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8-文武北洋-(增订版)》试读:失去了的灰墙
一夜强冷空气,把壅蔽于京城上空多日的阴霾荡涤得无影无踪。1999年11月14日这一天,就成了一个晴得让人发晕的日子。午后,我和朋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约齐,去天安门广场西边找一段灰色的高墙。《北京党史》编辑部的陆兵先生告诉过我:几年前,他曾骑自行车来找过北洋时代京师看守所的遗址,但只有一截灰色的高墙尚存于世了。
我们想寻李大钊先生的殉难地。
关于李大钊,我从小就听得很熟了:他是20世纪初的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引进并传播到中国各地的思想先驱,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方地区的领袖;1927年4月28日,被把持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绞死,年仅三十八岁。
在李大钊殉难后的第二十二个春天,他手下的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与天津南开学校的周恩来等学生们意气风发地入主北京城。途中,毛泽东曾对身边人说:三十年前我就来过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李大钊,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坐定古都后,新政权的有关部门便将旧时代看守所里的那台绞杀了李大钊生命的绞刑架,搬进故宫午门下的一间平房里,供新中国各单位前往参观。我认识的一位"老北京"就曾随所在部队参观过,他回忆说:那个绞刑架是袁世凯当大总统时从德国进口的,个头很大,机械很复杂,像一部小汽车似的,上面还有一块块暗红色的血痕呢!我听得心惊肉跳,想去中国革命博物馆一睹那座杀人机器的欲望一点儿也没有了--据说那是"革博"收藏的第一件文物,馆藏文物编号为001。
大会堂西街迤西,是一排排相似的灰瓦灰砖的平房,北部是一道一直延伸到长安街的长长的大墙--平房是皇城根儿百姓们的拥挤住宅群,而大墙则是北京诸多不便标明其单位名称的禁地。深秋的寒风一把一把地捋着街树上的叶子,萧瑟中我记起了这条街的旧名,叫刑部街。
清时,这条街上有大理寺、都察院和刑部。朝代更迭后,新主人一般都是一边大骂前朝统治者混蛋,一边却恬然享用人家的物质遗产甚至精神遗产。所以,中华民国的京师警察厅、法院和看守所继续借用封建王朝的外壳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只是,那一堵仅存的灰色大墙在哪里呢?
我想,这堵残存的大墙,应该是专制、禁锢、残暴、昏庸和没落的具体体现。我只想找到它,踹它两脚。
冷风中,目光也冷。我们走进最南端的西交民巷,开始了冷冷的审视。
西交民巷与东交民巷遥遥相对,那边是使馆街,这边是金融街--早年的大清银行、金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都在这条巷子里,如同现在的西二环路。
寂寂小街上,有个小小的邮政所是老房子,虽说不大的门脸儿是用铝合金与深蓝玻璃新装修的,但门楣上方的三个模糊了的凿痕,还是让我辨出了繁体的"邮电所"几个字。北洋时代的旧址,似乎仅此一处了。
回到大会堂西街,我不死心,又朝北边的高碑胡同深处走去。
高碑胡同已是一片狼藉--不断有搬家公司的民工在搬迁户的监视下,从陋巷窄院里抬出冰箱、彩电和家具塞进泊在街口的小卡车上;而众多的拾荒者则在兴奋地东奔西走,每一处搬空的房子都成了他们的天堂。墙上的一纸布告告诉了我谜底:
北京市房屋拆迁公告
西房拆告字[99]第117号
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西拆迁字(99)第117号规定,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在西城区(县)东起人民大会堂西侧路,西至兵部洼胡同,北起东绒线胡同,南至高碑胡同(在图内的)地区的范围内,进行国家大剧院工程建设,需对上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进行拆迁。本地区拆迁价格为每平方米6500元。
被拆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的需要,在99年11月6日至99年11月30日内完成搬迁。
特此通告。
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
原来,这里要建国家大剧院了,这里要传出最为动听的人声与乐声了。或急切或舒缓的旋律,会讲述好多年前的一个让人悚然的故事吗?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年。这一年,尸山血海。4月12日,北伐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先生麾下的军队借口调处工人内讧,突然朝"友党"大开杀戒,上海滩的闹市口很快陈列起身首异处的共产党人的尸骸。就在"四一二"惨案发生后仅十六天,就在我呆着的这个地方,甚至也是这样一个日头偏西的时候,北方也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集体处决--"过激党领袖"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张作霖任大元帅的安国军政府特别法庭执行了绞刑。在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天平上,北方折断的这颗头颅,抵得上南方多少牺牲者的重量?"要奋斗",为什么一定"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在中国为什么是"经常发生的"?毛泽东所总结的这些中国现代历史现象何以出现的?每一次社会进步的代价为什么注定是层层叠叠的先驱者的尸骸?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难道非要在酷烈的阶级仇杀中起步不可?……
沐着20世纪末的夕晖,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之地,我默默地想着这些好沉好重又好难找到头绪的问题。
我去过最早的北京大学校园--景山东街的马神庙遗址。民国初年的北大,躲在现在的沙滩后街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里,只余门口墙上的一方文物保护纪念牌在讲述当初的辉煌。
民国六年(1917年)年末,李大钊就是从这个已经开始衰败了的庙门外走了进来,一直走到院子的最北头,那儿有座乾隆皇帝的某位女儿遗下的梳妆楼,当时被改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他的良师益友章士钊把兼任的图书馆主任(馆长)让给了他。于是,翌年初春,从善如流的蔡元培校长便把聘书发给了年方二十八岁的李大钊。
从二十八岁进入北大,到三十八岁殉身主义,李大钊人生的最后十年都是在北大度过的。这十年,正是其生命大放灿烂之辉的十年。只是,我看到的这座大杂院儿,墙挨着墙,户挤着户,早先的图书馆早已不复存在,一排排教室也尽沦为拥挤的住宅。八十年前一个极不寻常的人文的渊薮,现已成了京城里极为寻常的居民大院儿。
两个戴着"巡逻"黄袖标的老太太告诉我说:这儿是中宣部宿舍。
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1889年10月29日),在距北京以东二百余公里外的渤海岸边--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一个男孩儿哇哇降生人间。他的响亮哭声传出了村中央高地上的那户大宅院,然而,年轻的母亲却掩面而泣,因为婴儿的生父李任荣在七个月前就因痨病过世!这个苦命的女人,在儿子不足十六个月大时因忧怨成疾也撒手人寰。"在襁褓中,即失怙恃,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这是三十八年后这位男子在京师看守所里写《狱中自述》中告白于安国军政府的。
这位"垂老之祖父",即年逾七旬的李如珍老人。其实,老人并非这位遗腹子的亲爷爷,而是其生父的伯父。虽说李如珍是当地颇有些威望的乡绅,且拥有一份不菲的家业(在山海关外开过杂货铺,在本县有九十多亩耕地,在故里有几十间青砖大瓦房),但却膝下无子。他将大弟李如珠的次子李任荣过继为子,指望让嗣子继承自己的家产并成为光宗耀祖的读书人。哪知李任荣年仅十九岁即夭亡!老人便把双倍的期望和管教加在了这个新生的孙儿身上,并为憨态可掬的孩子取名"憨头"。富裕而开明的爷爷让小憨头六岁即进了私塾,塾师单子鳌老先生为之取大名"耆年",字"寿昌",寓意长寿,不复蹈父母早逝的命运。
小耆年的童年是在私塾里度过的。望孙成才的爷爷为他先后"转学"三次,如同现在从普通班跳级到快班,老师越来越高明,他的学业也越来越出众。那时的他,满脑们子只有读书,甚至连早婚也未能转移他的学习兴趣--他刚到十岁时,求嗣心切的爷爷便安排他与本村的赵纫兰姑娘完婚。比比不解风情的小丈夫,十六岁的新娘真是花样年华!但等丈夫到了十六岁那年,却要离开二十二岁的娘子远行了--因为他要去考秀才。结果,到达了永平府(乐亭县归永平府所辖),才知道,清廷改良教育,已经废除科举入仕之途。要考,只能考永平府中学。幼学功底在,何惧功名改?李耆年凭着扎实的古学功底,如愿考取府中学。发榜之日,村里人放炮、贴报单,还让李耆年坐上了棚车转了一圈呢--他们仍以村里有人考取秀才的程式在按部就班地庆贺。
读李大钊身世,突然联想到这样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即:李大钊与其堪称一代人杰的北大同事们,竟都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他们都出身于殷实人家,但却既不是豪门巨富之后更绝非贫下中农子弟,他们都有自幼受传统教育的较好家境,却又都因家庭的变故不得不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辛酸;而且巧的是,他们都早早失去了父亲!诗云:"无父何怙?"怙就是依靠,自小失了依靠的男孩子,在其人生最可塑的阶段,不得不使自己的性格变得格外内向与坚忍。除了超人的天资外(这当然是前提),他们靠自强自立的处世态度和敏而好学的进取意识,使自己一踏入社会便有了极高的起点,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成为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
不信你看--
校长蔡元培,出身于绍兴城里的钱庄之家,十一岁丧父。
与蔡同在绍兴城长大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也是当地高门槛里的子弟,其父辞世那年长子周树人也不过十六岁。
陈独秀是道台大人的嗣子,因为他不满两岁时生父即死于疫疾。
而胡适的父亲先后宦游台湾与上海,父亲死时他仅四岁。
比比他的同事们,李大钊"失怙"最早,家境也最庄户--他是靠爷爷那九十亩耕地的地租喂大的农家后代。
不过,就在李耆年到永平府读书的第二年,八十多岁的祖父溘然长逝。家底很快被姑母(李如珍的亲生女儿)和一个本家叔叔折腾光了。在外读书,一年至少需要一百二十大洋!好在他的那位有些像母亲一样慈爱的妻子支撑了他--"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他在《狱中自述》中,用平静的口吻表述了对贤妻的感激。正是有了通情达理的赵纫兰的全力支持,他才得以去天津继续求学。
当初李大钊为什么选择了天津的"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宣统三年改名"北洋法政学校")?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刻,人们才在他那篇著名的绝笔书中窥得原委: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这时的李大钊,仅仅十八岁。没像城里人那样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思潮,却也不乏救国之鸿志,每当我们民族走向衰弱时,总有几位精英如旭日破云出世照亮整个神州。走出家门的李大钊,就是这样一轮越来越耀眼的旭日。
北洋法政学堂的创办者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袁氏在拉扯起一支全新的北洋军的同时,还不忘培养未来的行政、司法管理人才。当时,这是国内第一所"政法大学","以造就法政通才为主",毕业生"其成绩优者,并可遣赴东西各国留学"。对有志青年来说,这显然是一所极有诱惑力的学堂。一心救国的李耆年凭较好的成绩考入该校后,把学名"耆年"和字"寿昌"都改了,改成了日后响彻中国近现代史的"大钊"与"守常"。这位志存高远的人不在乎是否活得长久,一心勉励自己要成为坚忍不拔的有为者--"钊"意为勉励,"守常"与"寿昌"同音但取持之以恒之意。他入校不久就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不仅参加了罢课请愿活动,还经常发表见解独到的政论文章,其文采赢得人们尊敬,甚至被公认为"北洋二杰"之一。
中华民国成立后,创办北洋法政学堂的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但国民却并未当家作主,血气方刚的李大钊根本不顾及自己乃袁氏门下的"高贵出身",公开在文章中喊出了"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的悲愤质疑。
就在他尚在天津的学堂里发愤读书、激扬文字之时,蔡元培已经是民国临时政府的首届总长,杨度已经是袁大总统的高级策士,章士钊先是大总统家的清客后是南方讨袁军政府的秘书长,陈独秀正在安徽都督府当他的秘书长。在这几位日后的好友业已成为万众瞩目的国内一流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之后,年轻的李大钊才跚跚起身,在赏识他才干的立宪派领袖孙洪伊和汤化龙两人的资助下,随留学大潮去了日本。在北洋时期的一代国士中,李大钊资历最浅,但其人格的光芒却最为耀眼。
如同他六年前报考法政学堂,他去日本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寻救国之道。
且读他东渡时写下的一首律诗: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两年后,他在那篇轰动一时的《警告全国父老书》中,追记过航行日本途中的感受:
曩者去国,航海东来,落日狂涛,一碧万顷。过黄海,望三韩故墟,追寻甲午覆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潮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不胜国家兴亡之慨!
可以想象得到,这位二十四岁的中国青年赴日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悲愤!
抵达东京后,他无意走进了靖国神社里的"游就馆"。像今天不通日语的中国人依旧不知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一样,李大钊也被馆名弄糊涂了。进馆参观后,他才知道:此为日语,是军事博物馆,而馆藏的甲午之役战利品令他大感悲愤!他"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后来写下这样一段话:
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
呜呼!如此壮怀激烈的人,焉能不成为时代巨子?
李大钊考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日本,他因给《甲寅》杂志投稿而与比他大八岁的章士钊结识。章因讨袁失败正流亡日本,创办了时政杂志《甲寅》月刊。章氏先后主持过颇有影响的《苏报》、《国民日日报》、《民立报》和《独立周刊》,夙为李氏所景仰,李在天津读书时,曾担任过以"不偏不倚"为宗旨的《独立周刊》的"代派人"。章氏的政治观点与写作文风,均使李大钊受到影响,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他列为"甲寅派"。而章的古道热肠更使李终生受惠且一直绵延至其遗属。此后话也。
借得《甲寅》这个习武场,这位颇有燕赵古侠士气的留学生领袖让人们看到了其不凡的身手。尤其当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消息传至日本时,李大钊奋笔写下《警告全国父老书》,此"书"不仅在日本留学生中广为流传,而且还被传回国内并引起反响。
时隔八十多年后的一个阳光柔和的冬日,我坐在青岛的一座高楼的书斋中,捧着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李大钊选集》,找到这篇文章,犹能感受到一股正气在字里行间铿铿锵锵地律动着。而对我的家乡青岛早年何以成为日德交战之地、日本为何要在"二十一条"中尽收前德国租借地的利益,年仅二十六岁的李大钊分析得极为精辟:
夫青岛孤悬一隅,德人不过几千,兵舰不过数艘,仅足自卫,乌敢犯人?讵能扰乱东亚之平和,阻塞过商之要路?日本必欲取之者,非报德也,非助英也,盖欲伺瑕导隙,借以问鼎神州,包举禹域之河山耳……
留日学生李大钊的政治见解,已经远在北京政府里的许多高官之上。在动荡的年代,这位杰出的思想家脱俗而出,成了中华民族最先进的探路者之一。
不过,似乎应了"一心不能二用"的老话,李大钊不安于课桌的结果是,他被"早稻田"开除了,他的学籍表上盖的最后一个图章是"长期欠席,除名"。而他的学习成绩也实在不怎么样:丙。若按现在的优、良、及格、不及格四档来套,丙算及格,中下等也。
民国五年(1916年)春,正是岛国樱花烂熳的时节,二十七岁的李大钊没拿到洋文凭就匆匆回国了。其时,国内反袁之火已经燎原,大总统袁世凯因帝制自为而成了南方征讨的"窃国大盗",正日薄西山。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的李大钊实在不忍隔岸观火!
回国后,他继续得到两位政界高朋的支持--汤化龙委任他主持创办了《晨钟报》(后改《晨报》)。汤因反袁而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袁死后国会召开,汤当选众议院议长,"晨钟"在北京政坛上的回响自然也就愈发雄浑而悠远。孙洪伊时任内务总长,后来发生的"府院之争",其实就是得到黎元洪信任的孙洪伊(黎与孙同系进步党人)和代表段祺瑞利益的徐树铮(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权力与尊严之争。孙是直隶天津人,北洋法政学堂创办者之一,与李大钊既算大同乡(天津归直隶省),又有师生之谊,而且因在反袁运动中与国民党意气相投,故与李大钊思想更为接近。然而,此时,汤化龙与孙洪伊却因政见不同而反目。李大钊因不愿在汤的《晨钟报》上刊发攻讦孙的文章,故辞去编辑主任一职,转投孙的旗下,和同样热中于宪政的同窗白坚武等人创办了时政期刊《宪法公言》。
提到白坚武,不妨多说几句。他是李大钊在法政学校的好友,"北洋二杰"的另一"杰"。此人天资与政治热情均不逊于大钊,早早就是同盟会会员,后来弃笔从军,辗转至吴佩孚帐下,深得吴信任,委为政务处长,李大钊与直系军阀有联系,此人起了主要作用。吴败退四川后,他避往日本,后寓居津门。抗战爆发后,他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参议,去河北大名往见本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途中,被冯玉祥下令以通敌叛国罪而枪决。兵荒马乱之岁,杀死个有汉奸嫌疑的北洋旧人并不令人惊奇。究竟白氏确曾在天津与日本人有过勾搭,还是第六战区冯总司令长官公报私仇借机一泄当年遭吴军讨伐之恨?白坚武之死的真正原因恐怕永远也说不清了。
再说回到《宪法公言》。中华民国成立五周年之日--10月10日,该刊出版发行,开卷就是李大钊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字:
宪法者,自由之保证书,而须以国民之血钤印,始生效力者也。不过,令作者和太多中国知识分子意想不到的是,一部保障中国人民权益的根本大法,竟然用国民的血钤印了太长太长的时间!
因经费困难,《宪政公言》只出了九期即停刊。正在此时--民国六年(1917年)元月,老友章士钊那边又向他招手了。《甲寅》月刊在日本停刊一年多之后,章氏在北京创办了《甲寅》日刊,也就是日报。章先生把主笔的位子留给了李大钊。这期间,李大钊还开始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作品(他与陈的交往也始于留学日本期间)。讷于言而敏于"文"的李大钊,纵思想之马驰骋于国内最前沿的理论阵地上,成为最激进的政论家,他的文章也成了热血青年的思想启蒙课文。
还是在这一年,还是靠那位极重情义的章士钊的帮助,没有大学文凭的李大钊走进了鸿儒满园的北京大学!章士钊当时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晚年的章氏,在《李大钊先生传序》中,说过大钊得以入校的原因:
时校长为蔡孑民(蔡元培,字孑民),学长为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
正是章士钊把自己兼的校图书馆主任让给了李大钊,才使他得以跻身于中国知识界的最高台阶上,和蔡元培、陈独秀、沈尹默、刘半农、周氏兄弟、胡适等著名文化人成了同事与朋友。
看眼前,想当年,小小的马神庙怎能盛得下这样一伙儿伟丈夫的冲天才气?兼容并包的人文阳光终于穿透了这座大院的围墙,后来建在沙滩(地名)的北大红楼便成了李大钊施展人生抱负的更大的舞台。
我曾两进红楼,却一次也没如愿。一楼曾是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但后来的红楼主人国家文物局机关却把一楼东头的那间屋子锁了起来,只在门上方悬着一方"李大钊毛泽东同志工作室遗址"的牌匾,并称"不对外参观"。
我怀疑国家最高文物保护机构并不真懂文物:他们竟然把当年堂堂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与区区助理员的工作岗位(顶多一张桌子)合并在了一起!
"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这是毛泽东说的。毛泽东的话当然不会像林彪吹捧的那样"句句是真理",但他的这句话倒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后来,我见过一份当时的北大教职员工们的薪水表。领导与老师之间、教学一线与行政后勤之间,真有天壤之别:分管登记新报刊和借阅者姓名的毛泽东,月薪八元;主持工作的李大钊,月薪一百二十元,两人相差十五倍!若按20世纪初的银元与20世纪末的人民币的1:100的比值来算,那就是在大陆现有物价不变的前提下,毛泽东的月收入是八百元,而他的头儿居然拿到了一万二千元!然而,不在教学一线的李大钊比教授们还差得远,教授们拿得更多,低的一百八十元,多的二百元,而文科学长(系主任)陈独秀名下,竟然三百元!就等于现在每月有三万元的进项呐!
"自由、平等、博爱"是当年精英们孜孜追求的目标,但从一张小小的工资表上即可看出,在人类社会中,哪有绝对的平等?
"在阶级地位中生活"的李大钊凭自己的才干与为人而使自己越走越高。当初被章士钊推荐来北大时,曾受到不少同事的颇不友好的眼神的质疑,因为他没有大学文凭,而且土气。很快人们就刮目高看这位留着平头的青年人了。他既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工作,是享有较高声誉的作家,又把图书馆整治得井井有条。八十年过后,美国人在权威的《世界图书情报百科全书》中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显然是经过详尽考证的。
民国九年(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全体通过,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二册语)。当年秋,他开始在北大政治系、史学系、法律系、经济系陆续开设了"现代政治"、"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等课程,把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系统地传播给莘莘学子。诲人不倦的演说,加之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一百三十多篇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理论基础。所以说,李氏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父"并不为过。
被聘为了教授,还兼任图书馆主任,社会地位与个人收入自然也增了不少,但李大钊依然过着"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淡的日子。他没心思讲究物欲,更没像陈独秀那样有欲望去逛"八大胡同"(京城红灯区),他的全部兴趣只是思想,只是工作。"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大钊先生题写给别人的这帧集古人句的对联,正是他追求人格完美的写真。
当年红楼里的李大钊办公室,是个热闹非凡的去处。当年的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即有一段详细的记载: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一九二零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
晚清以来,国运式微,自古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起而探求救国之道。无论康梁的"变法",还是孙中山的"革命",概莫能外。
清廷既倒,民国已立,但国家依然动荡,列强仍旧猖狂。正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1917年深秋成立的苏俄新政权,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农民工人当家作主的政权,这自然引起了中国探索者们的极大兴趣!而1919年7月25日苏俄新政权发布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亦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称无条件放弃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更使得半殖民地国度的先进国民们喜出望外甚至感激涕零!
谁不向往那个平等待我中华之庞大邻国?哪个爱国者不想看到强邻归还本属我们的大片疆土的这一天?在中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之政权本来不就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梦寐以求的天大好事?于是乎,思想更为先进的李大钊、陈独秀和一班热血学生们便率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人们清楚了,列宁等俄国革命党人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尽管高举起国际主义的大旗,但首先还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家园,它们的外交出发点也和别国并无二致,也是首先要维护本国之利益。它们的信誓旦旦的外交声明每每也只是权宜之计,弱时乞怜,强时逞凶,斯为天理,岂有例外?所以,说要归还的沙皇时代鲸吞我中华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就一直没归还;那条横在我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也一直像剑一样搁在东三省的腹上,随时都可以割得我们鲜血如注。俄国的新当家人面临的大环境并不美妙--前门外有更为强大的西方国家的环峙,后院有狡猾的日本人的觊觎(日俄战争的惨败让他们一直对日本人心有余悸),更兼有大批沙皇时代的军人、贵族们亦即所谓的"白俄",逃到了远东的中国,这不全是隐患?他们实在无力两头应付,故把中国培养成苏联的稳定后院便成为其远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于是,他们的公开或秘密的使节便纷至沓来,且都受到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他们的驻华公使,竟然是从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任上下派的加拉罕!但那位加拉罕入主了前沙俄在东交民巷里的使馆和旧兵营、中东铁路办事处后,却不便把那里公开变成传播列宁主义的大本营,因为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所以,反对"赤化"。两国政府为此达成了协议。所以,民国九年(1920年)4月,一位叫维经斯基的特使又衔命而来,他的陪同者是一位具有苏共党员身份的山东平度籍华侨杨明斋。
是北大俄籍教授鲍立维先生把来自海参崴的"记者""吴廷康"(维经斯基)的中国名字介绍给李大钊的。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向往是人所共知的,他曾在中央公园(后改名中山公园)和天安门为俄国的"十月革命"而欢呼,并大胆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还在《晨报》开辟过"马克思研究"的专栏,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被人目为中国第一篇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所以,由他出面接待苏俄来客是顺理成章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其实李大钊不光并不晓得这位"吴先生"的真实身分乃苏共远东局的情报人员,而且也根本不知道他的那位俄国同事鲍立维教授本身也是共产国际的秘密通讯员!
李大钊应客人要求,在自己的图书馆里为其操办了几个座谈会,把章士钊等朋友和热衷于新事物的弟子们都喊来,让"吴先生"很是开心地介绍了苏维埃政权的先进理论和伟大实践。那位奉命来华觅找合适的政治伙伴的特使先生一激动,当场宣布:在座各位都是共产党员了!好在李大钊清醒,觉得不妥,便请客人南下,持他写的介绍信去上海与已在那里的更具资格的陈独秀先生会商。
这才有了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新解密的前苏联史料披露,其实,"远方"(当时中共党人对苏共和共产国际的代称)的最初选择还不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在中国思想界有两位享有盛誉的教授"南陈北李"。他们只知道本国新政权已经深得中国知识界的欢迎,尤其列宁同志签署的那个关于放弃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那个"第一次对华宣言",更令中国读书人无比感奋!一时间,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泛滥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甚至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袖姚作宾即率先在京成立过"中国共产党",并曾派专人去海参崴找苏共主动联络。这位姚先生的探索为何没了下文,或者说当初苏共为何没扶持姚氏的"中共",人们已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二十年后的青岛第二任汉奸市长,正是一个叫姚作宾的人。此题外话也。
红楼里的李大钊,其实岁数并不大,不过三十出头,只比手下的毛泽东大四岁,比在校大学生张国焘也不过大八岁。他的思想裂变,他的政治能量,也正是在这红楼里发生和积攒起来的。六年的图书室主任生涯,对一个刚及而立之年的思想者来说,太重要了!
就是在这红楼里,执着的李大钊一步步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从校图书馆主任,到教授;从一开始不被人们看重的青年教师,到北京大学评议会(最高商决机构)成员;从热衷于在刊物上写文章的政论家,到有职有权的校长室秘书(那时没那么多的副校长,故秘书权力甚大),李大钊扎扎实实地登上了知识阶级领袖的台阶。
章士钊回忆过: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天不为守常之马首是瞻?
认识一个人需要时间,认识一个寡言的伟人更需要足够的空间。
章士钊与李大钊交谊"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始终情同昆季",在我读过的诸多赞颂大钊先生的文字之中,章氏的评价可能是最直言不讳却也是最准确到位的,他在为《李大钊先生传》写的序中说过:
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是的,论才华,他不比鲁迅、胡适、刘半农等人高;论见解,可能也比不了陈独秀、章士钊等人深。大钊先生是以自己近乎完美的道德力量赢得人们钦敬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李大钊。
对现今的人们来说,李大钊是个遥远的存在,遥远得已经不太真实了。
照片上的李大钊,平顶,圆脸,一副敦厚长者模样,而最明显的是他唇上的那一抹浓密的胡子。长时间以来我有一种错觉,认为这位中共的创始者是一位年岁不小的长者。是胡子连累了他。
李大钊是不讲究穿戴的,但他对自己的胡须倒是很在意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清末民初,男子蓄胡还是有身份的人的一种时尚。不信你看,从北方的大总统袁世凯,到他之后的北洋大帅、将军们,大都是威风凛凛一把胡子;而南方的革命党首领孙中山、黄兴、廖仲恺等人,也无不是这般留胡节不辱的尊容。学者们也多以蓄胡为美,鲁迅就曾在回国返乡时被绍兴老乡错认成日本人,只因他鼻子下面有一抹如同隶书"一"的黑胡髭。也许古戏文里的白面书生让人看腻了?彼时有条件留须的军政、学界男子,多以拂髯为美。胡子成了民国初年有身份者的"身份证"。
我读过许多张李大钊的照片,从不同时代的留影来看,他留胡子的历史竟近生命的一半之久!早在北洋法政学校时,他就开始留须,那时,他不过才二十岁上下,照片上的同学们没有一个像他这般模样。倒是在日本时的一张照片上,他的脸上没了胡须,脸庞如同常人一般清爽,不知是在异国他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还是屈从于严格的日本国教育制度不得不剃去?回国后的照片,他都是一把大胡子的傲岸样子,无论是与报刊同仁们,还是与"少年中国学会"同志们的合影,总是他一个人留着标新立异的胡子,让人一眼就能从众人中认出他来。
在没有电视与大量报刊的时代,剪掉胡子甚至可能剪掉一个政治人物的厄运!
此有二例:
革命党首领黄兴在上海租界内从事秘密活动时,因书呆子气的章士钊的不慎而遭逮捕,恰巧捕前他刚刚剃光了自己的标志性的胡须,所以会审时,尽管洋法官觉得面前的嫌疑犯有些像清政府通缉照片上的要犯黄兴,但他就是咬定自己是被误捕的某军官的随员李某。洋人本来就分不太清中国人的模样,见下巴光光的"李某"一喊冤,便稀里糊涂地把人放走。黄兴因之逃过一劫。
还有那北洋时期已沦为落伍者的康有为,在参与张勋复辟案后遭政府追捕时,也不得不剃光了胡子才得以逃出京城。为此,报章将其狠狠羞辱了一通。
但李大钊没有改变形象。有资料说,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4月6日那天,京师的警察和宪兵们冲进苏联使馆后,并不是马上就认出了李大钊,正是这傲然不驯的大胡子暴露了这位著名的党人的真实面目。确是胡子连累了他!
越来越多的材料显示,李大钊是有可能幸免于难的。
本来,军阀政府对学人们是敬而远之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士"的社会地位突然有点像回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很可以指点江山乱说一气的。自古天下兴亡士人自觉有责,到了民国,北京的教授们更以天下为己任,议论朝政,畅所欲言,无所畏惧。公允而言,那时,政府赐给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比之后来的"党国"时代实在要大得多,不然,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领域就不会有空前的繁荣。
近代的北洋时期确是颠三倒四的乱世,但主政的武夫们对文人们的宽容,却也是不容否认的。
读李大钊当时发表的文章,真如大热天儿里痛饮散啤一样爽快!你会暗自吃惊:军阀政府怎么会容忍一个大学教授这么"放肆"的"恶毒攻击"?他直言反对军阀政府与督军和检阅使制,呼吁解散安福俱乐部,揭露外交方面的秘密交涉,倡导召开国民大会以取代国会,为工人争八小时工作制,为妇女争翻身平等之权,真是方方面面,无所不干预。仅以民国十一年(1922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里,他在《晨报》副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结尾,就可一把那个时代之脉搏:
我们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外交当局仔细听着:
要即日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指苏联政府--引者注)
要即日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
不许一味仰承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团的意旨来办理对俄外交!
不许沿用媚强欺弱的帝国主义式的无耻的外交手段来办理对俄外交!
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
一介穿着布长袍的先生,敢令军人政府"仔细听着",而且还要"严重的监视"他们是否照自己提议的办法做,这底气实在太足!
他对执政者的训斥源自他对民主的理解。这位布衣思想家深邃地说过:
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
这就是彼时的李大钊。绝少服人的鲁迅肯奉小他许多岁的守常先生为"革命的前驱",实可见李大钊的思想已经远远超出同侪之上。
而且,知识阶级的领袖不光敢说,还敢做。李大钊就曾以北京八高校代理联席会议主席身份,领导了"索薪事件":
民国十年(1921年)3月,教育部拖欠各校的经费三个半月了。学校领不到经费,老师们就拿不到薪水,于是,就罢教。那时的中央政府,真是寒酸。国家机关各部的工资,竟是靠借钱发下的!各地割据的军阀们,捞点钱就去置枪置炮,哪有谁上缴国家财政。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又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李大钊等教授们以退为进,发出《全体辞职请愿书》和《敬告国人书》,并随数百学生往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求见总理靳云鹏。上将军靳总理居然怕书生,死活不敢露面,请愿者遂与卫兵发生冲突,被卫兵殴伤多人。这一天是6月3日,故时称"六三"索薪事件。
总理无奈书生何!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以思想钳制和行政惩处为武器来收拾书生们,却不耻为原告,起诉教职员代表。不料李大钊等毫不畏惧,反向检察厅提出控告,起诉总理与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次长马邻翼,还捎带上了国家的警察总监殷鸿寿(那时当警察总监真够倒霉的),告他们"破坏教育"!
而教书匠状告中央政府的官司,检察厅真就受理了。结果,政府理亏,托人调解,并派专人向教育界慰问,为受伤者报销医疗费,并筹款二百万元设教育准备金等。学界的要求一一落实。
智识阶级大获全胜!
那时的知识界被写为"智识界",有智有识,理应比只有知识层次更高,可能后来的学人们在酷烈的政治迫害下渐渐丧了"智",只靠一己之"知"谋生,故"智识"才沦为"知识"。恕我瞎掰。
你看,那时的"智识界"是何等的威风!据朱志敏先生的《李大钊传》中披露,民国十三年(1924年)3月,北大举行二十五周年校庆活动时搞过一项民意测验,其中一个问题:"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学生们选出了这几位:孙中山、黄兴、段祺瑞、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梁启超、李大钊、章太炎。列位"大人物"中,李大钊资历最浅,却也得到学子们的拥戴,而且排名于国学大师章太炎之前,甚是了得!九个人中,革命党领袖占了头两把交椅,做学问的占去了六席,而那些不可一世的军阀巨头,除一个在朝的段总理外,其余统统不值一提!
北洋时代,智识阶级整体地位真是不得了!
再来读读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23日《民国日报》上的一则消息:
北京学界招待俄代表
苏维埃俄国代表越飞君抵京以来,已引起各界之注意。本月十八日下午八时,北京大学蔡校长、李守常教授等十余人,设席东方饭店招待越氏……首由李守常教授致词,略谓越飞君及俄代表团来华,意在与中国及中国国民建设友谊的关系。吾人代表中国智识界,得与负有真正责任之俄国代表诸君共聚一堂,深引为幸。……
你看,智识阶级已经成为北洋时代的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而三十三岁的李大钊已经成为这种势力的公认的领袖。
沿北京复兴门西行,会不断遇上以"坟"为地名的地方,公主坟就是一例。逾公主坟再往西,有共和国最重要的陵园--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除毛、刘、周之外,共和国几乎所有重要人物的骨灰悉安放于此,甚至于包括了新中国成立前被蒋介石枪毙的中共下台领袖瞿秋白的遗骸。但八宝山里没有李大钊的遗骸,中共第一烈士的墓穴在离八宝山不远处的万安公墓。
1998年9月24日下午,我第一次去看万安公墓。
无论在北京地图上还是在海淀公路上,万安公墓都没有标志,是穿行在一片苹果园中的柏油路上时意外看到了"李大钊烈士陵园"的牌子,我才确信,此即安葬了众多名流的万安公墓。
资料告诉我,李大钊等二十位同案犯被处绞刑后,法院用薄棺将遗体送到宣武门外的长椿寺,由家属们认领、处理。数日后,亲友们为李大钊遗体改殡,并迁灵于邻院的浙寺停厝。这一停,就是六年。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初,李夫人赵纫兰从故乡回到北平,求北京大学代办丧事。北大故交们义不容辞,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等十三位大钊先生的生前友好发起公葬,并每人捐款二十元,未参与发起的梁漱溟和在外地的鲁迅等故交,每人捐了五十元。当政者对国共合作时的北方领袖也表示了悼念,当年与他同时被北洋政府通缉的现政府部长级人物也赶来参加公祭仪式,汪精卫甚至派人送来一千元以志慰唁。北大故交和国民党人都不知道的是,表面上看,公葬仪式由民间慈善机构--河北互济会在操办,但实际上是中共地下组织--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北平市委在掌控。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既要对本党的第一先烈表示最大的敬意,更要借机向国民党当局宣泄无比的仇恨!
于是,4月23日清晨,赫然出现在北京闹市的那幅巨大的挽联,才让许多人触目惊心:
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
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头一天下午在浙寺如期举行的公祭仪式尚波澜不惊,但送葬日加入的越来越多的人群则让当局感到了忧惧。跟在那具簇新的暗红色棺材后面的,不光有教师和学生,也有工人,甚至还有士兵!人们胸佩纸花、臂缠黑纱,默然无语,自发加入,而每到繁华路口,都有群众团体拦灵公祭。送葬队伍越来越长,到西单时,"马路上已有人满之患"!送葬队伍行至西四时,忽然唱起了《国际歌》,而且,空中飘起了写着"打倒国民党!""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等标语的纸钱!一时间,军警大骇,鸣枪示警并逮捕了四十多人(过后,驻北平的宪兵三团还追捕了数百人,罪名是"扰乱治安",有人竟被处决,包括在上海担任过"左联"常委的文学家、时任中共北平市委秘书的洪灵菲先生)。纷乱之后,大钊先生的灵柩还是安抵万安公墓,并与西山的落日一道下放进冥冥之中。
万安公墓原为私营墓地,1956年"公私合营"后才收为北京市民政局所有。这里虽不比八宝山尊贵,但四五千座墓中,可以一说的历史人物也颇不少,像民国的段祺瑞、韩复榘、马占山,像1954年自杀身亡的共和国副主席高岗,像著名的文艺家朱自清、王雪涛、刘继卣、王力、萧军等。但众多名流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李大钊了。军阀可以通过战争来建立大小政权,文艺家可以通过笔墨创作来陶冶人心,但谁能比得上思想家对社会的影响深远呢?
李大钊的归宿很好找,陵园入口处即有明显标志。从一方方规整得十分有序的坟地间的阔路上走进公墓深处,一座被松柏包围着的院落立即让我心头释然-石雕的李大钊就站在迎面的中央空地上。雕像前的"一串红"摆得很满,红花前一束黄花开得正盛,显然是有人刚献的。
我曾在北大校园里见过李大钊的雕塑,那一尊半身塑像很符合我想象的老成持重的模样。但这一尊立像,却令我暗惊,虽也是两撇大胡子左右横扫,但容颜却十分年轻!因年轻而富有了朝气,因朝气而具有了活力。这一个李大钊像真的一样!
是啊,他蒙难时还不满三十八岁,凭什么要把他刻画得那么老?
字典中的"老"字条下,有"老实"、"老成"、"老到"、"老练"等词条,也许,正是这些似乎都能体现李大钊特点的词条让人每每忘了死者的真实年龄?
真实的李大钊到底什么样儿?我梳理着他的生平,觉得与其说这位以授课写作为业的导师是坐而论道的鸿儒,倒不如说他是一位风风火火的实干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中央公园发表过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过后又把演讲稿登上了《新青年》。从字数上看,该文不到两千字,若空口念,几分钟即完。但他不善言辞却是大家公认的,陈独秀、鲁迅等都在回忆文章里提到这一点,章士钊更直接说他"木讷"。可见大钊不是健谈的人,甚至还有点大智若愚的书呆子相(有林伯渠诗:"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为凭),只不过为了斗争的需要,他才一次次登高疾呼。数数看,从到北大开始,他就不惮抛头露面,多次公开号召推翻现政府,尽管其间曾被明令通缉;他胆大,而且心细,当陈独秀面临第二次被捕的危急关口,他竟然会把陈先生包装成戴毡帽、穿油花花的厨子背心的"病人",自己则像年关收账的生意人一样,乘骡车送独秀先生逃离北京--中共党史专家们一致认定,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惊天擘画,就是这两个人在从北京到天津的颠簸数日的出逃路上议定的。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随着国共合作的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李大钊亲自担任北京的国民大会的主席之一,率领学生和市民一次次向政府发起声势越来越大的示威运动。
是年3月18日的被弹压了的国民请愿运动,是他公开露面的最后一次了。连李大钊也没想到,执政府的卫队会悍然朝游行的人群开枪!那一天,大钊的头与手部负了伤,侥幸没成为这一天的第四十八位烈士。遭通缉的革命党领袖们不得不关闭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转入了东交民巷里的苏联旧兵营中继续工作。
按国际惯例,使馆区是外国人的飞地,未经许可,本国人不得入内;尤其是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不得擅入使馆区;失意的军人若进入其间避难,则必须解除武装。洋人们深恐战火殃及到他们身上。所以,东交民巷里的使馆和饭店、医院,就都成了北京的落难巨子们的避风港,一有风云变幻,他们就会跑到使馆区去避祸。清末时,变法失败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去过;民国以后,前来请袁世凯南下当总统的蔡元培等南方代表们被乱兵吓得去过,遭冯玉祥的国民军追捕的临时执政段祺瑞去过,被冯的大兵赶出皇宫的逊帝溥仪去过,被各路大军讨伐的复辟祸首"辫帅"张勋也去过,甚至连鲁迅这样在政界没有身份的小官员也在那里避过祸。只要进入了东交民巷,性命就保住了。使馆区就是避风港。
我读过旧的东交民巷使馆图,约略明白了当时的布局:败于八国联军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同意每个驻华使馆都附带拥有一座占地面积更大的兵营,以保护他们的外交使节和本国侨民。俄国使馆和兵营的地盘最大,位置也很好,就在胡同西口处的北边,与美国使馆与兵营斜对门儿。十月革命后,苏联继承了沙俄的遗产和权益。
据北京市文物管理局的王鸿年先生说,他们已经准备在原俄国使馆内立一块"李大钊烈士被俘地"当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只是,现在那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院,外人是不可能进去的。李大钊等在苏联使馆中依然忙碌着,发展的国共党员人数成倍增长就是佐证--据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的《李大钊传》介绍:仅北京一地,自"三一八"至翌年2月,整整一年之内,国民党员由2200人增至4300余人,共产党员由300余人增至1000人以上!
北大同事梁漱溟曾去看望过老友,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一切如李大钊在北大时一样。
段祺瑞走了,张作霖来了。皖系、直系,都已没"戏",南方的"党军"(国民革命军)攻得正起劲,北洋各系只有合力拥戴尚有五十万大兵的"奉张",才能力保江山不失。于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年末的张作霖,就被推举为了中华民国安国军总司令。
传统的说法是,奉张政府通过长时间的跟踪,发现了被上一届政府通缉的李大钊的藏身之处,于是,在帝国主义驻华使馆的支持下,强行闯入苏联使馆,抓到了李大钊,并在"南方某要人"蒋介石的默许下,悍然杀害了这位共产党领袖。
张作霖因杀害了李大钊,而使他后来的惨死在共和国史籍上变得活该倒霉。
不过,越来越多的史料在证明着另一种事实,即北京政府出兵苏联使馆并不专为逮捕这位"过激党"的首领。应该从更大背景上看待这一近代史上的严重事件。
那位曾在上海滩办英文报纸的鲍威尔先生,晚年是这样回忆这一事件的:
1927年4月6日,在北京东交民巷外交使团的卫兵们的协助下,张作霖的警察突然搜查了苏联驻华使馆。……
对苏联使馆的突袭,曾搜出了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和文件,还逮捕了几十名在使馆中的俄国人和中国人。消息传出后,苏联政府立即抗议这种搜查是"空前未有的、公然践踏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暴行。"张大帅对此不理不睬,相反,还将从苏联使馆中搜来的文件一一影印,分送给新闻界和其他使领馆,借此证明苏联人准备"赤化"中国的阴谋。公布的文件还表明,苏联使馆的官员也卷入了这一阴谋。这样一来,事情变得相当棘手,因为根据1924年的北京协定,苏联政府表示不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而这些文件却表明他们违反了协定。事情的结果是苏联召回了驻华使馆的代办(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已经于年前被驱逐回国--引者注),而中国方面则通过草草的军事审判,把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枪毙了事。
读了这段文字以后,我才悟出,以前听惯了的说法,完全是站在苏联人立场上的讲述。如果挪开一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作为中国东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张作霖对有着漫长边界的"老毛子"的警惕与憎恨是可想而知的,况且,贯穿东北腹地的那条由俄国人控制的"中东铁路"一直像导火索一样在中国人身边冒着战争的青烟。担任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最高领导后,张作霖对强悍邻国的真正心思也许看得比其他人更透。苏联人染指中国内政并一直图谋颠覆现政府已是不争的事实:外蒙古已经被他们的红军强行侵占,南方的国共合作局面是他们暗中操纵的,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也是他们的军事顾问团和巨额卢布在起作用。
近年才公开的俄文史料证实,20世纪20年代,苏联人曾为中国国共两党和北方的冯玉祥提供过上亿元卢布的支持,其用意只有一个:推翻中国现政府,另起炉灶,建立一个符合苏维埃国家利益的中央政权。
长期生活在老毛子的阴影里的张作霖知道,沙俄就是沙俄,不管他们打什么旗号换什么国体,在远东攫取他们自己的利益,才是其真正的目标。于是,张氏入主北京政府之后,开始抵御苏俄的咄咄逼人的明争(南方)暗抢(北方),中俄关系便必然地紧张起来--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31日,中国外交部要求苏联政府撤回加拉罕,十日后,这位首任驻华大使被迫离京经沪返俄。
紧接着,8月2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在南方任国民党政治顾问的苏共代表鲍罗廷--熟悉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正是指挥"党军""北伐"的总设计师。
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北京政府与苏联关系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3月1日,"奉张"的主要部将张宗昌将军在浦口下令扣押了一艘驶往海参崴的苏联商船"巴米亚列宁那号",因为那艘大船上,藏有北京政府通缉犯鲍罗廷的妻子及其随行人员!五天后,苏联驻华使馆为羁押苏船及人员一事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称此举系对苏联的侮辱。其后几天,又连续三次抗议。而中国外交部则于本月17日回答:所扣苏船有查办之必要。
马上轮到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抗议了--3月19日,中国驻俄代办向苏外交部提出抗议,抗议苏联政府将我蒙古地区划入了他们的版图。
紧接着,3月20日,北京各校参加过政治活动的百余名学生被军警逮捕,经审查,有四十三人被羁押,余者释放。九天后,又有三十余名学生被捕入狱。
3月27日,张作霖公布了与南方政权妥协的先决条件,他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表示:倘蒋介石能驱逐南军中之俄人,南北不难妥协。
4月6日,在掌握了确凿证据、并与驻华外交使团打好招呼后,张作霖下令对苏联人采取了突查行动。
且读当时《申报》一则消息:
《北京军警搜查俄馆界详纪》
(北京四月七日讯)昨日东交民巷内发表极重大事件,为辛丑条约设定保卫界以来,空前未有之事。昨晨……十一时有制服警察一大队约一百五十名、宪兵一队亦有一百名,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余皆集中包围俄国大使馆旁邻之中东铁路办公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记。搜查队到上到三处门口时,即严守大门,大部即时全体入内搜索,……查经受逐房查索,逮捕中俄两国人有八十名之谱。被捕者一一捆缚,编成号数,先后用汽车送往警厅,交由司法处审讯。
至被捕者之人数,报告不一,其较可信者,则俄人十四五名,华人六十余名。华人之中,其属远东银行雇员者,昨今两日已开释十余名,现在羁押中者,华俄人共有六十余名。唯其中有为共产党机关之仆役、厨房等约二十余人,故实际上所捕之共产党员只有三十五名左右(俄人在外)。知名者只有李大钊、路友于二人。……
闻李大钊受审问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及该党之工作,但否认最近于北方有何密谋而已。……
昨日除捕人外,尚搜得各种物件甚多,闻运至警厅竟费数辆汽车之多。物件之中,有步枪三十余支、手枪十余支、手提机关枪二架。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名册确被搜去,共产党临时执行委员会名册、共产党北京市党部党员名册、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名册等,又共产党临时招待委员会方印一颗,及共产党各机关印信数颗。此外如宣传品及关于共产党书籍等,不计其数。……
行动本身是成功的。军警们扑灭了正被苏联人焚烧的机密材料,然后,把这些材料装了足足七卡车!
当晚,外交使团为中国军警闯入东交民巷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当然,这是做给世人看的表面文章,故外交部并未回复。
第二天,4月7日,外交总长顾维钧向俄政府抗议俄使馆收容南方革命党人事。俄代办齐尔内赫则向顾反抗议,称中国政府侵犯了使馆尊严。
4月8日,中国军警继续"犯规",进入天津法租界内,搜查了俄国人开的商店。七年前,李大钊曾来天津租界会见某俄人,因第二天当地的《益世报》即刊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方匆匆返京。无疑,政府欲一举捣毁苏联在津门的秘密据点。
4月9日,在遥远的莫斯科,苏外长利瓦伊诺夫召见中国驻俄代办郑延禧,强烈抗议中国政府搜查俄使馆的违犯国际法的行为,要求中方交还被搜去的档案,释放被捕人员,并声明召回驻北京之代办,仅留领事。最后,这位外长忿忿地称:此事乃帝国主义者之教唆,借以诬蔑苏联,北京政府已成帝国主义之工具,云云。可怜的郑代办根本不知道本国政府的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严重事件,故只得含混其词地支吾了几句退回使馆内,再拍电报询问北京有无此事。
4月16日,已得国内指令的郑延禧前往苏联外交部,正式拒绝了苏联政府的"四·九"抗议,谓:使馆内不能容许组织、助长所驻国的内乱机关,俟将搜出的宣传共产之文件翻译完后,再提严重抗议。
4月19日,北京外交部将整理出来的有关苏联使馆颠覆中国政府的证据提供给了中外各报馆。
同日,齐尔内赫率馆员黯然回国。
安国军政府的目的达到了:让苏联人的阴谋破产,同时摧毁了存身于他们保护下的南方革命党在北方的总堡垒。
窃以为,这才是"四六"事件的真正原委。
至于说蒋介石与张作霖合谋杀害了李大钊一说,则不合情理。北京搜查苏联使馆后的第二天,正率大军北伐的蒋总司令即致电齐尔内赫代办表示慰问。在南昌时,蒋氏还对军官们大讲勿受国民党北方领导人徐谦等"政客"的诱惑。徐乃李大钊的亲密同志,和李共同主持了北方的国民运动。北洋军阀们根本分不清国共两党有何区别,他们把南方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统称为"南赤",把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称为"北赤"。尤其张作霖,深知若无苏联人的全力支持,广州的那个割据政权哪会一下子有了这么强大的力量来攻打中央政府!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蒋介石是比大学教授李大钊更为可怕的"赤化"代表,他老张哪会为杀一个自己管制下的教书匠而专门去试探一下敌军总司令的意思?
矢志反对外来势力的"赤化",是被传统文化养大的中国统治者的天性,尤其当自己的政权受到严重威胁时。"得到南方某要人默许"一说,只是当时《晨报》的一家之言,并无确凿证明。相信并认定此说,不过是后来人的一种心理需求而已,即:北洋军阀与新军阀(蒋介石集团)都是反共的一丘之貉。
鲍罗廷夫妇的结局似应一提:
当年5月2日,鲍妻和三位同案的俄共信使被从羁押地济南解往北京,7月12日,本案在京师高等审判厅受审,推事何隽利援引张作霖日前对政治犯颁的大赦令将其释放。两天后,张作霖才闻报此事,勃然大怒,下令将鲍妻等俄人重新捉拿归案!但遍寻京城,已不见其踪影。一气之下,张大帅把老资格的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沈家彝免职。
鲍罗廷本人也在这个血腥的暮春初夏时节结束了在华的特殊使命,他先是被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头号"共党首要"所通缉,后被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辞退劝归。忠于党的事业的鲍氏颇不甘心,经郑州时还鼓动冯玉祥应用兵武汉,不过冯氏却将他礼送出河南,后送其经陕甘、蒙古返回苏联。因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失败,鲍氏成了众多替罪羊中的比较大的一只,他先被分配到苏联新闻出版部门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后被斯大林下令逮捕,1951年死于苏联集中营。
被捕前的李大钊并非高枕无忧,他和同志们从交通员的失踪、应聘而来的伙夫面目可疑等迹象上,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不祥的气息,为防止不虞,他甚至买来了手枪,并很快学会了使用它。
然而,手枪并没派上用场,李大钊被捕的那一刻,尽管一直握着那支手枪,却并没扣过一下扳机。
同时被捕的大钊之女李星华回忆过那个惊心动魂的时刻:……就听见一声尖锐的枪声,接着就听见庚子赔款委员会那边发出一阵纷乱的喊叫,接着又听见有许多人从那堵矮小的花墙上跳到我们的院子里来。
什么?爹!我瞪着两只受惊的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去看看吧。他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那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院里走。我们刚走出房门,就看见许多赤手空拳的青年像一群受惊的小鸟似的东奔西撞,找不到适当的去处。刚才就是他们从墙上跳过来的。我紧随父亲身后,走出这座一时充满恐怖的院子,找到一间僻静的小屋,进去后暂时安静下来。
父亲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没说,神情非常冷静,手里握着那唯一的武器。看样子,假如可能抵抗,他一定要抵抗一下的。我也有些胆壮起来。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没有吭气,只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听声音,来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已经把这间小屋团团围住。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十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父亲和我。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残暴的匪徒们把父亲绑起来,簇拥着走了。
开始,我总以为,李大钊并不知道这一天要大祸临头。
因为,李大钊并非如人们想象得那么老成持重,他也急躁过。他的学生回顾亲历的"三一八"事件时写过:临去执政府示威时,众人怕政府弹压,但李大钊登高疾呼:他们不敢把我们怎样!众人信赖之,遂随其而去,这才有了子弹共血肉横飞的惨痛史案。无法否认,成熟的革命家也有不成熟的时候,统治者宽容的底线是谁也不能推翻其统治。
关于李大钊的被难,是不是他的又一次判断失误?
就在事发两天前,那位名士朋友杨度已经托章士钊转告他了:张作霖已派外交部与外国使团打好招呼,近日将搜查苏联使馆及兵营!章夫人吴弱男曾为此专门进入了苏联使馆劝其化装离馆遁往天津暂避风头。李大钊只说自己尚有工作走不开,让别的同志先走了。
大钊坠入地狱了。有可能躲避而没有躲避,仅仅因为大意吗?
关于李大钊被捕,我想了一些时间,有一天,终于恍然大悟:这一天,他是知道的,他有点儿像等待被诛的谭嗣同。
李大钊在看守所里,有时间细溯一下自己的历史了。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他写着《狱中自述》,反省着自己的生命历程。
他被关在门口挂着"优待室"木牌的单间里。《晨报》报道,蒙难的李大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闻在厅甚受优待,唯看守特别严重。"狱中,女儿李星华曾随一同入狱的母亲见过爹爹一面,是过堂时核实一下身份,爹爹的极为冷漠的表情曾令小星华颇感不解甚至愤懑。当时的报纸上说,李大钊"在狱二十余日,绝口不提家事"。为何冰冷如霜?也许只能有一种解释,即他主意已定,决意要赴天国。
绝大多数写李大钊入狱后的文字都说他曾被严刑拷打,受尽酷刑,手头一份最新出版的《人物》杂志上说得更狠:"凶残的敌人施以酷刑,用竹签钉进他的指缝,拔掉他的指甲……"
恰在我思索着八十多年前这些掌故的真伪的时候,妻在另一间屋看宋春丽和陈宝国等人主演的电视剧《红岩》,而且正看到了不敢看下去的情节:国民党军统局的看守所"渣滓洞"里,审讯者丧尽人性地把竹签扎进了江姐的手指尖上。
可是,说李大钊也遭受过这一刑罚却让我难以置信。与他同时入狱的女儿没说,反倒有刚才引过的"闻在厅甚受优待"的消息。扎竹签、拔指甲之类的办法不是用来对付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大人物的。一入敌狱必遭酷刑,这是1949年以来艺术作品的一种模式,于是乎,人们就跟着作家、编剧们相信了:只要好人被坏人抓起来,就必然要坐老虎凳,被灌辣椒水,遭皮鞭抽,挨冷水泼。我和我的同代人从小就背熟这个公式了。岁数渐大,读书渐多,思索渐深,便渐对因袭的说法有了怀疑。也许并不绝对吧:阶级敌人也不是逢人便打,逮谁揍谁。那样的话,他们也忒简单了点儿。专制体制的残暴是全方位的,肉刑是一种残暴,感化也是一种残暴--让你放弃原有的信仰,背弃人生的选择,出卖自己的同志去跟他们同流合污,让你的后半生一直处于良心的自责之中,这不也是一种残暴?而且是更难抵御的残暴!李大钊乃社会贤达,知名教授,对这样一位政治犯,当局理当不会像一般刑事犯一样对待;况且,一个意志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是视死如归的,岂是吊打或扎指头所能屈服的?
不妨举几个例子:
先李大钊入过北洋政府监狱的中共首届中央局成员张国焘,曾被风传遭严刑被打折了一条胳膊。但当他出狱到上海后,却对关心此事的同志否认道:我未受刑啊!令人颇感意外。
后来的国民党政权对落入己手的共产党人的摧残甚于军阀政府,但他们对中共重要人物也并非个个大刑伺候。陈独秀服刑期间,不光独处一室,有人伺候,而且还不断接待来客,甚至还能写信给蔡元培为其他政治犯求情。
瞿秋白被人指认出来以后,也没遭虐待,他一直被看管于国军第三十六师师部里,生活上受着优待不说,而且还有足够的时间伏案写作,不然那本弥足珍贵的《多余的话》也就不会传世。
先是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后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托派")中央常委的郑超麟曾两次被关进骇人听闻的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但他也从没受过刑,倒是写下"强盗确是受罪犯待遇,我们则仿佛是客人"的文字;在初入监狱时,他听到旁边屋里有受审者在惨叫,居然"想跑过去看看,一个包打听(便衣特务)阻止我,他说:'你们看不得。'完全是好意的阻止"。
当然,对上层共产党人士不施刑并不一定说明统治者的仁慈,瞿秋白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不就被枪毙了吗?对政治犯的留与杀完全是按统治者自订的法律和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定的,有时并不非要有理由才动手。
李大钊应该没有被刑讯。刑讯往往因被审者拒绝回答问题而被强施,可李大钊不是,他不屑于隐瞒自己的信念与工作情况,他很痛快地回答了法官的提问,而且,每次审讯结束时,都坚持要来审讯纪录细看一遍,把被记错的意思写错的字一一改正之。尤其那篇传世的《狱中自述》,更是披肝沥胆,磊落坦荡。他的态度是:
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
既然已经如此,那就只有实话实说--他自己说得明明白白嘛!
"党案"发,举国惊。"党魁"守常先生乃社会名流,北大教授,落入军阀之手,自是凶多吉少,况且有前不久张宗昌处决著名报人林白水为例。于是,安国军总司令部里,处事一向果断的张作霖总司令被各界的说项闹得挠起头来--
北京大学等京城九所高校的校长们联袂求见"少帅"张学良,请其向"大帅"转致宽恕李大钊之意。被张作霖倚为心腹的杨宇霆也来转达了曾任前政府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的说情,而杨本人也主张对李大钊宽大处理。被袁世凯所倚重的杨度则代表政府智囊团"政治讨论委员会"与司法总长同来求见,要求将"党案"移交法庭依法处理。颇得言论自由的报纸更是说三道四,有的对李大钊的人格和学问表示钦佩,劝当局不要轻易处置这样一个人,还有的主张终生监禁李大钊,让其在狱中写作,也有人主张杀一儆百。
张作霖举棋不定,便驰电询问远离京城的吴佩孚和正在前方带兵打仗的张宗昌、孙传芳等将领们的意见。正在拼死抵抗北伐军的部将们还能说什么好话?尤其那位担任安国军副总司令的张宗昌,甚至怒气冲冲地反问老上司:
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
于是,张作霖不再犹豫,颁发了"杀无赦"的命令。
李大钊是旧文化与现政府直言不讳的掘墓人,是能够掀起民众运动巨浪的政治领袖。这样一个人落入统治者之手,其生死完全取决于当政者对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的考量,这与他在狱中表现如何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4月28日下午,一个令人断肠的惨淡黄昏,安国军总司令部发出一纸布告:
为布告事,案查前据京师警察厅报告:东交民巷远东银行及旧俄国兵营内,有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组织党部,宣传赤化,迭次开会,密谋扰乱、危害政府等情。当经侦明,拿获李大钊等数十名及俄人奥纽夫等,并起出枪弹、旗帜、印信证据等件。当经该厅将捕获情形布告,一面检查证据,提犯预审;复据录供呈报到部。经本部组织军法会审,讯明李大钊等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兹已依法判决:
将党魁李大钊,党犯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洪、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各处死刑。
又情节较轻之舒启昌、谢光霈、孟祥、郭林一,各处徒刑十二年。
其附和犯李云贵、韩子明、吕玉如、张之旺、赵玉发、张全印,各处徒刑二年。
已于二十八日执行在案。除将俄人奥纽夫等另行审判外,合行布告,俾众周知。
据查,军法会审所"依"的"法"是《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第七项之规定。
次日的《晨报》披露:
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而其他则不免望刑而畏,面无人色矣。……
我真是一个喜欢以后人之心度前人之腹的探究者,还爱对既定的结论自己再考证一番。正因此,我才在李大钊墓前揣想这位堪称完人的共产主义者从被捕后到被处决的最后二十二天。
我常想到的是这样一个被研究者们忽略但却又极为重要的问题:李大钊在党内的威望与职位为什么不相符?换言之:他为什么一直不是中共的最高领导?
民国十年(1921年)7月末,中共"一大"时,他和另一位最该到会的陈独秀都没出现在上海滩的那座石库门房子里。都说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但真等到首届党代会召开了,他们却一南一北,双双缺席了--"南陈"在割据的广东政府当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只派了个代表包惠僧与会;"北李"则正在北京忙于参与教育界向政府的"索薪",连代表他的人也没有。陈独秀没来,仍当选为中共第一届中央局第一任书记,而李大钊呢?却什么也不是。
翌年7月,中共"二大"在沪秘密召开,李大钊还是没有到会。本届党代会产生了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与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人成为中执委委员,而李大钊仅为三名候补委员之一。陈由中央局书记改任委员长,而陈之后的那四位年轻的执委,除了一个蔡和森,全是李大钊在北京的学生啊!导师李大钊只是北方区负责人之一,但还不是一把手,北方区委员长的位子有人坐了。
第三年的中共"三大",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这也是李大钊惟一参加的本党代表大会,迟到这时,他才被选入扩大至九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依然没被留在中枢主持工作,而是继续以"驻京委员"名义回了北京。
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中共"四大",又回到上海开,不知何故,他仍然没出席。
民国十五年(1926年)2月,中共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资料告诉我们,参加这次重要会议的有瞿秋白、陈延年、谭平山、任弼时等十二人,却没有正在北京的他们的导师李大钊!
中共"五大"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会议召开的第二天,李大钊即去了天国。曾和大钊一起在京主持工作的徐谦和汪精卫、谭延等当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一起到会分别演讲祝贺。然而,会议期间,张国焘宣布了北方的噩耗,举座皆惊,默哀遥祭。
呜呼!中共名单里永远不会再有"李大钊"三个字了。
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为什么很少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因为这位领袖级的北大教授没太拿党当回事儿,还是把持历届党代会的"国际"代表们不愿召他前来?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了,毛泽东之前的历届中共党代会及党的重要会议,都是由洋特使一手操办并在场监督的。他们不光为中共的高层聚首提供充裕的资金,更要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具体的路线图。
李大钊曾参加过一次党的高层决策会议,那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中共"二大"召开之后的一个范围极小又极其重要的会议,因开会地点在杭州,故称"杭州会议"。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把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四位中执委委员和不是执委的李大钊找到西子湖畔,要他们接受斯大林业已批准的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让两个政治纲领相抵的政党掺和到一块儿去?让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人加入到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里去?头一天,除马林的翻译、年轻英俊的常州青年张太雷外,与会者都坚决反对这项怪诞的决定,性情直率的陈独秀的反应尤为激烈,这就使得斯大林的使者马林先生十分尴尬。但第二天,是顾全大局的李大钊最先被说服,进而帮助马林说服了其他同志,国共合作的大政方针才确定下来。
"南陈北李"为执行苏联人的意图忍受了太多的责难--最早领着维经斯基来华探路的那个大个子华侨杨明斋为此与他所敬重的陈独秀拍了桌子,并一气之下回了北方。而德高望重的李大钊也在回京传达国共合作政策时,当场遭到不少同志的质问和责难,以致素有好脾气著称的他竟然愤然离去!
李大钊谢世前,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已经在上海滩发动了血腥的"清党"运动;在他死难后不到三个月,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的武汉革命政府也开始向"CP"举起了屠刀--"CP"乃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字母,时人以"CP"或"老西"代称中共。
李大钊哪里会知道,就在4月6日他被捕的那一天,远方的斯大林还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大谈中国问题,这位联共(布)的一把手狠狠嘲笑了党内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奋起抗争的意见。斯大林颇为自信地说:
蒋介石可能并不同情革命,但他掌握着军队,正好可以作反帝斗争之用……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可悲复可笑的是,斯大林的"挤柠檬汁"的话音尚未传到中国,蒋介石就先把他给"挤干以后再扔掉"了--如若不是苏联提供的大批军火和苏联顾问的直接指挥,区区国民党何至于一下子膨胀起来,不光打出了广东而且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
紧接着,汪精卫也把斯大林"扔掉"了--汪要斯大林兑现已经答应给武汉政府的一千五百万元卢布的资助,他称,只要得到这笔钱,他将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并军事讨蒋;但斯大林却自食其言,还价为三百万至五百万卢布,双方差距实在太大!
北方的冯玉祥,也是大大地赚了苏联人的大批军火与卢布后,开始反共,一大批苏联顾问连同二百多位中共代表都被"礼送出境",这其中,就有刚从莫斯科来到冯军担任中山军事学院政治处处长的邓希贤。邓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与蒋介石的长子和冯玉祥的女儿同班,现在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被迫离开西安后,潜至武汉,开始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并改名邓小平。
你看,被"充分利用"后又被扔得远远的,正是斯大林啊!
李大钊不可能听到斯大林的那番可笑的预言了,也不会知道"远方"制订并督促他和同志们力行的"国共合作"大业已经彻底失败。在此后白云苍狗风狂雨骤的岁月里,他只能一直像雕像一般沉默着了。
绕着沉默的烈士雕像走了一圈,我仰望着神色平静的先驱的脸,不由得心底隐痛起来。
雕像后,是李大钊与赵纫兰的墓,双墓并列,均称"同志"。
赵纫兰死于李大钊下葬后的三十几天,恐是忧悒而死。她与本村李大钊结婚时,丈夫还是个未发育的儿童呐!她跟着丈夫受了一辈子的苦:从当媳妇起即长时间独守空房,靠艰苦度日来供应丈夫在外地和外国上学;来京后也跟着担惊受怕,数次逃难,直至最后随之被捕。丈夫殉难后,她"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她死后的第二个月,即被中共河北省委追认为中共党员。所以,对她也称"同志"。李大钊是忠贞之士,这不光表现在他对认定的主义决不动摇,还表现在他对自己妻子也忠贞不贰。在近代的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里,如大钊先生这般对政治理想和个人生活都忠贞如一者,实在稀罕!
民国七年(1918年)年初,为了加强对名士同事们的自我约束,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起成立了"进德会",将会员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为最容易做到的,只要不嫖、不赌、不纳妾即可;乙种除了以上"三不",还得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丙种最严格,"五不"之外还得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蔡先生采取"既往不咎主义",即不管你以前有无"前科",只要今后做到,即可为会员。为防止会员们旧病复发,蔡先生还设立了几位纠察员。一时间,陈独秀、章士钊、沈尹默、李大钊等教师都入了会,成了甲种会员。但事实是大多数的名士们连最起码的不嫖、不赌、不纳妾都做不到,只有被推举为纠察员的李大钊是问心无愧的真君子。
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这是后来在狱中的陈独秀对"同案"犯回忆起李大钊时说的话。陈先生夸得很由衷。说完这番话后,陈独秀颇羞愧地喟叹:
"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但是,北斗一样光芒照人的李大钊,怎么就总是不被信任呢?
老实说,我很困惑。
墓后,即墓碑,一方横卧着的黑色巨碑,泛着幽幽的光。金字碑文是邓小平先生题写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背面,是一篇宏文墓表,详尽介绍了烈士的生平。落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以这个名义署名的墓表。我大概地数了数,墓表长达两千多字,字写得很耐看,后来得知,这是书界名家杨萱庭所书。
碑后,是四株青松和四面翠竹。
再北,是一排新建的平房,灰瓦红檐,还原了北京四合院的风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题写的"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红匾悬于檐下,门两边挂着四块红底白字的铁牌,分别是北京市政府、民政部、共青团中央颁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巧的是,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陈列室的大门锁了。
我俯窗而望。
室内是四壁展览的图片和几方有题词的石屏,有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和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等领导人的题词。在活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领导人中,可能只有邓颖超与彭真二位见过李大钊--学生时代的邓颖超是天津学界女杰,曾与同窗兼同志周恩来等一道在天津的"觉悟社"面聆过大钊先生的教诲;而青年时的彭真曾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属下工作过。
除了四壁的题词外,正中地上的一块旧石碑让人瞩目,我睁大眼睛,仔细瞅着,看清墓碑上首刻着一颗红星和黑色的镰刀斧头图案,碑中央镌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落款是"北平市各革命团体"。
这一定是那块儿随大钊先生灵柩一起下葬的石碑。
公葬那天,灵柩抵达这里后,有人用骡车拉来一块用棉被包着的墓碑,正面如我所见,背面有一通情绪激昂的碑文。为避免招来当局的毁坏,众人将此碑与棺木同时下了葬。不料,迟至共产党人坐定天下后的二十多年,这块碑还是未被挖出并堂而皇之地立起。原因何在?那位看过绞死李大钊刑具的离休干部告诉过我,只是因为挖出来会对后来的党史叙述添麻烦,所以才一直深埋地下。我听得似是而非。
其实最早的墓碑也不是这一方,而是烈士生前同事刘半农教授撰写的,碑上只有死者的名讳与生卒年月。本来碑后要刻铭文的,因张作霖的长子、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正是驻节北平的一把手,所以碑文才未敢采用。
后来,我查到了"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刘先生撰写的碑文:
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城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以同游六十余名,而令何丰林(时任安国军政府军事部长、"党人案"之军法会审审判长--引者注)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
呜呼伤哉!怀着凄怆的心情,我走出这座陵园,沿墙西拐,来找烈士原先的墓穴。
紧傍砖墙,两块小石碑竖在地上,上面标着:
此处为李大钊烈士1933年4月23日公葬地址原貌,灵柩于1983年3月18日移葬于李大钊烈士陵园。
在万安公墓的四五千座墓中,李大钊夫妇的墓地并不特别显赫,水泥方圹,寻常旧墓。附近是与他同时罹难的邓文辉、路友于两座烈士墓。
李大钊墓也曾遭劫,不过,并不是北洋丘八,也不是"国军"士兵,而是"文革"时代的红卫兵所为!万安公墓被破了"四旧",李大钊夫妇的墓碑也未能幸免。那个年代,从李大钊的《狱中自述》里找出点乞降的嫌疑不是太费事儿的事。瞿秋白不就因遗书《多余的话》而被掘了在八宝山的墓吗?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二年,李星华女士来此祭祀父母,看到的还是一片横七竖八的残碑呢!
不知为什么,看完李大钊先生陵墓后,我特别想去看看同葬本院的段祺瑞的坟丘。遂找到万安公墓办公室。
业务部开着门。进门后见两位女子在接待一位询墓地价位的客户,见我进来,笑脸相迎,但一听我不是来买墓地的,便换了冷面:"大热天儿的,看段祺瑞的墓干吗?"她们反复告诉我,不好找,没有标记。"我们这儿都是私人墓地,不能随便参观!"她们干脆下了逐客令。我只好一个人凭感觉踽踽寻觅。
就在寻找段墓的途中,我突然恍然大悟:苏联人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李大钊!是的,一定是以名士面目享誉京华的李大钊与军阀和政客们的说不清的关系使"远方"终感疑虑,进而影响了他在党内的地位。
李大钊乃社会名流。民初,社会名流俨然一独立势力,其社会地位既高于之前的封建王朝时的御用翰林,更超然于之后的党国时的窝憋文人,统治者都拿你当个事儿。李大钊就曾是黎元洪的座上客,还多次专程谒访过直系的吴佩孚、冯玉祥等人,与投入段祺瑞幕府的那个章士钊关系更铁,北方的好多政客和军人都与他有联系。
起先,苏联人并不是要中共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而是要"亲吴(佩孚)疏孙(中山)"。李大钊曾在同学白坚武的引荐下前往保定拜访过吴佩孚,过后曾对胡适说过"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的感受。
等吴佩孚下令弹压了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后,苏联人又开始"联孙倒吴"。忠厚的李大钊再一次成为一名过河卒,被毛茸茸的大手推到长江以南,成为"国共合作"的力行者。他不得不亲往上海莫里哀路上的孙中山寓所,接受了孙博士的主盟,成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头一号中共党员。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这个孙中山指派的代表之一,甚至当上了主席团五成员之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比在本党内的官还大呢!),会后具体负责北京执行部(负责整个北方地区)的党务指导与监督。虽说那幅影响很大的国共合作的"蜜月照"近年才被证实与孙中山并行的蓄胡者并非李大钊,但他在国民党那边的地位之高是毋庸置疑的--他之被难,其实也和轰轰烈烈的国民党北京党部的工作有关。
他的最后一点工作成果,也因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失利而化为乌有。前苏联驻国民军的军事顾问普里马科夫回国后,曾以笔名发表了《一个志愿兵的札记:中国的国内战争》。半个多世纪后此书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更名为《冯玉祥与国民军》出版发行。书中几度提到了李大钊:
格克尔(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写道:"今年(1924年),国民军第二军司令胡景翼将军的代表刘将军,及其驻北京代表于将军,以及北京大学李教授(共产党员)来到我这里。将军的代表宣称,来访的目的是谈判援助革命军的问题,……
在决定满足冯玉祥和其他将军请求的问题时,苏联政府也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意见。上面已经指出李大钊对国民军指挥人员的外交路线的影响。这位有影响的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人亲自参加了第一军的代表团,这证明了革命营垒对苏联援助中国国民军是极其关心的。
随着苏联人"联吴"、"联孙"、"联冯"设想的一个个地失败,多次奉命与这些巨头联络过的李大钊不可能不成为替罪羊!
和同时代的共产党人相比,李大钊与苏联人的接触最早。是他第一个公开欢呼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是他无条件地接受并广为传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是他第一个接待来华建立中共的苏俄联使并将其介绍给陈独秀的,是他坚决拥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各项决定并勉力而行的;他还亲自带队去过苏联,是秘密化装成老工人模样潜行至满洲里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
然而,他倾注心血努力从事的"联吴反段"工作和后来的"国共合作"事业,无不以中国共产党被屠戮而惨遭失败。
"远方"只能怨自己再次看错了人--蒋介石、汪精卫比吴佩孚还不是东西,吴佩孚只在"二七"那天处决了施洋、林祥谦两位中共党员就使得共产国际大叹晦气,而蒋、汪二位却"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地满世界追杀中共党人!
20世纪20年代,苏联人的东方棋局彻底输了。所以,他们恼羞成怒,便弃掉老将,另设士相。李大钊与陈独秀一样,都是不曾在莫斯科喝过牛奶的中共"老人",而且又都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思想家,他更是奉苏联人之命亲往吴佩孚处说项的亲历者,所以,被洋人送上俎板也就是早晚的事了。
李大钊曾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率团出席过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然而,在苏联呆了长达四五个月的时间,却没有被斯大林等联共领导人召见过的记载!苏联人对他的冷淡委实令人心寒。须知,那一段时间,正是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展开残酷迫害的日子。李大钊一直向往的苏联共产党内竟然出现了他从未预料到的陷害与毁灭,这位讷于言而敏于思的中国人能无动于衷吗?时下,苏联人一手撮起的"国共合作"已经彻底破裂,友党已经向本党举起了屠刀,陈独秀被轰下台来只是时间问题了,他作为陈独秀在党内最忠实的朋友,一个最卖力地履行国共合作路线的中共第一国民党员,一个有着复杂上层关系的社会名流,能不知道即将面临着什么样的裁决吗?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高潮始退,激情过去,思想者李大钊一定会痛苦而透彻地反思失败的原委。
他能知道列宁生前曾对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留下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吗:
中国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它永远保持沸腾!世界无产阶级导师让中国"永远保持沸腾"的目的是什么?置身革命风暴漩涡里的中共党人可能根本不会想这些大逆不道的问题,倒是在华的西方人士对此看得很清楚。那位鲍威尔就曾一针见血地说破:
在这些行动的背后,还隐藏着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欲望,即通过瓦解美英和其他欧洲国家控制的远东殖民地,与列强竞争,争取得分。
这一切,李大钊知道吗?陈独秀知道吗?他们之后的那些年轻气盛的"洋房子先生"们知道吗?--"洋房子先生"是毛泽东背地里给拥入江西苏区的上海中央领导人起的绰号,他们都是住惯洋房子、满口俄语又言必称"国际"的年轻人。
被关在真相外面的人,即使再富有智慧,也永远不知屋里藏的究竟是什么货色。
1993年,俄罗斯国家档案开始向公众开放,迟至这时,对中国现代史有兴趣的人,才惊愕地获知:早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苏共中央就成立过一个直属政治局的"中国委员会"!从那之后的所有对中国的工作,均是由那个委员会里的七八个洋人草拟并具体承办的。
当得知前苏联不经意地甩出了这样一个天大的秘密时,我不禁为我们忠厚的李大钊先生的凄然谢幕而感到悲愤,为一代先哲的奉献而感到无奈!
中国委员会,这个比共产国际远东局还像太上皇的联共内部机构,不光决定了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命运,而且还包办了那个时期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成立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如在西北紧急援助冯玉祥,等等;大到为哪个政治势力提供成百上千万资金(卢布、美元或中国银元),小到如何把秘密人员与器材通过何种方式运送到中国。这个委员会,不光有苏联高级党务工作者和苏军高级将领,也不光有维经斯基等前驻中国特使,而且,还有苏军总部侦察局局长!作为大学教授,李大钊比一般的同志富足,他还能每月捐出八十元工资充实本党的活动经费,但对既要搞工运又要走上层的地方党组织来说,这点钱实在是杯水车薪。
从陈独秀亲自报给共产国际的一份经费申请表上可知,那时,各地每个在编的党的工作者每月有三十元的活动经费,而这笔钱几乎全是"远方"提供的。如此算来,李大钊的捐献只够不到两个同志的活动经费,作为整个北方区党的负责人,他能匡算出苏共的巨大付出。但如果他一旦知道了这种巨大付出的背后竟是为了与列强争夺远东并控制中国,这位党性极强的先哲会作怎样的人生抉择呢?
哦哦,我明白了,尽管两天前就从朋友那儿知道大祸将临,尽管有足够的办法和时间逃避祸患,但李大钊哪儿也没去,从容得像谭嗣同先生一样等来了缉捕者。他神色平静地走上了绞刑架,他的灵魂永远地离开了越来越躁动的尘世。
他安宁了,永恒了。
早在民国八年(1919年),他就在一篇堪称散文诗经典的《牺牲》中如此写道: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早就持有这种生死观的人,奈何以死惧之?大钊先生实践了自己的信念,所以,叫"视死如归";也因此,他确实该"流芳百世"。
"流芳百世"是中国人对死者的一种良好祈愿,而且总是只出现在碑上,但能配享这个"称号"的人绝少。万安公墓里的坟林如烟,有几个可以真正"流芳"的呢?
那天下午,我终于在万安公墓里找到了权倾一时的段祺瑞的归宿。而且,墓碑竟是死者与李大钊共同的好友章士钊先生所写的!我看得哭笑不得,直念叨那句俗语:山不转水转!
天色越来越暗,深秋的暮来得很突然,尤其在旧房密挤的曲巷里。在即将被拆的原京师警察厅和法院一带,此时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一直走到了胡同头,我和同伴也没找见那堵禁锢和窒息过一位杰出思想家的灰墙。想必它早已被拆除了。腐恶遗存消失了,连诅咒它的机会也没有了。
忽地一阵冷风掠过,似吹开了我的心扉,令我对那堵业已消失了的高墙有了新的认识:它不仅是北洋军阀们从封建王朝那里接过来的囚禁人身的建筑物,也是前西方强邻借用中国知识精英的爱国热情偷偷铸就的一道思想牢笼。
早该拆除了,所有囚禁思想的牢笼!
想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久已不唱了的《国际歌》,想起那段"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悲壮旋律。是啊!李大钊和中国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宁抛头颅也不愿放弃的,不正是对这样美好境界的追求?他们之所以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自觉地"以俄为师",自觉地高唱着法国工人谱写的《国际歌》,不正是希望经他们开始的苦斗,能使古老的中华大地早日成为这样的理想之邦?
刚想到这儿,就到胡同口了。
高碑胡同外,横着南北向的兵部洼胡同。旧王朝的兵部当然早无影无踪了,在卖菜卖饭卖烤地瓜的商贩的吆喝声中,日子又生动起来。往南一拐,即是车水马龙的前门西大街。
1999年12月5日
2005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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