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丑陋的日本人》试读：《菊与刀》的典型歪曲

    《菊与刀》是战后美军占领期间诞生的名着,其享誉甚高。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可以说是欧美人攒造歪曲的"日本人论"的典型。     这本由美国着名女性文化人类学家露丝 ? 本尼迪克特  1(Ruth Benedict)所着的书,1946 年刚一出版,就博得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至今已出版销售超过百万册,成为长盛不衰的畅销书。单从这一点看,就足见其影响力之巨大。     有人评价说,这是日本历史上由外国人撰写的有关"日本人论"的最权威、最全面的作品。这本书在战后,作为"经典名着",得以广泛流传,不仅对日本,而且对世界各地的"日本人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连在中国,这个曾经将日本文化当作二流文化而鄙视的国家,《菊与刀》也作为研究者和知识分子认识日本的最高范本而备受推崇。     在战后开始不久,陷于沉重的战败阴影中的日本人认为,比起我们日本人是谁,找到诸如日本人该怎样,为何会挑起战争却又吞下败北苦果的"依据"更为必要。由是,日本人便开始迫切地寻求着外部关于这种"依据"的论证。     但是,今天,当我们重读一下《菊与刀》便可以发现,这本书不用说在学术层面了,即使是在一般意义上,其中的谬误也随处可见。     首先,本尼迪克特在日本学研究方面并非专业。她非但从来没有学过日语,就是在日本史方面也缺乏正确的修养与知识。从她的书中,可以找出很多资料分析上的错误。其次,由于缺乏历史知识,她把明治以前与当时的日本人的民族性混为一谈,认为这些就是日本国民性的一般特征。     "八紘一宇" 1是明治以前日本国学界的一种理想,只不过后来被当时的军部利用了而已。而她便以此断言日本人好战。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     她错误的认为"义理人情"是日本人所独有的行为方式。而实际上,这类现象在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中是共通的。     其次,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田野调查(现场调查访问),但是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涉及过。她的调查仅仅是以战前西方人写的日本见闻、旅行记为中心,再加上对旅美第一代日本人的访谈,仅此而已。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就连她这种研究态度、研究方法都值得怀疑。虽然她是一个专业的文化人类学家,但是就日本学研究来讲,我们只能说她是不够资格的。     再者,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其写作这本书的缘由与目的。实际上,这本书是美军制定对日作战、占领政策的重要文献来源。本尼迪克特是 1944 年受美国情报机关的委托,而开始此书的写作。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研究假定日本战败,日本人会怎样对待美国的占领政策,再者就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美国式的改造,进而如何支配日本。这种"日本人论"完全是作为高明的政治手段——洗脑的一个环节而产生的。     本尼迪克特利用权威学者的有利条件,塑造出了具有"耻感文化"、"矛盾性格,容易失控"等特点的日本人形象。然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都是与客观现实极端背离的"怪论"。     引人注目的"耻感文化",是与西方的"罪感文化"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在道德和精神上,对自己所发动的战争,以及对战败会觉得"耻"。     最后,她还从宿命论的角度,认为日本人"容易暴怒"的性格,必然会走向战争,即将日本人发动战争的原因归结为这种好战的性格。但是,对于最为关键的历史及世界形势,她却几乎没有做比较分析。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对学者来说就是不正常的,更何况其背后还有明显为政治服务的嫌疑。     这就是一流学者所犯下的"罪"。     本尼迪克特作为权威的文化人类学者,虽然其高唱着"文化相对主义",但很明显的是,她从一开始就对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特性抱有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先见之念。这种观念来源于日本人是有色人种,日本人比西方人落后,比西方人低劣的偏见。     关于这一点,前些年去世的美国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代表学者克利福德 ? 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其着作《文化的解读》中已经给出论述。     格尔茨评价说,《菊与刀》即使是在本尼迪克特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内,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作品。他指出:"本尼迪克特作品具有伟大的独创性(这自不待言,是由战争中其情报宣传活动的任务决定的),以及一种就连很多对此书持强烈批判观点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力量。原因就在于,她并不是通过缓解日本人与我们之间,即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世界的人之间观念上的差异,而恰恰相反,她是要通过强调这种差异来试图揭开日本与日本人之谜。在这本书中,她将我们所熟知的文化与我们想像不到的未知文化进行对比,并且使这种对比达到了顶点。"     格尔茨毫不姑息地指出,就好像美洲印第安人与美拉尼西亚人的相遇,是为完全迥异的民族之间的遭遇做的准备活动一样,《菊与刀》通过不断想像别人是如何如何与我们不同,对差异进行了极端的比较。     格尔茨还说,作为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是个极端特殊的例子,是与人类学的研究相左的。他批判道,本尼迪克特是通过设立一种对立图式,即我们与他们,在要么完全相信、要么彻底怀疑的二者选一的主旨指导下,从大杂烩般的信息中(由传说、电影、对政治避难的日本人及俘虏的采访、学术着作、报纸报道、广播、古文书类、小说、议会演说、军队的机密情报构成)进行筛选,而不是通过调查得出结论。这就有点像聋子,先通过对超乎人类想像的对象进行想像,之后便得出诸如"是有些奇怪"的结论,并且还依靠想像对业已存在的问题展开论述。     格尔茨对《菊与刀》的特点做了如下结论性的分析。     因为这本书中所涉及到的思想与政治的关系(因为写的时候是在战争中及战争结束不久,可以称之为"思想与政治的关系"),本尼迪克特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着作从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水平提高到学术的高度。这种做法不是人类学家该做的事,而是由心理学者、宣传活动分析家、谍报专家、计划制定者共同承担的事。换句话说,"这些人就是穿着军装的学者集团"。格尔茨对本尼迪克特以及其周围的人这样讽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