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试读:史家绝唱:司马迁著就 千古佳作

两千多年前,一位文人遭受了莫大的屈辱,却“不堕凌云之志”,以血作墨,心灵为纸,完成了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作。这就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一位普通史官与一部旷世之作,是什么将他们融成一体?谁启动了《史记》的千古盛大?又是谁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 《史记》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约两千多年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先河。在《史记》之前,中国的历史书只有两类,一类是编年体,按年代来记述历史,其中最有名的,像《春秋》《左传》;另一类是国别体,按国家来记载历史,比如《国语》《战国策》。所谓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述历史,《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史记》以后,中国所有的正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史记》是纪传体通史,而其他诸史都是纪传体断代史,就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各自独立的历史。 无与伦比的通史巨著 《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它与其他各史相比明显高出一筹。重要差别有三点: 第一,《史记》饱含爱憎。 实录难,饱含爱憎的实录更难。本来,一个史学家面对历史,只需客观公正地记述,不要求抒发感情;但是《史记》往往饱含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特别对一些悲剧人物,像《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司马迁都写得悲歌慷慨,荡气回肠;而对他憎恶的人物,像《平津侯主父列传》里的公孙弘,则不惜笔墨,从不同的侧面给予揭露抨击。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批判最尖锐的两个人:一个是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一个是和他同时代的君主汉武帝。司马迁写刘邦广招贤才,最终成就大业;更写他心胸狭隘,杀戮功臣,语言粗俗等诸多不良行为。对汉武帝的揭露,更是毫不留情。批判开国皇帝,指斥当朝君王;如此书写,往还千年,也鲜有听闻。 第二,《史记》文采斐然。 《史记》片段之一《鸿门宴》,被选为我国高中语文课本的传统教材长达半个多世纪,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它的文学魅力。文章一开始,写项羽“大怒”,表现了项羽在秦亡之后,看不清自己和刘邦的关系已由并肩作战的友军,转为互争天下的敌人,政治上的幼稚令人扼腕。全篇纤毫毕现、栩栩如生,俨然一部小说,竟令很多人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其实,《鸿门宴》在历史上确有其事。纵观《史记》洋洋洒洒五十三万言,此类描述,比比皆是。对于人物的刻画、场景的描写、事件的记述,司马迁都显示出高超、多样的文学技艺。 第三,《史记》平民视角。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平头百姓不入史,这是《史记》之前的一定之规。但是,到了司马迁这里,“鸡鸣狗盗”之徒也有了一席之地。《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写的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或忠义,或智慧,五彩斑斓,妙趣横生,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些篇目就是中国通俗文学的鼻祖。 司马迁非常善于寻找一般史家忽略了的、而普通平民喜闻乐见的传主。正是《史记》的不拘一格,填补了我国古代人物史上的许多空白。随手举两个例子。《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行,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写了一个《孔子世家》,第一次完整地勾画了孔子的一生,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孔子第一篇、也是最权威的一篇人物传记。中国人历来讲究“知人论世”,所以,今天要读《论语》,首先要读《孔子世家》,了解孔子的生平,才能正确地解读《论语》。再比如屈原,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是,在《史记》之前,先秦的所有典籍中,都没有屈原的记载,有些人竟以此否认屈原的存在。幸而有《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才印证了中国历史确有一个忠直爱国、九死不悔的屈原。 化奇耻大辱为传世经典 当然,司马迁也自视甚高,自称写作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什么给了平凡文弱的司马迁如此强大的自信心,完成这样一部著作?是命运的眷顾,还是另有原因?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普通史官家庭,父亲司马谈曾有志于撰写一部通史。司马迁继承父志,为写作《史记》做过充分准备:行万里路,师从名家,大量阅读宫廷藏书。不过,这些经历,在中国封建社会为数众多的史官之中并无特别之处。 一次突发事件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让他真正懂得了何为“死而后生”,并从此完成了由一位普通史官到伟大史家的根本性转变。 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兵三万出征匈奴,同时命李陵为李广利的军队担任后勤保障(将辎重)。但李陵提出,愿意率领五千步兵单独出征,以分匈奴之兵。 李陵之所以要求单独出兵,原因有两点: 一是,出身、才能的对比。李陵是汉代名将李广之孙,此前已屡建战功,深得武帝信赖;而李广利不过是武帝宠幸的嫔妃——李夫人——的哥哥,靠着外戚身份才当上领兵统帅。 《西游记》中“你挑担,我牵马”之类的“辎重”活都是沙僧、猪八戒的事,开路先锋只有孙悟空能够担当。现在,汉武帝分配李陵为一个庸才将军李广利搞后勤,无异于孙悟空给猪八戒打杂。李陵自然一百个不愿意,所谓分匈奴之兵不过是借口而已,他希望独当一面。 二是,李陵本人的自信。李陵虽然兵力只有五千,但是,这五千步兵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荆楚勇士,健壮剽悍、骁勇善战,因而李陵十分有信心。 汉武帝看到李陵不愿为李广利做后勤保障,就对李陵交代:我可没有那么多骑兵派给你!言外之意,你只能带你那五千步兵出征。 李陵毫不犹豫:我就带下属五千步兵出征! 汉武帝并不放心,下令让路博德率兵接应李陵。但是,路博德也不愿当猪八戒。于是,他向汉武帝报告说:现在是秋天,正是匈奴的兵马最强壮的时候,不适合与匈奴作战,如果陛下明年春天再出征,我愿意和李陵各带五千人,合击匈奴!——又一个要单独出征的人! 汉武帝看到奏章,没有想到路博德不愿意为李陵做后卫,反而怀疑李陵说了大话之后反悔了,才指使路博德写这份报告。于是武帝龙颜大怒,逼着李陵立即出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李陵踏上征程。 李陵出兵之初,非常顺利,没有遇到匈奴的主力,一路势如破竹;还派人回到朝中,画出战地图,向武帝汇报胜况。 但是,后来的形势急转直下,李陵的五千骑兵与匈奴单于的三万骑兵正面遭遇。 面对三万强敌,李陵毫不胆怯,沉着应战,杀敌甚众。 匈奴万万没有想到,对方区区数千步兵竟这么能打!大单于立即召左右贤王的八万精兵围攻李陵。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强敌,李陵自知寡不敌众,于是,且战且退,向汉朝边境靠拢。 这时,匈奴经过与李陵的反复较量,已经难以支撑,也准备撤兵。 关键时刻,意外发生。李陵的一个部下,因为被上司羞辱,只身逃往匈奴,向大单于透露了绝秘军情: 李陵之军并没有后援,就算匈奴一时攻他不下,拼体力、熬时间,李陵也撑不了多久。 李陵步兵的箭也快用完。而李陵一部之所以以一当十,就靠一种可以连发的弓箭——弩机,它是普通弓箭的升级版本。弩机的箭将用尽,如同猛虎失去利爪,大势尽去。 单于闻之,大喜过望,立即组织总攻。此时,李陵的军队处在山谷之中,匈奴的军队从两边的山上向下投大石块,李陵所剩三千士兵死伤惨重,已无法继续向边境撤退。最终,李陵投降,仅四百多人逃归。 满朝文武听说李陵投降,震惊无比。你李陵不是别人,是名将李广的孙子,是大汉的象征!战败就应“杀身成仁”! 此时,脸上已经挂不住的汉武帝强忍羞愤,询问身边的史官司马迁,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司马迁算不得大官,一个太史令,吏禄只有六百石,却直言以谏: 首先,李陵是一位国士(只有一国之中最优秀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国士)!他一心想的就是报效国家。 另外,李陵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与数万匈奴军队奋战多日。虽然战败了,但是,他立下的战功足以告慰天下。 再有,李陵这次迫于形势“诈降”,他是留得一命,日后见机报答汉朝。 司马迁还未说完,逆耳之言已让汉武帝怒不可遏,立即将司马迁投入监狱,定为死罪。 本来这场朝议是商量李陵之事,为什么汉武帝要迁怒于司马迁呢? 原来,汉武帝任命李广利出征匈奴,本就怀有私心,想让李广利立功封侯,自己好向爱妃李夫人卖个人情。可是,李广利这次率三万军队出兵,杀敌一万多,损失近两万,这样的战果让汉武帝无从加封。司马迁此时盛赞李陵,在汉武帝看来,就是借李陵之功指责李广利无能,讽刺他误用李广利。 司马迁被捕入狱,定罪“诬上”。诬陷皇上,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名,当处死刑。司马迁秉性耿直,贸然为李陵开脱,招来劫难。 汉武帝时代,触犯死刑的犯人,有三种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自请“宫刑”(指阉割男子的生殖器)。拿钱免死需要五十万,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拿不出五十万为自己赎罪免死。因此,只剩下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死刑,二是“宫刑”。如果选择死刑,已经开始著述的《史记》必将夭折;如果接受“宫刑”,一个“刑余之人”,必将被天下人耻笑为贪生怕死。 司马迁却最终选择了宫刑。 西汉时期,很多人甘愿一死也不愿接受宫刑。司马迁也深知,屈辱的生比惨烈的死更加可怕。因为: 身份另类,终身受辱。 接受宫刑之后,就成为不是太监的太监,再不能入士大夫之列,这对于一个血性男人、一位饱读诗书的文人,都是奇耻大辱! 司马迁最为可敬的一点是,为了撰写《史记》,决然选择宫刑,去承受人生屈辱的极限。 “自宫”(自请宫刑)不仅仅是身体的伤残,更是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从此之后,羞辱与难堪将伴他一生。用司马迁的话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自宫”之后,他的肠子一天到晚在转,坐在家里精神恍惚,外出常常不知道该去哪里;一想到“自宫”的耻辱,背上的汗立刻将衣服浸透(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才命相违,动辄得咎。 司马迁自视甚高,抱负极大。但是,“自宫”之后,即使有珠玉般的才华,圣贤般的品行,也因为戴罪之身、刑余之人,再不能以此为荣耀了(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司马迁的“才”和“命”形成了极大的悖反,让他深感锥痛,以至于“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动不动就受到无端指责;不做事则已,做了事反而更糟糕。可以想见,司马迁后半生背负着“自宫”的重负,如何孤苦飘零,无所适从! 伟大灵魂成就历史地位 “自宫”之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了,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了,而激扬文字的太史公新生了。“新生”的太史公突然具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认识,开始以饱受歧视的、社会最底层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看待人生,看待历史。对那些是非成败、灰飞烟灭、否泰强弱、日月盈亏,司马迁难免生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感喟和智慧。从此,在他的笔下,不论是儿女情长的项羽,还是老谋深算的刘邦;是出使西域的张骞,还是抗匈建功的卫青;是工于心计的王美人,还是不露痕迹的汉景帝;都因融入了自己的理解而血肉丰满,这就是所谓“成一家之言”。 这种改变后的“一家之言”,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 1.生死观。 脍炙人口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源自司马迁《报任安书》。而《史记》之重,亦重于泰山。司马迁置屈辱、生死于脑后,成就史书中的“王者之作”,更是作出了“重于泰山”的人生选择。 《史记》有一篇《季布列传》写道: 季布原是项羽手下的一员虎将,多次打败刘邦,刘邦对他恨之入骨。项羽兵败自杀之后,刘邦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并且宣布:胆敢窝藏季布者灭三族。季布躲到当时的大侠朱家家中当奴隶。朱家为了营救季布,亲自到京城拜见刘邦最信任的太仆夏侯婴。朱家对夏侯婴说:两主相斗,各为其主。季布作为项羽的部下,尽心尽责,那是他的本分。皇上能把项羽的臣下都杀光吗?如今,皇上刚得天下就报私仇,怎么能显示宽广的胸怀呢?真把季布逼急了,他逃到北边匈奴或者南方越人处,岂不是拿壮士资助汉朝的敌人?刘邦听后,立即赦免了季布,并封季布为郎中(皇帝的侍从)。汉惠帝时,季布当了中郎将,阻止了吕后对匈奴用兵。汉文帝时,季布又担任了河东太守,成为汉朝一代名臣。 在《季布列传》结尾,司马迁说:在项羽那样以勇猛著称的名将面前,季布能凭自己的勇敢显露名声,可以称得上是壮士。但是,季布为了保全性命,在朱家家中当奴隶,这是多大的耻辱啊!为什么季布不选择死亡呢?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才,他把受辱不当作是一种耻辱,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 可见,司马迁对季布的认识、评价正是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终生追求,何惧屈辱?能成大事者,在这一点上,概莫能外。 2.金钱观。 司马迁面临宫刑之时其实还有另一种选择——以钱赎罪。武帝时期,许多参加对匈作战的将领犯了死罪都以此买命。司马迁拿不出五十万钱而惨遭宫刑,这使司马迁对金钱有了新的看法。 司马迁继承了荀子的思想,承认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务实的观点。 《史记·货殖列传》认为:追求富有是人的天性。司马迁说:天下人忙忙碌碌,都是为追逐利益而来。拥有一方土地的王侯,还嫌自己不够富有,何况是天下百姓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我们民族的传统一向重义轻利,儒家提倡安贫乐道,言利者会被人们不齿。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有一段名言: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赞赏颜回安于清贫,也就同时贬斥了物欲和金钱。然而,不衣不食,何谈礼仪廉耻!司马迁似乎有所洞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是正当的,只要是“取之有道”! 3.犀利深刻。 司马迁刻画历史人物,入木三分;原因在于,司马迁从自己的经历中读懂了许多历史人物,读懂了许多他过去认识不深刻的东西。 从来史官对本朝皇帝都十分敬畏,司马迁是个例外。高祖十年(前197),陈豨被逼造反。刘邦亲率大军平叛,吕后利用陈豨事件诛杀了韩信。刘邦得知韩信“谋反”被诛一事后,派人拜丞相萧何为相国,加封萧何五千户,还派五百士兵作为警卫。文武百官得知萧何加封,纷纷前来祝贺。原秦朝东陵侯召平却前来吊丧。萧何大惊,询问原因。召平说:相国的大难从此开始了!你想,为什么皇上在外风餐露宿地平叛,你奉命镇守关中,不受征战之苦,反而受到加封?因为韩信刚刚谋反,皇上怀疑你也有反意,所以加封你。希望你不要接受任何封赏,把全部家财捐出来作为军费,皇上一定很高兴。萧何赶快依计行事。刘邦对萧何的这种做法有什么反应呢?《史记》中《萧相国世家》写了四个字:上乃大悦。 萧何是什么人?他是刘邦早年在沛县时的上司,一向对刘邦关爱有加。刘邦起兵反秦,萧何带领全族人一直追随刘邦。刘邦当了皇帝,功臣争封,大臣们都主张曹参的功劳第一;唯独刘邦坚持萧何的功劳第一。刘邦说,所有的功臣都是猎狗(功狗),唯独萧何是指挥猎狗的猎人(功人)。(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可见,刘邦对萧何多么信任!但是,韩信事件之后,刘邦对萧何也不放心了。“上乃大悦”四个字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刘邦对开国功臣的猜忌之心。把一个开国皇帝的心事剖析得如此深刻,二十四史中唯独《史记》能做到!唐人刘知己说,写史要具备“三才”:史才,史学,史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史识。史识是史书的灵魂,没有灵魂的史书只是材料的堆砌。《史记》固然离不开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开创之功,离不开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博闻广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铸就司马迁修史的伟大灵魂。真正让司马迁区别于其他所有史家,让《史记》有别于其他所有史书的关键,是司马迁的不幸遭遇。正是这种不幸遭遇,造就了司马迁的史识,铸就了司马迁的伟大。遭受宫刑之前,司马迁一心要当一个皇帝的忠臣、宠儿(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但是,惨遭宫刑之后,他沦落到太监般的尴尬地步,被开除出社会正统之列。至此,他不再书生之见,不再人云亦云,而开始有所怀疑有所批判,拥有了充满个人意志的识见和胆略,千古不朽的《史记》横空出世。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戕害,改变了司马迁一生的命运,也成就了一个伟大史学家和一部卓绝的史学著作。这个让司马迁生不如死又死而后生的汉武帝,到底是草菅人命还是天威难测?如此性情中人,是通过怎样复杂的斗争登上权力顶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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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
作者: 王立群
isbn: 7535434533
页数: 261
定价: 26.00元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7-4
书名: 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