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皮书，黄皮书》试读：忘年之恋

斯维特兰娜毕业后，在莫斯科大学任教；１９６２年到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斯维特兰娜回忆，她在１９６３年１０月的一天，到莫斯科一家高干医院割扁桃体，在住院期间，她认识了也是来这里治病的印度共产党员辛格。斯维特兰娜与这位个子不高、头发花白、有点弓背、戴着眼镜的印度人一见如故（初相识时辛格并不知道她是斯大林的女儿），他们谈文学、谈宗教、谈人类理想，也谈斯大林死后苏联社会的变化，相谈甚欢。朝夕相处，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令这两位都经历过不幸婚姻的过来人消除了年龄的隔阂（辛格当时５７岁，比斯维特兰娜大２０岁），日渐产生了情愫；他们排除了苏联政府的干预，终于结合在一起。就是因了这次不期然的邂逅，引发斯维特兰娜在１９６７年４月流亡美国。斯维特兰娜在１９６９年出版的回忆录《仅仅一年》中，详细叙述了她与辛格的这段短暂的异国情缘，出走的过程；回忆了她在苏联四十年的生活往事，父母、兄长、婚姻、孩子、家族的遭际和命运，涉及到许多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苏联政治内幕。斯大林女儿的出走西方，《仅仅一年》和《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在苏联境外的广泛翻译出版，成为冷战时代的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 辛格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印度王公家庭，他于１９３４年加入印度共产党，是一个已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辛格早年长期在德国、英国、法国和奥地利从事革命活动，是著名的印度籍国际革命家罗易（其人其事见本书《罗易的革命往事》一文）的追随者和亲密战友。辛格接受了罗易的思想，认为任何社会革命都应该以人道主义和正义的原则为基础，他不希望通过流血而达到革命的目的，他相信除了暴力革命以外，政治改革与和平民主斗争也是争取社会解放的重要途径。辛格目睹了革命过程中的流血杀戮和残酷的党内斗争，深感失望和无奈。辛格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患上了严重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主客观原因促使他后来逐渐远离政治。如前所述，辛格是在１９６３年１０月到苏联治病的。当时，苏联政府为了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领导干部表示关怀，提供一些特殊的福利服务，各国共产党都可以从莫斯科取得一定数量的名额，安排够资格的人员到苏联治病、疗养。因为辛格是印共的老牌革命家，所以得以赴苏；而他也想趁此机会到"共产主义的麦加"莫斯科考察一番。机缘凑巧，让他结识了斯维特兰娜这位不同凡响的红颜知己，建立起至死不渝的爱情。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辛格的病情有所好转。同年１１月，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到黑海之滨的索契一家休养所继续疗养。而斯维特兰娜也在医生的安排下到这家休养所疗养，所以斯维特兰娜认为她与辛格的再次相遇是"幸福的巧事"。 这是一座高干疗养所，来这里疗养的，除了苏联的高级领导人及其家属，也有一些各国共产党的要员。辛格发觉，这些苏共党员大多数因循守旧，思想保守，倒是斯维特兰娜显得很有见地。斯维特兰娜告诉辛格，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社会，并不是死水一潭，很多知识分子还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只是常常受到压制。斯维特兰娜和辛格整天在一起，无所不谈，或到海边看落日，或在大街上散步，毫不顾忌。经过两次不幸婚姻的斯维特兰娜，一旦遇到辛格这位可以坦诚倾诉的知心朋友，压抑已久的情感便一发不可收拾，"我们相互理解，充分信任，彼此怜惜和眷恋"；她决意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遂不顾一切，作出决定她后半生政治命运的重大抉择。彼时，虽然已是"后斯大林时代"，但斯维特兰娜的一举一动，仍备受苏共高层的关注，官方对她的私生活亦有诸多约束，故她与辛格谈恋爱的"越轨行为"，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早已有人往上呈报。在苏联，一般人与外国人交往是受到限制的，何况还是斯大林的女儿！于是，斯维特兰娜受到那些对赫鲁晓夫新政和苏共二十大决议不满的顽固派的"告诫"：你父亲是个伟大的人，你这样有失体统，给自己的父亲丢脸；你应该多和自己人待在一起，别搭理那些印度人。但斯维特兰娜不予理睬，与辛格愈加亲密。１２月，辛格结束疗养返回印度，分别的时候，他作出重大决定：为了要和斯维特兰娜在一起，他打算半年后再来苏联。辛格对斯维特兰娜说："我一定带你到印度和欧洲，我们一起四处旅行。你们苏联人的生活是多么闭塞啊！这简直没法过。"斯维特兰娜觉得辛格纯朴又天真--"他哪里知道，苏联人像这个样子已经生活了５０年。我这一代人过的完全是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们一直盼望着日子会变得越来越好，变得哪怕像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或者捷克那样自由，人们终于可以四处旅行了。我们就这样盼望着，可是我们迷路了。" 辛格回到印度后，通过正常渠道向苏联当局提出申请，希望到苏联的有关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但这件事因为牵涉到斯大林的女儿，遇到来自苏共中央和印共中央一些领导人的阻挠。米高扬是同情斯维特兰娜的，他将斯维特兰娜和辛格的事情告诉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表示"非常满意"，并且说："这太好了！让她去吧，看看印度--看看人家的国家总是有益的！"斯维特兰娜感觉到，在当时的苏共领导人中，赫鲁晓夫是比较关心她的，"他有意以慈父般的态度对待她，他至少还有点人情味"。但那个时候，在苏共高层中，赫鲁晓夫的权力已受到挑战，很多事情他已不能一槌定音。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保守派通过"宫廷政变"罢黜了赫鲁晓夫，苏共组成新的领导集体，以勃列日涅夫（党总书记）、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中国的总理）和米高扬（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人大委员长）"三驾马车"为首，加上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总编辑，主管意识形态），标志着保守派在党内重新崛起。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勃列日涅夫当局又以铁腕手段发起了对苏联文艺界的整肃，柯西金警告文学艺术家"不要撞击思想之船"。当时在苏联流行着这么一句讽刺的话："《消息报》上无真理，《真理报》上无消息。"这就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真实写照。 １９６５年３月，辛格终于收到莫斯科一家出版社的聘书，在４月份重返苏联，并立即住到斯维特兰娜家里。斯维特兰娜的一双儿女（儿子已经１８岁，女儿１５岁）体谅和理解母亲的情感，对辛格友好亲善，他们接受了辛格赠送的礼物，同时也接受了这位来自异国的继父。辛格和斯维特兰娜感到满心欣悦，"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正常，那么习惯，就像一个久客异乡的游子终于回到家里一样"。当斯维特兰娜和辛格到莫斯科惟一的一所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手续的时候，却遇到麻烦。因为辛格是印度教徒，当时苏联的法律只承认非宗教婚姻，而宗教婚姻是不具备合法性的，除非离开苏联到国外结婚；况且这一涉外宗教婚姻的"主角"还是斯大林的女儿，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岂敢随便批准，惟有向上汇报。第二天，斯维特兰娜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柯西金要约见她。５月４日，斯维特兰娜怀着复杂的心情重返克里姆林宫。这是她曾经住过的"宫殿"，她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熟悉；而现在的她除了斯大林的女儿这个身份之外，已经跟这座"权力之宫"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些年过的平民生活，使我对克里姆林宫感到陌生"。在斯大林原来的办公室，柯西金与斯维特兰娜进行了一次谈话-- 柯西金：你的生活如何？情况怎样？我指的是物质方面。 斯维特兰娜：谢谢您！我样样都有，诸事顺利。 柯西金：你有工作吗？ 斯维特兰娜：没有，因为身体有病，已经辞职在家；但有退职金，有时搞点翻译。对于我来说，家庭和孩子比工作更重要。 柯西金：你父亲去世后，我明白你的处境。现在我们已不再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我们作出决定，你必须回到集体中。 斯维特兰娜：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离职的。我没有受压，大家都对我很好，我近年的生活甚至比以前更好些。我不工作仅仅是由于家里事情多，而且我现在的丈夫（辛格）有严重的疾病。 柯西金：你还年轻，为什么不在咱们国家找一个健康壮实的年轻人？你要这个病歪歪的老印度教徒干什么？不行！我们大家都坚决反对！坚决反对！我们劝你不要去办理结婚登记，我们不允许！因为要是根据法律他把你带到印度去又该怎么办？ 斯维特兰娜：我们不打算到印度居住，他已经来莫斯科工作了。不过我们倒是想出去走走，看看印度和其他国家。 柯西金：你应当工作，回到"集体"中去。你这么干没有必要，谁也不要碰他（指辛格）。 斯维特兰娜：现在已经晚了，他已经住在我家，我决不会离开他。他有病，而且是为了我才到苏联来的。 柯西金：那你自己看着办吧，你好自为之。不过你登记结婚我们是不准许的。 谈话不欢而散，斯维特兰娜走出斯大林当年的办公室，不禁长叹："克里姆林宫，为什么我无论在何时何地，都逃不出你的手心？"她下定决心，就像普希金历史长诗中的"青铜骑士"，即使在沉重的马蹄下无处逃生，也要挑战这个不近情理的国家机构。 辛格打算在苏联长期居住，但莫斯科的寒冷天气却令他本来就很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愈加恶化。为了能和斯维特兰娜在一起，辛格已不顾一切。在辛格看来，１９６５年的苏联，除了自然气候严寒，政治气候也从"解冻"走向"寒潮"--意识形态方面的禁锢又加强了。同年９月，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因为在西方出版著作、对苏联提出批评而分别被判处五年和七年徒刑，"揭开了非法迫害的可耻的一页，引起了全世界的一片抗议声浪"。这种野蛮的"文字狱"令辛格这位人道主义者感到震惊，他不禁诘问："因为几本书就要在监狱里服刑七年？"辛格终于见识了苏联书报刊检查制度之严厉残酷。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所存的文献和长篇小说《第一圈》的手稿就是被克格勃抄家没收的，所以，当辛格知道斯维特兰娜写了她的"家族史"--《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就建议她把手稿交给他的老友、印度驻苏联大使考尔带到印度。于是考尔在１９６６年１月将手稿带走。 到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辛格已在苏联生活了一年半，这期间，他住了三次医院，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斯维特兰娜天天到医院陪伴辛格，用轮椅推着他到花园晒太阳，这对患难夫妻执手相慰，斯维特兰娜静静地倾听辛格回忆他在欧洲的革命岁月，有时候，谈论的话题常常涉及宗教、生命和土地。辛格的身体已经日渐衰竭，药石罔效，医生要斯维特兰娜做好心理准备。辛格也预感到自己病将不起，有一天对斯维特兰娜说，他不想死在异乡，要叶落归根，返回印度。斯维特兰娜悲伤不已，觉得自己有负于辛格，"他的生命之火正在熄灭而我却束手无策"。万般无奈之际，斯维特兰娜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信，请求勃列日涅夫允许她护送病重的辛格回印度；而由自己心爱的妻子陪伴着回归故土，是辛格的最后愿望，况且也是人苏斯洛夫（１９０２－１９８２），苏共领导人之一。１９４７年起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１９４９年任《真理报》总编辑，１９５２年起任苏共中央主席团（１９６６年改称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工作。 之常情。为了使勃列日涅夫放心，斯维特兰娜特别申明，因为辛格将不久于人世，她不会在印度逗留太久。勃列日涅夫没有直接回应，而是让苏斯洛夫约见斯维特兰娜。苏斯洛夫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苏斯洛夫积极支持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但后来却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反赫同盟"的干将。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斯维特兰娜曾经与苏斯洛夫见过几次面，对这个保守派头目印象不佳。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斯维特兰娜：我的请求可能批准吗？这是我们两人一起的请求，难道不能满足一个人一生中最后一个愿望吗？ 苏斯洛夫（坐在桌子后面烦躁不安地扭动着身体）：你要知道你父亲是最反对和外国人结婚的。甚至于我们还有这么一条法律。 斯维特兰娜：那又怎么样呢？他（指斯大林）在这方面错了。而且现在别人都可以，为什么就我不行？ 苏斯洛夫（情绪火暴地）：我们不放你出国！辛格要走，他走他的好了，谁也不留他！ 斯维特兰娜（愤怒地）：他会死的！他会死在这里而且要不了多少日子了。这种死会使我们大家、会使我的良心负疚的！我决不能答应！这是我们大家的羞辱和耻辱。 苏斯洛夫：怎么会是耻辱呢？不是一直给他治病吗？谁也不能怪到我们头上。死了就死了嘛，他是个病人。总之你不能出国，人家会挑衅的。 斯维特兰娜：能有什么挑衅？这跟挑衅有何关系？ 苏斯洛夫：这个你不懂。你根本不明白，你一到外国就会被记者包围。在外国，到处都是政治挑衅。你应当记住你的身份，你是斯大林的女儿！ 斯维特兰娜知道，再谈下去，也是白费唇舌。看来请求苏联当局网开一面，允许她--斯大林的女儿出国，简直是异想天开。 不允许两人一道回印度，令辛格感到绝望。辛格已经厌倦了医院的一切，他要求出院，也不愿意一个人孤独地回国，他宁愿选择死在斯维特兰娜温暖的家中。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辛格病逝于苏联，无论对死者抑或生者，最遗憾的是，残酷的现实令一个异乡人至死也不能返回故乡。斯维特兰娜悲伤地说，辛格为了她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斯维特兰娜在家中为辛格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郑重的宗教告别仪式，参加者只有一些在苏联的印度人和为辛格治病的医生。一个印度人点燃了檀香，用梵文朗诵著名的《薄伽梵歌》中超度亡灵的一段诗。移灵时，斯维特兰娜的儿子奥夏轻吻辛格的额头--斯维特兰娜相信善良的儿子对辛格是真诚的，虽然这位异国继父与奥夏只相处了很短一段时间，但他们已建立起真挚的感情。斯维特兰娜想起初识辛格时，曾在他的笔记本里读到这么一句话："余死后愿将遗体火化，骨灰撒入河中，毋须宗教仪式。"斯维特兰娜当时不解，遂问辛格："这不就是印度教的仪式吗？你指的是恒河么？"辛格回答说："对，就是恒河。不过我可能死在印度之外。其实所有的河流都是一样，条条归大海。"讵料一语成谶，辛格果然死在他乡。斯维特兰娜为了让辛格的灵魂得以安息，为了寄托对他的忠诚之情，也为了履行一个妻子之责，决心要把辛格的骨灰带回印度，撒到恒河中去。于是，斯维特兰娜再次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写信，希望他们能体恤她的丧夫之痛，准许她将辛格的骨灰送回印度。大概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觉得如果这次再不允许斯维特兰娜到印度去，实在是悖于情理，所以很快就批准了。柯西金代表苏联政府与斯维特兰娜"约法三章"：到印度后只是办有关辛格的后事，不能参加其他社会活动；不得接触记者和报纸等新闻界；签证时间一个月，不得逾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