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美国》试读：导论

难道为了维护安全，我们就可以放弃理想吗？恐怖主义引发恐慌，并压抑了诸如自由和个人权利的理想。克服恐怖主义威胁所带来的恐惧，是对我们勇气的巨大考验。我们是直面危险和不幸以坚持理想，还是在牺牲的幌子下退缩，放弃保障个人权利的承诺？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我们在不幸和挑衅面前放弃理想，这就意味着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有那些理想。我宁愿战死也不愿放弃哪怕是一丁点的“美国”理念。 ——第82空降师，第504降落伞步兵团，第1营，上尉，伊恩·菲士拜克（Ian Fishback），2005年9月16日，写给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信。 美国是一个地域，一个国家，一个群体，同时也是一种理念。这个理念，即是一个国家应该建立在一套普世价值之上。这些价值乃是不证自明（selfevident关于《独立宣言》中英语selfevident被翻译成“不言而喻”或 “不言自明”，近人多有议论。《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崇信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弃君权神授而采天赋人权，以期为独立寻找法理根据。本文翻译从“不证自明”。——译者）的真理，植根于我们同为人类的事实，而与血缘，地缘，肤色，财富无关。同时，它还是这样一种思想，即一个国家应当是出于对共同价值观的自觉承诺连为一体，而不是地域、宗教甚或种族的因素。 〖〗〖〗这才是美国导论〖〗但支撑美国理念的这些价值到底为何?每被问及，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会谈到我们对自由和民主的遵信。大多数人会提及平等；很多人会再加上正义。毕竟，《效忠誓言》(the Pledge of Allegiance)要求履行我们“对所有人施以自由和正义”的承诺，《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更是宣布“人人生而平等”。我们相信我们会忠于并捍卫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这些核心价值被庄严地载入了两个世纪以来的公民教育、独立日演讲、就职演说、诗歌、国歌、宣誓和各种教义中。它们亦被刻进了市镇广场花岗岩和大理石塑像底座的纪念碑文，全美到处皆是，数之不尽。 自由、民主、平等和正义——是无可置疑的。但在这份清单上，我想再添上三种价值：宽容、谦逊、信仰。它们是美国理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宽容，自由和民主均无可能。 之所以要加上谦逊，是因为作为一个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我们往往会忘记建国者的谦卑，同时它也反映了我们信念与时俱进的一面。加上信仰，则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在旁人看来对理想和进步的信仰乃是美国独树一帜的乐观主义的核心。恐惧会动摇我们对美国理想的承诺，信仰则能克服恐惧。 这些价值并非抽象的概念。它们已由美国历史上的诸多事迹赋予了具体的内涵。那些在逆境中坚持不懈、奋斗不息的故事谱写了美国历史的华彩篇章：清教徒(Puritans)、贵格派教徒(Quakers)、天主教徒(Catholics)、长老会教徒(Presbyterians)、 孟诺派教徒(Mennonites)、摩拉维亚教徒(Moravians)、路德宗教徒(Lutherans)、阿曼门诺派教徒(Amish)，以及犹太教徒（Jews），穆斯林（Muslims），和无数别的教派追求信仰自由——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崇拜自己选择的神——的故事；美国早期少数相对富有的白人男子寻求自治的故事；贫穷的白人男子、黑人，以及肤色、营生各异的女性，在往后的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间决意争取投票权的故事；奴隶制、战争、种族隔离、示威、静坐、抵抗，和唤醒全国以争取真正实现平等理想的故事。有滥用私刑和集体拘禁敌裔美国公民，但也有为确保正义， 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违法政府机关和官员的故事。为了融合成一个伟大的多元文化国家，宽容不再是一种奢侈而是必需的故事。自然，还包括谦恭的故事，如马萨诸塞湾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即今波士顿。——译注首任总督有愿景建造“山巅之城”（a city on a hill），但同时忠告居民们要“谦恭地与主同行”。还有更多的故事阐述了始终不渝的信仰，对自身价值观、一切皆有可能的精神的笃信，以及对美国理念的坚守。 这些故事组成了生生不息的大历史的不同章节。重温和再述这些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道德、政治的行为坐标，指引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回顾历史并非是为了重温过去的辉煌，而是要尽量提醒自己和世界留意我们的不足、失误，以及我们为达到自己的标准所做的种种努力。铭记并承认我们历史中的那些部分，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自身和他人。显然，回顾过去那些故事，亦能帮助我们重燃梦想。 美国理念作为一种远见和承诺在我们建国之初即已成型。开国元勋们预见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的诞生。他们将这些远见载入《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宪法》(Constitution)和《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不管这些文件多么庄严，羊皮纸上的签名如何龙飞凤舞，也只不过是纸面的东西罢了。美国赖以立国的理念或许能用日常语言来表达，但其实现却取决于我们的所作所为。 美利坚合众国是在一个对美国人民和整个世界庄严承诺的基础上创立的。开国元勋们审慎自觉地承诺创立一个人民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一个共和国——并取得了成功。他们承诺保障全体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对所有人施以正义。他们许诺要用事实证明，拥有这样一个政府是人类的天赋权力。 但这些承诺并没能立即兑现。经过南北战争（Civil War）血与火的洗礼，消除人人平等的美好理想与黑人奴隶制度丑恶现实之间巨大落差的重任落到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肩上。上述平等的理想其实早已经由杰斐逊在伟大的《独立宣言》中昭告世人。1857年，林肯注意到了《独立宣言》的崇高原则与许多开国元勋蓄奴行为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他道出了美国某些根本性的特征:[开国者们]旨在树立一套人人熟悉的、自由社会的一般行为准则，不断借助它反省自己的行为，持续努力，力求完善，由此拓展、深化其影响力，并扩大生命的福祉和价值， 以致所有人，无论肤色，无论身处何地，均能受益。亚伯拉罕·林肯1857年6月26日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演说，见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3，1990)。换句话说，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朝着自身理想不断挺进的过程，尽管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这些理想，但我们会在某些地方取得成功，并在其他方面再接再厉。我们伟大的爱国者通常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肤色不同，贫富不一，性取向亦有差异，或市民或农夫，或移居或土著，既有改革者也有保守派，既有劳工又有企业主——他们指出我们的缺点并坚持认为政府和人民应该履行诺言。 恪守建国时的诺言——美利坚的庄严承诺——意味着忠于我们的价值观。保持信仰往往异常艰难，却未必是一种负担。因为信仰是我们的力量之源。正是信仰将我们团结在一起，激励我们前行，同时它也是我们和其他国家联系的纽带。 价值观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美国亦因此而长盛不衰。通过对美国理想的执著追求，我们的国家认同逐渐形成。正是这种认同将“合众为一”变成现实。这也正是伍德罗·威尔逊1915年5月演讲所力图传达的信息。演讲的听众是一群移民，他们刚刚宣誓成为美国公民:大家刚刚宣誓效忠美国。效忠谁呢?上帝之外，谁都不是。肯定不是效忠于那些暂时代表这个伟大政府的官员。你们所宣誓效忠的乃是一种伟大的理想、一种伟大的立国原则，人类的一种伟大希望。伍德罗·威尔逊节引自John Pullen：Patriotism in America，（New York： American Heritage Press，1972），第21页。理想、原则、希望:在威尔逊看来， 美国代表了对未来的梦想和这一梦想终会实现的希望。他深知美国历史并非一帆风顺，但我们对建国时承诺的恪守却始终如一。 共同的价值通过赋予我们共同的理想，让美国更为强大。这些理想是我们所向往并为之奋斗的事物。美国人对进步有着非比寻常的信心——这也许是世界各国中独一无二的。这种信念来源于我们建国之初传教般的热忱。“从一开始，”威廉姆·哈伦·黑尔写道:“美国精神(Americanism)便否认事物会停滞不前。我们来到世上是有目的的；我们要向前走。我们会使自己进步；所以也会让我们生于斯的国家天天向上；通过促进这个国家进步，我们最终将使世界向前迈进。”威廉姆·哈伦·黑尔， The March of Freedom: A Layman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47)，第27—28页。 许多观察家——我们自己的文化批评家和思想深邃的外国评论家——对我们将历史视为进步之旅的坚定信心，即使不质疑，也会深感困惑。不管道路多么崎岖、旅途多么颠簸，甚至有时还会停顿，我们美国人始终坚信历史会不断进步。他们不无道理地指出：对历史进程的这种看法往往令我们陷入困境，让我们一厢情愿地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从更深层次上说，美国人有时似乎只是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上悲剧、邪恶和不公的分量。我们希望故事的结局都是大团圆。 不妨看看英国小说《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和美国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s)之间的差异。两者均为典型的正邪不两立的史诗性作品，老少皆宜。但《哈利·波特》中，死亡始终如影随行，一步步逼近哈利。他的保护者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直到第六册时，他才认识到，“他必须永远放弃他一岁时就应丢弃的幻想，即有了父母臂膀的庇护，什么都伤害不了他”。他回想起邓布利多（Dumbledore）告诫自己要“战斗，再战斗，不断战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恶魔远离，虽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彻底根除罪恶。”J．K．Rowling， Harry Potter and the HalfBlood Price （New York：Arthur A.Levine Books，2005），pp.644645. 而在《星球大战》导演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看来，邪恶却可以被一劳永逸地击败。天行者卢克(Luke Skywalker)在其父达斯·维德(Darth Vader)的帮助下，击败了西斯(Sith)。达斯·维德曾是黑暗力量(Dark Side)阵营的重要一员，但他最后用行动弥补了自己既往的过失。在星战系列每部的末尾，正义一方看起来都好像大事不妙，但此举只是为了确保观众回来看续集。一旦绝地武士(Jedi knights)归来，毫无疑问，他们最终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哈利·波特》产自这样一个国度:它领教过大空袭（Blitz），失去了一个帝国，并将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让于美国。英国人相信持久地与邪恶斗争是必要的，但对斗争的结果却不怎么有把握。因此，他们以自己在危难面前的坚忍、刚毅为荣——其坚定沉着足以称得上是传奇。与之相比，美国人则成长于广袤、肥沃，且看起来机会无限的新大陆。虽然我们的国家为打败法西斯和共产主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我们首先联想到的乃是自己在重大冲突中的全身而退。我们为胜利终将来临的信念和对成功的盲目信仰所鼓舞，不论成败的几率怎样。 全世界人民从美国人超乎寻常的乐观主义那里得到启发——尽管他们也会予以冷嘲热讽。每年，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蜂拥而至，试图在美国寻找新的机遇。还有无数仁人志士留在国内勇敢抗争，为的就是自己祖国也能像美国那样保障自由、提供机会。对这些人来说，美国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美利坚赖以立国的价值和一代又一代美国人为实现这些价值所取得的进展——令人敬佩。它激励着身处破船或黑暗牢笼中的人们相信他们可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不管是移居国外还是投身革命。 最后，我们共享的价值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将美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美国所推崇的诸种价值——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无论其种族、信仰或国籍为何——乃是普世性的，正是这一观念将我们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建国之初，美国人就意识到世人都在关注我们的试验——希冀为我们所用的也能为他们所用。 1825年6月17日，邦克山战役（Battle of Bunker Hill）十五周年纪念日之际，美国伟大的演说家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为邦克山纪念碑（Bunker Hill Monument）奠基。他的演讲意在启迪后人，事实上，他做到了。韦伯斯特“确信我们国家的示范效应已经并将继续在实现人类自由和幸福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并为此感到自豪。他强调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表率，这一点引人注目。在韦伯斯特看来，新生美利坚的历史已经向世人证明“代议制政府和普选政府……是可以调和的，不仅体现在威望和权力方面，也体现在祥和、和平、个人权利的保障、公序良俗的法律和公正的政府方面。” 韦伯斯特懂得其他国家也许偏好其他政体。但美国的例子显示了该理念的有效性，因为不过在五十年前， “用智慧和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们能够实现自治”这一理念还是相当革命的。现在全体美国人的职责是确保这一杰出的榜样能够持续下去，“确保没有什么能够削弱它在全世界的威信。”丹尼尔·韦伯斯特，1825年6月17日在邦克山的演说，可查阅 www.dartmouth.edu/～dwebster/speeches/bunkerhill.html.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密联系， 常常会被我们所谓的“光辉的孤立主义”(“splendid isolation”)遮盖。孤立主义的确伴随着我们整个的历史。最著名的要数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所做的表达。他告诫新生的共和国避免和他国结盟，并对新旧世界做一个明确的区分。乔治·华盛顿， 告别演说，1796年， 可查阅 www.yale.edu/lawweb/avalon/washing.htm.但在我们的国家结构中，世界主义其实是一条更加重要的主线。托马斯·杰斐逊就曾为北美居民成功推翻英国统治后不久所发生的法国革命和荷兰革命欢呼。他骄傲地预测“自由之球……如今运转如此之好，以至于将转遍全球，至少经过启蒙的地区，因为光明与自由是携手并肩的。我们为首先启动自由之球深感荣幸。”托马斯·杰斐逊1795年6月1日致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 手稿见the Manuscript Division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81)。可查阅 www.loc.gov/exhibits/jefferson/jeffworld.html.我们拒绝的不是欧洲，而是其陈旧的君主政治。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发现自身很快便与世界上的民主盟友自动地联系在一起。 〖〗〖〗这才是美国导论〖〗两个世纪之后，在类似的层面上，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也认识到美国应在世界更大范围内担负责任。面对诋毁者们的嘲讽，他坚持在全球范围内倡导人权引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即使那些人笑称其立场乃是一种“软绵绵”的自由主义。卡特认识到在全球范围内支持人权的策略恰恰符合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传统。他也意识到这将增强我们的力量，并提高我们的国际信誉。他在就职演说中宣称：“为了忠实于自己，我们也必须对他人忠诚。”“在国外我们也不能打破自己的规则和标准，因为我们深知，我们所获得的信任对我们的力量至关重要。”吉米·卡特，1981年1月14日就职演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可查阅 www.yale.edu/lawweb/avalon/presiden/inaug/carter.htm.正如他后来解释的，人权正是美国人的立身之本：“美国没有发明人权。实事求是地讲……是人权创立了美国”。吉米·卡特，1977年1月22日告别演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来自“ Selected Speeches of Jimmy Carter”，可查阅吉米·卡特图书馆或馆网 www.jimmycarterlibrary.org/documents/speeches/farewell.phtml. 铭记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信任美国便意味着信奉普适价值。尽管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热爱，但美国的爱国主义，由于它所为之奋斗的价值，它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爱国主义。 对自身价值观的自豪感是我们巨大力量的源泉。但我们的言论好像也常常目空一切，仿佛即便美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也是最好的国家。冷战的结束占据了我们的头脑，这一点也许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非但没有认识到这些价值远未彻底实现，反而倾向于认为我们实际上已经通过完美的形式体现了上述价值。我们非但没有邀请别人一道努力实现我们的最高理想，反而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已大功告成，并要求别人只要简单模仿我们就行了。我们的自信往往会蜕变成傲慢——破坏美国的海外形象不说，常常还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就这样表达了他对美国傲慢的不满：“苏联的垮台使美国更加目中无人，它开始以世界的主宰自居，建立所谓的‘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奥萨马·本·拉登，引文见 Peter Bergen， Holy War， Inc.: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Osama Bin Laden (New York: Free Press， 2002)，第20页。 我们可别搞错:美国还在不断完善中。除非我们坦率地承认自身的缺陷——如低迷的投票率，为特殊利益所左右的政治文化，卫生和教育系统的巨大漏洞和不公，监狱现状——否则，其他国家便会指责我们虚伪。亚伯拉罕·林肯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在1854年与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的著名辩论中，他公开谴责《密苏里妥协》(Missouri Compromise)，因为这一协议接受了南方各州的蓄奴现实。他憎恨它不光是“因为奴隶制本身的丑陋不公”，他说：“还因为它剥夺了共和国在世界上作为正义化身的表率作用——使自由世界的敌人，能够用似是而非的言语，把我们描绘为虚伪的国度，从而使真正的自由之友怀疑我们的诚实”。亚伯拉罕·林肯与史蒂芬·道格拉斯1858年8月21日在伊利诺伊州渥太华的第一次辩论，可参阅www.nps.gov/archive/liho/debate1.htm. 这些话在今天听来是多么引人共鸣！关塔那摩(Guantnamo)、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秘密监狱、非常出格的行为、未经审判就监禁甚至终身监禁、容忍他人甚至我们自己对犯人进行的严刑拷打，都让敌人嘲讽我们虚伪，也使朋友怀疑我们的诚实。我们的国力大大超过林肯时代，今天的世界也比林肯时代更加扑朔迷离。我们要处理的议题所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但根本问题始终如一。我们必须重新回到更加忠实于我们信仰的外交政策上来。 如果在国际领域，我们也能像在国内一样成功地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虽非完美却不断改进——那将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将在这个世界迷失方向。我们的孤立本身也证明了我们的失败。我们已经瞥见这种可怕的端倪：身处一个更加敌视美国因此也更加危险的世界，我们更容易被诱导，进而偏离美国宪法自身，为了安全牺牲自由，为了效率牺牲民主，为了强力牺牲公平。我们也许将被诱离正道，换句话说，我们或许会放弃了美国理念（the idea that is America）。 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紧迫，当务之急是通过植根于我们价值观的外交政策重新找到力量之源。以经济数据和军事实力衡量，我们实力空前。但以常识即我们是否有能力让别人采取我们希望他们采取的行动来衡量，显然，冷战以来，我们就已节节败退。如果严肃地看待这一点，即我们最大的优势不是军队、国土和财富，而是我们的价值观，那么就应重新反省目前用以反映和促进那些价值的整套战略和行动。 为了找到前进的方向，我们需要诚实地回顾和评价美国历史。我们需要明确自己到底已经投入了多少时间、付出了多大努力来缩短浮夸的言辞与美国活生生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同时还有多少未竟的事业。承认自身的缺点不会破坏我们的理想或我们在世人眼中的形象。相反，全世界将从我们的例子中得到启发。历史上无数勇敢的美国人，迫使政府和自己的同胞实践那些正式宣告的美国理想。这些斗争中的许多持续至今，对此我们不仅不应掩饰，反而当予以提倡，并将之公布于众。 为了准确认识过去我们是如何界定我们最珍视的那些价值，并怎样为之奋斗的，我们同样需要回顾历史。这种认识，反过来将给我们指明方向，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在当今世界更大的范围内坚守那些价值。我们应该内外一致，表里如一。我们必须以真诚的面目示人，让伪善与恬不知耻走开。它所反映的应是我们作为一个既有理由自豪又亟需谦卑心态的民族的本真形象。 但我们也必须放眼未来，重新投入心力以在国内实现我们的理想。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最有力的辩护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确保更多的人实现他们的美国梦。世人之所以对美国魂牵梦绕，总是源自他们亲朋好友的传奇经历：这些人想方设法到了美国，发了财，拿到学位，或者赢得自由生活的权利。保证今天不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还是移民都能实现这样的梦想，可能是美国在这个世界能为自己做的唯一再好不过的事。 我们需要更多领悟美国爱国主义真谛的爱国者。艾尔弗雷德·丁尼生男爵艾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是英国19世纪的著名诗人，1884年被封为男爵。——译注（Alfred Lord Tennyson）在其名作《轻骑兵进击》（The Charge of Light Bridge）中，描述了军队里的最高忠诚，就是:“不追根究底，只慷慨赴死。”但美国现时所需的不是这种爱国主义。如果伊安·费许贝克（Ian Fishback）按照上面的格言行事，他就不会给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写信，敦促其对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在信中，费许贝克还指出自己曾在军中努力推动调查但始终无人理会，要求对此做出解释。他是在战时抗议和揭露我们的缺点，直指背弃美国价值观的行为。他的爱国义举最终促成参议院明确表态反对刑讯。 然而我们当今的政府，有时却并不认可这样的爱国行为。政府当局公开指责那些政治家、记者和普通公众没有爱国心，并质疑他们的忠诚。因为他们要求政府对伊拉克战争的灾难性延续负责，并对反恐战争某些方面是否合乎宪法提出质疑。无论哪个党上台、哪个人执政，那些从不怀疑政府的美国人其实是在逃避其公民义务。我们伟大的民间英雄马克·吐温（Mark Twain）以一种罕有的严肃笔调写道:“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决定是非对错，何种做法爱国何种做法不是。逃避这一点就不能被算作人。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昧良心，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国家而言，都是十足的、不可饶恕的叛徒，自然也就只能任由人家给你贴标签了。”马克·吐温，“Papers of the Adams Family”，来自 “Letters from the Earth”，(New York: Crest，1964)，第109页。 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者是这样一些领袖和民众：他们敢于用我们的最高标准要求美国——即使被流放，受到惩罚、监禁，有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正是爱国主义最终区别于国家主义的地方。爱国主义并非是“不管它对错与否，我都绝对效忠于它”(“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用伟大的德裔美国人、共和党参议员卡尔·舒茨（Carl Schurz）的话来说，爱国主义是“[我们的]国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当它正确时，保持它的正确；当它错误时，促使它正确。”卡尔·舒茨，1872年2月29日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参见第42届国会第二次会议， Congressional Globe， 第1287页。舒茨一生颇有传奇色彩，做过记者，当过编辑，干过作家，出任过内务部长，内战（Civil War）期间还曾任北方将领。 这是一种更加谦卑也更有吸引力的爱国主义，在面临外来威胁的时候尤其关键，因为此时几乎所有批评通常都会偃旗息鼓。面对危险时，坚持我们的理想需要特别的勇气。这种勇气被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称为“自由的秘密”。路易斯·布兰代斯，Whitney v. People of State of California， 274 U.S.357，1927年。本书以下部分记录的是美国伟人们展示他们伟大勇气的故事，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抨击现实、鼓动抗争、发动游行，并坚持抗争到底。在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心目中他们都是英雄。鲍德温宣称:“我爱美国胜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而且，正是这个原因，我坚持认为自己拥有对她进行永无止境的批评的权利。”詹姆斯· 鲍德温，Notes of a Native Son，（Boston：Beacon Press，1955年），第9页。这种精神本身正是美国理念必不可少的部分。 “美国理念”从来就不是一种单一的理念。因为我们的人民、地貌、家庭、文化和经历千差万别。相反，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就这些理念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经过几个世纪它们终于汇聚成美妙的合唱。当我们聆听这片国土上的演讲、赞美诗、训诫、诗歌、誓言、民谣和集会呐喊时，我们就如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中所提到的那样，能听到美利坚在歌唱。 然而本书的主题远非言辞所能表达。空话与空洞的承诺同行，往往会招致国内外的冷嘲热讽。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理想转换成具体的计划和政策。而且，我们必须赶紧行动，因为整个世界都注视着我们，错误的代价也无比巨大。 用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话说，在美国历史最光辉的时刻，我们将信仰贯彻到了行动之中。“United States！the ages plead， / Present and Past in undersong， /Go put your creed into your deed， / Nor speak with double tongue，”选自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诗 “Ode”，1857年7月4日吟唱于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市政大厅。可参见 www.potw.org/archive/potw369.html.那些极度的不公正所凸显的言行不一，激起了强烈抗议。这些反应最终带来了积极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出于我们美国人的完美性或优越性，而是源于我们政治制度的设计，我们达不到目标时共同的羞耻之心，和我们必须最大限度保持言行一致的共同信念。 我的一个德国朋友说道：“每一个憎恨美国的人骨子里其实都深爱着美国，他们是因为失望之至才这样。”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他深爱着美国理想，也很感激美国在德国和欧洲历史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的观点赢得那些对美国抱有强烈期望的同龄人的认可，他们急切地希望美国实践理想以树立一个鼓舞世人的榜样。 今天，德国青年持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道德制高点，从而丧失了领导世界的合法性。冷战时期，美国为维护自由和民主与苏联对峙，但那时德国和欧洲的年轻人也经常上街游行抗议他们所讨厌的某项特定的美国政策。相比之下，欧洲、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年轻一代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凌驾于世界之上、不可一世、滥用武力的美国。 我们一定要改变他们对我们的看法。但为了改变别人的观点，我们必须具备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一定得乐于抨击、质疑、抗议，并使民主运转起来——哪怕是在战时。最后，为了重获道德上的平衡，我们不仅要教别人，也得不断学习，有时还应甘当配角，甚至还得通过自我节制而非行动为世人做出榜样。 对我们而言，要养成这些习惯往往并不容易。长期的忽视已使我们不知从何做起。但为了在这个世界扮演自己希冀的角色，我们必须将它们纳入美国理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