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血》试读：冷血 第一章

霍尔科姆村坐落于堪萨斯州西部地势较高、种植小麦的平原上，是一个偏僻的地方，被其他堪萨斯人称为“那边”。这里距科罗拉多州东部边界约七十英里，天空湛蓝，空气清澈而干燥，具有比美国其他中西部地区更加鲜明的西部氛围。当地人操着北美大草原的土语，农场主们说话时带有浓重的鼻音；男人大都穿窄边裤，戴斯泰森毡帽，穿尖头长统皮靴。这里土地平坦，视野极其开阔；旅行者远远地就可以看见马群、牛群和像希腊神庙一样优雅耸立着的白色谷仓。 霍尔科姆村也可以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不过，这里没有什么景致，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建筑。圣达菲铁路的主干线从中间经过，将小村一分为二。这个毫无规划的小村庄的南部流淌着棕褐色的阿肯色河，北面是第五十号公路，东西两侧是牧场和麦田。这里的街道没有名字，没有遮拦，没有铺柏油，每当下过雨雪之后，厚厚的尘土就会变成肮脏的烂泥。在小镇的一端有一座荒凉陈旧的水泥建筑，屋顶上立着一块灯光标志牌，上面写着“舞厅”二字，但是舞会早已停办，标志牌也有好几年没亮过了。附近还有一幢建筑，用金箔薄片做成的招牌———霍尔科姆银行，安装在一块脏兮兮的玻璃窗上，但招牌和银行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早在1933年霍尔科姆银行就已倒闭，以前的账房改成了公寓。这里是镇上仅有的两座“公寓”之一，另一处公寓房子摇摇欲坠，因为当地学校很多教师住在那里，所以被称为“教师公寓”。但是霍尔科姆大部分住宅都是一层的木结构房子，前门带有门廊。 靠近火车站的南边，有一所破败不堪的邮局。邮局的女负责人面容憔悴，穿着生牛皮夹克、牛仔裤和牛仔皮靴。火车站的黄绿色油漆正在剥落，车站本身也显得同样凄凉。奇夫、高级奇夫、厄尔·卡皮坦等著名的快车天天从这里经过，但从不在这儿停留。除了偶尔有一辆货车停靠外，所有的客车都不会停在这里。公路上有两处加油站，其中一处兼做食品杂货店，但货源奇缺，另一处附设咖啡馆———哈特曼咖啡馆，老板娘哈特曼太太卖三明治、咖啡、软饮料以及三点二度的啤酒（像堪萨斯州其他地方一样，霍尔科姆也是“禁酒”的）。 除非你把霍尔科姆学校包括进去，否则这些实际就是霍尔科姆村的全部了。这所设施十分漂亮的学校揭示了小村破败表象下真实的经济状况：总的来说，家长们还是富裕的，他们把子女送进这所现代化的、配有能干教师的“合并公立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学生通常约有三百六十名，最远的住在十六英里之外，由车队负责接送。农场工人们大部分都在野外干活，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有德国人、爱尔兰人、挪威人、墨西哥人和日本人。他们饲养牛羊，种植小麦、高粱、草籽和甜菜。当农民总要靠天吃饭，但是在西堪萨斯地区，农民们却认为自己是“天生的赌徒”，因为他们必须和极少的降雨量（年均降雨量为十八英寸）以及令人苦恼的灌溉问题作斗争。不过，过去的七年，老天很仁慈，一直风调雨顺。霍尔科姆村归属的芬尼县的农牧场工人们日子过得很不错。他们不单靠农业，也靠开采当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挣钱。崭新的学校、农舍里舒适的布置、高高鼓鼓的谷仓无一不反映了他们的收入。 在1959年11月中旬的某天早晨之前，很少有美国人———实际上，就连堪萨斯人也很少———听说过霍尔科姆这个地方。像河里的水、公路上驾驶汽车的人、圣达菲铁路上疾驰而过的黄色火车毫不注意这块地方一样，这里从未发生过任何富有戏剧性的意外事件。二百七十名村民满足于现状，安于平静的生活：工作、打猎、看电视、参加学校的社交活动、在教堂里练习唱诗、出席4ˉH①俱乐部的会议。但到了11月那个星期天的凌晨，某种外来的声音冲击着霍尔科姆正常的夜间噪音：郊狼歇斯底里的嚎叫、风滚草的折断声、火车头全速前进或后退时发出的呼啸声。当时，霍尔科姆正沉浸在睡乡之中，谁也没听见四声猎枪的开火声，结果有四个人丧生。在此之前，村民们彼此之间谁也不用去提防谁，很少有人不怕麻烦地锁上自家大门。但是打这以后，村民们发现古怪的念头一而再、再而三地捉弄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在许多老邻居之间点燃了不信任的火花，使他们像陌生人一样奇怪地打量着对方。 四十八岁的河谷农场主赫伯特·威廉·克拉特最近因为参加人寿保险的缘故，刚刚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得知自己的健康正处于最佳状态。他戴着无框眼镜，不到五英尺十英寸的中等身材，但克拉特先生却很有男人气概。他肩膀宽阔，头发乌黑，下巴方方正正的，一张自信的面孔充满了健康的朝气。他的牙齿完好无缺，结实得可以咬碎核桃；体重和当年从堪萨斯州大学毕业时一样，还是一百五十四磅，他在大学里主修农业。与住在附近的泰勒·琼斯先生相比，克拉特不算是霍尔科姆最富有的人。但是，他是整个社区最著名的居民，在当地以及附近的加登城①地位显赫。他是县建筑委员会的负责人，主持修建了新近完工的第一卫理公会教堂，那是一所耗资八十万元的大建筑。他最近还当上了堪萨斯州农业组织联合会的主席，他的名字不仅在中西部的农场经营者中为人称道，而且在华盛顿的某些办事处里也受到广泛尊敬。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他一直是联邦农场信贷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克拉特先生确信他所希望从这个世界上获得的东西大部分已经得到了。他的左手曾被农业机械的某个部件弄伤过，在残存的那只手指上戴着一枚普通的金戒指，这是他婚姻的象征：二十五年前，他与自己心爱之人缔结良缘。她是他一位大学同窗的妹妹，是一位羞涩、虔诚、优雅的女人，名字叫邦妮·福克斯，比他小三岁。邦妮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大女儿伊芙安娜已经出嫁，生了一个儿子，现在有十个月大了。她住在伊利诺伊州北部，但是经常回霍尔科姆的娘家。两个星期之后她和她一家人将回到霍尔科姆，因为她的父母打算举办一个盛大的克拉特家族感恩节聚会（这起源于德国，首批克拉特家族的移民，那时这名字或许拼做克洛特，于1880年抵达这里）。五十多个亲属接到了邀请，远在佛罗里达州的帕拉塔卡的几位亲属也要赶来。二女儿贝弗里没有住在河谷农场，她已去堪萨斯城学习护士专业，和一位学习生物学的年轻学生订了婚，她父亲很欣赏这个小伙子。婚礼定于圣诞节时举办，请柬都印好了。家中留下了比克拉特先生还高的十五岁的儿子凯尼恩，以及比凯尼恩大一岁的姐姐南希，她是全镇人的宠儿。 说到克拉特先生的家庭，有件事令他很不安———他妻子的健康。她有点儿“神经质”，这是和她关系密切的人委婉的说法。“可怜的邦妮正在受折磨”，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人们都知道近五六年来她是个时好时坏的精神病患者。然而阳光最近照在了这个阴暗的地方，邦妮的病有了治愈的希望。位于威奇托城的韦斯利医疗中心是邦妮常去的地方，上个星期三，经过两个星期的治疗后，克拉特太太回到家中时给她丈夫带来了令人震惊的好消息。她高兴地告诉克拉特，医生最终确诊了，她痛苦的根源不在脑子里，而在脊柱上———她的病是肉体上的，是一块脊椎骨错位造成的。当然，她必须动一次手术，手术完了她就会再次成为以前的自己。难道紧张、离群索居、锁上门躲在枕头里哭泣，这一切都是一块脊椎骨引起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克拉特先生在感恩节餐桌上致辞时，真的应该作一番感恩祷告了。 通常，克拉特先生的早晨从六点半开始，牛奶桶的咣当声和男孩们的窃窃私语声总在这时把他吵醒。两个男孩是他的一个名叫维克·伊尔斯克的雇工的儿子，牛奶就是他俩送来的。但是，今天克拉特先生没有起床，任凭伊尔斯克的儿子进来并离去。这是因为昨天晚上，也就是十三号，星期五那天，他太累了，虽然部分原因是兴奋所致。昔日的邦妮复活了，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仿佛为了预告她即将恢复常态，重获活力，邦妮涂上了口红，不怕麻烦地修饰头发，穿上新衣服，陪他去霍尔科姆学校。学生们正在演《汤姆·索亚历险记》，南希在剧中扮演贝基·撒切尔。观众对演出报以掌声。看到邦妮出现在公众场合，克拉特感到非常高兴，虽然很紧张，但他面带笑容，与人谈话。夫妻俩都为南希感到骄傲。她演得太好了，台词背得滚瓜烂熟，正如他在后台向她表示祝贺时说的那样，南希看起来“美极了，宝贝，你是一个真正的南方美人儿”。南希的举止的确是个南方美人，她穿着带花边的裙子，一边行着屈膝礼，一边问他可不可以开车去加登城。那里的剧院在不吉利的星期五，也就是十三号那天的八点要上演一出“幽灵电影”，她所有的朋友都去。要是在别的情况下，克拉特先生早就拒绝了。他定的规矩就是法律，其中一条是：南希，包括凯尼恩，必须在夜里十点之前回家，只有周六可以延长到十二点。但是受那天晚上亲切氛围的影响，他同意了南希的请求。南希几乎到凌晨两点才回到家里。他听见南希进来了便把她叫过来，他并不是那种习惯于提高嗓门说话的男人，只不过有些简单的事必须跟南希说说，回家晚点儿倒没什么，要紧的是那位开车送她回来的年轻人，一个叫博比·鲁普的学校篮球健将。   克拉特先生是喜欢博比的，认为他虽然只有十七岁，但却非常可靠，颇有绅士风度。三年来，尽管南希获准可以“约会”，但像她这样一个俊俏而惹人喜爱的姑娘竟从未和别人出去过。克拉特先生明白，结成情侣，“与异性约会出游”和“戴订婚戒指”，目前已成为全国性的青春期风俗，但对此他表示反对。特别是不久前有一次偶然撞见女儿正在和博比接吻，打那以后他曾暗示南希，别和“博比见面太频繁了”，劝告她从现在开始就慢慢冷下来，总比日后突然分手要少伤点儿感情。他提醒南希，分手是必然的。鲁普家信奉的是天主教，而克拉特一家人都是卫理公会教徒，这个现实本身就足以使她和这个男孩有朝一日成婚的幻想化为泡影。南希是理智的，不管怎么说，她从不争辩。此刻，在道晚安前，她向克拉特先生保证会逐渐和博比脱离关系。 这件事打破了克拉特先生通常在十一点休息的习惯。结果，第二天，1959年11月14日星期六，当他早晨醒过来时已是七点多了。他的妻子总是睡得很晚。不过，当克拉特先生刮胡子、洗澡、穿紧绷的裤子和牛仔皮革短外套以及柔软的马靴时，他并不担心会吵醒妻子———他们不在一个卧室里睡觉。这是一幢有十四个房间的砖木结构的两层住宅，几年来，他一直单独睡在一楼的主卧室里。克拉特太太把自己的衣服放在这间主卧室的壁橱里，把为数不多的化妆品和一大堆内服药放在主卧室隔壁铺有蓝色瓷砖和玻璃砖的浴室里。她自己却郑重其事地搬进伊芙安娜以前的卧室，和南希与凯尼恩的卧室一样，也在二楼。 这幢住宅建成于1948年，花了四万美元（现在值六万元）。住宅的大部分格局都是克拉特先生自己设计的。如果他算不上著名的设计家、建筑家，至少也证明他是明智和稳重的。成排的中国榆树掩映着一条长长的、如同小巷似的车道。这座漂亮的白色住宅就位于车道的尽头，坐落在一片开阔的、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百慕大草坪上。这是一处为霍尔科姆增辉的建筑，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内部的陈设是这样的：红褐色地毯松软而富有弹性，可以减少地板的反光，也可以消除地板的噪音；一张起居室用的特大的新式长沙发盖着网状织品，与银质闪光的沙发架交相辉映；由隔板组成的早餐柜是用蓝白相间的塑料装饰的。这种家具风格正是克拉特夫妇所喜爱的，也为他们认识的绝大部分熟人所喜欢，这些家庭的布置大体与之类似。 克拉特夫妇除了雇佣一名佣人每天来帮忙做家务外，没有请别的帮手。因此，自从妻子生病、大女儿出嫁后，克拉特先生不得不自己学会做饭；他或者南希，主要是南希，要做全家的饭菜。克拉特先生愿意做家务，而且擅长此道，在堪萨斯州没有哪个女人烤的咸面包能比他的好，他做的椰子甜饼在慈善糕点的义卖中是最畅销的。不过，他自己的胃口倒不大。他和其他的农牧场主不同，颇喜欢简单的早餐。那天早晨，一只苹果，一杯牛奶对他而言已是足够了。他既不喝咖啡，也不饮茶，总是习惯于吃点儿冷的东西就开始一天的工作。实际上，他反对任何刺激性的东西，哪怕很轻微的也不行。他不吸烟，当然也不喝酒。事实上，他从不碰任何酒精饮料，还有意识地回避饮酒者。但这并未缩小他的社交圈子，因为这个社交圈子的中心由加登城第一卫理公会教堂的成员所组成，这是一个人数达一千七百多人的组织，其中大部分人都像克拉特先生一样饮食有度。虽然他很小心地避免暴露厌恶饮酒者的观点，在他的圈子之外，他从不对别人品头论足；但是在家庭内部和河谷农场雇员中，他却奉行这种观点。“你喝酒吗？”这是他对谋求干活的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使申请者说自己不喝酒，他还是会拿出一份包含某项条款的合同，这项条款是，一旦发现雇员“暗中藏酒”，整个合同就立刻作废。一位名叫林恩·拉塞尔的朋友，是位上了岁数的农场主，有一次对他说：“你毫无怜悯之心。赫伯①，我敢发誓，要是你发现了某个雇员在饮酒，他肯定会滚蛋。你难道就不在意他一家老小可能正在挨饿吗？”这可能是克拉特先生作为雇主所受到的唯一的批评。除此之外，他是以宽厚和慈爱而出名的。实际上，他给雇员的薪水十分优厚，而且还经常发奖金。为他工作的人，有时多达十八个，没有多少理由好抱怨的。   克拉特先生喝罢牛奶，戴上羊毛衬里的帽子，拿了一只苹果出门去查看早上的活计。这是一个理想的吃苹果的天气。强烈的阳光白晃晃地从一碧如洗的天空倾泻而下，东风吹拂着中国榆树的残叶，发出沙沙的声音。秋天正在对其他季节给堪萨斯州带来的麻烦作出补偿：冬天，从科罗拉多刮来的寒风肆意暴虐，深达臀部的大雪导致绵羊死亡；春天，满地泥浆，怪雾弥漫；夏天，当乌鸦都开始寻找哪怕很小的一点阴凉的时候，无数黄褐色的麦秆直直地挺立着，像着火了一样。过了九月，另一种天气到来了，深秋初冬季节，风和日丽的宜人气候偶尔会持续到圣诞节。当克拉特先生面对着现在这个季节最好的天气陷入沉思中的时候，一只身上带着柯利狗血统的杂种狗跑到他跟前，和他一起向着畜栏走去。靠近房屋有三个谷仓，这个畜栏和其中一个谷仓紧挨着。 谷仓的一间是用瓦楞铁预制件构成的半圆拱形活动房屋，内中堆满了粮食———西部地区出产的高粱；另一间谷仓堆满了黑色的像尖顶小山似的黄穗芦粟，价值十万美元，这可是一笔巨款。单单这个数字就几乎相当于克拉特先生1934年全部贷款收入的四十倍，甚至还要多。那一年，他和邦妮·福克斯结婚，夫妻俩从故乡堪萨斯州的罗泽尔搬到了加登城。在那里，他当了芬尼县农业经纪人组织的一名助手。仅仅过了七个月，他就获得了提升，成了该机构的头头。 他1935年至1939年任职的几年时间，是该地区自从白人定居以来最无聊、最穷困潦倒的岁月。年轻的赫伯·克拉特富有头脑，正如他所干的，在最新的农业实践中以最新的方式全速前进。他名副其实地成为政府和那些心灰意懒的农牧场主之间的中间人。这些人正好可以利用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的乐观和有见地的指导。这个年轻人看起来精明能干，不过，他当时正在做的工作并不是他想做的。作为一个农场主的儿子，他从一开始就想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农场。抱着这一想法，四年后他辞掉了县农业经纪人的职务，用借来的钱，租了一块土地，建立了河谷农场。 芬尼县的几个保守主义者抱着看笑话的心态仔细观望，这些守旧的老家伙喜欢以这个年轻的县农业经纪人在大学里的那套观点为话题来奚落他：“赫伯，很不错呀。你总是知道在别人的土地上种什么是最好的。你告诉别人，在这块地上播种，在那块地上修梯田。但是，如果那块地是你自己的，你说的恐怕就有点不一样了吧。”他们错了。这个自命不凡者的试验成功了！部分原因是，开始的几年里，他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也有过一些挫折：小麦歉收了两次；一个冬天，在一次暴风雪里，丢失了好几百只羊。但十年之后，完全属于克拉特先生的土地超过了八百英亩，还有三千多英亩的土地是租来的，正如他的同事们所说的，那是“一片相当肥沃的土地”。小麦及高粱的种子、合格的牧草种子，这些都是农场繁荣的基础。牲畜，羊，特别是牛，也同样重要。虽然畜栏内的牲口数量不太多，但是人们不会因此怀疑河谷农场的实力，因为还有几百头赫里福种的食用牛是属于克拉特的。畜栏有专门的用途，是给生病的牛、几头奶牛、南希的几只猫，以及一头被全家人视为最爱的又肥又老的驮马用的。这匹老马名字叫“宝贝”，它从不拒绝用自己宽阔的后背驮着三四个小孩慢慢行走。 克拉特先生此时正在用苹果核喂“宝贝”，向一个正在畜栏内用耙子耙碎草的男人道早安，这个男人名叫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是唯一住在河谷农场内的雇员。斯托克莱因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离主屋不到一百码远的一处房子内；除了他们，克拉特一家在方圆半英里之内就没有别的邻居了。斯托克莱因长着一张长脸，满口黄褐色的牙齿，他问道：“今天，您有什么特别的活要干吗？我女儿病了。我老婆和我昨晚忙了大半夜。我想带她去看医生。”克拉特先生深表同情，说尽管去吧，早上的活就不用干了，如果需要他或他太太帮忙，务必告诉他们。接着，狗在他前面跑着，他向南边那片淡黄色和褐色交织的麦田走去。收割后的麦茬呈现出闪闪发光的金黄色。   河流在他前进的方向延伸，河岸附近是一片果树林，种着桃子、梨、樱桃和苹果。在当地人的记忆里，五十年前，一个伐木工人不到十分钟就能把堪萨斯州西部的树砍个精光。即使在今天，这里普遍种植的也只有像仙人掌一样耐旱的棉白杨和中国榆树。然而，正如克拉特先生经常说的那样：“只要多下一些雨，这片土地就能变成天堂，变成人间的伊甸园。”沿河种上一小片能结果实的树是他奋斗的目标，不管下不下雨，一定要使这里成为一小片乐土，一座绿色的、飘着苹果香味的伊甸园。他幻想着出现这样的美景。他妻子曾说：“我丈夫对那些树比对孩子还关心。”在霍尔科姆，每个人都记得一架失事的小飞机在果园中坠毁时，“赫伯十分恼火！天呀，飞机的螺旋桨还没停止旋转，他就把飞行员告上了法庭。” 克拉特先生穿过果园，沿着河边继续向前行走，河流在这里变窄了，点缀着片片汀洲。在河流中间的这些柔软的沙地上，在以往的那些星期天里，每当天气炎热，邦妮自以为“身体还吃得消”的时候，就用车把盛着野餐的篮子运到这儿来，一家人在此垂钓，消磨一下午。克拉特先生很少碰见有人非法闯入他的领地；这里离公路有一英里半，只有几条偏僻的道路与之相连，这里不是陌生人偶然出现的地方。但此时，一伙陌生人突然出现了，特迪，这只狗，狂叫着向前冲过去，向这伙人发出挑战。但特迪的表现真是奇怪。虽然它是一个出色的岗哨，警惕性高，随时准备着实施惩罚，但它的英勇却有一个缺陷：只要一看到枪———就像现在一样，这群入侵者手里拿着枪———它的脑袋就立刻耷拉下来，尾巴也夹了起来。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人了解它的过去，只知道它是凯尼恩几年前收养的一条流浪狗。这五个拜访者原来是从俄克拉荷马州来这儿打野鸡的猎人。堪萨斯州的野鸡季节是十一月里一个著名的比赛项目，吸引着邻近几个州热爱打猎的人。上个星期，这些头戴花格呢帽子的人成群结队地在秋季的旷野里漫游。那些靠吃粮食吃得发胖的、呈现出紫铜色的大鸟，有的被枪声惊飞，有的饮弹而亡。按照习俗，猎人们如果不是应邀而来的客人，应该向土地的主人交一笔费用，以获许在人家的土地上追逐猎物。但是当这几个俄克拉荷马州的猎人主动提出要买狩猎权时，克拉特先生乐了。他说：“我还没穷到那个地步。去吧，不管打多少都带走吧。”然后，他碰了碰自己的帽檐，向家中走去，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并不知道这是他干的最后一天的工作了。 那个正在“小宝石”咖啡馆吃早餐的年轻人和克拉特先生一样，也从不喝咖啡。他宁愿喝一种用植物的根榨汁做成的饮料。三片阿司匹林、无醇冷饮、几根帕尔·摩尔牌香烟，这就是他的早餐。他一边喝着饮料、吸着烟，一边研究摊在他面前柜台上的一张从菲利浦66加油站拿的墨西哥地图。因为正在等一个朋友，他很难集中注意力。这个朋友迟到了。他向窗外看去，小镇街道寂静无声，直到昨天之前，他从未见过这样的街道。仍旧没有迪克的影子，不过他肯定会来的。毕竟，会面是迪克的主意，是他制订的计划。地点确定了，是墨西哥。地图已被揉得破破烂烂，因为翻动得太多，地图已经软得像一张羚羊皮。在他暂住的旅馆房间的角落里，像这样的地图还有几百张：美国所有州的地图、加拿大每一个省的地图以及每一个南美洲国家的地图，全都是破旧的，因为这个年轻人经常幻想旅行。他实际去过的地方还真不少：阿拉斯加、夏威夷、日本和香港。现在，由于收到一封信，一个请他去实现一项计划的邀请，他带着自己的全部财产来到了这里。一只硬纸板做成的手提箱，一把吉他，两只重得要命的装满了书籍、地图、歌本、诗集和旧信的大箱子。（看到这些箱子，迪克的脸色都变了。“上帝啊，佩里，你带着这些破烂儿到处走？”佩里说道：“什么破烂儿！其中一本书花了我三十块钱呢。”）此时，他正在堪萨斯州的小奥莱西。有件事，你想想可笑不可笑：仅仅四个月前，他先是向州假释委员会发誓，然后又向自己发誓，有生之年决不再次踏足堪萨斯州，没想到如今又回来了。不错，时间没隔多久。   用墨水圈起来的名称布满了地图。科苏美尔是墨西哥尤卡坦半岛海岸线以外的一座岛屿，他曾在一本男性杂志上读到过，在那座岛上，你可以“脱掉衣服，轻松地咧嘴笑，像王侯一样生活，每个月只花五十美元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所有女人”！他还在同一篇文章里读到了另外一些令人想入非非的句子，“科苏美尔是一个没有社会、经济和政治压力的世外桃源，政府在岛上没有一兵一卒”，而且“每年都有成群的鹦鹉从大陆飞过来在岛上产卵”。亚卡布鲁哥意味着可以到深海打鱼，可以到赌场赌博，可以得到饥渴的富有女人。马雷德山脉①意味着黄金，意味着《马雷德山的宝藏》，这部电影他看过八遍。（这是鲍嘉主演的最好的电影，这个老家伙扮演的那个淘金者令佩里想起了他的父亲，两个人都一样了不起。没错，他告诉迪克的话都是真的：他的确知道淘金的内幕，是他父亲一手传授给他的，他父亲是个职业的淘金者。那么为什么他们俩不买两匹驮马，到马雷德山去碰碰运气呢？但是，迪克，这个讲究实际的迪克说：“算了吧，亲爱的。我看过那部电影。因为热病、吸血虫以及周围恶劣的环境，电影里的人最后都同归于尽了。还记得吗，当他们得到金子的时候，一阵大风吹过来，把金子刮得无影无踪？”）佩里合上了地图。他付过饮料钱后，站了起来。坐着时，他看起来好像比普通身材高，有着举重运动员那样的肩膀、手臂、蜷缩的躯干，显得强壮有力。事实上，举重正是他的业余爱好。但是他身上的某些部位和其他的部分并不搭配。那双包裹在带钢扣的黑色短统靴里的小脚，可以十分合适地穿上女士们精致的跳舞鞋。站起来的时候，他的身高不会比一个十二岁大的孩子高，两条摇摇晃晃的短腿似乎不足以支撑一个成年人的身躯，看上去奇形怪状的，不像一个身材出众的卡车司机，倒像个退休的赛马骑师，已过盛年，肌肉僵硬。 佩里站在杂货店的外面，全身笼罩在阳光之中。还有一刻钟就到九点了，迪克晚了半个小时。不过，如果迪克在家的时候没有反复强调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的每一分钟都很重要，那么佩里是不会注意到时间的。对他而言，时间几乎没什么重要的，他有许多办法消磨时间，盯住镜子看，就是其中之一。迪克曾说：“每次你一看镜子就变得恍惚起来。好像正在欣赏一件华丽的艺术品。天啊，你就不感到厌烦吗？”佩里不但不感到厌烦，反而被自己的脸深深地迷住了。每一个角度都会产生不同的印象。这是一张变化莫测的脸，照镜子的实验已经教会他唤起各种变化，怎样一会儿看起来凶神恶煞，一会儿看起来天真顽皮，一会儿又充满热情；脑袋这么一斜，嘴唇这么一抿，一个堕落的流浪汉就变得温文尔雅、风流倜傥。他的母亲是纯种的切诺基人①；他的外貌完全是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碘酒般的肤色、黑而湿润的眼睛，黑色的头发保养得油光锃亮，浓密得好像和连鬓胡子连成一片，还留了一绺滑溜溜的刘海儿。他母亲的基因在他身上很明显，而他父亲，一个长着雀斑的红头发爱尔兰人，留给他的遗传基因就没那么多了，仿佛印第安人的血液已经击溃了所有凯尔特人的特征。只有粉红色的嘴唇和看起来得意洋洋的鼻子证实了凯尔特基因的存在。而在他弹起吉他，唱起歌来的时候，他活泼淘气以及爱尔兰人盛气凌人的自我吹嘘的个性，便会战胜切诺基人的外表而占据主导地位。唱歌以及幻想在听众面前唱歌是另外一种消磨时间的催眠方式。他总是在脑子里设想同样的一个场景：一间拉斯维加斯的夜总会，巧的是拉斯维加斯正是他的家乡。这间优雅的房间里挤满了激动的知名人士，他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位轰动一时的新星身上，听他演唱《我将见到你》。这首著名的歌曲由小提琴伴奏，他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最近自己创作的歌曲： 每年四月，鹦鹉一群又一群， 红色的、绿色的， 绿色的、橘红色的，   飞呀飞，飞过头顶， 我看见它们飞呀飞，我听见它们高高在天上歌唱， 唱着歌儿唤来四月的春光…… （迪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说：“鹦鹉不唱歌。它们说话，也许还大声叫喊。但是鹦鹉绝对不唱歌。”当然，迪克总是非常讲究实际，他不理解音乐和诗歌，你一认真思考这一点就不难发现，迪克的讲求实际，迪克对每个问题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正是吸引佩里的主要原因，这使得迪克看起来如此坚强，如此不可战胜，“地地道道的男子汉气概”。） 对拉斯维加斯的幻想尽管令人陶醉，然而和他想象中别的场面比起来，那就逊色多了。自童年以来，三十一年的时间里有一半是在发送各种印刷品（“潜水里面有运气！业余时间在家中训练。潜水快速赚大钱。免费小册子……”）和广告（“沉没的财宝！五十张真正的地图！千载难逢的良机！……”）。这些东西唤起了他对冒险的渴望，使他的想象活跃起来，一次又一次地使他感受这种体验：梦想穿过那陌生的海域深处，潜入那发出绿色光芒的海洋，沉船的巨大船体就在前面隐约显现，从鱼鳞状、眼睛凶恶的船只保护神的旁边游过去，一条西班牙大型帆船出现了！这是一条装满了钻石、珍珠和一箱箱黄金的沉船。 汽车的喇叭响了。迪克终于出现了。 像往常一样，总是凯尼恩在大喊大叫。他的叫声不断地传到楼上：“南希，下来接电话！” “哎呀，凯尼恩！我听见了。”南希光着脚、穿着睡衣，跑下了楼梯。家里有两部电话，一部在她父亲的办公室里，另外一部在厨房里。她拿起了厨房的分机：“喂？哦，是的，早上好，卡茨太太。” 克拉伦斯·卡茨太太是一位农场主的妻子，住在公路附近，她说：“我跟你爸爸说过不要吵醒你。我说，南希昨晚演得太精彩了，肯定累坏了。你真可爱，亲爱的。你头发上扎的那些白色发带太美了！当你演到以为汤姆·索亚死了的那段，你的眼里真的饱含热泪呢，和在电视上看到的演出相比毫不逊色。不过，你爸说你一般这个时候起床。噢，快到九点了。亲爱的，我想说的是，我的小女儿，小乔利妮，想做樱桃馅饼都想疯了，她知道你是做樱桃馅饼的冠军，总得奖，我今天上午能带她去你家，你来教她做吗？” 要是在往常，南希会心甘情愿地教乔利妮做整套火鸡大餐，她认为在小姑娘们向她请教烹饪、缝纫、音乐，或者向她倾吐衷肠（这是经常的事）的时候，随时提供帮助是她的责任。只要她有空，她仍然设法“操持一大堆家务”，她是一名全优学生，同时还是班长、4ˉH俱乐部节目主持人和卫理公会青年团的领导者、熟练的骑师、优秀的音乐家、每年县义卖大会的获胜者（酥皮糕点、蜜饯、刺绣和插花），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女孩怎么能承担起这么一副重担？而且做到这一切时，她毫不炫耀，仅仅是露出一副灿烂的微笑，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令社区所有人都沉思的一个谜。能解释的只有一句话：“她有一种品格。一种从她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品格。”当然，她最鲜明的特征———是优秀的组织能力，这个特征是其他一切品质的基础，是从她父亲那儿得来的。每个时间段她都会作出安排；在任何时候，她都知道应该做什么，会需要多久。今天碰到的麻烦是：她的时间早已预约好了。她答应帮助邻居家一个叫洛克希·李·史密斯的小男孩练习小号独奏，洛克希准备在学校音乐会上演奏；她还答应替妈妈做三件复杂的差使；还准备和父亲一起去参加在加登城举办的一个4ˉH聚会。聚会结束后，还有午餐要做，吃完午餐，还要做在贝弗里婚礼上当伴娘时穿的礼服，这件礼服她已经设计好了，正在缝制。照目前的状况，除非取消某项安排，否则就没有时间教乔利妮做樱桃馅饼了。 “卡茨太太，请等一会儿，不要挂断电话，好吗？” 她穿过屋子，走到父亲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朝外有一个供普通来访者进出的入口，一扇推拉门把办公室和客厅隔了开来。克拉特先生有一位名叫杰拉尔德·冯·弗里特的年轻助手帮他管理农场，虽然他偶尔和弗里特共用这间办公室，但基本上这里是他个人的隐身处，一间整洁的庇护所。墙壁上镶嵌着胡桃木薄板，上面挂着气压计、雨表和一副双筒望远镜，他坐在里面就像一位船长，一位领导河谷农场穿过岁月中危险航线的领航员。 “没关系，”对于南希的问题，他回答说，“不用去4ˉH聚会了。我带凯尼恩去。” 于是，南希拿起办公室里的电话，告诉卡茨太太说：“可以，就把乔利妮带来吧。”但是她皱着眉头挂了电话。“真奇怪，”她一边说一边环视办公室，只见父亲正在帮凯尼恩加一栏数值，冯·弗里特先生坐在靠近窗户的桌子旁。他是那种沉默寡言的人，英俊的面容上有些皱纹，这使得南希在背后称他是希斯克厉夫。“我老是闻到一股香烟味儿。”  　　“是你呼出来的？”凯尼恩问道。 “不，是你呼出来的。” 南希的话令凯尼恩安静下来，因为他明白南希知道他曾偷偷抽过一阵子烟。不过，那以后，南希也抽过。 克拉特先生拍了拍手，说道：“行了，别说了，这里是办公室。” 南希跑上楼，换上了一条褪色的李维斯牌牛仔裤和一件绿色的套头衫，在手腕上戴上了一块金表，这块表在她最有价值的财产中排名第三。第二件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一只名叫艾温鲁德的猫。而居第一位的是博比送给她的图章戒指，这是一件令她难以处理的证明他俩“情侣关系”的证物。她把这枚戒指戴在大拇指上，因为戒指是按男人的尺寸做的，即使在戒指上缠了胶带，也没有哪根手指能恰好戴上。南希是个漂亮的姑娘，身材苗条，像男孩子一样充满活力，她长得最美的部分是那一头闪着栗子色光芒的短发和像香皂一样光洁的皮肤，虽然皮肤上面有一点儿雀斑和去年夏天被太阳晒过留下的红印。她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湿润而透明，像阳光映射下的淡色啤酒。就是这双眼睛令她立刻赢得别人的好感，也同时说明了她的纯洁、细心以及很容易被激发起的同情心。 “南希，”凯尼恩喊道，“苏珊来电话了！” 苏珊·基德维尔是南希的闺中密友。她又一次去厨房里接电话。 “老实交代，”苏珊用这种命令的口气在电话里发出了连珠炮式的责问，“你为什么挑逗杰里·鲁斯？”和博比一样，杰里·鲁斯也是学校的篮球明星。 “昨天晚上？哎呀，我没有和谁调情呀。你这么说，是不是因为我俩拉手来着？演出的时候，他刚好来到后台。我当时正紧张着呢。所以他握着我的手，给我鼓劲儿。” “很甜蜜呀，然后呢？” “博比带我去看鬼片。我们手挽着手。” “吓人吗？我说的不是博比，是电影。” “他觉得不吓人，还笑呢。但是你了解我，嘭！我吓得从座位上掉了下来。” “你在吃什么呢？” “什么也没吃。” “我知道你在啃指甲。”苏珊说。她猜对了。尽管南希努力过，但她还是改不掉啃指甲的习惯，只要一遇到麻烦，她就会啃指甲，一直啃到指甲肉。“说呀，出了什么事没有？” “没有。” “南希。Cest moi①……”苏珊正在学法语。 “唉，是我爸爸。三个星期以来，他的情绪一直很可怕。至少，在我身边的时候是这样。昨天晚上我回家时，他又开始说起那件事了。” “那件事”无需暗示，这个问题两个朋友已经彻底讨论过了，并且意见一致。苏珊从南希的角度总结这个问题，曾说：“你现在爱博比，你需要他。但博比心里也清楚发展下去是没前途的。以后，等我们离开这儿去曼哈顿时，在我们面前将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世界。”堪萨斯州立大学就在曼哈顿，两个女孩计划到那里去学习艺术，并且住在一起。“不管你希不希望，一切都将改变。但是现在你没法改变，住在霍尔科姆，每天看见博比，每天坐在同一间教室里，没有理由改变。因为你和博比是非常幸福的一对儿。在你独自一人的时候，这也许会成为令人愉快的回忆。你难道不能让你爸爸理解这一点吗？” 是的，南希没办法。“因为，”正如她向苏珊解释的那样，“无论我什么时候谈起这件事，他就瞪着我，好像我不应该爱博比，或者不该那么爱他。我一下子就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只想做他的女儿，做他希望我做的事。”   对此，苏珊没有回答；这涉及到情感，这种关系超越了她的经验。她和母亲住在一起，她母亲在霍尔科姆学校教音乐，苏珊记不清自己父亲的样子了，因为多年前，在他们的加利福尼亚老家，苏珊的父亲有一天离开家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不管怎么样，”此时南希接着说道，“我敢肯定，不是我使他发脾气。肯定是别的事，他真正忧虑的事。” “你妈妈？” 南希其他的朋友可不敢作出这样的暗示。然而，苏珊早已得到了特许。她刚来霍尔科姆的时候，是一个忧郁、爱幻想、身材苗条、脸色苍白的敏感的女孩，当时她八岁，比南希小一岁。克拉特夫妇热情地接纳了苏珊，这个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没有父亲的小姑娘很快便成为克拉特家的一员。七年来，南希和苏珊这对朋友从未分开过，她们两个罕见地相似，同样地敏感，彼此都是难以替代的。但是从去年九月份开始，苏珊从当地的学校转到加登城一所被认为比较高级的学校去了。对于霍尔科姆那些想上大学的学生而言，这是正常的程序。但是，克拉特先生是一个热爱社区的死硬派，认为这种背叛行为是对社区精神的冒犯。霍尔科姆学校对他的子女来说已经足够好了，所以他们将继续待在那儿。这样一来，两个女孩便不能在一起了。白天里，南希深深地感到了朋友不在身边的空虚，和苏珊这样的朋友在一起，不用拘谨，可以无话不谈。 “但是我们都为妈妈感到高兴，那些好消息你都知道。”然后，南希接着说：“你留心听着，”她犹豫了一下，仿佛正在鼓起勇气，要说出一番出人意料的话，“为什么我不断地闻到烟味呢？老实说，我觉得自己正在失去自制能力。不论是在车里，还是在房间里，好像总是有人在那些地方待过，还抽过烟。肯定不是我妈妈，也不可能是凯尼恩。凯尼恩不敢……” 克拉特家里故意不设烟灰缸，来访者多半也不敢在他家里抽烟。苏珊慢慢明白了其中的含意，但这样的做法是有悖常理的。不管克拉特先生面临着怎样的焦虑，她都不能相信他会在香烟中寻求安慰。苏珊还没来得及问这是否是南希的真正的意思，南希就急急忙忙地说道：“对不起，苏珊。我得走了，卡茨太太来了。” 迪克正开着一辆1949年款的黑色雪佛兰轿车。佩里钻到车里以后，检查了一下后座，看看他的吉他是否安然无恙。昨天晚上，在给迪克的一群朋友演奏之后，他忘了把吉他拿走，结果落在了车里。这是一把很旧的吉布森牌吉他，经过砂纸打磨，上过蜡，外表呈淡黄色。在吉他的旁边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一把崭新的十二毫米口径的半自动霰弹猎枪，枪管镀着一层烤蓝，枪托上镶着运动员追逐野鸡的标记，还有一个手电筒，一把钓鱼时用的小刀，一副皮手套，以及一件装满了子弹的打猎马甲，给这幅奇妙的静物画增添了情趣。 “你就穿这玩意儿？”佩里指着马甲问道。 迪克用指节笃笃地敲着挡风玻璃说：“打扰你了，先生。我们是出来打猎的，迷了路。我们能用一下电话吗……” “是的，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 “小菜一碟，”迪克说道，“我向你保证，亲爱的，我们将让他们血染墙头。” “应该是‘那些墙’。”佩里说。佩里是字典迷，十分喜爱那些晦涩生僻的字眼，从在堪萨斯州监狱和迪克同处一室以来，他就一直试图提高迪克的语法，扩展他的词汇量。迪克并不厌恶佩里的指教，相反，他像个小学生似的，试图取悦老师。有一次他写了一些诗，虽然内容非常淫秽，但佩里却认为这些诗妙趣横生。他托人在一家监狱工厂把手稿用皮革封面装订成册，烫上金色，取名为“下流的笑话”。 迪克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衣背上还写着一行广告：鲍伯·桑兹汽车修理厂。他和佩里驱车沿奥莱西大街一直开到鲍伯·桑兹汽车修理厂。八月中旬出狱后，迪克便受雇于此干活。迪克是个能干的机械师，每周挣六十美元。他今天上午打算干的活不应该拿工钱，桑兹先生每周六都让迪克值班，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付钱让雇员检查起自己的车来。在佩里的协助下，迪克开始工作了。他们更换了机油，调整了离合器，检查了电池，更换了一根不合格的轴承，安装了新的轮胎，所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工作，因为今天和明天要指望这辆老雪佛兰立下汗马功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