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梦想》试读：与母亲一起的日子

在通往大使馆的路上，交通状况拥挤不堪：汽车、摩托车、人力三轮车、巴士和小公共汽车挤在一起，这些车辆都搭载了两倍的量，在午后的热浪下，车辆和车上的人都在奋力为自己多挤出一点点空间。我们往前挪动了几英尺，停下来，再次启动，又停下来。我们的出租车司机赶走了一群沿街叫卖口香糖和散烟的男孩，差点又撞上一辆载着整个家庭的摩托车--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像一个人一样，紧紧贴在一起，他们用手帕掩着嘴，避免吸入尾气，活像一家匪徒。路边，一位消瘦的棕色皮肤女人穿着退色的褐色布裙，头上高高地顶着装满熟透了水果的草篮子。两个机修工蹲坐在露天修车场中，一边懒散地赶着苍蝇一边拆发动机。在他们身后，褐色的土地上堆满了发臭的垃圾，两个圆头圆脑的小孩正在疯狂地追赶着一只瘦瘦的黑母鸡。小孩扑倒在混杂了泥土、玉米壳和香蕉叶的垃圾堆里，高兴地尖叫着，直到消失在后面那条土路上。 我们行驶到高速公路上之后，世界就变得轻松舒适起来了，出租车在大使馆前把我们放了下来，两个穿戴齐整的卫兵站在门口向我们点头致意。进入庭院，街道上的喧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园丁手里的大剪刀发出的有节奏的响声。我母亲的上司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头发乱糟糟的，两鬓灰白。在他书桌的旁边，立着一面重叠着垂下的美国国旗。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你好呀，年轻人。"他身上带着一股刮胡水的味道，浆硬的衣领深深地陷进了他的脖子。我站着，认真地回答关于自己学习情况的问题。办公室里的空气像山顶上一样阴冷干燥：纯粹而强烈的特权气息。 我们的拜访结束之后，母亲把我安置在图书馆里，就去工作了。我看完了连环漫画册，做完了母亲让我带来的家庭作业，然后就从椅子上爬了下来，开始浏览书架上的书。这里大部分书（的内容）都无法引起一个九岁孩子的兴趣--比如世界银行报告、地质勘测、五年发展计划。但是在一个角落我找到了一捆名为《生命》的杂志，用干净的塑料绳整齐地绑在一起。我翻阅着光滑的广告页，有固特异轮胎和道奇狂热汽车，有真利时电视（"为什么不是最好的呢？"），还有金宝汤（"嗯，嗯，好极了！"），穿着白色高领毛衣的男人往冰块上倒施格兰酒，而身着红色迷你裙的女人倾慕地看着他--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安心。当看到一些新闻图片时，我会在读标题之前试着猜测故事的主题。在一张图片上，一个法国儿童跑过鹅卵石铺成的街道：那是一幅快乐的场景，在完成了一天的学习和家务活之后，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他们的笑声中透着自由。另一张图片上，一个日本女人摇着小篮，小篮里躺着一个年幼的没有遮盖的女孩：那是一幅悲伤的景象；那个女孩生病了，弯曲着双腿，头靠在母亲的胸前，母亲的脸上满是悲伤，也许她正在责怪着自己…… 最后，我看到了一张老人的图片，图片上的老人戴着黑色的眼镜，穿着雨衣，走在无人的路上。我猜不出这张图片在讲什么；这个主题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下一页是另一张图片，这张是同一个人的手的特写。它们带着奇怪的不自然的苍白，苍白得仿佛血液已经从身体中抽离。回看第一张图片，现在我看到了那个人的鬈发，他的厚嘴唇和宽厚的肉鼻子，一切都散发出同样怪异而可怕的色调。 我想，他肯定病得很严重。也许是一个核辐射受害者，或者白化病人--几天前我曾在街上看到过一个白化病人，当时我母亲告诉了我那是怎么回事。然而，当我读到配图的文字时，发现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那个人接受了一种化学医疗，文章说到，为了漂白肤色，他自己掏钱做了手术。他说，他对于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白人所做的尝试感到后悔，对事情变得这么糟糕感到遗憾。但是，结果是无法改变的。在美国，有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黑人男女，相信了那些广告，相信了可以让他们像白人一样快乐的承诺，而愿意接受同样的手术。 我感到脸和脖子都火辣辣的，胃绞在了一起；杂志上的字模糊起来。我母亲知道这些吗？她的那位上司呢--为什么他能那么平静地读着他那冗长的报告？我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冲动，想要蹦出房间，让他们看看我刚刚读到的东西，想听听他们的解释或者保证。但是不知是什么把我拉住了。就像在梦里，我无法高喊出新发现的恐惧。母亲来接我回家时，我的脸上挂着微笑，把杂志又都放回了适当的位置。那个房间，那里的氛围，安静如初。 那时我们已经在印度尼西亚住了三年多，因为我母亲和一个叫做罗罗的印尼人结婚了，罗罗是她在夏威夷大学认识的另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在夏威夷语中的意思是"疯狂"，这一直让外祖父觉得好笑，但是这其实名不副实，因为罗罗身上带着他的民族所拥有的礼貌和从容。就像墨西哥人或者萨摩亚人身上都会带有显著的民族特征一样，他的身上也有印尼人的特征，他个子不高、褐色的皮肤、长相英俊、头发浓黑；他的网球打得很好，笑容灿烂迷人，性情沉着；从我四岁到六岁的两年之间，他经常耐心地陪外祖父下棋，和我玩摔跤游戏。有一天我母亲让我坐下，告诉我，罗罗已经向她求婚了，并且希望我们跟他一起搬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当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也没表示反对。我只是问她，她是否爱他--我已经懂事了，知道这样的事情很重要。母亲的下巴不停地颤抖着，她强忍着眼泪，紧紧地抱住了我，很久很久，这让我感到了自己的勇气，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之后，非常突然地，罗罗离开了夏威夷，母亲和我却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护照、签证、机票、酒店预定等一系列杂事。我们打包的时候，外祖父拿出一本地图集，勾出一连串印尼的岛屿：爪哇、婆罗洲、苏门答腊、巴厘岛。他记得其中几个的名字，他说，当他还是孩子时，从约瑟夫·康拉德的书上读到过。然后回想起它们曾被称作香料群岛，真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迷人的名字。"据说这里仍能找到老虎，"他说，"还有猩猩。"他睁大了眼睛在书上寻找着。"据说这里有'猎取人头的蛮人'！"与此同时，图打电话到美国国务院，询问印尼现在是否安定。跟她通电话的每个人都告诉她情况稳定。然而，她还是坚持我们必须带上几箱子的食物：果珍、奶粉、沙丁鱼罐头。"你可不知道那里的人都吃些什么。"她不容置疑地说。我母亲叹了口气，但是图塞给我几盒糖果，让我和她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最后，我们登上泛美航空的飞机，开始了环球飞行。我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衬衣，戴着一条灰色的领结，女乘务员不停地给我拿来拼图、额外的坚果以及一套金属飞行章，那套飞行章戳破了我胸前的口袋。在日本中途停留的三天里，我们冒着冷得刺骨的雨水，步行去参观镰仓青铜佛，在高山湖的渡船上品尝绿茶冰淇淋。在那些夜晚我母亲就用提词卡学习。从雅加达走下飞机时，停机坪上的滚滚热浪扑面袭来，太阳耀眼得就像一个火炉，我抓住了她的手，决定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好好地保护她。 在机场，罗罗微笑着来接我们了，他长胖了一些，脸上长着浓密的胡子。他拥抱了我母亲，把我举到空中，让我们跟着一个矮小但结实的人，那个人正搬着我们的行李径直穿过报关处长长的队伍，钻进一辆等候的车里。当他把那些袋子从箱子里取出的时候，那个人开怀地笑起来。我母亲试图向他解释，但是那个人只是笑着点点头。人们在我们周围来来往往，快速地说着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一种陌生的感觉向我袭来。我们看着罗罗和一队穿着棕色制服的士兵交谈了很长时间。那些士兵的皮套里装着枪，但是他们看起来很高兴，笑着和罗罗谈话。最后，罗罗回来的时候，我母亲问他那些士兵是否需要检查我们的行李。 "别担心……都已经打点好了，"罗罗说，他坐进驾驶员的位子，"那些人是我的朋友。" 他告诉我们，车是借来的，不过他已经买了一辆崭新的日产摩托车，但是对当时来说，已经很好了。新房子盖好了；只剩下一些需要装修的地方。而我已经在附近的一所学校注册了，亲戚们都很希望见到我们。在他和母亲谈话的时候，我从后座的窗户探出头，注视着沿途的风景，褐色土地和绿色田野连锦不断，树林和村庄相映成趣，还有柴油和熏木头的气味。男人和女人像收割机一样在稻田里穿梭，他们的脸被头上宽宽的草帽盖住了。一个湿漉漉的男孩，灵活得像水獭一样，坐在一头低着头的水牛背上，用竹条抽打着它的屁股。街道变得越来越拥挤，出现了小商店和小市场以及拉着满车沙石和木材的人，接着建筑物变得高起来，就像夏威夷的高楼一样--印度尼西亚酒店，非常现代，罗罗说，还有新的购物中心，洁白而耀眼--但是只有少数建筑物高过马路边枝叶繁茂的树。我们经过一排围墙高耸并带有哨岗的大房子时，我母亲说了一些我不能完全听懂的事情，一些跟政府还有一个叫苏加诺的人相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