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快乐的经济》试读：六、作为自我刺激的工作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了与接受者的满足有关的产品和服务。但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的福利也受到它们（产品和服务）的影响——不仅是通过在交易中所获得的报酬。工作可能是快乐的工作，也可能是不快乐的工作。工作所提供的快乐、舒适或不舒适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工作的这些效果完全不在经济学家们对经济福利的数量化指标内: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并不是制造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劳动所带来的痛苦的总量，它也不包括劳动带来的满足，如果工作确实带来了满足的话。原因很简单，制造市场产品的工作可能是一种经济行为，但工人从该工作中所获得的满足却不是经济行为。因为这种满足并不进入市场，而且它的价值无法衡量，虽然它可能很重要。 新教伦理，或者清教伦理，认为工作是主要的世俗满足的来源，也是唯一可以接受其福佑的满足之源。卡尔R26;马克思同意这种观点。“只有在进行活跃的生产活动的时候，人才能感受到他的生命。”工作是“人创造自我的行动”，“（工作）不仅仅是实现目的——产品——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是对人精力的有意义展现。”［4］马克思不仅仅相信工作应该是令人享受的，他还坚信它是人类享受的最重要的来源。他批评其他的经济学家的“商品拜物教”，即他们习惯于只关注产品而忽视制造产品的行动。他更加激烈地批评工厂体系和资本主义组织，因为它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改变了工作的性质、条件和组织:夺走了工作的满足感，并以不愉快取而代之。他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咎于专业化，也归咎于把工人置于他人纪律之下的做法。他把这种现象叫做“异化”，他还认为，资本家和工人一样，也深受其害。工作可以是一种快乐，也可以是一种负担，这取决于经济制度和财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使工作变得令人愉快——通过消除经济贫困的压迫，因而“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希望的领域里取得成功，……（使）下述情况成为可能:我今天干一种工作，明天干另一种工作，早晨打猎下午打鱼，晚上养牛，晚饭后评论时政，随心所欲。” 现代经济学家在“工作是否快乐”这个问题上无话可说。他们相信，工作的负担随着工作量的增加而加重（或者快乐感降低），而且，在边际上——即所完成的工作量的最后一次增加时——工作是不愉快的，人们完成它仅仅是为了它产生的收入。在边际的意义上，他们似乎接受了马克思强有力的概括，和悲观主义。但是，经济学家们的结论既不可能从经济数据中得出，也不可能通过经济学推理获得，更不可能建立在心理学家的研究方法之上。 对心理学家来说，工作是刺激的来源，因而有使人快乐的潜力。体力工作和体育锻炼并无很大区别;如果以合适的量和强度、以合理的持续时间和合适的时机来进行，工作应当是一种使人快乐的刺激。脑力工作同样可以是给人快乐的刺激，只要它提供了新奇，以及学习的挑战;而且，丰富多彩和逐渐增加的难度，能够使它的挑战性和刺激性保持很长一段时间。探索、研究、艺术创造和科学创造，可以提供人类已知的、最令人满足的刺激，还有一些形式的脑力劳动也是令人刺激和令人愉快的。能够证明“工作可以令人享受”的最令人震惊的著名实验是在加拿大完成的。蒙特利尔市的600多名小学生突然被告知，除非他们自己愿意，他们可以不上学，而且从今以后，对于过错行为的惩罚措施将包括把犯错者送到游乐场地去玩耍。所有的学生都飞奔着离开了学校，但在两天之内，大多数人都回到了课堂，虽然比以前的作息时间稍微松懈，但学生作业的质量并不比以前差，有时还更好。 当然，有些工作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它们过于刺激因而使人疲倦，甚至使人衰竭;而另一些工作则刺激性不够，因而枯燥、重复和使人厌倦。在人类历史大多数的时间里，圣经上所说的“必须汗流满面地挣得他的面包”的人的形象一直适用。工作使人痛苦，是因为它对于人的体力的要求，远远超过当人仅仅为乐趣而工作时所付出的体力，而且时间也更长。如果想诱使人们投入更多的或额外的努力，奖励或者强迫是必须的，或者两者都是必须的。工业革命增加了（工作）的单调、机械化的纪律和工厂里常规性的高速度，虽然它对体力付出的要求下降了，但体力付出要求的下降却被大大延长的每周工作时间抵消了。这就是马克思所描绘的图画。从他那时候开始，机械化、自动化以及劳动分工被推向了新的高度，每周工作时间缩短了，所有这些都把人从让他腰酸背痛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但是，这并没有从工作中消除其使人不快的性质，仅仅是不愉快的形式和原因发生了变化。 在工业发达国家里，已经很少有人再从事过度劳累的工作，但工人们仍然感到他们工作不愉快。一系列的问卷调查曾经研究了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的工作条件。它?充分验证了现代人们对工作的反抗。大多数人的工作太容易了——它们是乏味的、单调的、机械的、低要求的，并且贬低人的价值，因为它们缺乏挑战性;而它们之所以使人不快，是因为它们不能给工人以刺激，并且阻止了他们去别处寻求刺激。这个信息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这是因为，如果工作是因为其挑战性和刺激性不足而令人不快，而不是因为其过度刺激和对人的过度压榨而令人不快，那么，改正其令人不快的性质就要容易得多、花费也少得多。 当然，在这里我关注的是令人愉快的工作和令人不快的工作之间的区别，无论其原因是什么。当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体系夺走了工人的乐趣，也夺走了资本家的乐趣，他是有些过度悲观了。在我们的周围好像还是存在着令人愉快和享受的工作。工作都是令人不快的假设被那些从事无报酬志愿工作的人们否定了。否定这种假设的人还有，不拿报酬继续工作的退休人员，以及那些欣然承认喜欢他们的工作的各类专业人士。 当然，一份同样的工作，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快乐的，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则可能是不快乐的。甚至还有可能，对同一个人，它有时是快乐的，有时是不快乐的。在一天之中，随着疲倦的积累，我们对工作的态度也有起伏波动。还可能存在着长时段的变化，开始时过于困难的工作，随着我们对困难的克服，可能变得有趣和富于挑战性;但是最终，经过多次的重复，当其挑战性和新奇性被耗尽时，它又会变得单调乏味和令人厌倦。 工作所带来的刺激性满足，和从其他来源获得的满足没有什么区别。当工作具有挑战性的时候，逐渐提高的唤起水平的强化效果，通常会使人超越最佳水平的舒适。这种工作常常制造紧张，也制造内在的强迫力量，这种力量驱使人继续行动，直到挑战被消除。然后，一个人会经历最终的紧张的释放，这种释放可能是刺激性满足的最主要成分。上述过程的后果包括:愉快的刺激;伴随着强迫性继续进行下去的冲动;以及不顾疲劳和紧张，直到完全地满足，最终达到问题的解决和任务的完成。这些后果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强烈刺激的伴随效果，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游戏中。这些都和经济学家的简单看法——工作中快乐的逐渐降低和不快乐的逐渐升高——不相符合，虽然上述看法仍然是那些单调的、机械的、缺乏挑战的工作的现实图景。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两类工作（快乐刺激的工作和痛苦乏味的工作）区分开来? 实验证据揭示，不同的人对自己的工作做出了差异巨大的评价。独立职业者比雇员的工作时间要长得多。雇员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日程由老板决定，他们的工作时间——在经过谈判和达成同意后——也被明确规定。美国的人口普查区分了很少的职业类别，不过它仍然显示，在1960年，实际的周工作小时数是:农场经营者，58.4小时;自我雇佣的经理和企业主（不包括农场经营者），53.5小时;内科和外科医生，57.3小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男性雇员的工作时间只有43.2小时。原联邦德国的数据对比了所有的独立职业者和所有的雇员（表5—1）。1970年的奥地利小型调查，则显示了在每一个行业内的独立职业者和雇员之间的差异。在奥地利，总的来说，独立职业者的工作时间比雇员的工作时间要多出50%左右（表5—2）。 表5—1原联邦德国独立职业者与雇员的平均周工作小时 表5—21970年奥地利不同产业的平均周工作小时 我们不能这样解释上述差异:说雇主们——依据自己的愿望——阻止他们的雇员工作（并限制他们的收入）。这是因为，工作时间是每一份工会合同的主要事项，而且工作时间的缩短是工人运动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对上述如此巨大和普遍的差异——这种差异存在于所有的职业和所有的国家——的最简单的解释，似乎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东西。那些没有必要遵从他人所设立的规则和纪律工作的人，那些自由地改变其工作任务的人，那些能够有效地避免无聊和保持兴趣的人，似乎都能够更加个人化地投入其工作，并且发现自己的工作充满挑战和令人快乐。他们很可能会像任何人一样，经历许多阶段的紧张和压力，不过，他们缓解这类压力的途径不是停止工作，而是相反——继续工作，直到成功的感觉将压力最终释放。工作时间的差异是人们工作投入程度的证明。那些工作最投入的人们，肯定也从工作中获得了最大的快乐，只不过研究数据无法证明这一判断。 对工作人口的跨职业问卷研究表明，小时工资越高，工作时间就越长。考虑到那些在高收入组里的人们，通常也是那些在其工作中具有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和更多的自由行动的人们，这个发现仅仅是重复和证实了前面的引述。 对城市交通所做的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该结论。这项研究偶然地做出了一个估计，即人们对他们的通勤时间的价值的未曾明言的判断。1963年的一项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伦敦的公务员。他们有的开车上下班，有的乘坐地铁上下班。研究者根据收入水平将他们分成了三组。这项研究显示，高级公务员对他们花在通勤上的时间价值的评价，比低级公务员的评价要高许多。上述结论是这样得出的:把较快的交通方式的多余花费看做是为节省出来的时间所付出的代价，然后考察公务员们是否愿意为节省出来的时间额外付费，再推论出他们对时间价值的评价。不同组的公务员对交通模式的不同选择可以解释为，他们对通勤所占用的时间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在美国所做的类似研究也显示出类似的结果。 前文引述的研究证据显示，那些能更多地控制自己干什么、什么时候干和怎样干工作的人们，对工作更加投入。他们也许还更加喜爱自己的工作，或者更少地厌恶自己的工作。这或者是因为，他们就是自己的老板;或者是因为，他们处在组织分层的高端，因而被允许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显示，某一特定群体的人们赋予工作的价值或边际价值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而经验数据则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提供任何启示。 无偿志愿工作的存在是少数的证据之一，它证明了人们赋予工作的积极价值。大多数的这类工作是由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员完成的，这些人喜欢回到他们原来的工作地点，重温旧的工作日程。不过，仍然是劳动大军成员的人们也从事志愿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的这种志愿工作由有较高收入的人们承担，他们在自己的有偿工作中花费的时间也比较多。 另一条证据——该证据显示了人们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享受的原因——是慈善的重要性。在美国，一个人在一生中（与慈善性遗赠相区别）做出的慈善捐赠，平均大约是他的个人储蓄的30%稍弱。减去人们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如在联合基金推动下）的估计捐赠值，再减去教堂捐赠等诸如此类的捐赠，真正志愿的捐赠仍然相当于一个人净储蓄额的四分之一。这是很大的一笔钱。人们愿意在他们还在世的时候送出这笔钱，表明这些钱是其拥有者维持基本需要之外的（超出了个人（基本）需要）那一部分，他们可以把这笔钱花在自己身上，也可以留给自己的家人和所爱的人。大多数的慈善家都是活跃的人，他们所捐出的金钱是他们自己挣来的。但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付出多余的努力，工作更长的时间，仅仅是为了积累更多要送出去的钱。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享受他们的工作本身，也享受挣钱的行动，或享受对挣钱技能的运用。就是这种满足感把他们仍旧留在工作中——在他们所有的金钱需求都早已获得满足之后，在所有可以用金钱能买到的东西他们都完全获得之后。值得补充的一点是，上述论述和再以前的论述，论证了一个人从工作中获得的正面满足，不仅仅在总量上，也在边际上。他在此边际上做出抉择——在工作时间的长短之间，也在工作生涯的长短之间。 有证据表明，即使在边际上，也是有些人喜欢他们的工作而有些人不喜欢。每周工作时间变化趋势提供了这样的证据。很多证据显示，由于世俗的原因，工业中的每周工作时间在缩短。美国的数据表明，周工作时间由1850年的70小时下降到了目前的大约40小时。这一趋势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大致相同。看起来，一直在缩短的工作周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自然伴生物，也是工人们以休闲的方式享受他们提高的部分收入的标志。在经济学家的常规模型中，工资的提高也提高了休闲代价（也就是说，由于参与休闲而丧失的收入），因此驱使人们购买更少的休闲、更多的产品。与此同时，工资的升高也提高了收入，使人们更加富裕，进而能够买得起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包括休闲。休闲价格的升高和收入的升高是工资升高的两种表现，这就是经济学家语言中的“收入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它们把工资提高的人推向两个相反的方向。经济学家把工人休闲需求的变化形象地描述为这两种对立的影响之间的净平衡。这是因为，休闲价格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变化似乎对人们的花钱模式没有多大影响。随着工资的提高，收入效应占了上风，导致休闲需求的上升和工作周的缩短。 如果我们假设休闲是愉快的而工作是痛苦的，那么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人们在制造业中观察到的工作周的缩短。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休闲和工作都是快乐的，这个模型的表现会如何呢?收入增长的替代效应会保持不变，但收入效应可能会完全不同，或者不会出现。当我们认为工作和休闲是利用时间的唯一方式，而且假设两者都是令人快乐的，收入效应就不会出现，因为金钱买不来更多的时间。因此，收入替代效应将会是收入增长的唯一效果，这一效果将会导致工作周的延长。 这个结论，是和“工作是不快乐的”假设所引出的结论相对立的。一个更加现实的模型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模型除了区分快乐的休闲和快乐的工作之外，还区分了第三种不愉快时间的使用方式，即日常生活中的家务劳动。在这个模型中，收入的提高确实有收入效应:通过以追加的花费购买家政服务、家用设备和有省时作用的产品，人们节省了时间，并利用这些省下的时间进行休闲和工作。因此，随着收入的提高，收入增加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都会推动工作周的延长。 上述仅仅是经济学家的惯常推理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工作是令人快乐的，工资的提高会使一个人工作更长的时间。那么，如果统计数据显示，有些人的工作周确实随着单位工资的提高而延长了，这并不能证明这些人的工作是令人快乐的，但这确实使这种结论的出现成为可能。 只有很少的统计数据表明了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的这种关系。不过，这些少量数据确实和那些喜欢自己工作的人们相适合。大多数有关工薪职业者的工作周缩短的讨论都强调，在专业人员和独立职业的商人们中间，不存在这样的时间变化趋势。有关后者，目前的工作时间的数据显示，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无法想象他们以前的工作时间还能再长。实际上，根据现有的少量数据判断，他们以前的工作时间更短。在美国，专业人员工作时间的唯一数据——这些数据溯及既往——是有关教授和教师的。表5—3显示了这些数据。虽然这些数据并不具备严格的可比性，因为涉及了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日期，但无论如何，它们仍然不容置疑地显示了一种升高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花在指导学生和与指导学生有关的活动上的时间，在1917—1968年之间保持不变，而花在研究——学术人最感到享受的活动——上的时间，是以前的4倍还多。 表5—3大学教职员工的周工作小时 同样的上升趋势在英国的高级公务员身上也很明显。一百年以前，大不列颠的高级公务员从上午10点工作到下午4点，每周6天，“每天大约有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与朋友一起用午餐”——每周的纯工作时间是30个小时或更少，并且显著少于同一办公室里的低级公务员的工作时间。今天，同样的高级公务员的年休假是1830天，他们去除午餐时间后的每周工作时间是:伦敦36小时，其他地方37小时，与低级公务员相同。无需再补充说，上述工作时间只是平均水平的最低值，但这不能改变讨论的结果。 另一组数据来自一个研究。这个研究考察了从1750年至今，汉堡市的工人和独立职业商人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变化。首先，该研究显示，在18和19世纪，商人的工作时间较之工人的工作时间要短数小时，而今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倒了过来。变化的趋势是，工人的工作周在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最热火朝天的时候——达到了顶峰，72小时，然后就一路缩短到大约40小时。与此同时，商人的工作时间持续增加，从1750年的3951小时上升到1850年的平均50小时或更多。1972年在原联邦德国进行的一次官方问卷统计则显示，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的平均工作周接近60小时（59.4小时）。 另一个证据——虽然是间接的证据——也值得介绍。这个证据来自一些研究，这些研究考察的是激进的税收政策和相应的高边际税率对工作的激励作用。这些研究很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由职业上，在这些职业中，人们可以自由地改变他们的工作量。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税收）对工作的激励作用完全不存在障碍，或几乎完全不存在障碍。这个结果可能有些出人意料，或者显得缺乏依据，如果我们假设工作是一种负担或劳累。不过，如果我们接受相反的假设，这一结果就再自然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