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光在哪里》试读：内务部街，最初的记忆

    有人说，当你发觉自己爱回想往事了，说明你已经老了。爱参加同学聚会了，爱对下代人摆老资格，经常把“我们当年如何如何”挂在嘴边，或者像我这样，想出一本自己的书了，就真到了一把年纪。行走匆忙的人生，当你驻足思量：咦，我怎么就走到这了。眼瞧着镜中的自己：“我当年可不这样。”    我童年最初的记忆是东单附近的内务部街，打从记事儿起，我家就在那儿。内务部街，顾名思义，是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所在，不过，说是街，并不走公交车，只是个胡同。这条胡同有著名的北京二中，有时车水马龙，是因为巴基斯坦大使馆在胡同的中间儿。姜文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的总政五号大院就在胡同东口。我家在胡同西口第一个门，日式的两层小楼，是我妈妈所在的中国人民银行宿舍。二楼我家住，楼下还有两家。那时，我爷爷还健在，他个儿很高、人很清瘦，还留着一撮胡子。他曾是光绪年间山东大学堂早期毕业生，在北洋军阀时期出任过江西财政厅长，后来到东北做过两任赈灾县长，“九一八” 日本人来了，他来到北平。1942年辞职，赋闲在家，以变卖字画为生。爷爷从政期间的记录一直都很清廉，个人生活中，也从不置房产，意在不给儿女后辈留下不孝孽债。现在我父亲的书桌抽屉里还有祖上传下的一方印章，刻着五个字“清白吏子孙”。看着它，便会想到我爷爷。我们濮家祖上的事儿我知道的不多，但知道有一方玉玺，是皇上赐的。同治年间，我们濮家出了双榜进士，皇上做表彰，就赐了这方玉玺，后来被我爷爷在1951年抗美援朝时捐给了政府。    内务部街邻着史家胡同，以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家的祠堂命名。我上的史家胡同小学就在这座祠堂的遗址上，北京人艺的宿舍院儿也在这条胡同。人艺子弟全在这里上学。谁的爸爸、妈妈演哪出戏，扮什么角色，学校老师都门儿清。学校还经常请人艺演员到学校作报告，我父亲也是受邀的演员之一。    父亲来学校作报告那一次，我大概正上三四年级，是个夏天，正在操场上玩，就看到校长引着我爸走向礼堂。他那时刚刚在广播电台朗诵过长篇小说《红岩》，一段时间每天中午十二点半的电台小说连续广播节目中，都能传出我父亲朗朗的播音。我也是在那会儿知道了江姐、许云峰这些英雄的名字。学校请他来，自是作革命烈士的主题报告，听讲的都是老师和高年级同学。我在礼堂外，听到了他在台上讲，台下是一片片的掌声。第二天很多同学问：昨天作报告的是你爸爸吗？我表面装得没什么，心里却乐开了花—作为演员的儿子，那种被关注的荣耀。    对于父亲是个演员的记忆，最早缘于他带我去人艺。20世纪60年代初，各家生活都挺困难，干什么都得精打细算。我喜欢跟父亲到人艺食堂吃饭，觉得那儿的饭好吃，比家里的好吃，一顿下来还花不到两毛钱。去了就有人跟我父亲打招呼：你好。哦，这是昕昕，又长高了啊。小时候做孩子的总是免不了被要求有礼貌地叫人，慢慢地就认识了许许多多做演员的叔叔阿姨。再有就是到剧院洗澡。那个年代家里没条件，就借父亲演出的机会去剧院洗。这当然算走后门，按规定是不许的，但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一点头也就过去了。后台有个姚大大，人特别好，再平凡的事都认真对待，干得特别的细心周到，人艺有许多这样了不起的工作人员。姚大大特别喜欢孩子，看你来了，胡噜一下你的脑袋，笑呵呵的，我也就进去了。    父亲洗完澡就上台，我则赖在后台化妆间玩。后台有许多道具特别好玩儿，尤其是排战争戏时，有各种各样的道具枪。人艺的道具枪可都是真的，只是没撞针。玩多了，看会了，就特想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枪，于是就在学校的犄角旮旯找，找到一块大小差不多的木头，硬是抠出一把枪，还用锉刀把弹槽锉出来，手柄那儿再刮出些鱼尾纹，还用墨汁刷黑。总之弄得像那么回事儿，挺得意。慢慢地一点点发现，和戏有关的东西实在太神奇了。就说我父亲吧，演个八路军，就会到部队体验生活，穿着一身军装，没衔儿没星地往外走，胡同里的人看了就问：怎么，当兵啦？他回答一句：体验生活去。就坐上人艺的大车走了，牵走许多羡慕的眼光。    还有一次，父亲从剧院回来，带了一盒油彩给我们化戏妆。先给我弟弟化上一个孙悟空，完全是京剧勾脸那种画法；给我姐姐化了个花旦；我呢，被化成小生妆。第一次上妆，心里那叫兴奋。趴在二楼窗前，惹得胡同的人都仰脸看。美了一天，直到睡觉前才舍得把妆卸掉。    父亲当时有一身西装，天蓝色，还有顶礼帽，出席活动，都是这一身。我们就围着他左看右看，都说他穿上这身西装，像电影《红色娘子军》中乔装打扮的洪常青。即使作为孩子旁观，我也隐隐能感到，父亲在剧院是个受尊重的人。他说话大家都会竖耳去听，即使是在一些亲戚聚会的场合，大家也都愿意听他讲演戏的事情。    还记得父亲曾参与过一次剧本创作。是为支持布拉柴维尔刚果（布）人民革命斗争，一个世界革命题材戏。我父亲是编剧之一，其他两位是英若诚、梁秉。三个人常在我们家聊剧本，那个没黑没白地聊啊，还抽着烟，喝着小酒。我在一旁东串串西跑跑，听不懂他们在谈什么，但他们那种对戏痴迷、费心琢磨的样子，印象特别的深。戏排练时，我看了，记住了一些好玩儿的事儿，比如跳非洲舞。那时谁知道非洲舞怎么跳？跳着跳着就有人把腰扭了，或者把胯伤了……    你如果是个演员的孩子，这种乐子真是看也看不完。看《三块钱国币》，最有趣儿的是朱旭老师花瓶，演一场就碎一个。我坐在台下就想，这么好的花瓶，得碎多少个啊？还有《祖国万岁》里的大炮那真叫个像，《南方来信》中刘骏阿姨演一个潜伏在南越傀儡军内部的女兵，穿丝袜筒裙、戴船形帽，烫着头发，涂着眼圈。生活中哪见得着这个？就觉得好看，怎么那么好看！还有一些，你不用去看，乐子也会自动灌到你的耳朵眼儿里。有一回，演《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父亲演男主角，演完戏回家，一进门就哈哈笑个不停。笑什么呢？原来吕齐叔叔演男爵将军，到他演戏时，吊杆上一只灯泡突然碎了，吓得他一激灵，后半段台词吭哧半天才接上，惹得台下观众一阵笑，甚至到他下次再上场，有些观众的笑还没止住。我父亲就是在剧院没笑够，回来又跟我妈学，学着学着又开始笑。这就是演员家庭的生活。    戏看多了，自然会模仿。还是看这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引起的，其中有个情节，是王公贵族向小姐求婚，有个单膝跪地的动作。我正上小学四年级，这个年龄正是男孩儿又皮又淘的时候。课间休息，也不知怎么了，就想来那么一下，右手画俩圈，再往前一伸，就给一个女同学单膝跪下了。同学们一下子哗然了，“臭流氓”“臭流氓”的一通大叫。老实说，这个恶名难受了我好一段时间，我也懊悔，没有什么恶劣动机啊，不就有点儿人来疯吗？    这就是戏的影响。在你不知不觉中，戏剧这些幻化的东西，已经一点点浸入你的血液与肌体里了，连同一些感官记忆。你看我现在经常坐在新装修的人艺化妆室里化妆，但要让我说起儿时的记忆，我还能说出那时化妆室的感觉，就是一种老化妆品的味道，大概是用食用油调出来的。老年间卸妆用的是香油，香味弥漫着整个后台，现在的后台早没这味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