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忘却的记忆》试读：新发明的专利时代

西方人对毒品的态度从19世纪20年代起发生了改变。在那10年里，德·昆西的《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成为风靡一时的书（最新发现的生物碱吗啡受到医生及其病人的欢迎），围绕对中国鸦片贸易争论激烈。之后，在19世纪40年代，哈希什成为少数浮夸的法国人的日常消遣。他们视自己为独特而危险的精英，把品尝毒品作为自我表现的一种手段。虽然几个服用鸦片者的名声改变了（人们对鸦片的）态度，但欧洲的科学进步、工业化和殖民主义也影响了消费。尤其是，在印度的英国医生对大麻产生了兴趣，从而导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 直到20世纪，非药用拥有毒品才被定为违法（除了从19 世纪70 年代在几个美国城市之外）。然而，在睦邻的看法依然能够有效地规范个人行为的时代（除了在拥挤的城市贫民窟），使用毒品开始被冠以冒犯社会的恶名。早在1814年，鸦片被英国知识界的一人称为"有害毒品"，他目睹鸦片毁了一个朋友：空洞的眼神！病秧秧的面容！蹒跚的脚步！颤抖的手！变形的躯体！"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医学病例研究中，瘾君子被描述为"无法自控的"犯人，他们的"自作自受、自找罪受"不可能有世间幸福的结局。1843年，谈到鸦片的时候，汉学家乔治·斯当顿爵士谴责"出于邪恶的奢侈目的滥用，一种毒品，而它唯一合法的用途是药用"。 1841年英国药物协会的建立，加大了规范国内鸦片供应的可能性，但是，只有1868年《药品和毒品法》的通过才实现了这一目的。1815年东印度鸦片干货的价格大约是每磅三个几尼；土耳其鸦片8个几尼一磅。一格令鸦片等于25滴鸦片酊。药用止痛剂量是一格令或二格令--25或50滴--每6个小时一次。就像18世纪一样，19世纪在英国出售和使用的大部分鸦片来自土耳其。1827年在进口的5万公斤鸦片中，97.2％来自土耳其；1840年进口了2.3万公斤，65.2％来自土耳其，24.6%来自印度，其余来自埃及和法国。东印度鸦片名声不太好，经常掺杂次货。 19世纪初，在一个新兴的机械化环境里，出现了致幻毒品使用的变化，以及对明目张胆地使用毒品的强烈反对。工业化经济为毒品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和前所未有的环境。1839年伦敦一家杂志报道说：现代英国社会，似乎被两种主流情感所支配，一种是对作为世间快乐工具的财富的渴望，一种是对于通向幸福之路的烦恼、悲观和沮丧的不安感。"这些不好感觉的原因很清楚：为生存而斗争的重重困难，拥挤到大城市的大量人口，大脑对一个肮脏行当常规的普遍专注，人要对复杂法律中细微限制的服从等，是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人们不断地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的是钱的问题以及钱的价值问题……不安情绪的盛行，持续不断的焦虑，缺乏各种快乐，特别是缺乏家庭快乐，这些都源自与生存手段有关的重重困难和不确定因素，使脾气变糟，使心堕落，或者让人走上放任沉沦和野蛮之路，或者狂热兴奋之路。 作为对这一新兴机械化时代的世俗化倾向的反应，19世纪初的毒瘾更加意味着罪恶和自掘坟墓。有毒瘾者被视为折磨自己的魔鬼，陷入永恒的诅咒。柯勒律治视毒瘾为罪人地狱般的自我折磨："为地狱里迷人的激情和罪恶所束缚，然而，借正确理解之远望镜，观察和描述天堂，还有通向我同伴之路，该死的"。他认为，地狱就是……一个有病灵魂的状态和自然结果，它自甘堕落，而且还被从前庇护它的器官病所折磨"。这些变化--对人类行为和管制具有长远影响--在欧洲文化中发展变化，享有特权的人服用鸦片通常被信任，而穷人不行。1805年，梅尔维尔勋爵（1742-1811）被指控贪污的时候，他的妻子卧床不起，"仅靠鸦片酊支撑"。 同样，在巴黎，贵妇人们需要用鸦片安慰自己时，不必躲躲藏藏。阿布昂公爵夫人(1785-1838)守寡不开心时就抽鸦片烟。她是拿破仑手下马赫希尔·朱诺的遗孀。马赫希尔·朱诺被流放到伊利里亚省，他曾经派遣两个营的克罗地亚部队赶走杜布罗夫尼克的一只夜莺。后来他跳楼而死。她的沙龙为巴黎的那些才子们所喜爱。"来宾在这里肯定可以遇上所有活着的波拿巴时期的遗老遗少；少数几个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的特色，就像他们的装扮，具有更极端共和的偏见和方式。"烟是对她情感的一种慰藉，而不是过失。梅尔维尔夫人和阿布昂公爵夫人的行为，没人认为是可耻的。但是，人们强烈反对把类似的习惯慢慢地传给穷人。 "服鸦片的习惯在可怕地蔓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1808年哀叹道，"在索普小镇，药商告诉我说，他通常在交易日卖两到三磅鸦片，一加仑鸦片酊--全都卖给劳动阶级--在整个兰开夏郡和约克郡，那是下等社会的人们常要的量。毫无疑问，这需要法律的介入。"然而，对于富人来说，他认为公开宣传比立法更可取。1816年，他对有利于保护高层有毒瘾者的决定表示了极大的愤怒：谁敢以此污蔑威尔伯福斯先生在这一事的名誉？可是，他许多年来一直对此不可缺少。随便找一个有名的药师或医生打听一下，尤其在西城，有关高贵男女中这一祸害的发生的频率。"这个祸害的确害苦了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国王本人也依赖鸦片酊。乔治四世(1762-1830)从一个聪颖、生气勃勃的男孩，长成一个健美的年轻人。值得赞誉的是，他是从一个毫无品味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唯一成功资助建筑和艺术的人。然而，他一切都很奢华，不到30岁便成了一个肥头大耳的酒色之徒。1811年当他仍是威尔士亲王的时候，他用鸦片酊的事就已有名。那年秋季，他的父亲因病无法理政，作为摄政王，他希望增补更多亲臣的努力遭到失败。这时他因奢侈无可挽回地陷入债务之中。后来，到了11月份，他在跳苏格兰高地舞时，扭伤了脚踝。这场事故引发了他身体的全面崩溃。他经常趴在床上，每隔三小时服100滴鸦片酊。侍臣威廉姆·弗里芒特爵士(1766-1850)报告说："他什么也不愿签，跟谁都不谈正事。"虽然亲王的弟弟坎伯兰公爵(1771-1851) 抗议说全是"假装的"。弗里芒特觉得，"他为眼前的一切如此担心和困惑，觉得有必要采取断然措施，他却又深受困扰，全无勇气，完全不知所措。" 亲王身体崩溃的现实，或者说他像奴隶一样依赖鸦片的现实，是毫无疑问的。他深受折磨。他的医生沃尔特·法古哈爵士(1738-1819) 如此说："全身疼痛不堪，以致造成神经过敏，几乎接近神经错乱。"1812年亲王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但是，他的贪食和他的医生不愿违他的意，造成了他的鸦片酊用量断断续续但逐步地增长。1820年继位以后，他的恶习变得毫无节制。他狂饮樱桃白兰地和滥服鸦片酊，对此他的医疗顾问看法不一。威廉·奈顿爵士(1766-1836)认为，鸦片酊"会让他发狂"；亨利·哈福特爵士(1766-1844) 认为，如果不给他鸦片酊，精气会使他发狂；如果不有节制地给他服少量鸦片酊，他就会服更大的量"。这些放荡没有改善他的行为。枢密院书记员查尔斯·格雷维尔(1794-1865)发现他是"一个宠坏的、自私的、可恶的畜生。除了只知道让自己快乐，什么也不知道做"。 1827年国王几乎失明，两眼白内障；痛风使他很难握住笔，一想到内阁会议就令他烦躁不安。例如，他需要服100滴鸦片酊，才能接见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1784-1860)。政客和朝臣们把他那毁人的贪吃，嘲弄而奇妙地编成绕口令。威灵顿1830年4月问道，对于一个病人，你们认为他昨天早饭吃什么？鸽肉牛排馅饼，他吃了两只鸽子和三块牛排，大半瓶莫泽勒酒，一杯干香槟，两杯波尔图葡萄酒，一杯白兰地！前天晚上他服了鸦片酊，早饭前又是鸦片酊，昨晚也是鸦片酊，今早又是鸦片酊！" 两个月之后，国王驾崩。他的首席医生亨利·哈福特爵士后来签署了一份由外科医生本杰明·布罗迪爵士(1783-1862)起草的备忘录，作为反对中国鸦片贸易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份声明等于是对鸦片造成乔治四世身体恶化的一份权威医学评论。"当鸦片被用作医用品的时候，无论它多么有价值"，习惯性服用鸦片具有"最致命的后果--破坏消化器官的正常作用，减弱大脑还有身体功能，使沉溺于鸦片的人成为一个比无用更糟的社会成员"。乔治四世的臣民没有多少人敬佩他。 《时代》（The Times）杂志上的讣文表达了一个19世纪工业化国家的愤怒的不满："永远也无法使他明白金钱的价值"，他从不存钱；令人悲痛的是，国家首脑本应该成为人民的榜样，却过着那样"浪费和挥霍的可鄙生活"。他的肆意挥霍玷污了新兴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浪费的消费者，他体现了"一个发达、富裕、堕落社会孳生的所有罪恶"。《时代》没有屈意奉承他。这份杂志愤怒地说：任何一个人得到同胞的哀伤都比这位去世的国王多。有谁为他流泪？有哪颗心出自内心的悲痛而抽泣一下？" 乔治的恶习，包括鸦片瘾，在一个加速工业化的时代，与欧洲中产者的属性简直不同（鸦片臭名昭著的作用无益于节约或提高生产力）。借用布罗迪和哈福特完全代表19世纪早期态度的诅咒话语，他似乎"比无用更糟糕"。乔治四世那卖弄的鸦片瘾；那在布赖顿的豪华帐篷，蓬上座座宝塔闪耀，类似东方君主的后宫，史学家们低估了他和他这一切对引起英国人反对鸦片所起的作用。然而人们一致认为，一个苏格兰贵族，一个有着非同寻常古老血统的贵族，生活极其贫困，他的死引起的金融纠纷改变了英国人对鸦片的态度。传统上，保险公司用它们的财力划分它们的客户，增强支持或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行为。同样在传统上，它们利用它们的特权地位，试图逃避政策性支付。 一个终身瘾君子（他活到74岁）谈到这个时期时说，所有保险公司都惧怕食鸦片者"，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14家保险商拒绝给我保[人寿]险，仅仅因为我承认自己食鸦片"。他认为，他们的态度就像任何其他偏见一样毫无道理。"喝白兰地成瘾的人不遭拒绝……可是酒精每天都引发危险"。在乔治四世统治期间，一家保险公司明确表示反对鸦片，引起了影响深远的医学辩论。1826年，第三十一世约翰·马伯爵(1772-1828 )，保了3000英镑人寿险，作为一家苏格兰银行借给他钱的抵押。马刚刚继承他父亲的伯爵身份，他祖上的财产就被拆分了。1827年他发现自己已身无分文，这下让他成了卧床不起的遁世人。马已服了30年的鸦片，到这种地步，每天还在买两盎司甚至三盎司鸦片酊。 1828年他死于黄疸和水肿以后，爱丁堡人寿保险公司因获知"伯爵染上食鸦片的恶习，在某种程度上旨在缩短寿命"的消息，拒绝支付保险金。该公司声称，马应该在保险条款生效之前声明他有鸦片瘾，这样他们可以要么拒绝给他保险，要么提高保险费。因此，他们拒绝支付保险金。马的债权人提起诉讼，要求收回他们的3000英镑。他们在法庭上辩论说，他的健康恶化，不是在保险生效之前，不是由于食鸦片，而是后来的事，只是由他的事务陷入绝望状态造成的。他们否认他服用鸦片上瘾，或者是他的健康因此受到伤害"。爱丁堡人寿保险公司输掉了官司，因为他们在办理保险条款的时候，没有细心核实伯爵是否上瘾。但是，一场压抑已久的争论开始迸出火花。 出庭作证的专家包括苏格兰医生兼毒物学家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1797-1882)，他对习惯性服用鸦片与健康和长寿有关表示怀疑。然而，他收集的10个鸦片上瘾者的病史表明（正如他意识到的），食用鸦片者可以活到老年。药理学家乔纳森·佩雷拉(1804-1853)反驳了"大剂量的鸦片，如果口服，是一种剧毒；如果吸食过量，有害健康"，所以适度使用也是有害的观点，以此支持克里斯蒂森的立场。一位伦敦外科医生用他自己的6个病例，进行了反驳，指出"这可恶的鸦片瘾"缩短寿命。其他人认识到，服用鸦片者的健康和寿命，随他们的经济、性情和体质等因素而不同。 威廉·马斯登(1754-1836) 报道说，在苏门答腊的士兵，还有在集市的其他人，他们都过量服用鸦片，"个个显得瘦弱，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放荡不羁。相反，那些黄金商人，属于忙碌的、辛勤工作的一族，他们沉溺于鸦片就像其他人一样没有节制，然而他们仍然是岛上可以遇到的最健康和精力最旺盛的人"。19世纪40年代，一位住在马六甲海峡槟城的英国人猜测，富裕的中国人"生活舒适"，但"由于有毒瘾"寿命不长，毒瘾对那些贫困的人来说害处极大"。医生们非常了解不同的人对鸦片的不同反应。因此，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在服用鸦片酊止胃痛的时候发现60或80滴"非常"不适合他，服后极度不适。相反，80滴对约翰·哈瑞特(1745-1817)"没有任何作用，只是稍微有点头晕"。西蒙斯地区警长试用鸦片酊后说：在国外我见过鸦片的特效；在国内我听说过鸦片的药效；但令我吃惊的是，它对我毫无作用。" 19世纪20年代，比马伯爵事件具有更大文化影响的是《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的发表(先是1821年在一本杂志上连载，第二年出书)。它的作者是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昆西守寡的母亲一手把他养大。他的母亲性情冷漠，对人不屑一顾、心存戒备，一副不许人乱说乱动的样子。他持有会遭报应的宿命观，很容易让那些比较坚强的人看不起，要他承担个人责任就浑身不自在。他的幻想有一点自我精神虐待，导致他自我禁欲。然而最糟糕的是，他在成人以后依然像小孩一样没有自立。他没有自己的生活，而是在很长时间里把日子过得就像跟他母亲唱反调一样。德·昆西1804年犯面部神经痛时第一次服用了鸦片，止痛效果非常明显。之后他不断服用鸦片酊，先是用于止痛，后是用于解脱生活困难和情感困扰；后来把它用于消遣。他定期每周一个晚上在服用鸦片酊之后出席音乐会或听歌剧，他发现这样可以激发对音乐的"愉悦感受"。 这些音乐鸦片夜晚使德·昆西成为最早有意识服用鸦片增强审美乐趣而不是止痛的欧洲人之一。服用麻醉剂的人，有时采取极端的情感态度，或者声称有强烈的情感经历，以掩盖他们在普通情感方面的匮乏。他们热衷于鲜为人知的仪式，以替代常人的责任。有些人喜欢的自我形象是那种在黑暗之地出没的孤独客形象。在大城市中的默默无闻助长了他们的自尊自大，正如鸦片吸食者爱德华·布尔沃－利顿爵士(1803-1873)1872年指出的那样："一个生活在无数人之中的人，除了一个人--他自己之外，从不关心任何人。"正是带着同样的情感，德·昆西在服了鸦片酊之后去考察伦敦的贫民区。在这些考察中，他满足于做一个隐形的观察者，他喜欢那种在人群中的孤独感。他后来居住在爱丁堡的文学才俊之中，被誉为不同凡响的善谈之士；但是，他的崇拜者的企盼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精力。他只有试图用药物来恢复他衰竭的体力和精力。贫困交加，又受自己会遭厄运的想法的折磨，他只有频繁服用鸦片酊。 到了1815年，德·昆西的日服量为320格令(8000滴鸦片酊)，尽管后来有所减少。他的鸦片幻觉引起"隐隐约约的恐惧，只要我醒着，就缠绕着我，挥之不去"。他的噩梦可以追溯到1818年，他对其中一个噩梦的叙述再现了他的罪恶般恐惧。猴子、长尾巴鹦鹉、大冠鹦鹉朝我瞪眼，冲我嘶噪，对我龇牙咧嘴，唧唧喳喳。我跑进塔里，在塔顶、在密室禁锢了无数个世纪。我成为偶像，我变成牧师，我受到膜拜，受到供奉。我穿越亚洲的所有森林，逃脱布拉玛的惩罚。守护神毗湿奴憎恨我，西瓦在等着我。我突然遇见生育之神伊希斯和冥神奥西里斯。他们说，我做了一件壮举，令朱鹭和鳄鱼颤抖。 我活了几千年，死后放入石棺，与木乃伊和狮身人面像一起，葬在永恒金字塔中央的狭窄墓室中。我受到鳄鱼的毒吻，被埋在芦苇和尼罗河的淤泥中，遭受了所有难以表达的失败。1821年，德·昆西回到伦敦，立志重新提笔写作，试图摆脱贫困。他下决心后的第一个成果，便是《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连载发表。首先，创作这些《忏悔录》是为了满足他对钱的迫切需要。随后，德·昆西需要满足（即使不是迎合）那些中产阶级读者的喜好。他的《忏悔录》深受欢迎，正是因为它充分体现了19世纪20年代的精神。 他自己，还有其他人，把钱浪费在不堪回首的过去。他的写作手法为后来想要超越，想要惊世骇俗，或者想要反叛而又不完全放弃时代道德规范的人树立了榜样。特别是，他批判了东方食用鸦片者麻醉自己以求快乐的传统模式。"土耳其食鸦片者，看起来荒唐透顶，像许多骑马雕像一样，坐在圆木上，一副傻相。"相反，他像任何人寿保险商一样，极力提倡提高生产力。在他《忏悔录》的所有自贬之中，明显地，他为一件事而自豪："我们，在英国，比任何国家都可以更绝对地说，不是游手好闲的人。不论贫富，我们人人都有事做。"他以懒惰的西班牙公爵为例，说明"有确凿证据，表明懒惰习惯影响许多代人"；或以意大利农民为例，"他们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游手好闲"。 布尔沃－利顿1846年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劳动是精神的精髓……最无用的人在俱乐部打着哈欠，或者在卡拉布里亚的阳光下数着地毯上的害虫，他们没有任何借口说想要……目的。"同样，他们的鸦片同伴柯勒律治称赞"卓有成效的劳动和很好地使用时间带来的"快乐，猛烈抨击与"可怕的自我惩罚的鸦片恶习"有关的"懒惰"。然而，尽管《忏悔录》悔恨般的自我羞辱，德·昆西未能令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家们满意。他的"病态般的内省习惯"--这种"不断探究自我情感的有害做法"--使他成为"现代作家中最不健康和最不正常的人"。 1859年文学协会这样评价道。问题出在德·昆西像许多其他服用鸦片者一样，有一种常常是不稳定的、突发的、分裂的和不连贯的个性。毒品上瘾的人，很少能符合中产阶级的人格观，即人格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人格要稳定、持久、一致，需要表现出一个真正一致的内我，以证明拥有健康，是一个好公民。到了中叶，根据威廉·德斯·沃克斯爵士（1834-1909）的说法，"一般英国人读了德·昆西的《忏悔录》之后，对鸦片的成见更深了"。虽然沃克斯认为该书令人不满，其他人却被书中病态的呻吟所吸引。 "对某种东西，尤其是对不熟悉的东西有一种病态渴望的"人，一位美国医生，治疗毒瘾的专家说，阅读像德·昆西那样的书，会产生一种渴求……肯定以束缚一生而告终"。法国作家阿尔佛雷德·德·缪塞(1810-1857)出版了翻译不精确的《忏悔录》，对他的同胞赫克托·柏辽兹(1803-1869)创作《幻想交响曲》（1830）产生了影响。曲中有一个强有力的鸦片梦幻章节。在后一代人中，诗人佛朗西斯·汤普森（1859-1907）在研读了《忏悔录》之后，决定用鸦片做试验。到了20世纪末，《忏悔录》逐渐成为有关鸦片瘾的主要（误导性的）资料。德·昆西的经历与其同时代的法国小说家查尔斯·诺第尔(1780-1844)的经历不差上下。在大恐怖时期，他的青春期给他留下了伤痛。 年青的时候为了激发文学创造灵感，他服了大量的鸦片，几乎为此丧命。他的第一部小说《萨尔斯堡的画家，一颗受伤之心的情感日记》（1803），令人想起歌德的《威廉大师》（1796）中主人公情感的痛苦演变。诺第尔认为，个人的发展是神圣的。他是最早借助鸦片寻求提高心智和超然情感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麻毒品不在追求麻木不仁之列，而是发现自我的探索。一次，食用鸦片的名声让他脱离危难。1804年，由于发表反拿破仑的文章，他被捕入狱。家里的朋友（包括杜布斯省省长和比尚松市市长）将他从监狱中解救出来，理由是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瘾君子，有"几近精神错乱"之症。成年之后，诺第尔准确预见到一种伟大的新文学，但意识到他的天分不足，难以领导这一潮流，为此备受煎熬。 但是，到19世纪20年代，他抛弃用鸦片作为一种艺术之拐，找到新的创作源泉，即将他过去的生活经历写成小说。他的旧习的唯一残留，是他对药理多样性的喜好。到最后，他一直摆弄他的身体，尝试许多未知的异域秘方。他的性格依然像德·昆西那样是多重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有不同的身份：植物学家、昆虫学家、语言学家、知识渊博的藏书家、伊利里亚的公务员、民间故事的研究者、超自然事物的爱好者、赌徒和文学骗子。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文学界瘾君子是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他声称，他是由于长期治疗肿胀的膝盖和消化不良而染上毒瘾的。"遇上一个最烂的庸医，由于那最致命的无知和对医学一知半解，我受骗用了毒品，并非偷用，而是明着用（这正是我无知的地方），得意洋洋地用，就像一个人发现了灵丹妙药，而且喜欢向别人推荐，不明就里，一直到我上瘾。"桂冠诗人罗伯特·索西（1774-1843）对这番托词不以为然。索西是柯勒律治夫人的姐夫，他说：见过他烟瘾的人都知道，在很大程度上，沉溺与放纵是毒瘾的根源。" 柯勒律治从未提到过鸦片的乐趣，只是仅仅提到戒毒或减少服用量给他的身心带来的痛苦。在医生的监督下，他一次又一次戒毒，但总是戒不掉。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心理自虐倾向（正如德·昆西一样），需要一个可恶但专制的主宰。"我常常希望被践踏，被恶语相向，无论如何只要能赎那可怕的罪孽。它像其他人一样先是向我微笑，似乎无辜。然后，慢慢靠近，越来越近，抛出一条条蛇，把我死死缠住，我再也不能自控。"他经常提到他被毒瘾所困。他的毒瘾是"苦役中最苦的、最低下的"，1816年他直言不讳地说，"那时一种特别的极度愚蠢，让智力不受伤害，令道德情感兴奋到冷酷敏感，完完全全剥夺了道德意志。"然而，他自己也明白，那些装模作样的东西也上瘾。 正如1811年他宣称的那样：刑法的制订者或者实施者千万不要忘记，像其他强效药一样，令人羞耻的兴奋剂，如果用量太大，对有道德缺陷的人来说，会成为致命的有毒的麻醉剂。"有时他渴望有新的药物，以恢复他的活力。他设想出"一种体育用药"（像20世纪的安非他命一样），可以让他的大脑飞速运转。1813年由于差点死于过量用药，他被送到布里斯托尔的一家医疗所。在那里，他的鸦片酊用量被一点点减下来。他的房间里被安排了一个魁梧男佣，以限制他偷用鸦片或防止他出现疯狂行为。 不久以后，1814年春天，柯勒律治给朋友写了几封长信，承认他有毒瘾。将他的困境长篇大论的半公开化，似乎给了他一些安慰和力量。"我曾被送上绞架处死，埋掉，沉入地狱。现在，我谦恭地相信，又站了起来，尽管是慢慢地，渐渐地。"1814年5月他这样写道，"鸦片酊这件肮脏事，我连欺带瞒了几百次；不对，实际上是有意识地撒谎。"对于一个把事实理想化的人来说，他有一个令人心碎的特点：欺瞒。多萝西·华兹华斯（1771-1855）1810年看望过他。"兴奋剂的奴隶，他的所有时间和思维（除了他读书的时候，他博览群书），都用来欺骗自己，用来欺骗别人。"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1804年他写道：让我活在真实中--表明独自就是……不，唉！我非常非常软弱--从幼年起就这样--过一时算一时！" 1816年，柯勒律治住进詹姆斯·吉尔曼医生（1782-1839）位于海格特的家中。吉尔曼控制他的鸦片用量。当地的年轻人称柯勒律治为"吉尔曼家的傻子"，他们的父母认为他"没有见识"。他骗了吉尔曼多年，从当地一个叫邓的药师那里偷偷地获取鸦片酊。邓从心里尊敬他。邓1824年告诉他的徒弟：听着！绝不要跟任何人讲他的任何事，更不要说他服用鸦片酊。除了跟我之外，万不得已，绝不要谈论他。因为如果你那么做的话，我真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柯勒律治深受徒弟和师父两人的喜爱。1828年，吉尔曼请求不要再向诗人提供鸦片酊，遭到两人的拒绝。邓"直言不讳地说，没有鸦片酊，柯勒律治很快会憔悴，衰竭和死掉"。他们屈服于柯勒律治这个瘾君子的操纵。柯勒律治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最糟糕的是，他懒惰，占有欲强，有寄生性，优柔寡断，凡事只想自己。每当过量服用鸦片，他常常表现出喝醉的样子，歇斯底里地指责一通，发出阵阵狂叫。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试图为柯勒律治的不良行为解脱。他说，他是"一个与坏习惯做斗争的天才人物"。更准确的是，柯勒律治是一个有坏习惯的人，天才地斗争着。柯勒律治是一个极端。 也许普劳斯珀·梅里美(1803-1870)是这个时期瘾君子文人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过于受朋友们的看法和古怪行为的影响，梅里美理解司汤达关于后拿破仑时代的名言的涵义：掩藏自己。年轻的时候，他掩藏起自己的情感，装出一副冷漠、圆滑、放荡、满嘴粗话和愤世嫉俗的样子。用一个演员有预谋的、有控制力的言语，他以不同的身份与不同的朋友相处，以保护自己：他的细分比德·昆西控制得更加无情。他的毒瘾同样有节制和有度。在中东旅行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放松的、愉快的、幽默的。 1841年在提尔，我们美美地吸了两天大麻……从我们的烟室里看着世界上最好的景象，吃着一流的烤羊肉。"他给一个巴黎朋友写道。毒品旅游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斯米玛的高级官员，我最好的朋友奥斯曼，穿一件双排扣长礼服，就像您或我一样，但蹲伏在直径六英寸的坐垫上，告诉我欧洲报纸是多么美妙的发明。它们可以消磨时间。我对他说，你们有烟枪，更能消磨时间。是的，烟枪是好，[他回答说]，但有时当你抽它的时候，它带给你哀伤的念头；但是，如果你读报纸, 你完全可以什么都不想。 在法国，梅里美需要用镇静剂来对付生活的压力。他借助鸦片使自己不必遭受人类的情感之苦。然而，甚至在他被"一群蓝色恶魔"攻击的日子里，他也保持了足够的理智来抵制自我专注。"我的任务是尽可能忘记我自己。"麻醉剂和迷幻剂对于他，不是自我仇恨的征兆，不是一种轻率的自我毁灭方式，也不是一种强化知觉的手段；它们是使人聪明、自觉和清醒的手段，以此减少对与他有职业关系的人们的冲天怨恨。作为历史遗迹的巡视员，梅里美在法国巡视，保护了一些杰作，例如阿维尼翁的罗马皇宫，奥兰治和阿勒斯的罗马剧场，使它们免遭恶意破坏或占用。他工作顺利的日子令他心情很好，增强了他的自尊心。但是，他的职责有时也偏狭麻木：例如在阿普，当地的名士们让他瞻仰一个散兵坑，他却证明那是督伊德教古克尔特人祭司的遗迹。 1846年他给一位西班牙贵妇人解释说：我出去巡视的时候，心情十分糟糕，这一次比任何一次都糟。天气非常好。我用哈希什让自己快活，但却徒劳。人们告诉我，我可以看见天堂和老头山的美女们。但是，我什么也没看见。你知道，哈希什是一种麻醉药的提取物，东方人用它使自己每次好几个小时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这种特别的药品，我们还不习惯。在许多年里，梅里美用鸦片酊消除在做拿破仑三世侍臣这一工作中遇到的挫折。"我们流血流汗使女王陛下开心：舞会、野餐、文字游戏，等等。" 荷兰女王索菲娅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他写道。他被叫去扮小丑，给女王写诙谐的阿谀诗，为尤金妮皇后做文字游戏，以及在用力蹬上紧马裤之前，在宴会上夸张大吃。他只能通过麻木自己克制内心的愤恨。他对一个朋友坦白说，"我……吃了太多的鸦片酊，都半中毒了"。梅里美害怕，没有鸦片酊他会暴躁乏味而毫无生气。后来，他患上哮喘和肺气肿，他的爱好转向乙醚。并不是所有服用鸦片者都那么幸运。 达佛林·克兰德波依勋爵(1794-1841) 穿越爱尔兰海从利物浦到贝尔法斯特，在蒸气邮轮"驯鹿号"上用药过了量；就在上船之前，他从码头附近的一个药剂师那里买了一些吗啡片，吃了致命的量。有人怀疑他自杀，但是他的家人倾向于认为，从码头上传来的"驯鹿号"上提醒的铃声，让配药的药剂师慌了手脚，结果配错了药。当然，鸦片剂作为有意"自杀"的手段，其名声人人皆知，因此，许多药剂师只小剂量地卖，以防客户自杀。1842年，查令十字医院的一位医生发表了一个年轻人的自杀未遂事件。这个年轻人被女朋友弄得心烦意乱，吃了鸦片之后昏迷不醒，倒在索霍区一座大门口，后被人发现。他吃的鸦片，是多疑的药剂师们迫使他不得不一点点从不同的店里买来的。 鸦片剂也与杀人有关。放荡的法国医师埃德姆－塞缪尔·卡斯泰大(1796-1823)用吗啡毒杀了他的朋友希波里特·拜雷(1799-1822)，与希波里特的哥哥阿古斯特·拜雷(1798-1823)分享遗产。接着埃德姆－塞缪尔又劝说他的同伙把赃产遗赠给他，然后也用吗啡毒杀了他。在哈里森·艾恩斯沃斯的最畅销小说《卢克伍德》(1836)中有一个临终情节，描述皮尔斯·卢克伍德爵士正在做又长又明确的临终遗言，令他夫人大为不满。一个看护走进房间，发现她"像头母老虎一样瞪着他，那么凶狠，那么充满怨恨和恶意"。她命令看护给男爵吃鸦片酊，结束一切。"'给他鸦片酊'，卢克伍德夫人悄悄地说。'这是药瓶，这会减轻他的痛苦。'--'哦，别，别！'皮尔斯爵士说，面带恐惧，那种神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挣扎着要说活--'不要鸦片酊--不要鸦片酊--让我活，只要一会儿。'" 欧洲药理学在19 世纪初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卡斯泰因使用的吗啡片才刚刚上市。这是几个狂热的法国年轻人和一个怪癖的奥地利人研究生物碱取得进展的结果。1803年，法国生产药剂师吉恩·佛朗索瓦·德罗森开始生产一种商品名为德罗森镇静剂的盐，含有后来被称为那可汀和（少量）吗啡的生物碱。他的同胞阿曼德·西格温(1767-1835)第二年分离出鸦片的有效成份。 然后，弗里德里克·威廉·塞特纳(1783-1841) 使用德罗森的盐开始研究生鸦片的构成，旨在分离出鸦片催眠的成分。塞特纳是汉诺威一个药师的助手，他在工作中偷空用原始工具进行试验。通过这些手段，他分离出一种白色晶体。1805到1806年他报告说，这种晶体比鸦片更有效。他把这种晶体命名为"吗啡"，引喻希腊睡梦之神墨菲俄斯。塞特纳酷爱武器，到了痴狂的地步，后来痴迷于一种生命元素，他称之为"发育完全的个体"，还痴迷于一种关于阳光寒冷的理论。部分是因为人们讨厌他的怪癖，花了10年时间，到1817年他的发现才得以发表，他的有关吗啡的重要性才受到世人的关注。 从那以后，被称作吗啡的塞特纳生物碱被誉为功力是鸦片10倍的药物。在这期间，法国医师佛朗索瓦·麦根迪埃(1783-1855) 1809 年开始研究植物药物的毒作用。得益于改进的技术和更精确的分析，"杰出的麦根迪埃"，布尔沃－利顿这么称呼他，成为19世纪最有影响的生理学家之一。他是卡斯泰因案子的专家证人之一。他翻译的《几种新药方的配制和使用方式手册》（Formulary for the Preparation and Mode of Employing Several New Remedies,1823）提高了英国医学界对吗啡作用的认识。 他的同事，皮埃尔－约瑟夫·佩利提埃(1788-1842)从毒品中分离出完整系列的重要活性化合物，包括吐根碱（出自吐根的根，1817），马钱子碱（发现于圣伊纳哥豆的生物碱，1818），奎宁（1820年在金鸡纳树皮中发现的生物碱）和咖啡因(1812年，出自咖啡和古柯豆、茶叶和可乐果)。皮埃尔－吉恩·罗比克(1780-1840)，巴黎药剂师和化学家，生物碱那可汀和可待因的发现者，完善了吗啡的提取过程。这种新物质被用作有效的止痛剂，还被用作鸦片瘾的治疗手段。托马斯·莫森(1800-1874)是伦敦一位零售药剂师，他曾经在巴黎学习过。受麦根迪埃和佩利提埃发现的影响，1821年他开始在自己位于法灵顿大街店铺后面的客厅里生产商业吗啡。达姆施塔特药剂师海因里希·伊曼纽尔·默克 (1794-1855) 大约于1825年开始批发吗啡产品。19世纪30年代初，爱丁堡麦克法朗公司开始制造生物碱。1836年吗啡被收进《伦敦药典》(London Pharmacopoeia)。 到了19世纪40年代，吗啡被广泛接受。它证实了英国人对土耳其鸦片供应商的偏爱。伦敦大学药品教授报告说，"重复塞特纳和罗比克的实验，我用上等土耳其鸦片获得的吗啡量几乎是同等重量的东印度鸦片产出的三倍"。正是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几乎没有印度鸦片进口到英国，印度鸦片的消费局限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然而, 尽管印度鸦片低劣，它却造成19世纪20年代英国人对鸦片态度的根本改变。人们对服用鸦片的兴趣--无论是由乔治四世的恶习，还是德·昆西的《忏悔录》或者其他原因促成的--一直围绕印度鸦片的非法出口而争议不断。关于中国鸦片文化的公开争论，取代了对东方旅行家传说中的历史兴趣，成为激烈反对用鸦片消遣的导火索。 尽管1799到1800年北京发布皇家法令，宣布中国境内禁运鸦片和禁止销售鸦片，鸦片贸易还是在平稳增长。不断增长的马尔瓦鸦片数量开始到达澳门。马尔瓦鸦片生产于印度中西部独立的马拉地土著邦。1805 年孟加拉总督禁止马尔瓦鸦片从孟买出口，但走私贸易很快通过像果阿这样的葡萄牙口岸得以恢复。尽管1809 年中国进一步颁布法令禁止鸦片进口，1811年美国一条双桅船还是给珠江运来了第一批土耳其鸦片。1817年一条东印度公司的船随后而来。马尔瓦鸦片这时在中国每箱大约卖330英镑，这把孟加拉鸦片的售价，从顶峰的888英镑压低到440英镑以下。自此以后，鸦片贸易竞争非常激烈。1817年-1818年度，进口到广州和澳门的鸦片价值高达737775英镑，1822到1823年度增长到2332250英镑。到了1819年，当一个鸦片贸易中心在孟买开业的时候，鸦片走私规模已经非常巨大，最精心的伪装和贿赂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 每个季度，很多与东印度公司无关的贸易商出现在广州和澳门。1819年，黑斯廷斯侯爵(1754-1826)，后任印度总督和总司令，督导了自1773 年以来鸦片供应体系最广泛的变化。制约生产和维护价格的老政策被摈除。为了支持孟加拉鸦片的税收，东印度公司决定买进所有运到市场上的马尔瓦鸦片，然后在中国出售，即使这意味着它要同本土的孟加拉鸦片进行竞争。这个决策被描绘成把外国人从一个赚钱生意中驱逐出去的一次爱国行动。它的真正作用是创建了一个潜在无限的供给体系。 史学家们认为，印度政府或许能在19世纪20年代完全打破孟加拉垄断，禁止在大英帝国的印度种植鸦片。尽管鸦片在中国仍会被非法交易，但鸦片的消耗量在19世纪不可能膨胀得如此之快(人们那么争论说)。然而，在每一片偏僻土地上禁种鸦片，是不可能的事。事实是，一些官员希望减少大英帝国的印度对鸦片税收的依赖。"有男人气概，高尚的"查尔斯·梅特卡夫爵士认为，黑斯廷斯政策"失去的声誉，大于任何金钱所能买到"。威廉·卡文迪什·本廷克(1774-1839)勋爵1827 年被任命为孟加拉总督，被认为是伟大的总督之一。正是在他的统治期间，英国人第一次开始辩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应该试图改变印度的传统和社会结构。本廷克发现，鸦片出口的三分之二是走私的，三分之一属于公司。 在权衡了各种选择之后，他的政府在1830年废除了所有对种植或运输马尔瓦鸦片的限制，但是开征一个运输税，定在增加税收而不限制贸易的标准上。然后, 为了支持税收，他发起一项扩张主义政策，借此在1831-1839 年之间建立了15个鸦片种植新区。1831-1832年，鸦片销售是印度税收的第三大来源。在5年的时间里，鸦片产量翻了两番。价格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19世纪30年代的价格是20年代的一半，虽然价格降低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抵制，而不是市场过剩。 英国扩展印度的鸦片种植，对于一些负责开发亚洲经济的政府人士来说，似乎是一种倒退。卓有成就的年轻帝国主义者斯坦福德·拉斐尔斯爵士(1781-1826) 1817 年哀叹说，他曾在爪哇任代理总督，那里用鸦片已经"根深蒂固，它的不良影响已经扩大到人们的道德问题上，很可能永远败坏他们的性格，永远削弱他们的精力，只要欧洲政府忽略考虑所有政策和人性因素，看重财政微不足道的增加胜过全面重视这个国家最终的幸福和繁荣"。尽管服用鸦片盛行，但它"依然被认为是可耻的。上瘾的人被视为是自暴自弃的人，因此受人鄙视"。 19世纪30年代，瑞典军人兼外交官布杰炯斯特杰纳伯爵(1779-1847) 公开地谴责了"不道德的"印度帝国出口1.5万到2万箱"有毒"鸦片(价值200万或300万英镑)，中国人年年受此毒害"。布杰炯斯特杰纳谴责由此造成的印度堕落就像谴责中国消费者的堕落一样。本廷克的鸦片政策似乎与他在印度西北部阿萨姆进行的农业改革相抵触。阿萨姆北部与喜马拉雅山接壤，东部与缅甸边界相邻。1816年，阿萨姆被一位要求继承王位的人请来的缅甸部队所侵占。在持续动乱之后，阿萨姆的男人被屠杀，女人被绑架，经济遭到毁灭。1826年，阿萨姆归英国直接管辖。 12年之后，它并入孟加拉（它的西部边界靠近孟加拉）。本廷克政府决定通过茶叶种植，恢复地方经济，减轻当地人的苦难。这需要从其他地区补充劳力。阿萨姆茶叶种植的苏格兰管理者在19世纪30年代恳求禁止鸦片进口的同时，禁止阿萨姆人种植鸦片。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而且不迅速的话，数以千计从平原迁入阿萨姆的人会很快被染上鸦片瘾，那令人恐惧的瘟疫已经减少了这个美丽地区的人口，把它变成了野兽出没的地方，它遍地都是野兽，已经让阿萨姆人从一个优秀的民族堕落成印度最不幸、最低下、最狡诈、道德最败坏的民族。这可恨的鸦片已经阻碍、现在还在阻碍人口的增长：这里的妇女比其他地区的妇女生的孩子少，孩子们……通常成年便死。 与其他地区相比，在这个不幸的地区，只能看到很少几个老年人。除了在这个不幸的土地上长时间居住的人，很少有人知道鸦片给当地人造成的可怕与不道德的影响。他会偷，卖家产，卖孩子，卖孩子的母亲，最后，甚至为此搞谋杀。如果我们仁慈和开明的政府只是动动笔便可以阻止这些罪恶，挽救阿萨姆，可以阻止所有这些将要移民到阿萨姆做茶农的人避免鸦片上瘾带来的可怕后果，岂不是最大的赐福？一个优秀、健康的民族成长起来，从事我们的种植，为我们砍伐树木，从丛林和野兽那里开辟土地，种植世界上的珍贵作物，我们最终会从中得到丰厚的回报。这永远也无法通过那些虚弱的吸鸦片的阿萨姆人来实现，他们比女人还弱。他的话反映了在一个获取时代人们对鸦片的新态度。 在此期间，1833年，英国政府在英国商人的强烈要求下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垄断。中国口岸对那些热切开发这个巨大、不发达市场的新贸易集团开放。由于新来者心急如焚，这些商人立即索要中国人不愿给予的贸易特权。新商业机构中最强有力的一家出自威廉·查丁(1784-1843)与他的伙伴詹姆斯·马瑟森(1796-1787)两人的合伙。查丁在成为东印度公司一艘船上的外科医生之前在爱丁堡学过医学。船上的官员分有用于私人买卖的舱位。当查丁的赢利超过他做外科医生的收入时，他放弃了医生工作。从1818年起，他定期乘坐超级货轮"萨拉号"从孟买到广州。他是"萨拉号"的拥有者之一。起初作为印度鸦片的商务代理，查丁从1822-1839年住在广州。作为鸦片交易者，他第一年卖出了649箱马尔瓦鸦片，价值818000千美元。1828年他和马瑟森合伙卖鸦片。 1830年他声称："（鸦片是）我所知道的最安全，最高雅的投机。"然而，著名的查丁与马瑟森公司1832年才注册。从1834年起，该公司沿中国海岸线供应走私鸦片和布匹。北京政府和英国自由贸易商之间缺乏文化了解产生分歧，致使双方关系相当紧张。1834年后，鸦片贸易（尽管官方仍然禁止）从未像现在这样成为个体商人一个很大的赚钱渠道。北京1836年下令驱逐鸦片进口者查丁，查丁拒绝离开（他已成为广州最有影响的英国人）。相反，马瑟森到处散发他的自由贸易宣言：《英中贸易的现状与前景》（1836）。"用于鸦片交易的英国船只数量大大增加。"查尔斯·艾略特（1801-1875）1838年写道。他当时是海军军官，英国驻广州全权大使。鸦片交易的时候，有"不顾廉耻的暴力冲突……武器都用上了"。 许多中国人被绞死，"因为他们与外国人做叛国交易"，同时"监狱人满为患，犯的是同样的罪。一句话，非法贸易司空见惯，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外国商人不受法律惩罚，而中国鸦片商人则受到极其残酷和严厉的惩罚，这在当地人中引起极大的愤慨。1839年，大清中央政府派了一位钦差到广州，负责镇压鸦片交易。他逼迫广州的外商交出2000箱鸦片，价值高达400万英镑（900万银元）。这些鸦片被付之一炬，16个外商（包括马瑟森）被关押，并被要求交纳保证金，保证以后不再贩卖鸦片。在这期间，禁止所有贸易。查丁一从广州撤回伦敦，就煽动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1784-1765）武力干预。鸦片问题令英中关系恶化。但是1839-1842年的战争，以及随后的1856-1860年的战争，都不是为了阻止北京政府的禁烟运动。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1841年指出，鸦片"不过是争端的一个插曲，决不是战争的根源；决不像在波士顿港将茶叶丢进水里那件事一样，成为北美革命的根源。" 帕默斯顿1841年5月的外交指令也清楚地表明，英国政府"对（鸦片）一事不做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无权这么做。中国政府如果愿意，完全有权禁止鸦片进口。从事非法贸易的英国公民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出现鸦片的字眼，1842年战争据此条约停止。威廉·格莱斯顿（1809-1898）是有良知的政治家之一，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由于我们国家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他"对上帝对英国的看法深表忧虑"。他认为自黑斯廷斯和本廷克时代起，鸦片政策就是错误的。 1840年在一次议会演讲中，格莱斯顿谴责了"为保护无耻的非法贸易"爆发的"不公正"战争。如果英国旗帜"永远不要升起，除非像现在这样在中国海岸上升起，我们就应该带着恐惧躲开不看，再也不要感到心在颤动……当它骄傲、辉煌地迎风飘动时"。然而，有可能格莱斯顿本人1840年发表他的精彩绝伦演说时，是在罂粟的作用之下。因为他在下议院演讲前，常在咖啡里兑鸦片酊喝。像前面提到的刑事律师托马斯·厄斯金一样，格莱斯顿发现，鸦片可以缓解做长篇演讲前的紧张，在演说过程中保持风度。伦道夫·丘吉尔（1849－1895）勋爵确实把格莱斯顿的演讲比作"服吗啡！感觉……是无以伦比的，但恢复是痛苦的"。第一次英中战争的战略进程对鸦片史没有多大影响。 《南京条约》的主要作用--激发了摧毁满族王朝统治地位的进程，导致1898年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必须注意的是这场战争的宣传效应，人们对东方，对鸦片的态度发生了永久改变。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自此认为"东方"是"非常野蛮，残暴和危险的"。当然，19世纪40年代宣传的中国鸦片馆耸人听闻的形象，导致了人们对英国鸦民缺少宽容。一位英国人1842年从马六甲海峡发回报告说：烟馆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凄惨、最悲惨的地方：它们从早上6点开到晚上10点，每家都有4到8张床，竹制的，铺着肮脏的席子或藤垫。床头放着一个窄木凳，用作枕头或垫子。烟馆中间有一盏小灯，用于点烟的同时，在邪恶、凄惨、阴暗的烟馆里散发出一种没精打采的光。一张破桌子上放着几只杯子、一把茶壶，还有一罐水，供抽烟者用。他的报告包括了有关鸦片价格波动的不详信息。 "在槟榔岛，过度的税收增加了对鸦片的热望，更糟的是，为了获得鸦片发生的谋杀和其他犯罪翻了四倍！！"他断言，中国人鼓励食鸦片是为了阻止同性恋。"父母们习惯于让孩子染上烟瘾，显然是为了防止他们误入更可恨的歧途，中国人也许比地球上任何民族都更倾向于此。"在男性生产力成为经济冲动和文化崇拜的时代，这样的评论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鸦片的坏名声逐渐加到了英国鸦民身上。鸦片消费作为一种颓废和奢侈的习惯，与西方进取的、工业化的和扩张性的势力愿望不相符。人们对鸦片的这种认识，反映出对英国新兴工业城镇里的习俗、条件和公共健康的一种普遍关心。柯勒律治1818年对工业国家的状况作了总结。他写道："富人是压迫，穷人是打架、放荡、骚乱；丢掉了所有个人和公共社会的责任。" 卡莱尔1829年指出，这是一个"机器时代，无论从这个词的内涵还是外涵来说"。在工业化经济中，时间就是商品，拖拖拉拉受到人们的谴责。法国社会思想家克劳德－亨利·圣西门（1760-1825）敦促工业领导人取代大主教成为国家精神领袖。生产劳动会给人类带来救赎，社会的主要目的是组织公民生产有用的物品。他的信徒1826年办了一份杂志--《生产者》，他们极力反对懒散和吸食鸦片的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位圣西门信徒1844年指出：享受宁静对于一位劳动者来说，几乎是耗磨时光。他的房屋四周或许是绿色葱葱，天空晴朗无云，鲜花芬芳，鸟儿歌唱，一片生机盎然。然而，如果一个工人无所事事，他就难以享受独居的魅力。然而，如果他碰巧听到远处工厂传来的轰鸣声或笛声，就像听到工厂单调的机器声，他会神采奕奕。他不会再闻到花儿的芬芳。工厂高耸的烟囱冒出的烟、铁砧上的撞击声，让他兴奋不已。他记得他工作的那些欢乐日子。鸦片令人女性化，对颓废的人有吸引力，这些看法变得愈加明确。伦敦毒物学家安东尼·托德·汤姆森（1778-1849）1831年指出，"在土耳其、叙利亚和中国，"用鸦片"提神早已是寻常之事。近些年来，不幸的是，许多英国人，尤其是女人，染上鸦片瘾"。 约翰·帕里斯（1785-1856），威斯敏斯特医院的一位医师，1843年指责说，"这座城里的时髦人士已经习惯于滥用鸦片提神"。直到19世纪晚期，人们才认识到男性的女性化与性别偏爱倾向有关。过去人们只是将此与像布尔沃-利顿那样"很有教养"的花花公子联系起来。一位演员1836年这样描述他：拜访布尔沃时，我发现他住在奥尔巴尼非常漂亮的房子里，穿着随随便便，一副最可悲的纨绔子弟的打扮，嘴里叼着水烟袋。头发，胡子等等，全都邋里邋遢。看到这样一个有高贵和深邃思想的人一时变成与他如此不相匹配的小人物样，我深感遗憾。他性情极其率直，极度气派和非常热忱--与他的外貌截然相反。19世纪30年代，工业调查委员会官员们询问工业地区医生的一个问题是："鸦片，作为一种奢侈品，常常为工厂的工人们所用吗？" 显然，贫苦工人非医疗用鸦片被形容为"奢侈"，相当于乔治四世或布尔沃-利顿沉溺于鸦片一样，而不是将鸦片用来调解他们的悲惨生活。官员们的担心被专家们的看法所淡化。一位曼彻斯特的医生作出反应说，他"已费力查明"，"无论何种形式的鸦片，极少（如果不是从未）被工人们用作奢侈品"。德比的一位外科医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在这个城里不多见。我认识的大多数吸食鸦片的人，不是工人，而是好逸恶劳的人"。19世纪的女人成为鸦片酊的使用者，是为了摆脱她们在父权家庭中的附属地位。例如，格莱斯顿的家庭因一个苦闷的嗜毒女而痛苦不堪。 他的妹妹海伦（1814-1880）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听她未婚夫说他父母不会同意他们的婚事，深感失望。格莱斯顿家的气氛总是令她神经紧张和疲惫。然而，当她的情感世界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她向罗马天主教寻求安慰。她的父亲和兄长极力反对她皈依天主教。为了摆脱她的无能为力，她由私人医生陪同她不断外出旅行，或者借助另一种逃避形式--她发现很难克制的一种形式：鸦片。她好像是用气愤的、引起混乱的、丢人的毒瘾来惩罚他们，以报复家庭的控制。1845年，格莱斯顿到巴登-巴登，试图劝说他的妹妹戒毒，重返家庭。"她有生命危险!"他对家人说，那可怕的毒品令她身体中毒很深，精神中毒更深。 "他想出的治疗她"精神紊乱"的方法是，给她读日本基督教殉教教徒史和一本意大利语的祈祷书。后来她从家里的书房整本整本地拿新教牧师的著作当手纸用。她哥哥发现，她原本需要的那些书在她的马桶里。"一些被撕成碎片，一些只剩下书边和封皮，在那种场合下，毫无疑问，可以看出它们用得很羞辱。"他不满地写道。然而在家人变得宽容，海伦·格莱斯顿能够作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正常生活之后，她很长时间不再服用鸦片酊。鸦片不是唯一被滥用的物质。"下层社会的人们多么喜爱泻药，真令人惊叹。"一位贵妇人1819年闲聊时说，"我家的厨娘--喝含锑的酒和最强的催泻药，把自己吐得一塌糊涂。你怎么骂都挡不住她把各种各样的滥药倒进她难受的喉咙里。"贫穷而无权的人们吞服下他们买不起的庸医特制药。 1837年，托马斯·赫罗威（1800-1883）在伦敦市做外国人的商务代办，他意识到非处方药有可能挣大钱，开始营销赫罗威的家用膏。到了1851年，他每年花2万英镑做广告。他精心经营他的自制药，后来成了百万富翁。赫罗威属于那种做生意谨慎的人。"我们生活的时代让人感到耻辱。"1845年一位外科医生叹道。在他住的城市利兹，工人阶级周末晚上购买"药丸和药水，就像买肉、买菜一样寻常，在公共市场……随处可见，定点摆放，令人赞叹。一个摊位卖蔬菜，另一个摊位卖肉，第三个摊位就是卖药丸的！"穷人越滥用毒品，富有而有教养的人就变得越谨慎。 怀孕妇女使用鸦片就是一例。1806年，一位年长的贵妇人给卡罗琳·兰姆夫人（1785-1828）写了一封信。卡罗琳·兰姆是未来首相墨尔本子爵（1779-1848）的夫人。信中写到：如果卡罗琳·兰姆夫人要生育的话，我希望她在背上贴上屡试不爽的鸦片膏药。"鸦片酊不断用于怀孕的首相夫人。"他们总是委婉地把莎拉可怕的坏脾气称作兴奋。"一位朋友在1827年7月就戈德里奇夫人（1793-1867）的事写道。戈德里奇夫人的丈夫几个月以后成为首相。"她不愿听到一点不同意见……最后要用大量鸦片酊安静下来，除了她自己安慰自己的办法之外。"戈德里奇关于他妻子健康的"抱怨"令乔治四世震怒，令查尔斯·格莱维尔震惊："她从不让他有任何安宁，一天要叫他20次，甚至把他从内阁会议上叫出来。他竟然软弱和愚蠢到相信她怪念头的地步。 她令他相信，如果跟她闹别扭，她会死。她死了对他倒是再好不过的事，因为她荒唐和无聊。"戈德里奇夫人的女儿才死不久，她又是高龄孕妇，但是她的儿子却未受他母亲用镇静药的影响。 到了19世纪40年代，人们对孕妇服用鸦片的态度有了变化。未来诗人伊莉莎白·巴雷特（1806-1861）15岁时由于抱怨脊椎痛，医生给她开了少量的鸦片酊。鸦片酊成了她的拐杖：鸦片，鸦片，日以继夜，有些晚上鸦片也无用。"1839年她惊呼道。1840年她弟弟的溺死令她十分悲伤。"她的无名病痛更重了，她身体逐渐恶化，虚弱不堪，靠鸦片和家人（精心的、殷勤的、凶恶的）照料维持生命。"评论家丹尼尔·卡琳（1853年生）概括说。她的主治医生是伦敦著名医生弗雷德里克·钱伯斯（1786-1855）。"他的诊所的一部分，爸爸说，是让愚蠢的女人接受她们的愚蠢。"她为她的鸦片瘾的辩解似乎是真诚的。可能令你感到奇怪，我不疼不痛……却需要鸦片……但我烦躁不安，几乎到令我发狂的地步……那种隐隐约约不停的痛感一直令我难受……仿佛一个人的生命，不是让身体运动，而是一点不少地被禁锢在身体之中，无力地蹦跳着要出来，冲向所有的门窗。因此，医生给我鸦片，鸦片制品，如吗啡或乙醚--或自此以后，我一直称其为……我的神丹妙药，因为其镇静效果真是好极了。 1845年，一位年轻诗人，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主动与她通信，结果演绎成一场爱情故事。她直言不讳地讲了她有鸦片瘾（"我对睡眠比我过去有了更深的认识，现在她不会轻易地走进我，除了戴上红红的罂粟纱巾。"）她意识到，布朗宁如此恨鸦片，是他爱的一种表现。1846年他们结婚。当她怀孕的时候，她能够减少但不能完全戒掉鸦片。因此，当宣布她的孩子完全健康的时候，她感到"难以表达的狂喜"，因为"伦敦著名医生之一"因她在怀孕期间服用鸦片而"做了不幸的预测"，她原以为会生一个"弱小的病儿"。 许多贫穷的英国父母却不能非谨慎或采取保护措施。反之，她们给他们的孩子服用止痛浆和非处方药--贝利妈妈镇静剂、温斯洛夫人镇静剂、街头婴儿镇静剂、巴特利镇静液、麦克芒万金药、戈弗雷兴奋剂、达菲万金剂、阿特金森婴儿保护剂和多尔比驱风剂。过度使用这些药品害死了不计其数的婴儿和少儿。1834年德比总医院的医师在工厂委员会作证说："许多在工厂做工的母亲给婴儿们服像戈弗雷甘露酒、达菲万能药或鸦片酊一类的鸦片制剂，这样婴儿可以在母亲离开期间睡觉。" 索尔福德和彭德尔顿皇家防治所的医师也指出，工厂的工人并不知道鸦片是一种奢侈品"。然而，它导致了婴儿的死亡。"母亲离家去工作，白天不得不把他们的孩子留给某个邻居照看。这个邻居通常会照看三到四个孩子。当孩子变得烦躁的时候，便给他们鸦片酊催眠。孩子醒来之后，心情烦躁，浑身发热，于是让他们服更多的鸦片酊。这样做的后果不久便显现出来。" 伦纳德·霍纳(1785-1864)1833年被任命为厂监。他报告说，仅在曼彻斯特的一条街上，就有三个药剂师。有两种药，一种叫戈弗雷甘露酒，另一种（足以引人注目）叫阿特金森安定剂，他们每一种每周都要卖五加仑。刑事改革家利伍德·约翰·柯雷（1796-1858）证实说，1843年在普雷斯顿的兰开夏郡工业城，1600个家庭买过戈弗雷甘露酒或类似的有害制品。柯雷知道一个普雷斯顿埋葬协会，64％的会员死的时候年龄不足5岁。英国药剂师提供多种鸦片药丸，鸦片药片、鸦片肥皂、鸦片药片、鸦片润喉片、鸦片膏药、鸦片灌肠剂、鸦片膏和其他产品，如鸦片醋。 除专利药品之外, 多数鸦片制品是装在罐子或瓶子里出售的，这样妈妈可以让孩子跑腿到商店买这些药。一种著名的瓶装药叫多弗粉。这是一种吐根和鸦片粉的混合物，是由西顿海姆一个叫托马斯·多弗(1660-1742)的学生很久以前发明的。它最初是用来治痛风。约克郡、剑桥郡和林肯郡的劳苦群众使用鸦片远近有名。但像曼彻斯特，以及像兰开夏郡这样比较小的工业城，也有这样不值得羡慕的名声，但这也许是假的。 英国有一个地区种鸦片特别出名。沼泽区--包括北剑桥郡、东亨廷顿郡、西诺福克和南林肯郡--低洼、湿软, 潮湿和不健康的。沼泽地区的劳苦群众很容易生风湿病、神经痛和疟疾，他们的死亡率很高。当地种罂粟做药物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威廉·本廷克勋爵注意到了这个阴湿、凄惨的区域与另一个大鸦片种植区之间的相似。他在两个地方都住过。他说"孟加拉在很大程度上几乎与沼泽区一模一样"。偏远乡村地区的居民，会在星期六到譬如威斯贝奇那样的商业城镇,涌入商店购买鸦片。在伊利这个大教堂城市，鸦片的销售量比其他药品多。乡村的店主、批发商、市场上的摊主、沿村叫卖的小贩，都给沼泽区的人们销售鸦片。 居住在村庄或小镇上的人们比偏远小村庄居民或隔离农场的人用的鸦片少。偏远小村庄和隔离农场的人常常与他们的牲口分享鸦片。战争使服用鸦片人的数量增加。有可能一些战士在拿破仑战争中负了伤，给他们服用鸦片止痛，于是他们上了瘾。另外，或许有时会用药物激励法国军队的士气。1843年一个英国医生很肯定地说，法国军队的外科医生用辣椒粉拌鸦片来恢复筋疲力尽的战士的精神。如果这种做法很普遍, 它一定会引起上瘾；然而，法国历史上毒品用量最显著的增加不是出现在普通士兵之中。 哈希什成了在巴黎浪荡子中的一些作家及其仿效者的虚饰。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是巴黎人波希米亚主义的兴盛时期。1851年马格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情景》一书出版。那时，艺术家和闲士们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和繁琐的缛节，追求一种随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19世纪40年代发现的巴黎人与加利福尼亚20世纪60年代的瘾君子相似。他们想要无条件的爱，希望允许他们实现儿童般的幻想。"不要迫使我做任何事情，一切我都会做。要理解我，不要批评我。" 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在25岁时这样写道。法国食用者希望毒品可以调和他们矛盾的愿望。"当我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想做一个军事教皇，有时又想做一个演员。"查尔·波德莱尔（1821-1867）写道，即使还是相当小的时候，我心里有两种相反的感觉：生活的恐怖和生活的狂喜。"他们想在一个机械的时代显示他们的个性, 使自己成为英雄。他们的审美观如同他们的个人习性，意在挑战中产阶级的规矩。他们陶醉于公开扮演罪犯的角色。被控违反公共道德, 他们为此而兴奋不已，因为恶名增加他们的知名度。 像恶作剧的孩子, 他们让自己处于一个反常的境地，政府指责他们为罪犯，而他们的崇拜者却义愤填膺地宣称说他们是无辜的。虽然他们违犯中产阶级的规矩，但他们也畏惧劳苦阶级的生活。事实上，他们不断攻击人们尊重的事物和公共秩序，充分说明了有秩序社会的重要性。他们的反叛行为只不过是中产阶级装模作样地表现他们的不满。在日内瓦一个旅馆的总台，当查尔斯·诺狄耶加入到"来访目的"为"来推翻你的共和国"的活动中时，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上述标语只不过相当于旅馆花园中的"勿踩草坪"。查尔斯·奥古斯丁·圣－伯夫（1804-1869）参加决斗，一手拿把手枪，一手拿把雨伞。 1834年，维克多·雨果（1802-1885）有了情妇之后，对他夫人让步，给她买了一份养老金。这些法国作家们让他们的生活成为公众的关注点，意在打动朋友和令对手恼怒。1846年福楼拜承认说, 他的"本性"是"江湖郎中"。朱尔斯·瓦勒斯(1832-1885) 称波德莱尔为"蹩脚演员"。这些有创造性的年轻法国人，无论他们的动机和成就，常常受到鄙视。他们真诚渴望增加他们的情感经历，提高他们的审美意识。他们不怕受苦，他们极度看轻宁静生活的价值。"没有什么比牡蛎般的生活更糟的东西了。" 梅里美1843年恳切地说，"你有时谈起宁静的生活，羡慕不已，就像麻汁带来的宁静，给人一种超级满足感，但与'几乎是痛苦'的无穷快乐相比，什么都不是。"奥诺尔·德·巴尔扎克(1799-1850) 1846 年同样解释了他尝试的原因，因为他想"在我自己身上研究这种非常特别的现象"。他效仿的是汉弗莱·戴维爵士（1778-1829）和布朗主义医师托马斯·贝多斯（1760-1808）的药理学和心理学的自我实验法。最重要的是，这些放荡不羁的法国文化人，正如诺第尔所说，是"被拿破仑剥夺了权利的自由孤儿"。 从1789的大革命到1815的滑铁卢之战，这之间牺牲了大约一百万法国人（一半不足28岁）。那些更年轻一些，幸存下来的知识青年，反对士兵的野蛮暴行和革命群众的暴乱。他们在了不起的神话般的革命时期之后，获得了想象力，需要创造他们个性化的神话。然而，19世纪20年代波旁王朝的复辟，意味着节制、节俭和愚弄。虽然奥尔良派1830年在一阵群众热潮中掌握了政权，但他们的改革冲动很快烟消云散。 到了1840年，法国又回到了中产阶级的轨道之上。年轻的知识分子用激烈的内省取代了外部世界的暴力。他们摒弃单调和可怜的事实，取而代之的是无拘无束和富于挑战精神的幻想。福楼拜这样描述他年轻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抒情诗人、反叛者和上等人，首先我们是艺术家。"抒情诗人兼反叛者们把自我陶醉当成一种麻木自己的方式。像德·昆西和诺狄耶在19世纪初那样，即使当他们感到麻木的时候，他们仍增强了他们审美和情感上的反应。尤金·苏（1804-1857）在罗西尼的《偷东西的喜鹊》演出之前，给巴尔扎克一根香烟（据称是哈希什，或许微含鸦片），他的观察力不再像正常人那样。 "音乐通过闪光的云雾传到我耳中，全无人类作品中的瑕疵。"乐队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无法理解的机械系统……因为所有我能辨认的是低音提琴的弯管、弓的跳跃、长号的金色曲线、单簧管的指孔，但是没有乐师。只有一两个上了粉的假发，一动不动；还有两张臃肿的脸在做怪相。"一些有影响的巴黎人对哈希什的时髦好奇，源于拿破仑1798-1801年占领埃及期间的虚荣的残暴。虽然法国官员对哈希什大麻的销售或使用进行处罚，但由于第一手的报道，人们突然意识到毒品质的存在。 拿破仑在埃及的冒险，引发了法国的许多新时尚--有一些是短暂的，如形状像狮身人面像的壁炉柴架，有一些经久不衰，如大麻。有关毒品特性的报道从法国传遍欧洲。后来一系列冒险性的事件，使法国人对哈希什有了更多的认识。阿尔及利亚位于北非沿海, 长期处于土耳其的军事统治之下。1827 年，在一次会见中，法国领事非常粗鲁，阿尔及尔总督用蝇拍轻轻拍了他一下。时隔三年，查理十世政权试图重新获得对国内事务的主导权，决定通过爱国海外冒险恢复其声望。一支远征部队被派到阿尔及利亚，以报复三年前对法国荣誉的侮辱。游船载着许多时髦的观光者，观光海军炮击阿尔及尔。总督很快被驱逐，虽然查理十世1830 年7月也被废黜。 史学家和政治家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1787-1874) 后来对一个英国人说："贪婪造就了你们遥远帝国的病菌，虚荣造就了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大部分地区随后被法国人制服，变成法国殖民地。到了1841年，37000法国人（主要是退役军人）在那里安家。1848年，阿尔及利亚, 包括它巨大空旷的撒哈拉沙漠，被并入法国，分别由三个政府部门管理。这次殖民地袭击，像以前对埃及的占领一样，使许多法国人熟悉了哈希什。维克多·雨果的异域诗诗集《东方集》（1829）已经激起了对与毒品和伊斯兰社会有关的非理性情感和非正统行为的忧虑；但是随着阿尔及利亚殖民化的深入，公众对哈希什的了解度被无情地提高了。泰奥菲勒·戈蒂埃(1811-1872)1845 年宣称："哈希什正在取代香槟，我们认为我们征服了阿尔及利亚, 但阿尔及利亚也征服了我们。"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似乎更诱人是因为哈希什与原始文化有关。他们被新兴的机械化欧洲吓得畏缩不前。 福楼拜1837年愤愤地说："文明，就是使人类愿望的小矮人枯萎，那婊子，铁路、监狱、灌肠泵、奶油蛋糕、皇室和断头台的发明者。" 1849年，他伴随马克西姆·杜·坎普(1822-1894)到中东旅游。旅行给两个人提供了尝试鸦片的机会。福楼拜吹嘘说：没有比开罗更好的妓院了。"他描写到，坐在烟馆里抽烟"，在一种轻松的恍惚中，观看两个跳舞的男人，"一对调皮鬼，虽有些丑，但是迷人，体现在他们的堕落里，他们目光中做作的堕落里，他们身体运动的娇气里"。他参观公共浴室体验鸡奸的乐趣:"旅行给我们启迪……我们把尝试这种射精方式视为我们的义务。" 返回到土气的法国，福楼拜失去了一个年轻人在国外狂欢的大胆。"这些药物总是激起我极大的渴望。"他后来告诉波德莱尔说，我仍有药剂师加斯提奈配制的一些极好的哈希什合成物。但是它令我害怕，对此我恨自己。"然而，他在他的小说中重新设计了他的服毒经历，审慎地删去了同性恋的部分。 在《情感教育》中，福楼拜描述了1848年巴黎的一个高级妓女。她的保护人有闺房幻想症：萝莎妮出现了，身穿一件桃红色缎夹克,白色开士米长裤, 戴着一串东方硬币项链,一顶茉莉花缠绕的红色抽烟帽。"指着一个放在紫色沙发椅上的白金管水烟袋，她解释说："王子喜欢我这样, 并且我必须抽这奇妙的东西。"对福楼拜来说，像对其他人一样，吸毒用具充满性欲。萝莎妮在一个易受影响的年轻人面前，展示自己抽鸦片：我们要试试吗？你愿意试试吗？有人拿来火。锌炉很难点燃，她开始不耐烦地跺脚。突然她变得没精打采，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腋窝下放着一个垫子。她的身体轻轻扭动着，一只腿蜷着，一只腿伸展着。那只红色摩洛哥长蛇盘在地板上，缠绕着她的胳膊。她把琥珀色的烟嘴贴到嘴唇上，半睁着的眼，透过围绕她的烟雾，看着弗雷德里克。她把水吸得咕噜咕噜地响，时不时地咕哝几句。这种诱人的场面，增强了毒品与性感之间的联系。 这种联系已因为亚历山大·大仲马(1802-1870)的《基督山伯爵》(1844)而广为人知。这部伟大的浪漫小说，为一代又一代的欧洲学生所喜爱。书中有阿拉丁吸食辛伯达给他的哈希什大麻的情节，讲述得非常细致。"他的身体似乎变得轻飘飘的，他的知觉明显地敏锐起来，他的感觉似乎加倍地敏感，天际在不断地扩展……蓝色的海洋，闪耀的太阳，清香的微风。"一个生动的梦中情景在一间地下洞穴中到达高潮，在那里，美丽的妓女雕像突然有了生命。那些眼神抓住了他，让他扭曲，就像性感的吻，让他的感官兴奋，他屈服了……随之而来的是激情梦想，就像先知对选中的人所许诺的那样。石唇变成火焰，冰乳变得像炽热的熔岩，以致……爱是哀痛，快感是折磨，灼热的嘴贴上他饥渴的嘴唇，他被裹入凉爽、蛇般的拥抱中。他越挣扎着摆脱这种有渎神灵的激情，他的感官就越发摆脱不了它的奴役。最后，疲倦的挣扎抽去了他的灵魂，他屈服了，在这些大理石女神的亲吻下和他美梦的迷惑下，他上气不接下气，筋疲力尽，瘫倒下来。这为众多读者构思了一个新的麻醉药幻想。泰奥菲勒·戈蒂埃比福楼拜或大仲马接触哈希什大麻的历史更长。 在圣路易斯岛安茹码头的彼摩当旅馆，业余画家费迪南德·布瓦沙·德·布瓦得尼(1813-1866)将毒品介绍给了戈蒂埃。在毗邻布瓦沙住所的一间闺房中，一个称为瘾君子俱乐部的剧社般的秘密团体每月聚会一次。俱乐部的哑剧仪式仿一种东方仪式，由一个叫老山的独裁者或叫暗杀王子的人主持，他们的"幻想曲"通常在11点结束，然后人们安静地去睡觉。到俱乐部的人包括漫画家奥诺雷·杜米埃(1808-1879)、画家保罗·什纳瓦尔(1808-1895)、作家杰拉德·德·涅瓦(1808-1855) 和雕刻家吉恩－雅克·普拉迪尔(1790-1852)以及他的妻子路易斯·达尔塞（她部分激发了福楼拜构思爱玛·包法利的灵感）。女人的存在给这样的夜晚增加了一些性感的色彩。1848年留下来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的是戈蒂埃邀请普拉迪尔出席一个幻想曲的时候，品尝"哈希什大麻"："看到大麻在一位优雅女士身上造成的效果，并将她的陶醉与路易斯的狂喜相比，你或许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布瓦沙是一个药剂师的儿子，在每次"东方式聚会"上都是一个很细心的东道主。 他的哈希什大麻聚会并非巴黎唯一的这种聚会。戈蒂埃也（于1847年）受邀到眼科医生爱德华·塔里安·卡巴拉斯（1801-1870）组织的一个同样的"信任"聚会，画家西奥多·查斯里奥和尤金·德拉克洛瓦(1798-1863)也被邀请。119早在1843 年7月戈蒂埃发表了一篇名为"哈希什大麻"的文章，讲述了他第一次尝大麻的经历(之后，他写了《瘾君子俱乐部》和《烟枪》) 。文章描述了他食哈希什大麻之后的体验。哈希什大麻和"黄油、开心果、杏仁或蜂蜜一起，做成有些类似杏子酱的果酱，味道并不坏"。食毒者在写他们的食毒经历时，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戈蒂埃在他的文章中，扮演了一个戏剧性的劝诱人。他的文章在早期大麻的推广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引用它的所有话：好像我的身体正在溶化，变得透明。我可以在我的胸腔中很清楚地看到我吃的，像闪闪发光的绿宝石。我的睫毛无限地在长啊长。" 他觉得自己身处于"万花筒"似的"珍宝之中，五颜六色、各种款式和花饰，不停地变换着花样"。偶尔他会看到其他客人，"但是变了形，一半是人，一半是植物，一副朱鹭单脚独立，深思的样子，或者像鸵鸟，可笑地拍打着翅膀，以致我在自己的角落里乐不可支。"半小时以后，新"景象"开始了。"一群数百万飞舞的蝴蝶，翅膀像风扇一样扇动"；水晶杯里硕大的花朵，金色和银色的百合。戈蒂埃的听觉"极大地增强；我能听见色彩的声音。绿色、红色、蓝色、黄色，其十分清晰的声波进入我的耳中。杯子打翻的声音，椅子发出的咯吱声，谁咕哝的一句话，所有这些像惊雷一样在我耳边回响。"突然，听到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和多尼采蒂的《拉美莫尔的露契亚》中的歌曲，他"沉浸在声音的海洋中"。最后，当戈蒂埃正在体验一种"完美对称"的景象时，那神奇般的迷糊突然被我的大脑大力吸收，以致我变得完全疯狂了一个小时。" 在这种状态下，他脑子里浮现出"一台有生命的机车，长着天鹅的脖子，蛇的嘴，喷着火，巨大的轮子和滑轮组成的腿，每一对腿上都长着翅膀，在这只怪物的尾巴上，可以看到一颗古老的水星"。戈蒂埃的开拓性文章也许对大仲马写《基督山伯爵》产生了影响。自然，约瑟夫·莫洛·图尔博士在他的论文《心理孤僻，心理学研究》（Du Hachisch et de l'aliénation mentale,études psychologiques,1845)中引用了此文。正如18世纪鸦片的推崇者约翰·布朗博士招揽了一群布朗分子，莫洛在19世纪招揽了一群哈希什使用者。他同流行病研究专家路易斯－雷米·奥伯特－洛克（1810-1874 ）一起共同从事他的研究。19世纪30年代，奥伯特－洛克游览了埃及、阿拉伯半岛、红海、阿比西尼亚和奥斯曼帝国，调查瘟疫和伤寒。1840年发表一篇关于使用治疗瘟疫的论文。无疑，正是奥伯特－洛克，戈蒂埃在他1843年的文章中隐去了名字：×××博士遍游东方，是确凿无疑的食哈希什大麻者，先行一步，比我们谁的食量都大。他在盘子里看到星星，在汤碗底看到天空。然后，他鼻子对着墙，放声大笑，双眼放出喜悦的光芒。" 莫洛的想法后来在一篇关于歇斯底里的论文中发表出来，吸引了巴尔扎克。为了更好地描写《交际花盛衰史》(Splendeurs et miséres des courtisanes)中吕西安·鲁本的幻觉，他读了莫洛的《心理孤僻，心理学研究》。他对莫洛说："我跟你有同样的想法，即通过考察我们一时的过度兴奋，寻找疯狂的根源。"巴尔扎克在彼摩当旅馆举行的"幻想"聚会上尝试了。他讲述说："我经受住了哈希什大麻，没有体验到所有的现象；我的大脑非常有耐性，我需要用更大的量。然而，我听到一些优美的声音，看到一些美丽的图画。"这是写给一位女士的话，为了给她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他表现得更懦弱。根据波德莱尔和戈蒂埃的描述，巴尔扎克仅是拿了一些哈希什大麻，仔细地看了看，闻了闻，然后还了回去。像许多其他第一次尝试毒品的人一样，巴尔扎克认为他想让自己快乐得像一阵旋风，然而发现自己没有。哈希什大麻只是戈蒂埃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但是，它体现出蔑视19世纪正统的试验性的思想开放。"他的主要弱点是喜欢某些有伤风化的主题。 如果《莫班小姐》（Medemoiselle de Maupin）从未问世的话，对他和其他人来说，就会好得多。"1872年一位撰写讣告的人说。人们常常抨击当代文学暗示食毒后的幻想。政治家理查德·蒙克顿·米尔恩斯（1809-1885），后来成为霍顿男爵，写了有关伊斯兰世界的系列诗《棕榈叶》（Palm-Leaves1844），它的消极、华丽的色调受到指责。一位英国评论家评论说：他的诗缺乏电闪雷鸣般的诗句，缺乏严肃和真心。诗中的一切都是平静的、温和的、寂静的……一切都如梦幻一样。"虽然蒙克顿·米尔恩斯自己没有坦率地提到鸦片或哈希什大麻的影响，心理活性药物的暗示还是明显的。 尽管奥伯特－洛克研究了哈希什大麻作为瘟疫预防药物的可能性，但法国医学界对它的兴趣集中在它的心理影响。然而，在印度工作的英国医生更关心的是被特别称为麻醉品的哈希什大麻的治疗特性。根据19世纪的一份报告，"大麻必须被看作是印度药物中一种重要的药品。"当地的行医者用邦大麻治疗感冒，制成膏药用。甘茄大麻和卡乐司大麻以吸入的形式治疗儿童脑膜炎、痉挛、惊厥，头痛、癔病、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和破伤风。大麻药物在很大范围被推荐用于治疗疾病：狂犬病、疟疾、回归热、霍乱、痢疾、肺结核、丹毒、淋病、肠胃胀气、腹泻、消化不良、痔疮、脱肛、花粉热、哮喘、支气管炎、糖尿病、风湿病、痛风、疥疮、丝虫和疖。 在某些情况下，大麻药物一定对患者有害。当药物与烟草混在一起的时候，对支气管炎患者可造成严重伤害。但是，许多欧洲医师对大麻治疗儿童痉挛、神经痛、破伤风、狂犬病和痢疾的效果印象深刻。促使欧洲医生采用当地医生使用的大麻制品的关键人物是出生于爱尔兰, 在爱丁堡受教育的医生威廉·布鲁克·欧沙纳希爵士(1809-1889)。在受封爵士称号之后，他将名字改为欧沙纳希·布鲁克。他的开拓性论文《论印度大麻或苷迦（印第卡大麻）制品用于治疗破伤风和其他痉挛症》首先发表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医学杂志上，更有影响的是1840年发表在《柳叶刀》(Lancet)上的摘要。但是，未来属于在彼摩当旅馆的浪荡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