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贤文谈做人》试读：爱人者，人恒爱；敬人者，人恒敬

爱人者，人恒爱；敬人者，人恒敬 —— 做人要有仁爱之心 “爱人者，人恒爱；敬人者，人恒敬。”这句贤文意指一个人只有真诚地关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永恒的爱；一个人只有真诚地尊敬别人，才能得到别人永恒的尊敬。相反，如果一个人不爱别人，那么也不会得到别人的爱；如果一个人不尊敬别人，那么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尊敬。爱与敬是双向的，没有播种就不会有收获。因此这句贤文启迪我们，做人要有仁爱之心，正像一首歌词所唱的那样：“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关于仁爱的格言警句，《增广贤文》中还有不少，如： 尊师以重道，爱众而亲仁。 责人之心责己，爱己之心爱人。 千里送毫毛，礼轻仁义重。 仁能善断，清能有容。 骨肉相残，煮豆燃萁；兄弟相爱，灼艾分痛。 以积货财之心积学问，则盛德日新；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则孝行自笃。 这些贤文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做人要讲仁爱的道理。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对仁爱做出过深刻的论述，曾大力宣扬“仁”的学说，认为“仁”即“爱人”，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儒家思想长期占据我国历史的统治地位，仁爱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仁爱思想被历代贤哲智士不断弘扬光大。仁爱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仁爱讲究奉献，不求索取；仁爱提倡扶危济困，尊老爱幼。仁爱作为一种做人的美德，成为古今中外各界人士所崇尚的行为： 孟子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 佛祖释迦牟尼说：“恨不止恨，唯爱止恨。” 证严法师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可以爱的人。” 李嘉诚说：“慈善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我的义务，而是我的生活方式。” 汉文帝崇尚仁爱 作为一国之君，如何治理百姓和国家，是历代都非常重视的问题。显然，以“仁爱”治天下是最符合儒家道德传统标准的。在《孝经·天子章第二》中，孔子就论述了天子如何以仁爱治天下的具体要求：“天子要对百姓仁爱，不施行暴政；要对百姓尊敬，不能傲慢。对百姓的仁爱和尊敬要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以德孝对待百姓，施行天下，这就是天子之孝。”也就是说，天子只有对百姓仁爱、尊敬，才能深得人心、巩固政权，这是天子最大的孝道；否则，百姓造反、江山改易，就会成为天子最大的不孝。因此，明智的帝王都把施行仁政作为自己的至高境界。 因“文景之治”而名垂史册的汉文帝刘恒，是中国历史上以仁爱治天下的典型。 汉文帝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早年被封为代王。当刘邦去世、吕后发动宫廷政变，刘、吕两大集团权力纷争的时候，刘恒的母亲薄氏带着幼小的刘恒，离开了宫廷这一是非之地，来到远离京城的代王封地。薄氏知书达理，深明大义，教育刘恒读诗学经，为人处世。刘恒从小就深受仁爱思想的熏陶，不仅学到了许多治国之道，而且懂得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 吕后驾崩，周勃、陈平率刘氏集团剿灭了吕氏全族，经过对刘氏集团人才的考核，最后决定拥立代王刘恒为帝。刘恒即位时，汉朝国力还很贫穷，大夫以下只有牛车坐。汉文帝施行仁政，终于使天下大治。具体措施有： 要求朝廷百官和地方守令重视农业，劝民农桑，薄徭役，减赋税，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汉文帝13年，还免除了全国一年田地租税，这在中国封建史上是很少有的。 鼓励人们向朝廷提意见，即使咒骂皇帝也不治罪，这在中国封建皇帝中也是极其罕见的；恢复春耕前皇帝亲耕的制度，为天下做出表率。 提倡节俭。汉文帝生活极为简朴，他在位24年，宫室、园林、服饰和御用器具没有什么增加。据史书记载，汉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曾取消了建造露台的计划。汉文帝还穿粗糙的丝绸衣服，并规定宠妃的衣服不许拖地。 此外，汉文帝还废除了断肢、割鼻、刻肌肤等肉刑，减轻了笞刑，并要求官吏断案从轻，只求大指，不求细苛，使全国刑狱大减。 经过这一番治理，汉朝的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府库充盈，政通人和，百姓乐业，汉朝的政权得到了巩固。文帝之后，景帝刘启继续文帝政策，父子共同开创了被誉为前汉盛世的“文景之治”，为后来汉武帝的改革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据说汉文帝死前还告诫太子，自己驾崩时不要禁止百姓娶妻、祭祀、饮酒，不要万民恸哭，显示了仁爱贤明的帝王本性。刘恒死后，谥曰“文帝”。在历史上，死后谥号为“文”的皇帝并不多，因此有史学家评价400年的汉朝时，有“功莫大于高祖，德莫厚于汉文”之说。 唐太宗仁爱治国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明君，也是一位富有仁爱之心的皇帝。唐人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记载了几个事例，足以说明唐太宗是一位以仁爱治国的皇帝。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妇女幽禁在深宫中，情况实在可怜。隋朝末年，无休止地搜求选取宫女，以至于皇帝临时居住的离宫别馆，甚至不是皇帝驾临的处所，都聚有很多宫女。这都是浪费百姓财力的做法，理应废除。而且宫女除了洒水扫地以外，还有什么用呢？现在我打算放她们出宫，任由她们选择丈夫。这不仅可以节省费用，同时使百姓可以休养生息，而且也可使她们各自成全自己的性情。”于是后宫前后一共放出3000多人。 贞观二年，关中一带干旱，发生了大饥荒。太宗对侍臣说：“水旱不调，都是国君的罪过。我德行不好，上天应该责罚我，百姓有什么罪过，要遭受如此的艰难窘迫？听说有人卖儿卖女，我很可怜他们。”于是派御史大夫杜淹前去巡查，拿出皇家府库的钱财赎回那些被卖的儿女，送还他们的父母。 贞观十九年，太宗征伐高丽，驻扎在定州。太宗驾临城北门楼安抚慰劳将士。有一个士兵生病，不能进见，太宗下诏派人到他床前，询问他的病痛，又敕令州县为他治疗。因此将士都高兴地愿意随从太宗出征。等大军回师，驻扎在柳城时，太宗又诏令收集阵亡将士的骸骨，设置牛、羊、猪三牲为他们祭祀。太宗亲自驾临，为死者哭泣尽哀，军中将士无不洒泪哭泣。观看祭祀的士兵回到家里说起这件事，他们的父母说：“我们的儿子战死，天子为他哭泣，死而无憾了。”太宗征伐辽东，攻打白岩城时，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被乱箭射中，太宗亲自为他吮血排毒，将士无不受到感动和鼓励。 李世民以仁爱治国，示范官吏、深得民心，无疑为唐朝的繁荣富强奠定了基础。 疏广散财播仁爱 有智慧的官吏，非常注重培养仁爱之心，广布仁爱之德。因为他们知道，具有仁爱之心容易得到上司的欣赏和百姓的爱戴，有可能官位长保，即使退位后也能得善终。一个官吏如果缺乏仁爱之心，不会有好下场。 西汉时，有位叫疏广的人，很有学问，曾在朝廷担任博士，后来还做过皇太子的老师，地位极其显赫。当他告老还乡时，皇帝和太子赐给他很多金银钱财。 疏广回到家乡后，把这些赏赐都分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乡亲们，既没有为自己购置田产，也没有将这些钱财留给子孙。有人劝他，但疏广却说：“这些钱财是皇上和太子赐给我的，我要将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至于子孙今后的生活，不能依靠我，而要靠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他们如果有出息，就不需要我留给他们钱财，如果他们没有出息，我留给他们的钱财越多，就会害他们越深。你们说我还需要留钱财给子孙吗？” 疏广的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无不点头称是。 乔致庸利从仁爱来 经商的本质是互赢互利，只有双方都从中得利，买卖才能长久做下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李嘉诚是当代华人的首富，也是当代的商圣，他曾这样谈论经商之道：“你我双方做生意，如果我赚你亏，你不会干；如果你赚我亏，我不会干；只有你我双方都能赚钱，生意才能做下去。其实经商的秘诀就是这样简单。”李嘉诚把经商之道说得多么通俗简单，不愧为当代华商之圣。 清代著名的晋商乔致庸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一颗仁爱之心。乔致庸以天下之利为利，开票号实现汇通天下的目标，不是为了自己发大财，而是为了方便天下商人。开拓武夷山茶路不仅是为了自己发财，更多的是考虑如何解除广大茶农的生活之困。当有人出高价收购他经营的茶市时，他毅然撤出，这是一般的商人很难做到的。大灾之年，他开粥棚救济十万灾民，家人与灾民同锅喝粥，为了支撑粥棚几乎倾家荡产。 在乔家门前，常年拴着3头牛，谁家要用，只需招呼一声，便可牵去用一天；每年春节前夕，乔家大门洞开，乔致庸会拉出一扇板车，满载米、面、肉，谁家想要，只要站在门口招招手，便可随意取去。乔致庸就是凭着一颗仁爱之心，凝聚了一大批铁杆伙计，他虽然多次历经灾难，几乎家破人亡，但这些伙计却全力以赴、鼎力相救，一次次使他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没有伙计在危难时刻离他而去。这全是仁爱之心使然。 我们再来看看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的祁县何家，因经营烟馆生意，赚了不少钱，但做的是缺德事，害的是老百姓，因此不得好报。何家少爷也因长期抽鸦片毁坏了身体，疾病缠身，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花了大笔银子娶回江雪英不久便一命呜呼，撒手人寰，万贯家财尽落他人之手，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丛飞爱心撼中国 2006年4月20日，资助贵州、湖南、四川等贫困山区178名贫困儿童、累计捐款300万元的爱心大使丛飞因病医治无效，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去世，年仅37岁。丛飞生前立下遗嘱，捐献出自己的眼角膜，将给4名患者带来光明，以他最后的爱心馈赠社会，使仁爱之心长留人间。 纪念丛飞的网站、丛飞纪念馆相继建立，网上追悼会召开，国家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向深圳民政局发去唁电，哀悼丛飞。丛飞的爱心感动了中国。 1994年8月，丛飞应邀参加重庆举行的一次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义演，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捐款助学活动，并先后被授予“中国百名优秀青年志愿者”、“深圳市爱心市民”、“深圳市爱心大使”等称号。 一次，丛飞在一个贫困山区演出，观众席上坐的是几百名因家贫而辍学的孩子，丛飞当时就毫不犹豫地把身上所有的2400元钱都放进了捐款箱。主持人告诉丛飞：“你捐出的这笔钱，可以使20个孩子完成两年的学业！” 丛飞当时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不断地资助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先后20多次赴贵州、湖南、四川等贫困山区举行慈善义演，为当地失学儿童筹集学费。 丛飞说：“在山区时，我被他们的贫寒所震撼，看到他们穿不上衣，吃不上饭，我心里就难受，而当我听到这些孩子有书可读时我就高兴。”丛飞还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让孩子有书读，让社会少几个文盲，少几个法盲。正因为他爱上了这些质朴、憨厚、勤劳的山民，他的捐献才像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在一些城市的商业演出中，丛飞已经小有名气，每场演出的出场费达到一两万元，多的时候一个月收入可达十几万元，资助孩子们的学费，对当时身体健康的丛飞来说，完全可以承担。但2003年“非典”之后，丛飞的演出机会锐减，收入也越来越少，给孩子交学费时资金也紧张起来。当时，为了及时给100多个孩子交学费，丛飞从亲朋好友那里先后借了10万元，在开学前如期给孩子们送去。 从2004年春天开始，丛飞的胃部经常剧烈地疼痛，还时常吐血、便血，当时家人和朋友们都劝他住院治疗。可丛飞拒绝了，只在门诊处开了些口服药维持。2004年7月，丛飞如约来到贵州，给孩子们送去了下学期的学费。不过这笔学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再次从朋友们手中借来的。当时，丛飞已经背负上了17万元的债务。 丛飞的家在深圳罗湖区翠竹路东的新港鸿花园，一套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房间内有半面墙的书柜摆满了奖状与照片，CD架上摆放着一些古典音乐与民族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