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试读：残暴的权欲

1957年下半年，当尼基塔·谢尔盖维奇·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同客人碰杯时，他可真是春风满面。他在少年时代当过猪倌，一天赚两个戈比。如今，他已成为苏联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掌握了最高权力。他已经击败了最后一个争权的对手，这时正兴高采烈，信心百倍地对来宾中的一群西方记者热情地讲述一则寓言。 “从前”，赫鲁晓夫开始说道，“有几个人被关在监狱里，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是地位卑微的小个子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文化程度不高，名字叫宾雅”。赫鲁晓夫接着说，“大家决定选一个头头，负责分发食品、茶叶和烟丝。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人掌权。他轻蔑地提出，倒不如推选地位低下的宾雅，大家果然照办了。不久，大家决定挖一条直通监狱墙外的地道越狱逃走。但是大伙儿心里都明白，狱守会向第一个越狱的人开枪，因而没有人愿意带头”。“突然”，赫鲁晓夫逐渐提高了嗓门，“可怜的小个子犹太人宾雅站出来说：‘同志们，你们既然以民主方式推选我当了你们的头头，那我就带头先走吧。’” “故事的寓意是”，赫鲁晓人接着说，“一个人不管出身多么低微，一旦被选到一个岗位上，他是能够称职的”。这位苏联领导人停顿了片刻，又说：“那个小个子宾雅就是我。” 正如所有的比喻那样，宾雅的故事在某些方面是确切的，但有些地方则容易使人误解。当然，赫鲁晓夫既不是通过民主方式当选的，也不是勉勉强强被推上领导岗位的。四十年来，他两面三刀，横行霸道，杀气腾腾，施尽阴谋诡计，终于奋力爬上了苏联最高的权力宝座。宾雅从卑微的出身爬到当权地位的过程，远不如赫鲁晓夫那样惊人。赫鲁晓夫于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当过猪倌、采煤工和管道安装工。他在20来岁以前，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在他的一生事业中，他一向被同事及世人所低估。1957年在他牢固地掌握权力之后，谁要是还无视或贬低这位农民沙皇，谁就得倒霉。 尼基塔·赫鲁晓夫富有惊人的幽默感、敏捷的才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以及残暴的权欲，在这些方面，我所见到过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能同他相比。他个人的成败对改变二次大战以后的历史进程起了更为显著和更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是他建筑了柏林墙——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座为了禁锢人民，而不是为了抵御敌人建造的墙。 是他如此残暴地镇压了匈牙利反抗共产党统治的人民暴动，因而我在1956年指责他为“布达佩斯的屠夫”。 是他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甚至在他决定后退，撤出核导弹时，还迫使美国保证从希腊和土耳其撤出美国导弹，并不再支持那些可能威胁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的安乐窝的人。 是他在黑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动了巨大攻势，企图通过他的走卒帕特里斯·卢蒙巴接管刚果。 是他使苏联大规模扩充战略核武器，使苏联从古巴导弹危机时期同美国一比十五的不利地位转变为今天这样相当显著的有利地位。 是他同肯尼迪总统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消除了笼罩在苏联上空的斯大林主义的神秘气氛，并采取重要步骤，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使苏联朝着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方向前进。 是他揭露了斯大林，从而永远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特别是，他应当对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分裂承担主要责任。这次分裂是共产主义遭受的最大挫折，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但人们也许不会忘掉他最惨重的失败——失去了中国。 在我见到过的所有领导人中，我与赫鲁晓夫的意见分歧最大，然而，我对他能如此有效但十分粗暴地行使权力常常情不自禁地感到佩服。许多人会同意说他是魔鬼的化身，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他是一个危险的、能干的魔鬼。 1953年当赫鲁晓夫在苏联高级领导层中初露头角时，我正担任副总统的职务。西方世界里许多人很快对他作出了评价，然而，他们对他的初步印象往往离实际有十万八千里之远。他们对像斯大林那样严肃但秘密地在幕后操纵、控制事物的苏联领导人比较习惯。但是，身材粗胖的赫鲁晓夫一跳上政治舞台中心，就不拘行止、言谈失检、夸夸其谈，完全打破了过去的模式，这使许多人不拿他当一回事。 《生活》杂志称他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新闻周刊》的一位专栏作家赠予他“庸庸碌碌的公务员”、“一匹普普通通的役马”的绰号，《时代》杂志则称他为“硬提拔起来的人”，意思是尽管他缺乏教养和训练，却是被形势“推上来了”。西方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赫鲁晓夫连给斯大林擦皮鞋都不配，更不用说接替他的职务了。当他首次出国去贝尔格莱德时，他的一举一动很不利于改善他的形象。他粗鲁无礼，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国际社交界中显得格格不入。新闻界喜欢描述他狂饮作乐的姿态，并且写道，同斯大林相比，他只是一个待不长久的无足轻重的人物。 那些比较关心外交政策，但又一知半解的华盛顿社交界人士，乃至一些职业外交官，也都低估了赫鲁晓夫。其中有一个人当时对我说，他对赫鲁晓夫评价不高，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太贪杯，而且“俄语讲得不好”。这些观察家们压根儿就不了解，尽管赫鲁晓夫讲起话来句法混乱，衣着很不入时，趣味粗俗低下，但这些都没有使他在成功地担任领导人方面有所逊色。这些观察家过于注重风度和教育，他们忘了，举止文雅并不能使人成为一位强有力的领导。就政治家而言，关键不在于一个人的外表，而在于他的内涵。一个政治家的个人外表无论多么美好，如果缺乏久经磨炼的内在力量，他就不会成功。 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是一个俄国的克拉霍恩参议员式人物。有一年五·一节举行军事检阅时，苏联的高级领导人都脸无表情地观看部队在他们面前通过。后来，当一中队喷气式战斗机在上空轰鸣时，赫鲁晓夫顿时在检阅台上活跃起来，他拍着尼古拉·布尔加宁总理的肩膀，像一个小男孩看到一套新玩具一般的高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洛托夫看到喷气式飞机时仍冷冰冰地保持着尊严，赫鲁晓夫不像他，但这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在使用这些飞机时会手下留情。 赫鲁晓夫的个性是在斯大林极权时代锻炼出来的。斯大林手下的人员有两种类型：一种人很机灵，另一种人很死板。安东·安东诺夫·奥弗森科在其所著《斯大林时代：暴政的写照》一书中提到，在那个年代，只有那些会运用无情手段的天才和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人，才能生存并晋升到高级领导岗位上去。为了奋力跻身于那个行列，赫鲁晓夫必须十分机智，必须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钢铁般的意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看到了这一点。赫鲁晓夫掌权伊始，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次会议上说：“在共产党那个为生存而残酷斗争的地方，任何一个能幸存下来并上升到高级领导岗位的人，必定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一个危险的敌人。”他的话言之有理。一位眼光敏锐的西方外交官说，赫鲁晓夫外表显得软弱，“内心却坚如钢铁”。 我初次遇见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9年。那时，我去莫斯科主持美国展览会开幕仪式。同年晚些时候他访问美国时，我又同他见了面。 1959年7月，在我动身去莫斯科之前不久，国会通过了自1950年以来国会每年都要通过的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决议中包括了艾森豪威尔发表的声明，要求美国人“研究受苏联支配的各国所处的困境，并且再次表示支持这些被奴役国家人民的正义愿望”。 我从美国抵达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出访波兰回国才一个半小时。波兰人民以冷淡蔑视的态度对待赫鲁晓夫。总的说来，苏联同其卫星国的关系十分紧张。赫鲁晓夫回国后从机场直接前往会场发表讲话，激烈谴责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我的飞机降落以后，我受到了冷淡但不失礼仪的接待。弗罗尔·科兹洛夫副总理致长篇欢迎词，声音很洪亮，但是没有军乐队，没有奏国歌，也没有群众场面。显然，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触到了他们的痛处。 第二天上午十时，我前往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的办公室进行第一次会谈。当我步入他的房间时，赫鲁晓夫正站在远处角落里察看数月前苏联发射的月球卫星的模型。当他把模型放回原处时，在他手里的模型看上去像一个特大号的垒球。 他迈着蹒跚的步子向我走来，身材比我想象的要矮，最多不过五英尺六英寸高。他腰围粗壮、双腿短粗，肩膀是斯达哈诺夫斯达哈诺夫是苏联早期的煤矿工人，劳动模范。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开展的劳动竞赛以他的名字命名。式的，身材矮胖而笨拙。当我们握手让摄影记者照相时，我感觉到这位65岁的苏联领导人很有手劲，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体格健壮、力大如牛的人。 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在场时，赫鲁晓夫友好地同我聊天，他那对敏锐的小眼睛滴溜溜地扫视着房间四周。滚圆的脸庞、厚厚的嘴唇、坚毅的下颌，再加上狮子鼻、高颧骨，显得很生动。赫鲁晓夫对我在大约八个月前在伦敦市政厅所作的讲演倍加赞赏。他表示欢迎我在讲话中提到的那类和平竞赛。接着他挥手示意让摄影记者离开，并用手势请我到一张长会议桌边，在他的座位对面入座。 这时气氛顿时改变了。赫鲁晓夫尖着嗓子，不断用拳头敲打桌子，以激烈的言词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他声称，这是一次严重的“挑衅”，是一项愚蠢的、吓唬人的决议。他要求知道美国下一步是否就要发动战争。“以前苏联政府认为，美国国会决不会通过一项发动战争的决议”，他说，“但现在看来，麦卡锡参议员虽然已死，他的阴魂却不散。正因为如此，苏联必须时刻作好准备”。 我向他解释说，决议只是表达了美国的看法，而不是一项战斗号令。我想接着谈其他问题，但是赫鲁晓夫不愿听。最后，我说：“我们白宫有个规定，在讨论时间拉得很长，而又没有进展时，就中断讨论。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过：‘我们谈这个问题谈腻了，换个话题吧。’也许你我此刻正应当这样做。” 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赫鲁晓夫仍然显得无动于衷，他决心再尝试一次，“我同意总统说的话，我们不该反反复复地谈一个问题”。他说，“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贵国国会为什么要在这样重要的国事访问前夕通过这么一项决议”。说到这里，他怒容满面，大声叫嚷了一番，我意识到他说的是一些粗话，他的译员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他后来担任过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显然觉得很窘迫，他朝卢埃林·汤普森大使看了一眼，汤普森大使懂俄语，正咧着嘴笑。过了几秒钟，译员终于将这句话翻译过来：“这项决议很臭，臭得像马刚拉的屎，没有什么东西比那玩意儿更臭了。” 当译员翻译这句话时，赫鲁晓夫两眼盯着我。我决心以牙还牙，将他一军。我想起给我准备的背景材料中曾提到赫鲁晓夫年轻时当过猪倌。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就知道，马粪常常被用作肥料，但是有一次我们的邻居用了一担猪粪，那可真是臭气熏天。我逼视着赫鲁晓夫的眼睛，以交谈的口气回答说：“恐怕主席说错了，还有一样东西比马粪更臭，那就是猪粪。” 这句话翻译完之后，霎时间赫鲁晓夫太阳穴的青筋似乎立刻就要暴出来，眼看快要大发雷霆了。可是他突然又展颜微笑说：“说得很对。你刚才说我们现在应当谈些别的，也许你说对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你在这里访问期间，还会听到我们谈这项决议的事的。”如果说赫鲁晓夫在其他问题上很少恪守诺言，在这件事情上他倒没有食言。 在我参加的一系列高级会晤中，我很少像1959年那次为同赫鲁晓夫会晤而准备得那样充分。但是自从我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办公室初次会见他之后，我意识到，无论花多大精力做准备工作，都不足以对付尼基塔·赫鲁晓夫。此人全然令人难以捉摸。礼貌、礼仪、日程对他都不起作用。在我访苏期间，他一会儿在作为样板展览的美国电视演播室的摄影机前对我高谈阔论，嘲笑美国；一会儿在美国厨房展览室的洗衣机前以核导弹威胁西方；一会儿又在社交性午宴上，当着惊讶不已的我的夫人、赫鲁晓夫夫人和其他客人的面，进行五个半小时的外交政策辩论。 我每次同他会晤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时，赫鲁晓夫其人的形象总在我脑海中构成一幅写照。他总是处于进攻的地位。他本能地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再加上抑制不住，一心想占对方的便宜，所以在对手面前得寸进尺，并力图压倒任何一个在他面前稍示胆怯的人。他的言谈举止十分丰富多彩，喜欢炫耀自己，尤其在人多的时候更是如此。 他做任何事都预先作好充分准备，在对手面前知己知彼，并以此自豪。由于他足智多谋，善于在走投无路或处于难以立足的困境时迂回周旋、转换话题，因而特别擅长进行辩论。虽然他表面上看来十分容易激动，但讨论重大问题时，我看到他总是头脑清醒、冷静沉着、善于分析。 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赫鲁晓夫既令人发笑，也使人感到茫然不解。1953年，他从斯大林的助手的行列中悄悄向上擢升。到1964年却因出其不意地被同事打倒而骤然从舞台上消失。他掌权时给人们留下了三种不同的形象：一个夸夸其谈的小丑，是近代历史上公开场合醉酒次数最多的俄国领导人；一个投机冒险的务实派，他不愿为教条所约束，但常常心血来潮，企图用“灵丹妙药”，而不是采纳长期的治本的办法来解决本国的问题；一个共产主义极权主义者，他踩着竞争对手和同胞的尸体爬上权势地位，并对反对者使用放逐的手段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最后却成了自己所用手段的牺牲品。 在我同赫鲁晓夫的接触中，我发现他身上小丑的一面又表现出两副面孔。有的时候他会吵吵嚷嚷、兴高采烈、豁达开朗，表现出友好和几乎是迷人的魅力来。他面带笑容，在任何场合都准备说上两句农民谚语。他同我讲话时有时抓住我的衣襟，似乎想借此吸引我的注意力。他常常侧身凑近我，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看是否有人偷听；然后就压低了嗓门，向我透露某些有关苏联军事计划的“秘密”。 有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他面前有很多人的话，他就会变得言行粗鲁、暴跳如雷、盛气凌人，成为他自己独创的高分贝外交的专家。在他对我大喊大叫时，他会站在我对面，用食指捅我的胸部，似乎他嘴上讲的刺人的话还需要配上捅人的动作来加重语气。他往往会像一名机枪手瞄准目标那样，眯起眼睛，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论点，并吐出一大堆夸大、亵渎的言词来。在我们每次会晤结束之后，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在讲究礼貌外交的时代，赫鲁晓夫在盛怒中说的许多话足以挑起一场战争，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些话仅仅使译员脸红而已。 我们参观美国展览会那天，从我们俩在电视演播展览室的表现中，我发现赫鲁晓夫身上小丑的形象，他熟练地施展着表演才能。一位年轻的技术人员提出，要拍摄我们互相致意的镜头，以便在展览会展出期间播放给观众看。开始赫鲁晓夫有点迟疑不决，但当他看到一群苏联工人以后，顿时壮起了胆子，登上讲台对准摄影机讲话，为观众表演起来了。 “美国已经存在多少年了?三百年?”他问我。我回答说，美国大约有一百八十年的历史。“那么，好吧，我们可以说，美国已存在一百八十年了，这就是它所达到的水平，”他说这句话时，举起胳膊朝整个展览大厅挥舞了一下，“我们存在了还不到四十二年，但再过七年，我们就达到美国同样的水平”。观众被他的大吹大擂吸引住了，他们喜形于色的表情似乎对赫鲁晓夫起了鼓舞作用。他接着说：“当我们赶上你们、超过你们时，我们将向你们挥手致意。”他以夸张的手势结束他最后这句奚落美国的话，煞有介事地睁大眼睛回头凝视着后方，用他胖乎乎的小手向他想象中正在向远处消失的美国挥手告别。 如果把赫鲁晓夫其他一些可笑的形象拍摄下来，并汇集成册，不仅饶有兴味，而且很说明问题。这些照片不仅将反映他最出色的一面。也将反映他最糟糕的一面。例如，他可以以自己小丑式的表演来解脱东道主遭遇丢面子时的尴尬。1956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农村时，他乘坐的汽车轮胎瘪了，年已61岁的他，嬉皮笑脸地向59岁的副手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挑战，于是两人在路旁举行起即兴摔跤比赛来。在铁托手下的人修车的时候举行这场逗人嬉笑的比赛，正好给新闻记者们解闷。他们见到这个情景大为吃惊，在发回的电稿中纷纷以两位共产党要人进行路边比赛作为导语，却未就令人难堪的轮胎撒气事加以渲染。 为赫鲁晓夫拍摄的大部分形象都毫不虚夸地表明他是一个无耻之徒。1959年柏林危机期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莫斯科时建议举行外长会晤以解决柏林纠纷。在赫鲁晓夫看来，这种会晤无济于事，因为外长们不掌握必要的决策权。为了说明外长们的地位如何无足轻重，赫鲁晓夫对麦克米伦脱口而出：如果要我的首席外交官安德烈·葛罗米柯脱下裤子坐在冰块上，葛罗米柯也不得不照办。 这不是麦克米伦最后一次听赫鲁晓夫说粗话。1960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建议这个国际组织进行几项改革，其中包括将总部迁到瑞士、奥地利或者苏联去。在联合国大会拒绝了他的建议之后，他开始对其他代表无理取闹，在他们发言时大声叫嚷并发出笑声。麦克米伦讲话时，赫鲁晓夫的粗鲁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位苏联领导人当着几乎全世界各国代表的面，脱下一只鞋，把它当作木槌一般在桌子上砰砰敲打。 赫鲁晓夫是个笨拙无能的家伙，是俄国老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土疙瘩。一个典型的沙俄时代脾气暴躁、言语啰唆的农民。虽然他的小丑表演自然而逼真，但只有在需要时他才充当小丑。他以举止随便、信口开河为策略。 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苏联的实力远不如美国，赫鲁晓夫试图以意志力来补偿军力上的不足。他进行核恫吓，并且宣称“你们的子孙后代将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以使西方害怕苏联的威力。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并没有被他所骗，但他的好战言论使许多公众认为，尽管他口称要“和平共处”，但对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手软。 1956年赫鲁晓夫在访问英国时所发表的讲话十分典型。他告诉听众说，他在车队行进途中看到有几个人对他的访问表示抗议，还特别注意到有一个人向他挥舞拳头。“我以这个手势回敬，”他说着，为了增强效果也挥动着拳头，“我们互相都懂得对方的意思”。听众哄堂大笑，但是赫鲁晓夫又平静地说道：“我想提醒那个人，过去也有人试图以这种方式对我们说话……希特勒曾对我们挥舞过拳头，可是他现在已经躺倒在坟墓里。难道现在我们不该变得聪明一些，彼此不要再挥动拳头吗?” 赫鲁晓夫也许将作为某种务实主义者被载入史册。他不是那种能够死记硬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乃至每个标点符号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他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并对此有必胜的信念；但他只是在星期日才在理论的祭坛前顶礼膜拜。我很难想象他当真会把马克思厚厚的三大册《资本论》全部读完。在这方面，他和斯大林大不相同，斯大林博览群书，写过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著作。 赫鲁晓夫对自己的务实主义感到非常自豪。有一次他和我一起谈论副总理弗罗尔·科兹洛夫，科兹洛夫去纽约主持苏联展览会开幕式时我曾出面欢迎过他。他是个政府官员，驯服地紧跟党的路线的每一个曲折变化。赫鲁晓夫以明显的轻蔑口吻说：“科兹洛夫同志是个没出息的共产党员。”赫鲁晓夫自己也是个不可救药的共产党员，但他不愿受教条的束缚。 他经常谴责马列主义的“宣传家们”，认为他们是一些“背诵”在当代“一个戈比都不值”的过时理论的“鹦鹉”。有一次他声称，“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能够复活的话，他们会嘲笑这些书呆子和引经据典的人，因为这些人不研究现代社会，去创造性地发展理论，而都企图在经典著作中找到一段关于如何管理机器与拖拉机站的引语。” 他对共产主义理论原则的信仰不是通过自己学习获得的，而是出于他的本能。他的脑海中装着从共产主义思想衍生的各种陈规俗套，但很少注意那些复杂的细节。他并不赞成斯大林关于“如果理论和实践不一致，就改变实践”的论调。但是，他从不错过机会去促进他的事业，或者如他所说的，“推动一下历史”。 在我访苏期间，赫鲁晓夫兴致很浓，邀我在莫斯科河上乘船游览。他先后八次停船同正在附近游泳的人握手致意，并且大声地问他们：“你们受到奴役了吗?你们是奴隶吗?”这些正在游泳的人显然都是共产党的高层人士，他们齐声回答，“没有，不是”。于是他用胳膊捅捅我的胸部，大声说：“请看我们受奴役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当时，苏联新闻记者将他的话全部记录下来了。我们上岸时，只见赫鲁晓夫眉开眼笑。我对他说，“你知道，我实在佩服你，你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宣传”。“不，不，我并不是在作宣传，我讲的是事实”，他反驳说。然而在他一生中，只要谎言奏效，他从不讲真话。 我访问苏联期间，赫鲁晓夫一直在兜售关于他说的都是实话的论调。我和我的夫人在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及新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城受到成千上万人的极热烈的欢迎。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俄国人很强壮、勤劳、友好，看来他们绝大多数人都由衷地喜欢美国人。但是，我们每到一个工厂或市场停留时，赫鲁晓夫都安排一个共产党工作人员向我提出—个预先准备好的政治问题。提问者总是走近来向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普通的苏联公民”。然后，他就几乎像背书似的问道：“美国为什么阻挠人们制止原子弹试验?”或者“美国为什么要打仗?”或者“美国为什么要在外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来威胁我们?” 美国驻苏联记者团团长哈里森·索尔兹伯格在《纽约时报》上对赫鲁晓夫指挥的公开诘问概括如下：“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向一些当众提问者宣传言论自由的好处。一位领导人和出现在人群中的挑战者无拘无束地自由交谈——这在苏联生活中是一件十分罕见的事情。向尼克松先生提出问题以及提问者采取的手法竟如此雷同，这表明一切都是上面授意的。” 赫鲁晓夫不受教条束缚，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务实主义者；但奇怪的是，他是个不切实际的务实主义者。他处理苏联问题的态度正如一个不顾后果的赌徒对待赌场中的转盘一般，往往只凭心血来潮而不是深思熟虑。他不讲究战略，只凭预感行事，他大胆放任地将自己的资产孤注一掷，结果往往空手而归。 他思维敏捷，但行动更为迅速，常常让行动走在思想的前面。他喜欢采取冒险行动，力图一举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推行了一个又一个宏伟的计划。他下令在边远地区开垦大片土地，结果被尘暴毁坏殆尽。他扩大饲料玉米的种植面积，结果因土壤不适宜而浪费了数千公顷的土地。他赞成使用钢筋混凝土和预制构件修造房屋，却忽视了增产水泥。 赫鲁晓夫自吹自擂说，通过执行这些和其他类似的计划，苏联将在七年内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但是我同50年代曾去苏联访问过的任何人一样，注意到单凭苏联原始的交通运输网这一点就足以表明赫鲁晓夫的话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赫鲁晓夫真诚地想使苏联繁荣昌盛起来。但是他不了解，也许了解得不十分透彻，这样做需要具备什么条件。他必须彻底改变苏联整个经济政治体制，采用的方式可能会使共产党放松对人民的控制；这正是他既不愿意去做、又做不到的事。相反，他所寄希望的宏伟规划与其说是经济学家拟定的计划，不如说是魔术师玩弄的戏法。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中的听众发现他这些做法看来没有一项能奏效时，他们很不平静，最后把他猝然推出了政治舞台。他们列举的罪状之一是，他盲目追求“轻率的计划”。赫鲁晓夫曾企图两全其美——既保留完全控制经济的做法，又要争取国家繁荣，结果却两头落空。 夸夸其谈的小丑表演和方向错误的务实精神是赫鲁晓夫个性的重要一面，但是同他初次较量以后，我发现他实质上还有极权主义的一面，而且表现得很充分。他那双冷峻的深蓝色眼睛里常常射出冷酷无情的目光，即使在他情绪高涨的时候这种目光也隐约可见。当他要强调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变得乌黑乌黑。 似乎有点奇怪的是，他身上极权主义的一面也明显地反映在他的幽默之中。他在外交招待会上讲的笑话，常常确凿无疑地包含着讥讽。他开的许多玩笑，多数是有关俄国早期秘密警察组织契卡的活动。他似乎十分欣赏那些活动，特别是因为契卡和他自己的警察机构明显相似。 他最喜欢讲一个关于在莫斯科检阅军队的老掉牙的笑话。队伍里有个士兵打了个喷嚏，在场的一个契卡军官问是谁打的，要那人站出来，没有人吭声。于是第一排士兵整好队后全部被枪毙了。那个军官再一次问是谁打了喷嚏，还是无人回答。因此第二排战士又被枪毙了。当军官第三次问是谁打了喷嚏的时候，站在后排的一个士兵胆战心惊地小声说：“是我。”那个契卡军官却说，“祝你健康”。 赫鲁晓夫还十分欣赏别人的令人悚然的幽默。1959年的一天，我们在莫斯科郊外赫鲁晓夫的乡间别墅里吃午饭的时候，米高扬评论起斯大林所特有的工作习惯。他说斯大林常常在半夜里召见下级，还说，“现在赫鲁晓夫同志当了总理以后，我们睡得踏实多了”。米高扬装了个鬼脸微微一笑，说：“我想你不要只是从一个方面来理解我这句话，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当时赫鲁晓夫坐在米高扬的对面，听了这句双关语高兴地笑了。 赫鲁晓夫有善于花言巧语地诡辩和强词夺理地反驳的名声。在这方面，盛年时期的丘吉尔可以同他媲美。但是赫鲁晓夫的幽默又不同于丘吉尔，他的幽默往往带有火药味和挑衅性，是咄咄逼人的。与其说是为了逗人发笑，不如说是一种未曾道破的挑战或威胁。丘吉尔很机智，但赫鲁晓夫却十分迟钝。 在赫鲁晓夫看来，幽默是用以打击对方的一根棍子。他因一些农民不向国家交售肉用牲畜而训斥他们时，说他们“是农民，并不是动物园里喂养动物只供人观赏的饲养员”。有人问他，“俄国是否会永远保持共产主义性质?”他说，“除非蝦学会吹口哨”，或者“除非你可以不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耳朵”，否则俄国就不会放弃马列主义。赫鲁晓夫十分厌恶现代艺术。有一次，他在参观美术展览时，一位诗人向他解释说，某些抽象派艺术的“形式主义倾向总有一天会改变的”。他听了很不耐烦，怒气冲冲地回敬道，“驼背到了坟墓里背自然会直的!” 赫鲁晓夫和我在参观美国展览会时，我们刚离开电视演播展览室，他就不断挖苦我当过律师的经历。他的意思是说我总是很不老实而狡黠地玩弄字眼，而他却是个正直的矿工。我们看过美国杂货店展览室后，我对他说起我的父亲曾经营过一家小百货商店，我和我的兄弟在上学期间都在店里干过活。赫鲁晓夫听了把手一挥，以轻蔑的口吻说，“所有的店老板都是贼”。我当即反击说，“偷窃行为到处都有。我上午参观市场时，就看到有人从国营商店里买进了食品还在过秤核对重量”。这一次说得赫鲁晓夫哑口无言，只想换个话题。 赫鲁晓夫很少讲自贬的幽默话，纵然讲也往往是用这种话来说明一个他自己实际上并不相信的论点。在厨房辩论之后，我同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并肩走在一起，他当时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是个挂名的职务。这时赫鲁晓夫走在我们后面，同我们有几步之隔，我招呼他，要他赶上我们。但他却说，“不，你同主席一起走，我知道我的地位”。 人们从赫鲁晓夫不怀好意的诙谐和侮辱人的笑话里，可以粗略地看清这位斯大林的徒弟，向斯大林学习统治方法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极其残酷的领头人斯大林的手下，只有适者才能幸存。那些准备接替斯大林的人必须既无情又机敏。前美国驻苏大使福伊·科勒是个极为难得的第一流的苏联问题专家，他把赫鲁晓夫描绘成俄文Khitryi这个形容词的化身。他写道，“根据词典的解释，这个词的词义是狡猾、狡黠、狡诈、城府很深或诡计多端；但这个词的实际含义远不止此，还意味着肆无忌惮、精明、机灵、足智多谋等。把这些形容词统统加在一起，就是Khitryi赫鲁晓夫。他会根据情况需要，或是阿谀奉承，或是恃强欺弱，常常作为蛊惑人心的政客或机会主义者出现”。 赫鲁晓夫于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当时他24岁。1928年他在基辅任党的低级官员时，乌克兰的共产党领导人拉萨尔·卡冈诺维奇就注意到了他。1929年卡冈诺维奇回莫斯科，把赫鲁晓夫也带走了，让他担任陆军中尉。30年代，这两人在清洗中捞到了大量的好处。他们是比斯大林走得更远的斯大林主义者，因而在政治上青云直上。赫鲁晓夫担任莫斯科地铁工程的监督时，由于在工作中不顾鞋上溅污泥，不怕双手流鲜血，赢得了吃苦耐劳、可以信赖的声誉。就是由于有过这么一段个人经历，他于1938年被任命为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 在苏联没有一项工作比这更艰巨。乌克兰民族主义火焰的余烬仍在闪烁。在斯大林实行集体农庄化的过程中，有数百万乌克兰农民被杀害，因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余烬随时都可能燃烧起来。赫鲁晓夫的任务就是把一切怀有民族主义同情心的人从乌克兰共产党内清除出去，加速乌克兰四千万居民的俄罗斯化和财产公有化，从而把火种扑灭。 赫鲁晓夫在担任斯大林的钦差大臣时，正值大清洗高潮时期。他的前任在六个月内清洗了1937年选举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中70％的中央委员。斯大林为了加快清洗的步伐，就把赫鲁晓夫调去接替他前任的工作。赫鲁晓夫没有辜负他的上司的期望。没有多久，1937年选举的一六六名中央委员只剩下了三名。他还清洗了地方上五分之一的党委书记和数千名普通党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军队入侵乌克兰时，乌克兰人民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把他们奉为解放者，把乌克兰人民从赫鲁晓夫手中解放了出来。在1943年德国占领军挖掘出的九十五座“万人坑”中，发现共有上万具尸体。根据尸体身上的物品可以辨明，死者是1937至1939年间政治清洗的受害者。 1940年在赫鲁晓夫监督下，苏联接管了波兰东部。当时根据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波兰是被分割的。德国进攻苏联之后，赫鲁晓夫任中将，他不担任第一线的军官而是当政委，其任务是确保执行斯大林的命令。战后他又回乌克兰去处决勾结德国人的伪奸。不多久，他向斯大林夸口说，“那些带头的工人中，一半已经被干掉了”。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但他的影响却没有随之消失。在他执政的年代曾协助他进行统治而现在又继承他的人身上所留下的烙印，可以说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斯大林主义的教训是极其简单的。赫鲁晓夫凭直觉意识到，如果他不是处于最高级领导岗位上，或者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他就将成为最高领导手下的牺牲品。智慧给他的启迪是，如果他没有能力去打垮他的敌手，或者他需要他的敌手帮他一起去消灭别人，那么他就得同敌手妥协。经验教他懂得了列宁这样一句话的价值“重要的不是去战胜敌人，而是消灭敌人”。 斯大林去世后不久，立即展开了争当继承人的斗争。赫鲁晓夫在取得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之后，受到主席团其他成员的嘲笑。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把他称作“我们的土豆政治家”。大家知道，卡冈诺维奇对于他从中尉跃升到显赫的地位是不高兴的。总理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斯大林时代十分厉害的外交部长韦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则认为赫鲁晓夫“不称职”。 赫鲁晓夫对这一切都耿耿于怀。他着手利用他得到的职权来伤害他的对手，正如斯大林在30年前对付他的对手一样。赫鲁晓夫一方面熟悉党的一套做法，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掌握时机的天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毅精神以及毫不留情地争权夺利的本领，终于在1957年崭露头角。 他战胜了与之争权的对手。其结果是，斯大林去世以后最令人畏惧的贝利亚被逮捕并遭处决。在赫鲁晓夫的事业中起过最大推动作用的卡冈诺维奇在地方上担任一个没有公开名义的职务。被斯大林指定为接班人的马林科夫在西伯利亚管理一家小发电厂。而莫洛托夫，这位负责谈判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人士，则在外蒙古乌兰巴托同外交官们碰杯。 斯大林主义使赫鲁晓夫在秉性和信仰方面都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他丝毫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不论是出于同他进行权力之争的同事之口，还是出于同他进行辩论的我的口中。如果遇到势均力敌的情况，他会等待时机；当他意识到他处于有利地位时，就步步进逼。 我同他谈论问题时，他总是非常固执、寸步不让、毫无商讨的余地。在他看来，他永远是完全正确的，而我则总是错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谈中我以牙还牙回击他以后，他后退了。但另一方面，因为我没有就他在电视演播展览室里夸夸其谈的话作出反应，他就把我这种克制态度视为软弱而加以充分利用。 他在电视摄像机前作了咄咄逼人的表演之后，我们又去看美国住房展览室。当我们走到中间的过厅察看两边的房间时，他继续向我展开攻势。我们站在厨房展览室前开始讨论，谈洗衣机的问题。他发表了一篇莫名其妙的谈话，说什么为什么洗衣机只有一个型号要比多种型号好。我接着说，“我们比较一下各种洗衣机的优点不是比我们比较火箭的力量更好些吗?难道这不就是你要的那种竞赛吗?” 赫鲁晓夫听到翻译译完这句话后似乎生气了，他用大拇指按在我的胸口大声叫嚷道：“是的，我们就是要这种竞赛；但你们的将军却说你们强大，能摧毁我们。我们也可以让你们瞧点东西，让你们知道知道俄国人的精神。我们是强大的，我们能够战胜你们。就算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拿出点东西让你们瞧瞧。” 他已经提出挑战了。是让他摊牌的时候了。我说，“在我看来，你们是强大的，但我们毕竟也是强大的”，这时我把手指指向他，以引起他的注意，“在今天这个时代，要辩论谁更强大些，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旦爆发战争，我们会两败俱伤”。赫鲁晓夫想一笑了之，对我的论点不予理睬；但是我抓住不放，我接着说，“我希望总理能理解我刚才这句话的全部含义。如果你把你我两个强国中的任何一国逼到要么仰人鼻息、要么奋起作战，此外没有其他选择的境地，那你就是在玩弄世界上最具毁灭性的游戏”。 他猛烈地进行反击，他的情绪有好几次似乎已经到了失去控制的地步。伹是我后来注意到，赫鲁晓夫“从来不发脾气，而是故意利用这种脾气”。这次他耍性子是想使我看起来像个坏蛋。他严肃地告诫我不要威胁他，而且极力否认他本人下过最后通牒。他大声叫嚷，“在我听来像是一种威胁。我们也是强大的。你们想进行威胁，我们会以威胁来对付你们的威胁”。 我说我们这方面从来不会进行威胁。于是他指责我间接地威胁了他。他故意歪曲我的用词，说：“你刚才提到了含义的问题，我没有。我们有办法。我们的办法比你们的好。要竞赛的是你们，是的，是的，是的……” 我说我们十分了解苏联的力量，但我强调指出，在核时代，只有细微的差别，不论哪一方强些，都没有意义。赫鲁晓夫很快意识到运用这些办法捞不到更多的好处，因而想结束这场辩论。他半心半意地说，“我们要同一切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和平和友好的关系”。 赫鲁晓夫性格中最本质的特点是多疑。我们离开住房展览室以后，百事可乐国际部总经理唐纳德·肯德尔给他端来一杯该公司生产的饮料。他以怀疑的眼光瞧着杯子不喝，等我先喝。我刚喝了一口，他就把这杯饮料一饮而尽。 我同赫鲁晓夫在所谓“厨房辩论”中进行的较量使我认识到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残暴的极权主义者。他从来不满足于各讲各的讨论。他不是凭借他的论点的逻辑性或雄辩之词，而是施展他夸夸其谈的本领和威吓人的气势，硬挑起争论来压我屈服，逼我保持沉默。 我对赫鲁晓夫性格的这种概括，在有些人看来可能过于苛刻。他们清楚地记得赫鲁晓夫开创了对审查制度稍加放松的所谓“解冻”时代，他还揭露了斯大林时代不公正的滥杀人的情况。但是这两件事都不能否定他的性格特征，相反却使其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在“解冻”时期，赫鲁晓夫容许文艺在表现形式上有更大的自由，但是他自己却保留着什么该批判、什么不该批判的决定权。斯大林时代的许多恐怖事件遭到了攻击，但那些延续到赫鲁晓夫时代的事件却不受攻击了。赫鲁晓夫严格实施文艺方面的规定，他知道要是给了知识分子一点自由，要防止其滚雪球似地不断扩大是很困难的。有一次，他对一批作家说，1956年如果匈牙利政府干脆打死几个挑起不满的作家，那场革命本来是可以制止的。他绷着脸，两眼盯着这些作家说，如果苏联发生类似的情况，“我是不会手软的”。 同样，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并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道德败坏的新事例，而是一场预谋的政治赌博的一部分。赫鲁晓夫讲话字斟句酌，从不谴责斯大林残忍。他以赞许的口吻提到列宁说过的“无情地、毫不犹豫地采取最为激烈的方法”。他竟然把斯大林清洗“右倾分子”称作他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之一。他谴责的只是可能与他的政敌有牵连的那些罪行。实际上，他通过歪曲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历史来推动自己发动的大清洗运动。 已被驱逐出境的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揭发说，当赫鲁晓夫在一次共产党会议上发言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时，听众席中有人给他递了一张条子，问他，“当时你在哪里?”赫鲁晓夫在扩音器里念了这张条子，并大声说，“这张条子是谁写的?请站出来!”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显然这个人不打算站出来。“好吧!”赫鲁晓夫决心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那时，我就在你现在待的地方。” 这段故事可能不足为信。不管它是真是假，它尖锐地说明，虽然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但他基本保留了斯大林主义的制度。虽然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人民的头脑中驱除出去了，伹并没有把斯大林主义从他自己身上清除掉。 我们在厨房展览室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赫鲁晓夫一转眼又成了宴会上友好的主人。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一次午宴上，他要我们同他一起按照俄国的风俗把香槟酒的酒杯往火炉里扔。他也不再坚持要我们在剩下的几天访问期间乘坐俄国飞机，而允许我们乘坐自己的飞机了。 这些事例说明赫鲁晓夫为了缓和气氛改变了态度。他在实质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在私人交往中却可以十分慷慨大方。他认为，如果在私人交往中大方些，因而在讨论重大问题时可以赢得一点优势的话，那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他的所作所为生动地证明：个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不一定有助于改善国家关系——这是政治家治国的一条颠扑不破的准则。 赫鲁晓夫知道，这种私人交往都是装点门面的。要说以亲切和蔼的态度和个人魅力作为斗争手段，那么，作为历史上最冷酷无情的领袖之一的约瑟夫·斯大林可能是最有办法的。在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的时候，我更体会到哈里·杜鲁门为什么有一次把斯大林称为“好老乔”“乔”为约瑟夫的爱称。。然而这种故意装出来的热情态度丝毫不意味着他们将随之作出实质性的让步。 赫鲁晓夫在美国大使为他举行的正式晚宴上继续向我施展他的魅力。晚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非常生动而具体地描述起俄国农村的旖旎风光。他突然提议我们立即动身去欣赏乡村景色。按照日程，我们应该在翌日上午前往他的别墅，但他很快安排我们在晚宴结束后就乘坐汽车踏上二十二英里的旅途，以便我们能在那里待一整天。 当轿车在寂静的公路上朝着赫鲁晓夫的夏季别墅疾驰的时候，我为能离开沉闷单调的莫斯科而感到快慰。我透过车窗领略夜景，回想起苏联首都毫无特色的市容，不禁寻思：与共产主义相联系的色彩不应当是红色，而应当是灰色。 赫鲁晓夫的夏季别墅坐落在莫斯科周围的密林中。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这所房子是沙皇的夏宫，红色沙皇们接管政权若干年之后归斯大林所有。后来赫鲁晓夫登上宝座后，又转给了赫鲁晓夫。这所别墅是我所见到的最豪华的建筑，面积比白宫还大，四周是保持着原样的庭院和花园。一边还有大理石的台阶通往莫斯科河。我想，布尔什维克从从事地下革命的艰苦岁月到现在，经历了一条十分漫长的道路。 将近正午时分，赫鲁晓夫同他的夫人乘车前来。他炫耀着身上一件非常惹人注目的绣花衬衫，他就像豪华游艇上的公关经理，具有充沛的精力和无比的热情，他拉我们排成一行照相，然后把我引到一条游船上，在莫斯科河上游览。后来我们回别墅同夫人们共进午餐。我估计饭后我们将离开那里去进行正式会谈。 赫鲁晓夫把我们带到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种植的高大的桦树和松树林里。在浓密的树荫下放着一张长桌，桌上摆满了各种精美的俄国食品、烈性酒和饮料。虽然赫鲁晓夫素有饮酒海量的名声，但他只品尝了一些伏特加酒和葡萄酒。他十分喜爱佳肴名酒。但正如传闻所说，他始终是自己脾气的主人而不是自己脾气的奴仆，他这次完全是饮酒取乐，毫不影响办正事。在整整一下午的长时间会谈里，他头脑始终非常清醒。 开始进餐时的谈话十分轻松、热烈。上第一道菜时，米高扬副总理开始同坐在他对面、赫鲁晓夫旁边的我的夫人讲话。这时，苏联总理打断了米高扬的话，他训斥说：“注意，你这个诡计多端的亚美尼亚人，尼克松夫人是属于我的。你老老实实待在桌子那一边吧!”接着他用手指头在桌子中央划一道线，宣称：“这儿是铁幕，你别越过它。” 与此同时，我同赫鲁晓夫夫人谈得很愉快。这位苏联领导人没有企图对她实行礼仪上的控制。她同她丈夫一样，精力充沛，但不像她丈夫那样粗鲁。她那溢于言表、讨人喜欢的热情态度同赫鲁晓夫的严峻举止形成了对照。她不像丈夫那样没有教养，她有高雅的爱好，如古典音乐、芭蕾舞、法国和俄国文学等，而且在谈论这方面的问题时，显出她的知识相当丰富。 在头几道菜里有一盘非常精美的菜，那是西伯利亚的冻白鱼。鱼是生的，切成细条，上面撒上精盐和胡椒面，还有蒜泥。“这是斯大林最爱吃的菜，”赫鲁晓夫劝我尝尝，“他说吃这种鱼对他身体很有好处”。他要了两份，我决定也来它两份。 过了一会儿，招待员撤换盘子准备上下一道菜，这时赫鲁晓夫把谈话内容从外交寒暄骤然转到了严肃的军事问题。他开始吹嘘苏联导弹的威力和准确程度，并列举了载荷量和射程的统计数字。但接着他压低了嗓门，带着近乎遗憾的口吻说，大约一个月以前，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偏离了航线，飞向了阿拉斯加。赫鲁晓夫说，虽然这枚导弹没有携带弹头，而且最终掉到了海里，但他当时非常担心，万一落在美国领土上，就会闹出事来。 赫鲁晓夫越说越高兴，手舞足蹈地做出各种姿势，连铜管乐队的指挥也会对此钦佩不已。有时为了制止别人说话，他会像拍苍蝇一样，急速而轻巧地弹弹手。如果不能如愿，他会说上一句农民的土话来顶掉别人的话。他觉得听腻了对方的论点时，就会很不耐烦地抬眼仰望天空。当他要强调一个问题时，他总是伸出手臂，手指微屈，似乎抓住了昭然若揭的真理。当他生气的时候，总是举起双臂来回挥动，似乎要求乐队演奏的声音高一些。 我问他是否因导弹命中率提高而计划将其取代轰炸机。他回答说：“我们几乎已停止生产轰炸机了，因为导弹的命中率要高得多，而且不受人的过失和情绪的影响。人常常因为情绪波动而不能把炸弹投中预定的目标，但对导弹你就不必操这份心了。” 他说他为全世界的海军感到遗憾。因为除了潜艇之外，海军舰只对导弹来说只不过是“坐以待毙的目标”而已，而且在未来的战争中，它们只能充当“鲨鱼的食物”。我问及他的潜艇规划。赫鲁晓夫回答说：“我们能制造多少艘潜艇，就制造多少艘。”这时，米高扬给他使了一个警告的眼色，并说：“主席的意思是我们为了防御目的，需要多少艘潜艇，就制造多少艘。” 当我问到苏联水下发射导弹所用固体燃料的研制情况时，赫鲁晓夫假装不懂。他说，“唷，这是个技术问题，我没法谈”。一位个人说了算的政府首脑，竟然还有没法谈的问题，我的夫人对此感到十分惊讶。这时米高扬又一次出来为他的上级解围。他说，“赫鲁晓夫主席要做的事太多了，即使他有三头六臂也不够用，因此需要我们这些人帮助他”。 于是我对赫鲁晓夫说，他夸大军事力量，会使国际紧张局势得不到缓和的，也不能通过谈判达成持久的协议。他似乎已同意收敛这种做法。但过了十秒钟，他又反悔了。他说他在火箭方面占优势，说要防御导弹是不可能的。接着他又笑着提到他讲过的关于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两人之间的辩论。据他说，这个笑话当时在英国流传很广，悲观主义者说只需要六颗原子弹就能消灭英国，而乐观主义者却硬说需要九颗到十颗。 我把话题转到苏联力图颠覆非共产党国家政府的问题。我告诉他说，我希望他不要天真地以为，克里姆林宫在给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发指示，美国毫不知情。我接着指出，他在波兰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就宣布过要支持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 他回答道，“我们是反对对个人实行恐怖的。但是如果我们支持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起义，那是另一个问题了”。他补充说，如果“资产阶级”不肯和平投降，就有必要进行暴力革命。 “换句话说，你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被奴役的’，因而他们被解放是合理的，是吗?”我问他。 他说“被奴役”这个词很粗俗，根本不科学。他还说，如果苏联支持一个国家内部的真正革命，这不算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 我质问他，1958年，我和我夫人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时，遭受了共产党领导的暴徒袭击，为什么苏联报刊大加赞许？赫鲁晓夫一时不知所措。于是他侧身用低沉和激动的声音说：“我们有句谚语说，‘你是我的客人，但是真理是我的母亲’，因而我将回答你提出的这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你是那里的人民表示义愤的目标。他们的行为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而是针对美国的政策，针对你们美国失败的政策的。” 我指出，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同革命者的热情一结合，那是很危险的。我还说，如果他不能做到万分小心，事态会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我还对他说，他应该同艾森豪威尔会晤，并在互有得失的基础上讨论东西方之间的分歧问题，我还强调了双方都应该作出让步。我说：“你口口声声说美国永远是错的，而苏联从来都是对的，这样做是不会赢得和平的。” 这再次激怒了他。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一篇关于柏林问题的长篇演说，几乎讲了一个小时，我一点都插不上嘴。当赫鲁晓夫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力图弄清楚他的立场有没有谈判的余地。我问他：“假如坐在你对面的我是美国的总统，而不是副总统，那么你的立场是否也这样一成不变，甚至连总统的话都不想听吗?” 赫鲁晓夫说，这个问题提得“合理”，但他只能回答苏联不能接受的是什么东西。他于是干脆说，不管开不开首脑会议，他决不能允许西柏林的占领制度永久化。他要挟说，如果满足不了他的条件，那超级大国之间就有可能发生对抗。 我告诉他，不要指望艾森豪威尔总统会只是为了在苏联提案上签名而去参加首脑会议。他似乎同意这个说法，在整整一个下午头一次作了小小的让步。但他接着又说，他“宁愿去打猎，打野鸭子”，也不能单单为了批准美国的提案而去出席首脑会议。这时，他显然没有兴趣继续争论下去了，大家都似乎有点头昏脑涨了。不多一会儿，他站起身来表示午餐已经结束——从开始入座到这时已经五个多小时了。 赫鲁晓夫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异常充沛、训练有素、具有惊人的耐心。他很像一个体魄强壮但技术不高的拳击手，他稳健地站在那里，一边发出口头攻击，一边准备接受向他袭来的口头攻击，一点也不放松。他低头躲闪，并不断移动身体，寻找机会出击、连续出拳，或屈臂上击，试探我的防守的力量，力图赢得一分，或削弱我的防守，或把我击倒。如果某一个论点说不通，他就变换另一个论点。如果失败了，他再试第三次、第四次。如果我把他逼到场地角落，他或是摇摇晃晃走过来，或是从场地外边窜过来，改变话题。他是玩弄那套拳术的能手，从来不让我划定辩论的范围，总是把我的问题加以重新解释，使之对他有利。后来，当汤普森大使谈起这点时过于客气。他说道：“在拳击场地里，他们有一名重量级运动员，我们也有一名重量级运动员。两人打了个平局。” 当我们的飞机从莫斯科飞往华沙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沮丧的感觉，因为我意识到，苏联人民——其中大多数人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几乎肯定是永远无法摆脱令人窒息的沉重压迫的。但即使如此，我很快就明白赫鲁晓夫为什么对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如此敏感。 当我们的车队开出巴比采机场时，我就觉察到，华沙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波兰的仪仗队是走俄国式的正步接受检阅的，当我们的汽车经过时，仪仗队向我们鼓掌欢呼。我不禁想到，赫鲁晓夫必须重新考虑，如果同西方打仗，是否能依靠这些人。波兰政府生怕有人把我这次受到的欢迎同仅仅几天之前赫鲁晓夫受到的冷遇做对比，所以没有公布我们车队行进的路线。但是，“自由欧洲”电台广播了，这个消息犹如野火一般迅速传开了。 我和我的夫人多年来出访各国，如1953年在东京，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1971年在马德里，1974年在开罗，曾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但没有一次像我们那天在华沙那样受到如此热烈的自发的欢迎。估计有二十五万人挤在人行道两旁并拥向街头，一次又一次地拦住我们的车队。有人喊叫，有人歌唱，还有许多人欢呼。 人们将数以百计的花束扔进我的汽车和我夫人的汽车里，甚至也扔进跟随在我们后边的新闻记者的汽车里。有人对那些挤进人群的新闻记者说：“这次用的花都是我们自己买的。”赫鲁晓夫来访时，波兰政府宣布放假一天，派车把孩子们和政府工作人员送到车队经过的沿途，并给他们买了花，让他们在“自发”表示欢迎时往车里扔。许多人将那天的花留待欢迎我们时用。当我们的汽车在华沙街道上缓慢行驶的时候，人们高呼：“美国万岁!”高唱“祝你长寿”歌。 因为有了这一次经历，所以1980年几百万波兰人一拥而起反对共产主义时，我没有感到意外。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国政府在将其统治领域扩大到其他国家方面如此成功，也没有一国政府在赢得那些国家人民的赞许方面失败得如此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