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财政》试读:一 刘墉对联

    媒体报道说,2008年中央国家公务员考试,最热门的一个职位有3592人通过报考资格审查。3592人争一个职位,成功的概率还不到0.03%,已经趋近于零。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虽然也算得上是竞争残酷,但也没到这样的分上。     中国历史上有确切资料记载的进士科考试始于唐武德四年(622)。唐代有个说法,叫做“五十少进士”,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在五十岁考上进士,那么他还算是年轻(少)的。这足以说明考中进士的困难。要知道唐代的进士考试基本上是每年都有一次,录取的虽然只有二三十人,但参加考试的人也不过是二三千人而已,考上的概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概率已经使很多才华横溢的人痛苦不堪了。当时的考试考三场,关键的是第二场的“杂文”试,当时的“杂文”是诗赋,就是写一首五言律诗、做一篇限韵的赋。这本来是中国历史上以善于作诗着名的唐代诗人们最拿手的本领,但是最出色的诗人却深深地感到命运不由自己把握的痛苦——比如,杜甫参加考试没考上,韩愈考了三次,孟郊考了N次终于考上了,而罗隐却因考了多次没成功而断了考试的念头。还有李白,他没有参加考试的记录,也许他是不屑于应试,但不排除怕考不上丢面子的可能——这么说绝对是有理由的,因为考试考的是五言律诗,而李白对这个有严格音律要求的考试科目(诗体)并不擅长,既然以写律诗着名的杜甫都没考上,那么李白去应考成绩理应也不会超过杜甫,所以不去考试未必不是明智之举。     既然1%的概率已经是这么难了,那么为什么还有人为了不到0.03%的概率上考场?这个问题,也许晚清官场小说《官场现形记》里面的一个人能够回答。小说里一个叫黄二麻子的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看来看去”——经过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所以拿定主意,一定也要做官。”黄二麻子出于自己的人生经验所做出的结论和人生选择,看来也是符合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人生经验和选择的。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做官的“利钱”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回答,不过刘墉的一副对联倒是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清人丁柔克(1840—?)在他的笔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人到金山寺游玩,寺僧见他穿得很朴素——“布衣芒履”,瞟了瞟他说:“坐。”对小和尚说:“茶。”过了一会,僧问此人是干什么的。回答说:“官。”僧人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说:“请坐。”并让小和尚“泡茶”。再过一会,僧又问此人是什么官。此人慢吞吞地说:“中堂。”僧人大惊,恭敬地说:“请上坐”,再吩咐“泡好茶”。僧请此人为寺院题词,此人拿过笔来,写下一幅对联,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座。”下联是:“茶,泡茶,泡好茶。”(《柳弧》卷一)     故事中撰写对联的人,是乾隆、嘉庆年间曾任内阁学士、大学士的刘墉(1719—1805),也就是时下电视剧里的“宰相刘罗锅”。刘墉其人诙谐有智,这样的妙联估计也只有他写得出来。刘墉当时“有服”(父母去世),所以衣服朴素,“布衣芒履”,这也是符合情理的。     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这个故事的人情倒无须多说,官崇拜、势利眼本是人间常态,实在没有必要为之多费唇舌,但这个故事中的“世界”却值得一说,这个“世界”就是帝国时代的社会生态和心态,以及其中隐藏的帝国秩序和历史机奥。     仔细品味刘墉在金山寺享受的“待遇”,可以发现它含有两个系列、三个等级的内容。     先说两个系列。对联的下联——“茶,泡茶,泡好茶”这个系列的待遇属于物质待遇。从随便倒一杯茶到现泡热茶,从泡普通的茶到泡好茶,物质待遇在逐渐提高。对联的上联——“坐,请坐,请上座”则是精神待遇。从坐到请坐,从请坐到请上座,这是态度问题,让人感受到了被人尊敬的精神满足。这两个系列的待遇,一个是可以用货币化来衡量的,一个难以货币化衡量。     我们现在到名山古刹观光,常常可以品一杯茶小做休憩,环境再清雅,茶再好,十元钱不够,二十也许够了,二十不够,五十总够了,五十再不够,一百总差不多了,所以一杯茶的价值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大凡物质待遇大率如此。但精神性的待遇则不一样,它能让人感到满足,“请上座”的尊贵感觉比起享受一杯好茶的感觉更美妙,但这样的尊贵感觉到底值多少钱却不太好说。有理由相信的是,它可能比一杯好茶的价值要高得多。时下的名山古刹往往设有贵宾接待室,一般人是没有资格进去的,能够在贵宾室享受“请上座”的尊荣,恐怕是要比喝一杯好茶更让人身心舒泰的。而我们现在要在名山古刹喝一杯茶大概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但要让名山古刹的处级、局级、部级主持尊敬地请你上座,那却需要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行(像刘墉那样具有“中堂”——总理级身份的人自然是没有问题的),而普通人估计是没有那样的资格、享受不了“请上座”的待遇的。     再说三个等级。金山寺和尚的前倨后恭,开始冷淡最终热情,他在待人接物的心理上是看人下菜,根据人的身份等级分别对待:衣饰普通,“布衣”也,所给的“待遇”是“坐”、“茶”;如果是官,“待遇”提高一个等级,“请坐”,“泡茶”;如果是大官,那么“待遇”就再上一层楼,“请上坐”,再“泡好茶”。在这里,金山寺和尚给人的待遇依据身份被分成了“坐—茶”、“请坐—泡茶”、“请上坐—泡好茶”三个等级。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待遇”的性质问题。故事中的“待遇”到底算什么呢?所谓“待遇”,其实是一种个人的“福利”。福利福利,有福有利,在现代的用法中基本上是指物质利益,其实只是“利”,而没有“福”,而在中国古代的用词习惯中,二者是有区别的,物质待遇属于“利”,精神待遇则属于“福”。在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待遇”既包含了“利”,也包含了“福”。“利”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福”则不能。     在人的生活中,到底是“利”重要,还是“福”重要呢?这可能因人因时而异,难以一概而论。但人之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在于人有精神世界,有做人的尊严,所以“福”不是可有可无的。孔子曾经说,现在人们说到孝敬,以为只要给父母吃的、能够赡养父母就够了,可是人们养一只狗养一只马,也都要给它们吃的,以养活它们,假如你没有孝敬的内心,那么你养父母与养狗养马的差别在哪里呢?〔1〕孔子所谓“犬马之养”的这个论断,明白指出了赡养父母与喂养动物的差别,也指明了做为父母的人与做为动物的犬马同样是活着的差别,父母需要的不仅仅是儿女供养他们吃饱穿暖,还需要孝敬的内心和恭敬的态度。所以对于父母来说,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供养,还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他们希望得到的不仅是“利”,还希望有“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有可能做父母,父母的心态也就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心态。这种心态,出于人的本性——追求自身精神和物质的最大限度的满足——“福”和“利”的最大化,概括说,就是“福利最大化”,具体说,它应该包括“福”的最大化、“利”的最大化,和难以区分精神性的“福”和物质性的“利”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福利”的最大化。“福利最大化”,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目标和基本动力。     现在的问题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够享受的“福利”由什么来决定?在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福/利”是由身份决定的。“身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是官?二、是什么级别的官?金山寺和尚以这两个方面作为区分“福利”的标准:“坐—茶”是给予一般人的“福利”,“请坐—泡茶”是给予普通官员的“福利”,“请上坐—泡好茶”则是给予高官的“福利”。从“福利”的享受主体——刘墉来说,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中他的“福利”在不断增长,增长趋势明显,幅度很大,而这一切基于他的身份:是不是官?是什么级别的官?     官的身份增加了刘墉的个人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却不是国家赋予的法定福利,这样我们就遇到了命名的难题:刘墉在这里因为官的身份而享有的福利应该怎么定性?叫它什么?     刘墉当官有法定福利。按照规定,清代“中堂”一级高官的年薪包括180两银子和90石大米。刘墉做“中堂”的时代可以领双俸双米,所以法定工资是360两银子和180石大米。如果米价按乾嘉时代每石1.5两银子来计算,刘墉的年薪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3万元人民币,月薪一万多一点。这个工资是帝国官员的最高标准了,但相对于一个大国的总理副总理来说这份工资实在不能说是高了。其他的福利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数额有限。总体来看,作为一个大国总理级别的“中堂”,其正式的福利不算多,级别比他低的各级官吏就更不用说了。这样就不免产生一个问题:当官当到最高级别,也不过是这么点福利,那当官还有什么吸引力?     显然,如果当官就这么点好处,那与读书人十年十几年几十年寒窗苦读、青灯黄卷的寂寞孤独是不相配的。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虽说读圣贤之书,但也未见得道德就比其他人高一些。生活是一本细账,付出多得到少的事情是不能被绝大多数人接受的。做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而且是社会的精英,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不会算不清基本的账。而他们又像范进那样对当官梦寐以求,打破脑袋也要挤进官场,这意味着有另外的东西吸引着他们。这东西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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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财政
作者: 洪振快
副标题: 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
isbn: 7802254035
书名: 亚财政
页数: 264
定价: 28.00元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装帧:
出版年: 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