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女性与性相》试读:译者的话

    从1949年至今,中国女性本身以及人们对女性的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一位西方女权主义学者来说,选择以占主要地位的官方话语为研究对象,结合不同的地域和历史时期背景来考察这些变化过程,确认其中与“女性”有关的性别含义,是一项富于挑战性的工作。作者的观察和阐述几乎是全面性的,包括了对女婴的态度、性教育、恋爱婚姻、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拐卖妇女、卖淫、同性恋等等。她不仅要消化浩如烟海的官方话语材料,还要深入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使自己成为一个中国女性问题方面的“中国通”。作为本书的中国读者,同样也是本书所考察的性文化变化的阶段经历者与局部见证人,译者本人对书中所考察的许多现象并不陌生。在这种局部的经历与个人的体验认识面前,本书对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性相的纵向研究带来了令人惊叹的启迪性,它不仅源自不同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的全新视角,也显示了作者的理论造诣所具有的穿透力。    Harriet Evens在70年代来到中国学习时曾取中文名字“艾华”。其后,她多次来到中国进行研究访问,结识了很多中国的女性问题研究学者。为了了解官方和民间在女性以及性问题上的态度及其变化,除了亲自做调查、与学者们进行交流之外,她还参考了大量的中文报纸、杂志和其他媒体,并且将这些资料翻译成英文写进了书中。被翻译成拼音的书名和作者姓名给本书的翻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全部用音译来代替其中的几百个学者和文章作者的姓名,会降低本书的权威性。在这里我要感谢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Derek Hird先生,是他花半年多的时间做了大量繁杂细致的工作,将这些人名还原成中文,没有他,这本书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此外,还要感谢作者艾华女士和北京大学的刘东先生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    1. 绪论:1949年以来的性话语    性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街角处报摊上的杂志封面和广告栏里的招贴上都有摆着性感姿态的漂亮女人的照片,吸引着过往的行人。地方报纸的提供建议的专栏和周刊杂志的话题从初潮的症状到老年人对性和爱的需求都有涉及,内容详尽。大量的新式婚礼指南、生育健康自助手册、性卫生教科书以及百科全书式的现代家庭生活手册,都体现着性出版物市场的繁荣,满足着各种不同的需求。性教育在被排除在课堂之外几十年后,又出现在了高中教学大纲中;对性的“科学的”理解被认为是国家未来健康发展的基本内容。尽管有着严格的审查,带有性感画面的爱情场面还是不断地出现在文字和电影作品中。从国外进口的更加感官性的材料,包括色情的,也随处可得。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性禁忌被“取消”了这一观点,似乎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化以及毛泽东时期禁止讨论性问题这两者之间的对比。中国和西方的学者通常持这样的观点,“性在1949-1980年期间是一种禁忌,当时与性有关的东西都是被严格禁止的”(Zha Bo和耿文秀1992, 2)。几十年来,人们认为关注爱和性问题是一种可耻的邪恶思想或者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是对集体利益的破坏。整个20世纪50年代,努力工作、勤俭节约和对“新中国”的共同积极性原则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在文化大革命(1966-76)期间,对性表现出一点点兴趣即被视为意识形态有问题,于是,能体现出性别的发型和服装均被迫变成了式样色彩统一的制服,似乎那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相比之下,当前性在中国的多种表现形式说明了一个被隐藏的话题在公众中的爆发。    这一时期有关性是一个禁忌话题的争论忽略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出版的有关性问题的大量材料(艾华<Evans> 1991=。有很多文章和手册宣传了共产党政府于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它宣布包办和买卖婚姻是不合法的、以自由选择伴侣为基础的一夫一妻是惟一法律认可的婚姻。1950至1953年间发行了大量的公开出版物,向民众宣传这部新的法律,特别强调了它对几个世纪以来饱受传统包办婚姻和纳妾制度压迫的妇女们的重要性。题为《建立正确的恋爱观》和《谈谈我的恋爱观》之类的文章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恋爱的意义,现在这些文章被认为是新的夫妇生活模式的必要基础(程今吾 1950;雷澈 1950)。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出版的有关妇女和青年的官方杂志,如《中国妇女》和《中国青年》,都会刊登一些小文章,常常还附带着读者来信,涉及到某个性问题是否符合青少年健康或者妇女避孕问题等等。还有一些文章谈论的是性差异及生育的生理方面的细节问题,如《处女膜与爱情》以及《从生理上谈结婚年龄问题》(李阳1956;林巧稚1957)。其它文章则涉及婚外性关系的道德含义,如1956年时《中国妇女》杂志上由一篇题为《我们夫妇关系为什么破裂》(刘乐群1955)的自述文章所引发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讨论。这些由医生、律师、学生、青少年、教师、年青的妻子和母亲撰写的文章形成了对大量的与性有关的问题的公开讨论。     文化大革命前的性话语给了官方意识形态上正确的行为方式一套由所谓科学权威立法规定的标准化的性和性别期待。医学专家们要求现代科学权威对生育和性发育之间的生理差异在性和社会行为中决定男女间主要差别这一观点作出解释。性差异不仅体现医学的重要性,同时反映社会和道德重要性的观点取得了一定的科学地位; “性科学知识”使控制年轻人性行为的、体现国家利益的规范合法化(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 1956,1)。专家们创造并且传播的“科学”知识这个词与“现代”、“理性”及其它来源于西方的方式一起被用来对性进行解释,它与封建迷信的神秘和对事实的歪曲形成了广泛的对比(王朋1993, 1-2)(注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性问题的讨论中增加了很多50年代话语中所没有的话题。最近的著述极少直接参考50年代的话语,而是把它们当作一种说教和道学,改革时期不够完整的话语(韩起澜<Honig>和贺萧<Hershatter> 1988, 6-7)。不过,尽管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后来提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早先的讨论中所关心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的方法为后来讨论的设想、观点和参照提供了认识上的基础。事实上,这两个时期之间有着非常直接的连续性,后来的文章有时甚至逐字引用50年代的观点。例如,除了措词略有不同之外,申文江在《青年卫生手册》中对手淫现象提出的警告和黄树则在《我怎样克服手淫的坏习惯》一文中所提出的完全一样(申文江等1987,22;黄树则1955)。随着改革时期社会和知识思潮的变化,公众观点的多样性使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似之处变得模糊,于是,认为妇女的性别特征与她们的生育功能不可分离的观点,以及在从根本上确立性别等级关系中对科学的运用在当代性问题方法中变得和50年代时同样显著。然而,对20世纪50年代话语性的观点进行阐述只是一个开始,它带动了80年代中国对性问题的研究和一些主要的设想并且指出了后来讨论方向的一些当务之急。    本书分析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有关性问题的占主要地位的话语,旨在确定没有出现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讨论焦点中的、与女性性别有关的一些含义。这样的仔细研究识别出了那些从生物角度来决定的、带有性别等级特征的话语性的方法。本书还就各个不同的主题研究了一系列1949年以来出版的有关妇女的性的文字叙述以及视觉作品,概括了妇女的性关系中的责任和特征。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本书力求阐明在革命时期和改革时期截然不同的性话语中的紧张、对比及连续性。    下面将阐述的问题有着1949年以来官方话语的一致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妇女和青年出版物的禁止而从公众中消失的有关青少年、婚前关系、婚外关系、结婚与离婚的问题等等。还有其它一些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日益突出的问题;有关对妇女身体的商业使用的讨论,关于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的讨论,以及与当前的经济市场化背景有着明显关系的同性恋的讨论。本书的很多部分重申了那些《她》(Elle)和《十七岁》(Seventeen)的读者非常熟悉的希望与恐惧;青少年性教育、孩子对性的理解以及行为中父母的责任、少女怀孕以及直露的性形象和性暴力之间的联系,这些都是在当代西方媒体中为人熟知的特征。另外本书还涉及了妇女人权的基本问题——这是一个性话语著作无法充分讨论的问题。在分析过程中,我力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以来的有关性话语的主题和参数保持一致。   

>中国的女性与性相

中国的女性与性相
作者: [英] 艾华
副标题: 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
原作名: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Dominant Discourses of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
isbn: 7214049708
书名: 中国的女性与性相
页数: 239
译者: 施施
定价: 18.00元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