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试读：中国与朝鲜关系的三个历史时期

本书中的国际体系，是指在共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进行充分有规则互动的多个国际行为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总和，这个体系应该存在将其与其他体系或其所处的巨大环境区别开来的界限。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的时候，东亚就是自成体系的世界。(〔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即使在1500年以后，世界日益联合为一个整体的时代，东亚地区仍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我们认为，在古代东亚世界已经存在一种国际体系，我们称之为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从这个概念出发，我们把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尚未形成的时期，称为东亚前国际体系时期。东亚前国际体系并不是无政府状态，也是一种体系，只不过与后来形成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具有不同的特点而已。 如果我们考虑到，国家的出现既不可能发生于历史的同一瞬间，也不可能像孪生子一样接踵而至，那么，仅仅从是否存在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角度来看，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显然可以分成三个大的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无论黄河流域还是朝鲜半岛，都没有出现国家。此时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实质上是两个处于前国家形态中的地区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可以借用英国学者巴里·布赞的理论，将之视为同处于东亚前国际体系内的两个次体系间的关系。〔英〕巴里·布赞：《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当然，尽管黄河流域各类前国家形态下的政治组织已经具有明显的内聚力，具有构成一个次体系的基本特点，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朝鲜半岛的前国家形态下的政治组织是否具有相同的特点，以便将之同样视为次体系，就这一点而言，与巴里·布赞的概念并不是完全吻合的。 第二个时期，黄河流域形成国家，即中国，而朝鲜半岛仍旧处于前国家形态之下。此时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实质上是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与相邻地区的部落、聚落、聚落复合体甚至部族等前国家形态下的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虽然中国与朝鲜半岛内部为数众多的部落、聚落、聚落复合体一样，都是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内的单位，但彼此发挥的作用却大不相同。如果从国际体系单位的数量来看，此时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关系呈现出“一对多”的特点。在此时期，中国发展的鼎盛时代——西汉时期，曾将朝鲜半岛全部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 第三个时期，在朝鲜半岛也出现国家以后，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性质不同的两种类型。由于历史上中国的统治曾达到朝鲜半岛，对隶属于中国的地区来说，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是同一政权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并不隶属于中国的地区来说，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发展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后者而言，有时是“一对一”的国家关系，有时则是相互影响的一组国家间的关系。在当代，则表现为“一对二”的关系，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的关系，也只在这一历史时期，才可把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简称为中朝关系与中韩关系。用中朝关系或中韩关系代指历史上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或中国与朝鲜半岛内部的政权之间的关系，都是有问题的。目前中国学术界谈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时，不是使用中朝关系这一称谓，就是使用中韩关系这一称谓。后者比较典型的是王小甫、蒋斐斐:《中韩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前者历史更为久远，可以上溯至张政烺:《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书店,1951)、王辑五:《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书店,1951)。较近的著作有：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姜龙范、刘子敏:《明代中朝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白新良:《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