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试读：第 二 章 巴蜀文化交融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文化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并与之产生各种碰撞和融合。巴蜀文化与当时早已存在的中原文化及其地域性文化发生了密切的交流,其中秦、楚文化都对巴蜀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秦文化还逐渐成为巴蜀地区的主流文化,并与当地的土着文化相结合后催生了新巴蜀文化。这种文化对与巴蜀毗邻的滇文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进而通过南方的丝绸之路影响了南亚地区。     一、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     古代的巴蜀文化是在新石器文化晚期逐渐发展起来,以土着文化为基础,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和一定的封闭性。在中原的商代时期,巴蜀文化已经出现,但是从史料上很难发现它与商文化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但是,一些学者在研究了巴蜀和商朝的青铜文化以及地形后认为:巴蜀与商朝有较深远的文化联系。部分学者还认为:巴蜀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一种地方文化或者其根本就是殷商最西边国土上的文化。还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巴蜀与商朝存在文化交流,但并不存在隶属关系,因为古代的巴蜀控制着中原通往南中国的道路,还与商王朝进行过资源贸易和战争。     西周初年,巴蜀成为西周王朝的封国,与周王朝有着较密切的关系,由此受到了中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古代的巴国为姬姓,是周王室分封到南方的诸侯国,在文化上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更大一些,但它并不是纯粹的中原文化,而是中原文化与当地土着文化的混合体。但是,巴蜀与周朝文化的关系只有少量历史文献有所记载,主要是蜀人参与伐纣活动和接受西周王室分封的史实。     中原文化对巴蜀文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时期是在秦汉时期。当时,中原的政治制度、文化和儒学纷纷传入巴蜀。秦国灭亡巴蜀以后,由于巴蜀各族的贵族还保存着一定实力,而秦国国主为了加强自己对地方的统治权利,便在巴蜀实行了分封和郡县制并行的行政制度。后来,随着这些贵族势力的衰弱,秦国取消了分封制,只在巴蜀实行郡县制。秦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以封建制度取代巴蜀的奴隶制,极大地改变了巴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中原文化在巴蜀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秦统一六国后,为巩固和稳定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开始统一思想、文字,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等文化经济政策。而且,秦朝统一后的文字促进了文化交流,为中原文化在巴蜀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     西汉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统治者开始推行若干文化教育措施。汉惠帝时期,先秦的各家思想重新活跃起来,文化教育事业也快速发展。其中尤以儒学在全国各地的传播最广,影响也最大。汉景帝时期,文翁(公元前156—前101年,名党,字仲翁,西汉文官,中国历史上创办国立学校的第一人)到蜀地任郡守,开始在当地提倡文化教育,并进行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活动。他先开办官学、招收学生、教授儒学,后来每年都选派郡县里的小吏和官学中优秀的学生到长安的太学里学习,学成后再回到蜀地发展当地教育。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儒学很快在巴蜀占据了主导地位。西汉中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汉武帝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在全国倡导儒学,使儒学成为封建制度的最高政治原则和唯一的思想文化尺度。由于得到国家政治力量的支持,儒学在巴蜀地区得到进一步传播,并产生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此时正是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之际,儒学文化受到推崇,通晓儒学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当时的公孙弘就因精通儒学而被汉武帝封为丞相,后来又封为平津侯,司马相如、王褒、落下闳、扬雄等着名文人也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这些都说明儒学在中原和巴蜀得到了飞速发展。     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实现的:一种是中原人大量迁移巴蜀,对当地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种是巴蜀内部大力发展文化,部分人外出学习,学成后又回到当地推广教育。秦汉时期,关中长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封建统治者为了控制六国的旧贵族,镇压地方的地主豪强,以此来稳定和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就把这些旧贵族迁移到巴蜀,促使旧贵族势力与当地残余势力发生摩擦而相互消耗,有利于国家的统治。这些人迁移到蜀地后,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后来,还有数以万计的移民被有组织地迁移到巴蜀,加入到蜀地开发的行列中。随着巴蜀地区经济的繁荣,中原人口开始自动向巴蜀迁移。这些人中既有没落的贵族和躲避灾祸的大户人家,也有到巴蜀谋生的贫困农民,他们都推动了中原文化在蜀地的传播。     秦汉时期,一些精通中原文化的人在中原和巴蜀间游学,也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巴蜀的传播。比如:汉代的大儒司马相如在少年时期曾拜着名的儒家大师胡安为师,而且三次往返于巴蜀与中原之间。后来,他因汉景帝不喜欢其辞赋而辞职,开始了在中原的游学生活。再后来,司马相如又返回成都居住,曾经两次来往于长安和巴蜀之间,以其才学卓着而享有盛誉,对中原文化在巴蜀的传播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此外,还有很多巴蜀的学人到中原各地游学。他们大多在京师学习儒家经典,学成之后回到巴蜀。汉景帝时,张宽等人就是受文翁的嘱托来到京师学习儒经,并在学成后回到巴蜀的,因此受到文翁的褒奖。当时,不仅巴蜀的学子重视中原文化,统治阶级也十分重视对巴蜀的文化教化,政府经常向巴蜀各郡县派遣大批官吏。这些官吏不仅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对当地进行有效的管理,同时也是蜀地的思想文化启蒙者和传播者。     为了推广中原文化,统治阶级还在巴蜀地区广建学校,培养巴蜀士人。当时,巴蜀地区在选用官员上偏重儒家学子。比如:蜀郡太守文翁在选官时,学成归来的儒学博士的官阶就比其他人要高一些,而其他从中原回来的儒生往往也能被荐举为官。在地方和统治者的双重推动下,中原文化在巴蜀快速发展起来。而且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巴蜀各族由原本的没有姓氏,逐渐过渡到有姓氏,生活习俗也发生了改变,最为明显的就是开始穿着中原汉人的服饰。     二、巴蜀文化与楚文化     巴蜀文化发源于长江上游地区,楚文化则是在长江中游兴起的,两者虽各自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但是从出土器物来看,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两者又是相互影响的。很早的时候,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就开始了交流,而且是先蜀文化影响着先楚文化。大约在东周时期,楚国日益强大,楚文化成为强势文化,使得巴蜀文化又开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     神秘的船棺     例如:从丧葬礼俗上看,巴蜀文化中的典型墓葬都是以狭长形、长方形的土坑墓为主,而且坑的方向大多是东西走向,棺木多数使用狭长的独木棺,棺内还要填充白膏泥防潮。在随后的一些时代逐渐出现了棺椁,木椁多为槽榫结构,内外均涂有生漆,棺木下还要垫上两根横木,椁室多为长方形,前面为头箱,后面为足箱,两侧还有三个箱子。箱子里放着陶器、铜器和漆木器等陪葬品,这和楚文化中的墓穴、木椁完全相同。     巴蜀墓葬中有墓道的坟墓只是一小部分,这些墓道几乎皆上宽下窄,呈斜坡状,而绝大多数巴蜀墓葬都是没有墓道的。这说明此种丧葬现象并不是巴蜀文化中所固有的。在楚墓中,大多数坟墓都设置墓道,说明巴蜀文化中的墓道设置是受楚文化影响的。巴蜀墓葬中挖腰坑的现象也很少见。实际上,早在商代早期,腰坑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在周朝时这种葬俗已经扩展到秦国和楚国。由此可见,巴蜀文化中的腰坑是受到楚文化和秦文化的影响。     巴蜀文化受楚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出土的日常器具上。在四川一些地区的船棺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种四耳陶壶。这种陶壶是中原地区没有的,在楚国区域内却十分常见,湖南、湖北也出土过这种样式的壶。而且其在楚国出现的时间比较早,流行区域也很广,因此可认定巴蜀文化中的这种四耳壶来源于楚文化。除此之外,铜器也充分体现出巴蜀文化中的楚文化因素。     楚国有一种独具特色的器物——敦,有扁圆或圆球状两种样式。扁圆的敦盖与器身和足都不对称,而圆体敦的盖与器身和足则是对称的。春秋晚期,楚国就出现了大量的敦,而且开始是扁圆敦,后来逐渐过渡为圆体敦。在巴蜀文化中也发现了许多敦,且大多是战国中期的器具,这说明巴蜀文化中的敦是从楚地传入或者是受楚文化影响而仿造的。巴蜀文化中的铜壶是圆壶,小口、长颈、斜肩、深圆腹状,大致分为铺首耳圆壶和提链形圆壶两种。这两种圆壶的花纹同楚文化中的圆壶纹饰几乎相同,却与中原流行的铜壶不同。而且,这些圆壶出现得要比楚文化中的同类壶晚一些,很明显是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巴蜀和楚是先秦时期的两个重要漆器生产地,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巴蜀漆器吸收了楚漆器的榫铆制作方法,而楚漆器则吸收了巴蜀漆器的图案和部分花纹。     巴蜀文化之所以包含了很多楚文化的元素,主要是因为两者在地理位置上的临近,再加上当时两地的交通也比较便利。古代的楚国人进入巴蜀有两条路:一是从汉中大巴山进入巴,然后到蜀;另一条是走水路,经夔门和巫峡达到四川。要想从蜀地达到楚,可以从长江顺流而下,几天就能到达楚国的郢城。如果从巴国的汉中到楚,坐几天的船也可以到达楚都鄢郢。顺畅的交通自然为巴蜀文化和楚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此外,巴蜀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还有战争的因素。战争在破坏各地文化的同时也会意外地对各地文化的交流、融合起到推动作用。春秋时期,巴国在伐楚的过程中就曾获得过楚国的城池。此后,巴国与秦国、楚国一起灭庸国(《辞海》云:庸,古国名,曾随同周武王灭商,春秋时是巴、秦、楚三国间较大的国家,公元前611年为楚所灭),而当巴国再次伐楚时,却遭到了失败。春秋末期,巴楚虽然成为同盟国,但两者在相互帮助、共同对外的同时却又相互攻伐,楚国还曾占领过巴国的都城——枳。事实上,楚国与蜀之间也并非相安无事,据《史记》记载:蜀国曾伐楚,并攻占了兹方,而楚国为了扦关也进行过殊死抵抗。     巴、蜀两国同处于长江上游,双方战争连年不断,蜀国曾数次攻打巴,而楚国也在不断蚕食巴国,于是巴向秦求救。秦国早有南下灭楚的打算,但是在灭楚之前必须先攻占蜀国以便为自己打好物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楚与蜀又结成了联盟。因此,在战争与结盟中,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交流和融合。     三、巴蜀文化与秦文化     秦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大致分布在陕西和甘肃一带(因为这里是秦人的发源地),经历了秦人、秦国、秦朝三个时期。在秦人时期,秦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不大,秦国和秦朝时期则对巴蜀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为了消灭楚国,获得巴蜀富足的物质资源,派遣大军相继消灭了蜀国和巴国。秦国统一巴蜀后,在当地设立了巴、蜀、汉中三郡,对这一地区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时,巴蜀文明已发展到比较高的程度,但仍以巴蜀文化和楚文化为主,其中还包含着少量的中原文化。在秦吞并巴蜀之前,主要是秦文化吸收巴蜀文化,因为当时的蜀国比较强大,蜀人还曾攻打到了秦国的雍城。公元前611年,秦还曾与楚、巴合作共同消灭庸,这不但说明秦与巴蜀之间有过盟约关系,还说明当时的巴蜀比秦强大。     在历史考古中,从秦墓中出土的形制完整的陶釜和下体作釜形的陶器等就来自于巴蜀。战国年间,随着秦国的日益壮大,秦文化不断丰富,开始影响巴蜀文化,特别是在秦吞并巴蜀以后,这种影响尤为突出。     秦吞并巴蜀之后,秦文化大量涌进,导致巴蜀地区的文化发生巨大改变。这时,巴蜀地区的工商者逐渐增多,许多富户人家乘坐车辆出入。一些豪门大族的人都穿着华美的衣服,在娶亲和出嫁的典礼上设宴庆祝,人死之后使用瓦椁修建高大的坟头,祭奠时使用羊、猪等牺牲,这些都是原先巴蜀地区所没有而后来才形成的,均是受秦国风俗的影响。当时,秦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以成都为中心,并迅速向其他地区扩散。考古工作者在四川中部的战国晚期墓葬中就发现了大量秦人使用的典型器物,如茧形陶壶、铜壶、带钩和大小半两钱等,这都说明战国晚期的秦文化已经在巴蜀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     战国时期的成都在建制上与秦国的国都咸阳基本相同。由于成都和咸阳的基本格局都是宫城、手工业区、商业区、居住区、墓葬区等,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秦文化已经对巴蜀文化施加了全面的影响。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是巴蜀文化被动地吸收、接纳秦文化。后来,随着大批秦国人移民至巴蜀,秦文化迅速渗透到巴蜀地区的各个领域,巴蜀文化在当地逐渐丧失了主流文化的地位。     此外,商鞅的“修井田、开阡陌”政策也被应用到巴蜀,得到极力推广。秦人还根据巴蜀与北方气候的不同,规定了清除杂草、整治田间道路、修桥梁和兴修水利的时限,同时确立了封建土地制,从根本上破除了巴蜀原有的生活、劳作等习惯。此外,从秦惠文王到秦始皇的100多年里,有数千中原人定居巴蜀,将中原的先进生产方式、耕种技术以及生产工具带到巴蜀进行推广。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也是秦文化的一部分。在政治方面,秦始皇废除了商周以来的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并宣布郡官职位不能继承,国家大事都由皇帝亲自主持,重要官吏也由皇帝直接任免。此时,巴蜀地区由郡县制和蜀侯双重管理转变为郡县直接管理。在商业方面,为了实行商业统一,他在全国建立了统一的度量衡体制和货币,并对各种农具实行规范化,对车轴的长度也进行了标准化规定,同时还监督公路和运河的建设,统一法律和书面语言。秦始皇所推行的这些政策对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政策中的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等,更加推动了秦文化在巴蜀地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