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试读：第1封信 十八岁那一年

亲爱的安德烈:     你在电话上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刚刚赛完足球才进门,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里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驾照,秋天会去意大利,暑假来亚洲学中文,你已经开始浏览大学的入学数据……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你说, “M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安德烈,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在西安一家回民饭馆里见到的那个女孩?她从甘肃的山沟小村里来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的父母。那个女孩衣衫褴褛,神情疲惫,脏脏的辫子垂到胸前。从她的眼睛,你就看得出,她其实很小。十六岁的她,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     十八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     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托车、脚踏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巷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队小猪出来遛达。海风吹得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海水的盐分掺杂在土里,所以,椰子树的树干底部裹着一层白盐。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二十三岁时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大道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尾灯,一溜红灯。怎么会这样整齐?我大大地吃惊。二十三岁的我,还习惯人车杂踏、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台风往往在黑夜来袭,海啸同时发作,海水像一锅突然打翻了的汤,滚滚向村落卷来。天亮时,一片汪洋,锅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庙前,鱼里养着的鱼虾也游上了大街。过几天水退了,人们撩起裤脚清理门前的阴沟。自沟里挖出油黑黏腻的烂泥,烂泥里拌着死鸡死狗死鱼的尸体。整条街飘着腐臭腥味。然后太阳出来了,炎热毒辣的阳光照在开肠破肚的阴沟上。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艺术”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坐在凳子上扇扇子,小孩在庙埕上追打,中年的渔民成群地蹲在地上抽烟,音乐被劣质的扩音器无限放大。     渔村唯一的电影院里,偶尔有一场歌星演唱。电影院里永远有一股尿臊,揉着人体酸酸的汗味,电风扇嘎嘎地响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不断地说黄色笑话,卖力地唱。下面的群众时不时就喊,扭啊扭啊,脱啊脱啊。     游泳池?没有。你说,我们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来游泳的;台湾的海岸线是军事防线,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说,沙滩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场,人们把垃圾堆到空旷的海滩上去。风刮起来了,“噗”一下,一张肮脏的塑料袋贴到你脸上来。 我也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学处理的。     离渔村不远的地方有条河,我每天上学经过都闻到令人头晕的怪味,不知是什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人们在河岸上焚烧废弃的电缆;我闻到的气味是“戴奥辛”的气味,那个村子,生出很多无脑的婴儿。     我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破坏。     上学的时间那样长,从清晨六点出门候车到晚上七八点天黑回家,礼拜六都要上课,我们永远穿着白衣黑裙,留着齐耳的直发。我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化妆、发型。因此也不知道什么叫消费。是的,我没有逛过百货公司。村子里只有渔民开的小店,玻璃柜里塞得满满的:小孩的袜子、学生的书包、老婆婆的内裤、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还附带卖斗笠塑料雨鞋和指甲刀。     我的十八岁,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年的台湾。     你或许惊讶,说, MM,那一年,阿波罗都上了月球了,你怎么可能这样完整地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忘记一个东西,叫城乡差距。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我的经验是一个南部乡下渔村的经验,和当时的台北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当时的台北也是一个闭塞的小城啊。全台湾的人口一千四百万,“国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湾,还属于所谓“第三世界”。     我要满十八岁的时候,阿波罗登上月球,美国和越南的军队侵入柬埔寨,全美爆发激烈的反越战示威,俄亥俄州有大学生被枪杀;德国的勃兰特总理上台,到华沙屈膝下跪,求历史的宽赦;日本赤军连劫机到了朝鲜而三岛由纪夫自杀。还有,中国大陆的“文革”正在一个恐怖的高潮。这些,我都很模糊,因为,安德烈,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即使有,也不见得会看,因为,那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满十八岁的时候,台湾高速公路基隆到杨梅的一段才刚开始动工。“台独联盟”在美国成立,蒋经国遇刺,被关了近十年的雷震刚出狱,台南的美国新闻处被炸,我即将考上的台南成功大学爆发了“共产党案”,很多学生被逮捕下狱。保钓运动在美国开始风起云涌。     那一年,台湾的“内政部 ”公布说,他们查扣了四百二十三万件出版品。     但是这一切,我知道得很少。     你也许觉得,我是在描绘一个黯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但是,不那么简单,安德烈。     对那里头的许多人,尤其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个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后会知道他们是谁,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可是整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来看,却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因为,经验过压迫的人更认识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难得。你没发现,经过纳粹历史的德国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