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阎锡山》试读:一 生长于理财之家,得势于“革命”权术

生于盐商世家,蒋氏东渡扶桑 蒋介石于1987年10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一个盐商家庭。 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贩盐出身,到了晚年,就在镇上开设玉泰盐铺,先以酿酒贩盐为主要业务,以后又扩大营业范围,兼营食、菜饼、石灰等项。这家盐铺传到蒋介石父亲明火(字肃庵)手中,业务发达到顶点。他和溪口大地主毛颖甫(绍遂)开设的太昌盐酒店及离溪口十里萧镇孙绍水开设的永兴行是同业,三人互相勾结,聚敛财富。 蒋明火元配徐氏,生下一女一男,女名瑞春,男名周康,字介卿。徐氏死后,蒋明火续娶萧镇孙氏女为继室,不久亦病故,乃娶其店中多年的老伙计王贤东的堂妹王采玉为填房。 王氏生二子二女,1887年生长子,名瑞元,即蒋介石。三年后生长女瑞莲,名瑞莲,又过三年,生次女瑞菊,但出生不到数月即夭亡。瑞菊死后三年又生次子瑞青,只活到三岁就死了。蒋介石乳名瑞元,谱名周春,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 蒋氏以盐商起家,在溪口可算是大户人家。但蒋明火并不以此而满足,却又干起“业余讼师”来。他这样做首先是为了钱,其次也可以利用他和官方的关系,显赫乡里。他能言善辩,见多识广,乡里有纠纷,明火总是采用“两面战术”,把甲乙双方的费用逐步提高,彼此竞争,实际上他早已暗中同官府讲妥,不是各打双方五十大板,就是输赢之间相差无几,败诉人也争了这口气。这样“当乡民要打官司的时候,他们便喜欢到肃庵公(蒋明火)那里去,肃庵公简直是法庭以外的法官,他的判决是被完全接受的”。肃庵在世时凭着他和官方的关系,包揽了不少诉讼生意,不但发了财,而且显赫乡里,变成了统治者的代表。 蒋介石九岁那年,父亲染时疫暴卒。后来兄弟分居,蒋介石和他母亲分得老宅三间楼房,田地三十余亩和一片荒山,母子一同生活。 蒋介石幼时,由于家中富裕。在政治上又有地位,遂在思想上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他盛气凌人,更多的时候充当群首,领头打仗,不打胜不罢休。 他和镇上儿童游嬉,经常要做孩子们的“头头”,如有人不服从他,就联合一些和他要好的儿童进行殴打。他上学以后,于课后不时邀集一大群少年学生到溪边沙石堆去作械斗游戏,纷纷拿着木棍和竹刀竹枪,排列阵势,由他发号施令,常常要打得头破血流才能散场。 蒋介石的母亲王氏因他经常闯祸,对他管教很严。有一次,他的母亲实在气愤不过,顺手拿起一根木棍要打他,他急忙钻到床下去躲藏。当王氏用棍向床里打他时,被他猛力推开,随即从床下钻出来逃之夭夭,气得王氏号啕大哭。但蒋介石还是我行我素,依然如故。凡此种种,蒋介石得了一个“瑞元无赖”的绰号。王氏死后,蒋介石在溪口白岩山他母亲墓前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这倒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在蒋介石五岁那年,他的祖父为他请了一位名叫任介眉的家庭教师,开始接受封建主义教育。过两年他的祖父去世,蒋介石就进了溪口镇上本族人所开的私塾馆里去读四书五经。开蒙老师为蒋周益,出身廪生,对学生要求很严。 蒋介石小时候很聪明,五年内,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其他一些书籍,十三岁时到外婆家葛竹村的溯源堂念书,续读《尚书》、《易经》。 在蒋介石十四岁这年,他的母亲以蒋家门庭单薄为由,给蒋介石娶了本县岩头村的毛家姑娘毛福美为妻,比蒋介石大五岁。毛福美的父亲毛鼎在岩头村开设毛祥丰南货号,村人都叫他祥丰老板,和蒋家结亲可算是门当户对。婚后,二人的感情平淡,貌合神离。但这个十九岁的媳妇,却成了蒋母管理家务的好帮手。 1902年夏天,蒋介石曾到奉化县城考过一次“童子试”。它是清末对未成年的男少年举行的初级科举考试,考中的人为“童生”。考中童生的人才可以参加考秀才。但他没有考取,名落孙山,遂于1903年进入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学习。 这所名为新兴的学堂,它所教授的课程,除英语和算术两科外,绝大部分还是讲授经史等旧学。因而引起迫切要求得到近代科学知识的青年的极大不满,不断地向学校提出“改良教育”的要求。年青的蒋介石被卷入这个时代潮流中来,参加了要求改革教育运动,并被同学推举为代表和校方谈判。他在和学校的董事交涉时,言辞甚为激烈,气盛凌人。校方对蒋介石的这种态度非常气愤,必“欲除其学籍”而后快。但却引起了学生的严重抗议,迫使校方免除对蒋介石的处分。由此,同学给他起了一个“红脸将军”的绰号,是说这个人不时和人翻脸吵架,它颇符合蒋介石青少年时代的性格。 蒋介石虽然没有被凤麓学堂开除学籍,但在###之后,也不便于在那里继续学习了。他遂于1904年转到奉化县城的龙津学堂就读。1905年,又转到宁波城里箭金学堂学习。在这里,蒋介石得到了一位名叫顾清廉进步教师的帮助,向他介绍了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情况,灌输了要使国家强盛,必须增强国家军事力量的思想,并鼓动青年学生出洋留学。蒋介石遂萌发弃文学武之志,决心去日本留学。为了表示出洋决心,他毅然剪掉了自己的辫子送回溪口家中,家乡族人大哗,认为是“大不敬”。当时剪辫子,被人看做是反抗清廷之行为,蒋介石居然敢做出来。因此,也引起了家乡人很大的惊异。蒋介石剪掉辫子确实是一种革命行动。 1908年的春天,蒋介石漂洋过海,到达日本东京,进了振武学校。振武学校是清政府为留学日本学军事的学生设立的一所“陆军预备学校”。在这学校要学习三年,毕业之后,还要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去日本军队实习一年。合格后,才能升入日本士官学校,成为正式的士官生。 蒋介石来到日本之后,和陈其美往来密切。陈为浙江吴兴人,1906年到日本留学,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法律,同年加入同盟会。第二年又入日本东斌学校学习军事。1908年回国,往来于京、沪、浙等地联络革命,成为青洪帮的首领。武昌起义后,在上海参加起义,后任浙江都督。他对蒋介石很赏识,一来陈也是浙江省人,同蒋算是同乡;二来陈同蒋介石的脾气、个性、素养、外形都差不多,二人很投机,于是便介绍蒋介石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从此,他便作为陈其美的亲信在浙江籍的同盟会员中开展活动。1908年暑期回到上海,又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青帮。 1910年冬天,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后,于12月5日,以士官候补生身份被分配到驻在北海道新瀉县高田镇野炮兵第十三连队学习,在部队里当二等兵。 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史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南、江西、陕西、山西、云南等省纷纷响应,先后宣布独立。这时,在上海担任中部同盟会庶务长的陈其美,也在上海积极准备起义。为此,他给在日本留学学军事的并与他关系密切的同盟会员分别发出急电,催促年轻学生立即回国参加斗争。 蒋介石接到陈的急电后,立即给师团长打了请假回国的报告,蒋介石在获准四十八小时的假后,立即从高田乘火车到东京,向驻在东京同盟会浙江省支部领取经费后,遂脱掉了军装,登船回国了。 生于土财主之家,“万喜子”早年落魄 阎锡山,字百川,号垄地。 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文昌堡。 五台山五峰怀抱,风景秀丽,为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县以五台山名胜而得名。环绕着五台山下的滹沱河,缓缓地流过文山脚下与从西南方向湍湍而来的牧马河汇合了。就在这两条河汇流的地方,坐落着一个近千户的大村庄,因而得名叫做河边村。 河边村的屋宇建筑,按照地理形势和家族宗祠自然地形成了十八个堡子,而且名称各异。阎锡山出生在永昌堡。由于在这堡子里建有一座文昌阁,因而当地群众习惯于把它称为文昌堡。 其实,溯本求源,阎的祖籍并不在五台,而是在洪洞县的棘镇沟。在明朝朱元璋称帝的时候,阎家才从洪洞县迁到阳曲县坡子街。不久,又迁居到五台县长条坡,最后定居到河边村。 阎家在前五代时,家境贫穷如洗,靠着为人放牛羊、打短工或者靠驮炭、租种土地过日子,到了第六代的时候,家境开始有了起色,家里出了第一个读书人——阎兴泰。后来又经商,从店员到掌柜,渐渐发迹。当时,阎家在山阴县广武镇开的“永恒粮店”,还小有名气。兴泰用开粮店赚来的钱,购买房地,大兴土木,俨然成了河边村的富户。到阎锡山的祖父阎青云的时候,已经是有六十亩地和车马农具俱全的小地主。 阎锡山的祖父青云,字垄雨,娶定襄县高氏为妻,生二子一女。长子书堂,字子明,乳名昌春,堂名庆春堂,次子书典,字慎吾,乳名昌红,女名改变。 阎书堂从来没有参加过劳动,也不好好念好。从十四岁起,弃学经商,在别人商店里当小伙计,习染得一身油气,人称笑面虎。兄弟二人分家后,他把地租给佃户种,自己在五台县城里开了一个钱铺,字号叫“吉庆昌”。除经营少数杂货外,主要是放高利贷,出钱帖子,他更以主要精力从事金融投机,利用五台、定襄一带银两与制钱比价涨落不定,投机牟利,这种勾当俗称“打虎”,喻其得利丰厚而风险颇大。 阎书堂娶本村人曲成义之女曲月清为妻,生子锡山,家里为了图个吉利,给他起了个乳名叫万喜。可是镇上的人不叫他阎万喜,而偏叫他“万喜子”。因为五台、定襄一带有个乡俗,称呼人时,总是在前面去掉姓,在后面加个“子”。“万喜子”这个名字就这样叫开了。 “万喜子”在六岁时死了母亲,其父续娶陈秀卿,坚决不养前妻所遗之子,于是,就出现了陈秀卿进阎家门,万喜子出阎家门的小闹剧。万喜子出阎家门,就由外婆领去抚养。他的外祖父曲长青是河边村的有名的大地主,可说是骡马成群,银粮满库。九岁时,其舅父和外婆就近把他送到本村曲本明办的私塾里受启蒙教育,以后又拜在曲万三先生的门下续读,先后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 万喜子在念书时,老塾师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锡山。塾师对他父亲说,按照阎家的家谱排到万喜子属锡字辈的,所以名字就得在“锡”字做文章。古代的杨载写过一首赠惠山长老的诗,诗中有两句:“道人卓锡问名山,路绝岩头未面攀。”锡山二字,就是从这一首的前一句截取的。所谓“锡”,指禅杖而言。这句诗的内容是:一位老道人拄着镶有锡环的禅杖,怡然自得,踌躇满志地在欣赏着名山。最后老塾师说“将锡字和山字连起来,既联合了家谱,又融汇了禅道,两全其美,至玄至妙”。阎书堂听了之后,连连叫好。从此,万喜子就叫起阎锡山来了。 幼年时代的阎锡山,虽然得到外祖父的疼爱,但寄人篱下,被其他人白眼看待,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因而阎锡山小时的性情非常刚烈,他有时沉默寡言,有时顽皮难管,有时驯顺,有时狂暴。他时常变着法欺负同学,捉弄老师,放荡不羁,目无校规。即使处分他,罚站、罚跪,他也全然不在乎。 阎锡山在十六岁那年,他的父亲给他娶了媳妇后,就让他到钱铺当管账。五台县虽然不是个大县,但是由于有个五台山,因此来朝山拜佛,游览观光、避暑消夏的人总是蜂拥而至,络绎不绝,一下子就把这个县城繁荣起来,过往行人很多,各种店铺林立。在一家挨一家的各种名号的店铺中,“吉庆昌”还算比较显眼的一家。这种“显眼”不仅在于它挂着金字招牌,还在于阎书堂和他的儿子阎锡山的心狠手辣。他们走私、敲竹杠、出钱帖子、吃高利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买空卖空、什么都干。利用这些歪道,“吉庆昌”大笔地捞钱,发了横财。阎锡山在这里学会了捞钱之“道”,搞“死契活口粘条子”、“利滚利”、“先扣利”、“打老虎”、“捞外快”等他都摸得透熟。至于耍权术、施伎俩、钻空子、行欺诈,更是门门精通,还是放债、讨债的“内行”。这些本事,连他老子阎书堂也自愧不如。例如:对于登吉庆昌之门的告贷者,他都是笑脸相迎,圈弄人家变少贷为多贷,不贷也得贷。一旦贷上了,就欠了阎王债,日子就不好过了。阎锡山讨债时,完全变了另一副嘴脸,冷酷无情,寸利必争,晚一个时辰也不允许,少半个子儿也不行。讨债时,负债人如果一时还不清贷款,他就逼使人家押房押地,甚至押家具、押衣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丝毫不顾负债人的死活。因而在五台、定襄一带流传着几句顺口溜: 吉庆昌、吉庆昌, 阎罗店,生死场, 进门一副菩萨面, 出门两眼泪汪汪, 告贷钱粮方三月, 身家性命全赔光…… 阎锡山和他的老子经常在金融市场上“打虎”,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刺探金融商业行情,替老子出谋划策,为“吉庆昌”牟利不少。由于他的歪门邪道很多,使“吉庆昌”的生财之道也随着多起来,对穷人的盘剥也就更加厉害了。就拿“死契活口粘条子”来说,剥削就够残酷了。所谓“死契活条子”,就是借贷在借钱时,得先找保人,并且当着保人面写好卖房卖地的契约,然后在契约粘上一张条子,条子上写明“到期若本利不能归还时,即抽条子换契”,就等于把房地抵给了债主。如借一百元,年终本利应还一百三十元,到期如能按数还清负债人即可取回卖房地的契约及条子,若不能按期如数归还,债主即将契约的条子抽掉,通过官府换契以后,契约上的房地产即归债主所有。阎氏父子通过这狠毒的办法,不知吞了多少穷人的血和汗,不知断送了多少人的性命,攫取了多少不义之财。 可是,好景不长,1900年,阎氏父子二人在一次大的“打虎”中,冒险下了很大的赌注,结果,彻底失败。除了赔掉手头的流动资金外,还欠债二千吊。阎书堂从过去盛气凌人的劲儿,一下子把脑袋耷拉下来。阎锡山也整天心神不安,哭丧着脸子,对他姑父说:“我老子塌下的饥荒,够我一辈子还了。这真是小鬼背了阎王债!”更为头痛的是,债主不断登门讨债,持有“吉庆昌”钱帖子的群众听到阎家破产的消息后,也纷纷上门要求兑现。他父子二人被逼得团团转,遂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便拉了一个名叫智万金的佃户,趁着黑夜转移了钱铺的货物和家具,逃离了五台,溜回河边村躲了起来。 “虎落平川受犬欺,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曾经在五台城不可一世的阎氏父子,逃回到河边老家以后,不仅一筹莫展,愁思万千,而且连生计也难以维持。为此,阎书堂不得不时时去镇上的泉泰商店当帮工,混碗饭吃。阎锡山无事可做,就在河边村靠卖烧饼度日,但他嫌干这营生不光彩,不好意思,所以光串巷,不叫卖,没过几天,村里就有人传出一句话:“万喜子卖烧饼不敢吆喝。” 他们父子在河边躲债,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人们闻讯之后,债主和兑钱帖子的人,便跟踪追击,纷纷找到河边村来继续讨债,弄得他父子俩终日惶惶不得安生,一个没打发走,另一个又来了,有的则一直不走,父子俩已达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咋个办呢”。阎书堂焦急地思考着。阎锡山气呼呼冲着老子来了。“爹,就这么让人逼死不成”?“那你说咋办?”“阎书堂有气无力地问阎锡山,这回儿子倒比老子更有主心骨,老子倒要儿子拿主意。” “逃,远走高飞,这次咱逃远点。” “你想得轻巧,连盘缠都没有,出了门无依无靠,非饿死不可!” “有了!”阎锡山从兜里掏出几吊钱,放在父亲面前。 “哪儿来的?” “借来的。” “旧债还不起,又借新债!”这下子把阎书堂气坏了,真想打儿子一巴掌。 “这钱是从康叔家借来的!”阎锡山急忙解释。 原来阎锡山见父亲为还不起债而发愁,怕他被逼上绝路,便背着他的父亲,突然进了父亲的堂兄阎书康的家门。阎锡山能说会道,阎书康看在堂兄弟的面子上,借给他几吊钱,这简直是等于雪中送炭。 阎锡山接过钱来很激动,对阎书康说:“康叔,有朝一日,当官为宦,一定加倍报答。” 就这样,父子二人背起简单的行李,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溜出了河边村向忻州方向逃去。不久,阎锡山和他的父亲又游荡到太原,一副落魄相。 暗杀陶成章,蒋广州发迹 蒋介石在1911年10月30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立即去陈其美那里报到。这时,上海、杭州两地的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志士,正在准备发动起义,并已确定了在两地同时发动起义的计划。为此,陈其美责成蒋介石去杭州了解当地发动新军的情况。蒋赶到杭州,讯悉八十二标的新军已倾向革命,肯定可以作为起义军的主力后,立即和杭州同盟会的革命志士起草一个起义计划,随即返回上海向陈其美汇报。陈当即付给蒋三千六百元的起义经费,并在上海的革命党人中招集一百名“先锋敢死队”,令蒋率领参加杭州起义。蒋介石于11月3日再返杭州,当日深夜,就传来上海发动起义的消息,蒋介石随即把带来的一百名先锋敢死队员分为五个队,准备随时行动。11月4日深夜,起义军司令发出通知,命令先锋敢死队立即出发,攻打浙江巡抚衙门。战斗打响后,先锋敢死队员个个奋不顾身,争先恐后,敢死队中著名的女队员尹锐志、尹维俊两姐妹,手持土制炸弹,率先攻进巡抚大堂,迫使清兵放弃抵抗而投降,5日,杭州全城即为起义军占领。在上海,11月4日,起义军攻下了清军的最重要的军事据点——江南制造局,终于使上海光复。6日,成立都督府,陈其美被上海绅商及会党代表拥戴为都督。 杭州起义胜利后,蒋介石立即赶回上海。陈其美让他协助整编革命军,维持上海社会秩序。陈其美又用上海捐助的四万元钱组建沪军第五团,并任命蒋介石为团长。 武昌起义后,不到一个月,已有十多个省纷纷起义独立,清王朝土崩瓦解,随之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这时,面对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国篡权的阴谋活动,革命党人理应精诚团结、共同对敌。但是,却发生了暗杀同盟会及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的惊人事件。原来这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干的。 陶成章字焕卿,1878年出生在绍兴陶堰乡。他幼读诗书,后任塾师。他在任塾师期间,接触一些新学报刊,开阔了视野,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日益关心,对清朝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产生强烈不满,开始萌发了反清思想。 1902年9月,陶成章去日本。先入清华学校,后进入军事性质的成城学校学习。积极在留学生和华侨中进行反清的革命活动。 1904年初,陶成章从日本归国到达浙江,积极筹备组织革命团体和革命武装,奔走于浙江各地。 1904年10月,陶成章、蔡元培在上海发起成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他担任联络东南五省会党工作的责任,深入内地,打进基层,发展了许多光复会会员。 1906年,他联合福建、安徽等地反清志士组成十路大军,并被推举为五省大都督,计划在杭州起义。后被清廷侦知,机关破坏,陶成章被迫再次流亡日本,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担任留学生会浙江省分会会长。翌年,他又回国,到安徽芜湖一中任教,策划组织起义、结果失败。又被清政府下令通缉,他只得又逃亡日本。 1908年秋,他为了筹措在江浙等省的革命活动经费,擅自去南洋筹集华侨捐款。同时,还要求经济十分困难的孙中山给他拨调巨款。他的要求未能满足,便对孙中山十分不满。当他筹款不多时,又无端怀疑孙中山暗中破坏,便开始攻击孙中山,诬蔑孙中山将华侨捐款攫为己有,吞噬巨款。要求撤销孙中山的总理,并把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分裂出去,在东京与章太炎成立光复会总会,以与孙中山相抗衡。 1911年6月,陶成章回国商讨如何在沪杭地区发动武装起义。有人建议与同盟会陈其美合作,首先发动。但陶成章在和陈其美开会讨论军事问题时,由于意见不合吵了起来,陈一气之下,便拔出手枪来威胁。陶成章非常气愤,又去南洋号召华侨捐款支持革命。 1911年10月10曰,武昌起义爆发,陶成章立即回国,响应武昌革命,运动军界反正。上海、杭州、松江等地陆续被革命军攻克,纷纷成立了军政府。但沪军督都被陈其美夺得,浙江督都一席又为立宪党人汤寿潜所得,陶成章仅被选为没有实权的参议,因而大有壮志未酬之感。 在陶成章看来,打天下的是光复会,坐天下的是同盟会,因而对同盟会尤其是对陈其美不满。他认为要与同盟会抗衡,必须发展光复会自己独立的军队,因而公开在上海设立光复义军练兵筹饷局,扩充军队,这就引起了陈其美的忌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汤寿潜调任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浙江都督一职,汤寿潜提议从章太炎、陶成章、陈其美三人中选一人继任。章太炎一再推辞不就,表示自己“天性耿介,惟愿处于民党地位”,并力荐陶成章。 陈其美想当浙江都督,遂派蒋介石等人去杭州活动。不料却遭到浙江革命党人的冷遇。他害怕陶成章一旦当上了浙江都督,羽翼丰满后,会抢夺他的地盘和沪军都督。清已经推翻,今后是谁能争得江南一带大权的问题,因而把陶成章看成是他称霸江南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样,陈其美就派蒋介石摸清陶成章的住处,然后准备下手。由于陈、陶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上海市内已纷纷传说陈其美要刺杀陶成章的消息。当光复会的同志将这一消息转告陶成章时,陶很不以为然地说道:“陈其美这个家伙吃喝嫖赌,不干正经事,让他杀我,他没有这个胆量,我知道他那两下子。”言下之意根本没把陈其美这个上海青洪帮头子放在眼里。 这时,陶成章在南京的好友王文庆写信给陶成章,说已得到准确消息,陈其美准备行刺他。陶遂半信半疑地住进了客利旅馆,后又移到国民联合会。光复会的人认为这里很不安全,便让他搬到了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最后,因劳累过度病倒了,被光复会的同志送到了法租界金钟父路广慈医院,接受治疗。 蒋介石为了寻找陶成章的住处,几乎跑遍了整个上海,每找到陶成章的一个住址都说搬走不久。蒋介石急中生智,便找到光复会的成员张伟文、曹锡爵,对他二人很诚恳地说:“现在社会上流传着陈其美先生要杀陶成章先生的言论,真是恶毒得很。纯系坏人挑拨,不值一驳。陈先生与陶先生合作多年,共谋革命大计,情同手足,即使偶有争论,那也是兄弟之间一些看法的不同,哪能刀枪相见呢?陈先生是极重江湖义气的人,听到市面谣言之后,气得几天吃不好饭,特派我来向陶先生解释,请你们告诉我陶先生的住处,我要亲自登门拜访。”张伟文、曹锡爵对蒋介石的花言巧语完全信以为真,一点也没有怀疑,随即约他次日下午4时到光复会机关面谈。蒋介石见对方上当,高兴不止,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如约而至。他和陶成章见面后装成十分恭敬陶成章的样子,口称陶成章为陶公,恭维陶成章是和孙中山、黄兴并驾齐驱的革命元勋,称赞陶成章胸怀宽广,目光远大,居功而不自傲,实为中国少有的政治家。 陶成章被蒋介石吹捧得飘飘然,因而打消了对蒋的疑虑,并对他发生了好感。但对陈其美还是怀有戒备,尖锐地提出:“你是陈先生的朋友,他为什么要害我呀?” 蒋介石急忙解释道:“这纯系谣言,挑拨陈先生与陶公的关系,谁都知道你们两位是东南各省的英杰,你们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的革命形势。这是别有用心的人造的谣言,离间革命队伍,陶公千万别上当呀!” 陶成章被蒋介石美妙的言辞所打动,便诚恳地说:“我也认为这是挑拨我和陈先生的谣言,你回去对陈先生讲,我不相信市面上的谣言。”蒋介石随风就上,立即说道:“陈先生不知陶公病了,按理他应该拜访陶公,以尽兄弟之谊。”这样,陶成章就轻易地把他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 蒋介石将这个信息,马上密报了陈其美。陈连连称赞,并责成蒋介石设计刺杀陶成章。蒋介石遂收买光复会的叛徒王竹卿作为行刺的主力,陈其美交给蒋介石两支手枪和两百块银元,作为行刺的武器和奖金。 1912年1月14日凌晨2时许,上海黑夜如漆,万籁俱寂,千家万户正沉浸在睡梦中。这时,在法租界的广慈医院里传来一阵刺耳的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宁静。原来是叛徒王竹卿乘黑夜之机,潜入病房,连开数枪,打死了陶成章,时年三十四岁。 陶成章虽在革命过程中犯过一些错误,但他对革命的突出贡献功不可没。正如孙中山悼念他时所说:“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革命前途痛悼。” 陈其美、蒋介石刺杀陶成章是一种权力之争。 陶成章被刺后,举国震惊,革命党人更为愤慨。浙江都督府悬赏三千元缉拿凶手。因陶在上海被刺,陈其美也假惺惺地悬赏一千元捉拿凶犯。孙中山特责成陈其美一定要缉拿凶手归案。 陈其美怕刺杀陶成章真相败露,决定让蒋介石逃往日本。于是,蒋介石就以出国深造为名,辞掉了沪军军团长的职务,在1912年2月东渡日本。这时,正当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共和,急需人手之时,蒋介石却往日本避风头去了。 逃亡在日本的蒋介石,没有什么事情可做,闲得实在无聊,就在1912年的冬天又回到了国内。这时,陶成章被刺杀一事,人们还记忆犹新。蒋介石还不敢在政界中公开露面,不得不回到奉化溪口乡老家闲居起来。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授意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刺杀了他的政敌人国民党著名领袖宋教仁,史称“宋案”。孙中山闻讯后立即从日本赶回上海,率领国民党举兵讨袁,爆发了“二次革命”。 这时,蒋介石已在家乡待腻了,便于1913年6月又来到上海找陈其美。时逢孙中山正命令陈其美在上海起兵讨袁,陈被推举为讨袁总司令,7月18日,通电全国,宣布上海独立。 蒋介石被陈其美派到袁军第九十三团进行策反工作。该团是辛亥革命时期他任团长的沪军第五团的后身,但该团长陈其蔚早已被袁世凯收买,避而不见蒋介石,蒋只动员了一个营的士兵参加讨袁军。陈其美便命令蒋介石带着这个营去进攻上海的军事要地——上海江南制造局。由于敌我兵力悬殊,且又准备不足,终于败退。上海讨袁军也于8月13日遭到了彻底失败,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也随之流产。革命党人纷纷逃往海外,陈其美和蒋介石被迫隐匿在上海租界内活动。 孙中山逃到日本之后,总结经验,检讨得失,电召陈其美赴日,在1914年7月8日,于东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0月29日,蒋介石在上海由陈其美的盟兄张人杰(即张静江)做监誓人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不久,就在12月间第四次东渡日本。这次到日本后,经陈其美介绍,才第一次和孙中山见了面。 1915年10月中旬,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携带着作战计划,从日本回到上海,然后又给在日本的蒋介石发去电报,盼他急速回沪。蒋接到电报后,立即动身返回上海,参与筹划上海起义。12月5日,发动停泊在长江上防守上海的肇和、应端、通济三艘军舰起义,肇和舰虽然得手,但其他两舰却被袁世凯用重金收买,反而发炮攻击肇和舰,起义遂告失败。设在法租界的起义总机关,也在当天夜间遭到租界巡捕的搜查,陈其美和蒋介石由楼上翻窗从屋顶逃脱。 1916年,居正、朱光墉在山东招募一支军队,命名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6月,该军攻占了山东省潍县。但士兵成分复杂纪律涣散,不时发生抢劫事件。7月31日,孙中山派蒋介石到该军任参谋长,以便整顿和训练这支部队。蒋介石到达后,发现部队素质太差,无法训练和改造。他只当了十三天的参谋长。 1916年8月,在反袁的武装斗争结束后,蒋介石从山东潍县去北京转了几天,于9月间又从北京回到了上海。他回到上海之后,无事可作。在经济上也开始拮据起来。他开始另辟门路,寻找庇护者,遂和张人杰、陈果夫、戴季陶拉上关系。结成了亲密的伙伴,弃军经商。 张人杰原名增澄,字静江,别署钦光,或称卧禅。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人。幼年曾攻读诗书。但无功名,后其父用十万银两为他捐了钦加二品衔,江苏候补道。1902年随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赴巴黎为商务随员。不久,孙回国,张滞留法国,办起通用公司,将国内收买的古董书画和古磁珍宝运到国外盗卖,兼销茶叶,获巨额利润。他曾对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给过经济的支援,孙中山几次向张静江筹措经费,张都如约寄付。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回国,以同盟会财政部长的名义掌握基金收付事宜。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去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居住。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邀张静江任财政部长,由次长廖仲恺代行职权。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回到广州,张又回国住在上海。他打着孙中山老友的招牌,经商牟利。 张人杰与陈其美都是浙江吴兴县人,又是拜把子兄弟,也是蒋介石的盟兄,张比蒋大十岁,蒋对张非常敬重。他在给张静江的一封信中说:“戴季陶是我的益友,而先生您是我的良师。”戴季陶也是浙江吴兴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也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比蒋小三岁。 1916年秋,蒋介石到达上海时,张人杰、戴季陶、陈果夫正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生意,蒋介石正处于困境,随即参加了证券交易所的活动。张、戴、陈、蒋四人一起在上海成立“恒泰号”,充当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从事证券等投机生意。蒋介石在这里活动将近六年之久,在交易所大“抢帽子”。“抢帽子”就是在交易所中,看价格要涨,便先买进,再卖出;看价格要跌,便先卖出再买进,再卖出。看准赚到涨跌的差额,买卖当场了结,不能拖到第二天。这种买卖在交易所中叫“抢帽子”。蒋介石还很懂得投机的奥妙,在重重叠叠的证券起落当中,仅一两年的时间,就赚了一百多万元。钞票、银洋、女人、美酒……在蒋介石手中飞舞,穿西装、住洋房,神气得很。 但是,好景不长,1921年间,这个投机生意全盛时代如昙花一现,上海交易所跌入不景气的深渊,“恒春号”也消失在这个深渊中。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亏空了一百多万,债台高筑,在上海已无容身之地,蒋介石并不例外,也破了产、负了债,他们奔走相告,一筹莫展。 1920年孙中山依靠粤军将桂系军驱逐广东后,于11月25日离开上海重返广州,29日宣布重新组织新政府,宣布继续执行职务。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选举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决心进行北伐,并亲自去桂林组织北伐军大本营。为此,他于11月9日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请蒋介石速来“臂助一切”。蒋介石这时在上海已无事可做,这个电报正中下怀,遂于12月22日抵达广州,1922年1月18日从广州来到桂林北伐军大本营。 孙中山派他仍任第二军参谋长,住进了过去清朝藩台衙门的八桂厅。这里环境幽美,园林亭榭,非常有趣。他在这里除了帮助孙中山制定北伐军事计划外,遍游山水甲天下桂林的名胜古迹,象鼻山、七星岩、灵隐洞、铁佛寺、孙明台等地都有蒋介石的足迹,颇为惬意,在给家的信中说他在桂林过得很快活。 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北伐军大本营积极筹备北伐,但却得不到陈炯明粤军的支持。陈炯明以广东省长的身份把持广东财经的权力,不给北伐军发一粮一弹。这样,使孙中山在桂林毫无办法,乃于3月26日决定北伐军移回广东,改在韶关建立大本营,由江西出师北伐。并于4月21日下令,免去了陈炯明省长、总司令和内务部长三职,只保留其陆军部长职务。陈炯明拂袖而去。 对于陈炯明,蒋介石早怀不满,对陈的飞扬跋扈,陈部下对他诽谤,使他不可忍受。在4月22日晚,他在三水谒见孙中山时,面陈机宜,极力主张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的粤军,以解除北伐的后顾之忧,但没有被孙中山采纳,遂决意离职返里。4月23日,同孙中山回到广州,当即提出辞去第二军总参谋长职务。为此,孙中山专门去蒋介石住地恳切挽留,他被感动得“凄然泪下”。可是,他还在当天晚上登上轮船回上海去了。 蒋介石于27日到达上海,28日即回到故乡溪口,过起悠闲的日子来。这期间,许崇智、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给他发去六封电报,敦促蒋介石回广州参加北伐,但蒋介石却置之不理。这时,孙中山已在韶关重建北伐军大本营,5月18日发布了北伐总攻击令,兵分三路向江西进击,旗开得胜。5月22日攻克南龙后,接连攻下六镇。6月13日一举攻克江西南部重镇赣州。北伐军以破竹之势进军吉安,威胁省会南昌,夺取整个江西指日可待。 在这北伐军威大振,形势发展对革命极为有利的时候,陈炯明却指令粤军五十个营全部开进广州,控制了省城,从而使孙中山赖以北伐的革命根据地受到了严重威胁。5月25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人,重申前策,对“陈党盘踞省城,逆命作乱,表示极大的愤慨,再次提议先巩固后方,再图北伐”。6月1日,蒋介石又写信给许崇智,强调现在“非从速回兵解决广州根本,决无安全和平之道”。“吾果能先发制人,则无论其集中东江,或盘踞省城,不难一网打尽,否则犹豫不决,迁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不可挽救之一日,唯愿吾言之不中耳”。应该说,蒋介石两次提出的先解决陈的粤军,巩固后方,然后再进行北伐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孙中山却认为北伐是头等大事,欲救中国,必须打倒军阀,目前北伐军已取得重大胜利,如果撤军回广州镇压粤军叛乱,就会严重地影响了北伐的大业。但对粤军扰乱后方,造成前线军心不稳的情况又不能听之任之。6月2日,孙中山带领少数卫队返回广州后,发现粤军确有策划叛乱的布置。他一方面耐心地对陈炯明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于6月2日又急电蒋介石说:“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孙中山在这样危急时刻促他来广的急电,蒋介石既不动身,也不回复,却在6月4日为他的母亲举行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典礼并宣布每年这一天他都要“不动气、不吃荤、不近女色,以儆不孝之罪于万一”。 1922年4月29日,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迅即于5月6日以直系胜利而结束。陈炯明早与吴佩孚有勾结,这时,他认为他发动叛变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密令已开进广州五十个营的粤军发动武装叛乱,并悬赏二十万元杀死孙中山。6月16日叛军发炮猛烈轰击坐落在观音山的总统府。孙中山在卫队护卫下,于深夜冒着枪林弹雨穿出叛军包围,登上停泊在长堤天字码头的宝壁舰避难。17日转登永丰舰(后改为中山舰),指挥平叛斗争。他动员舰队官兵###叛逆,决“由舰队先发炮,攻击叛军”,然后电召北伐军回师广州,“水陆并进,攻击叛军”。

>蒋介石与阎锡山

蒋介石与阎锡山
作者: 朱兴义
isbn: 7802147204
书名: 蒋介石与阎锡山
页数: 224
定价: 32.00元
出版年: 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