般科学。这一思想完全被在景观体系中既不可能也不希望理解它自己的物质基础的事实所制约。 表象社会组织的官方思想自身是被由它辩护的一般化的潜沟通弄得晦涩难懂的。它不能理解在它的世界,斗争是一切事情发生的源头。景观权力专家在单面沟通的景观语言领域是绝对的,通过蔑视他们的体验及这一蔑视的成功,景观专家是绝对地腐败的。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蔑视已被他们所熟悉的只配被鄙视的个人——真正的观众所证实。 当景观体制的真实成功形成了新的难题,一种新的分离任务在这一体制的专门化思想内部显现出来。一方面,借助于分离的概念和物质工具,仅仅研究分离的现代社会学采取了一种景观的景观式批评;另一方面,在各种各样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学科中,产生了一种景观辩护学——一种没有头脑的思想,一种关于全部历史实践的强加的正式健忘症。但是,非辩证批判的虚假绝望和明显推进体制的虚假乐观主义同样都是屈从的思想。 开始提出由现代社会发展所导致的(首先是在美国)关于生存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家,已整理了大量经验材料,但不能理解他们所研究的这一课题的真正本质,因为他们不能认识到内在于这一课题的批判。结果,那些真诚的希望改革这一环境的社会学家,只能求助于道德准则、常识、适度等其他不能充分处理这一问题的标准和尺度。因为,这一批判方法没有意识到自己领域中心的消极性,它集中描述和深表痛惜是一种多余的消极性,像非理性寄生的害虫一样它似乎只是枯萎了这一世界的外表。这个愤慨地善良意志,即使在它自己道德化的框架内,最后也只是指责这一体系的外在结果,只有当这一批判不理睬它的方法和设想的本质辩护特性时,才能将其视为批判的。 那些公开指责丰裕社会刺激浪费为荒谬和危险的人,不理解浪费的意义。他们以经济合理性的名义忘恩负义地谴责忠实可靠的非理性的监护人,而正是非理性的监护人阻止了这一经济合理性力量的垮台。例如,丹尼尔•保斯登在《影像》一书中描述了美国社会的景观商品消费,但他没有达到景观这一概念,因为,他认为他可以将私生活和“最诚实商品”与他所痛心的“过度(exage'ration)”区分开。他不理解商品自己制定的法律通过其“诚实”的运用,产生了一种非常鲜明的私人生活现实,继而又通过映像的社会消费完成了对这一现实的占领。 保斯登描写的与我们无关的世界的过度,就好像过度与我们的世界无关一样。但像一个道德和心理学的预言家一样,当他指责作为我们“放纵欲望”的一种产物的肤浅的影像统治时,他已含蓄地将这些过度与无论在他的书中还是在他的时代都没有任何真实性的“正常”生活进行了对照。保斯登没有办法理解影像社会的全部深刻性,因为他所谈到的真实的人类生活对他来说是在过去,包括宗教顺从的过去。这一社会的真理不过是这一社会的否定。 认为能够将运行着的工业合理性,个别地从整体社会生活中隔离出来的社会学,同样也将传播与复制的技术看作普遍工业发展的自主性。因此,保斯登推断他所描写的这种情形是由一种不幸的遭遇引起的,但这是一种偶然的遭遇,一种过度的影像扩散技术与今天部分公众中过度的激情主义欲望的遭遇。所以,景观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引起的,即现代人太过于做一个观众。保斯登不能理解预制“伪事件”的分蘖繁殖,他的谴责来自于这一简单事实:现在社会存在的无法抵抗的现实,阻止人们自己生活于自己的事件之中。因为历史本身像一个幽灵一样神出鬼没于现代社会,为了保存将要来临的凝固的时间的平衡,伪历史不得不在每一个层次上被编造。 结构主义者制度化的流行趋势或明或暗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之上,即历史时间的直接凝固将永恒持续。结构主义反历史的思想相信系统的永恒在场,它永不创造也永无终结。全部社会实践都不知不觉被先前结构所决定的结构主义幻想,建立在由语言学和人类学发展出的结构模式的不合理类比之上——即使这一模式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的运行——这一模式在其原初语境中就已被误用。这一谬误的推理来自于解释这一思想的学院小职员的狭小智力与想象力,这一小职员如此彻底地被对现存制度的令人敬畏的庆典所吸引,而在这一制度中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将全部现实简化这一制度的存在。 为了理解“结构主义的”范畴,人们必须牢记这些范畴,像每一门历史社会科学一样,这些范畴都反思了存在的条件和形式。正像人们不能根据一个人自己的观念判断他的价值一样,人也不能通过认为自己对自己说的话就是绝对真实的,来判断和赞美这个特定的社会。“我们不能根据它自己的意识判断这一变革的时代,相反,这一意识必须根据物质生活的矛盾来解释。”结构是现存权力的后裔。结构主义是被国家认购的思想。这一思想形式将景观“沟通”的现代条件看作绝对。它研究信息密码的方法,本质上不过是对那种沟通采取了等级信号层叠形式的社会的认可和产物。结构主义不能证明景观社会超历史的合法性,相反,它是景观的社会将自己强加于它的压倒性现实之上的、证实了结构主义的冰冷梦想的景观社会。 毋庸置疑,景观的批判概念非常容易变成一种社会学、政治学修辞的虚伪空洞的套语,去抽象地解释和指责一切事情,所以它常常是用来强化景观体系的。很明显没有思想能够超越现存的景观,但却有超越关于景观的现存思想。为了有效地消灭景观社会,需要的是把实践的力量置入行动中。只有与社会一切否定的实际潮流相联合,景观的批判理论才可能是真实的;并且这一否定,这一革命阶级斗争的重新复兴,应通过发展景观批判变成自己的意识,景观的批判是关于它自己真实条件(现存压迫的实际条件)的理论,并且相反地,它还要揭开这个否定到底是什么这一神秘的面纱。这一理论不能期望来自工人阶级的奇迹。它必须正视作为一项长期任务的无产阶级的实现和再形成。为了使在这里被定义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斗争之间的人为区别显示出来,这一理论的真正规划和传播不能没有严酷的实践而被设想,可以肯定的是,朦胧的、艰难的批判理论的道路一定也是按照社会规模行动的实践活动的命运。 批判理论必须在其自己的语言中自我沟通——这是矛盾的语言,它必须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是辩证的。它是总体的批判也是历史的批判。它不是“写作的零度”,而是它的颠覆。它不是一种风格的否定,而是一种否定的风格。

>景观社会

景观社会
作者: 居依·德波
原作名: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isbn: 730504508X
书名: 景观社会
页数: 166
译者: 王昭风
定价: 26.00元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