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日本人》试读：关于日本式事物的概念

在所谓日本式事物的概念之中，日本固有的美的范畴大概是在江户时代固定下来的。其内容由幽情、恬静、淡泊这些词语来体现（这些词语之间当然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将这些差异加以明确，属于另外的工作。当前的问题是，这些词语在整体上体现的方针究竟是否适合用来评价我国的过去？）。如果将这一方针视为日本式性质的话，其起源大概是在江户时代以前，即所谓的中世纪吧。另外，众所周知，明治以后它与天皇制联系在一起，承担了超国家主义的一部分工作，并通过国民教育在国民中广为渗透。但是，对所谓日本式事物的概念内容有意识地进行探讨并将之固定下来，主要是在江户时代。这种观念恐怕是一种偏见，不过那个时代已经具备形成偏见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大概是国学。国学恐怕是日本最初在学术上的觉醒，说得更具体一点，是日本文艺、思想史学最初在方法上的觉醒。自然，其功绩是很大的。但是，众所周知，国学是作为对佛学以及儒教的压倒性影响的抗拒而出现的学问。日本文化的混合性并不是现在才有，它早在明治以前从飞鸟时代到江户时代的时期，就曾以更加彻底的形式存在过。混合文化不论在哪个时代一直都是日本的现实。可以说，从那样的现实中排除外来的因素，寻求纯粹的日本式事物的概念，一直是日本的愿望。国学无非是那种愿望的初次大规模体现。国学家所主张的日本式事物，是从压倒性的外国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文化中挑出受影响比较少的事物，通过整理而形成的概念性产物。虽然其中一部分或许是真实的，但那不是指代日本的文学、思想的整体性的东西，这一点基本上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日本文学研究者至今为止一直沿袭着国学传统的话，产生重大偏见也是当然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正视混合文化的现实。（关于这一点，已经在“混合文化论”译者注：“混合文化论”最初在“日本文化的混合性”（《思想》1955年6月）一文中提出。中做了详细的论述。）因此，大概我们不会被人指责在和国学家一起回避过去的混合事实吧。而如果不回避现实，也就是说，如果从整体上对日本文化进行观察的话，很显然以幽情为代表的国学概念对日本的文学、艺术来说，不是什么普遍的东西，而只适合于其中有限的一部分。 例如，如果将《方丈记》以及《徒然草》译者注：《方丈记》为镰仓初期的随笔，由鸭长明（1155？~1216）撰于1212年；《徒然草》则为镰仓后期的随笔，由吉田兼好（1283？~1353？）撰于1317~1331年。作为代表所谓中世纪文学精神的作品的话，无论是幽情还是无常，所谓日本式事物的典型似乎构成了中世纪文学的特征。那里有细腻的感受性，特别是《徒然草》中有非常好奇的僧侣的敏锐观察。但是，那种无常感充其量只不过是感伤气氛的问题，并不是值得称为世界观的系统的东西。它既没有对人类与世界系统的理解，也缺乏伦理感情的深度。总之，由《方丈记》、《徒然草》所代表的中世纪文学中没有哲学，没有人的感情深度，在整体上呈现的是感受性异常敏锐的少年的文学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因为将《方丈记》以及《徒然草》作为代表中世纪文学精神的作品，而如果以《叹异抄》译者注：《叹异抄》为镰仓时代的佛书，亲鸾（1173~1262）的言行录。取代《方丈记》，以《正法眼藏隋闻记》译者注：《正法眼藏隋闻记》为日本曹洞宗僧人怀奘（1198~1280）记录的师傅道元（1200~1253）的言行录，六卷，记录于1235~1238年。取代《徒然草》，那么情况就会马上彻底改变。日本文学中没有哲学、没有伦理感情的深度，总之没有人性的深刻展开这些传说在那里大概会立刻瓦解。国学家不把僧侣的文章视为文学，因为有派别上的理由。我认为在信仰自由被长久地广为宣扬的今天，日本的国文学家似乎没有理由沿袭国学家的派别偏见。德国的散文源于马丁R26;路德的《圣经》。法国的散文源于帕斯卡的护教论。哪个国家会有用排斥僧侣和修道院的文章来谈论文学、思想的文学研究家呢？只有日本才有那样的文学研究家，因此只在日本才出现了以幽情为代表的文学、艺术观。那种文学、艺术观既不能适用于极富思辨性的五山文学，也不符合集中关注政治哲学和伦理问题的江户时代的儒家文章，更不能用来说明在《今昔物语》译者注：《今昔物语》为平安末期的民间传说故事集，31卷，作者、成立经过不详。中活生生地得以体现、由狂言译者注：狂言是一种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代代相传、被江户的川柳译者注：川柳是以诙谐、讽刺为主旨的江户时代的杂俳句。以及杂俳句所继承的日本民众的活泼精神。特别是从6世纪的佛像到18世纪的木版画，几乎所有的日本艺术杰作与以幽情为代表的美的范畴没有任何关系。国学者们提出的日本式事物的概念实际上无非是很大一个偏见。他们在探讨日本的文学、思想的时候，牵强地从那里排除外来的因素，为永远的偏见开辟了道路。回想起来，盲目排外的思想危害这个国家的人心的事例并不少见…… 但是，对以幽情为代表的偏见的确立负有责任的不仅仅是国学家。国学家通过牵强地排除外来因素制造了偏见，而世袭制度和文化的阶级垄断通过排除民众而助长了那种偏见。世袭制度是多么让艺术堕落！它扼杀了原初精神，它将形式固定化，在无聊的规矩上故弄玄虚，最终使艺术成为师傅赚钱的工具。其情形，只要看一看所谓日本趣味的茶道、花道、乐曲之类，我想就会十分清楚。利休译者注：指千利休（1522~1591），安土桃山时代（1568~1600）的茶人，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家流的开山祖。的茶里面大概存在美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极限，那不可能与精神无关。但是，现在的茶道中有茶碗要摆在榻榻米边缘的某处诸如此类的极为繁琐的规矩，那些规矩与美学、与精神都没有任何关系，仅仅只有生意上的目的。规矩越繁琐，熟记越要花工夫，有钱人家的闺秀也相应地要长期跟师傅学艺，因此相应地要多付学费。茶道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想花道以及其他也处于相似的状态。江户时代以后的诗歌就已经存在这样的倾向。另外，以所谓日本画以及园林艺术为例，也可以看出世袭制度与艺术家的地位等级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让艺术堕落。作家以及作品的地位一旦作为权威确立下来，谁都不会对它进行怀疑，也不会重新对它进行探讨。这样一来，便出现了这样一种事态：有大师存在，大师下面有弟子，大师下面的弟子又分几个层次，其秩序不可动摇，而与他们工作业绩的好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