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东北奴役劳工调查研究》试读：日本从华北等地向东北掠夺劳工概况

伪满建立初期的劳动统制与关内劳工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东北。受战乱影响，东北的爱国学生、民众和各界人士纷纷流亡关内，由华北到东北做工的人员也大量返回华北。从表1-1中可以看出：1931年由东北返回华北的劳工数量接近当年由华北进入东北的劳工数量；1932年返回华北的劳工数量已超过当年进入东北的劳工数量。 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后，华北劳工进入东北的数量又大幅度增加，1933年达到56万余人，1934年则达到62万余人。这种趋势，也是日本制定劳动统制政策，并把重点放在限制华北劳工进入东北的因素之一。关东军劳动统制委员会提出的允许华北劳工入满的目标是：1935年44万人；1936年36万人；1937年38万人〔日〕儿岛俊郎：《伪满劳动统制政策》，见解学诗、松村高夫主编《满铁与中国劳工》，第39页。。 日本为什么在建立伪满洲国不久就急于限制华北等地劳动力进入东北呢？1934年8月满铁经调会提出的《劳动者指纹管理方策案》中，列举了五条理由：第一，“维持满洲治安”；第二，“抑制满洲汉民族势力的增大”；第三，“为未来日本人的发展保留余地”；第四，“促进满洲劳动者生活稳定和提高”；第五，“防止经中国人劳动者向国外流出工资”满铁经调会：《满洲人劳动者登录制度研究ニ关スル中间报告》，1935年8月，第3页。。结合日本在侵略中国东北后一直努力从日本国内向东北引进技术人员、组织移民、建立“开拓团”等措施，可以看出，其中的第二条“抑制满洲汉民族势力的增大”和第三条“为未来日本人的发展保留余地”，才是其真正的目的。1935年3月21日《北平晨报》社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限制华人进入东北，目的就是使大批日本人移民东北。 制定劳动统制政策由关东军直接掌握，而执行劳动统制政策、具体管理华北进入东北劳工事务的机构，则是由关东军利用天津日本陆军特务机关于1934年4月1日成立的大东公司。大东公司总部设在关内与东北劳工最集中的集散地天津，并在流向东北的各个海、陆口岸设立办事机构，负责对华北等地进入伪满洲国劳工的签证，即对来自东北的各个招工单位、把头招募的劳工逐个进行身份审查和登记。登记的内容包括劳工的原籍、姓名、年龄、介绍者、家庭状况、职业、劳动目的地、赴东北经由地、保证人、担当的公司等等，通过登记了解劳工状况，发放身份证明书；对认为有危险倾向或身体不合格者拒绝发给身份证明书。对登记的劳工，每人收取手续费（河北省030元；山东省020元）。后来，又增加了对登记的劳工照相、留取指纹等措施，每人收费1元。劳工乘坐车、船等进入东北时，在大连、安东（今丹东）、营口等港口和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关口要进行检验，无身份证明书者禁止进入伪满。如劳工乘坐火车经过山海关，要下车接受检查，无证者在山海关检查合格后，要经过登记、照相、领取身份证明书，方能继续上车进入东北。对进入东北的劳工，每年也要查验一次身份证明书，以随时掌握劳工的状况。 通过上述身份登记，大东公司调查了解到东北的劳工个人的基本状况、所去的目的地和行业等等，建立华北等地劳工进入东北的台账，并逐月汇总、上报，从而使伪满劳动管理部门及时掌握进入东北劳工的总体情况。 对华北等地进入东北劳工的情况，关东军还通过宪兵随时予以监察、掌握。1935年1月25日，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发出了对昭和9年（1934年）度“入满”劳工登录监管情况调查的命令。经宪兵队调查，当年发证进入东北的劳工为403445人，离开东北的劳工为335738人，被拒绝发证的劳工为22296人。具体情况见表1-2、表1-3。 表1-2入满苦力出身地别调昭和9年度出身/入满大连营口安东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合计山东省107389302911358215014318196166790湖南省55225522湖北省109964109964江苏省45591546山西省43724500394812820河北省51612606909204000215102902河南省44514451浙江省5757安徽省3333广东省1515贵州省11其他344344合计22770235452206881148744318411403445资料来源：《昭和9年度入满苦力ノ概况》，昭和10年［1935年］4月4日，关宪高第551号，吉林省档案馆藏。 表1-3加入团体及单独入满苦力别调昭和9年度企业/入满大连营口安东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合计飞岛组4800大仓组43364000榊谷组107902263西本组4000长谷川垣本组3550大林组2313松本组2000间组3370吉川组4500冈组3500续表1-3企业/入满大连营口安东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合计高冈组3500铃木组2500300福井高梨组2000荒井组1000清水组1710福昌公司250同兴公司442昭和公务所293义和公司216铁道队2236航业公会3950木业公会5238义和祥1861单独入满17702929702109017311248各工厂计12461合计23114835452216491108784000318403445资料来源：《昭和9年度入满苦力ノ概况》，昭和10年［1935年］4月4日，关宪高第551号，吉林省档案馆藏。 对照表1-1，1934年进入东北的劳工总数为627322人，可以看出宪兵队在表1-2、表1-3中的统计并非当年进入东北劳工的全部，是不完全的；并且表1-2与1-3中统计的各口岸登录总数也不完全一致。但上述统计反映了关内各省进入东北劳工的概况和各主要口岸的概况，尤其是反映了当年日本在东北各大承包公司团体募集和运送华北劳工的概况。从两表的数字可以看出，伪满洲国建立初期使用的关内劳工，除部分用于工厂、矿山外，团体募集的劳工主要用于各大工程之中。另据相关资料记载：仅1934年允许从华北募集到东北的劳工中，满洲土木建筑业协会就达11万人〔日〕满铁经济调查一部：《大东公司ノ设置、组织及活动状况》，1934年。。 土木建筑一直是使用劳工比较集中的部门。从1934年开始的东北边境要塞工程，由于是关东军直接控制的绝密项目，没有具体的使用劳工数字资料。其他工程，则可从满洲土木建筑协会的相关资料中看出一点端倪。在东北主要从事工程承包的最大公司榊谷组创始人榊谷仙次郎，1928年出任满洲土木建筑业协会理事长，是1933年由关东军特务部牵头建立的劳动统制委员会成员之一。据榊谷仙次郎日记记载：伪满洲国建立后，土木建筑业的投资每年都有较大增长。满洲土木建筑业协会承包费的总额，1931年为82万元，1932年即翻了一番，为160万元，1933年达到750万元，1934年则达到1057万元〔日〕《榊谷仙次郎日记》，昭和9年11月29日、昭和10年1月5日，榊谷仙次郎日记刊行会，1969。。 满洲土木建筑业协会是由日本高层扶持的半官方行业团体，本部位于“新京”（长春）特别市“八岛通34号”。其主要会员即大承包工程公司包括株式会社伊贺原组（负责人伊贺原岩吉）、池田组新京支店（负责人大西勉）、合名会社长谷川公务所（负责人长谷川贞三）、株式会社西松组（负责人原清重）、满洲飞岛组（负责人村松靖平）、康德组（负责人田中节）、榊谷组（负责人榊谷仙次郎）、铃木组（负责人铃木传）等等。至1935年，正式会员43名，准会员51名，其后又发展壮大到1939年，满洲土木建筑业协会已经拥有正式会员146名、地方正式会员27名、准会员307名，几乎囊括了伪满洲国土木建筑行业的各个公司。。而其中较大的有20余家，在伪满的土木工程建筑行业中居垄断地位。 满洲土木建筑业协会承包的项目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伪满建立之初，最集中的是铁路建筑。1933~1934年开工建设的铁路即达3300多公里。详见表1-4：表1-41933～1934年开工修筑的东北铁路铁路名起止点测量始开工完工里程（公里）敦图线敦化图们1931121932519334192天图线朝阳川上三峰193211932111934360海克线克山海伦1932619326193211162拉滨线拉法哈尔滨1932619326193312291拉讷线拉哈讷河193321933219331139图宁线图们牡丹江1933319336193412260坂凌线金岭寺凌源1933319344160北辰线北安辰清193341933619343150凌泉线凌源平泉1933619331019341280宁林线牡丹江林口1933101934319354110叶峰线叶柏寿赤峰1933111934419356170怀索线白城子索伦193311193431935195泉承线平泉承德1933121934419362113辰黑线辰清黑河19331219345193411135京大线新京大贲1933121934319352212林密线林口密山193411934519359183索兴线索伦南兴安1934219344193511138洮大线大贲白城子193421934419357128林佳线林口佳木斯19346193412193611200兴温线南兴安阿尔山19349193541937715密虎线密山虎林19341019352193612165四西线四平西安(辽源)1934111935319351181新义线义县新邱1935119356193612131讷墨线讷河墨尔根1935619351219361191里程计3361资料来源：《满洲事变后ノ铁道建设》，1943年，日文资料，交通1019，辽宁省档案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为什么急于大兴土木，特别是集中修筑铁路？正如专家所分析的，其目的是要建成以图们、辑安（今集安）、安东为基点，将东北的铁路分成北、中、南三条主线，使东北通过朝鲜半岛北部的港口与日本隔海相连，形成以日本海为航圈约670公里航幅内到达中国东北各地最短的战略通道。其另一方面作用，就是彻底肢解原东北官民修建铁路干线的计划张声振：《筑路土木工人的劳务问题》，解学诗、松村高夫主编《满铁与中国劳工》，第231页。。一句话，日本在武装侵入东北而又立足未稳之际，是企图通过修筑铁路，以实现其稳固占领中国东北、进一步扩大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最终目标。 1938年9月修订后的主要产品计划指标见表1-5。 表1-5满洲开发五年计划指标19389修订品种单位1937年末 设备能力1941年度设备目标生产目标对日输出铁千吨850485033251225钢锭千吨580339020275454钢材千吨42417701038重油千吨75231917041609挥发油千公升15000703800254800145500煤千吨1455431610316106000发电千瓦铝吨300003000011700镁吨30003000500纸浆千吨32103270黄金千克551033277铅吨1859505924615239157锌吨2575505255052546371铜吨2161033971余略资料来源：满铁调查部：《满洲统制经济资料》，1938年，第71～79页。 对于这样一个侵略计划，据重要参与制定者之一、战犯古海忠之供认： 第一次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是日本帝国主义以伪满洲国为对象，通过发展经济，企图确保对东北的侵略；同时也是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日满结成一体，企图更进一步对中国本土扩大侵略。很明显地是对中国的侵略，是严重的犯罪。并且，此外这个计划本身不仅和中国人民的福利没有关系，而是在牺牲中国人民的基础上执行的这一点来看，是很显著的侵犯。这种侵害行为表现在整个过程中，即为了压制一般物价的腾贵，大力推行了低物价政策，坚持了低工资，结果造成了随着一般物价的高涨，实际工资不断低落。又为了完成计划，不合理的延长了劳动时间，尽情地榨取了中国人民。并且不顾恶劣的劳动环境、劳动条件，强制了长时间的劳动，使工人损害了健康，甚至频繁的发生劳动事故，牺牲了生命。又为了完成计划投下了担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庞大的国家资金。〔日〕古海忠之笔供，中央档案馆：《日本侵华战犯笔供》第5卷，第373页。 伴随着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实施，1938年12月10日，关东军司令部在已经动工修建东北边境军事要塞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关于国境方面国防建设要求事项》，并提出了“北边振兴计划”，于1939年开始实施。该计划同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从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百万户计划一起，被列为伪满洲国的“三大国策”之一，由伪政府推行。北边振兴计划的核心，是要在靠近苏联、蒙古的东北部、间岛（今延边地区）、牡丹江、东安、三江、北安、黑河、兴安北等七个伪省的边境地区，实施大规模的“国防建设”。其中包括新建公路7000公里，改修公路5800公里，增设有线通讯线路4万公里，以及修建军用铁路、增建机场等军事设施，并将边境地区中国原住居民大量外迁，移入日本“开拓团”，计划总投资达10亿元（伪满币）。 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的实施，产业增加、工程扩大与劳动力不足的矛盾一下子凸现起来，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1937年7月，伪满民生部对重要产业的劳工供求状况作了调查，结果几乎所有的产业部门都缺少劳动力，尤以工矿业为甚。在这种情况下，日伪当局不得不取消对关内进入东北劳工数量的限制，并转而实行了积极招徕、掠夺华北劳工的方针。与此同时，在劳务管理机构上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1937年12月14日，日伪当局公布了《满洲劳工协会法》，翌年1月7日设立了特殊财团法人“满洲劳工协会”。劳工协会的业务包括：“国内”劳动者的招募、供应和运输的斡旋；“入国”劳动者配给和斡旋；日本劳动者的招致和斡旋；劳动者的登记和劳动票的发放；劳动者的训练及保护设施的经营；劳动者的管理经营及一般职业介绍；关于劳动的一般调查，以及其他由伪满政府特命的事项《满洲劳工协会设立要纲》，转引自解学诗、松村高夫主编《满铁与中国劳工》，第46页。。 在日军已侵占华北，而东北对华北劳动力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大的新形势下，日本亟需将在伪满境外的大东公司同满洲劳工协会统一起来。1939年6月，日本将大东公司撤销，其业务整合到满洲劳工协会之中。满洲劳工协会扩大后，在伪满境内设19个支部122个办事处，在华北设2个支部9个办事处，并在天津派常驻理事，大力推进劳工的招募、运输、管理等各项事务。 为了募集到更多的劳工，自1937年下半年起，包括大东公司、劳工协会在内的日伪劳动职能部门以及驻华北的日军部队，都加大了对募集华北劳工的宣传力度。据《大东公司对入满劳动者募集援助及宣传计划》等资料记载：为促进劳工募集，大东公司拟组织三个电影放映班，沿北宁、京汉、津浦三条铁路沿线巡回放映介绍伪满洲国的影片；派出宣抚班，到学校或其他公共场所进行演讲宣传，举办介绍“王道满洲”的图片展览；等等。驻华北的日军寺内部队特务部也准备在北京、天津等地举办“满洲国势展览会”，并在各地巡回放映《新生ノ荣光》、《乐土新满洲》等影片，进行欺骗宣传活动《关于满洲苦力需给状况现态调查》（秘），昭和13年7月4日，辽宁省档案馆藏。。 1937年华北沦陷后，东北日本当局从华北募集劳工得到了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大力支持。天津刚沦陷不久，1937年9月11日，日军控制下的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总务局就批准了大东公司在天津为满铁修筑承德至通州铁路招募4万名劳工的要求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天津市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的殖民统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第521页。。为协助对劳工的募集，日本在华北设立的御用团体“新民会”组设了“劳工协会”，作为专门办理劳工事务的执行机关。其组织机构包括庶务部，负责“涉外、企划及其他庶务”；组织指导部，负责“劳动登录、出国证明事务、组织、训练、动员、宣传”；厚生部，负责“共济、配给、福利事业、职业介绍”；招工部，负责“劳工募集及输送斡旋”《新民会劳工指导要领》，1939年6月,吉林省档案馆,1-21-112。。1941年，日本正式以“新民会”劳工协会为基础，整合天津的“新民劳动协会”、济南的“山东劳工福利局”和“山东劳务公司”、青岛的“大陆华工公司”等组织，建立了“华北劳工协会”，作为日本在华北实施劳动政策的统一执行机构。 日本在华北的各劳工执行机构积极协助东北日伪政权，在华北募集了大批劳工。以青岛为例，1939～1941年经由青岛进入东北的劳工情况见表1-6、表1-7。表1-6年度别月别团体、个人［入满劳工］发证登记调查表*时间民国二十八年民国二十九年民国三十年月别团体个人团体个人团体个人156923971465335313285613252825894015103134119196813147236744154122510011820222814539810812516413141101551808153922732830529040760113175624253198139657183368699375120181712725050222683118630118831348495120642874960572474793613917173969102899137811686940258252981141083331202085545716617912272036712054780541576194计41529776323915910610456853118649*表内民国二十八年的合计数字有误，原表如此。 资料来源：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民国33年5月统计资料,青岛市档案馆，23-1-1019。 表1-7劳工出境月报［中华民国30（1941）年］*月份出境总数劳工数家属数安家费(元)劳工年龄111566694146250～1013～6423537223800115720～1013～6635118234101170810～1013～6744328128236150450～1513～6853289920776121230～2013～676163171036159560～2013～607156221053750850～2013～60续表1-7月份出境总数劳工数家属数安家费(元)劳工年龄86513493815750～2013～6098716568630300～2013～601013370788054900～2013～6011118950～2013～6012174761035171250～2013～60计175502*（1）本表根据青岛特别市公署民国30年劳工出境月报逐月统计编制。其中11月资料原件缺，因而没有随行家属人数；该月的劳工数字从表1-6中转录。关于统计表中给被招募劳工的“安家费”虽然高达20元，实际上却一般只付5～10元。由此也可判断：具体负责招募劳工的人员或机构，在招募劳工或登记过程中，往往有多报募集费、中饱私囊的行为。（2）“劳工出境月报”中说明要点归纳如下：A “机关名称：大陆华工公司；备案机关及时间：青岛日本总领事馆，民国27年；出境登记机关：满洲劳工协会”；B 输送办法及经由地：“乘船至大连入满洲；其他一部经山海关入满洲”；C “招募者名称：东边道开发、福昌华工、密山炭矿、穆棱炭矿、抚顺炭矿、珲春炭矿、满洲炭矿、安东窑业、土建协会、康德窑业、舒兰炭矿、石井窑业、满洲窑业、国际运输、新京炼瓦业组合、昭和制钢、本溪湖煤铁公司”等；D “业别工资（元）：土建业：最高180、最低150。炭矿业：最高280、最低070。运输业：最高150、最低080。窑业：最高250、最低120”；E “作工期限：六个月至三年。” 资料来源：青岛档案馆，23-1-824。 东北日本侵略当局在华北募集劳工的方式，大体分为直接募集、亲故募集和委托募集三种。直接募集，是指工矿企业或工程承包公司直接派人在各招工地点招募劳工。亲故募集，一般是由在东北某工矿企业或承包公司的中国人大小工头、把头，利用乡亲、亲属关系，在各自家乡或家乡所在地附近募集劳工。委托募集即用工部门委托劳动管理部门或企业外专门从事招工的机构，在各地募集劳工，包括大东公司、劳工协会的派出机构或行业协会设立的募集机构。上述募集方式，在劳务统计上又归纳为团体募集和单个募集两种形式。其中单个募集的个体劳工，一般是较小的用工部门募集的较分散的劳工，或劳工个人登记后自行到达东北的；较大公司或委托募集的，一般将劳工以团体方式统一输送到东北。 各用工部门募集劳工都有一定规模的募集经费。1940年前后，从华北募集一名劳工到东北，所需各种费用大体在40～50元之间，距离稍远些达56元。无论哪种方式的募集者，根据募集劳工数目的多少，直接从事募集的人员和机构都可以得到多少不等的募集经费，并靠压低发给劳工安家费等方式从中取利；承包工程者还可通过多招劳工得到数额巨大的承包费。因此，募集的劳工越多，得到的募集经费或承包费越多。据曾在大东公司参与丰满水电站修建工程下属“东兴利”承包组的“柜员”史伟常交代： 招骗华工的办法是：它先从大东公司日本人那里取钱，取多少钱，要以你招收华工的数字来定。实际上这钱就是日本人给大柜的贷款。假如要招1000人，就可以领取15万元；若是招华工500人，就可以领取七八万元。就是说，多招华工多要钱，少招华工少要钱。大柜就是指望多招华工，多向日本人要钱来发财。那个时候大约每招1个华工，东兴利大柜就净得100元钱。《史伟常的交待》，佟杰主编《劳工血泪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第257～259页。 因此，无论哪种方式的招募者，在募集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对招募对象的欺骗，以招募到尽可能多的劳工，从中获取更多的收益。到各地的招工人员更是花言巧语，千方百计蒙骗劳工应募。其结果，募集劳工和奴役劳工的日伪机构与部门都可以从中大发横财，而饱受苦难的只有中国劳工。 据被骗到北票煤矿的徐庆连回忆： 我原籍河南开封，年轻时在开封拉洋车，经常挣不到钱，还受气。康德6年（1939年）6月的一天，我拉了个日本人，下车时向他要车钱，他不给钱还砍了我一刀（头部有刀痕）。我吃不上饭，又没钱交车租，生活无出路，正遇上北票煤矿宋玉大柜到高升店招工，我就报了名。招工的叫张让，我问他有伤要不要？他说要，有伤怕啥，到那有医院，治好再上班。还说，到那吃的大米白面，冬天穿棉的，夏天穿单的，住的好房子。又问我，你吃饭了吗？我说没吃，他开了门让我进屋说，这里有洋面馒头，吃多少拿多少。我拿了四个（约有一斤），他又给我倒上开水，拿了咸菜。我吃完这四个馒头没饱，又吃了两个。吃馒头时他又讲北票如何好，并给了我6元安家费，当天我们这些应招的人就上了闷罐车开往东北。车上开始时摆着馒头、咸菜和开水，出了山海关就换成了窝窝头。到了北票，拿了劳工证，照了相，矿警拿着枪、催班的拿着镐把就来领人了。徐庆连回忆资料，存北票矿务局档案室。 由于日本在东北实行了大力招徕关内劳工进入东北的方针，并以各种宣传鼓动方式推动对劳工的募集，因而从1938年开始，华北等关内各省劳工进入东北的数量逐年增加，1938年为4923万余人，1939年达到9856万余人，1940年则达到了1318907人的空前数目。 然而，按照日本在东北地区的需要，华北劳工的募集数量仍不能满足。1940年度“满洲国所需国外劳动者总数约为百四十万”，并且“预想国内开发计划之进展，该百四十万人大有不足之势”《劳动统制本年对策大纲》，《内外经济情报》第6卷5号，1940年5月1日。。在华北劳工募集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东北日本的许多用工部门都派出大批人员到华北等地募集劳工，使华北劳工比较集中的地区应接不暇，募集者互相竞争，造成混乱和低效。为此，东北的日伪当局对劳工的募集也实行了“统制”，即对募集劳工实行更加集中的管理。 使用华北等关内劳工较多的满洲土木建筑业协会，首先于1940年1月制定了《国外劳动者统制募集规程》，并建立了协会“统制募集委员会”，负责协调、监督对华北等地劳工的募集。该规程提出：各事业组在河北、山东及华中地区募集劳工，要在当年1月份向协会劳务部提出申请，募集期间从2~5月分二期进行。募集从事员日本人劳工头，要经协会报告伪政府批准，对于不胜任者取消募集资格。规程还对所要募集劳动者人数的配给方法、募集费的数额等做了规定，并提出了对违反统制募集规程者，分别给予警告、停职、解职、取消募集资格、对所在的协会成员警告直至从协会中除名等惩罚措施《满洲土木建筑业协会报》，1940年第1号，辽宁省图书馆藏。。 1940年2月5日，满洲土木建筑业协会召开“国外劳工募集恳谈会”，伪满交通部、关东军、伪满劳工协会等派代表出席。当年满洲土木建筑业协会180个会员单位提出的劳工需求额，要求从“国外”募集70万人，而满洲劳工协会分配给土木建筑业协会在“国外”募集的数额只有25万人。如何按照要求募集到质量较高的劳工，就成为摆在协会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会议主要是研究落实如何实行募集统制的问题。经过协商，会议提出了组成由各公司的募集员、劳工头、协会职员三位一体的募集方式，以及实行募集地域分配、节减募集费、募集业者和募集关系部门缔结协定等措施，以保证伪满洲国所需要的劳动力得到圆满解决。实行统制募集需要得到募集地日伪政权和劳务管理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为此，会议提出，各业者要派出代表与华北募集关系者缔结募集协定。协定事项包括：募集地域及募集劳工人数、募集手续费、提前借款、募集时间、募集费用，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协定有效期为当年《满洲土木建筑业协会报》，1940年第3号。。 满洲土木业建筑协会对劳工实行统制募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该协会对劳工募集中的矛盾，但从全局看，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分散的自由募集，在劳工比较集中地区互相争夺募集的混乱状况并没有解决。为此，由满洲劳工协会主持，于1941年1月24日在“新京”又签署了有更多用工部门参加的《中国劳动者募集统制协定》；1941年12月13日，又由伪满政府正式颁布了《劳动者募集统制规则》。该规则规定：对于经营林业、渔业、矿业、工业、土木建筑业或交通业者及以对此供给劳动人为业者，在拟行劳动人之募集时，凡超过10人以上者，必须同当地或上级行政部门联系并得到认可。在对“国外”劳动者募集时，需将募集从事人的姓名、劳工“出国劳工证”的发放地、劳工入满经由地等一式两份上报并得到批准伪满民生部第88号令、治安部第48号令，载伪满《政府公报》第2281号，1941年12月13日。。这样，对劳工的“募集统制”全面施行。 对华北劳工实行募集统制，使伪满劳工协会与华北劳工协会等劳动监管部门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共同强化了对劳工的掠夺。汇总1937～1941年的统计数字，从华北等地进入东北的劳工超过400万人。 3战争后期对关内劳工的疯狂掠夺 1941年，第一次“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期满，伪满政府组成了以满铁总裁大村卓一、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鲇川义介为首的“顾问委员会”，开始起草《第二次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并于同年9月出笼。同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一样，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重点，也是确保战争急需的工矿业产品的增产及保证对日供给。即是说，是在东北推行的又一轮大规模的经济掠夺。 战犯古海忠之供称： 第二次五年计划的制定，特别露骨地表现了对中国本土的意图。它是根据日满华经济建设要纲，在侵略中国本土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计划执行以及展示紧急措施，是用帝国主义方式强制执行的。如供出劳工和勤劳奉公队等强制劳动逐渐扩大，人员激增。从第一次五年计划的中期起，严重起来的对中国人民尤其对工人的危害行为，从质和量双方面都加深了压榨。〔日〕古海忠之笔供，中央档案馆：《日本侵华战犯笔供》第5卷，第377页。 与此同时，对华北等关内各地劳工的掠夺也更加残酷。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伪满洲国在关东军的操纵下，开始全面转入“战时体制”。为适应日本不断扩大的侵略战争的需要，伪满洲国于1941年12月22日发布了《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提出要进一步整顿、加强产业、经济的战时体制，利用自给资源及加强同大陆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满足日本的战时紧急需要。实际上，就是要把东北变成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基地。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根据战争的需要，对伪满第二次产业开发计划做了调整。 日本颁布的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以及其后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法规，都强化了对东北民众的统治，也全面强化了“劳动统制”的内容。在伪满洲国内实行“国民皆劳”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对关内劳动力的掠夺，成为日伪当局推行上述计划的重要方面。 然而，东北日伪当局不断膨胀的对华北等关内劳工的需求，却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1941年，关东军和日本在东北的各用工部门期望从关内募集的劳工人数为110万人，实际上只募集到94万余人，这个数字比1940年少了近30万人。形成这种状况，有华北方面的原因，也有东北日伪方面的因素。 在华北方面，日本自侵占华北后，为维持不断扩大的战争，在华北也进行了所谓的“经济开发”，以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1937年12月，华北日军当局就提出了《华北产业开发计划要纲案》，即“华北产业开发第一次五年计划”，其“重点置于开发、供给平战两时日、满集团必需的资源”，尤其是“日、满集团经济进展所绝对必须的铁、煤炭、液体燃料、矾土页岩、盐等重要产品”转引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经济掠夺》（以下简称《华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2004，第159页。。1939年6月改为《华北产业开发修正三年计划》。日本在华北产业开发计划的实施，使华北地区劳动力也日趋紧张。 从1939年开始，日本在“蒙疆”也实施了“产业开发三年计划”（1939～1941年），重点掠夺大同的煤炭和龙烟铁矿的矿产资源。在华北方面军主持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与华北“新民会”签署了“关于蒙疆华北劳工分配协定”，决定由“新民会劳工协会”协助“蒙疆”在华北募集劳工。1940年5月，日本通过伪蒙疆自治政府颁布《蒙疆劳工协会法》，宣布成立“蒙疆劳工协会”，负责办理劳工募集、供给、运输、登录等事项。1940年8月5日，伪蒙疆自治政府又颁布了《蒙疆劳动统制法》，“谋求劳动力的有效使用，调整劳动力的需求，对劳动资源进行涵养和确保”，其劳工来源主要也是华北地区。华北在向伪蒙疆政权输送劳工不断增多的同时，向伪满洲国供应的劳工数量相对逐渐减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华北地区实行“战时统制经济”，华北的物资被纳入全部物资动员计划之中，承担提供支援侵略战争的重要物资的任务，劳动力紧张状况更加明显。1942年10月29日，日本操纵“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民国31年度全体联合协议会会议”，汪伪政府、日本华北派遣军及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党和伪满洲国协和会等都派出代表参加。该会议在解释“新民会运动基本方针”时，虽然一再强调为“完成国民总动员体制，俾尽最大限度的人力”，但征派劳工过多仍成为许多代表抨击的重要议题。伪河北省代表王振家在发言时就首先提出：“河北省所征用之民夫过多，甚至有净门夫之情事。所谓净门夫即全家大小老弱一概出去工作……人民已无生路。请国家需要人民之劳役，应以不影响人民之生活为原则，如果全体民众都去工作，则生产事业何人经营？此等事情绝非建设华北，而系摧残华北。”《全体联合协议会会议录》，山东省档案馆，J164-01-19。 到了战争后期，由于日军于1944年下半年南下发动豫湘桂战役，同时由于八路军发动对华北日军的局部反攻，迫使华北日军逐渐收缩在铁路沿线的部分城市中，所能控制的劳动力密集地区越来越小。这也是日本所能直接征派和抓捕劳工越来越少的重要原因。 面对华北地区劳动力日趋紧张的现实，日军从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全局出发，对东北劳工的供应也不得不有所减少。1943年12月17日，日本在华北、东北、“蒙疆”各方劳务管理部门代表聚集北京饭店召开“华、满、蒙劳务联络会议”，并有日本大使馆、关东军的代表参加。会议经过协商，确定1944年华北向东北输送劳工为团体25万人、非团体45万人，计70万人青岛市档案馆，23-1-1310。。这个数字，比上年减少了近18万人。但即便如此，所分配的数字到年终也没有达到，1944年华北向东北输送的劳工只有34万余人。1944年12月23日的“东亚劳务联络会议”上，东北日伪当局希望1945年华北向东北输出的劳工数量是41万人《民国34年度东亚劳务联络会议议事录》，1944年12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2005-1-1627。，但1945年1～7月只达到49115人见表1-1。。 在东北，日本对中国劳工的奴役与摧残，不仅造成大批劳工死亡，同时给更多的劳工造成严重的心理恐慌，使原来抱着挣钱养家糊口希望到东北的劳工越来越少。对此，连日本侵略阵营内的一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满洲劳工协会”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就曾指出： 满洲的劳工死亡率高。因就劳过程中的管理方法以及对卫生设备的玩忽职守而病死者，因不可抗拒的力量引起的地方病而死亡者，以及因食品不足而饿死者等等，被相当夸大地进行了宣传。根据北京实业总署劳工局的调查，去年入满劳工归还数，不超过入满劳工总数的20%。此项调查的正确与否难以确认，但是，一般劳工对前来满洲怀有畏惧的心理，却是事实。《关于劳工问题的调查报告》，1941年7月，日文资料，行政2605,辽宁档案馆。 虽然闪烁其词，但不能不承认“满洲的劳工死亡率高”，“一般劳工对前来满洲怀有畏惧的心理，却是事实”。应该说，这是造成东北日本当局从华北等关内各地募集劳工越来越困难的根本原因。 为继续从华北等关内各省区获得足够的劳工，日本关东军进一步同华北日军相联合，采取更加野蛮的手段，开始在华北强抓、强征劳工。 早在1941年4月5日，关东军直接与华北日军协商从华北掠夺劳工事宜，并达成了《关于入满劳动者的协议》。协议指出：“鉴于本年度入满劳工的激减，有造成在满洲的国防建设及生产力扩充计划方面甚大障碍的危险，在打开此问题的方策上，关东军与华北军负责人进行协议的结果，作为本年紧急对策，达成另纸的协议。”其协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实现“入满劳动者供出计划目标”，并且，要“使治安讨伐作战及伴随的政治工作与劳工募集工作密切联系，使满洲方面的劳工获取不产生缺憾”《关于入满劳动者的协议》，抚顺矿务局档案馆日文档案，劳1941/355。。该协议实际上就是由日本华北方面军以“强化治安”、“讨伐”作战的名义，强行抓捕华北劳工送往东北。为避免滥抓劳工危及华北地区的产业开发，协议中提出了“禁止募集”的区域。这些区域包括：北京、天津、唐山、保定、石门（石家庄）、开封等城市及周边10公里；青岛、秦皇岛、塘沽、连云港等港口及周边10公里；宛平、井陉、平定、磁县、漳县、修武、沁阳、开滦、长城、柳江、章丘、淄川、博山、华丰、华宝、中兴等矿山所在地及周边10公里。这些区域，本是华北日军向华北的产业部门输送劳工的区域。也就是说，为了协调华北和东北的劳工需求，除了上述城市、港口和矿山及周边10公里以外的地区，日军都可以通过“强化治安”和“讨伐”作战的方式，向东北强制“募集”劳工。 上述协议签订后，很快得以实行。据战犯星原稔供认：“1941年9月中旬至10月中旬，我作为阜新矿业所的劳务系［招募劳工的负责人］，奉所长平不荣一郎的命令和华北侵略军第四课的指示到河北省行唐县一带，随着侵略军樱井兵团行动，利用军队权利及新民会宣传班的协助，在侵犯地区强制拉七千名和平居民（其中男女老幼）为劳工。”1954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审讯星原稔记录，中央档案馆119-2,649,1,第4号。 1942年4月，伪满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从山东省济南、青岛附近地区募集劳工，也得到了华北日军的协助，实行了“强制募集”。自4月初至4月22日，即强制募集了782人，输送到伪满通化省东边道开发会社的各煤矿《关于东边道开发会社工人募集状况之件》，1942年4月22日，通宪高第157号，吉林省档案馆藏。。 所谓“强制募集”，也就是强行抓捕。无数无辜百姓从家乡被抓到东北，从此陷入苦难的深渊。据幸存劳工张志广回忆： 我是在1942年4月在本村被日本兵抓走的，本村同时被抓的有70左右人。日本人将我们押到雷庄敌人据点，关在一个大房子里（在我去之前已经有一部分人在那里关押着）。可恨的是日本人从被关押的人中随意挑出十几个人，拉到院外事先挖好的坑前用战刀砍杀了。过了几天，我们被拉到了唐山，几天后，连同当地关押的人一起被押上火车拉到了本溪湖煤矿当了劳工。张志广，1918年生，原籍河北省滦县杨各庄，现住沈阳市和平区广州街。该回忆摘自2000年10月26日本人提供的资料。 另据被抓到抚顺的幸存劳工董建德回忆：1942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九,下着大雪,由于家中贫困,我和本村的几个年轻人冒着风雪来到博爱县青化城西关,因为家中已经没有吃的，一早上就饿着肚子出来了，准备找点活干，好度过难关。正在等着,这时在前面路口来了五六个人,我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被他们强行带到一个大院子,关在一间大房子里,里面还有三四十个人。我当时心里很害怕,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为啥抓我来，我也没有犯法。就这样紧紧张张地住了两天,没床没被子，睡在地上,一天每人只发两个窝窝头,喝点冷水,腊月寒冬又冷又饿,生不如死。其实抓我们来的几个人是汉奸,到处抓人给日本鬼子当劳工,正好把我给抓来了。在青化关了两天后,在一个傍晚被押送到火车站,关在闷罐车里,当晚就运到了新乡,在车站住了一夜,第二天看到被抓的有很多人,其中大多数都是山东、山西、安徽、河南等地的,满满一列车。董建德，1927年生，河南沁阳人，1942年被抓捕送到伪满洲国抚顺炭矿当劳工。董建德回忆，根据本人2002年写给“中国二战劳工网”的资料及2006年补充资料整理。 由于募集劳工越来越困难，强抓劳工不仅造成恶劣影响，其数量也难以保障，到战争后期，华北也同东北一样，由日伪政权采取了强制征派的方式，向日本、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提供劳工。1943年12月，华北劳工协会首先推出了《劳工供出制确立要纲》和《劳工队供出要领》，其后又由伪华北政权全面推行。据日文资料记载： 进入昭和19年（1944年），劳工需求供给的客观情况即使通过上述各项工作也无法充分完成供给任务，终于在该年8月发展为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行政力为根本基础在华北四省推行的全面的行政供出。这是……自主的、决定的且是强力的劳工供出体制，实行由华北政务委员会管下的行政机关推荐劳工向企事业单位供出，省长、县长要努力完成劳工分配量的供给。日本方面军、政两方也要给予积极援助，大使馆要特别致力于对劳工生活必需品等物资的供给，劳工协会、新民会、合作社三方协力一致担当实际事务。〔日〕安藤达夫：《华北建设年史》，《东亚新报》天津支社发行，1944年，第424页。 1944年8月13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发出“总字第7799号密训令”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密令第7799号，青岛市档案馆，23-1-2798。。密令指出： 查战时重要劳力紧急动员亟待实施，关于劳工之募集应由各省市及特别区速与当地关系机关及劳工协会妥洽办理……兹将展示重要劳力紧急动员对策要纲及劳工动员供出计划表等件，令发该市府，仰遵照妥洽速办，具报勿延。至该市募集劳工数目，应照劳工动员供出计划表所定，山东省供出之原额应由山东省募集者外，余即该市应募之人数。并仰注意为要。此令。 密令所附要纲中规定： （1）动员数二十万 （送日本五万名，满洲二万名，蒙疆三万名，华北境内十万名） （2）各省动员分配数 河北省八万名，山东省十万名，其他地方二万名。 （3）动员实施期间 自八月起至明年三月止。 并附分配地域“供出”计划表如下： 附表劳工动员供出计划表［极秘］省市别合计华北内对日对蒙对满河北省计800003360027000160003400北京14700400097001000天津168001060044001800保定485001900012900150001600山东省计1000005660020000140009400济南905005210016000140008400青岛9500450040001000河南省11000200030006000淮海省900078001200总计200000100000500003000020000 从附表中“供出”劳工的数字可以看出，由华北通过“行政供出”强制向伪满洲国提供的劳工数字，比照向日本、“蒙疆”和华北本地，所占比例已经很小了。然而，这种“行政供出”在战争后期并不是向伪满提供劳工的唯一形式。当时通过东北日伪相关机构在华北“强化募集”，以及通过华北方面军抓捕劳工的方式仍在同时进行，因而当年输送到东北的劳工也远不止“行政供出”的数字。 除在华北地区强化募集、征派劳工外，日本在东北的各用工部门又把掠夺劳工的触角深入到华东、华中等区域，扩大了对劳工的募集范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等地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几天后，满铁便派出人员对上海的失业工人状况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当时上海的失业工人达五六万人，其中约有工厂工人33万人、码头工人3000人、交通业工人9000人《关于上海失业劳动者调查之件》，1941年12月30日，抚顺矿务局档案馆，劳1941/355。。满铁、满炭、福昌公司等日本在东北的一些用工部门发现这一情况，很快派出劳工募集人员，在上海日伪当局的密切配合下，骗招上海的失业工人到东北当劳工。 1942年3月28日~4月8日，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在上海招募18~45岁、身体健壮的煤矿劳工1万人。期间，该会社先是大肆宣传矿上福利设施完备，许诺给应募者工资和零用钱、满一年者回上海休假一次，并由日伪上海社会局出具担保，结果应募者5000余人。这些人被骗到东北各煤矿后，受尽摧残，连人身自由也被剥夺，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者不足十分之一二。而日本预定招募万人的不足之数，竟以“清查户口”为名强行抓捕，凡没有携带日伪所颁发的“良民证”者，则以“嫌犯”名义送往劳役地点管制。据战后上海市政府收到的控诉材料称，这一类劳工不在少数张铨：《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43～344页。。 1942年，大连福昌公司也从上海招募了大批劳工。从1942年3月5~18日，就募集了四批共744名上海劳工到达大连。据日军大连宪兵代理队长吉房虎雄报告称： 一、抵达大连状况 上海劳工招致关东州内计划已经报告。自3月5日至3月18日期间分4批总计744名抵达大连。在宪警协作及严密监视下实施身体检查后……寺儿沟……进行消毒……收容于宿舍。预定…… 二、思想状况 此次由上海抵大连的劳工，除来自浙江、江苏等省外，有一部分来自华北。30%有就劳的经历，其他有教师、商人、车夫、泥瓦匠、木工、店员等等。他们大多因大东亚战争爆发，敌方公司、工场关闭后失业，生活陷入困境。在求职时，偶然应召本次招募。因以前就劳于南支那各地，受南支那文化熏染，所以一般性情狡猾，在思想方面令人担忧。因而在登岸时，水上警察进行了身份调查，结果认定有思想嫌疑的10人。这些人有浓厚的亲蒋、亲美、亲英思想，故不适合就劳，强制送回。其状况见附件。 三、其他参考事项 1第一次到达大连的劳工中，由于晕船和寒冷，加之疲劳，登岸后死亡3名。目前有40名因感冒入院治疗。 2此次来大连的劳工当中，登岸后有1名逃跑，其原籍、住所、相貌、衣着、姓名如下： 原籍：江苏省南通县吕四村 住所：大连市东山町3号……苦力…… 长相：身高5尺3寸，偏瘦……大连宪兵代理队长吉房虎雄：《上海劳动者抵连情况》［残］，1942年3月28日，大宪高第160号，吉林省档案馆藏。 原籍浙江的黄汉民，就是从上海被招募到大连的劳工之一。黄汉民十几岁到上海一家工厂学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工厂倒闭而失业。“1942年3月，大连福昌公司的日本工头到上海来招工，许诺待遇优厚，说有洋白面吃，住楼房，还给工钱。我正愁着没事干，就报名来到了大连红房子当了码头劳工……到了大连福昌公司的劳工住地红房子，才知道招工所讲的全是骗人的。”据黄汉民回忆，从上海骗到大连的劳工共有4000余人黄汉民口述历史资料，2003年12月15日。。 在日本侵华战争后期，尽管每年所能输送到东北的劳工数量越来越少，但由于东北日军和华北方面军等关内各地日伪机构采取了种种强制措施，仍有数百万劳工被送到东北。其中1942年1004368人，1943年875659人，1944年343696人，1945年1～7月49115人，总数达到227万多人（见表1-1）。 三从华北押送到东北的特殊劳工1战俘劳工在强制输送到东北的劳工中，有相当数量的特殊劳工。特殊劳工主要由战俘和被抓捕的地方抗日人员乃至普通百姓组成。他们被押送到东北的军事工程或矿山中服苦役，受到最严厉的管制，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因而也是劳工中遭受奴役最深重的一部分。 1941年6月，华北“新民会”与驻华北日军司令部策划了向东北遣送特殊工人的计划。在该计划中指出：特殊工人系指下列人员而言：“（1）因犯罪嫌疑现正拘押于当地部队、宪兵队、县公署及警察分局等处者；（2）通过清乡工作捕获的通匪嫌疑者；（3）讨伐作战中的俘虏；（4）有害于社会工作实施者；上项人员中品质不太坏并有劳动能力者。”见《东北经济掠夺》，第936页。此后，华北日军开始向东北大批输送特殊工人。 实际上，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华北日军就开始把在作战中俘获的人员送到东北服苦役。 1937年秋天，日军把在平津战役中俘虏的中国军人，直接卖给修建承德到古北口铁路的日本承包商，在日军的看押下做苦役、修铁路。通州冀东保安队反正起义后，日军把在唐山的冀东保安队1400多人解除武装，经大东公司卖到小丰满发电站。从此以后，华北日军便把被抓被俘的抗日军民或就地利用，或送往伪满、伪蒙疆，以弥补骗招劳工的不足。何天义主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奴役劳工》，第15页。 据张毓隆等回忆：冀东保安队1400余人于1937年11月被押送到丰满水电站工程，经8年的苦役摧残，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只剩下十几个人张毓隆：《冀东保安队的遭遇》，载佟杰主编《劳工血泪史》，第99页。。 1939年后，日军在中国沦陷区石家庄、太原、济南、北平、塘沽、保定、开封、临汾、平遥以及南京的浦口等多处陆续设置了战俘集中营，关押俘获的战俘和抓捕的无辜百姓。日军将各战俘集中营改称为所谓“劳工教习所”、“训练所”、“收容所”等等，将战俘及抓捕的百姓集中收容后，押送到东北充当特殊工人。这些所谓的劳工“教习所”、“收容所”既是战俘集中营，又是日军残害中国劳工的集中营和转运站。从这些集中营向东北以及日本输送的特殊劳工数以万计。 石家庄旧称石门。1939年，侵华日军在石家庄车站东南方原中国驻军南兵营处建立了一座占地277亩的大型战俘集中营——石门俘虏收容所，1941年改称劳工教习所，1944年又改称劳工训练所，由伪华北劳工协会直接参与管理。它是日军对被俘获和抓捕的中国抗日军民进行奴化教育、策反利用、奴役使用和向外地及日本输送劳工的大本营。该集中营从1939年建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押人员经常保持在3000人以上，最多时达到万余人，南兵营容纳不下，日军把东兵营也辟为战俘集中营。从1939~1945年6年间，在石家庄战俘集中营共关押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约5万余人；其中除了约2万人被折磨致死外，其余3万余人被送到东北或日本充当劳工。 太原集中营建立于1941年，当时对外称“太原工程队”，关押的人员主要是日军从山西战场俘获的战俘，人数多时达6000余人，常年保持在三四千人，随进随出。此外，在山西省临汾、平遥等地也设有关押和转运战俘劳工的集中营。 北平集中营位于北平西苑颐和园东北部。这里曾先后是清御林军、军阀吴佩孚和国民党的兵营，日军侵占北平后，在这里建立了关押残害抗日军战俘的集中营——北京第一收容所，后又改称“北京特别苏生队”等名称。集中营面积很大，四周设有围墙、电网和5米宽的水沟，并有日伪军警昼夜巡逻警戒。1941年，这里就关押着9000多名战俘。“据日本投降后被释放的战俘劳工张策政回忆，他出狱时，狱长公布说，几年来这里共关进政治犯37000多人，释放时是3400人，其他33600人有多少被送去当了劳工，有多少死在集中营内，至今还未找到确切数字”何天义：《日伪华北劳工协会的罪恶史》，载《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第12页。。 “新华院”是侵华日军于1942年9月在济南郊区官扎营设立的一座战俘收容所，建立之初直接隶属于驻济南日军第12军（又称“仁”部队）司令部，1944年第12军转至河南后，又由第43军（又称“秀岭”部队）管辖，是一座收容、监禁、残害抗日被俘人员和爱国志士的场所，里面常年关押着约2000名战俘和被日军以各种名义抓捕的抗日民众。由于日军的残害、虐待和屠杀，凡是被关押进“新华院”的爱国者除被强制送到日本、东北等地当劳工外，很少有能被放出去的。战犯难波博于1942年11月~1943年1月担任济南俘虏收容所所长，据他供述：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两次将约300名俘虏输送到伪满充当劳工难波博1954年12月27日供述，中央档案馆，119-2-1058-1-4。。另据有关资料揭露：日军在济南“新华院”关押的爱国军民总数达35万余人；其中折磨致死约15万余人，被押送到东北和日本充当劳工约1万余人殷汉文：《人间地狱——济南新华院》，载《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第155页。。 上述各大战俘集中营，在建立后不久就分别向东北各大矿山或军事工程中押送战俘劳工。此外，还有北平炮局胡同监狱和其他一些关押抗日人员的监狱，也向东北输送被关押的人员。还有更多的被俘抗日军政人员，他们没有被送到各大集中营或监狱，而是被就近关押，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转运到东北充当劳工。 从1943年底开始，为便于向东北和日本输送劳工，各集中营除日军管理外，还由伪华北劳工协会参与管理。华北日本当局又在济南、青岛、天津、塘沽等地设立了集中营和中转站。塘沽集中营当时称“塘沽劳工收容所”，是伪华北劳工协会下属天津办事处塘沽分处所管辖的一个劳工转运站。数以万计的劳工从这里被运到大连、营口等港口，再转送到东北各地；还有许多劳工被运到日本各地，成为被日本工厂矿山直接奴役的劳工。劳工们在塘沽滞留期间，由于条件恶劣和日军的残害，受尽折磨，许多人因被残害或疾病而死亡，被扔进了万人坑。无数的战俘劳工从上述各大集中营或临时拘押所被转运到东北，押送到满铁、满炭、东边道开发会社的煤矿中服苦役。 以本溪的几名特殊工人为例，据1941年4月在山西中条山对日作战时被俘的翟文华回忆： 我们这一批被俘的共约600人，先被押到山西平遥集中营。在我们之前还有一批，也是600人左右，因为他们中跑了一个人，投井自杀一人，其余的都被日本人拉到一个山沟里用机枪打死了。我们在平遥被关了一段时间，被押上闷罐车拉到天津，关在一家面粉公司改成的临时集中营里，有几千人，吃不饱，每天饿死病死20多人。在天津押了约一个月，将我们分成各个队，每队约70人，指定了队长，又坐闷罐车到了本溪煤矿。上车前一人给一个大饼，路上没有水，又死了一些人。到煤矿我被分到大把头冯志毅的柜上，我们71个人住在第31号劳工大房子里。翟文华，本溪煤矿退休工人，该回忆资料于1999年8月访问整理。 原山东省临沂县抗日游击队队员孙连甲回忆： 1942年5月日军大扫荡，我们在郯城县郊2里的一个大村子宿营时，早晨被日军包围，在突围时队伍被打散，我和游击队的50多人一起被日军俘虏。当天绑到郯城县城，第二天押到临沂，关了约半个月，每顿饭一碗小米粥，吃不饱，大小便都在屋里，气味难闻，跳蚤多，大家都盼望早点有个结果。一天，看守让大家都出去，给每人胳膊上绑了个白布条，上面写着“本溪煤铁公司”。然后就用汽车把我们拉到兖州，每人发了一床被，第二天又上火车拉到济南，在劳工协会住一宿，然后又被押上火车，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运到了本溪柳塘煤矿，时间是1942年5月。孙连甲，本溪煤矿退休工人，该回忆资料于1999年8月访问整理。 原在八路军冀南军区招待所工作的雷鸣，1942年4月在日军的“铁壁合围”中被俘。据他回忆： 被俘后，敌人把我们集中到清河县关了几天，后又被押到德州监狱关了几天，然后送到石家庄劳工教习所。在这里住了约两个月，这期间敌人从我们一千多人中抽出两百余人用火车押送到东北的本溪。我们到达本溪的时间大约是在1942年10月。雷鸣回忆材料形成于1965年，原件存本溪市档案馆。 此外，还有的特殊劳工从华北被直接送到东北边境地区的军事工程中。据关东军1943年6月23日的命令：第44部队于6月28日在山海关将从华北接收的1500名辅导工人，交给第3619部队，直接用火车押送到伪黑河省神武屯附近的双桥车站，修筑附近的军用公路“关东军命令”（极秘），1943年6月25日，关作命第189号，吉林省档案馆藏。。命令中还注明了到达地点的示意图。根据武心田的回忆资料分析，他就是这批被送到黑河的辅导工人之一。 1942年12月12日，我在河北新河县兴风头村与日军作战时因伤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李玉影等5名同志。我们先后被日本兵押送到新河和辛集的监狱，后押送到石家庄战俘集中营劳工教习所。大约在1943年3月初，日军从集中营里选出1300多人，把我们押上火车，送到北平门头沟挖山洞，6月送到西苑集中营，6月下旬又把我们押上火车，一直送到黑龙江省黑河一片草原上用铁刺网围起的席棚子里，让我们在这里修国防公路。武心田，1926年生，1940年10月参加八路军，在129师9旅25团当战士。武心田口述资料，根据2005年7月本人回忆录像资料及王敬荣、高晓燕1998年11月16日访问资料整理。 华北辅导工人被押送到东北的准确数字已无从考察。仅1942年经由山海关统计的辅导工人数字为39045人，见表1-8。 表1-8山海关经由辅导工人入满数调查表 ［康德9年（1942年）末现在］发证地训练所俘虏 收容所俘虏归顺匪容疑者计到前月 累计总计北京38103810天津93079307山海关423423济南178197354101030410714保定60060083728972开封21252125石门69110119999125553546(不清)148148148计1617197101234214936896前月止1345128965785147413290总计150683093578515751352439045资料来源：辽宁省档案馆编《满铁与劳工》第2辑（3），第105页。 另据伪满警务总局1943年6月调查，截至调查时为止，阜新、抚顺等矿山使用的特殊工人，由战俘构成的辅导工人总计为40402人。见表1-9。 表1-9辅导工人就劳数别实态调查表 ［警务总局康德10年（1943年）6月末调查］采用情况在籍使用者别本年采用采用累计6月末数阜新炭矿11206987463北票炭矿3136895抚顺炭矿926155502545本溪湖49674302314昭和制钢2984397916东边道46051522300西安炭矿10215231珲春炭矿4518总计3715404028592资料来源：辽宁省档案馆编《满铁与劳工》第2辑（3），第150～157页。2抓捕的百姓 在被押送到伪满洲国的特殊劳工中，除军队中被俘人员外，更多的是被捕的抗日民众及普通百姓。如前所述，关东军与华北日军于1941年4月5日签订了由华北日军通过治安强化、讨伐作战等方式强制募集劳工向东北输送的协议。被强制募集的平民百姓中，有的作为普通劳工被输送到东北，有的则作为特殊劳工，由各大煤矿或关东军直接控制使用。 曾任日军第117师团长的战犯铃木启久供述：“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特别是在华北地区，为了酷使中国人作劳工，即在该地区强制征发中国人。各县分担征发时，我即命令部下各队给予援助，每回约300人，征发了3回皆送到东北。”〔日〕战犯铃木启久供述，1954年7月15日，中央档案馆战犯档案，119-2,1,1，第5号。 1943年，日军第59师团、39师团在山东、河南与河北交界地区3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以抓捕劳工为目标的“猎兔战”。在包围圈内，日军“各个队均配备一个以宪兵为队长的分队，负责拷打被捕农民，搜集情报，挑选劳工。在寿张县西部有一千余名农民遭到惨杀，将其中强壮的二百余人送往济南俘虏收容所，其后作为劳工运往满洲和日本。继而在鲁中地区也开展了同样的‘抓兔子作战’，在锯牙山附近逮捕1300名农民……”“仅这一次作战，就有数千人被捕，送往日本、满洲和华北的矿山。”〔日〕战犯古海忠之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手稿，第1719～1722页。中央档案馆藏。 被抓捕的百姓有的先被送到各集中营，再被送到东北充当特殊工人，也被称为“保护工人”。原抗大二分校第三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谷自珍，1942年5月被俘后先被押送到石家庄集中营，据他回忆： 被关押在那里的人员绝大部分是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中抓捕去的老百姓，较少数是我们的地方和军队工作人员……因为敌伪人员也都知道被关押到那里的人员大都是从我根据地抓捕去的老百姓，所以，审问的内容比较简单，对每个人审问的时间也只有三五分钟，只不过是起到一个简单的登记作用而已。被审问者回答是被抓来的老百姓，一般都放过去了，不再多提问了……对我审问时，我的回答是：我叫刘五，深县董庄村人，是老百姓，是被抓来的。就这样，我被放过去了。谷自珍：《在石门劳工教习所组建“六月特支”》，载何天义主编《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石家庄集中营》，第141页。 谷自珍在石家庄集中营被关押一个月后，就被送到本溪湖煤矿挖煤。 还有的百姓被抓捕后，直接被送到东北各矿山充当特殊工人。被押送到阜新煤矿的特殊工人赵天宽回忆： 我是河北省平山县东乡人，抗战时期于16岁那年在原籍参加儿童团。1940年侵华日军对我的家乡进行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在大扫荡时把我抓住，说我是八路，然后就把我和其他被抓的人一起装上闷罐车，一直拉到阜新煤矿。我被分到小把头李振廷柜上，在平安四坑下井采煤。赵天宽回忆资料，存阜新矿务局档案馆。 被押送到东北的华北保护工人具体数字也无从考察。仅据日伪1942年关于经由山海关进入东北的保护工人统计，全年经山海关登记的保护工人达17492人，至1943年2月20日统计时止为21179人；连同随行家属达23957人。详见表1-10。 表1-10康德9年度山海关经由入满保护工人调查表* ［康德10年（1943年）2月］类别 月别 特殊地带保护工人特殊地带外保护工人工人数家属数计工人数家属数计总计一日平 均约数团体数1411134244241412228269129172102103127108423640411117515751524365446981244822727248941635855341535808061520146752523663664181638912978313801380451410113232321112510265365361717计15467136616833202583210818941一个月 平均1572226康德 10220368713295016501625813总计19154269521849202583210823957239*表中“一日平均约数”或“一个月平均”中有的不准确，原文如此。 资料来源：辽宁省档案馆编《满铁与劳工》第2辑（3），第108页。 另据伪满警务总局1943年6月的统计，截至调查时为止，被押送到东北的保护工人即达18306人。见表1-11。表1-11保护工人就劳数别实态调查表 ［警务总局康德10年（1943年）6月末调查］使用者别采用情况在籍本年采用采用累计6月末数阜新炭矿13836北票炭矿12132抚顺炭矿2567696929本溪湖11604201昭和制钢194101626东边道1914142西安炭矿1377珲春炭矿7135总计454183061340资料来源：辽宁省档案馆编《满铁与劳工》第2辑（3），第160～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