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试读：一个老官僚和一个老大帝国的40年

关于李鸿章，流传下来的野史不少，近些年陆续出版的传记和评说也很多。随便在网络上发一个评说李鸿章的话题，很快就能引来一堆或捧李或骂李的口水贴。人们对于这个一直是百年里“第一卖国贼”形象的人物，聚讼纷纭，却难有定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近代史专家雷颐先生的这部新书《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以李氏一生的重要奏折和信函为突破口，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和事功，堪称学术界人的第一次“正说李鸿章”，或者能为解读李鸿章其人辟出一条新路，还一个更真实的历史人物。 老官僚的官场智慧 和晚清很多汉族大员一样，李鸿章的发迹，走的也是从书生到带兵官的路子，有些不同的是，李鸿章从曾国藩的幕僚身份退下来，开始当上江苏巡抚时，已是不折不扣的中年（40岁），完全属于大器晚成型。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做幕僚时，就以其识见和刀笔吏的功夫而深得曾氏的赏识，曾氏赞许其“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该书对李氏奏折中这种刀笔功夫，作了一些有趣的发挥，怎么反驳上级，如何敷衍皇上，揣摩圣意，打太极拳，今天的“秘书党”应该认真学学。 李鸿章作为晚清第一重臣，其真正的本事当然并不在于雕虫小技的奏折文字上，大臣所以成为大臣，既有时运，更堪玩味的则是其人身怀的种种看家本领。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并和康、梁暗通款曲。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因此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在这里，慈禧太后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是支持自己当家还是支持光绪当家，其他事，诸如是不是支持维新主张变法，则在其次。作者对此有很精到的评点：这是“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的区别。李鸿章作为洋务健将，改革口号喊了很多年，主张变法这一条是怎么也赖不掉的，但既然当权的是太后，那只要表明自己并没有紧跟皇上就行了。这就是李作为老官僚的官场智慧。这一幕“君臣”之间的对话，端的是惊涛暗涌、凶险非常。而李对康、梁的“保护”态度，和接下来抗旨不肯挖康、梁两家祖坟的事情，又充分显示了老官僚做事预留后路的生存智慧。 对于做官，曾国藩曾有批评：“少荃拼命做官”。但李鸿章虽然“拼命做官”，精于自保，他却也并没有在戊戌政变中落井下石，大造冤假错案，以洗干净自己，反而有点挺身而出的味道，这就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了。 成效最著的改革家 该书对李鸿章更为褒扬的是其作为改革先锋的一面。尽管后来的历史书对于洋务派多有贬低之词，但回到历史现实去考虑，洋务派在工业、商业、军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已确属不易。而无论是办机器局、招商局，设电报、修铁路，还是派留学生和陆军海军的近代化，这些大事件，都与李鸿章密切相关，都和李鸿章的支持和努力分不开。作为改革家的李鸿章曾经发过这样一段议论：“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这正是一个改革家应有的精神和风骨：我们现在若不能顶住压力，把事情办好，那后来的人恐怕都不一定想得起来要这样做呢！ 对于办洋务，梁启超也曾有批评“不敢破格”，但从李氏一生来看，李鸿章虽然不能破格，但到底也始终力所能及地在推进革新。 帝国第一流外交家 当然，对于李鸿章，作者雷颐也并不是有心一味要作拔高。该书也还透露出了其他一些信息：“巡抚也曾心狠手辣”，李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背信弃义杀过降，可能还曾下黑手暗杀过常胜军的统领官美国人白齐文；在对慈禧亲信吴棠一案的处理中，也曾颠倒是非装糊涂。作者有一个很精彩的总结：既要做官，又要做事，但首先是自保，这才是李鸿章的立场。由这点出发，来论李的所作所为，才能真正达到“理解之同情”。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我们读李鸿章，其实也是在读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该书对时代背景有很深度的分析，这也是值得称道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