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蒙运动》试读：序言

诚如克罗齐（BenedettoCroce）所告诫的，历史和历史学家无法免于时代的印记。本书即以克罗齐的教诲为戒，其主旨在反映海内外目前仍持续不歇的关于1919年"五四运动"意义的讨论。当我于1969年开始进行这一研究时，"五四运动"早已是台湾地区、日本和美国学界论争的话题，从当时可资利用的材料来看，"五四运动"的意义既可从政治性的爱国主义，也可从文学改革的意义上来探索。为了扩延对"五四运动"的看法，我致力于研究"五四运动"在文化革命上的意义。我以为，中国的文化革命始自1910年代后期而于1966-1969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达到巅峰。 稍后，关于启蒙的重要问题出现了。它正是一个与当代历史激烈对话的结果。由于从一个新视野来考察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我开始对以前发生的事件的诸多意义提出了新的质疑。在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我更明确地意识到，其后的"文化大革命"是本世纪最错综复杂的悲剧之一。为了探寻这一悲剧产生的根源以及它的涵义，我必须彻底修正早先对1919年"五四运动"的看法。 我于1979-1980年间在北京大学进修，如此地亲近我研究了十年的主题所发生的时空，既觉有所启发，也感到惶恐不安。在我能获益于浩繁的新数据之前，我早先的某些观点必须抛却。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是，误以为1910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49年的政治解放与1966-1969年间的文化破坏运动。随着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我就更加意识到，"五四"遗产至今仍以各种方式提醒中国人中国尚未完全从过去的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五四运动"中的参与者，亦或是其赞誉者，皆是"五四"遗产的具体化身。 最能坚持不懈地提出这些棘手的论题的是那些硕果仅存的"五四"元老。我在中国进修的16个月中，以及1981年和1983年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有幸与八位1919年"新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晤谈。许德珩、俞平伯、叶圣陶、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和梁漱溟这些人，正代表着一个从政治上的爱国主义到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之间的广义光谱。这群现代人眼中的儒家的知识分子，对我解释了他们年轻时反传统的动机。他们还讲述在历次批判知识分子运动中的辛酸经历，其中有些运动就是针对他们个人而发的。他们抛弃个人恩怨，详细叙述了以往的政治事件--这些事件不断打乱他们的宁静思绪，并且迫使他们不断地改变对自己作品的看法。在谈话过程中，他们不曾为自己辩护，只是从一己的立场讲述自身的故事。 尽管困难重重，这些八十多岁的老人依然在为"五四"时代的热望作见证。他们仍旧深切地关注西方文化，并且受之启发，同时，还继续对中国的过去进行彻底的批判。"五四运动"形塑了他们之间互异的观点，但是，在其后60年的现在，他们却都坚信着，中国直至今日仍必须要去实现一个能真正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谐一致的现代化理想境界。 在与这些"五四"老将们会谈的整个过程中，那些我们没有探讨到的话题，犹疑未决的难题，以及伴随着再次触及令人极其伤痛的生活片段而来的静默，对于那段确已发生过的历史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我还和"五四"这一辈所教导出来的学生们进行访谈，此举进一步地扩充了我对历史的看法。这批六十多岁的知识分子，目前正和一些较年轻的学者们着手研究发生在他们老师那一代的"五四运动"。他们不吝惜宝贵的时间及历史数据，坦诚地陈述自身在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辛酸经历，这使我体会到："五四运动"还未终结。 我领悟到了我十年来始终未曾真正掌握的"五四运动"的意义--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1984年5月1日 于康狄格州Middlet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