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与大国》试读：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1975年10月，我作为联邦总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当时，毛泽东曾简洁地对我说：“我知道苏联将如何发展：将爆发一场战争。”施密特和我国领导人的谈话内容均未核对——编者我表示了异议。我虽然不想排除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在西方保持足够的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我认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大可能的。然而，毛坚持他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赞成他的观点。 四年以后，即1979年10月，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来到波恩，他对上述预言有分寸地作了补充：“中国将尽一切努力推迟战争的爆发。” 几乎是我访问毛泽东10年之后，1984年9~10月，我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邓小平以回忆我们几年前的谈话作为会谈的开始。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突然直爽地说：“你当时不同意我们对形势的估计，你是对的。” 真的是我对了吗?这10年的历史表面上看，确实证明我是对的。但是，我当时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点将来是否也能正确呢?为了阻止一场世界大战，我们——在北京、华盛顿、莫斯科和欧洲必须做些什么?应该避免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不仅想维持和平，而且要把它巩固下来，我们应当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这就是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一再讨论的问题。和毛泽东时期不同，中国人今天在谈论这些问题时要现实得多，不那么教条主义了。在北京和波恩之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相反，在某些领域里已经发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因此，对政治问题交换意见，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因为有双边的利害冲突，我们反复讨论这个问题：苏联想干什么?它的实力有多大?莫斯科相信自己能有多大的能力?美国和欧洲能否构成足够的抗衡力量? 中国对苏联沿共同边界部署了强大的军队感到不安，对一个强大的欧洲有强烈的兴趣。对此它毫不掩饰，而且直言不讳。而欧洲由于受到苏联的威胁，对中国也感兴趣，从北京这方面说，它想通过西方，特别是美国，当然也想通过欧洲，来减轻苏联的压力。反过来，西方也珍视中国对苏联力量的牵制作用。尼克松是从中得出战略性结论并结束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长达20年之久的敌视态度的第一位政治家。 在这期间，这第二个共产主义大国正在势不可挡地上升为世界强国，尽管这一进程只能很缓慢地完成。由此，可以形成一种实力三角，一种可能比过去40年的两极世界更为稳定的格局。在这方面，最重要的问题包括：亚洲将如何发展?特别是东南亚和远东将如何发展?中国在这一地区将起什么作用?日本又将扮演什么角色?莫斯科和华盛顿对亚洲太平洋这一大区域产生什么影响? 由于人们对中国内外的真实形势十分没有把握，就产生了是否有一个稳定的实力三角问题。美国人、欧洲人和俄国人对中国及其内部的发展趋势都同样缺乏足够的了解。中国的经济能否取得成功?稳定性和可靠性是否将最终取代一再出现新的革命的、唯意志论的或者是感情用事的运动？中国内政和经济发展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如同欧洲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和欧洲团结问题对我的中国谈话伙伴一样重要。 我从1969年出任国防部长以来，就经常研究这些问题。1971年，我曾敦促维利·勃兰特建立波恩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1972年秋，早在美国采取这一步骤之前很久，这种外交关系就建立了。在我被任命为联邦总理之后，周恩来邀请我访问中国。但当这次访问于1975年秋成行时，周已重病缠身，我已不能见到他。副总理邓小平代替他做东道主。 邓小平在机场以仪仗队迎接我，一群身穿彩色服装的孩子欢快地呼喊着口号，挥舞黑、红、黄三色小旗。姑娘们佩戴着纸做的长条飘带和花，手里拿着花束，另一些姑娘们在头发上别着颜色各异的发卡。这是中国的传统。关于邓小平，《科隆市导报》当时写道：“人们认为，邓有时可以毫不客气地批驳一个不全神贯注的、离开话题和思想开小差的谈判对手。联邦总理按理应当喜欢这位已70高龄、看起来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却是很有权威的人物。”不错，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北京先是给我一个出乎意料的“非中国”的印象。一条从东到西、又长又宽的长安大街显然是在战后年代穿过北京老城修起来的，它把城市分成南北两半。昔日的“紫禁城”就在市中心。由花园、大殿和宫殿组成的这座建筑群，正好位于长安街的北侧，对面是天安门广场，广场与东西两侧的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连接成一个松散的整体。 政府各部和其他行政机关的大建筑物更多是斯大林主义的建筑风格，只是隐隐约约地表现出某些中国传统风格的因素，像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首都的很多战后建筑一样，难看而单调。但是，大街上无法想象的巨大人流，上下班高峰时成千上万辆晚上不亮车灯的自行车，还有那街旁一行行的白杨和梧桐，居民楼阳台上数不清的花盆，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一幅生气勃勃和亲切舒适的景象，尽管这种景象对我们是陌生的。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千篇一律的、相当难看的、蓝色或灰色的服装，但他们不像莫斯科人那样表现出一副毫无表情的难以接近的面孔。 几小时以后，我们注意到，尽管人们穿的都是制服，但还是可以看出等级差别。比如，毛泽东穿着一套毛丝混纺的细料做的灰色制服，比较高级的干部也穿着料子较好的合体的衣服。军队制服当时没有任何肩章，但从上衣胸前的口袋里露出的圆珠笔可以辨认出是个军官，这支笔好像是必须佩带似的。尤其突出的是，大街上、办公室和工厂里的妇女穿着风格一致的衣服。妇女和姑娘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身穿蓝色的布料服，配以粗糙的布鞋。口红、烫发和其他任何一种化妆打扮都显然是不允许的。不过，身份高的妇女必定也有口红，因为我夫人在她的卧室里发现总有二三十种各色的化妆品，还有多种香精和香水，而且显然都是中国生产的，抑或是从香港进口的。 在这几天里，我们见到的妇女肯定有几千人，她们都留短发，只有很小的女孩偶尔有梳辫子的。在修路工地上，她们用镐头和铲子从事着部分是很沉重的劳动。运输垃圾、沙子、水泥和石头的工具是秸秆和柳条编织的大筐，这些都是用肩挑的。这时，我想起了“蓝色的蚂蚁”一词，确实，有时我们有一种大街上人多如蚂蚁的印象。 正式会谈结束以后，我们有机会仔细参观故宫：这是一座由很多厅状大殿组成的建筑群，大殿前都有宽大的露天台阶，上面刻着想象中的动物形象。大殿的外墙漆着类似“庞贝”庞贝是意大利的古城遗迹，在那不勒斯附近——译者那样的绛色，弧形和凸出形状的屋顶覆盖着深黄色的瓦片，向外伸展。在内院周围，分布着成百个小的厢房。宫内点缀着湖水、小桥、树木、花园，使这些建筑布局显得轻松。主人给我们看了有2000年历史的御笔水彩画，出于气候的原因，这些画只能在秋天短短的几天中拿出来供人欣赏。上面画着各种小鸟、燕雀、金鸡，特别是一些茂盛的李树和梅花，还有湖水和小溪。水中激荡的波浪使我顿时想起了德国表现主义艺术流派。中国过去数百年的园林建筑艺术留下了宏大而和谐、轻松而对称的形象。当时我想，江青发动了一场疯狂的破坏性狂飙运动，使许许多多无法估价的珍贵文物成为牺牲品，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故宫和天安门未遭这个厄运，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呀! 当然，我们在那些日子里也参观了明陵和游览了中国的伟大建筑长城。我们是在单调的秋天景色中驱车前往的。爬上长城是很费劲的，但在长城顶上散一回步，你就会感到费这劲是值得的。这里的景色无可比拟：顺着丘陵和山谷远望，雄伟壮观的长城在风景如画的大自然中起伏蜿蜒，直到它在布景般的山峦云雾中消失为止。这使我想起了中国的水彩画，在那些画面上，山岭像这里一样重峦叠嶂。长城的景色超出了我一切期望，它使我更加敬佩已有四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老文化。几年以后，当我在西安参观上千个兵马俑时，以及接着去杭州西湖周围参观佛教庙宇时，我也同样为之倾倒。 这个大国富有传统的文化也表现在正式宴会上。人们围着圆桌而坐，桌子的中央装饰着假花，品种各异，五彩缤纷。宴会上众多道菜肴的摆法和上菜的方式似乎更多是从美学角度而不是从饮食角度来考虑的；桌上摆满由水萝卜、胡萝卜雕刻的艺术性很高的造型，有蝴蝶和小鸟。宴会的高潮是一道特殊的沙拉，盛沙拉的器皿用西瓜皮制作：瓜皮用雕刻复杂的图案点缀着，使亮晶晶的瓜肉露了出来。桌子的中心是一盆装饰得十分华丽的活灵活现的小金鱼，尾鳍长而透明，像是餐桌上的一个“名胜”，这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用餐时的吧嗒声和啜饮时的响声我们也不习惯，而在中国却是很通常的事。 人们以小盘子盛菜，吃完一道更换一次盘子，唯有筷子在整个宴会中是不换的。当然，我们不屑使用所提供的刀叉，也用筷子吃饭，我们在飞机上稍稍练习过。当我的手指显得太笨拙时，邓小平感到很有趣，帮助我纠正手指的姿势。服务小姐不断送上来的热毛巾确实是一种享受。致祝酒词后，邓围着桌子和每一位客人碰杯，用茅台“干杯!”作为欧洲人，你开始时还得习惯一下这种高粱酒的味道。我们的一位警卫带了一瓶茅台在衣箱里溢出了，散发出强烈的气味，这位可怜的人被大家狠狠地嘲讽了一番。 吃饭过程中，一个中国乐队演奏德国音乐。我清楚地记得演奏了《大门前的水井》这个曲子。宴会结束是通过扩音器宣布的。中国客人把剩下的水果点心带回家去。不言而喻，我们在德国大使馆举行“回请”时，也作了很大的努力。我们从国内带来吕贝克的杏仁巧克力，还为装饰餐桌运来了德国的插花。不过，这些花在飞行途中有些凋谢，我们不得不把花浸在我们大使馆的澡盆里，使它保持新鲜。 1975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远没有消除。我非常担心极端狂热分子的过火行为可能继续破坏几千年来留下的珍贵遗产。我们曾听到和读到过很多关于过去几年的荒唐做法和残暴行为。我们理解到，毛发动了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目的是阻止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巩固他统治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但是，除了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一场戏之外，我们并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我感到这出戏不过是一些通俗的修辞，是由节奏清晰的音乐、配有舞蹈动作的杂技、耀眼的舞台布景和木槌式的宣传组成。 毛主席的空前支配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我的每一位谈话伙伴都援引毛此前不久对我讲过的话。他们讲话时——邓小平也如此——没有一次是讲自己的思想，而仅仅是解释和详细说明毛的完整谈话的中心和背景。显然这在世界各地组织周密的政府中都是相似的，但除了礼萨·巴列维国王和另外一个人之外，我还从未在任何地方见到过如此无条件地遵从国家元首的情况。 这一点可能同当时党内派别和集团的斗争有关。周恩来已危在旦夕，毛本人的去世似乎也并非是遥远的事。也许这些谈判对手这样表现，为的是掩饰他们的思想，以便不至于在即将来临的权力之争中出现对他们不利的结局，以后追究他们的责任，甚或惩罚他们。然而，1976年4月，邓还是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当时还是伟大主席的语录红宝书盛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