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试读：相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今天，特别是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圈中，哲学的相对主义和对客观世界的现实的否认变得时髦起来。对科学确定性丧失信心已经被主张“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方法论上的唯意志论所取代。但是，与大多数“后现代主义”的论述和观点相反，对所宣称的科学确定性的怀疑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倾向。这一问题可以从保罗R26;费耶阿本德（PaulFeyerabend）和弗里德里希R26;尼采（FriedrichNietzsche）追溯到古希腊的“怀疑论”哲学家们，跨越两千多年。古代的怀疑论者认为，知识是相对的和情境依存（contextdependent）的，并且是不能进行证实的。因此，对推理或科学方法的能力的怀疑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认知世界过程中遇到的这些真实困难并没有为否认它的存在提供可靠的依据。 后现代主义的文献包括一些有价值的和有意义的论断。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可能会同情现代的著作中赞成历史敏感理论的观点。我们必须赞赏后现代主义者对过分一般性、教条主义、演绎主义和还原主义（reductionism）的摒弃。在这一基础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都必须被抛弃。① 然而，这些批评往往与极端的、站不住脚的观点相结合。例如，值得称赞的、对于还原论解释的批评就往往与鲁莽的敌视“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这种敌视观点否认任何处于现象背后的本质结构的存在）的观点相结合。还原主义被误解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必尽我们所能努力揭示一个实体的本质特征，它本身就包含多重的、不可分解的方面或层面。没有关于本质的某一概念，我们就不能按同一和差异进行分类，而这些正是科学的基础。② 后现代主义发挥影响的其中一个领域就是科学历史和科学哲学。布鲁诺R26;拉图尔（BrunoLatour，1987）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有时也被纳入“后现代主义”的范畴。更有意义的是，伊瓦R26;约纳（YuvalYonay，1998，2000）已经将表面上后现代主义的规则应用于美国制度经济学的历史分析之中。 但是，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冒险往往混淆两个迥异的论证和分析层面。例如，后现代主义者经常支持这样一个值得称赞的观点，即科学的进步依赖于相似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法之间的差异程度和它们之间的对话。换句话说，科学的演进需要不同思想流派的多元化。这是一个让人钦佩的观点。 但是，可能适用于科学整体的东西，并不总是适用于旨在对特定问题寻求特定解决方法的个体研究者或研究团队。一个可以接受的多元化政策涉及一种制度政策，这种政策倾向于对科学进行资助和支持。这一政策包含“学术的多元化”。但是它并没有扩展到科学的个体实践本身。在学术上鼓励矛盾的思想与在我们自己的头脑里鼓励这些思想之间的混淆，在后现代主义中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沃伦R26;蒙塔格（WarrenMontag，1988，p.90）赞许地将后现代主义描述为“不可再简化的不同理论的实际结合”。不同研究者之间的这一联盟可能会服务于学术多样性和学术自由的利益。然而，如果我们将“不可缩减的差异”和矛盾的思想牢记在自己的头脑之中，就得到了毫无意义的公式。如果我们认为A是B，又认为A不是B，那么就能证明我们所期望的命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在一个学术领域或大学中存在许多不同的，甚至是敌对的科学研究项目，这一点我们可以容忍。但是我们决不能容忍我们自己的头脑中存在不一致的思想。对待科学的政策必须是多元化的和宽容的，但是科学本身决不能容忍被当做错误的东西。我们必须揭示和批评发现的错误，但不是通过否认反对者的论点，而是通过向科学的听众解释错误所在。多样化的作用不是使矛盾神圣化，或者培育矛盾。即使我们可能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们也不能否定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容忍胡乱的方法和命题。在社会科学中建立充分的、前后一致的一般性理论的失败，并不会因为赞同不一致性而得到纠正。 近来，一些非正统经济学家已经被后现代主义吸引住了。特别是，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在制度主义中找到了避难所。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诸如“每个人创造他（她）自己的现实，不可能在不同的现实中进行判决”（Hoksbergen，1994，p.683），不仅在哲学基础上存在高度争议，而且对于凡勃伦（Veblen）、康芒斯和米契尔（Mitchell）的制度主义传统来说也是完全异类的。从哲学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进行判决的可能性，那么就只有很渺茫的前景建立任何类型的命题，包括由罗纳德R26;霍克斯伯根（RolandHoksbergen）自己提出的命题。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持有全然不同的观点。所有的这些制度主义者都相信经济学的目的是调查和理解真实的经济现象。即使任何的意见一致是试探性的和临时的，他们仍然相信科学追求真理的可能?，仍然相信科学团体对于上述真理的本质存在一个意见一致的范围。 但是，尽管有这些反对意见，后现代主义仍然没有放弃征服异端的努力。例如，罗伯特R26;加内特（RobertGarnett，1999）试图将后现代主义与一些现代制度主义者联系起来，并重新思考马克思的观点。他把任何试图在“所有以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都由统一的、自我调节的规律或原理所支配”（p.819）的思想基础上发展一个价值理论的尝试者，都看做自己的“公敌”。相反，他赞同对市场制度和价格形成过程的历史的和制度的特定研究。然而，尽管关于特定研究的关切值得称赞，但是这里既存在错误，又存在忽略因素。错误在于假定历史特定的定价理论，都必须排斥任何关于市场和价格的一般性的或系统性的原则。相反，一个历史敏感的理论自身，总是要求一个更为一般性的概念性的框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更为一般性的框架，特定的理论就是不可能的。加内特的陈述中存在的忽略因素，是他没能指出历史敏感的理论比后现代主义更为古老。它可以追溯至19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它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还来源于德国历史学派。 后现代主义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有些人试图封锁关键的争论，例如个人与结构的关系的争论，因为它们重新唤起了“宏大的主题”。由于错误地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主题是完全新颖的，他们鼓励了对思想史的忽略，并且错过了一些可以规避他们已经辨别出的两难困境的方法。亚力克斯R26;卡利尼克斯（AlexCallinicos，1999，p.297）表述得非常恰当:“荒谬的是，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宣称自己代表知识的开放性和多元化，但是只有通过抵制他们封锁争论的企图，社会理论才有可能保留它的科学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社会学领域内，在心照不宣地反对概念导向的和非正式的社会理论时，后现代主义者已经加入了理性选择的理论学家和经验主义者的行列。虽然这三种方法在内容和类型上差异巨大，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他们都期望将社会理论从学术的社会学的传统荣誉地位上移除出去。后现代主义由于认为社会理论是“宏大的叙述”而拒绝它，经验主义宣称事实本身是通向真理的道路，而且理性选择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认为传统社会理论对于建立社会相互作用的演绎模型是没用的。如果社会科学意图反驳这一三者联盟，就必须在理解一般性理论的不可缺少的作用的同时，理解一般性理论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