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构筑竞争》试读：1

作为CIDEG文库的主编，我们首先要说明编纂这套丛书的来龙去脉。CIDEG是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的英文简称，成立于2005年9月的CIDEG，得到了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起设立这样一个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基于一种思考：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比如能源、环境、公共卫生等，不光局限在科学领域，还需要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参与进来，比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工程研究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我们需要不同学科学者相互对话的论坛。而且，参加者不应仅仅来自学术圈和学校，也应有政府和企业家。我们希望把CIDEG办成类似斯坦福大学非常著名的公共经济政策研究中心（Stanfo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SIEPR）那样，对能源、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和政策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大学应该关注基础研究，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在深层知识的产生上发挥作用。而产业部门的任务是把技术成果商业化，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连接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政府的角色，特别是对于一个发展中的转轨国家，政府职能的定位和边界至关重要。CIDEG的目标是致力于“制度变革与协调发展”、“资源与能源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组织、监管及政策”为重点的研究活动，为的是提高中国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与教育水平，促进学术界、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学习和协调。 在2005年9月28日CIDEG召开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与环境”的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正是中国当今的产业和环境状况。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28年历程，它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它为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力量，特别是当其他一些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时候。不过，中国今后是否可持续增长，却是世界上许多人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面临着诸多挑战：资源约束和环境制约；腐败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糟糕的金融服务体系；远远不足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所必须面对的来自教育、环境、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冲突。这些挑战和冲突正是CIDEG将开展的重点研究课题。 中国刚刚发布的“十一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对发展模式的调整，号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增长模式、提高增长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也为CIDEG的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更有利的前景。 而中国对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显然刚刚开始，中国近年能源消耗的速度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时间持续的。最近《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哪些公共政策措施可以控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气体的排放？建立一个排放权的市场是否对控制尾气排放有效？如何资助新环境技术的进步？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技术知识，也需要经济学素养。而建立一个环境监管体系，就不仅涉及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更需要对广泛社会问题的考量。环境污染背后的实质是社会成本和价值的重新分配问题，因而要从社会系统的角度考虑环境监管。并且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环境污染的源头在发生改变，监管体系也就应该随之改变。 还有公共卫生问题，比如SARS、疟疾、艾滋病等等，这是全球化的另一面。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加快了疾病传播，如何控制这些病的流行，不仅需要医生的合作，而且涉及许多移民的工作、生活和环境等问题。我们会面对许多类似的公共政策问题，解决方法要看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就要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中国是独特的。但是，由于中国也曾经是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有些研究是需要与过去同是计划经济的中欧和独联体国家相比较。与此同时，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开始阶段农村人口都占很大比重，传统社会规则是农业社群中的人际关系生发出来的。这些社会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这种发展形式和西方经济的发展很不一样，也与俄罗斯等不太一样。所以，在面对这些既有共同点，又有独特性的问题时，比较研究会很有意思。虽然受制于不同的制度框架，但问题是共同的，比如社会保障、养老金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我们可以从新加坡、瑞典和其他国家学到许多经验。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与环境的社会冲突方面，我们可以从日本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环境立法、产业发展协调中学到许多教训和经验。所以，对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研究应该是全球化的。 比较经济制度分析是一种概念工具，有助于理解不同经济制度如何演化。不同制度可能会融合，可能会继续保持差异。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政策不一定是普世适用的，在某些国家可能容易实施，其他国家也许不行，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充分利用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收集和整理这些成果以作进一步的交流，是十分可取的途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比较、借鉴和学习也成为CIDEG学术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CIDEG理事长陈清泰的倡议，我们决定翻译并出版这套“CIDEG文库”，介绍不同国家是怎样从农业国发展为现代国家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是如何处理与环境的矛盾的？这套丛书的内容选择非常宽泛，从学术的，到非学术的都在其内，目的就是给中国的读者——学生、学者、官员和企业家以及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CIDEG理事和学术委员为文库提供了第一批书目，并成立了编委会，今后我们还会陆续选择适当的图书编入文库。为此，我们感谢提供出版书目的CIDEG理事和学术委员，以及入选书籍的作者、译者和编辑们。 青木昌彦 吴敬琏 2006年4月10日 《能力构筑竞争》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得以问世，我感到很荣幸。在此由衷地感谢中信出版社以及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中心（CIDEG）学术委员会诸位同仁的鼎力支持。 作为一名技术管理和生产管理领域的学者，我一直从事汽车产业的实证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专攻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时，就参加了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的国际汽车计划项目（International Motor Vehicle Program，IMVP）1和以哈佛大学为中心的汽车企业产品研发的国际比较项目，并与当时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金•克拉克（Kim Clark）院长在1991年合著出版了《产品研发的竞争力》（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一书。在回到日本东京大学任教后，还出版了《丰田生产系统的进化论》（Evolution of a Manufacturing System at Toyota）（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学术性专著。 《能力构筑竞争》既是一部介绍上述研究成果的普及型读物，同时也涵盖了对于汽车企业间合作兼并和贸易摩擦等问题的分析，而且还是对汽车产业最近几十年来发展历史的总结。本书的主题是日本汽车企业在组织能力、竞争力以及设计思想等方面的动态进化。主要想表述的结论是，对汽车这样具有稳定的磨合型设计思想（integral architecture）的产品来说，能力构筑竞争是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于中国的汽车产业，我们也有长时期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成果收录在《中国制造业的产品架构分析》（2005，东洋经济新报社）之中，还没有中文版本。所以，《能力构筑竞争》是我的著作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希望不仅对于日本，而且对这个产业动态发展的路径感兴趣的读者能开卷有益。 我的中国缘始于1979年春天。当时我还是东京大学的学生，作为日中友好学生访华团的一员访问了上海、天津和北京。那时我正在写关于农村研究的论文，所以走访了上海郊区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也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讨论过农村工业发展的问题，学到了很多东西。还有在街道边读墙报、和街上的人们通过写汉字来交谈、去看刚刚兴起的菜市场……回想起来，我的初次中国之行正当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开始，至今仍难忘那些新鲜又愉快的经历。在访问团中有一位未曾相识的日本女性，在上海我们初次交谈，而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 当时的中国还很少看到轿车，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到了上下班高峰时间，数十米宽的街道上无数自行车像黑色的长河一样涌动。如今中国成为如此巨大的汽车市场，实在超乎人们昔日的想象。 大学毕业之后，我进入了一家民营的研究所工作，从1984年开始到哈佛大学商学院留学，着手关于汽车产品研发国际比较分析的博士论文和著作。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刚刚摸索到发展的头绪时，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再次访问中国。 20世纪90年代，当我回到东京大学任教后，对中国的产业研究也重新开始。最初我和其他几位日本学者一起，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中方专家成立了中国汽车产业共同研究项目组，走访了长春、北京、包头、上海、西安、昆明、十堰、襄樊、武汉、重庆等地的国营和合资汽车企业。我们看到即使在当时尚未国际化的国营汽车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动态的所谓能力构筑竞争。 之后在2000年时，我们将研究的范围从汽车领域扩展到中国的摩托车和家电产业，调研小组也有法政大学的下川浩一名誉教授和东京大学的新宅纯二郎副教授等资深专家加入，我们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本书很遗憾没有包含这个期间的研究成果，但是从中我们得以确信，由能力构筑竞争、组织能力、产品的设计思想、进化等基本概念所构成的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中国制造业的研究。 我认为各个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在高速增长期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或制约条件，将在结果上导致这个国家的企业所特有的组织能力。比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高速增长的日本企业，由于面临长期的劳动力、资金和资源的不足，所以如本书所述，在日本逐渐形成了以长期雇佣为基础，发达的多能技工之间协调配合（团队）的能力。我将之称为“磨合型制造的组织能力”，也实证地阐明了日本企业在组织能力的分布上偏向于这种形态。同时，也可以预想与这种组织能力相匹配，也就是说可以把这种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那些具有“磨合型设计思想”的产品类型。 在改革开放后走上经济发展轨道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华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日本不同，主要依赖从内地流入的丰富的劳动力。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性较高，所以劳动力的主要存在形态不是以长期雇佣为前提的多技能工，而是优秀的单技能工人。其结果是在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内部逐渐积累了活用现有资源、重视分工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资源向国有研发机构集中配?的“苏联模式”成为创新体系的初始条件，造成企业内部设计资源的不足。我推测这可能是在中国多种产业中都能观察到“准模块化”产品设计思想1的原因。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更容易在具有“模块型”设计思想的产品上获得国际竞争力。 当然，现实的经济远非如此单纯。但作为实证研究的出发点，我们提出了上述假说。也就是说，由于在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存在能力构筑的历史环境的差别，也就相应地产生出不同形态的组织能力，并在与其相适应的产品类型上体现出比较优势。在观察2007年现时点的中（包括香港）日贸易收支时，我们看到双方基本保持了均衡状态，同时也体现了各自出口本国具有优势设计思想的产品的倾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是模块型产品，而日本则是出口磨合型产品）。 本书主要侧重日本制造业的论述，尤其将焦点放在日本企业具有竞争力的汽车制造的现场（包括研发和生产）。但这里的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我们也在这个方向上积累着实证成果。所以我恳切地希望那些不仅对于汽车产业和日本经济感兴趣，而且关心中国的产业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人们能阅读此书。 我是1955年出生的人，在少年时代经历了日本的高速增长期，工作后又恰逢中国的经济腾飞。在这样的时代里，我感到从事包含中日两国在内的关于组织能力的构筑、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产品设计思想的进化等方面的国际比较研究，是我的一个使命。现在，我们由美国、欧洲、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学者们组成的国际调研组，每年都在走访中国的企业，继续踏实地做着实证研究，持之以恒。 藤本隆宏 2007年4月在飞往印度调研的途中 中文版序 ⅶ 序 源于制造现场的产业论 第1章 汽车产业领域内的竞争本质 1 第2章 什么是能力构筑竞争 11 1. 什么是能力构筑竞争 12 2. 进化的企业体系 25 3. 基本设计概念的竞争 29 第3章 为什么日本汽车企业很强盛 33 1. 日本汽车产业真的很强吗 34 2. 汽车和日本企业的适配性 48 第4章 产品制造组织能力的解剖学 65 1. 产品制造组织能力的源泉 66 2. 日本式生产体系的特征 71 第5章 能力构筑的发展历程——20世纪后半叶的汽车产业 85 1. 汽车产业的黎明时期（20世纪30年代） 87 2. 生产体系开始趋于合理化（20世纪40年代后期） 89 3. 巩固轿车生产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 91 4. 汽车化时代与批量生产工厂（20世纪60年代） 94 5. 出口扩大与国际竞争力的表面化（20世纪70年代） 95 6. 国际化与车辆技术的精练化（20世纪80年代） 97 第6章 创发性能力构筑理论 101 1. “创发”的想法 103 2. 日本式生产体系的诞生 105 3. 组织进化的本质 114 第7章 纷争——作为配角的贸易摩擦 119 1. 纷争和协调的意义 120 2. 贸易摩擦的作用 121 3. 贸易摩擦的政治博弈格局 124 4. 贸易摩擦的类型——私下和解、诉讼与政府谈判 131 5. 1980年的汽车贸易摩擦 134 6. 美国政府不断升级的要求及其最终目的 139 第8章 协调——补充竞争的合作网络 143 1. 竞争和协调的历史与现状 144 2. 围绕竞争、纷争和协调的三个假说 150 3. “全球化垄断假说”的批判 151 4. 多层次合作网络和能力构筑竞争 155 5. 国际性合并与合作的趋势 160 6. 如何正确地利用竞争、纷争和协调 162 第9章 欧美的反追赶与日本的调整 165 1. 欧美企业对日本的“反追赶” 166 2. “系统净化”的历程 173 3. 能力积累过剩与过度设计问题 180 4. 设计简单化及其效果 185 5. 过度设计的产生机制 189 第10章 持续的能力构筑竞争 195 1. 现在仍在继续的能力构筑竞争196 2. 21世纪的汽车产品架构 201 3. 21世纪的汽车生产体系 210 4. 能力构筑竞争的界限与通往平衡型体系的道路 220 结束语 对过于直率的竞争进行重新评价 225 后记 229 参考文献 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