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之间》试读：　　约翰·F·肯尼迪

从地方台栏目跳到全美电视网的过程中，我和特德·耶茨决心保持《深夜追击》那种直率甚至挑衅的节目风格。然而，后来事实证明，做比说难得多。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深夜追击》已经丧失了在前一个秋季中那种令人惊奇的元素。我们的名气先于我们到达ABC，不少预期中的受访人开始担心在全国电视网上被一个叫迈克·华莱士的家伙严加盘问，苛刻的评论家给予此人一个诨名--"电视宗教审判所可怕的托尔克马达托尔克马达，15世纪著名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神甫，以残酷迫害异端著称。--译者注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地寻找能让全美的观众感兴趣的人物。但是我高兴地说，在ABC的前几个月里，我们还能为《迈克·华莱士访谈》约到各色嘉宾，包括菲利普·怀利、玛格丽特·桑格玛格丽特·桑格（1883～1966），女性生育控制的先驱者。--译者注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86768～195949），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大师之一，建筑设计范围涵盖别墅、办公楼、教堂、学校、图书馆、桥、博物馆等。--译者注 这样的社会精英，匪徒迈克·科恩、脱衣舞娘莉莉·圣西尔这样的底层人物，和一双好莱坞妖妇（杰恩·曼斯菲尔德杰恩·曼斯菲尔德（1933～1967），美国模特，以模仿玛丽莲·梦露著称，1967年死于一场车祸。--译者注 和莎莎·嘉宝莎莎·嘉宝（1917～2007），美国女影星、社交名媛，出生于匈牙利，有过多次婚史。--译者注 ）。 然而，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面对。我们不久就意识到，一旦踏上全美的广播电视平台，我们就进入了一块比第五频道更加变幻莫测的领域。既然我们面对的是全美观众，风险就要高得多，我们曾几次遭遇引起诽谤诉讼威胁的险境。 其中一次纠纷是我们在采访华盛顿专栏作家、"扒粪者"德鲁·皮尔森时引起的。当时，辛迪加专栏作家在所有印刷媒体中是最有势力的。华盛顿的许多专栏作家把自己看做是无所不知的人，总是喜欢武断地发表高论，却不作任何调查。但皮尔森是一个坚守新闻传统的记者，他擅长挖掘华府政界的丑闻，并因此被认为是华盛顿最可怕的记者。除了热衷揭丑外，他也以行事鲁莽出名。至少曾有过两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公开指控他是个惯常的撒谎者，但是，没有人会比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肯尼思·麦凯勒的措辞更严厉。在一次面向参议员的演讲中，肯尼思·麦凯勒公然抨击皮尔森"是个无知的撒谎者、懦弱的撒谎者、卑劣的撒谎者、成年后一直在撒谎的人、职业的撒谎者、白天和夜里都在撒谎的人"。 在采访中，我自然会问皮尔森，他本人是否真如这些尖刻的形容词所描述的，他自然予以否认。然后，我们谈到政治和下一届的总统选举。我们俩都认为，尼克松有可能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接着，我们的话题转向预测谁有可能成为他的对手，我指出可能是"民主党的魅力男孩--杰克·肯尼迪杰克·肯尼迪，即约翰·F·肯尼迪。--编者注参议员"。 尽管，我对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所知甚少，但对他却有某种情感上的认同，因为我们有相似的背景--都在波士顿郊外的布鲁克林区长大，住在同一个社区。在这里，我想花点时间详细说说这段渊源。 多年来，我常把我青少年时期待过的布鲁克林区描述为"爱尔兰革命家和犹太老板的小镇"。我和肯尼迪的家庭就是两个典型案例。我是弗兰克·华莱士和吉娜·华莱士夫妇的第四个也是最小的孩子，他们俩是19世纪从沙俄地区的犹太人聚居小镇逃到美国的犹太移民，比肯尼迪的先祖从爱尔兰来新大陆晚了80多年。我父亲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保险经纪人，到我1918年出生时，我们一家定居在布鲁克林区。这里是处于上升期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们的避难所，他们在民风傲慢的波士顿其他街区不受欢迎，这个城市素以在意社会等级的势利而臭名远扬。这些来自爱尔兰、意大利和东欧的移民家庭不想冲击这个傲慢的老贵族家族和美国新教徒的大本营，他们选择聚居在更具包容性的社区，最吸引他们的就是市郊的布鲁克林区。 约瑟夫和罗丝·肯尼迪夫妇在1914年结婚后就搬到布鲁克林区，他们家离我们在奥斯伯思街的房子只隔一个街区。杰克·肯尼迪比我大一岁，我们上同一所社区小学。等我后来告诉别人，我和肯尼迪是"爱德华·德夫逊"（英语中，德夫逊意为"奉献"）小学的校友时，他们大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所天主教会学校，可见人们对布鲁克林区的光荣历史知道得有多么少！ 爱德华·德夫逊是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英雄。在那个晚上，保罗·里维尔保罗·里维尔，美国银器工匠，爱国志士。--译者注 骑马经过波士顿及邻近的小镇，而他的朋友兼战友、爱国志士德夫逊骑马飞奔传递警报，告诉当地百姓"英国人来了"，他经过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布鲁克林。我自己猜想德夫逊骑马报警的故事不那么为人所知是因为朗费罗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1807～1882），美国作家。美国19世纪最著名的诗人，著有《海华沙之歌》，并翻译了但丁的《神曲》。--译者注 的缘故，因为，他多年后坐下创作他那首著名的叙事诗时，选择了里维尔作为他笔下使之永垂不朽的骑兵形象。 几年前，我在一个社交场合碰到主动来与我攀谈的罗伯特·克拉夫特--颇有进取之心的"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老板，该队是21世纪赢得三次"超级杯"的第一支球队。我对他所知甚少，不知道他也来自布鲁克林区，所以当我得知他也在这个区长大、也是爱德华·德夫逊小学的学生时感到很吃惊，尽管他的年纪比我和肯尼迪要小得多。之后他问我近来是否回过母校，我说还没有，他告诉我值得拜访一下--学校把三位杰出校友的照片挂在了学校入口处，分别是克拉夫特、肯尼迪还有我。 "我的照片挂在最上面。"他有些乐滋滋地声明，"因为我们三个中，我的学分是最高的。然后是你--你的学分是排在第二。你下面是肯尼迪。" 我谢谢他与我分享来自故乡的消息，接着我说，这大概是肯尼迪一生中唯一一次排名老三，而且是最后一名。 尽管我和肯尼迪年纪相仿，住同一个社区、上同一所小学，但我们俩的人生轨迹在布鲁克林区几乎从未相交过。我相信，他家如果没搬走，我可能有机会对他有更多了解。约瑟夫在投行和其他事业上发了大财之后，把目光投向了更令人兴奋的领域。1927年，当杰克·肯尼迪10岁、我9岁时，肯尼迪家族搬到了河谷地区，再后来住进了纽约城的高档社区。 杰克·肯尼迪在那里走向辉煌的成就：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为英雄，1946年成功竞选上国会议员席位，6年之后赢得参议员席位。到1957年，他已是一颗迅速升起的政治明星了，他的名字出现在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名单上。这也把我带回到我在该年12月对德鲁·皮尔森做的专访中。我把肯尼迪称之为他所在党派的"魅力男孩"，并谈到了参议员和他那位颇具争议性的父亲。 华莱士：在10月27日的专栏文章中，你提到了肯尼迪参议员的父亲--我在这里引用你的原文--"信奉麦卡锡主义的百万富翁老爸，性格暴躁的老约瑟夫·P·肯尼迪把大笔钱花在宣传机器上为杰克造势。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总统竞选人像他那样在公关宣传上这么不惜血本。"你认为，除了约瑟夫想看到杰克当上美利坚的总统这个事实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皮尔森：在我的理解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认为，无论为了谋取何种职位都不该像那样大肆造势宣传。杰克·肯尼迪的确是个优秀的年轻人，形象也很好，但他并没有像宣传所吹得那么好，而且，据我所知，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位靠捉笔带刀拿到普利策奖的人，这也说明了这些公关宣传有多么夸大其词。 华莱士：那本书是谁替他写的呢？ 皮尔森：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这个名字。 华莱士：德鲁，你肯定吗？ 皮尔森：我肯定。 华莱士：你肯定《当仁不让》是有人替肯尼迪参议员代写的？ 皮尔森：我肯定。 华莱士：作者真是另有其人？ 皮尔森：是的。 华莱士：而他--肯尼迪却凭这个获得了普利策奖。 皮尔森：的确如此。 华莱士：他自己从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事实？ 皮尔森：是的。 第二天，肯尼迪的办公室打来电话，向我们索要访谈记录。大约一天后，我的老板--ABC电视台总裁奥利弗·特雷兹在总裁办公室开了一个会，我没有被邀请参加，出席的有鲍勃·肯尼迪和华盛顿名律师克拉克·克利福德--他的尊贵客户名单上有一长串社会名流的名字，也包括肯尼迪家族。他们来见特雷兹的目的，是要求皮尔森和/或我就《当仁不让》著作权的言论在广播中作出公开道歉。 在这期间，我极力劝说皮尔森说出替肯尼迪捉笔带刀人的名字。他和线人协商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一个名叫特德·索伦森的年轻人写的，他是参议员身边的工作人员。几年后，索伦森成为肯尼迪的高级顾问和首席演讲撰稿人，但在1957年时，他还只是个无名小辈，公众对他一无所知。肯尼迪在《当仁不让》一书的前言中提到他的名字，说他为书中"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提供了价值无可估量的帮助"，那是肯尼迪承认别人功劳的极限了。皮尔森拒绝就此事道歉，我也一样，但广播公司的管理层却不愿支持我们。在诽谤诉讼的威胁下，特雷兹选择自己出面道歉，更为彻底的妥协是，他竟然同意由克利福德来决定道歉的内容。于是，在我们下次节目播出之前，ABC电视台的总裁出现在镜头前，他照本宣读由肯尼迪的律师撰写的道歉声明。此外，特雷兹还说："对我们犯下的错误和由此给一位著名公务员、书的作者的名誉所带来的严重伤害，我们深表歉疚。" 看到我的老板对肯尼迪家族妥协到这个地步，我被激怒了。我知道，ABC的道歉声明对皮尔森而言是一种侮辱。尽管他一直以"放炮"出名，却是个老练的记者，对诉讼并不陌生。多年来，他遭遇过不少诽谤诉讼官司，但始终没有伤害到他的职业生涯。来自肯尼迪家族的所谓威胁，我相信不过是一种讹诈手段。 这起公案还有一段附笔。1991年春，我为《60分钟》采访克拉克·克利福德。他那时已经是84岁的老人了，曾经漫长而辉煌的事业已步入黄昏阶段。在他的鼎盛时期，克利福德曾是最有影响力的总统顾问之一，直通华盛顿的权力中心。我在那年春天采访他时，他刚刚写完自传《总统的辩护律师》。主要的采访内容集中在他和与他相交甚密的三位最具活力的民主党总统之间的关系，哈里·杜鲁门，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但是，《60分钟》的观众没在节目中看到的，是我们就1957年德鲁·皮尔森事件的谈话。时隔34年后，克利福德向我透露肯尼迪家族当时有多么恼怒。 我的电话响了，是肯尼迪参议员打来的。他说："我必须立刻见你。"然后，他来我的办公室说："我写了一本书，你知道，书名是《当仁不让》。德鲁·皮尔森说那不是我写的，这让我很不高兴。"这时，电话又响了，是他的父亲打给肯尼迪参议员的。参议员拿着话筒听了一会儿，然后对他说："爸爸，我让克拉克来接电话。"我接过话筒，老肯尼迪说："我是肯尼迪大使。"我说："您好，大使先生。"然后他说："向那群混账索赔5500万美元！" 回忆这一切时，克拉克会心大笑。接着，他向这位前大使先生保证："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但是，前大使先生还在不停地重复着--"向那群混账索赔5500万美元！" 听了这个故事，我还是不能确定：如果形势所迫，肯尼迪家族是否真的会把我们推上被告席。当时，参议员正在精心准备总统大选，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可能就是为了《当仁不让》的著作权进行高曝光率的法庭大战。 不管情形如何，肯尼迪家族已经拿起了枪。采访皮尔森的节目播出几周后，参议员把我请到他在美国国会的办公室，他给我看了他为写书做的笔记，并坚持声称皮尔森说的全是谎言。多年来，索伦森也一直坚称他和《当仁不让》没有关系。但对于他的否认，依然存在着质疑。1980年，历史学家赫伯特·帕梅特在《杰克：约翰·F·肯尼迪的挣扎》一书中披露了他对《当仁不让》写作过程的详细调查，他得出结论：书显然是由人代写的，"书的调查、草稿和大纲是其他人的集体劳动"，帕梅特指出，"而文风显然是特德·索伦森本人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