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红色经典》试读：《铁道游击队》创作、影响史话：“文革”十年：香花耶，毒草耶

四、“文革”十年：香花耶，毒草耶 在中国电影史上，“十七年”电影（“十七年”电影，是学界对建国后到“文革”前的国产电影的总称，因为从1949年至1966年在时间跨度上整整达十七年时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个阶段的电影以为工农兵服务为理念，以表现“人民战争”，塑造“人民英雄”，凸现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为价值取向。而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更是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电影《铁道游击队》，成为了“十七年”抗战电影的一个典范。①它的辉煌得益于当时相对宽松的文艺政策，但是“文革”文艺政策的改变立即使它由“香花”的境地堕入“毒草”之列。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等人抛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编造谎言，捏造罪名，对很多文艺工作者进行迫害。电影行业首当其冲，《铁道游击队》和原著作者刘知侠本人在这场浩劫中也就经历了一场大劫。 1968年1月，在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电影批判联络站﹑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联合印发的题为《毒草及有严重错误电影四百部》的小册子中，1956年版黑白电影《铁道游击队》位列第十二，册子中关于它的批判词为：“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影片的插曲很不健康。”《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曲受到批判后，作曲家吕其明便因为歌曲中“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等歌词而被造反派冠上“用低俗的歌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在“文革”中受到揪斗。电影《铁道游击队》的编导和女主角“芳林嫂”的扮演者秦怡也均在“文革”中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小说《铁道游击队》一下子就成了“大毒草”，在“文革”十年浩劫中遭到查禁。当时小说被错误扣上的主要“罪名”在于：不仅描写的是一群无组织纪律的无产者的斗争，没有遵循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战略原则，还在“掩护过路”这章中为“被打倒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树碑立传。文革开始后，刘知侠首当其冲成为受批判对象，众多的大字报，“山东省的文艺黑线头子”、“苏修特务”等数不清的黑帽子，一并强加于他。造反派把他囚禁到牛棚，经常拿他游行示众，批判斗争，甚至对他进行毒打和非人的折磨。 由于不甘忍受造反派的致命残害，刘知侠在一个深夜设法逃到了市郊的刘桂清（芳林嫂原型之一）家中。这位当初在日军严刑拷打下未曾流过泪的“芳林嫂”，望着遍体鳞伤，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知侠，不禁泪湿满襟。她毫不犹豫地将他收留下来，并对他说：“大兄弟，你在我这里住就行了，保你没事！”①造反派把关于刘知侠的通缉令故意贴在她的门前，并且进行了多次搜捕。“芳林嫂”临危不惧，机智果敢，运用搞地下工作积累的掩护经验，在儿女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多次在危难关头，将知侠转移，成功地避开了造反派的迫害。不过当时刘知侠不知道的是，文革中，原铁道游击队政委、后在枣庄某处任党委书记的王强的原型———铁道游击队副队长王志胜也被打成了“走资派”，并早他４个月也在“芳林嫂”家避难。② 谁也不曾料到，本是在抗战中掩护革命战士的“芳林嫂”，还得在和平时期掩护两名老铁道游击队员；谁也不曾想到，创作《铁道游击队》的知侠会和书中的人物以这样的方式重逢。那个人鬼颠倒的年代，“芳林嫂”刘桂清于危难中实演了这出“游击战”，被迫将本来用以对付日本鬼子的招数在同胞面前应用，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文革”结束初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依然被认为有问题。1977年９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在考虑《铁道游击队》的再版事宜时，向知侠提出必须将原著中详尽描写铁道游击队掩护胡服（刘少奇的化名）过陇海铁路的历史事实的第二十七章删掉的要求。这一章节正是知侠在“文革”中备受迫害的所谓“罪行”之一，也是《铁道游击队》一书的“罪证”之一。①为使《铁道游击队》能够得以再版，被当时的形势所迫，知侠最终忍痛接受了这个条件，因此，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个被删割的、残缺的《铁道游击队》版本就这样产生了。 “文革”中连环画、评书也都受到相应的冲击。“文革”中的连环画创作遭受严苛控制，而《铁道游击队》连环画因为“完全违背毛主席军事路线”“美化刘少奇”等罪名被打成“大毒草”，遭受重点批判，造反派扬言要把它“批臭批倒”，致使连环画原稿在“文革”中部分遗失，韩和平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评书被当成四旧产物、牛鬼蛇神，成了“革命”的对象，《评书铁道游击队》上部在风风雨雨中大部分都遗失了，它的下部也未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