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希那穆提传》试读：前言

    20世纪50年代末期，吉杜•克里希那穆提建议我写一本有关他一生的书。自从1948年和他相识以来，我记了许多笔记，均可作为写传的资料。1978年我才开始写这本书。    我要写的是克里希那穆提这个人、这位导师，以及他和那些勾勒印度全貌的男男女女的关系。这本书着眼于1947年到1985年克里希那穆提在印度的生活。有关他早年的记录，后来变成描写年少的克里希那穆提不可或缺的背景。有些新的、完全没有发表过的资料也一并收入。    读者可能很快就注意到，本书中的克里希那穆提有好几种称谓。我用“克里希那”代表年轻时的克里希那穆提；1947年后就用“克里希那吉”这个名字，因为那时的他对我而言已经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和先知了。    “吉”在北印度是对一个人的尊称，男女通用。老式的家庭里，连小孩的名字都要冠上这个字尾，因为直接称呼一个人的名字是不礼貌的。在南印度，名字后面并没有字尾，所以“吉”不为人所知。可能因为安妮•贝赞特和瓦拉纳西这个地方有特殊因缘，所以才在克里希那穆提的名字后面加个“吉” 字，表示亲切和尊敬。    印度大部分的宗教上师都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冠些尊称，例如玛哈希、阿嘉尔雅、史瓦密，或是巴关，克里希那吉从来不肯接受这种头衔。克里希那吉在他的谈话或日记中，不是称自己为“克”，就是用与个人无关的“我们”来称呼自己，暗示自我感的消除，也就是无我了。因此，当我写到一个没有自我感的老师时，我就称他为克里希那穆提或“克”。    克里希那吉答应和我对谈，这些对谈也是这本书的一部分，书中大部分的内容来自我保存的笔记，是每一次演讲或对谈结束后立即记录下来的。从1972年起，有些对谈就收在录音带里了。    这本书记载着一些事件，例如，克里希那吉和甘地夫人的会面，以及他和安妮•贝赞特的关系，写出来皆有可能受到争议。这几页我都大声读给克里希那吉听，征求他的意见。我也把有关甘地夫人和克里希那吉会面的那一页寄给甘地夫人本人，她建议做少许的更动，我都照做了。    我要感谢拉吉夫•甘地允许我引述甘地夫人的信件；也要感谢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英国分会授权让我出版我和克里希那吉在布洛克伍德公园的对谈；还要向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印度分会致意，感谢他们允许我出版在印度的对谈和演说；更要向通神学会的主席拉塔•布尼尔致意，因为她的友谊和协助，才能从通神学会的档案中找到可用的资料；感谢阿秋•帕瓦尔当的多次谈话；感谢苏南达•帕瓦尔当允许我引用他的笔记和私人札记；感谢我的女儿拉迪卡和她的先生汉斯•赫尔兹伯格的意见；感谢穆尔利•罗提供我一些手稿；感谢许多和我分享他们经验的朋友；我要感谢阿苏克•都特的友情，以及在出版上给我的极大协助；感谢哈泼与罗出版社的克雷顿•卡尔逊先生的建议、兴致和协助；感谢比诺•义沙卡对照片的整理；感谢阿弥陀巴国家设计学会；感谢密特勒•贝迪的后嗣；感谢阿希特•彰德玛尔，感谢马克•爱德华和哈密德允许我用他们的照片；以及荷西从头到尾的帮助和监督；最后要感谢迦拿尔达南在手稿方面给我的协助。    献给笼中鸟的一首诗    醒来，快起来，接近伟大的导师，才察觉道途的艰辛，其中的岔路，宛如剃刀边线。    《羯陀奥义书》第三章    我第一次见到克里希那穆提是在1948年的1月，我当时三十二岁。1937年我和玛摩汉•贾亚卡尔结婚，后来到孟买定居，我唯一的女儿拉迪卡一年以后诞生。    印度已经独立五个月了，我们的未来有着十分美好的远景，我迫不及待地想进入政坛。那时曾经参与独立运动的男女，大多投入了圣雄甘地发起的社会建设。它涵盖了国家建设的每一个层面，尤其重要的是乡村建设工作。从1941年起，凡是有关乡村妇女的福利、产业合作社及家庭工业的组织事务，我都积极地参与。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艰难而又严格的开端。    某个礼拜天的早晨，我去见我的母亲。她住在孟买马拉巴尔山丘一个老旧的木造房子里，屋顶是用乡下的瓷砖铺盖的。她和我的妹妹南迪妮正要外出，她们告诉我，桑吉瓦•罗最近来看过我的母亲。他曾经和我父亲在剑桥国王学院同学过。他发现这么多年以后，我的母亲还在为我父亲的死而伤感，他建议她去找克里希那穆提，也许会有帮助。一个影像马上在我的脑海出现。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瓦拉纳西一所小学日间部的学生时，就见过年轻的克里希那穆提了。他的样子修长而俊美，身穿白衫，双腿盘坐。五十五个小孩中的我，上前为他献花……    那天早上我没什么事，于是跟着母亲一块儿前往。我们到达卡尔米加路的罗汤锡•穆拉尔吉家（克里希那穆提客居之处）时，我看到阿秋 •帕瓦尔当正站在大门口。20年代我在瓦拉纳西读书时就认识他了，最近几年他成了一名革命家与自由斗士。我们谈了几分钟的话，便进入客厅等候克里希那穆提。    克里希那穆提非常安静地走进客厅，我的感官突然生起爆发性的觉受，好像眼前出现无量光明，他整个人似乎充满了整间屋子。有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即将支离破碎，除了盯着他之外，我什么也不能做。    南迪妮介绍过我娇小孱弱的母亲，接着介绍我。我们坐定之后，迟疑了一下，我的母亲开始谈起我的父亲，也谈到她对他的爱，和那份强烈的失落感，她似乎无法承受这一切。她问克里希那穆提，她死后有没有可能和我父亲重逢。这时候，他给人的那种强烈的感受逐渐消失，于是我放松地坐定下来，等着他给我母亲适时的安慰。我知道有很多伤心失意的人曾拜访过他，我想他一定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安慰他们。    突然，他开口说话了：“很抱歉，夫人，你找错人了，你要的安慰我并不能给你。”我立刻把身体坐直，有点不知所措。“你希望我告诉你死后能和丈夫重逢，然而你想重逢的到底是哪个丈夫？是那个和你结婚的男人？那个当你年轻时和你在一块儿的男人？那个死去的男人？还是那个假定没死、今日仍健在的男人？”他停下来，安静了几分钟，“你想重逢的到底是哪个丈夫？很显然，那个死去的男人已经不是那个和你结婚的男人了。”    我感觉自己突然专注起来，我听到的是一种极富挑战性的说法。我的母亲似乎非常不安，她并未准备好接受“时间会改变她所爱的男人” 这个观念，她说：“我的丈夫不会变的。”克里希那穆提回答：“你为什么要和他重逢？你怀念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而是你对他的回忆。”他再度停顿下来，让这些话沉淀一下。    “夫人，请原谅我！”他合起双掌，我才察觉他的手势有多美。“你为什么仍然充满着回忆？你为什么要让他在你的心中复活？你为什么要活在痛苦中，并且还让这份痛苦持续下去？”我的感官突然活泼了起来，他拒绝以容易被人接受的和善态度来助人，这点令我非常震撼，我的心开始快速地跟随他清晰而精准的话语移动。我感觉我正在和一个浩瀚无际而又崭新的东西接触。虽然那些话听起来很刺耳，他的眼神却是温柔的，而且流露出一份治疗的特质。他在说话的时候，一直握着我母亲的手。     南迪妮看到母亲已经非常不安了，就把话题转向介绍家里的其他成员。她告诉他，我是一名对政治很感兴趣的社会工作者。他严肃地转向我，问我为什么要做社会工作。我告诉他，因为我的生活已经十分圆满。他突然笑了，那个笑容令我有点不舒服，然后他说： “我们就像一个用破木桶盛水的人。我们放愈多的水进去，流出来的也愈多，而木桶仍然是空的。”他不带一点打探地看着我说，“你到底想逃避什么？社会工作，娱乐，坚持生活在痛苦中，难道这些不都是一种逃避，企图填满心中的空虚？空虚能被填满吗？不幸，填满空虚却是我们存在的整个过程。”    我发现他的话令我非常不安，却又觉得必须深入探索。对我而言，生活就是行动，他的话很难令我理解，我问他是否希望我坐在家里什么也不干。他静静听着，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他倾听的方式，和我观察到的、经验过的都不一样。然后，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发出了一丝微笑，整个屋子又被充满了。后来，我们准备离开了，克里希那穆提冲着我说：“我们会再见面的。”    那次的晤面令我一直不安，我无法入睡，他的话不停地在我的脑子里浮现。几天过后，我开始去听他的演讲，地点是在丘尼拉尔•梅塔爵士家的花园。我发现要听懂克里希那穆提的话很难，但是他使我有一种快要支离破碎的感觉，所以我还是继续去听演讲。他谈到这个世界的混乱就是个人内在混乱的共同投射。他告诉我们，在我们追求安全感的同时，我们建立了更新的组织，结果它还是背叛了我们。    我感觉自己无法完全理解他演讲的内容，过了几天，我要求和他私下晤面。    我有股冲动想和他相处，引起他的注意，探测那充满他整个人的谜。我很害怕将要发生的事，又似乎无法避免。我们晤面之前的两天里，我一直在考虑要跟他说些什么，该怎么表达。我走进他的房间，他笔挺地盘坐在地板上，身上穿着一件纯白的库尔塔（译注：传统的无领长袖及膝长衫），整个垂到膝盖以下。看到我进来，他快速地跳起来，那双像花瓣一般修长的手，合十向我致意。我坐下来面对他，他看出我很紧张，于是要我安静地坐一下。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说话了。我一向都很自信，虽然起先有点犹豫，不久就很正常地向他倾吐自己原先计划好要说的话。我谈到我的生活与工作都令自己感到充实，也谈到我对那些不幸的人的关怀，我想要进入政坛的渴望，我在合作运动中的任务以及我对艺术的兴趣。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话语和我想给他的印象中。过了一阵子，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好像他并没有在注意听，我抬头一看，发现他正在注视我，他的眼里有一份质疑，还有很深的探索，我开始犹豫起来，于是逐渐安静了下来。停了一会儿，他说：“我在讨论会上注意到你，你安静的时候，脸上有很深的哀伤。”    我把想说的话全忘了，除了心中的哀伤，什么都忘了。我一直拒绝让这个伤痛浮现，它深深地埋在我心底，很少有机会令我感到冲突。一想到别人可能怜悯我、同情我，便觉得恐怖，于是就以重重的激进行为将这个伤口裹住了。我从未和任何人甚至我自己提起过我的寂寞，然而，在这位沉静的陌生人面前，所有的面具都被打掉了。我看着他的眼睛，从其中我见到自己的脸孔。就像一条被抑制已久的激流，我的话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回忆童年，我是五个孩子中最害羞而文静的一个，大人稍微严厉一点我都会受伤。家里其他的人皮肤都白，只有我是黑皮肤，很少有人注意我，其实我应该生成男孩的。我们住在一个大而破旧的房子里，我经常都是一个人，总是读些很不容易懂的书。我记得自己时常坐在孤零零的长廊上，面对一棵老树，专心聆听着阿里巴巴之类的神话故事。讲故事的人是一名白胡子的伊斯兰教裁缝，名叫伊玛穆丁，他整天都坐在长廊上缝衣服。另外一位为我们摇席扇的瞎眼苦力拉姆基拉梵，则时常为我们吟诵杜勒西达斯的《罗摩功行录》。夏日里席扇散发清香，至今记忆犹新。另外我还记得和我的爱尔兰女家教一块儿散步，她时常告诉我各种植物和花卉的名称。我最喜欢听亚瑟王与王妃以及亨利八世与安•博林的故事。我从不玩洋娃娃，也很少和其他小孩一块儿戏耍。我很怕我的父亲，却又暗自崇拜他。    十一岁的时候，我的身体开始含苞待放，第一次月事之后，我突然像朵花一般奇妙地盛开起来。成长和年轻真是令人陶醉。骑马、游泳、打网球、跳舞，我渴望被人爱慕，活得是那么热切。我狂放不羁地迎接着生命。    后来我到英国念大学，在那儿得到心智上的激励，不久便遇到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回到印度，结婚之后生下我的第一个女儿拉迪卡。    不可避免地，我很快就拒绝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我投入社会工作，玩桥牌和扑克牌，学会下大赌注，活跃于孟买社交及知识圈的中心。接着我又怀孕了，第七个月的时候，我突然患了癫痫症，造成强烈的痉挛和失明。    我还记得黑暗中那份不知所措的苦闷和眼前翻腾的各种色彩：天蓝色、尼尔康塔鸟的七彩与火焰的蓝光。我的脑子被身体的痉挛摧残得非常严重。到今天我都记得体内素未谋面的孩子最后的心跳和死亡，以及剩下的那一片沉痛的孤寂感。后来在模糊中视觉逐渐恢复，许许多多的灰点渐渐聚集成形。    我的脑子停了一下，倾诉突然中断，我再度抬头看着这位俊美的陌生人。但是我最爱的父亲的死快速地在我的心中浮现，我感到一阵忍不住的心痛，眼泪又不停地流了出来。    我的话又止不住了，我谈到生活中的许多伤痕，生存的奋斗，逐渐增长的残忍与无情。我的内心愈来愈僵硬，攻击性和野心也愈来愈强，我强烈地需要成功。接着我又怀孕了，产下一名小女孩，脸孔非常美，身体却是畸形的。我再次陷入痛苦，不久这孩子也死了。八年来，我的脑子、我的心、我的子宫，全都了无生趣。最后就真的剩下一片死寂了。    在他的面前，那些藏在黑暗中的、早已被遗忘的过去，再度成形、觉醒。他就像一面映照一切的镜子，他的自我似乎根本不存在，因此并没有一个人在那里评估、衡量或曲解任何事实。我一直想保留一点我的过去，但是他不允许我这么做。此刻处在这片慈悲的领域里，令人生起无限的力量。他说： “你真的不想说的时候，我会知道。”因此多年来折磨我的一些事，就这么说了出来。说这些事带给我极大的痛苦，然而他的倾听却像微风，又像浩瀚无边的大海。    我和克里希那吉在一起已经两个钟头，离开他的房间时，我的身体好像快要粉碎了，但是奇妙的治疗效果却因而产生。我接触到一种崭新的观察和聆听，其中没有任何反应，似乎是从一个又深又远的地方升起的。他不只察觉我的话中之话，还包括所有的表情、手势和态度。周遭的一切，譬如一只在窗外大树上唱歌的小鸟，花瓶里落下的一朵花，他也都察觉到了。正当我大声哭喊时，他突然对我说：“你有没有看到那朵落下来的花？”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有点不知所措。    一连好几天我都去听克里希那穆提的演讲，参加他的座谈会，也思考和讨论他所说的话。1月30日那天的晚上，我们聚集在罗汤锡•穆拉尔吉家围着他讨论，阿秋突然站起来接电话，他回座时脸色非常沉暗。    “甘地吉被暗杀了。”他说。时间好像突然中止了片刻。克里希那吉变得非常安静，他几乎能察觉我们每一个人的反应。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暗杀者到底是印度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阿秋的哥哥罗问起有没有关于暗杀者的消息，阿秋说他不知道。如果暗杀者是一名伊斯兰教徒，对我们而言其结果已经很明显，于是我们安静地站起来，逐一离开了房间。    消息传遍全市，甘地是被一名来自浦那的婆罗门所杀，于是抵制婆罗门的暴动立刻在浦那爆发。你几乎能听见伊斯兰教社区里松一口气的窃窃私语。我们在广播中听到尼赫鲁沉痛的谈话，全国几乎瘫痪，想象不到的事也发生了。有一段时间，印度的成年男女纷纷转向内心寻找解答。    2月1日的那天，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听克里希那吉谈话，有人问了他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造成圣雄甘地过早死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克里希那吉回答：“我在想，听到这个消息时，你们的反应是什么？你们把它视为个人的损失，还是和世界趋势有关的一个暗示？这世界上发生的事并不是毫无关联的，它们其实息息相关。造成甘地吉过早死亡的原因就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真正的肇事者就是你。因为你们的宗教信仰有那么多派别，因此你们鼓励了分裂意识。通过争夺财产，通过种姓制度，通过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教派以及对教派领导者的盲目崇拜，你们鼓励了分裂意识。你一旦声称自己是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教徒，或其他任何称谓，你就注定要为这个世界制造争端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直在讨论暴力及其根源，以及结束它的方法。对克里希那穆提来说，“非暴力”的理念根本是个幻想。我们要面对的是暴力这个事实，我们必须通过觉察来认识暴力的本质，学习如何在当下这一刻就把暴力结束。只有面对当下这一刻，才有可能改善。     后来的谈话里，他提到日常生活中人类的一些问题，譬如恐惧、愤怒、嫉妒、强烈的占有欲，等等。他也提到关系就像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觉照到自己。他引用了夫妻的例子，这个最亲密的关系，却往往是最无情、最虚伪的。在场的男士都以尴尬的眼神看着他们的妻子，有些保守的印度教徒当场就走了，他们不能明白夫妻之间的关系和宗教的探讨有何关联。克里希那吉拒绝离开“当下即是”这个主题，人类的心智其实充满着肉欲、仇恨和嫉妒的漩涡，因此他拒绝讨论像上帝或永恒之类的抽象题目。就在这个时候，有些观众开始察觉他根本不信上帝。    2月中旬我再次去见他，他问我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思想过程有点不一样了，我告诉他，我的杂念好像少了，我的心也不像以前那么慌了。    他说：“如果你真的一直都在做自我觉察的实验，你一定会注意到自己的思想活动开始减缓，你的心也不会那么不着边际了。”他安静了一阵子，我等着他继续说下去。“试着去看每一个念头，直到它消失为止。你会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念头一个接一个非常快速，而我们的心又不想完结一个念头，它总是从一个念头逃到另一个念头。”这就对了，每当我想随观某个念头时，我总是发现它快速地躲开我的观察。    我问他要如何才能完结一个念头。他说：“思想者必须彻底了解他自己，也了解思想者和思想并不是两个分开的东西，念头才能终止。换句话说，思想者就是他的思想，思想者将他自己和他的思想分开是为了自保和永远存在。也因为如此，思想者才继续制造不断变化的妄念。”    “思想者和他的思想是分开的吗？”他的每句话之间都有很长的停顿，好像他在期待那些话能走得更深更远。然后他说：“如果拿掉这些思想，思想者还存在吗？你会发现根本没有一个思想者的存在。因此，如果你随观每一个念头直到它结束为止（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你的心一定会减缓下来，这是非常难办到的。要了解自我，就必须观察活动中的自己，只有当心念减缓时，才能观察得到。念头一生起，你必须追踪到底才行。你会发现，意识必须处在空寂状态，你心中的责难、欲望和嫉妒才会浮现。”    听了一个月的演讲之后，我的脑子比较有弹性了，它不再像以往那样在自己的皮相下故步自封了。我问道：“如果我们的意识充满着偏见、欲望和回忆，它还能觉察自己的意念吗？”“不能，”他回答，“因为它会不停地在意念上打转，不是逃避就是添加点什么。”接着他静了一会儿，“如果你随观每一个意念直到它结束为止，你会发现它的后面就是空寂，在空寂中脑子才能更新。从空寂中再度升起的意念，就不像最初的动机那么多欲。它是从一个不被记忆阻塞的状态中升起的。”    “但是，如果你还是无法把这个再度升起的意念随观到底，它就会留下残渣，那么脑子就再度被困在记忆中而得不到更新。每一个意念和其他的联想都是昨日的产物，因此没有任何实质性。”    “这个新的法门就是要把时间终止。”克里希那吉做了这样的结论。我没有听懂，但是这些话在我的心中却开始壮大。    南迪妮和我时常开车带克里希那吉去马拉巴尔山丘的空中花园，或是到沃儿利海滩夜游。有时我们也和他一起散步，我们发现要跟上他的脚步相当困难。有时他独自散步一小时才回来，看起来像个陌生人似的。散步时，他偶尔会提起自己的童年，在通神学会的那段日子和在加州奥哈伊的生活。他还告诉我们有关他的弟弟尼亚、伙伴拉嘉戈帕尔与罗莎琳的事，以及快乐谷学校。提起往事，有时他的记性非常好，有时却变得糊涂，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他的微笑浮现得很快，笑声低沉而洪亮。他喜欢和我们分享笑话，也询问我们的童年与我们的成长过程。他时常谈到印度，他热切地想知道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我们总是害羞而迟疑，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外貌与神秘，令我们无法轻松地与他相处，也无法在他面前言不及义，他的笑声却使我们感到亲切。    某些日子，我们共同研讨意念的问题，他说：“你有没有观察过某个念头的产生？有没有观察过它的结束？”他又说：“抓住一个念头，试着让它留住，你会发现留住一个念头和终止一个念头是同样困难的。”    我告诉克里希那吉，自从我认识他以后，早上起来脑子里经常没有任何念头，只有鸟叫声和远方街上传来的谈笑声。    对印度人而言，那些背脊挺直而又安静的陌生人，那些在善男信女家门口托钵的苦行僧，代表着一种强而有力的象征。这个象征能唤起人们对于未知的渴求，也能唤醒身心去探索那难以达到的境界。我们面前的这位先知却时常开怀大笑，而且非常喜欢说笑话。他和我们一起散步时，虽然近在眼前，却又遥不可及。带着一点迟疑，我们邀请他到我母亲家共用晚餐。    他面带微笑地走了进来，身上穿着多蒂（译注：印度男子用的长腰布，穿起来像宽松的长裤）、库尔塔和安格瓦斯特拉姆（译注：用未漂白的坯布织成的围巾，周边通常以深红、靛蓝或烫金点缀），我娇小的母亲上前献了一束鲜花。她从未受过正式教育，但是天生具足的高雅、优美和尊严，使她完全能和克里希那吉平起平坐。她是一位资深印度公仆的寡妇，我父亲在世时，她分享他的学问和社交生活，结识了许多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她本身也是一名热心的社工。不屈不挠而又机灵，我的母亲很早就从传统的婚姻生活中解放了。她能说流利的英语，招待客人非常热情，烧菜非常开心。小时候我们家里有两位厨师，一位做素菜，另一位只做西餐，还有一位仆役长经常在桌旁侍候。我父亲的死带给她很大的打击，但是她的家里仍旧充满欢笑。克里希那吉很快就觉得自在了，时常前来共享晚餐。3月底，我们已经能轻松地和他交谈；可是每一次演讲和座谈结束，我们仍然发现和他之间有着极大的鸿沟，他的谜使我们捉摸不透，也无法臆测。    3月快要结束时，我告诉克里希那吉有关我的心智状态和我的意念活动。肉体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的脑子却爆发着各种妄念；有些时候，我的心又陷入无法转化的痛苦。我被这些不断跳来跳去的心念弄得精神都要错乱了。    他握着我的手安静地和我坐下来，好不容易他开口了：“你为什么焦躁不安？”我不知道答案，只好静静坐着。“你为什么野心勃勃？你是不是想和某一个你认识的人同样成功？”    我犹豫了一下才回答：“不是的。”他接下来说：“你有一副好头脑……一个从未善用的好工具，你的动力也用错了方向。你为什么野心勃勃？你到底想变成什么？你为什么要浪费你的脑筋？”    我突然戒备起来。“我为什么野心勃勃？我能改变自己吗？我正在忙着做一些事，完成一些任务，我们无法像你一样。”    他的表情有点怪异。好长一段时间他都保持沉默，让那些埋在我内心的东西现形。然后他说：“你有没有独处过？没有书，也没有收音机。试试看会怎么样。”    “我会发疯，我不能独处。”    “试试看，要想有创造力，就必须安静。”    “只有当你面对你的孤独时，那份深刻的宁静才能产生。”     “你是一个女人，你里面却有很多男人的成分，你把女性的那一部分忽略了，好好透视自己吧！”    我感到心底深处一阵绞痛，那些麻木不仁的外壳突然粉碎。我再度感到想要掉泪的伤痛。    “你需要爱情，普普尔，而你得不到它，你为什么要捧着一个乞丐的钵？”    “我从来不！”我说，“这是我绝不做的一件事，我宁死也不向人求怜乞爱。”    “你虽然不求，却把它扼杀了，但是那个钵还在那儿。如果你的钵已经装满了东西，你就不必把它捧出来了。因为它是空的，所以还在那儿。”    我审视了自己片刻。小的时候，我时常哭，成年以后我不再允许任何事情来伤害我，遇到伤害时我会猛烈地反击。他说：“你真的有能力爱，就不再有任何需求了。如果你发现对方不爱你了，你仍然会帮助他去爱，即使他爱的是另外一个人。”    我突然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嘲讽和冷酷。我转向他说：“真是惨不忍睹，我把自己搞成什么样子了！”    “责备自己并不能解决问题，你的内心没有一份流畅的丰足感，如果有的话，你就不需要任何同情和爱情了。为什么你没有内在的丰足感？注意，这就是你。你绝不会对一个病人加以非难，而这就是你的病，因此要怀着同情，平静而慈悲地看着它。责难或辩解都是愚蠢的，责难只不过是陈年往事强化自己的一种行动。观察一下你的心识活动，你为什么充满着攻击性？你为什么想做每一个团体的焦点？    “如果你不断地观察你的心，无意识里的东西逐渐都会在梦里，甚至在清醒时的意念里浮现。”    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和他相处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向他提起生活中的一些变化，我对目前的工作和自己都不再充满信心，虽然欲望和冲动仍然时常出现，但是已经不再具有活力。    我告诉他，我发现过去所做的事，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自我膨胀上的。进入政坛现在已经完全不可能，我的社交生活也在快速改变，最严重的是我不能再赌扑克牌了。我曾经试着再玩一次，却发现自己已经不想赢过别人。自然而然地，我在玩扑克牌的过程里，开始有能力觉察自己的一举一动，于是唬人的事就做不出来了。克里希那吉仰着头不断地大笑。    我告诉他，有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着无限的平衡感，就像一只鸟在劲风里向上超拔，所有的欲望都在全神贯注中消失了。又有些时候，我却陷入想要变成什么的泥沼中。我的船已经离开港口，开始在大海中漂流，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从来没有如此缺乏自信过。    克里希那吉说：“种子已经播下，你现在要让它发芽，暂时休耕一会儿，这对你来说是个全新的经验，不要带着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也不要有任何观念或任何信仰。这阵子的冲击非常直接，你的心需要休息，不要勉强自己。”    我们安静地坐着，克里希那吉说：“看看你自己，你具有一般女人没有的动力。印度的男男女女很年轻就毫无活力了，是这里的气候、生活方式和不景气使然。你要注意不让自己的精力消失，解脱自己的攻击性，并不是要你过于柔软和无害，也不是要你变得脆弱或谦卑。”    他重复地告诉我说：“观察你的心，不要让任何一个念头逃跑，不论它有多丑，多残酷。只是观察而不要有任何拣择、衡量和批判，不要给它任何特定的方向，也不要让它在心中生根。你只需要无情地看着它就对了。”    我离开时他站起来送我到门口，他的脸上非常平静，他的身体苗条得就像一株喜马拉雅的杉树，我突然被他的美吞没了，我问他：“你到底是谁？”他说：“我是谁一点都不重要，你的思想，你的行为，以及你是否能转化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发现，在那么多次和克里希那吉的谈话中，他从来没有提过自己，也从没有提过自己的经历，他的自我从不在任何活动中展示。你不论和他多么熟，他永远是个陌生人。在某个非常友善的举动里，或是一段轻松的谈话中，你会突然觉得从他那里发射出一份距离感和空寂感，一种没有焦距的意识状态。然而在他的面前，你总是能感到无限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