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会》试读：一 金融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在面对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是由美国引起的，但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进一步说，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截至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金融产生严重的影响，美国金融危机中的一些核心要素在中国几乎都不存在。中国没有美国那种大面积的房贷断供，没有明显的信贷链条的断裂，没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倒闭破产，整个金融系统在正常运转。中国股市的大幅度下跌，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但两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股市在2007年10月跌势开始的时候，其时美国的次贷危机尽管已经发生，但其世界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还没有发生。 危机中“中国的经济问题”反倒是表现在另外的方面。 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换言之，是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我说的这两个因素，外部的当然是指世界金融危机，即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外部订单减少，出口困难。内部因素我具体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现在就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核心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而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困难，恰恰是击在我们的软肋上。这就是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本来正在酝酿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而形成的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恰在此时，由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阻断了中国避免这场生产过剩危机的出口，从而引爆了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 明确以上问题的意义是： 第一，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具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特点。应当看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经济危机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危机，与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传统生产过剩危机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这场危机的原发地美国，危机发生前几乎没有任何生产过剩的迹象，相反倒是“消费过旺”。如果说这次危机中也存在生产过剩因素的话，这种过剩也是在世界经济整体的意义上存在的，是在危机的非原发地存在的（如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寅吃卯粮”则使这种过剩维持了表面的平衡。就危机原发地美国本身而言，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金融危机转化为经济危机之后，由于信贷紧缩，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恶化，才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美国大量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是建立在信用消费的基础上），而且尽管如此，直到目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到达一种很严重的程度，并不是其经济危机中的主要问题。而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则不一样。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一开始就是发生在实体经济的环节上，生产过剩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对于生产过剩危机形成的原因，特别是对其“周期性发生”的原因，尽管人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解释，但笔者倾向于认为，生产过剩危机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特有的现象。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打破了生活必需品时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接性，扩大了产能的弹性，从而也就强化了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均衡的风险（《以重建社会迈过经济大坎儿——孙立平谈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启示》，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同今天的美国相近，不如说同历史上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更相近。 第二，原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引发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生产过剩危机。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所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既可以看做是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危机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进入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但正如此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过程那样，这个转型是相当艰难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已经全面转向耐用消费品，而同时该社会还形不成全面消费耐用消费品的条件，生产过剩危机就有可能形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现象，就是这种生产过剩危机的端倪（孙立平：《内需不足的社会学分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10月号；《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收入《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不过，冷战结束后突然加速的全球化过程，特别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过程对“中国制造”的需求，缓解了这个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没有新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早在2005年就会进入传统市场经济式的生产过剩危机，新全球化使中国面临的危机得以迟缓，但也在被推迟后以更大的程度出现（徐以升、陈晓晨：《金融危机本质：美过度消费和中国生产过剩危机》，http://wwwsinacomcn，2008年09月22日02:40《第一财经日报》）。 而这种危机的发生，可能会取决于许多可能的引爆因素。克拉斯穆尔·佩佐夫在2004年写就的《中国的大萧条》一文中就指出，以下几种情形可能会成为中国萧条的触发点：①一场世界范围的货币、银行或者衍生产品危机，②美国的一次衰退，③扼制通货膨胀的措施，④中国失去贸易盈余，还有，⑤一场石油供应危机（《佩佐夫的惊世预言：中国的大萧条》，2004年11月22日《全球财经观察》）。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与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没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更多是一种引爆的关系，或者说是挤压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的过程演变为挤压中国生产过剩的过程（黄树东：《经济危机正在逼近中国——危机就潜伏在我们身边》，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311890）。 这是我们分析这次危机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前提，而对经济危机社会后果的讨论，也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的基础之上。 第三，生产过剩危机将会是我们今后不时面对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转型期的非常规发展过程。但在30年后的今天，这种非常规发展过程将会逐步转变为一种常规的发展过程。在常规性发展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加以正视的。第一，中国有可能将告别两位数高增长时代（燕山大讲堂第22期：许小年《迟到的衰退》，http://viewnewsqqcom/a/20081216/000051htm），我们也许要习惯一位数的增长。当然，这种变化也许是在若干年之后。第二，生产过剩危机将可能周期性发作。西方发达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用了差不多30年才真正完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其间要解决消费信贷、城市化、中产阶层发育、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等一系列问题，以为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条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不时爆发将会是不可避免的。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有两种误解。一是以为这场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插曲，插曲总会过去，一旦插曲过去一切又可以恢复往常。二是以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来说，这次的危机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而且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这两种误解将会导致我们对今天和将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错误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