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试读：《破土》 地基

    FOUNDATIONS    曾经有人问德国大文豪歌德，他最喜欢什么颜色。    “我喜欢彩虹。”歌德说道。    这是建筑让我喜欢的地方：如果是好的建筑，那么生命光谱的每一种颜色都与其相关；如果是不好的建筑，那颜色全都黯然。从拜占庭的废墟到纽约的街道，从中国式宝塔的尖顶到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塔尖，每一座建筑物都诉说着不同的故事，或更妙的是，诉说着好多个故事。想想看：讲到历史，我们眼前所见都是建筑物。问到法国大革命，我们脑海里不会浮现丹东的形象，而会想到凡尔赛宫；如果神游罗马，我们会先看到大角斗场和广场；站在希腊神殿旁，或是走近英格兰南部的史前巨石阵，当年一石一瓦建造这些建筑的人宛然目前，他们的精神跨越历史鸿沟对我们说话。    如果这个建筑不好，沉闷平庸，欠缺想象和力量，那它只诉说自身建造的故事：怎么建造的？细节如何经营？资金如何筹措？但是，伟大的建筑一如伟大的文学作品，或者诗歌和音乐，能诉说人类灵魂的故事。能让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而且从此有了改变。能唤起心中的欲望，勾勒想象的轨道。能对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孩子说，嘿，这个世界和你所想象的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啊，你也可以变得和你以往所想象的大不相同。    一般以为建筑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绝对不是这样。建筑是活的，会呼吸，像人一样，有外貌，有内在，有躯体，也有灵魂。那要如何设计一座会吟唱的建筑，一座能表现个性、人性与美感的建筑呢？要如何着手呢？    20世纪80年代末的某一天，我和160多名来自各国的建筑师聚集在柏林博物馆（Berlin Museum）的会堂。这座优雅的巴洛克风格建筑紧邻柏林墙，附近是工人阶级聚集的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克罗伊茨贝格曾是柏林活力充沛的城市里数一数二的闹市区。如今，四周被60年代后进行的开发计划包围——被柏林墙、被自身的悲剧性过去给一分为二，荒芜而令人神伤。当时的西德政府委员会找我们来做一件相当勇敢的事：犹太人在柏林丰富的文化中曾扮演重要角色，于是博物馆决定在扩建的部分增辟犹太馆。    听过馆方的详细报告后，我们被引到侧翼的预定施工场地。那是个单调的小游乐场，偶尔会有巡回马戏团到此演出。我的同行们猛按快门，从各个角度留下纪录，但我一张照片也没拍，因为我所经验的是无法用底片捕捉的。我四处走动，脑中各种想法飞驰而过，但是对眼前的一切仿若视而不见。要如何捕捉到一个如此重要、有创造力，但同时又如此丑陋而痛苦的过去？如何只用水泥、玻璃、钢材来同时捕捉那动荡的过去，还有难以预见的未来？    一个带有德国腔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索。“你面对的是东边，”这人说道：“往这方向去是柯霍街（Kochstrasse），走几分钟，就是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了。”    说这话的是瓦尔特·诺贝尔（Walter Nobel），一个人蛮好的年轻人。他后来很快就以建筑师的身份在柏林声名鹊起。“你是新来的，”他温和地告诉我：“可能不了解我们德国人以及做事的方式。我们凡事一丝不苟。像这些事，你不能不知道。”他掏出一本便条纸，开始写下一连串数字。    “你必须知道洗手间的规格。连同防火规定，洗手间的规格至为重要……”    他说完后，我谢谢他，便把他的笔记塞进大衣口袋。那天晚上回旅馆房间准备上床睡觉时，我把笔记拿出来扔进字纸篓。这座建筑物的兴建不会扯到洗手间。    虽然我成年后一直以建筑设计为业，但直到52岁才算真正有自己的作品。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时间已过了6年，包括柏林的犹太博物馆在内，我已经有三座博物馆完工了，还有35项处于不同建造阶段的计划。在多伦多、旧金山、德累斯顿、哥本哈根和丹佛有博物馆；在香港有一栋大学建筑；在瑞士有一座购物健身中心；在特拉维夫和伦敦北部各有一座学生中心；在米兰还有一项大型开发项目。    我是个幸运儿。    我怎么知道要设计什么？有人常问我，但我一直不太知道要如何回答，因为我的路数不怎么正统，甚至设计的过程也有些莫名其妙。有时，我的想法是被一首乐曲、一首诗，或只是被光线落在一面墙的方式所启发。有时，是我内心深处的光给了我想法。我不只把精力放在建筑看起来是什么模样上，也会注意建筑物给人什么感觉。这么做的时候，我脑海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意象：在1956年波兰抗暴时砸毁的斯大林像；母亲的缝纫机绞进一堆布料，嘎嘎作响地就吐出一件肉色衬衣，我连看都不敢看；长在以色列沙漠里的柑橘，气味甜得令人心疼；酷热夏夜里，我的邻居坐在布朗克斯（Bronx）区公寓前的阶梯上，脸红通通，浑身是汗，争论着政治话题，希望有一阵微风吹来……     我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1946年，我生在波兰中部的罗兹（Lodz）；11岁那年，举家搬到以色列；13岁去了纽约。后来，我偕妻带子，在35年里共搬了14次家。我心里有许多个世界，全部被我带进项目里。    有时候，有好几个星期都在画图，打好几百张草图，然后突如其来地，事情就发生了：完美的形式出现了。几年前，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计划扩建，我参加了设计竞赛。难以解释的直觉刹那间在脑海里诞生，构想成形。当时我正在餐厅吃饭，赶紧在餐巾纸上画了几笔。最后，这几张餐巾纸在决选设计图的展览中展示在墙上，旁边是别的参赛者用电脑画的“习作”。和其他人的设计图比起来，我的速写显然很潦草，但今天兴建完成的模样几乎和速写一模一样。这说明了速写传达设计与意图的能力，不下于用科技产品画出来的草图（夫人尼娜——她是我的挚爱、我的灵感来源、我的红粉知己、我的合伙人、我的三个孩子的母亲——说我喜欢在餐巾纸、卫生纸或是手边的任何东西上面涂鸦。我说她讲错了。我最喜欢乐谱纸，因为已经画好线了）。    丹佛美术馆（Denver Art Museum）扩建部分的外型是我坐飞机飞越这座城市，鸟瞰它有如交响曲般的景色时，突然想到的。这个项目正在进行，将于2006年启用。当地的景观让我惊讶不已——地壳的变动，释放出让人畏惧的力量，把整个山脉从地底推上来。我在苦思博物馆扩建部分的外型时，选了从机窗外看到的形状：洛矶山脉的嶙峋绝壁，直落峡谷。我在登机证背后以草草几笔画了下来，画不开的时候又拿航空公司的杂志来画。    在做英国曼彻斯特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北馆（Imperial War Museum North）的项目时，我绞尽脑汁想传达这座建筑物的本质和试图展现的东西。这座建筑与大英帝国无关，也与战争无关，而是关乎面对全球冲突永无止境的本质。我脑中出现一个地球散成碎片的意象，就在那时，我知道这座建筑应该长什么模样了。    我一开始走的不是建筑的路。本来应该成为音乐家的我，其实是个音乐神童——信不信由你，我的手风琴拉得极好，还得过美以文化基金会（America-Israel Cultural Foundation，AICF）的奖学金。我至今还留有一篇乐评，评论我在特拉维夫音乐厅和年轻的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Itzhak Perlman）同台演出的独奏会。写这篇乐评的人几乎对帕尔曼这位天才小提琴家只字未提，却把全副心思放在我这个怪怪的、个头小小的手风琴手身上。我除了脚，全身都被那台“索伦托”（Sorrento）牌的红色手风琴给遮住了。手风琴有银色的按钮，用象牙和黑檀木做的琴键，伸缩的风箱边缘有黑白条纹。听到手风琴这样的乐器演奏严肃的古典音乐，吸引了全场目光，把舞台上的其他人都给比了下去。    即使在波兰，手风琴也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乐器。留在罗兹的犹太人不多，我家是其中之一。要是给那些反犹太分子看到我们家搬进了一台钢琴，准会给盯上，我父母的害怕不是没理由的。既然给手风琴弹的严肃音乐乐谱不多，我只好自己改编所有的曲子。我早期弹了很多巴赫的作品，到现在还很喜欢，但是在加演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弹那些能显示我高超技巧的曲子。我弹李姆斯基·科萨克夫（Rimsky Korsakov）的《野蜂飞舞》时，运指如飞，越弹越快，越弹越快。1953年波兰黑白电视首播时，我在电视上弹了好几首最拿手的古典小品，穿插在歌颂共产党领导的赞美歌之间。    我得美以奖学金的那年，帕尔曼也是奖学金得主。小提琴教父艾萨克·斯坦（Isaac Stein）担任评审；他旁边是近乎神话人物的小提琴家朱诺·弗朗西斯卡蒂（Zino Francescatti）；另一边则是传奇指挥家谢尔盖·库塞维茨基（Serge Koussevitzky）的夫人。赢得奖学金之后，艾萨克·斯坦把我拉到旁边，用他浓重的俄国口音说：“李布斯金先生，你不弹钢琴实在可惜。你穷尽了手风琴所有的可能性。”但是那时换乐器已经太晚，我的手已经习惯垂直弹奏了。    我一直喜欢画画，当手风琴的限制越发明显的时候，我也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画画上头。我迷上了铅笔，描摹一系列哈西德教派（Hasidic）的结婚画片；另外还画建筑物、风景和政治漫画。搬到纽约后，我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选修了绘画技巧课，我非常喜欢。有课的时候，清晨5点就会醒来，为当天将要发生的事兴奋不已。放学后，我在学校把功课做完，这样回家剩下的时间都可以用来练习技巧。我会画到夜深人静、手指发麻为止。    我母亲多拉（Dora）很担心我这么迷画画。她在毛衣加工厂上班，负责把衣领染色，然后缝到大衣上。下班回到家，她浑身大汗，身上粘满了毛料和化学染色剂——后来她得了癌症，我们都怪染料是搞垮她身体的元凶。她发出恶臭，模样吓人，除非冲过澡，不然她都不说话。但梳洗过后，整个人焕然一新，又是个标准的犹太妈妈，卷起袖子，准备在我们那纺织工会的宿舍煮顿晚饭。     在深锁内陆的罗兹，鲤鱼可是珍稀佳肴，但在纽约要吃到就容易得多。我母亲跟很多犹太移民一样，会在市场买活鱼，在塑料袋里装满水，把鱼带回家，放到澡盆里让鱼游动，直到下锅。我还记得她是怎么把鱼从澡盆抓出来，鱼儿猛力拍打，母亲把鱼的内脏扯出，一面忙着腌渍鱼肉，烘烤父亲最喜欢的蜂蜜蛋糕做饭后甜点，一面还跟我谈论文学、历史和哲学。她的话锋锐利，不时引述斯宾诺莎和尼采的句子，夹杂着意第绪语、波兰语，还有英语——她虽觉得英语很难，但乐于练习。    有天深夜，我坐在厨房的桌子上专心画画，她倒了两杯茶，在我对面坐下。“那你想当个画家？”她问道，好像要跟我开玩笑——但这次她很认真。“你想蹲在阁楼上饿肚子，连一根铅笔都买不起吗？这是你想过的日子吗？”    “但是妈，”我说：“也有成功的艺术家啊！看看安迪·沃霍尔。”    “瓦荷？要造就一个瓦荷，背后可能有一千个端盘子的穷光蛋。当个建筑师吧。建筑是门行业，也是门艺术。”然后她说了一句应该会让每个建筑师打心底感到高兴的话：“在建筑中总是可以表现艺术，但是在艺术中无法表现建筑。做建筑师是一石二鸟。”    我那聪明勇敢的母亲深深影响我的人生。生在后大屠杀世界的我，父母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自然而然，我把这段历史带到作品中。因为我的背景，我想了很多关于创伤与记忆的事。不是那种单一的、能被克服与治愈的劫难，而是牵涉到整个族群被毁灭的创伤，那种创伤既真实又虚幻。身为移民，我从小就觉得被迫流离失所，于是我寻求创造一种不同的建筑，一种经历过世界性劫难而对历史有所体悟的建筑。我发觉自己特别喜欢探索“虚空”（void）——当整个社群被彻底消灭、个人自由被彻底剥夺，当延续的生命被残忍地打断，生命的架构因而扭转、改变，无以复加，一种偌大的虚无便随之而生。    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等现代主义大师认为，建筑应该呈现一个中性的面貌，但他们那一套放在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中性？在经历了20世纪的政治、文化、性灵的蹂躏之后，还可能接受一个纯洁无瑕的现实吗？我们真的想看到四周尽是没有灵魂的无趣建筑吗？面对我们的历史，面对这复杂而混乱的现实，面对纯粹的情感，难道不想创造一个属于21世纪的建筑吗？    建筑和城市一样，有心也有灵魂。在建筑中，能感受到记忆与意义，体会到被唤起的性灵与文化的渴望。如果对此有所怀疑，那就想想当纽约世贸双塔崩颓时那种锥心的失落吧。    当时我住在柏林。2001年9月11日——犹太博物馆才刚开馆不久，来参观的人大排长龙。尼娜和我很兴奋；我们的工作完成了。接着，就看到那些影像，那一再出现的影像。我感到笔墨难以形容的悲伤。我和那些建筑有个人的渊源，亲眼看着它们从平地建起。我姐夫在世贸大厦里的纽约暨新泽西港务局工作多年，我父亲在附近的印刷厂上班。那个地区我很熟。也因为熟悉，在世贸重建项目①的设计竞赛过程中，我觉得自己知道如何重建。我为现址中心构思了纪念碑，另外有表演艺术场所、博物馆和酒店，与商店、办公大楼和餐馆并存。我看到街道充满了生命，重新恢复了纽约天际线的光彩。    后来我以设计竞赛参与者的身份到了世贸大厦原址，在那令我深感震撼的片刻，我了解到，这个地点的灵魂不仅在于其天际线和熙来攘往的街道，也在于曼哈顿的岩床底下。    我在2002年10月参与设计竞赛，第一次到现场参观。“9·11”过后，清除了碎瓦残砾，留下一个大到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深坑。面积有46 750平方米，深达21.3米。②他们管那叫“澡盆”，尼娜跟我要求下到里面去。港务局派来的导览问为什么，别的建筑师都没这么要求啊。我们不知要如何说清，只是觉得有这必要；就这样，我们撑着廉价的阳伞挡着日头，穿着借来的橡胶雨靴，走了下去。    我很难解释，但越是深入坑洞，我们就越清楚地感觉到那股扳倒这幢建筑物的暴力与仇恨。那种失落感之大，让我们浑身无力，但同时也感觉到其他力量：自由、希望、信仰；人性的力量仍然笼罩此地。不管这里将来建了什么东西，都必须对恐怖行动所引发的悲剧发声，而不是就此埋葬。往走下，这座建筑物留下的地基之广，让我们心生敬畏，仿佛到了海底，可以感觉到气压的变化。打了7层楼深的地基和地下结构，全都没了。建筑物还在的时候，谁会想到底下有什么东西？我们想到纽约，总是会想到摩天大楼，但是在大楼底下，才会意识到这个城市的深度。每一栋建筑都扎根在这样的基础上，但有谁摸过地底的岩床呢？只有建筑工人——但为时甚短，然后就填起来，一层一层地往上盖了。    我们人在曼哈顿岛的地底，可以碰触到潮湿与冰凉，感觉到这个岛的脆弱与力量。还有城市的哪个地方，可以让人下到这么深的地底？罗马的地下墓穴？③也许吧。我们在底下感觉到整座城市，那些死难者的灰烬，那些幸存者的希望。我们感觉，眼前的一切，神圣不可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