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大战》试读：导言：一次大战和被遗忘的中国

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前面无所不有，人们前面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 不久前，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指出，20世纪的法国有"两大困扰"，一是如何处理法德关系，二是如何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自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蒙受巨大的困惑：即如何作为平等成员融入国际社会。尽管人们能从不同的角度及路径来研究中国历史，但中国人对平等融入国际社会的执着无疑是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关键。从根本上说，国人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强烈关注影响到中国对自身、外部世界、中外关系和国家认同的理解。 我们还认为，20世纪中国发生的诸多革命和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密切相关，还受到这一愿望的推动（我称此为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在此种意义上讲，也可将其视为伏尔泰的"革命世纪"的自然延伸。1925年3月11日，一向被共产党人誉为革命先驱的孙中山在临终前留下一份简明扼要的政治遗嘱，这份遗嘱既是对孙中山一生政治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国民党人的垂训。遗嘱说：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继续努力。 在孙中山看来，革命是只要推翻满清王朝或实行三民主义；他更为关注中国的国际地位。孙中山的许多政敌可能并不赞同他的革命理论，然而他们大都接受孙逸仙努力获得国际承认以巩固其革命的信念。因此，如果我们把20世纪称为"中国的革命世纪"，那么中国的历次剧变就像1789年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一样--两者都聚焦于国内政治和对世界输出革命经验--不仅进行国内政治斗争，而且还旨在将中国以新国家的面貌推向世界，加入民族国家的阵营。 看看中国人对国际声誉、民族自豪以及历史上的挫折的过分关注，许多今天貌似孤立且非政治性的事件就能理解了。几年前北京申奥成功引发的举国震动就是例证。对中国人而言，奥运会不只是一次体育盛会，还有深远的内涵。中国人将承办奥运视为中华民族获得国际承认的漫长征途上的确据，是中国摆脱"屈辱的百年"、成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象征。由于这种强烈的情感期待，在1993年北京初次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败给悉尼时，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感觉西方还是视中国为三流国家，并阴谋阻挠中国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故而，当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举国将其视为中国获得国际承认的重要一步。2001年7月13日的晚上（投票公布的当日）被次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13亿中国人民的不眠之夜。"据《纽约时报》报道，申奥成功次日，北京许多人唱着国歌来庆祝那一重大喜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中国人对举办奥运的热情，表明中国人争取国际平等和为国争光的愿望渊源有自。然而，这种鲜明而又根深蒂固的关注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在什么环境下形成的？这种热情可否追溯到某个能使它化为行动的特定历史事件抑或至少能从中获得认同？尽管很少有学者关注上述问题，但是这对人们理解中国史和世界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在中国力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种爱国激情已经初露锋芒。 中国与一战：世界史上被遗忘的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激发中国人参与国际事务的兴趣，并引起国人对自身与世界进行重新反思？本书旨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而言如何成为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时刻，如何成为一个影响中国人世界观的转折点等问题。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一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但是它在许多难以预料的方面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如此重要，那么历史研究者为何迄今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为何对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尚付阙如呢？无论是哪种语言文字的著作，都没有从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参战问题，这是为何？显然,就在历史学者普遍冷落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的课题时，学术界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成果却汗牛充栋，并且公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许多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都在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看起来，历史学者已经挖空心思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研究，已往的研究著作既有高屋建瓴的论述，也有微观层面的个案考察。其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为数不少的优秀著作，比如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社会影响的研究，以及有关一战期间欧洲的代沟问题研究。如同亨利·梅（HenryMay）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象征着美国"无知时代的终结"，近来还有学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意味着西班牙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学术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兴趣依然方兴未艾。 虽然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但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几乎无人涉猎或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比如著名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Keegan）在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新论》中就完全忽略了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再如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悲怆》也没有提及中国，尽管论述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有助于尼氏著作的说服力。难怪柯伟林（WilliamC.Kirby）指出"人们可以阅读到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量历史书籍，但未能明了中国曾经参战的历史事实。"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为什么至今还找不到可以与罗伯特·沃尔（RobertWohl）的开创性著作《1914年的一代》相媲美的有关中国公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反应的研究？像戴维·肯尼迪（DavidKennedy）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社会》解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社会影响的精辟论述一样，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系统研究，何时才能问世？类似弗雷德里克·迪金森（FrederickDickinson）的《日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书的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版本，如今何在？ 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尚留许多重要问题没有解决。这一时期果真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政治混乱的军阀时期，其间中国的外交是如此没有作为，乃至受到其它大国的推动才被迫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怎样？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何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中国人参与国际事务的兴趣？最后，参战经历是怎样塑造了中国的国家认同，并促进中国的国际化？所有这些问题势必通过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予以仔细的探讨。 固然，早期的中华民国国力虚弱而且内政混乱。中国在国际体系里一直被边缘化，而且国内政治结构不稳定。但上述事实并不能证实那种传统的观点，也就是说，中国外交无所作为或没有改变现状的动机。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当强国普遍依靠非外交的方式时，弱国会特别注重外交，因为这也许是改善或保护其国家利益的唯一手段。有时辉煌的外交成就恰恰是因为国力的软弱而非国家的强大。在拿破仑失败后，塔列朗（CharlesMauricedeTalleyrand）时代的法国就是一个杰出的事例。由于塔列朗的出色外交，这个战败未久的法国不仅确保了领土的完整，甚至得以跻身世界强国行列。 传统观点还认为，中国与欧战事实上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说法也不恰当。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并被德国和英国等欧洲诸国分割成许多利益范围，无论如何注定是要被拖入战争的。因此，中国主动参战是更为有利。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抛弃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并几次主动要求参战。虽然中国一直到1917年8月才成功参战，但是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反映了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就开始对本国国际地位的重新思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也许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但是所取得的外交成就则是卓而不凡。最近，柯伟林有公允的论述，他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成就非凡，尽管当时中国的国力虚弱的令人难以置信。"柯伟林认为，"清朝虽然覆灭，但清帝国的疆域依然保留。更准确的说，清帝国版图就是中华民国的疆域基础。这也许是中华民国外交的最大功绩。"可以认为，早期中华民国为这一骄人的外交功绩奠定了基础。在民国初年，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捍卫中国国家主权的重大外交举措，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人们将难以完全领会柯伟林的观点，如果不能认识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进行的新国际主义外交，这一时期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渡阶段。[5] 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族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在忍受政治混乱、经济萧条和社会苦难，这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激动、希望、期待、乐观和许多新梦想的时期。这一时期好比中国古代史上的战国时期以及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里的革命年代。各种思想观念、政治理论和国家认同的方略相互激荡，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思想、社会、文化和知识方面的创新，并催生出强大的变革力量。各种新观念、历史学说甚至是阻挠第一次世界大战进步的反动因素也大量涌现，并充斥于全国的新式印刷媒体中。各种新的政治观念（国家主义而非儒家学说；民族国家代替文化主义），欧美留学生，积极进取的新资产阶级（而非传统士绅和官僚），公共领域的出现和现代印刷媒体，尤其是变化中的国际体系本身，所有这一切共同推动了中国的复兴。在确定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方向以及寻求国家认同的努力上，公众舆论动员和社会知识精英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此前，中国人对参与国际事务从未显示出如此浓厚的兴趣，也未打算实行旨在振兴国家的新式外交以及加入国际社会。不幸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一贯遭遇致使国人的热情、活力和梦想都消失殆尽。 国际史与中国国家认同研究 如果采用国际史视角研究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上述问题。著名史学家入江昭（AkiraIriye）和韩德（MichaelHunt）等人所使用的国际史方法，似乎比传统的研究方法更可取，他们已在这个较为新颖的研究分支领域取得出色的成绩。[6]入江昭指出，国际史不像传统的外交史，它尽力"超越国家的分析视角而把全世界作为一个研究框架。"而且由于国际关系实质上是"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互动，"所以研究这些体系间的关系必须考虑"特定体系内部的本质特征，同时考察它们是如何影响各个文化体系之间的互动。"换句话说，国际史的研究方法除注重传统的外交史研究思路外，还关注宏观的历史，强调文化和社会因素。它研究国际上大国体制与特定的文化理念之间的关系，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民族理想与集体失望的关系，再次借用入江昭的话说，它研究国际事务是"根据梦想、抱负和其它人类意识表现。"这种方法强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内政与外交之间的联系，看上去是更可靠的研究指针，借此可以重新认识中国对两大世界秩序体系关系的处理：强调文化道德因素的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和主要依靠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西方世界秩序观。 因此，我们分析中国积极参战的历史背景将着眼于过去常被忽略的中国外交的思想因素，从而理解中国是怎样受到世界秩序的整体影响，以及参与创建这一世界秩序的贡献。国际史视角也强调了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之间的联系。 如果有一种新方法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与欧战关系的认识，那么国家认同和国际化视角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一位11世纪的著名诗人苏东坡曾写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简单的说，人们无法认识庐山的真面目，假如他（她）只待在这座山里的话。换言之，为了认识真理，我们必须超越问题本身。国家认同和国际化的问题意识为我们了解中国在20世纪初期的世界地位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研究视角。要理解中国的民族情绪，内外政策，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和自我认同，关键是认识国人对中国复兴和成为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的渴望。[7]由关注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化进程和寻求新的国家认同而激发的热情意味着饱偿屈辱和担心殖民化加深的中国人在新世纪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梦想而毅然前进。 "国家认同"观念对历史学家来说是相对新鲜的词汇，尽管社会学家尤其是心理学家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广泛使用"认同"一词。心理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Erikson）也许是使认同这个话语流行起来的最重要人物。他把认同定义为"某种促使同一性和一致性的主观体验。"就像通常说的自我认同是关于个体是谁和个体如何定位自我，国家认同意味着一国与他国如何交往及关于本国国际地位的认知。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Smith）指出，"自我确认和定位"的过程，"在许多方面，都是国家认同的关键。" 然而，如同寻常的认同一样，国家认同也是多维度的，模糊不清的，而且是难以界定的。认同的确切涵义将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同，而且学者们对如何恰当的界定这一词汇还没有达成共识。从事认同研究的多数学者认为，国家认同在一定意义上属于文化认同，内容包括共同的传统、历史以及国籍。国家认同的基本特征是文化、传统以及国家对自身世界地位的自我评价等内容。如果国家在这些方面有问题，那么国家势必要面临认同危机。 根据现有的认同学说，我们发现中国自1895年以后就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已经历巨大的文化变革和社会转型，[8]从而根本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关于自身和世界的观念。新中国决定创建新的国家认同，洗刷以往的痛苦经历，反思固有的世界秩序观。现在，中国要求加入由西方主宰的世界新体系，这个国际体系本身当时也正发生着历史性的变迁。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许多中国人出于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担忧，开始认真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语言甚至儒家文明的价值。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也都成为时人反思的对象。在许多方面，1895年前后的中国失去了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要理解1895年后的中国，尤其是对外关系，国家认同危机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有多种理由说明寻求新的国家认同是至关重要的。首先，中国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饱尝痛苦的屈辱和外交孤立。国人出于对新中国的渴望，开始认真思考何谓中国人以及中国该如何发展。再者，国际化的梦想与国内的变革紧密相关。从国际史的角度看，国家认同的观念则是嫁接中国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的桥梁。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如果国家认同和国际化是我们考察中国的便利视角，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似乎是研究国家认同问题的一个特别恰当的时段。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期而遇，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中国不管愿意与否都要与外国交往。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重新调整她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动力和机遇，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得以参战并进而跻身于国际社会。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仅正好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亦如詹姆斯·乔（JamesJoll）所说，它也标志着国际舞台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纪元的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传统世界秩序的崩溃和世界新秩序的到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它激励中国人渴望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9]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外交以及国民对自身的认识。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寻求国家认同和努力提高国际地位上是一个分水岭，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留下了永久的遗产，也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中国人关于世界秩序和西方的观念。假若中国在将来再受到列强的不公正待遇，那么中国在战后和平会议上所遭受的冤屈将被再次诉说。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余波深刻的影响了现代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感情。 中国的极度衰弱和内政混乱说明中国要求加入和改变国际体系的动机是何其强烈。辛亥革命的发生也促使中国人把注意力转向国际体系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中国社会政治精英而言，堪称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重大国际事件，并激发他们的想象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大为兴奋和着迷。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看起来没有对中国自身造成直接性的影响，但是中国人世界观的转变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许多破坏性力量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舞台。我将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研究近代中国创建国家认同的视角，并进而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中国的国际化，这将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外交目标。 在研究中国如何通过参战重新加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我也将尽力探究中国关于西方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根源，中国新式外交的缘起以及中国要求加入并改变国际体系所产生的影响。 我关注的焦点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而是把它作为考察中国进行蜕变、复兴和转型的参照系。我认为中国人因为急于改变传统的孤立主义世界观，欧战才所以被认为是中国加入世界新秩序的绝好机会。传统观点认为中国是因外力的缘故才被动地参战，我则认为中国领导者慎重地利用时势主动地参战。 不同于传统外交史，本文关注中华民族的心态、情态、灵感、理想和挫折。当欧战爆发时，沃尔所谓的欧洲"1914年的一代"的中国同辈对交战国而言是一支鲜明的生力军。他们与欧洲人民生死与共，同舟共济。然而，中国精英并不像欧洲的同辈那样"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他们决心彻底改造中国的面貌。[10]他们向"旧的"霸权--旧文化、旧传统和旧认同发起文化战争。他们都是中国政治文化变革的先驱，他们推动了中国的伟大转型。有了这群中国人，中国不再是"荒漠"，而是一个充满生机、希望和新的国家认同的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与世界都是悲剧和悖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过就是一部充满悲剧、悖论和矛盾的历史。约翰·基根坦率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谜，它的起源和过程都令人不可思议。"列强都是以捍卫国家主权，保卫国土以及各种所谓的原则之名而参战。基根写道，"条约原则也许有毁灭之虞，正是国际条约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把英国拖入战争，然而，英国最终为捍卫这个原则而得不偿失。"为了这个原则，"法国的参战却对其国家的福祉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如基根所言，为了坚持安全互助条约的原则，"（德俄）两国政府解体，安全因此变得毫无意义。单纯的国家利益，奥地利的冲动，以及挑起战争的最初藉口，随着哈布斯堡帝国的覆灭，随之证明都是如此没有任何意义。"尼尔·弗格森甚至干脆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可怕的错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到头来得不偿失；确实，胜利的代价是如此之大，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得到的只是一场空。"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比悲剧还惨，其悲剧性在于我们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无法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近代史上最大的错误（原文就是斜体字）。" 美国也没有逃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悖论。美国参战的名义是"用战争结束一切战争，"这个天真的想法终因战争的恐怖和随后的二战悲剧而惨痛地失望起来。尽管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积极鼓吹创建世界新秩序和国际联盟，但由于命运的嘲弄，美国没有加入国联，因为国会不赞成威尔逊的主张，而且没有批准巴黎和约。[11]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主要交战国中间造成了悖论和矛盾，那么中国的参战也不例外。中国的参战热情源自她的受害者心理。然而，那些曾经欺压中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势力也对中国的参战起到推动作用。中国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以达到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现代国家主义观念存在的基础是中国渴望加入世界，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和强大的国家，这种国家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的革命、内部革新以及国家的转型。然而，现代国家主义观念也压抑了曾经是中华文明标志的传统价值观，并且破坏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活力就在于她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融合了政治性的民族主义（politicalnationalism）、文化上的不拘俗套(culturaliconoclasm)和外交上的国际主义路线(diplomaticinternationalism)。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外交超越了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之间的通常界限。就中国而言，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相得益彰，而且两者在事实上都是中国人世界新秩序观念的重要内容。然而，中国的国际主义与世界现实存在冲突。当中国向西方全心全意地学习并力图进行自我变革之际，中国为建设成一个新型的现代国家所付出的努力却因政府的财政腐败而受挫。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财政腐败又是列强造成的，列强通过各种赔偿、危害性的贷款和许多束缚中国发展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负担。列强还对中国坚持不懈的要求成为国际体系的平等成员进行百般地阻挠；他们阻挠中国收复山东主权，并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对中国施以高压手段。 中国急于参战的原因之一就是防止日本侵略。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劲敌。然而，中国为何要与日本一同参战？这是由于中国的策略性选择--中国必须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战后和平会议，这是捍卫中国利益的最佳选择。中国关注的国际地位问题是理解这个看似矛盾的行为的关键所在。在此意义上，中德"宣战"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两国没有交战而德国也不是中国预料中的敌人。德国只是中国实现伟大外交战略蓝图的替罪羊或者说是工具。事实上，德国是中国潜在的友邦，因为它帮助中国登上世界舞台。[12] 一旦中国决定参战，便为实现这个参战目标而竭尽全力。比如，中国政府派往法国的华工就是为了补充英法两国的人力资源。早在1915年，"以工代兵"计划就已经在酝酿，其目的就是把中国与协约国的战争命运联系在一起，那时中国还没有正式确定是否要参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大量华工在欧洲与协约国并肩战斗。而且他们大都牺牲在战场附近。在此意义上，正是这些目不识丁的农民成为中国致力于创建新的国家认同的前驱。他们的血汗、牺牲和生命为中国外交官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国际承认、为中国登上世界舞台和实现国际化提供了重要的凭借。 在此背景下，当中国最终正式参战时，自然怀有许多参战目标：短期目标是获得协约国的财政援助、收复山东主权以及德奥利益范围；长期目标就是中国要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但是当中国正式参战时，列强已经与日本签署一系列秘密条约，这些秘密条约将严重破坏中国的参战计划和参战目标。换句话说，当中国最终获得实现其目标的手段（参战）时，这些目标基本上已经被列强牺牲掉。 中国许多参战目标落空不仅是由于国际体系的排斥，更重要的原因是参战计划引起国内政治的混乱。像国务总理段琪瑞这样重要的政治人物，虽然他支持中国参战，然而他最终却防碍了中国参战。参战对中国而言被视为一次良机，然而，段琪瑞内阁的混乱却使这一机会演变成政治闹剧。北京政府对参战政策的辩论带来严重后果：国会因此被解散，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双方辞职，甚至导致内战爆发。 其它领导者如康有为和孙中山在中国的参战问题上也都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尽管康有为早年的学生梁启超是主张中国参战的有力人物，但是康有为本人在1917年却反对中国参战。然而，在中国参战以后，康有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世界新秩序，尤其是所谓的国联充满了憧憬，他为此很激动，并且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重写他早年有关大同的著作；现在，他认为世界新秩序将造福于中国和世界。孙中山的事例更具有讽刺性。诚然，在中国的国际化和激励国人致力于使中国加入国际社会方面，孙中山曾发挥重要作用。[13]但是在1917年，孙中山极力反对段祺瑞的参战政策，他认为参战是错误的抉择。颇为有趣的是，北京政府对德宣战之际，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也跟着对德宣战。为何如此前后矛盾，竟然出现如此多的反常行为？ 这种悖论并非只发生在中国的政治家身上。比如，威尔逊在中国的形象也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在1917年到1918年间被誉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但是到所谓的巴黎和会的背叛以后，他就变成"威大炮"。威尔逊有关世界新秩序的十四点计划(fourteen-pointblueprint)被中国媒体尖刻地挖苦为"14＝0"。 尽管北京政府的参战政策严重地扰乱了中国的内政，然而参战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令中国在眼前和将来都从中获益匪浅。如果我们赞同基根和弗格森的观点，也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悲剧或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好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却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带来不少积极的影响。中国通过参战得以挽回部分国家主权，并废除德奥庚子赔款，从而部分地洗刷掉中华民族的耻辱。尽管参战所得没有完全达到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参战期望，但是中国至少能够出席战后和平会议，从而使中国的命运引起世界的关注，并且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创建。更何况，中国的参战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与冒牌的敌人德国签署第一个平等条约。假如中国当初没有主动参战，那么所有这些外交成就将无法实现。因此，即使段祺瑞没有决定中国参战，中国的内政也许因此会很稳定；然而，参战政策仍然不失为一次出色的外交抉择，尽管它造成了许多非故意的有时是毁灭性的后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近代史上首次表达了要求平等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并且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有所行动。中国这样做也是为了尽力纠正晚清政府在18和19世纪由于不接纳西方国际体系以及不承认西方列强所犯的近乎致命的错误。这次是西方拒绝接受中国，但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进行了抵抗。中国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成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与西方抗衡的标志。[14]这也是中国公众舆论第一次参与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在中国近代史上，政府的外交政策从未如此深刻地卷入外交事务和公众舆论中。毫无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巴黎，中国人民感受到被出卖的痛苦，因此，这段时期中国人可谓是历经希望破灭、梦想受挫和"胜中有败"。在一定程度上，部分中国人在巴黎和会以后对西方的怨恨继续影响了国人有关和平、发展、安全以及西方本身的认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精英试图建立一个没有包含中国文化传统固有成分的民族国家。他们力图重建中国的国家认同并使其与本国的文明和历史毫无关系。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军阀主义(warlordism)同时共存，成为一个怪异的混合体，这使中国看起来像一个代表不同发展方向的双头怪兽。事实上，这一时期存在着一个双重政策的制定过程：一方是具有现代意识和开放的官僚与社会精英群体，他们竭力使中国加入国际体系；另一方是极端保守派，他们只顾倒行逆施，并为了他们的私利而不惜牺牲中国的前途。由此而导致的双方冲突造成一个僵局，这种局面将新的国家认同的创建工作置于险境，并且使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道路曲折而艰难。 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无知的年代。对国家认同的渴望本身就是中国无知的表征。埃里克森认为，认同意味着着童年期的结束，青春期的成熟和社会化的成功。国家认同也是如此。中国渴望得到国际承认以及与外国交往，但痛恨外国利用中国的软弱，她祈求帮助并急于仿效，所有这些都是不成熟和无知的表现。换言之，国家认同不仅是关于我们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关于我们想成为什么。就中国而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相当悬殊。寻求国家认同颇具浪漫色彩：那些重新创建中国国家认同的人们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都理想化了。 在1890年至1920年间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中国人的命运正处于新中国的无知年代，他们的人生结局又强化了新中国的无知。我们若要了解中国对一般国际事务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应，[15]有必要考察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人的理想和抱负。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这个无知年代(ageofinnocence)的结束，这是由于中国大量精英群体破除了对西方列强的迷信，提高了对自身以及世界问题的认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19年的中国与1914年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其不同之处体现在社会、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这种巨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巴黎和会期间所造成的影响密切相关。今天，中国已进入21世纪，邓小平在1978年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在社会、经济和外交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那时以来，中国的面貌更是日新月异。 诚如孙中山遗嘱所云，革命尚未成功。中国人依然在为维护自身的权利而奋斗，仍然在热切地关注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可谓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本书旨在讨论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开端；中国近代的国际化进程复杂多变，历经坎坷，其结局也非同寻常。至于中国当前的国际化努力，其前途如何，有待来日再论。[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