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大传（全二册）》试读：第一节　名相成长的摇篮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诸葛亮兄弟姊妹一行从水路到达荆州的首府襄阳。 碧绿的汉水，在船舷边激起欢腾的浪花，笑迎着远道而来的一叶小舟。青青的岘岭，敞开他宽广的胸怀，拥抱着风尘仆仆的他乡游子。 数年来，辗转流离的诸葛亮，见到的多是刀光剑影、饿殍流民，听到的多是杀声呐喊、呻吟叹息。进入荆州，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这里有优越的地理条件。荆州治所襄阳被称为“水陆之冲”，“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这里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极为便利，陆路由襄阳往北，经新野、南阳，可至京都洛阳；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达广、交二州，这是一条贯通南北的主要通道。从水路来说，发源于陕西汉中地区的沔水，流经襄阳、樊城，成为陕、鄂间的主要交通动脉。由襄阳沿沔水南下可达夏口，沿长江东下可直达扬州，溯长江西上可通梁、益二州。关于襄阳的水路交通，东汉时的大文学家蔡邕曾写过一篇《汉津赋》，在描写汉水(即沔水)流经襄阳时的情景说：“过曼山以左回，游襄阳而南萦。于是游目骋观，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贸迁有无。” 这里有富饶的土地。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中写道：“建安十三年(208)，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后人曾对文中的“隐赈”二字作了这样的解释：“隐赈当作殷赈。薛综《西京赋》注云：殷赈谓富饶也。” 这里没有连年不断的兵燹，没有你争我夺的攻伐，没有断壁残垣的墟邑，没有尸横遍野的惨状。 平和，安宁，富庶，这是诸葛亮进入荆州所留下的第一印象。 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家乡。那里也曾有过像这里一样的宁静。然而，残酷的战乱使得他们一家不得不分散流离。如今，远在家乡的哥哥和继母不知怎样了？他又想到了天下苍生。这几年的流离辗转，他看到了许多血和泪，许多拼和杀，许多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生命。人世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战乱？人生啊，为什么要受那么多艰辛？苍生啊，什么时候会有像这里一样的安宁生活？ 诸葛亮对荆州的感受无疑是美好的，他对荆州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 此时的荆州，正值它历史上一个极度辉煌的时期。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在黄巾起义军的打击下，东汉政权已无力对全国进行有效的控制。朝廷便采纳了刘焉的建议，“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从此，开了州任权重的头。当时，任荆州刺史的是一个名叫王睿的人。这个王睿身为一州的行政长官，但与下属孙坚、曹寅的关系很紧张，又无政治才能，这决定了王睿不可能在荆州刺史任上坐得很久。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一场蕴酿许久的兵变终于在荆州发生了。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太守曹寅听说王睿要杀掉自己，便先下手为强，以朝廷按行使者的名义写了一个列举王睿罪状的檄文，送到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太守孙坚手里，要求孙坚接到檄文后收斩王睿。这正好给孙坚诛除王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孙坚接到檄文后，立即带领兵马杀奔州治，表面上却装做兵士劳苦，以求“赏资”为名。当王睿发现孙坚也在求赏兵众之中时，立即觉得事情不妙，他惊奇地问：“众兵士前来求赏，孙府君为何也在其中？”孙坚答：“我奉使者檄书前来诛君。”王睿知道自己再无生存的可能，便饮金而死。 接替王睿任荆州刺史的，是在荆州长达十九年的刘表。 刘表字景升，是汉朝皇室后裔。东汉末期，他与士人一起纵横谈论，成为党人领袖之一。党锢之祸起，刘表终日东躲西藏，逃避了朝廷的缉拿。直到党锢之禁解除后，他才敢抛头露面，被大将军何进提拔为属官。刘表初到荆州时，这里并不十分安定。当时，袁术已占领南阳，屯兵鲁阳县(治今河南鲁山)。扼守荆州、豫州交通要道的鲁阳关，就在鲁阳的西南。袁术屯兵鲁阳，无异于扼住了荆、豫间的咽喉。在荆州内部，长沙太守苏代、华容(治今湖北监利北)县长贝羽各自“阻兵作乱”。更为严重的是，州内的一些宗族首领也纷纷聚族起事，不服州郡治理。 与曹操、孙权、刘备等人相比，刘表没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雄才大略，但他安定、治理一方，在当时却是成就斐然。他单人匹马进入宜城县(治今湖北宜城南)，立即延请荆州大族蒯良、蒯越、蔡瑁等人商议大事。他们之间的一次对话，很能体现刘表治理荆州的方针策略。 刘表问：“如今州内强宗乱贼势力甚盛，不依附州郡者甚多。如果袁术利用这种形势图谋荆州，那么祸患就会立刻来临。我想在州中招集兵马，又怕招集不起来，你们可有良策？”蒯良说：“众人不附，是因为当政者仁政不足。众人虽附而不能治理，则是因为当政者义举不多。如果能实行仁义之道，那么百姓的归附就会像高处下来的流水，谁也无法阻拦，又何必担心百姓不顺从而谋求用兵呢？”刘表没有立即表示赞成或反对，而是把目光移向蒯越，问：“先生之见如何？” 蒯越回答说：“治理太平之世当以仁义为首，治理乱世则应以权谋为先。兵不在多，在于得人与否。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乃一介武夫，不足忧虑。而强宗豪族的首领们贪暴作乱，是我们荆州的大患。这些人中有一些与我素有交往，如果许给他们好处，他们一定会率众前来，对这些人，无道者诛之，可用者抚之。州中之人，多有乐存之心，他们听说您的盛德，必定襁负而至。到那时，您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袁术等人即使前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蒯良、蒯越的一番话，说得刘表愁云顿消，眉开眼笑，他高兴地呼着二人的字说：“子柔(指蒯良)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指蒯越)之计，臼犯之谋也。” 刘表这句话中，提到了两个历史人物：雍季和臼犯。此二人都是春秋时晋文公手下的谋臣。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曾向二人问计。臼犯主张用诈谋。雍季说，诈谋虽能得逞于一时，但不是取胜的长久之术。后来，晋文公用诈术取胜，但在行赏时，却把雍季排到臼犯前面。左右不解，晋文公解释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臼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从刘表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用诈谋定荆州，而又用仁义治荆州的战略和政略。 刘表平定荆州的第一步，就是让蒯越派人招诱桀骜不驯的宗族首领，至者五十五人。刘表将他们全部杀掉，把他们的部众收编。接着又派蒯越、庞季二人前往襄阳，劝说占据那里的张虎、陈生投降。不久，刘表将州治从汉寿(治今湖南常德东北)迁到襄阳。各地闻刘表威名，纷纷归附，江南四郡很快安定。至此，长沙、零陵(治今湖南零陵)、桂阳(治今湖南郴县)、江夏(治今湖北新州西)、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章陵(治今湖北枣阳南)等郡基本平定。 初平二年(191)，袁术果然派孙坚进击荆州。刘表派部将黄祖迎战，双方在樊城(今湖北襄樊)、邓县(治今湖北襄樊西北)一带展开战斗。孙坚击败黄祖，进围襄阳。刘表又派黄祖夜袭孙坚，再次被孙坚打败。黄祖败走岘山，孙坚乘胜追击。夜色中，埋伏在竹林中的黄祖士兵用箭射杀孙坚，结果黄祖军转败为胜。自从这次战斗以后，袁术领教了荆州的厉害，不敢对荆州轻举妄动。荆州的北境得到了巩固。 荆州形势基本稳定之后，刘表便实行一系列所谓仁义之举，以获取荆州的进一步稳定。 刘表主要实行了以下几个仁义之举。 允许桓阶为孙坚发丧。桓阶是长沙临湘人，孙坚任长沙郡太守时，曾举其为孝廉。孙坚死后，桓阶冒险到刘表处请求为孙坚治丧。孙坚是刘表的敌人，为敌人治丧本应不为所容，但刘表认为桓阶不忘旧恩，符合义的道德规范，便慨然应允。 以仁义降服张绣。张绣是张济的族侄。张济顿兵弘农(治今河南灵宝东北)时，因少粮，带兵南下荆州，在进攻穰城(治今河南邓县)时被流矢射死。属官们纷纷向刘表祝贺胜利，而刘表却说：“张济前来，是因为困顿。而主人待之无礼，致使双方交战。这不是我的本意。所以，我只接受众人的吊唁，不接受祝贺。”统领张济余众的张绣听说后很感动，便依附了刘表，为荆州藩卫北境。 结好当地的大族名人。汉宣帝末年，襄阳至宜城几十里间，“有卿、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辉，华盖连延，掩映于太山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钦叹甚盛，敕号太山庙道为冠盖里”。至东汉时，就豪强势力而言，襄阳仍是仅次于汉开国皇帝刘秀家乡的地方。东汉末，襄阳地区较著名的豪族有庞、黄、蔡、蒯、马、习、杨等多家，刘表任荆州刺史后，便积极与当地的大族名人结好。蒯氏兄弟帮助刘表立足荆州已见前述。此外，他还与蔡家联姻，娶蔡瑁之姊蔡氏为妻。襄阳人庞德公是当地的大名士，一直隐居于岘山之南，刘表多次延请不成，便亲自前去拜请。汉献帝建安三年(198)，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反叛刘表，而煽动这次反叛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长沙人桓阶。桓阶的父亲桓胜，“著名南方”，可见桓氏在当地也是名族。刘表在坚决镇压了张羡的反叛后，对桓阶却显得格外宽容。他不但征召桓阶为从事祭洒，还要把妻妹蔡氏嫁给他，与他结成连襟《。 刘表仁义之举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尤其是结好大族名人，还碰了一些人的软钉子。这些人之所以不与刘表合作，是看透了刘表不是力图保全天下，而是自保荆州。在他们看来，刘表的自保并不比他们的自保更安全。然而，不合作并不意味着反对。事实上，襄阳地区的大族名人，除了一些与刘表合作外，多数是持不合作不反对的态度，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荆州地区的稳定，与刘表的拥州自保并未发生冲突。 自从初平元年任荆州刺史以后，经过短短七八年的努力，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已经是“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了。荆州地区的强盛与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史载“自中平(184—188年)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这时的荆州，已成为一个安定、富庶的地区。 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安定富庶，有这样一件事可印证：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卫将军董承回洛阳整修被董卓焚坏的宫室，准备迎献帝返京。当时朝廷经济凋弊，财力俱缺，太仆赵岐便对董承说：“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广地胜，西通巴蜀，南当交阯，年谷独登，兵人差全。岐虽迫大命，犹志报国家，欲自乘牛车，南说刘表，可使其身自将兵来卫朝廷，与将军并心同力，共奖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董承立即派遣赵岐前往荆州。赵岐见到刘表，传达朝廷旨意，刘表立即派兵到洛阳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从赵岐对荆州的评述，以及刘表在助修宫室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荆州的富足。 当时中国北方军阀混战，烽火连天，安定富庶的荆州对于欲避战乱之人具有磁石吸铁般的力量。仅关中地区，遭遇荒乱的百姓流入荆州者便有十万余家，其他地区的流民进入荆州者当也不在少数。在大批流民当中，有很多是当世的知名士人和学者。史载“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刘表“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对依附的士人“安慰赈赡，皆得资全”刘表任荆州刺史期间，前来荆州客居的知名士人和学者不计其数，这里略举数例，以窥其大概。 安定(治今甘肃镇原东南)人梁鹄。梁鹄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师承于灵帝时的师宜官。师宜官的书法堪称当世之冠，梁鹄在书法上卓有成就，“魏宫殿题署，皆鹄书也”。 河内温县(治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司马芝。司马芝是曹魏名臣，以忠亮刚正著称。他在任职于曹魏政权以前，在荆州居十多年，“躬耕守节”《三国志》卷12《魏书•司马芝传》。。 京兆(治今陕西西安西北)人隗禧。隗禧自幼好学，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中的著名学者，与同时人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苏林、乐详等人并称儒宗。 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徐庶、石广元。二人到荆州后，与诸葛亮关系一直很密切。徐庶先为刘备谋士，后入魏为御史中丞。石广元后仕魏历任郡太守、典农校尉。 京兆人杜畿。杜畿是汉朝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后代。他在未客居荆州前，曾任过县令、府丞，政绩颇佳。后来，在曹魏任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太守，治绩“常为天下最”。 山阳高平(治今山东微山西北)人王粲。王粲是三国曹魏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仅著名于当时，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邯郸淳。邯郸淳在当时也以文学著称，史称他“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是一位学问广博之人。 颍川人司马徽。司马徽字德操，号水镜先生。他是汉末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在荆州客居时，与当地学林领袖庞德公关系甚密，并开设学堂，传经讲学。后来在蜀国任丞相府长史的向朗、任劝学从事的尹默及蜀中著名学者李仁，都是他的学生。 汝南西平(治今河南西平西)人和洽。和洽在汉末，不受征辟，避乱入荆州。后来，和洽仕曹魏，先后任丞相掾属、侍中、光禄勋，历曹操、曹丕、曹叡三世，为曹魏重臣。 颍川人杜袭。杜袭出身颍川名族，他的曾祖杜安，自幼出名，十三岁入太学，号为神童。杜袭的祖父即大名鼎鼎的党人领袖杜根。杜袭后来仕曹魏，曾与和洽、王粲共任侍中，深受曹操重视。 颍川人繁钦、赵俨。二人与杜袭同郡，在荆州时与杜袭“通财同计，合为一家”。后来，赵俨仕曹魏，与同郡人辛毗、陈群、杜袭并知名朝廷，号曰“辛、陈、杜、赵”。 河东闻喜(治今山西闻喜)人裴潜。裴潜家“世为著姓”，其父裴茂，灵帝时历任县令、郡守、尚书。裴潜在荆州时就被善于知人的傅巽所称道，后果为曹魏中书令，名德俱显。 平原般县(治今山东乐陵西南)人祢衡。祢衡少有辩才，精通音乐，长于词赋，但为人“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他兴平年间(194—195)到荆州避难，往来于刘表与曹操之间。 如果把荆州比作一个车轮的轴心，今四川、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就都有人在向这个轴心辐辏。人们涌向荆州，无非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避乱求生，第二是暂栖此地以求将来的发展，第三是求得文化方面的学习与进取。荆州地区的富庶与安宁毫无疑问能满足人们前两项需要，而荆州地区良好的教育和学术气氛，又为第三种需要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荆州地区有当时最繁荣兴盛的教育，这首先要得益于荆州刺史刘表的提倡。《刘镇南碑》这样记载刘表的兴办教育： 武功既亢，广开雍泮，设俎豆，陈罍彝，亲行乡射，跻彼公堂，笃志好学。吏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计。洪生巨儒，朝夕讲诲，訚訚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深愍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铲浮词，芟除烦重，赞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机者多。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坟集，充满州闾。 作为一州的最高首领，刘表在荆州基本安定之后，能广开学校，亲自主持仪式，奖励学者，整理古籍，这无疑会大大地促进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除大力提倡教育外，刘表还任用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主持文化教育工作。南阳人宋忠，是当时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其名气与郑玄不相上下，刘表任命他为五业从事。零陵人刘先，“博学强记，尤好黄老言，明习汉家典故”，被刘表任用为别驾。义阳人韩嵩，荆楚有名望之人，被刘表任为从事中郎。大音乐家杜夔到荆州后，刘表让他与孟曜一起整理汉朝的雅乐。才华横溢的祢衡，受到刘表的礼待，“文章言议，非衡不定”。 刘表大力提倡文化教育以及重视文士儒者的做法，使得荆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远远超出其他地区的发展。《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英雄记》载：“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除官立学校之外，荆州的私学也很兴盛，司马徽、庞德公、杨虑、颖容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私学开办者。王粲对刘表在政治上的作为并不是很满意的，然而他在谈到荆州的文化教育时却充满了赞美之情，说刘表重视文化教育，“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于是幼童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觽，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如也，竞竞如也。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略咸秩，百氏备矣”。这充分反映了荆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 诸葛亮到达荆州的时间，正是这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逐步复兴的时候。 诸葛亮在荆州居住十多年，正是这里社会安宁、经济富庶、文教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富庶，为他提供了充足的衣食之源；社会安宁，为他提供了读书、思考的优良环境；文教发展，为他提供了接触各类名人，掌握各种信息，以及提高文化素质的良好条件。 可以说，富庶、安宁、文教发展的荆州，乃是这位千秋名相成长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