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试读: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最后的孙中山    对于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的逝世,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但是近代中国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梁启超却对北京的《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当孙中山在1924年的最后一天乘坐火车到达北京时,他的病情已进一步恶化。尽管当时并未诊断为癌症。    前往北京的目的除了就医外,被革命弄得身心疲惫的孙中山真心希望与那位号称“基督教将军”的冯玉祥达成协议,后者刚刚控制了北京并将末代皇帝驱逐出紫禁城,并具有明显的亲苏倾向。    十多万民众拥挤在永定门火车站欢迎他的到来,在当日发表的《入京宣言》中,孙中山再次重申了他的救国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力,乃为救国……”在过去的大半生中,他已经尝试过各种救国之道。他先是放弃“医民”而转向“医国”;他在28岁那年试图向李鸿章呈上长达8 000字的改良中国的建议,并坚称:“以中国之人力财力,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李鸿章的冷漠无疑加速了他走上一条更为激进的道路,1894年11月24日,他成立了“兴中会”,而甲午海战几乎宣告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正式破产;尽管孙中山自幼就接受了西式教育,13岁就远赴檀香山,并笃信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他仍不自觉地从传统中国中寻找理论依据,他的著名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取自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就连“兴中会”的宣言亦沾满骈文色彩。    1895年,与孙中山同乡却在当时更具影响的知识分子领袖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采取了“公车上书”的行动,就像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一样,时年37岁的康有为通过刻意误读而赋予传统经典以新含义,并因此吸引了大批被旧空气窒息的新知识分子与官员。他在1889年写作的《孔子改制考》将儒家创始人孔子塑造成“变革的爱好者”,试图将西方科学引入儒家。《马关条约》的签署是“公车上书”的导火索,这份18000字的奏章征集了1 000多名正在京城赶考的考生的签名,这或许是自东汉太学生集体干政以来最大的知识分子运动。    自29岁以来,孙中山鼓动了一次次惨烈的革命,或许他的潜意识与另一位革命者谭嗣同不无相似--通过流血来唤醒民众意识。他不相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梦想,深信推翻清王朝是实现复兴中国的前提条件。    对于1895年流产的广州起义,当时的英文报纸《环球电讯报》这样报道:“他们计划以夺取广东的胜利为开端展开全国性的起义。为此,革命者从香港发出400只平底小渔船赴广东准备发动革命。但这个秘密计划很快被泄露,清帝国主义当局立即逮捕并处决了15名首要分子,余党则设法逃脱。”    在未来的30年中,孙中山一直在试图克服自己在这次夭折了的行动中表现出的弱点,却未获成功。他终身都未能建立起一个严密的组织,从兴中会、同盟会到国民党,他只是名义上的领导者,组织的行动也常常泄密,在面临背叛时,他束手无策,只能选择流亡他乡。在他逝世时,他仍只拥有广东这块根据地。他从未能理解“权力”的真正含义,尽管他被普遍视作“现代中国”的先行者,却没有能力将中国引上一条富强的道路--这需要更强有力的领导者。         第一个大总统     1911年春天,湖南长沙18岁的毛泽东在学校的墙上贴上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蓝图: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广东黄花岗72烈士的牺牲刺激了这个年轻人,他和朋友们用剪掉辫子与上街示威来抗议清政府。     到了10月10日,被无数毛泽东这样的青年敬仰的孙中山终于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领导者。这场革命充满着戏剧色彩,它由原本效忠于清政府的设在武昌的新军发起,并推举了勉强同意的保守派黎元洪为领袖,而孙中山此时正远在美国。尽管各省的独立行动有力地声援了湖北的革命,但习惯于王朝更替的中国人并不知晓这次“造反”有哪些新含义。像鲁迅所写的阿Q一样,青年以割掉辫子的行动象征与旧秩序的决裂,但谁也不清楚新秩序意味着什么。张国焘的父母禁止14岁的儿子外出参与革命行动,也禁止他立刻剪掉辫子,因为“他们一方面觉得大清帝国有点靠不住了”,但同样有大量的传闻显示“孙文不过是一个草药郎中”,他能够主宰新中国吗?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结束16年的流亡生涯终于回到上海之时,他所受到的欢迎颇具象征色彩。当国内一些报纸纷纷揣测他从美英法带回了军舰与大批贷款之时,孙却对记者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着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7天后,孙中山得到了17 联省的支持,尽管他“不名一文”,除了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并无军队,然而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他比旧朝廷的袁世凯与新革命的领袖黎元洪更值得担当新政权的大总统,即使它是临时的。     1912年1月1日场面隆重的就职典礼既是孙中山一生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转折的来临。未来的中外历史学家无一不承认孙是现代中国之父。尽管孙中山本人常被反各种势力的攻击所困扰,但他对于未来中国的方向却保持着一致的清晰--建立现代制度。他在1905年即已提出了将国人改造成现代公民的意愿,在辛亥革命后他也表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无人能够预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时未来中国的局面。那一年蒋介石25岁,在辛亥革命时参与了杭州的起义,并成为临时组建的沪军第五团的团长,而他尚未见过国父的模样;18岁的毛泽东是一名常帮战友写信、每月挣7元钱的新兵,他被革命鼓舞着,他的政治蓝图至少已实现了1/3(孙成为总统),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途;邓小平当时7岁,他当时的名字是邓希圣,他的父亲希望他背熟“四书五经”,以追随传统圣贤。     不断革命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俄国与中国的战争》一书中说,倘若不是过早逝世,孙可能成为一名共产党。他从美英学习议会制度与现代政府,却在民族主义情绪上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更近似,他在西方主要国家面临的外交挫折,也促使他接近俄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甚至孙中山与列宁对待革命的气质都有几分类似,“不断革命”是托洛茨基发明的著名词汇,它促使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发动了十月革命。而这个词同样适用于孙中山的一生。十月革命不仅使身在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备感振奋,它同样令52岁的孙中山在1918年致信48岁的列宁:“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着同样的目的”,而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则让孙更想建立一个“同样新式和巩固的制度”。    但无可否认,现实利益在国民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中扮演了最重要的推动力。因为,即使列宁与孙中山彼此间存在若干好感,但直到1923年春季,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才飞赴广州。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将近两年。    鲍罗廷在1923年春季到达广州后,就成为了当地的大人物,人人都想去他那里坐坐。同样曾备受现代化困扰的俄罗斯如今成为了渴望缔造新世界的中国政治精英的偶像,尽管列宁已身处病中。共产国际早在1919年成立时就将中国视作扩散革命的最佳地区之一,它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但对正经历着西方围困的苏联来说,拥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肯定是更好的“扩散革命”的对象。    39岁的鲍罗廷目睹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接下来4年中的合作。作为孙中山最可能的继承人的蒋介石对苏联表现出明显的热情,他在 1923年8月获得了前往苏联的机会。当蒋介石在苏联时,周恩来与邓小平仍在法国。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是由前往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与流亡者来主宰的。日本是20世纪初中国青年的最好选择,它旅费便宜,而且日本战胜俄国的经验更令人向往。它是孙中山喜欢的中途站,它激发了陈天华与邹容的革命热情,是梁启超的主要流亡地,是周氏兄弟的文学启蒙地,蒋介石也在那里学习到了基本的军事作战理论;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派大多数选择了学院生涯,其中的杰出人物普遍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他们造就了国民党政府自由派倾向的一面;留苏一派试图指导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却常常将革命推入死角,苏联理论最终让位于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经验;留法的年轻人中涌现出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与邓小平、陈毅,法国的艰苦生活也或多或少地促使这些年轻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在周恩来、邓小平在巴黎寻求革命真理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庞德、斯泰因、马蒂斯也在巴黎寻找艺术真理。塞缪尔•贝克特称这里是“年轻人的天堂”。    鲍罗廷肯定可以进入最具效率的西方专家的行列,至少他总将自己表现成无所不能的独行侠。在孙中山前往北京前,鲍罗廷帮助重组了国民党,他不仅帮助不无担忧的孙中山赶走了陈■明残部的进攻(孙中山能直接指挥的不过是他的150~200名卫兵),还和孙一起筹建了在1924年1月20 日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共两党的合作明确无误地开始了,毛泽东是参加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之一,这165名代表中的20人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    按照经典的苏联经验,在重建党之后,党就要建立自己的军队,黄埔军校由此而生。1924年5月,蒋介石成为第一任校长,而刚刚从法国归来的周恩来则成为政治部主任。他训练了为数不多的学员成为20世纪中国战场上主要的指挥员。但在孙中山前往北京以争取最后的统领中国的梦想时,国共两党的裂痕还未弥合就已开始加深。         国父的遗产    当孙中山逝世时,38岁的蒋介石正率意气风发的黄埔军校学生东征。美国合众社在1925年3月12日发出的电文中表示,在“共和国之父”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领袖的职位将由蒋介石继承,他领导着4万士兵的军队,合众社称蒋的职业是银行家。他最可能的权力竞争者汪精卫正在北京主持葬礼。    而此刻毛泽东正在湖南老家思考如何鼓动农民革命。    1925年的中国与1895年的中国有何不同?30年的跨度记录了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但是准确评估孙中山的革命遗产却颇具难度。孙中山未能如列宁、凯末尔这样的领袖,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甚至革命本身都非他直接领导的;在某些气质上,他更类似于甘地,除了个人的道德勇气,几乎无可依赖。革命最初时,他依靠宋查理,后来他依靠黄兴、陈■明、蒋介石指挥军队,依靠宋教仁、鲍罗廷组织政党,当他在袁世凯的政府里成为铁路总长时,曾夸口要修30万公里铁路,却最终发现这只是一个空想。    孙中山逝世时,民国政府已运行了14年,除了袁世凯与张勋短暂复辟外,孙本人追求的议会制现代政府维持着表面的运转。黎元洪甚至组织了“好人政府”,但这种西方式的现代政府却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扮演着微乎其微的作用,它缺乏根基,飘浮在中国社会之上。         1925:苦闷的象征    无论如何,这30年的变化依旧惊人。皇帝已被赶出了紫禁城,滑稽的辫子消失了。在孙中山逝世前的几年中,大城市的年轻人最热衷谈论的名词是“时代”、“新时代”、“新文学”。它源于1917年发自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并因为“五四”学生运动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激进的北大教授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中不断表达他对新社会的憧憬:“城市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段冗长的形容词颇具圣西门、傅立叶那一派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色彩,但也准确地表现了自晚清开始追求的社会变革。“百日维新”的失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将希望寄托于社会的觉醒,而非仅仅是上层变革。历史最终表明,现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源头几乎全部来自于“新文化运动”,当时思潮的混乱与庞杂至今仍令人吃惊,在李大钊热衷于引进马克思主义,周作人推荐“人的文学”的同时,张竞生也在大谈裸体的艺术……    在孙中山去世后两个月,爆发了“五卅事件”。它再次提醒,孙中山耗尽一生创立的民国政府是多么脆弱,它依旧缺乏基本的国际地位,尽管它号称共和,却并未赢得比清政府更多的尊敬。这表明,统一中国、重建一个有效政府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最终挽回自 1840年起不断受到伤害的民族情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对此评价说:“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孙中山的确暗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它更暗示了一种更强大的新生命将取代这种暧昧而混乱的局面,他的最终遗言除了鼓舞其追随者与仰慕者在继续他的梦想的同时,也加紧了权力的争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世界范围内,1925年同样充满隐喻意义。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夺苏联政权的战争已明确无误地偏向前者,他时刻准备大规模地修正列宁的主张,农民出身、曾经热情地支持革命的诗人叶赛宁却自杀了--他觉得自己梦想的平均主义的农业公社破产了。2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写信给他的同僚抱怨正在缔结的英法同盟,顺便攻击了6年前的《凡尔赛条约》,他相信迟早“德国会重新武装起来”。7天后,一个叫希特勒的德国青年改组了纳粹党,他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前对着3 000听众发表了他那■■■著的演讲,并说:“作为人,我们反对犹太人;作为对象,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5个月后,他出版了《我的奋斗》,没有什么德国评论家注意到它。    除了政治冲突外,富裕国家已朝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迈进,美国人克拉伦斯.伯宰利发明了电冰箱,加州开设了第一家汽车旅馆,就在中国城市中充斥着令伯特兰.罗素好奇的人力车时,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说,“汽车正缓慢但肯定是不可更改地进入世界各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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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

醒来
作者: 许知远
副标题: 110年的中国变革
isbn: 7216059069
书名: 醒来
页数: 299
定价: 28.00
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