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巴尔之书》试读:忠诚篇

“先生,我是捷克斯洛伐克人!” 一个人说。 另一个人抽了他一记耳光问: “那又怎么样?” ——赫拉巴尔《镜子的出卖》 “先生,我是捷克斯洛伐克人!” 一个人说。 另一个人抽了他一记耳光问: “那又怎么样?” ——赫拉巴尔《镜子的出卖》 1 两位天使,他们彼此使用天使的语言进行交谈(难道他们还能用其他的语言?),他们俩化身为年轻男子,其中一位叫勃拉日,另一位的名字是卡博尔,不过所有的人,包括上帝在内,都管卡博尔叫裘裘。 “裘裘,你最好下去调查一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去看看这帮家伙究竟在打着上帝的旗号干些什么勾当……要当机立断,沉稳机警,而且还要小心谨慎,你知道应该怎么办……自由意志,加上深思熟虑,还有那一大套老生常谈。你带一个人去吧……两个人搭伴总比一个人要好。” “要他当证人吗?” “现在你存心跟我抬杠是不是,裘裘?你这个调皮鬼,我知道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不要跟我耍心眼儿,也别跟我说这么多废话。用不着你刨根问底。你到底想要知道些什么?你别想逼我怎么样,你听明白没有?” 上帝的话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吃惊,从来不会搅乱世界万物的安宁,他的话,就连粒尘埃都粘不上,要知道,天使不会讲上帝的语言,他们只会讲级别较低的人类的语言、动物的语言、植物的语言、水晶的语言、分子的语言、原子的语言——但是给我闭嘴!你究竟想要知道些什么?你不能把世界分解为更加微小的元素,我们由于能量而剧烈膨胀,在这里局部并不见得就小于整体,这是宇宙之舞,虚无与形状的崭新关系,哎呀,对了,这还跟时间与空间有关,我们所讲的并不是存在与行动本身,而是关于存在与行动的趋势,世界的前后首尾互相连接,浑然一体,屁股的位置就是脑袋,反过来也一样;即使上帝在雷普顿的颂歌之中蜷成一团,蹲在原子核的中央,恐怕也不会让谁吃惊——也就是说,天使们还会说希腊语,当然还通晓军事密码,由此推测,他们还懂一点终极代数,正因如此,上帝被迫使用天使的语言与天使讲话。 现在我忽然想起来了,上帝只能用自己的语言跟自己讲话,因为没有谁能在上帝之上,如果真有,那么那个人将会成为上帝,或许直到现在,这件事都是如此滑稽。所以说,上帝的语言是自恋的语言(这是一种沉默的语言,嘘,切莫声张)。这样挺好,否则我们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假如上帝不爱自己的话,他必定会想出招数,让我们也丧失相互同情的理由。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我们将会继续相互报复;不然的话,一切都将在眨眼之间,在优雅而悚然的短暂一瞬化为灰烟。在我看来,上帝(“就像海洋一样”)有着史诗般的禀性。 在问世于公元3世纪的多部《次经》里,都不遗余力、耸人听闻地描绘了天使的语言,尤其是对令人震惊的大天使米迦勒和弑兄的塞斯的残忍天性与拙劣手段大加渲染(“他们只难过了几天,等等”),最完整的记述见于希尔德斯海姆市G.奥姆斯出版社1966年再版的《启示录•次经》的第24—33页。巴特不无讥讽地注释说:“仿佛维特根斯坦在濒死的病榻上返回到逻辑哲学的命题。我的朋友们,天使的语言并不是什么胜利者的语言。” 我们有理由举一反三。 街上的人们交头接耳地悄声闲谈。“他们是谁?”“他们来找谁?”“也许他们是冲我来的?”情况总是这样发生,无辜代替现实,隐伏的敌意代替无辜,恐惧代替敌意。然而,人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恐惧里,停在那里的汽车在停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开走了,于是无辜重又代替了恐惧。无产阶级专政后期的温和变种。 坐在挂着AI(政府的)车牌的“拉达”轿车里的那两个寡言少语的年轻男子,起初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在城市的这个角落里,至今保存的与其说是痕迹或碎片,不如说是阴影……实际也不是保存下来的,只不过是将记忆投在坐落在那儿的乡镇村庄,而后溶解到那个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大都市里。 乡村的景象、动静和截肢的疼痛所唤起的记忆并不是太多,甚至比习惯的还要少一点儿(更不要说跟传统相比)。这里尽管离市中心很远,但还是不能称作郊区,这里的居民进城,需要事先周密考虑,积蓄勇气,做出决定,这里有一条两侧排列着悬铃树和钻天杨的中央公路,路边多是带有院落的小平房,并不是别墅,要比别墅简陋得多,穷困得多,实用得多,这类毫无风格可言的实用建筑,应该叫“民宅”更合适。不管怎样,这里被称作“花园区”,甚至曾有人叫它“疗养区”,因为曾几何时,船坞、浴场和水上运动在多瑙河的沿岸一带随处可见。但是,一是由于多瑙河污染,二是随着娱乐习惯的改变,这一切都已成为了过去。水上运动不是变成了网球运动,就是这么荡然消失,游泳的人们改去公路边的游泳场(正因如此,游泳场立即修缮,先是关了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对外开放)。 这里有一家甜点店和两家相互竞争的小酒馆,当地人都习惯以老字号相称——“啤酒坊”和“老猪倌”(店主老猪倌现在还活着,他总是坐在大堂角落的酒桌旁,而且总是按“品脱”叫啤酒,由于酒馆里的跑堂经常更换,所以许多人不知道品脱是多少。“小伙子,一品脱就是一扎再加一小截儿!你听明白了吗,先往酒扎里倒半升啤酒,再用量器量出未足一品脱的那份差额,然后再把它倒进酒扎里补足。”),这里有理发馆、服装店和过去专补尼龙丝袜的手工铺子,这里既有原住民,也有流浪汉。尽管这里不可能像小村庄那样每个人跟每个人都彼此相识,但他们在一件事上有所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时光在流逝——或许,这不过仅仅意味着在这里还存在公共舆论,它们通过习惯的渠道自然传播,在小卖铺里,在邮递员嘴里(在送信途中),在肉店里,在小教堂前。 假如我这样看到时间的断面,从品脱到酒扎,从母亲的炒锅到工会组织或者其他;假如我看到现在虽然不能扼杀一切,但是一切都将死于过去和未来,那么,我就会经常毫无缘由地感到慰藉。看到有机的生长,我便感到满心愉悦,这或许也是对大自然的神化,这种做法实际很蠢,至少结果令人不悦。假如我能在人类创造的东西里辨别出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的话,我便会认为良好和正确。难道我所认为良好和正确的东西,就是现实与无辜、隐伏的敌意与恐惧的无序混淆吗?不管怎么样,人们迟早都会为此付出代价。 “时间的初始瞬间与造物开始的瞬间相一致”,圣奥古斯丁这样写道;这些关于时间的注释过于轻率无稽,没有什么值得争辩的,时间渗进这些语句里,将其浸透,并非溅湿,而是如浪拍打,可以从里边拧出时间,就像能从一条搌布里拧出很久很久以前吸进的水来一样。谁能在两个小时之内结束这个局面?时间已过了两个小时,米黄色的拉达轿车缓慢、谨慎地在游泳场那里开下公路,拐进一条扬尘的土巷。在两个陌生人观察了两个小时的那个房子里住着一户人家,这是一幢“民宅”!里面住着一对夫妇和三个孩子,妇人名叫安娜,男人是一位作家。 临街的院墙围着致密的栅栏,换句话说,栅栏本身就是院墙,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栅栏,而是一排灌木丛、荆棘和幼树林,由于从没有修剪过,所以枝杈交错,看上去俨然一道致密的栅栏。作家很喜欢这道栅栏,因为它的存在使他感到有所防卫。当然,对于两位天使的视线来说,这道栅栏根本不具任何的屏障作用;随着久未上油的门轴蹩脚的乐声,房门被人推开了,一位妇人从屋里出来,他俩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等的就是她。这时裘裘惊叹一声: “她的屁股可真漂亮。” 勃拉日的脸红了,绯红的面色映红了天幕,要起风了?天使的睫毛如同蝴蝶沉重的翅膀,微微扇动。 “脏话就是世界语!天啊,我的兄弟,她太漂亮了!”裘裘用鼻子吸了口气,他干了桩错事,突然袭来的夏日清凉会让人立即感冒的。妇人伸了个懒腰,并且哼唧了一声,就像在清晨孤身一人。 2 “我喜欢晚上七点前的这几分钟,当我用抹布和揉成一团的《民族政治报》擦拭玻璃灯罩的时候。”安娜喜欢晚上七点前的这几分钟,当她跨出屋门,终于可以一个人待一会儿了,哪怕只是伸几秒钟的懒腰也好,让她感到慵懒的惬意,仿佛在清晨里孤身一人,聆听画眉鸟的三声啼啭:小子—小子,年轻的小子,要—还是不要—胡桃—小子……“清脆—悦耳”。 她喜欢身边没有别人,因为她身边总是有人。这个称不上“傍晚散步”,只能说是“原地踏步”,跑出屋来吸一口气,叹一口气,吹一声口哨,马上就得掉头回屋。她的口哨吹得很棒,像是女低音在唱歌,酷似“宝贝小子威廉姆逊”唱的蓝调歌曲。那位老黑人是她最喜欢的歌手,“宝贝小子”。 每当那时,每当她厌烦了跟父亲每天进行的仪式性通话,她就会顽皮地胡思乱想,设想她的父亲就是“宝贝小子”,一条沮丧、病弱的老狗,或者反过来,“宝贝小子”是她的父亲。吻吻吻,亲吻每个人,我将太阳一样炽烈的吻带给每个人。“嗨,爸爸。”随后她开始吹口哨,“宝贝小子”眯着眼睛笑道:“不错,小伙子们,这就是我女儿,音乐在她的血液里,没错儿,她是个天才!你们还等什么呢?宝贝女孩,又甜蜜又忧伤,你妈妈那儿有什么新闻?” “你在吹口哨吗?是在吹口哨吗,你?”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父亲用嘶哑的嗓音反感地问她,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女儿会不会吹口哨?如果她会,那么这个口哨是不是她吹的? “爸爸,你脑袋里又在乱想什么?” “没想什么,你不要生我的气。”从他说话的语气里听得出来,他不仅什么都明白,而且为自己能够惹女儿心烦而感到高兴。 就在那巨大的黄昏之中——正如法国人所说:在狗与狼之间的时间(这是我从茨维塔耶娃那里听来的:entre chien et loup)——黄色的灯光就像气球一样从窗户里面鼓胀出来,那是从房子里捧出的金色球体,黄色的光亮轻轻摇曳,“它所投下的深色影子,使人屏息驻足,陷入幻想。” 寂静中,安娜屏息驻足,陷入幻想:屋子里传出嗡嗡的噪响,她置若罔闻,她马上要招呼孩子们吃饭,孩子们虽然会备好餐具,但却喜欢让她盛饭,而她也喜欢喂他们吃(“我喜欢我的这些点亮的灯盏,借着灯光,我将盘子和刀叉摆到桌上,报纸或书随意摊开,我喜欢灯盏投射的光线,投射在歇在桌布上的,仿佛是被割下来的一只只手上,通过手上字迹般的皱纹可以读出主人的性格,可以判断出哪只手是谁的……”),街上并不安静,七点的班车马上就会开来,或者六点三刻的班车迟迟才到,那是匈牙利制造的公共汽车,将路边的门窗震得瑟瑟颤抖,颤抖席卷了整条街道,但是在街道跟房子之间,在妇人站着的地方,在那儿,在七点前的这几分钟,格外宁静。 这个时候,她喜欢事物的衰败景象,抬头望一眼阴暗的天空,她喜欢檐下排水管的残旧破裂,喜欢墙皮剥脱的斑驳纹理,还有院门上厚重的铁锈。可是换在白天,她所喜欢的这一切看上去何止是瑕疵,简直就是浪费空间,是这个将他们包绕其中的衰落世界发起的进攻,然而,她决心已下,她将战斗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对于作家饶有兴味地沉溺于“细腻得几近歇斯底里的细腻”的冥想,或因某块许多年来摇摇欲坠,但令人不可思议地始终悬而未坠的墙皮所发出的“隐伏在里屋的持续不断的悲剧性”的赞叹感到不解,事实上,她也从来没想理解过,作家还严禁清除他房间里的蜘蛛网,并说“衰败很美”,安娜从来不想理解他对败落、无序、矛盾、混乱具有双重意味的赞颂;然而,这此时此刻,她所看到的一切不再消极,而是独特的、惟一的,是她的生活与众不同的标志,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家的排水管,这是我们的裂缝和我们的铁锈,这是我的一刻钟!在这一刻钟里,空气忽然变凉,夏季转眼不再,对这个转变她也很喜欢,似乎这以某种委婉含蓄的方式表示:时间正在流逝。 她还喜欢时间的流逝。她还没有对此畏惧。 房子的东南角有一个凸出的小屋,准确地说,是一个隆起,一个鼓包,这里原本是一块露天的晒台,她丈夫就在这里工作。这个时候,假如她小心翼翼地朝窗里望去,她总能看到同样的场景,将近二十年了,场景总是一模一样,一股热烈的情感涌了上来,她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弯腰窥望,她在演戏,在为自己演戏,她仿佛是在舞台上;这么做不好,万一会被什么人看见(她为之表演的人除外),比方说,她会被她的孩子们看见。 “你为什么要弯腰啊,安娜?你的肚子疼,是吗,安娜?”孩子们都习惯叫她“安娜”;老大近来重又开始叫她“妈妈”,看得出来,她喜欢说出这个词,“妈妈”。 男人坐在一张巨大的写字台后。 “如果,”他正在教已到了上学年龄?孩子们读书,“如果这张桌面平阔,没有上部结构,流行于十八世纪晚期巴洛克风格的写字台桌腿的数目——这里还用不着动脑筋——是四条的话,而在饰满黄铜、嵌工精细的弧线形桌子腿之间,在被镀金的黄铜彻底覆盖的螺旋形桌子腿之间,雕饰图案的丰富色彩与复杂造型烘托并强调了写字台的结构,每条桌腿上都有一个半裸的女子身体前倾,另外,在每位女子身上一般都有两个乳房,那么在这个房间里总共该有多少个乳房?请你们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 年复一年,孩子们总能被父亲层出不穷的新招数吓倒(父亲则被孩子们的回答搞得目瞪口呆);他们按着年龄顺序依次回答: “八个。” “你说什么?!” “无数个。” 回答“八个”的是大女儿,她答完之后掉头就跑,直到晚上都不再跟父亲搭话;反问“你说什么”的是排行老二的儿子,他跑出去一会儿,等到房间里没人之后,重又悄悄地溜回去,“你们别怕!”他悄声耳语,轻轻抚摩冰冷的铜片;说“无数个”的是小女儿,男人强忍了一会儿女儿顽劣的目光,随后烦躁地走开了。四周突然一片寂静。 晚上,如果他从巢穴里出来,用更加浪漫的说法形容:如果从岩洞里钻出,躬腰塌背,疲倦不堪,活像一位煤矿工人,大片阴影使他的脸色变得晦暗,一只眼眯着,看上去要比另一只小,眼皮颤抖,仿佛说话口吃,冷得打战,或在挤眉弄眼地勾引谁……“他站在门口的阴影里,衬衫袖口的白色装饰扣泄露了他这一天疲惫的程度,两只纽扣几乎碰到了膝盖,表明他在一天里承受了多少的思考与烦恼,他的个子缩短了十厘米,也许更多……之后,我们每晚都站在点着灯泡的手拉式升降灯下,绿色的灯罩大得出奇,足能将我们俩扣在伞状的吊灯底下,我们站在咝咝作响的煤油灯似的光雨里,我用一只手搂住他,用另一只手抚摩他的喉咙,他闭着眼睛,呼吸深缓,当他平静地搂住我的腰时,我们看上去像是要跳交谊舞,只是这比跳舞的意味更加深远,这是身心之浴,他俯在我的耳边对我悄声细语,告诉我这一天都发生了些什么(因为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生了许多离奇的事,但他只能将一小部分讲给妻子,数量与他记在纸上的部分大致相当,多不了多少)。我抚摩他,我的每个动作都在碾平他的皱纹,随后,他抚摩我散开的长发,每次我都将灯罩拉得更低,灯罩的边缘密密麻麻地垂挂着用彩色玻璃丝串成的珊瑚枝,在我们的耳畔玎玲做响,有如土耳其舞女系在腰间的繁复细碎的金属片和装饰物,有的时候,我感觉那盏巨大的升降式吊灯如同一顶戴在我俩头顶上的扣至耳根的玻璃礼帽,礼帽里下着致密的冰雹……我将他脸上的最后一道皱纹擀到脑后,擀到头发里或耳朵后,他睁开眼睛,挺起身子,袖口的装饰扣重又回到他的胯际,他困惑地望着我,当我冲他微笑点头,他也开始冲我微笑,随后垂下眼帘,坐到桌边,攒足勇气,将目光投在我的脸上。我凝视着他……” 安娜在夜晚的清凉中打了个冷战。她强迫自己:现在不要朝窗户里窥望。“我其实知道,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在我的背上扛着一个虽然无形,但切实存在的背包,而且这个背包一天比一天更加沉重。” 小子—小子,年轻的小子,要—还是不要—胡桃—小子…… 3 写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也没有。只意味着无聊的废话、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帝的见证、社会的发展、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规则和工会的图章。这位作家要写赫拉巴尔,博胡米尔•赫拉巴尔,捷克人。七十五岁。小说家。这是个人名!他是一个住在哈谢克家乡的人。他的年龄大于五十岁,可以被五整除,七十五就是一个这样的数字,这样的数字可以让文人癫狂发作,可以这么说,他们由于受到惊吓,开始咬文嚼字地进行旨在平息内心深处事出有因的良知与自责的势如疾风骤雨的欢乐写作,或者策略性地使他人就范。 三流的诱惑不是诱惑。真正的诱惑是一流的,是针对个体进行的。挑战,考验,直指自尊和清教徒的(在多数情况下是被扼杀了的)欲望;做得十分巧妙。简而言之,作家将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视为一个巨人。公众中流行着这样的玩笑:当一个匈牙利人,或者说,当一个东欧人、中欧人、中东欧人是一种不幸。可是赫拉巴尔却说(作家这样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不是不幸,而是悲剧,生在这里,就是一个悲剧,甚至比悲剧还要严重:喜剧。总之,是一出戏剧。我要说明的是,这出戏剧与世界任何地方上演的都大致相似,只是有更好的条件予以理解,这里的环境更加文雅,并且时刻不停地提醒人们关注。正因如此,多瑙河离天空很近。现在,我暂且忽略察觉者与被察觉物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忽略,隐伏着的中欧式的傲慢……怎么能够靠近天空!?相互戏弄。 他的写作进展艰难,即使意志也可能会以吟怨告终,所以可以这么讲,所有的一切总是进展艰难,有进展的,肯定艰难,否则表明没有进展,因为唾手可得的东西肯定不是该有进展的“那一个”。好了,不说了,一切顺其自然。 可以这样讲,作家对于城市边缘、规矩和语言早已了如指掌,但我们还是不能将他视为平民。不能。匈牙利文学对于平民传统不屑一顾,为此我感到非常遗憾。作家一方面觉得自己十分理解赫拉巴尔,而且,这里面说起来也不无虚荣,他认为彼此的区别显而易见。具体地说:在所有的方面。区别如同两只鸡蛋。不过要说的正是这个,作家对自己身上的异类性与陌生性也进行审视。准确地说:现在审视的是这种陌生性。这个似乎有必要被称之为“抱负”。他对那位捷克同行在他体内所唤起的这种陌生性反复咀嚼,反复尝试,试图在一切之中找到相似之处,他所感兴趣的程度取决于他能够利用多少,当然是以多产为尺度。他是一位在生活与文学之间会不假思索地选择文学的作家,因为他不仅认为,甚至相信,文学就是他的生活。世界的真相不是文学的真相,但是世界的真理是文学的真理。他这样表白,不以此为耻。另外,我差一点忘了讲:他也不以此为荣。 安娜过着文学寡妇的简朴生活。 有的时候,作家整整一天都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地坐在房间里,安娜不敢进去看他,他的表情非常可怕,龇牙咧嘴。他还咬指甲,安娜对此十分厌恶,一个四十岁的人咬指甲实在太过分了。(至少这是一种行动,在匈牙利人的思维里很崇尚行动,不过严格地说,行动是指我们的肌肉,至于思想者思想或作家写作,这些从来不被人留意,只有类似种树这样的社会劳动,才是行动。文学的用途,大不了是坐在树阴下阅读……)有时他像某种动物一样地咬笔杆。作家迷信地坚持用笔写作。他有一支派克笔,笔杆都被他攥出了凹陷;丢在郊区小火车上了。(“派克”对安娜来说另有意味,她脑子里想的是大名鼎鼎的“小鸟查理”……补充一句,查理•派克是把萨克斯丢在了地铁里。)作家坐着,之所以是作家,因为整天坐在大写字台后,面带憎恶地摆弄、揉捻甚至抚摩纸条纸片,他的桌子看上去就像一片原野,比方说,像是静谧的托斯卡纳山麓或一片闲逸的大漠,像是塔可夫斯基电影里一个友好、温柔的局部空间,总之,看上去是够吓人的。桌子上总是密密麻麻地摊满东西,多得不可思议的材料层层叠落,山峰—幽谷,丘陵起伏,堆在一起的信件,手稿,报纸,彩色毡笔,栗子,合同,随手涂写的纸页,过期了的护照申请表,汽车票,铅笔,本子,工作日历,情书(过期情书的矿山),曲别针,巧克力包装纸,备忘录,书籍,巨大的(灰色的,或者说杂灰色的)混乱,换句话说:内在的秩序——所有这些都分层摆放,有许多层,像三明治似的,并有神秘、幽深的孔穴和隧道,第二层是已经来了两个月但还没有答复的信件,另外几层是两个月后才将成为“已来了两个月还没有答复的信件”!作家有一位朋友,他的写字台——与作家的截然相反:寂静的平原,干净的稿纸整齐叠放,两支钢笔。在那张桌子上只存在直角。好像欧几里德说过:“不工作就没有面包,也不会有几何学。”他还说过:“帝王之路不能通向几何学?”而他的另一位朋友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桌子,在大腿上写作。莫非那是帝王之路? 安娜有时会梦见赫拉巴尔,而且梦见的次数越来越多。她对这事守口如瓶,想来这样的梦本来应该由她丈夫做(或许以另一种方式)。遇到麻烦的人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遇到了麻烦,但还是假装没意识到,其实,他本来就该在自己理应意识到的瞬间意识到自己遇到了麻烦。如果意识得太早,表明缺乏自信;意识得太迟,则会被人指责为粗心大意。他的意识一次次受阻。现在暂时显得颇为自然。说“他什么都没有意识到”也有点夸张,但是在他的思维里,在他原始思维里,他确实没有想这个问题,事实上他本来就很少去想——怯懦,反让作家引以为豪——他实际也没什么好说的,平时他只跟书籍交谈。“算了,亲爱的,这还是留着跟记者说吧。” 一天早晨,安娜想用言语讨他欢心,“热得不能再热了”,她知道作家喜欢这类词序少见,使用“依克动词”结尾的动词变格,“我想要吃巧克力”,尽管下句中没有用“依克动词”,哪怕可以使用,但她并不勉强,“管它热不热呢”。在督促别人做家务时,一句“宝贝儿,把你的单人床整一下”,要比成百上千次的恐吓还要管用,原因根本不在于话语本身流露出的亲切,而是在于“单人”一词。 如果他训斥“你说什么”的儿子不要调皮,而那个有时调皮的孩子回答说他没有调皮,男人便开始厉声吼叫;但是孩子这样回答有两种可能,一是说的符合事实,二是婉转地辩解他并不想调皮,这种时候,他会啪地一声摔掉课本,甩手而去,跑到安娜那里用男孩子的刻薄方式显示傲慢。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不能再热了……你在说什么?!这种日子没法儿过。” 安娜点点头说:“天这么热,没办法工作。” 话说错了;作家开始面肌扭曲、歇斯底里地捶胸顿足,说他的工作不是靠作出决定就可以解决的,他并不想在烈日炎炎或风雨潇潇的日子里工作,或许这个期望并不算高:别再拿天气热不热之类的话题加重他的思想负担,可以理解,他希望妇人意识到他的工作身不由己,她不仅应该意识到,还应该(哪怕是以她的方式)予以珍视…… “好吧,亲爱的。” 男人跑出去大半个下午,安娜重又陷入了冥思。只要作家乐意,他能在一切毫无意义的东西上花那么多精力,这种时候,他会愁眉苦脸,手舞足蹈,唠叨咆哮,肌肉痉挛——苦心经营!福楼拜! ——这表明,在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折子戏里,他自己也毫无疑问地扮演着角色,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给妻子增添了负担,因此他才会像现在这样被迫离开,到马路对面的游泳场那边踢一会儿足球,而不能坐在那间效劳于自己天赋的房间里……“难道这个时候他确实不在床上,许多年来每个星期天的上午他都泡在游泳场里?……他太自以为是。难道这也属于他的专业范畴,还是仅仅是我倒霉?你说,赫拉巴尔,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赫拉巴尔一次又一次地闯进他们的生活。他们满脑子都是赫拉巴尔。他已经不是一个活着的人,而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方式;他们汲取他的精华,讲他说过的话,模仿他作品主人公的手势。赫拉巴尔从每个角落窥视他们——只是现在不够快活,本来这应该是一桩快乐的事。他们溶解到了赫拉巴尔体内?这么讲太夸张了。准确地说,他们只是爱上了他。舒拉尼教授先生(或者是他儿子,但他儿子也是舒拉尼教授)说:“在伯雅伊父子身上感到的对无限遥远的美好追求,要比在欧几里德身上感觉到的多。”没错,这是一个由三角形的角构成的三角形——在凡俗世界里——180度。 我突然想起,难道所有舒拉尼教授的儿子都是舒拉尼教授的吗?赫拉巴尔,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4 “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安琪尔,请回答。” “我是安琪尔。安琪尔呼叫耶和华。耶和华,请回答。” “我的小裘裘,有什么事情这么忧伤?!” “还没什么忧伤,我的上帝。” “我现在不想对你指手画脚。但我要顺便提醒你,文字游戏,贫乏无味也好,文字游戏,光彩四射也罢,那是撒旦的作品。但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我没有情绪去想那个家伙。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 “还没有结果,我的上帝。” “那就赶紧去办,笨蛋!别让我说你,傻瓜……” “请你原谅,我的上帝,统治者的上帝,众神之神,众王之王,你的荣耀在世上代代相传,对你的赞颂在全世界传扬……知道吗,老板……机器在运转,创作者在休息……” “天啊,我的小裘裘,天啊……分寸感,我说了不止一次了,分寸感……” “语言寻找真理,我的上帝,但不是占有。语言具有两重性,就像保护神赫尔墨斯,真理与虚假混在他体内。朦胧不清,因为光明与黑暗交织在一起。” “滚吧。我没事儿了。” 如同一场巨大的风暴,寂静涌入了拉达轿车。上个世纪的加缪拉斯•戈布列尔•图拉(他恐怕是能让尼采相信的惟一的人,我明白这是一种巨大荣耀)在他谈论柏罗丁的那本格外动人、具有挑战性的小册子里(丢尔申书店出版,莱比锡,1870年)用亲切的语句写道,彻底的真实,已经超过了语言表达的可能性。语言在边缘地带,在“无所谓”的范畴里游弋,就像人类本身。“没什么忧伤”,天使汇报说,这是一种直话直说的态度,研究恩培多克勒学派的泰梅恩的观点也提供了支持(我叫他嘎比,人很可爱,在今天像他这样的人十分稀有,我妻子也很喜欢他,小伙子棕色的卷发、魅人的微笑、爱笑的牙齿让他更加讨人喜爱),他认为天使是用并不存在的材料做成的,是容易犯错误的完美者,对了,还是极其优雅的美妙生命,他们在阴沉的天穹下无关痛痒地轻松闲谈,与此同时,他们从传自人间的、稍微陌生的词语里汲取养分。从甜蜜的灾难里偷捡葡萄干,这是他们最想做的事!!!当然,忧伤正从两个方面悄然酝酿,婚姻总是如此,几乎总是如此,不像汹涌翻卷的暴风云,而像雨滴、露珠、木屑或葡萄干,逐渐积聚,轰然倾泻。 两个天使一动不动地坐在一辆根据老式“菲亚特—莱森斯车型”在苏联制造的拉达轿车内;手动挡的扶柄如同一顶金制的皇冠,闪耀着黄色与紫色的光。假若这时有谁正赶往“老猪倌”酒馆,或者想翻过游泳场的围栏——比方说,要是孩子们翻栏而过,作家肯定会惩罚他们(要知道:他们已经买了门票)——总而言之,无论现在谁从这里路过,都会在心里感到莫名其妙地慌乱,是什么使他们加快脚步,直接说吧,是什么让他们惊惶躲逃? 噢,是想研究历史,还是探究生活? 看起来,藏在雷电之中的并不是人们经常咏叹的无穷无尽的天使暴行,而是历史的暴行。让我们长话短说,1988年的匈牙利并非笼罩在恐惧之中,而是处于难以预料的不测之中;未来的不测,现在的不测,过去的不测。 操纵人民的不是哲学,不是信仰,不是思想,不是智慧体系或经济需求,社会并非据此谋求它在世界上的位置,无论国家,还是个体,并非据此作出推论,并不按照所作出的推论进行设计,或者尝试着设计自己的生活——而是领会符号。魔法、闲言碎语和机械套用是它们载负的力量;符号,无论它的外部特征,还是毫无结构可言的内容,都让我突然联想起一个古代原始部落的宗教仪式,联想到坐在篝火旁的先民们借以弥补现实的富于创造力的虚幻空想,以及夜总会滑稽歌舞的蹩脚登场。符号混淆了宗教仪式和滑稽歌舞之间的不同,顶多有时误将讽刺的严肃视为浅薄,将严肃的崇高视为原始。 比方说,直到最近几年,兽骨占卜术始终都在国内广泛流行。 经历了教会历史上无数次悲剧性的转折之后,十字架积淀为基督教的标志,最为可信、最为有效的是十字架,而不是火刑柱、拔指甲钳或教皇头戴的高冠。想来,历史上也曾有过那样的时刻,某种“指引方向”的符号也曾应运而生,成为某种社会主义的标志,打个比方,例如分田分地的界桩。现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更像是一个符号,《古拉格群岛》,一辆窗帘紧拉、悄然行驶在被乌血染黑的夜色里的汽车,从一个殉难者到另一个殉难者。(更不要说神与自由了。) 符号(诸多符号的符号)在今天已然丧失了它们的严肃性,一频道在播放彩色影片《斯大林》,尖锐犀利,二频道在播放轻松的色情,窗帘紧拉的汽车已不再拉窗帘(我们看到一辆没有拉上窗帘的汽车,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车时,我们应该想些什么?——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每当看到周围停满汽车,人群中传出直冲霄汉的火热语言,安娜的公公总爱这样讲。当安娜不由自主地注意到那两名神色好奇的男子坐在一辆停在不远处的政府车牌轿车里时,她感觉这不是什么好的征兆。可以这么说,几乎不分什么出身、信仰、理想和性别,这个国家屡遭殴打。被人殴打。(被谁殴打?其实无所谓谁,一个小国,一群暴徒。)这个国家遭到殴打,就像一个小孩子被人教训一样。人们也经常跟小孩子一样这样描述:“那天夜里,男人们被带进了委员会,等在那里的是来自布达佩斯的当权派,他们后来被教训了一顿,有的被打得肝脾破裂,我丈夫从那之后变得口吃,我的妹夫费利,则被打得丧失了性功能……他们被瓷瓷实实地教训了一顿。” 假如我们作一下统计,自1919年以来在安娜和作家的父母、祖父母中总共有几位遭到过国家政府级的殴打,如果我们想得到一个“更具历史性的数字”的话,似乎更应该从1945年算起,在那段时间里,作家的母亲曾于1957年遭到过警方的严酷威胁(受到殴打的恐吓,被人骂作“婊子”——静物写生,与两个不怀好意、神色疲倦的年轻小伙子一起,在一间墙皮剥脱的灰暗小屋里),在十二个人(两对父母,两对父母各自的父母)中有六个曾被人殴打过,所占比例为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他们中间有的被打,有的没有被打。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都先后轮流遭到过殴打,在匈牙利,没有一条大街,没有一户人家幸免于难。(有一个假设也得到了证实,打手们通常也遭到殴打,当然并不能反过来说,每个人全都打过人……曾经也有人还过手,不过那是另一回事。比方说作家的母亲,当她遭到威吓的时候,出于惊恐,她条件反射地扇了离她最近的那个家伙一个嘴巴,因此他们开始骂她“婊子”。“我的儿子,他们骂我婊子我是那么高兴……我是一个活着的婊子。”)如果仅在一个家庭里就发生了这么多的恐怖、罪恶的故事(“你舅舅今天被处死了。”),那么在全国,究竟总共发生过多少桩?有谁知道这个数字?“我。”作家果断而动情地说,那所有的一切都要他来记忆,还有所有的人。他母亲的记忆,成为了他的,不管他愿不愿意;他父亲的记忆,成为了他的;他邻居的记忆,成为了他的;义务警察的记忆,也成了他的。所有的一切……安娜做了个怪脸,心想这是不是太多了。 手动挡扶柄上宝石般金光紫气的光芒熄灭了。两名男子温和地对视了一眼。天使的肌肤细腻得如同肥皂泡沫。从院子里传出安娜的口哨声:她正试着吹瑞•C.萨托利乌斯作于二十年代初的一首人们并不太熟悉的曲目,毫不夸张地 说,它曾让整个新奥尔良疯狂。(瑞•C,被人称为“小萨托利乌斯”;他有一个哥哥,与他的艺术观点极端对立,兄弟俩不仅相互嫉妒,而且彼此厌恶对方的音色,他哥哥与蓝调皇后贝茜•施密丝一起成名——请见《空床布鲁斯》。“他在这里仿佛并不曾存在过。”人们这样讲述他,并且暗指他俩的关系。)《你脸上古凯尔特人的忧伤和那两只优美的乳房》,这是安娜吹的那支曲子的歌名,另外,或许由于歌词的缘故(?),听起来俨然像一支进行曲,为家庭主妇们谱写的解放布鲁斯,比方说,妇女们上街游行,愤懑而大笑着翩翩起舞,好似投石器一般挥舞着摘下的乳罩。 5 “博胡米尔,亲爱的,当您母亲剪掉那头桀骜不驯、势如飞瀑、鬃毛般啤酒色泽的金发时,她是怎么想的?您父亲从写着‘哪里能买到好啤酒,哪里就有美丽人生’字样的办公室冲出来,三名市容管理委员会委员紧随其后,您父亲颤抖的手里攥着一支三号制图笔,他吃惊地问她:‘你的头发呢?’‘在这儿呢。’您母亲说,并把自行车靠到墙上,从车筐里抓起两条沉甸甸的辫子递给他。您的父亲弗朗茨将制图笔夹在耳根上,仔细端详了一下您母亲剪掉的头发,然后放到路边的长椅上。随手从您母亲自行车的车架上摘下打气筒。 “‘我已经打足气了。’我说,但他还是跟专家一样不动声色地摸着两只轮胎。 “但是弗朗茨从打气筒里拧开并抽出橡胶管。 “‘气筒没有任何毛病。’我不解地说。 “弗朗茨突然跳到我跟前,屈腿跪下,撩起我的裙子,捏了一下我的屁股,我惊呆了,他是看我穿没穿内裤,看我有没有洗过?看我是否遮挡得严密?弗朗茨只是捏了一下,周围骑自行车的人们满意地点头,市容管理委员会的三名女委员看我的神情,仿佛对我的达标情况表示满意。 “弗朗茨站了起来,我则扯下裙角,弗朗茨看上去很英俊,鼻翼翕动,犹如刚驯服一匹脱缰的野马。 “‘这么说,我的小妇人,’他说,‘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 “他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三号制图笔,把橡胶管塞回打气筒并重新拧好,再将打气筒放回到车架上。 “我手攥气筒,给骑自行车的路人看,并对他们说:‘这个气筒,我是在勃列斯拉维大街的伦卡什公司买的。’” “勃列斯拉维大街的伦卡什公司。”勃拉日中了魔法似的小声咕哝。天使们被禁止偷窥,比方说,不能偷读人们的思想或窥视洗浴的妇女、男人、孩子和草原狼——除非是被预先写进职责范畴内的工作任务——勃拉日虽然是一名新手,但他是一个守纪律的天使,裘裘对安娜臀部的赞叹着实令他吃惊不小,这个在堕落天使的精神影响下所作出的判断,仿佛让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他脸色绯红地逃进了安娜的思维里;然而口无遮拦、情感丰富的安娜,未能给这位天使提供新的避难所。 勃拉日很喜欢这位妇人。他用敬重的眼神望了一下表情淡漠地坐在车内的裘裘。他心中暗想:自己什么时候可以修炼到心里只想着为上帝效劳的地步呢?而不像现在,自己的心思都被拴到了安娜圆鼓鼓的屁股蛋上。勃拉日并不知道,裘裘只要想一下他的年轻同事,就会禁不住打一个冷战,忽冷忽热的气流涌遍全身。 共产布鲁斯,无产阶级文化布鲁斯,国家委员会布鲁斯,国家安全局布鲁斯,改革布鲁斯,开放布鲁斯,美金布鲁斯,勃拉日在安娜的脑袋里翻阅着,然而此时的安娜正在吹《风流女人布鲁斯》;天使知道,这是罗伊•欧尔比逊的歌。这时,他犯了一个与偷窥有关的另一个错误,他偷窥到未来。 “裘裘,你要提醒一下你的小伙计,要让他服从于集体利益,确切地说,要让他服从上帝的旨意,既然我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没什么好解释的……在这里用不着提倡个性,用不着害怕,用不着自寻烦恼,用不着那么像匈牙利人,你再跟他说明一次,裘裘,这是我发自天庭的旨意……这件事要做得有始有终,明白了吗?!” 上帝喜欢秩序,这让我联想到托尔斯泰,比方说,他只会这样没头没脑地抱怨。他将所有的意识都掌握在他的意识之下,颁布法规,不管怎么说他都对我们负有责任——那么事情至少循序渐进,一件接一件地逐步进行……看得出来,上帝并没有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地想清楚!(尽管应该理解他,他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安娜伸懒腰时,周身掠过一阵轻微的战栗,仿佛在微风中打了个冷战。透过这阵战栗,勃拉日看到了未来的安娜,她躺在床上,先是感到头疼,之后浑身高烧,同时冷汗淋漓,顺着脊背和额头向下流淌,就像一件令人生厌、不合身的衣裳,随后她开始打战,从头到脚瑟瑟发抖,如同一个马达(1600型拉达轿车的马达)叮咣乱响地徒然空转,孩子们还将告诉作家:“快来,出事了!”勃拉日看到,一个小时之后,安娜也将在丈夫的脸上看到那副烦躁不安的表情,“只要我生病,只要我遇到了麻烦,他脸上总是那副表情;他的胆子要是再大一点儿,他很可能会讨厌我。” 妇人将会抖如筛糠,茫然无助,作家不得不扶住她,扶她的动作好像是要拥抱她。她浑身颤抖,语不成句,安娜上牙打下牙地想要说: “我想,我有了。” “你怀孕了?”作家将会怔怔地问。 “对。” “这太好了。”作家会说。 听到丈夫的回答,安娜将会歇斯底里地尖叫,听起来就跟打嗝儿一样:“什么好?!好什么?!”作为回应,男人开始抚摸她的头发,安娜则会把他推开,声嘶力竭地叫嚷:“谁也别碰我!”孩子们都给吓坏了,同时也很生气。终于,作家也被妻子的叫嚷吓住了,风波随后慢慢平息……“这简直不可思议,博胡米尔,要是你,你会这么蠢吗……”安娜想到这里开始抽泣。最终,不是拥抱,而是另外一种颤抖,将会安慰她那颗无法安慰的心。 对于突如其来的寂静,勃拉日没做好思想准备,时序混乱,惊慌失措。 “走!”他冲正耷拉着脑袋打盹儿的裘裘大喊。尚在半梦半醒中的裘裘像是警察学院训练有素的学员,挂挡给油,车轮滚动,在街口右拐,开出一个射程的距离之后他才睁开眼睛,沉默无语、一脸责备地看了看同伴。 慢慢地,安娜的眼泪哭干了,嘴里吸溜,咳嗽,鼻孔抽气,叹息。作家坐在床沿上,躬腰驼背,像一位老翁,两手垂在双腿之间,眼镜滑到了鼻尖上,头发笔直,倒向一侧,如同一道秃裸的帘子垂在脸上。不像老翁,像老妪。 屋外突然响起拉达车的马达声,安娜从床上坐了起来,侧耳窥听。她似乎忘掉了哭泣,她说,有两个人在房前偷看他们,他们坐在一辆车里。作家一动未动。那两个人诡异地离开了。 “你说什么,什么诡异?”作家机械地问妻子。安娜的话用不着留意,更用不着理解,从她的声调里就能听出,她遇到了麻烦。那两个男子离开时,安娜刚好来到院里。 “一辆这样的汽车偏就‘刚好’在那时候离开。”作家愤懑地说。不管他们想还是没想,两个人都变得冷静下来,现实起来。不过听邻居们讲,别的时候也有人在这一带转悠。他们也许在打探什么?他们确实是在打探。这是东欧式的偏执狂。东欧式的偏执狂就是这样,由于自己遭到迫害,因为具有迫害性妄想。 “但是我们不会受到迫害的,除非他们迫害每个人,他们才会迫害到我们。”不管怎么讲,安娜还是让丈夫出去看一眼;作家无奈地耸了耸肩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外面什么人也没有。安娜从床上跳下来,打着趔趄,伸手去抓立着的衣架,衣架倒了,她继续往前走,穿过孩子们的房间。 “怎么会没有?什么没有?一切都是真的!我听见了!”她刚挪到窗前,就一眼看到了他们,就在街上,在马路对面,电线杆后,两名男子坐在车里,正一动不动地举目张望,朝着这边,朝着她,朝着这扇窗户。“你瞧,他们在那儿,他们一直在那儿。”就在这时,那个年轻一些、留着黑色胡茬的男子扬起了胳膊,晃了一下苍白的手,仿佛在跟她打招呼,他疲惫地朝她挥了下手,然后弯下三根手指,只留下食指,男子将食指轻轻贴到自己的唇上:温存地向安娜示意,让她不要出声! 安娜的脸红了,一声不响地转身离开,陌生人的这个举止对她来说也很意外,让她困惑不解。一家子人都盯着她,三个孩子加一个男人。她耸了下肩。安娜不想看见镜子里那个蓬头垢面的女人,那个疲倦不堪、眼圈乌黑、哭丧着脸的女人,她把手放在小腹,撅着下唇喃喃自语,似乎想说: “不,不,不,不。” 6 空空荡荡。次日清晨,空空荡荡,街上没有一辆汽车,作家在屋里埋头工作。“你看,博胡米尔,亲爱的,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人们都去打猎了,射杀之后,他们把猎物扛回家,然后烤熟,一口口地吃掉。” 安娜喜欢讲话。 “我要烧肉汤。我想在家里尝试一下‘一碗汤就像一碗饭’的想法,他们会抱怨的。而且还会吧唧嘴。做饭我是从婆婆那里学会的。我不是个感恩之人,但是说老实话:我从自己的母亲那里什么都没学到。我本该从她那里,从我父亲那里,从我哥哥那里学会害怕,害怕体制,害怕单位,害怕一切的陌生,害怕生活,害怕上帝,害怕谋算,害怕彼此,害怕自己,害怕恐惧,或者说让自己不知道恐惧,这一切本来是我应该学到的,但是我什么也没学到。我本该从我寡语、顺服、被吓坏了的母亲那里学到少言寡语,温良顺从……” 安娜和她婆婆(未来的婆婆)的命运是在1970年1月交织到一起的,当时她只有十九岁,坠入了妇人儿子的情网,妇人则喜欢上了安娜。安娜被男孩带到这里,他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并介绍给了未来的婆婆。女人观察女人,安娜看出男孩的母亲特意为了见她而化了妆,唇红显然是刚刚涂的,后来她在浴室里注意到,镜子上面的灯泡烧了,只有棚顶的灯是好的,于是她能够理解妇人脸上为什么堆了那么厚的脂粉,开始她确实被吓了一跳,因为妇人脸上的妆化得实在太夸张了,夸张得近乎怪诞,仿佛在一片无人之地堆了一堆水泥。 “我的公公看上去是一位倔强汉子,他看起来也显得郑重,温柔,和气,那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做客。阿姨,叔叔,她喜欢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就这样商量妥了。在生第二个孩子时,他俩开始以你相称。莫非因为这次生的是个男孩?莫非由于我能为他们的儿子生一个儿子?莫非因为这个儿子以后可以继承他们的家姓?在我丈夫家那样声名显赫的大家族里,这该是多么令人兴奋……现在您说说,老博胡米尔,要是我的家姓没人来继承,那又能怎样?……再者说,我的家姓太卑贱了,没有必要传下去,就让它自生自灭吧……卑贱与高贵就这样结合到了一起……” 虽然,也许是我错了。这是“卑贱者”对“高贵者”的思考。他们或许想要获得永生,所以才没有忘记,所以才不愿忘记……所以,他们不仅借助这种方式,通过孩子们活下去……他们还有别的考虑,比如说……别的……让时间活在他们的体内!时间在他们的身上累积着,我们祖辈的时间,我们祖辈的祖辈的时间,历史的时间,国家的时间……或许,这也太夸张了。不管怎样,在这种家庭团聚的场合,我的公公和我丈夫他们,他们的兄弟姐妹,无论颓丧还是忧悒,仍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这种沉重的团结。不管他们知不知道,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不管是好是坏。” “你们之所以能够抱团,从客观上讲,是因为你们不是一场少女梦。”许多年后,安娜才总结出这个经验。无论有意无意,这种抱团的结果,使得一家人分化出“陌生人”和“非陌生人”。妻子们是陌生人,不过没有人敢或者想把这个事实说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把自己的母亲都视为陌生人。”一群怪物。怪物们知道的东西少得可怜,痛苦毁灭的并不是他们。在那些陌生人中,有的不安,有的胆战,有的平静,有的感恩,但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癫狂粗蛮或者精心策划地找寻机会,或多或少地获得了补偿。他们同时拥有维持家计的能力和毁灭家族的残忍。 “你在用胸脯救一条冻僵的蛇。” “我没有胸脯。”作家板着脸说(以某种方式,他自己也扮演妻子的角色,“就像海顿身边的女人”)。 “好在你们没有权势了。” “对,这样很好。这对每个人都好。” 安娜的那句话就是在这个时候说出来的:从客观上讲,作家一家不是一场少女梦。 “不错,从客观上讲。”作家一边脱衣服一边傲慢地说;一颗有隔膜的心灵,一个可以对抗的男人。 “不管怎样,我想假设一下那个场景,比方说在几百年前,我告诉我公公,告诉那位态度冰冷、有时也很开明的霸王:‘爸爸,我已经作出了决定,我们马上将要出生的这个孩子,您的孙子,将要继承这个无法复制、充满荣耀的名字 ——赫拉巴尔。’喔,他们肯定会不假思索地予以反对,根本不会问赫拉巴尔是什么人。他们只是出于常规。因此,贵族家庭的这种自我保护非常可爱。这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方式。我真想跟我丈夫一起抱着孩子,抱着一个真正的赫拉巴尔,毫不留恋地放弃信仰,迁到我们稍有反感的布拉格。在那里,只有我婆婆偷偷给我们定期寄去的生活费,能让我们回忆起从前那种奢华的生活,博胡米尔,为了您,我情愿抛弃那一切。 “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公公独处时,我只是看着他,冲他讪笑,给他唱《免税布鲁斯》。 可爱的小伙儿 / 你为什么烦恼? / 烦恼能有什么用? / 我爱你 / 别再烦恼 / 忘掉它吧 / 只要你也爱我 / 忘掉它吧 / 请不要填 / 那张可恶的 / 退税表 / 天已经亮了 / 别再烦恼 “我们互相看着,他扬起眉梢,我则抱歉地耸了耸肩。 “‘这个主意是你给我儿子出的吧?’他生气地说,并且轻轻拍了拍我的脸。幸好,他没有当真。‘不过你要知道,存在那种可以区分税收与关税的公共经济学理论。’他补充道,而且让人感觉……并不亲切,好像话里有话,看起来他还当真了。” 安娜被她公公的风度所吸引。他的额头,他的眼睛,显得十分高傲,确切地说是自豪而谦逊;那双透着讥讽的眼睛,安娜从他的一位亲人的脸上早已熟悉;他的笑声,更像是笑给他自己听的,突然爆发,戛然而止;他讲话的方式顽皮风趣,格外聪明,极富智慧!他花白的头发(或者反过来说,好像白发中长了深色的头发),布满鱼尾纹的眼角,他的手让人感觉沉实有力,体型清瘦,跟学生一样,他与儿子之间的相似并非表现在身体的哪一部分,但是即便如此,他俩之间在本质与特征方面仍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或许在于他们的沉默,他们一声不响、竖着耳朵偷偷地窥伺,他们窥伺的远远不止是效果,更是结局(是否流血?情况怎样?),他俩的宁静十分相似——沉默,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他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安娜开始只能这样想(后来也会想一些别的)。 一月份的天黑得很早,不过光线还是挺亮;但是厚重的深棕色窗帘已经拉上。安娜的婆婆不喜欢阳光,似乎对阳光充满怨愤。安娜从来不明白这是因为什么。(也许由于她头疼的缘故。婆婆经常一连头疼几个星期,但是家里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怎么改变,妇人的脸上毫无笑意,皱纹成网,面色晦暗,痉挛遍布,确切地说是缺少活力,就连她的影子也变得僵硬,但她还是照常完成所有的家务;只是比平时更需要安静,仅此而已。作家是家产的继承者。“在这些家族里总是存在着继承者……”)深棕色的窗帘,质地发光的深绿色被套,十分惹眼的黄绸灯罩,棕色,绿色,黄色——这些颜色深深刻进了安娜和她丈夫两人的意识里,看上去很滑稽,他们为此感到滑稽,可是后来,他们在自己家里也不由自主地寻找这些颜色,找到这些颜色。 人们在慢条斯理地喝咖啡时拉帮结派,结成一对对同伙,结成短暂的、并不可靠的、目标不甚明确的攻守同盟,即使他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但这样的同盟确实存在。让安娜吃惊的是,各对同伙间的快速更换,这与成功与否并无关联(两个女人要比其他的人都更有效力,也更倒霉,正像大家所预期的那样,她们是年轻的一对),让安娜感到吃惊的并非游戏本身,不是频频更换过程中的近乎无耻和缺少个性,不是其中稍带的被动懒惰(就跟任何游戏一样——安娜当时并不懂这些,她是在作家身边学到的;游戏的严肃性是一回事,游戏之外的严肃性是另一回事),要知道这一切是由两位严肃的成年人安排的(因为她婆婆看上去就非常严肃,而她的公公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诫),真正让她感到吃惊的却是成年人的混乱。在她父母家里,一切总是井然有序。 她身上穿的那件浅绿色衣裳是她自己缝制的,所以一边肩上的布料有些抻着,出现了一些细小的波纹,无意的皱褶,因此在她时刻不停的揪拽之下,她乳罩的背带露了出来(在锁骨的部位)。“那件您自己缝的小绿衣裳。”只要作家提起这件衣服,他总习惯这么说。衣服的不对称,会让人误以为是由于乳房的不对称引起的。似乎一侧的乳房比另一侧的大。其实她两侧乳房一模一样。“看看我的闺女们,是谁遗传了我的身体。我有两副身体,其中一副较为消瘦,较为精壮,较为有力(‘无数个’的身体),这是我在我丈夫跟前展现的身体,另一副身体则较为圆实,较为温和(‘八个’的身体),我的大女儿得到了我的这副身体,小女儿得到的是另一副,现在倒好,我又怀上了第三个。这是一副饱经折磨、被孩子们和流逝的时光毁坏了的身体,这是一副越来越沉重、越来越臃肿的身体,不过我跟它处得不错,相安无事,我试图这样那样地强迫它,总之,我试图对它加以控制,想让它尽可能地轻一点儿小一点儿,可是它并不听我的,哎,不听就不听吧。 “上次,最小的女儿叫嚷着从浴室里跑出来,一副哭腔:‘哟咦哟咦哟咦,淹了!’‘什么淹了?淹了什么了?’孩子的父亲紧张地问,显然,他首先想到的是房子可能出了什么事。小家伙咧开嘴哈哈大笑:‘淹了,水把妈妈给淹了!’我丈夫和三个孩子全都站在浴室门口,一起咧开嘴哈哈大笑,活像是一组四胞胎。他们连连点头,表示同意:没错,说得很对,确实如此,洗澡水真把妈妈给淹了。他们的表情看上去好像是心疼洗澡水。我也跟着他们笑了一阵,但是很快止住了笑。” “我们走,让男人们自己待着吧。”作家的母亲告诉安娜,然后两个人一起走进厨房。婆婆观察她,看着她将咖啡壶放到火上,然后习惯性地刷了两个盘子。看到这些她感到放心,她在这个清秀消瘦、远道而来的女人身上看到了自己(虽然,这位刚进入这个大家族的陌生女孩尚不懂规矩,但不能一下子把她吓住?需要让她慢慢适应),因此,在开始的阶段,婆婆对安娜小心谨慎。与其说冷漠,不如说生硬。不过,初次见面她就喜欢上了女孩。她很耐心、持久、精确地扮演了“母亲第一次戏剧性地跟自己儿子的劫持者见面”的英雄一幕,但她对扮演这一角色越来越烦,经常觉得自己好笑,并且自嘲地挥挥手,安娜由此看了出来,她俩在一起会处得挺好。 她摸了摸安娜的脸。她的手柔似绸缎,动作很轻,味道好闻。皮肤红润,寒毛柔软。 “以后你也会变成这样!”她一边打量安娜的脸,一边小声告诉她。 她猜测,安娜是她儿子的甜蜜情人。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她都主动给这对年轻人创造亲热(做爱)的条件,准时得就像大学里定的课程表。当母亲的不仅不刨根问底,而且毫不担心地成全儿子,这让作家也颇感意外。若不是妇人盯着马路对面钻天杨上并非毫无价值的树梢出神,或者眺望寂静无人的游泳场那令人兴奋的空旷,由于安娜迫不及待地提早到来,两个女人好几次差一点在门口撞个满怀。在那些天的上午,妇人总是精心打扮(莫非她以这种方式进行参与?不,这么讲太夸张了),尤其她穿上那套面料柔软的黄色套装时,显得气质格外高雅,蓝扣子看上去有巴掌那么大,这是她讨厌的嫂子从米兰寄来的。从这身传统的装束上看,仿佛她是去电影院,而且让人感觉她只会去看匈牙利电影;绝对与时下的新潮相悖,库萨的《判决》,嘎尔的《高高的学校》,萨布的《情爱电影》,马克的《爱情》,他最喜欢的导演是扬裘。 她有时压低嗓子问儿子:“你们为什么要用整整一上午?”“妈,那您想我该用几分钟?”安娜回忆道:“我丈夫说,婆婆差一点就回答出来。就这么来去几个回合,倒也增进了我俩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其说我们是为了争夺她的儿子而战,不如说我们共同分享她的儿子。” “虽然她喜欢我就跟喜欢闺女一样(她只有儿子),但没有送我们全自动洗衣机。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们买的(我们丝毫没有为此感到难堪),她很快给我们买了一台东德制造的洗衣机,同时还买了一台甩干机。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想来她也有四个孩子,她应该知道什么是洗衣服。 “我看到,我那有恋母情结的宝贝爱人在偷偷用眼睨我的掌心,试图寻找他母亲的手,但他始终没有找到;擦手油的擦手油,氟辛纳软膏!虽然我的手掌也挺粗糙,可惜那是另一种粗糙——很遗憾,我的大男孩…… “难道我婆婆想让我懂得什么是洗衣服?可是为什么呢?想来她心里很清楚,非常清楚,清楚得不能再清楚,假如我能够懂一点儿事的话,那我肯定应该懂得什么是家务活儿,不仅肯定懂得,而且还会一辈子守着她的儿子和她儿子的儿子,没完没了地干活儿。她还想要怎么样?我知道她心里非常清楚。‘希望你能用着顺手,我的孩子。’她自鸣得意地点点头说。她的这一举止可以用很多的词汇予以形容,但是最精确的是‘缺德’。她不希望我的生活会比她的好一点。 “我当天就把洗衣机换了(换成一台和她用的一模一样的全自动的)。她没说什么,只是和蔼地、并不带丝毫气恼地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遍。我可怜的婆婆并不知道,我从生了第三个孩子开始就已经变得娇气偷懒,甚至提早备好了维也纳尿垫,我将用尿垫替代传统的尿布……您知道为什么吗?博胡米尔?因为我讨厌给孩子换尿布。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太臭。现在您该明白我了。另外,您的同行总是回避孩子裹着尿布的那个部位,他在这方面很有一套。可以说是‘政府级别’。绝对是世界文学!另外,他还回避孩子的哇哇哭嚷,其实孩子们并非在哭,他们的哭嚷反映了各种问题,不过有谁乐意对‘咿呀’与‘哼唧’之间的细微差别进行辨别呢?更不要说快乐的哭声了!况且,他有办法让自己听不到孩子们的哭嚷,有什么办法?‘门’,他呵呵笑道,只要关上房门就可以了。我们的孩子也属于能够哭着哭着睡着的那种类型,这一招儿他已经试过百遍千遍,确实见效,我可怜的小家伙们吓得直尿裤子,被关在门后哇哇哭,这是他在文学圣坛上祭献的牺牲品,他并不在乎。” “啊哈。原来你是这样的人。”作家的母亲心中暗想,“在你们以后的日子里,需要你这种倔强。”后来,她向安娜讲了许多故事,讲述她的生活,讲述她在这么多男人中间生活是何等的艰难!虽然在抱怨,但颇为自豪,“艰难”,她的话最后总是落回到这个词上;甚至有一些话,她从来没有跟儿子讲过,但她可以告诉安娜。或是出于良心,或是出于自责,安娜把婆婆讲给她的故事有所选择地(只将其中的一小部分)转述给作家。 “婆婆一家于1957年搬到这里,原来的房主远去他乡……有一句玩笑,您听过吗?为了历险而留在家乡……博胡米尔,战争前我丈夫的家族非常富有,富得吓人,这么说吧,即使把贡托拉德博士与啤酒厂董事会绑在一起,也比不上他们家族那么富有,简直就像天方夜谭。”这时候,安娜偷偷睨了公公一眼,试着将他想像为一位王子——事实上,男人确实是被当做那类人养大的,他被训练成一位执掌一个地区、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统治者,成为他们的主人——安娜试图从公公脸上窥伺到王子的面孔,但是她看到的只是一位满头银发的男人,一位颇具魅力、沉默寡言的父亲。 1951年1月,他们举家被遣送到外地。 安娜珍藏着一张摄于1952年的照片,那是婆婆有一次塞到她手里的。 “你把它收好,我的孩子。”她命令说。 照片上,三个农民站在田间,几个世纪的辛苦劳作使他们的胳膊疲惫地下垂,骄阳似火,紧系的衬衫领口遮住了半截粗糙的脖颈。他们之间没什么区别,他们的父亲看上去是这副样子,他们父亲的父亲看上去也是这副样子……其中一个站得稍稍倾斜,看起来比另外两个人站得倾斜一点。脸上挂着面对照相机镜头时应挂的微笑,眼里流露出极度的疲惫。在他比常人略高的额头上,汗珠子晶莹闪亮。他三十三岁。正处于生活的最低谷:被剥夺一空,被碾得粉碎。然而,他正值人们常说的“壮年时代”。他一无所有,只有家庭,可是家庭又有什么用?他能用三种语言写作、阅读、谈话(如同中了头彩),他是法律学和国家政治学博士;他是王子。在炎热的夏日晚上,在沉重苦寂的夜晚,他挂满泥土地回到家,儿子在门口等着他,那是个两岁的正在咿呀学语的金发男孩,他的名字在安娜看来,丝毫不是男人的名字。 斯大林死后,劳改营的大门打开了(“这些劳改营并不是死亡营,不管怎么说,那里并没有纳粹军人,只有秘密警察,虽然他们打人,不给饭吃,但还是不能拿它们跟布亨瓦尔德或贝尔根—贝勒森的集中营比,劳改营里打人,平白无故地打人,而在布亨瓦尔德集中营里则是平白无故地杀人,平白无故地将人送进毒气室,在我看来,这里连劳改营都称不上,我也不知道应该叫它什么,这里如果有谁生了病,会被送进疗养所,被送到阿契医生那里,他会说,‘你应该到矿井下去干活,因为你的关节红虽红,但并没有肿得那么厉害。’他要么就说,‘肿虽肿,但并没有红得那么厉害,所以他应该到矿井下干活。’只有当你病入膏肓、又红又肿的时候,才可能躺进疗养所,躺在地上的草包上。”),卫兵拍拍劳改犯的肩膀,“再见了,老伙计,你终于熬出头来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们还让大家在一张纸上签字,证明确实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并且撤除了那些上方指定的管制住所。 被遣送者陆续获得释放,他们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显然并不是恶棍,只不过是劣等阶级而已——他们不能直接迁回布达佩斯,通常选择首都附近的乡村落户,从普玛兹到依尔德。“我先生告诉我,他们于1954年5月搬到乔班卡那套永远昏暗、半地下室的底层公寓,墙边总要放一个大号的铁锅,到了晚上就可以积满一锅水。出于某种原因,他不无自豪地回忆说,铁锅满了,或许这能表明他激情的强度——我婆婆在那里等着他们,她当时的年龄跟我现在一样,孩子们攥着父亲的手,屋子里堆满了玩具,这儿有一头笨拙的(破旧的!)狗熊,那儿有一只带斑点的皮球,还有一列用尼龙线和沙丁鱼罐头(黄色,丹麦产)的空盒串成的小火车(在锯末里拖出一条‘铁轨’,效果很理想),所有的这些以及装出一副喜庆面孔的父母让孩子们以为:圣诞节到了。他们并不在乎天气很热,‘树在哪儿,圣诞树呢?’我婆婆在房子前的松树上晾满了洗好的衣服,彩色的衬衫、内裤,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她抬手指告诉孩子:‘在那儿,圣诞树在那儿,就在那儿,你们看!’……” 很长时间,作家和他的兄弟们都跟父母以您相称。 “妈妈,求您了!您能不能告诉小耶稣,请他把这棵圣诞树搬到屋里来。”——这棵树可真大真漂亮啊!是啊,小耶稣当初就该想到这点。不过,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么大的圣诞树。他对小耶稣的古怪脾气感到不解。那时候,作家的父亲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桌上的杯子和餐具颤抖了好久!这一天,男人正满三十五周岁;人生的一半长满了阴森的密林。 7 勃拉日对他们自己化身的凡人形象的社会、历史背景并不了解,他并不知道什么是警察、秘密警察、军人和消防队员,一般来讲,制服和权力(权力本身)在市井人的意识里也混淆不清(不管怎样,对于这种怪诞之极,通常认为物质是“金星法袍”的传统习俗,我并不喜欢),天使并不知道——噢,这只是细节!只是细节!——“当医务官拆开他手上的绷带,他的手已经彻底烂掉了,臭气熏天,竟让少校感到恶心”;他并不知道,“当那位国家安全局的医生将截肢的手放到水桶里时说,您以后再也不能弹钢琴了”,他的话至今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并不知道在车斗里,“在脏衣服堆下躺着昨天死掉的有着上尉军衔的军事法官”;他并不知道在1948年,在负责经济问题的警察部门里尚且慎重,打个比方,假如谁的父亲和叔叔被抓了进去,其中一个被打,比方说,遭到了暴打,那么另外一个将会被释放;他并不知道在暴打之下,差不多每个人都会在任何材料上签字的,只要先鞭挞脚掌,然后再让他鲜血淋漓、皮开肉绽地在碎石上行走,只要在他的腰上猛踢,直到肾脏破裂,只要用皮靴狠踹他的后背和胸口,直到折断每根肋骨(即使今天喘气的时候,他都会疼得口眼歪斜,叹气的时候都会眼神古怪),只要刺破他的鼓膜,只要动作粗暴地将打火机在他眼前猛晃(假如我们是风华俏丽的十八岁姑娘,那么这一招会更加奏效),只要拔掉他的指甲,往他的肺里灌奶,或者在他的阴茎上通电……他并不知道,往人的鼻子里灌水并使被灌水的人发出呼噜呼噜的尖叫,非出于执法者的恶意或偏执,而是出于实用的原因,这样不会留下刑罚的痕迹,不会流血,没有骨折、紫斑、脓液,没有发炎的创口、肿胀的关节、撕裂的肌腱、敲掉的牙齿和碎裂的骨头;他并不知道,用湿布缠头并不是布尔什维克想出的邪招儿,这个手段根植于所有靠狩猎、打鱼、捕鸟为生的民族传统,甚至,为能确保使人窒息,应用浸湿的兽皮;尽管天使知道行刑者近距离枪击,但并不知道,他们次日会重新用水泥铺平整个广场,因为他们在夜里未能将地上的血冲刷干净(显然,他们事先没有想到这一点);尽管天使知道他们近距离枪击,但并不知道,他们会在天上从飞机上射击,就像一场空中围猎;尽管天使知道他们近距离枪击,但并不知道,三十三年后他们虽有点支支吾吾,但毫不犹豫地矢口否认(+退休金);尽管天使知道他们实施特赦,但并不知道,他们是在绞刑架前宣布特赦令;尽管天使知道他们把人埋在了监狱的院子里,半夜三更,就像对待一个不可饶恕的窃贼一样,但并不知道,他们在院子里堆满家具,是为了遮挡别人的视线;尽管天使知道他们把人像狗一样地掩埋,但并不知道,他们将人用电线捆绑,裹在包装纸内,将本来骄傲伸展的四肢折叠紧缚,然后脸朝泥土地埋在乱坟岗中,埋在长颈鹿、大象、鬣狗和豺狼的骨骸之间……坐在拉达车里的两位天使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们并不知道,从自己的四周,从房子里窗户里烟囱里姿势里步态里眼神里流露出来涌向他们的……并不是爱。 裘裘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勃拉日那张窄长、英俊的椭圆型面孔,望了一眼他那透过胡茬的棕色皮肤和投在皮肤上的皎洁月光。 “不要感到吃惊,我的天使。任何地方都不是用爱统治国家的。你看看四周,从纽约到北京,从斯德哥尔摩到悉尼,从贝凯什乔巴到久拉市,顶多是靠法学。而且还不是法律,只是法律理论。让人联想到蜘蛛的蜘蛛腿。影子的世界。” “充满了幽怨。” “这个我也不知道,老伙计,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用爱只能执掌星辰,所有的星辰。”裘裘知道,另一位天使已受到了惊吓,他轻轻摸了摸同伴乌黑的头发。 “上帝怎么可以对此不闻不问?!为什么呢?”勃拉日小声嘟囔。手动挡扶柄上的红宝石光芒似乎也在提出抗议。 “审度啊,权衡啊,就跟药剂师一样地称啊量啊,可是结果又能怎样?!从神学上讲,这个早就确知无疑。我肯定没有中全彩……照我看来,我就连一次打胎都没本事阻止……也许我能?!” 就在这时,安娜跨出了院门。她是去买东西,还是去看医生?年长些的男子将岁数小些的男子从车里推出。 “你跟住她,不要走神。”裘裘从牙缝里说。他甚至没抱丝毫的嫉妒,而是悄声耳语,“没有时间,只有情感。”随后狡黠地点了点头。“只有真实的,才是真的。”勃拉日朝他瞥了一眼。 “喔,这真可怕!”勃拉日嘴里说着,已像一个疯子似的心怀痴想地跟在妇人身后,妇人佯装毫无察觉。 “我的天使,现在我不想跟踪你的小同事了……我不可能盯梢所有的情欲……在这种事上我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天使听到上帝的声音,禁不住闷声发笑。“你们这两个家伙的所作所为真是可?,实在太可怕了。”没有人应声。上帝疲惫地叹了口气。“这该怎么办?”与其说是询问,不如说是陈述,这是一句严肃的陈述:这该怎么办? “我的上帝,您是嫉妒勃拉日了。” “猫头鹰说麻雀‘大脑袋’。”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说完了。” “和撒那,全能的智慧!”(脸色阴沉下来。停顿。) 8 “我对烧汤并不是特别拿手。我觉得,烧汤等于耐心加原料。我没有耐心,讨厌去农贸市场。肉汤,是公正之钟,容不得欺骗。烧一锅法式蒜蓉汤或芹菜奶油汤——需要心灵手巧。这么说吧,得要施展魔法。我认为我集了很棒和很糟糕的家庭主妇于一身。我尤其不是一个含蓄的女人。 “不过,在做肉方面,尤其是做牛肉、奶牛肉,还有俗称‘牛腰脊’的腰部嫩肉,没有人能够胜过我。即使能够胜过,也区别不大……话说回来,做牛腰脊也是一件优雅的事。(不过比不上做肉冻,这方面可以去问我丈夫——您肯定不会相信,博胡米尔,我丈夫会做肉冻,而且做的肉冻格外地道,味道好极了,绝对不是糊弄人的那种……用他的话说‘不可仿效’,所有的知识都要在你的脑子里,所有的原料都要放到锅里,然后等着……) “有生以来我做的最好的一次牛腰脊,是为一个陌生人做的。也不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他是一位邮递员,一位郁郁寡欢的邮递员。就在我为他开门的刹那,他突然变得郁郁寡欢。这一点您很在行,博胡米尔。门开了,一个人忧伤地出现在门口。显然他一直在注意我,我也一直在注意他……以后总有一天,我会为您做饭的,做山珍野味。而且我会毫不羞涩地端上捷克风味的面团子。将捷克风味的面团子端给一位捷克人!您看,亲爱的,我为什么不尽我的所能多做些呢?孩子们跟我丈夫一起将胳膊肘拄在厨房里的餐桌上,吧唧着嘴,或许不用我说您也可以想像得出来,他们一边吃一边吧唧嘴,我看着他们吃饭的样子。菜里有李子,您别担心。他们埋头吃饭,一声不吭,丝毫没有三流小说里描写的那种瞎编乱造的父子情深,说他们狼吞虎咽都不过分,他们偶尔抬头互望一眼,然后瞟一眼我,再看看捷克风味的面团子。他们当然想喝啤酒,为了消除春日的倦乏,而且想喝Gosslar’sche Gosse牌啤酒。我猜。 “听到门铃,我打开门,邮递员开始愁苦地叫喊,吸溜着嘴,涕泪横流,他由于羞涩想要克制,结果发出歌唱似的尖细呻吟,仿佛是一部分声音被扼在了嗓子眼里。他四十岁左右,跟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 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十年。安娜喜欢那套狭小的公寓,他们的生活从那里开始,虽然面积只有四十八平米,但是感觉始终是五十二平米,因为他们是按五十二平米买下的,只是在卖房的时候量了一下,发现只有四十八平米——不过即便如此,他们在房价上也没再退让。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两个孩子,可是仍未觉得房间狭小,但也确实谈不上宽敞,作家写作的时候,只能到处东逃西躲,有时逃到图书馆去,大多数时候还是躲进厨房里,因为他喜欢待在家,喜欢在家工作,他喜欢全家人都能在家,并且保持死一般寂静,“我喜欢听他们喘气的窸窣。”他夸张地讲。他把工作时间调整到夜里,中午起床,直到天黑都悠闲晃荡,等待所有人坠入梦乡。 “你爱我吗?” “当然爱,只是你们赶紧睡觉吧。” 一个(跟白鼬一起)坠入爱河男人的绝妙写生,在七十年代后期……由于安娜一家生活美满,可以说毫无苦涩并充满了希望,所以不难理解,他们即便住在一套小公寓里也并不嫌狭小;现在,每当她回想起那段时光,就会看到三十岁出头的他们自己,坚强,平和,感觉良好,胸怀理想,拼命地工作,每天的日子都阳光灿烂,许多人到他们家做客,并不是什么“社会名流”,而是他们的朋友们,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登门,总有半生不熟的人“上来坐坐”,所有的人彼此都寄托着希望,寄托着某种良好的希望,所有人都将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些有益之事,安娜会烧喷香的饭菜,年轻男女的腰肢在夏夜里扭动。她甚至看到,他们的生活正在眼前展开,充满欣喜。 公寓就是他们的家,这个家宽敞明亮——他们喜欢这样沉溺于幻想。只要有一扇所谓的“观景窗”,只要有一面墙上挂了镜子,效果都会格外显著,这样一来,由墙壁切割出的小匣子,就会变得无限宽广,向天际伸延,坐在屋内,俨然像一位宇宙居民,在家里,月牙儿和尚未整理的书架是地位平等的伙伴。“我觉得,当时那些来找我们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种无限的宽广,都可以获得这样的机会。” “我听到他在怨艾地嘟囔,博胡米尔,那位孤苦伶仃的邮递员一跨进这块圣地就开始哭泣,无限,星辰,关爱,友情,未来,可是我的宝贝,邮递员落泪并不是为这些…… “他之所以哭泣,并不是为了这些。毫无疑问,是因为女人。他把信递给我后,站在那里小声啜泣。我请他坐进厨房里。我想吃牛腰脊已经好几天了,我早就把肉腌在了蒜油里,然后寻找一起吃它的人。我们期待他们来吃晚餐。 “邮递员突然再次失控,开始号啕大哭。我吓了一跳,男人的哭声实在可怕,这使我联想起父亲在1956年……他看我的眼神?仿佛我应该知道什么,或是该由我提供解决的办法,邮递员告诉我说,他背叛了自己的妻子,现在非常幸福,然而他的妻子偏偏跟他的母亲结成同盟,想要偷走或剥夺他的幸福,不过她们说的也对,不能拿孩子们当儿戏,他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得到的幸福是非法的;然而现在,当他跟那个女孩一起时,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成为了自己想像中的自己,年轻女郎美貌清新,就像一个转账账户,能从他的目光里读出他的所思所想,并能让他体会到他至今为止从未体验过的爱情游戏,比方说,她整理头发的动作,只有他才会留意到。另外,他无法忍受生活在谎言里,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地狱,他的妻子大学毕业,他只是个邮递员,不过他俩之间从未因此引发过冲突,当然,他也通过函授学习神学。有一次,他感谢妻子为他叠衬衣,他的妻子突然放声大笑(要知道,她是一位建筑工程师,不是建筑师或建筑工人,这些职业迥然不同!),简直就像在电影里,她边笑边说:如果我丈夫感谢我为他叠衬衣,那么我丈夫肯定有了情人。男人回答:她说对了。 “您可以想像,博胡米尔,我当时处于什么样的境地!肉慢慢地熟了;当我夹起它时,我可以通过肉的弯曲和质感作出判断。我是在滚油里煎的肉,并且稍微盖了会儿锅盖,这对牛肉没有坏处,玻璃罐里还剩了一些变酸了的龙嵩叶,我跟往常一样,心不在焉地将龙嵩叶撒在肉上,打开一瓶威拉尼产的勃艮第葡萄酒,并将邮递员的背包朝旁边踢了一脚,并且一脚踢中了。那人问也没有问我一声,就拿起了刀叉,我冲他嚷道:‘你总该等一下我允许吧?!’这时我忽然想起了菠萝,我把每个菠萝圈切成半圆。博胡米尔,这件事发生在1979年秋天,从那之后,这种柔嫩、带血、酥软、味重的牛腰肉我再没有做好过…… “我的丈夫,您的同行回来了(我并没有把责任推到您身上的意思)。当时我们已经在喝第二杯葡萄酒,我将那可怜的家伙拉到门廊,拖到屋外,以免他在昏暗的厨房里面无血色。” 作家差一点叫出来:这个陌生男人是谁?幸好他看到了邮递员的背包。 “你能想像吗,”安娜指着邮递员说,“有时他坐在午夜的黑暗里,像一个陌生人环视自己的家?”作家点了点头,只要能理解的他都会理解。他的感觉并不太好。沉默了片刻,他忽然问:“信怎么办?”“什么信?”“要送的信。”“只剩下一条街还没有送。”作家走进厨房,从巨大的背包里掏出信件和邮包(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将手伸进邮政背包)。安娜开始在外面吹“宝贝小子”的《小约翰》。 小约翰 / 问他的父亲 / 爸爸,上帝在黑暗里 / 能不能看见 ?/ 上帝在黑暗里 / 什么都看不见,/ 小约翰,/ 只有爸爸 / 只有爸爸,/ 在黑暗里头能够看见。 他扫了一眼狼藉的饭桌,为剩下的饭菜感到担心。在他眼里,安娜和邮递员仿佛坐在一道帘子之后,安娜吹着口哨,哼着小曲,邮递员则摇着脑袋低声怨语。 他把明信片、信和报纸都塞进了信箱,他挨家挨户地递送邮件。一条弯曲的小路通向山冈高处,美妙,生动,环行盘绕,就像螺旋削下的苹果皮。山顶上,作家收住脚步,扭头张望。山谷里的灯火已经点亮。“上帝在黑暗里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爸爸,只有爸爸,在黑暗里头能够看见。”他自言自语。他想起了父亲。他不仅体会到送信本身的意义(“传递信息”,“为他人服务”),而且还唤起他“完成了一项工作”的良好感受。这项工作由我们中的某一个人开始,由另一个人完成。他回到家时,屋里只剩下安娜一人,他微笑着说: “我还得到了小费呢。” “你想通过送信,让自己显得能比你实际的样子更好一些……” “那还用说。不过我在黑暗里能够看见头。黑暗,亲爱的……” 他们俩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感到心情舒畅,只是安娜试图避开丈夫的视线。当冲着牛腰肉来的客人们进门时,安娜笑着搂着他们的脖子。 “嗨……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这一天总算可以这样结束了。” 从那之后,布达佩斯有一些人便将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承诺、将会发生的结局、集欺骗与自欺为一体而不失奇妙的奇妙机遇称做“安娜处女牛腰肉”。全布达佩斯,只有两个人对这种说法另有理解。 9 (伯特兰•罗素,理发师的守护神) 根据军规,军旅理发师只能为那些不能自理的人刮胡子,如果理发师自己想刮胡子,他本来能给自己刮,可是根据军规,他不可以给自己刮胡子,除非他丧失了自理能力,那时他才可以给自己刮胡子。只有在不能的时候可以,或在可以的时候不能——骗子将会骗人,是否我在骗人? 这就是所谓的“罗素悖论”(抱歉,这只是该理论的一个大众化投影),塞恩认为,它特别让弗雷格尴尬不已。(名声很好的戈特洛布•弗雷格!在这群人里还要提到“布拉格夜莺”卡列尔•戈特——其实,我并不想揭别人的短处,伟大的利奥波特•科罗内克曾经指责集合论之父乔治•康托是“青少年的毒害者”。[科罗内克是康托最大的对手和昔日的导师,或许他希望康托能够尊崇自己。]由于未被导师承认,对自己发现的真理始终坚信不移的康托最后被刺激得精神分裂,其实,在他身边有几位理解他的友人。至于科罗内克,他从来就不知道有“怀疑”二字,他漫不经心地补充道:“整数是上帝的造化,其他都是人类的作品。”我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整数是人类迫使上帝创造的,算了,不争它了。) 罗素的发现,从根本上推翻了弗雷格在《算学概论》中阐述的理论,但在当时,这部书已被送进了印刷厂。这一切是自信无疑的弗雷格从罗素1902年6月16日署名的信中获知的。所以说,数学家们不得不于6月16日结束一个空想;同在6月16日那天,詹姆斯•乔伊斯认为,我们的全部生活乃至我们的存在都呈现在眼前,璀璨闪光;6月16日安娜出世,就在同年同日,作家全家被迫迁出布达佩斯——当安娜的母亲开始第一阵宫缩,他们刚好抵达被强行指定的居住地,匈牙利北部的一家农场,七年后的这一天,匈牙利总理被处以死刑,如同排除一道阻挡新时期进程的路障,后来出于某些特别的念头和原因,将之称为“巩固政权时期”。 究竟应该怎样阐释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妈妈的剪头发事件?时间流逝如斯?还是无可避免的礼仪性的剪发,《金黄色的回忆》? 必须作出决断?这事发生在被列为“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爆发前,对人类而言,至少对习惯于将自己与世界等同——从那之后始终如此——的欧洲而言,这次战争太令人失望了(用我的话说,我是不可救药的欧洲人),就像“罗素事件”给数学家们带来的失望一样。就在剪发的同期,不过跟剪发无关,挽救工作开始进行,逻辑学家们从“数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个错误的论题出发,在怀特海的领导下行动起来,直觉主义者们则站在布劳威尔的大旗之下。毫无疑问,他们打出的“内在观察”的旗号十分动听,然而又如(作为必然的结果)杰出的塞恩所言(从马嘴里直接吐出的话),听起来好像是说“我们该用死亡抵御疾病”。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妈妈剪掉头发,是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妈妈妥协的象征(被折断犄角),不是吗?因为,如果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妈妈的头发在静谧的小城里恣意飘卷—势如飞瀑—横扫街巷,那将成为反叛的符号,如果把它剪掉,那便说明她不想反叛,她想当一个正经女人。但是,正经女人不会平白无故地剪掉一头让全城人惊叹、惊羡的浓密秀发。这个矛盾,弗朗茨聪明地解决了,狠揍了那几个“秉性不安的管理员”的屁股。让他们看看,上帝到底住在哪儿。让他们知道,谁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只是与此同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妈妈对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爸爸感到实在好笑。不过弗朗茨心知肚明,所以“像挖战壕似的”为自己遮掩,他赶快说道:“这么说,我的小妇人,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事实上,他鼻翼的翕动并不像为野马装上马鞍时那样厉害,hola,Ede,Kare,hola i?tene!莫非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妈妈真就这样——就跟直觉主义者们用死亡抵御疾病一样!——开始了每天新的生活吗?至少开始了她未知的生活?而且,莫非她已经说了(承认了,或者冲着他们直面坦言),她是在伯莱什拉夫大街上买的打气筒,在万物之上的空气中,莫非飘悬着一个平和的,象征着不再能骑自行车了的符号?还是另有其他的意味? 安娜希望能够看清剪发事件的实质。 还应该提到的是(关于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妈妈),作家也经常使用溢美之词,情真意切地讲述他的母亲。“请别怪我,”在他母亲病危期间,他曾给一位虽在异地,但与他贴近的远方朋友写了封信,他写这样的信并非偶然,“请别怪我如此悲切,因为对我来说,每个人都成了我的母亲。” 10 “博胡米尔,亲爱的,当我们国家的军队进驻到您的国家时,我小姨疯了。” 安娜有一位小姨,乔尔吉娜,是她母亲的妹妹,是火是水,是狼是羊(怀着可怜的二元论的条件反射,我们可以罗列一天,劳莱与哈戴,歌德和席勒),玛利亚和乔尔吉娜。她们不喜欢彼此,准确地讲,是玛利亚不喜欢乔尔吉娜,而乔尔吉娜根本就不搭理玛利亚。安娜对母亲表现出的强烈,尤其是公开的敌意感到意外。她不敢不喜欢自己的亲人;她清楚地看到,自己与他们毫无关系,不仅与勤劳的哥哥无关,与自己根本不知道是谁的父亲无关(她讲不了父亲的什么坏话,要么她只能讲他的坏话,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就是跟已经过世了的母亲也毫无关系。(安娜的母亲死于1980年春天,去世前变得越来越瘦,五十公斤,四十五公斤,四十公斤,三十七公斤……体重骤减。她的婆婆则在同年夏天辞世。安娜和作家突然变成了孤儿,同时毫无疑问,他们是成年人。) 安娜的立场不由自主地站在乔尔吉娜一边。她俩很快就气味相投。小姨酷似老年的西蒙娜•塞格诺,有着同样的眼袋,出神的眼睛,肥胖健硕的身体,永远粉红色的敏感嘴唇,因吸烟而变粗的哑嗓儿,总而言之,她看上去很美,有着一种所有元素都丑陋变形了的女性之美。这几年她过得痛苦不堪,小便失禁,不得不用尿布,走不了几步就需要停下,“浑身僵硬得如同用脚尖旋转之后”。 “1968年8月21日,乔尔吉娜疯了。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情绪失控,这么说太轻了。当时她喝了许多酒,整个夏天她都酩酊大醉(她灌了自己整整一个夏天),从早到晚烂醉如泥,有的时候一连几天踪影皆无,她忘了从公共汽车、有轨电车上下来,乘着公车在城里兜圈儿。有一天她卧床不起,在‘大游行’后,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这种时候,她会得到女楼长奥玛塔的照看,奥玛塔给她带来面包、粉肠和第一天的啤酒。” “您要照顾好自己,我的乔尔吉娜。”她无可奈何地叮嘱说,仿佛是对自己的孩子。既使遭到乔尔吉娜的拒绝,她仍一如既往亲热友善,乐于相助;奥玛塔三十四岁生日那天,她们俩勾肩搭背地一起醉倒了。 “让我们一起生活吧。”当时尚还苗条、肤色棕褐的妇人娇柔地说。乔尔吉娜笑着吻了她的嘴,顺手又开了一瓶啤酒。 “别说这个,亲爱的。我不想跟任何人一起生活。不管怎么说,我都受不了。” 8月21日,当奥玛塔跨进房门时(乔尔吉娜从不锁门,起初,女楼长小心谨慎地用钥匙从外面锁上门,结果引发了一场撒酒疯似的争吵,“如果有谁想要进来,怎么都会进来,这里的一切都敞开着,所有的人都敞开着,赤身裸体,整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是一幢可以透视、可以穿行的房子!”),闻到一股扑鼻的恶臭。乔尔吉娜一看到她,立即哭了。 奥玛塔为她喜欢的人洗浴,擦净,将她裹在素白、柔软的大浴巾里,并为她换上新的被套。乔尔吉娜从沙发上看着她,如同一尊雕塑,一尊哭泣的雕塑。就在那天晚上,流完眼泪之后爆发了一阵先知者的愤怒,她对奥玛塔又揪又拽,左推右搡,说奥玛塔是罪魁祸首,让她不要否认,最好还是承认,回头她会跟她算总账的,她,从烈火之中,从无穷无尽的虚无之中,从无以效仿的造化之中,但是哎呀,够了,现在她将用砍头斧分发正义,或者施舍宽恕——就像某位耍把式的一样,以惊人的速度,画着十字,恩赐祝福。 她的癫狂越来越严重,直到有一次试图掐死奥玛塔,她被送进了神经科,不过很快被放了出来。安娜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并不是因为身体的变化或面孔的变化,而是她的神态,她的神志。几个月后,可以这么说,她摇身变成一个宗教狂,总是微笑,每天祈祷。 “我不忏悔,”她微笑着说,“我不向神甫忏悔……”她继续微笑着补充道,“我累了,可爱的奥玛塔……” 她慢慢地恢复了往日的洪亮嗓音和已经忘记了的动作,她比较小心地喝一点点,不过,她只要喝一点点就会醉倒。安娜惊恐地看着她抓起酒杯,她用力之大,仿佛是要挣脱它。安娜经常去她家探望,因为小姨足不出户,如果说在她身上发生了变化,那就是自从1969年之后,她再也不曾跨出家门半步。 “她喜欢我先生。” “即使没有人喜欢的人你也会喜欢,不是吗?!”她问作家。作家尴尬地笑起来。以前,安娜还给她唱布鲁斯,后来再也不唱了。乔尔吉娜最喜欢的歌手是卡尔逊,小卡尔逊,斯德哥尔摩的布鲁斯之父;所有人,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以为在斯德哥尔摩不可能唱布鲁斯,但是实际可以唱——那时的T.伯恩•沃克还不是莱斯•黑特乐队的主唱,他还没有穿着金丝绒的西服摇臀摆胯,他唱小卡尔逊那首迷你小曲《风轻吹人发狂鼻出血布鲁斯》时,至少要比猫王早二十年。 如果你的鼻子出血, 你不要问是怎么回事。 你不要问是因为什么。 如果你的鼻子出血, 你的心啊,已该歇息。 是某个挪威家伙写的歌词。 当裂开的创口在我心里愈合的时候, 曼陀林上的一根琴弦(稍稍停顿!) 却已绷断。 卡尔逊的琴弦也绷断了;据说,他在1945年得知纳粹集中营的存在,他写信给一位柏林的犹太大法师,他曾在哥本哈根的一场音乐会上结识了大法师的女儿,他在信中毛遂自荐,说他也将成为犹太人。大法师在回信中用礼貌的口吻阻止说:“谁说自己是瑞典人,谁就是瑞典人,但是——我可爱的孩子——被称做犹太人的人,才能是犹太人(而且他的亲生母亲是犹太人)——生为犹太人与皈依犹太教不是一回事。请你相信,我写这些不是出于傲慢。这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犹太人不容易,想成为犹太人也不那么容易。关于和你很熟的尤迪特,我没有她的消息,我的孩子,人们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莱比锡,在一群正直、善良的人们中间,现在她不和我们在一起,假如她在这里的话,肯定会真心地问你好。即使别的不能,但她床头那张哥本哈根城市地图肯定会让人时刻记起她。” 卡尔逊不再唱歌了。有一次,还是在披头士时代,有过一次引发异议的电台采访,一度在世界上风传一时,有位记者问卡尔逊:能否将他的沉默理解为某种“阿多诺辩证法”?卡尔逊当时已经病入膏肓,大概是患了皮肤癌,体重锐减,消瘦矮小,就像一个马车夫,而且喝得酩酊大醉;他根本不知道谁是阿多诺、什么是辩证法。 “您是因为奥斯维辛而不再唱歌的吗?我能不能这么说,自从有了奥斯维辛,就不能再唱布鲁斯了?”记者问。卡尔逊又是干咳又是擤鼻涕,随后语清字明、不容误解地回答说: “胡扯。我的嗓子劈了。” 在当时,这两句话一度风传世界;非常喜欢《风轻吹人发狂鼻出血》的约翰•列侬,整整一个星期逢问就答:“胡扯。我的嗓子劈了。”许多次,安娜也很想这样回答,而且乔尔吉娜也鼓励她,可她还是不敢这么做。她们又重新开始写信。 我可爱的孩子,我的小安娜! 早晚有一天我会去你家的——鬼知道我还可以爬多久。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我的小鸽子,你有着艾尔代伊公牛的力量。我也有过,也是从那里带来的,但是已经消耗殆尽。慢慢一切都要干涸——我手忙脚乱,就像一只长癞的猫,无论怎么保养也无济于事。(在各个方面!——但这个只是我俩之间的秘密。)另外,我在许多年后答应了奥玛塔的要求。这样一切都会平和一些。 拥抱你:乔尔吉娜小姨 安娜总共见她父亲哭过三次。第一次是为乔尔吉娜,第二次是为国家,第三次则是为他自己。 第一次发生在1954年,是在乔班卡的那个五月份的圣诞节。晚上,乔尔吉娜推门进来时,安娜已经睡熟了(但她马上又被惊醒)。房间里充满了香水和法国白兰地的味道。在安娜眼里,小姨打扮得很漂亮很神秘,如同模特。只要妹妹一出现,玛利亚就会立刻感觉受到了伤害。 安娜的母亲说:“她只要瞥我一眼,就能把我变成一个干家务的临时工。”事实上确实如此。安娜的父亲缄口不语,玛利亚又说:“你总是一声不吭。”她这话说的也是事实。男人看着小姨子,仿佛盯着一扇忘了关的窗户,暴风雨正从窗口泻到屋内——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乔尔吉娜当时还不满二十五岁,但她看上去好像是三十五岁,她的妆化得很重,脸有点虚胖,臃肿,陌生,陌生,陌生。这时候,孩子们跑回到自己的房间,屋里只剩下那对彼此怨恨的亲姐妹,父亲把脸埋到安娜脚下的被子里,哽咽抽泣,一副无辜的样子。安娜在黑暗中缩成一团,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她把枕头蒙在头上,以免卷入这场无聊的闹剧。一个成年人有什么好哭的?她心里纳闷,他们应该知道,没有人会安慰他们的。她并不害怕,而是怨恨她的父亲。 几年前,乔尔吉娜遭到误抓,人家本来要抓的是住在隔壁的老将军,从老将军家(从贝埃利•古伊多大叔的家)可以站在山丘之上眺望多瑙河,贝利•乔尔吉娜则住在楼长家楼里的一个小屋里。来人尽管时刻提高着具有历史意义的、自以为公正的革命警惕性,但在1951年“圣梅达德纪念日”后的一个雨中的黎明,他们不仅没有细看公文,甚至连“古伊多”是个男人名都没有注意。不过,他们很快纠正了错误,又把将军抓走了。乔尔吉娜格外刻苦地学习舞蹈,她有精神和肌肉的天赋,只是身体条件不是很好,虽然非常可爱,但个头太矮,所以她必须用勤奋补偿那些无法补偿的东西。 她去了米什克尔茨市旁边的一个小村庄。九月份,她一脚踩到一把长柄镰刀上。据家里人的说,喝醉了的当权派下了一道追捕令,挨门挨户地查找藏起来的和被藏起来的“佩斯妓女”,在一个铅灰色的午后,她别无选择,只有逃跑。一个女孩在前头跑,整个游牧部落气喘吁吁地在后头追她,就在这时,她踩到了镰刀……还算幸运的是,那帮有头有脸的家伙们也在附近,他们用吉普车将她送进了郡吉什医院。乔尔吉娜的脚掌上被横割了一道大口子,锐利的刀刃一直割到侧面的脚踝,肌肉、肌腱和韧带全都断了——“手术的难度虽然很大,但结果还是做得很漂亮。”教授安慰说。这只是乔尔吉娜芭蕾舞学员生涯中的一段小小插曲。 “真是这么发生的吗?” “怎么可能呢,我的小安娜。他们根本不敢碰我。他们只能远远地冲着我流哈喇子,根本不敢碰我一根毫毛。”乔尔吉娜经常这样撒谎;手术之后她开始喝酒,喝了足有三十五年。 “你为什么喝酒,乔尔吉娜小姨?” “我跟你说过,我可爱的孩子,你就叫我娇姬吧。你怎么跟你妈妈一样,总是那么一本正经。你知道她很讨厌我。但是你要相信我,我从来没有为了得到你的爸爸而动手脚。那也是事实,我喝酒不是因为你妈妈。我不喝酒,而是长醉不醒……我,我的小宝贝,我整壶整壶地喝啤酒已经喝了三十五年,一点不是因为爱喝,我对醉酒感到憎恶,我之所以喝,是为了帮助自己思考,为了更容易地潜入词语的深层本质,因为我读书不是为了娱乐,不是为了打发时间,不是为了容易入睡,我,一个生活在十五辈人世代写作、读书的国度里的人,之所以喝酒,是因为读书已经永远不可能让我入睡,是因为读书总好像给我灌了一碗凉汤,因为我赞同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有趣的人很少尊贵,犯罪的人很少杀人。假如我能够写作的话,那么我会写一本关于人类最最不幸和最最幸福的书……”(“博胡米尔,她是一位与你相配的女人。喝啤酒喝到了最高的境界。啤酒和荷尔德林,这两个都是她的专业领域。”) 安娜第二次看到父亲哭泣是在1956年11月,当时,他惊恐万分并怀着愚蠢的希望试图从女儿眼里获得鼓励,车已等在家门口,他们已经收拾好东西,母亲沉默地(愤怒地)站在厨房里,父亲拿不定主意,他会出于怯懦留下,或者出于怯懦离开。——这是1956年匈牙利的一个定格画面,一幅肖像,有多少多少人在家中等待,而且全都是这个样子,同样苍白的面孔,同样的皮箱,卡车都带着同样的柴油味儿,不知所措的父亲们,沉默忍耐的母亲们,大气不出的孩子们……(当时,在我家门前也停了一辆红十字卡车。我父亲恐怕连头都没抬,就撵走了司机。之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后来从他嘴里听到过无数次,在足球场上,大多数时候是在足球场内,一个蹩脚的传球会让他从观众台上大声吼叫:“怎么了?往哪儿?为什么?”当时他说的也是这句,在十一月清冷的黎明,只是他的声音很小:“怎么了?往哪儿?为什么?”) 当时安娜并不知道,除了她父亲和乔尔吉娜之外,只有上帝知道那天早上她父亲在电话里跟谁说了些什么。玛利亚可以说知道,也可以说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她虽然肯定不知道,但是感觉像是她知道似的。 “那天早上,你那个再傻不过的爸爸打电话给我,说我们一起去闯世界。那么多年,这可怜的家伙始终在他的脑袋里幻想着爱我。我告诉他,这完全是他凭空幻想出来的爱情。你别跟他说,我的孩子。现在反正也无所谓了,一切全都过去了。一场滑稽的闹剧。对自己滑稽辩证法的认真模仿:这就是他的生活。”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作家插嘴打断她,“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别那么自以为是。别以为我是在说你。” “我根本没往这边儿想。”作家说。 “那么说也太夸张了,”乔尔吉娜把脸埋到啤酒杯里,“电话铃响时,在我家藏着两个人,一个十九岁的男孩,他是个‘革命者’,不过关于他我不想聊太多;另外一个是我的女友,一个秘密警察……她在国家安全局当打字员。她过得并不是万事如意,她丈夫是一位颇有实权的区政府领导。‘我实在无能为力,我实在无能为力。’他一遍遍地对妻子说,他告诉我的女友,我的女友又把这话转递给我:‘我实在无能为力。’由于精神崩溃,他五十岁时就退休了,那是在1975年。从那之后,他开始一声不响地酗酒。” “跟你一起吗?” “不是,我的小安娜,不是跟我。上帝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能宽恕我们。人类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担负记忆。道德就是记忆……或者说……书上是这么写的,上帝根据自己的样子创造了我们……所以人类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过渡时期……我已经忘了,不过我还是记得;我宽恕,但还是会复仇。” 安娜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第三次哭泣,发生在第二次哭泣之后的十一年后;她父亲遇到并且结识了一位邵普隆市的女教师,可以说是偶然的萍水相逢,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世界上不存在偶然,或者说偶然几乎就不存在(他俩借口相识的基础是克利斯蒂安•惠更斯,是他率先提出的数学期望概念;另外,他虽然毕生投身于科学,但并不是一位与世隔绝的隐士:他曾给同时代的美丽妇人们写过不少诗歌),安娜的舅舅在两年前发现了他们的通信。“博胡米尔,那样优美的情书我还从来没有读到过。那么纯洁,那么清澈,情感饱满得令人恐惧,我父亲和女教师,那种渴望实在惊人……您要知道,就是……就是从文法上讲,他们也令人十分钦佩。这些信写得是那么美。但是,由于我父亲并不想争吵,我母亲立即变得态度强硬,她拿我们说事,而我们这些被拿去说事的对象们(资本!)则躲在一旁偷看,我哥哥满腔愤怒,我失声哭泣,我为无声哭泣的父亲哭泣,我哭啊哭啊,因为我从不相信,即使现在我都不相?,我已经淡忘了当时发现的这个事实:我父亲是一个感情深厚的人,甚至,尽管他的内心始终藏而不露,他是个男人。 “第二天早晨,我母亲甜得跟蜜一样。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漂亮。她为谁打扮得那么漂亮?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自私。她从来都不知道。也许是我不知道她其实知道?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当我和我先生被她发现的时候,她这样说。” 11 上帝(或说是全能的主)喜欢弹力丝长筒袜,既喜欢它们中的每一只,也对它们抱有泛泛的喜爱。一方面他认为那是自己造物的精致极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喜欢女人的小腿肚;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上帝感到陌生,即使——请原谅我的轻率之词——上帝为之花了不少工夫的天主教的教徒们一贯对女人的小腿肚采取抨击的态度,但上帝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我丝毫没有拐弯抹角地表示“他在所有观点上都跟我的保持一致”的意思。 这样不仅反向证明了造物的质量——从单细胞生物到长颈鹿,从两缸发动机到四缸的——也部分地证明了它的永恒和无限,至少是跟近期的尼龙丝袜相比,这些东西是那样的经久耐用。近期:上帝早就如此这般地在万物之中预先设定了死亡率(就以大众汽车为例,一辆甲壳虫十五年后还是甲壳虫,而一辆高尔夫十年之后会成什么样?更不要提日本汽车或菲亚特—莱森斯的生锈了),他所做的这一切在男女平等的世纪里没有获得太好的名声,因为人们认为(我对人们的观点也表示赞同),这本来就是他的职责和他的使命。他为自己是否该迁怒于人类而举棋不定,最后开始爆发了一场斯科普里大地震。 人们说,只有无限才值得爱。但也有人说:有限。无限能够爱有限吗?当然,能够爱。其结果是,上帝俯瞰着大地,被一股死气沉沉、令人恐慌的郁闷所吞没。Le silence éternel de l’espace infini m’effraie(无限空间的永恒寂静让人恐慌),这句话帕斯卡肯定是从他那里,从上帝那里听来的。确切地说,上帝实际是对这种田园牧歌感到厌烦,因为人们通常在这种时候拿他说事,尤其是,最令他厌恨的是,人们总拿他的恩典说事。希腊人认为,田园牧歌是小境界。然而,田园牧歌不是小快乐。上帝也喜欢小东西,而且喜欢快乐,这些跟永恒也具有相似性,但是他对狭窄、局限、封闭——感到无法忍受。 O make me a mask(噢,给我戴上面具吧——迪伦•托马斯),深深的叹息。在漂着油污的泥洼里,这些便是他游戏似的、彩虹般的存在。在假面之后,他继续充当公正的上帝,保持最真实的真实,然而这种真实不应该自以为是地从人类学角度进行分析,这是因为,让我们实话实说,他确实极其认真地玩他的游戏。“先生们!他持有不同的观点!”要是一个汉堡的男妓这样说,子弹会立即飞进他的脑壳。这是我在什么地方读到的。 他还对围绕尼龙丝袜发生的那些劳神事表示怜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致是在多瑙河流域和伊普依地区。除了尼龙丝袜,大孔眼的马海毛毛衣或套装(毛衣加匹配的开襟羊毛衫),以及防雨府绸外套也很时髦(在当时,整个中欧都在防雨府绸外套里沙沙作响,不过那时的中欧还被叫做“东欧”)。边境上总是热热闹闹,在一节节车厢里展现着人们与生俱来的千变面孔,幽默与眼泪,狡猾与憎恨,抵抗与出卖!事情的根源,是由于捷克的东西更便宜。我的老朋友描述说(他的老爹的一条胳膊被收割机切断,胳膊飞出老远,他找回来后,把它包在报纸里,我猜是包在《自由人民报》里,夹在另一边胳肢窝下,就这样去了艾盖尔市医院,到了那里他才晕倒),他浑身上下揣满了各种各样的民族头巾,用这买回了尼龙丝袜,但在海关被查了出来,不过有一位海关检查员是他教过的学生,他把老先生叫出车厢,表示理解地拍拍他的肩膀,请老师下回别这么干了,老先生突然破口大骂,骂得唾沫横飞,鲜花枯萎。列车自动紧急刹车。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出关时,他用卖方巾的钱消除因为羞辱和突如其来的恐惧所酿生的烦恼,他醉倒在布拉格美丽的城市里——他平静地喝着润喉的啤酒,无论尼龙丝袜,还是承载着伟大的捷克文化的赫拉德查尼城堡区,他都没看到。“啤酒,就是时间。”他恍然大悟地说。“这个我们应该跟捷克人学习。”他说。 我们说过,上帝有着史诗般的禀性,但这并不排除他对戏剧性元素也怀有渴望并颇有感觉。我们只需看一下那个再简单不过的美妙想法(这个想法可以使任何一位机巧、蹩脚的法国二流喜剧作家出人头地),难道不对吗,拥有独特命运的民族是不承认救世主的民族。有品位的作家或许对此嗤之以鼻,表示不屑,认为大错特错。这个想法是能够起到作用的。所有能起作用的舞台化想像,都会深深作用于人类的范例。 “所有的造物,都可以说是我的存在,至于我,哦,只有上帝是我。”上帝说道,他目光淡漠地远远瞥了作家一眼。随后跟安娜一块儿吹起小卡尔逊那首带着自述性灵感的《娇小可爱的小蒂尼》,鬼知道为什么,这首歌从来没有真正流行过,可当杰特罗•图尔演奏时,只换了个歌名,立即变成了流行曲。这同样也是一个迷,乐队不过是以惯常的爵士乐风格严肃地演奏这首老歌,并没有做任何的特别处?。 12 当安娜母亲的钥匙在锁眼里头哗啦哗啦转动时,安娜那双本是她父亲买来送给她母亲,后来又由她母亲毫无条件地转送给了她的尼龙丝袜正在她结实、青春的小腿肚上滚动。安娜母亲的钥匙是从屋外转动的,而锁眼的屋内一侧,则插着安娜的钥匙。作家坐在床上,当时他还算不上什么作家;只不过是一位大学生。 安娜的父母不喜欢这个男孩。他们一瞧见他——就本能地不喜欢他。也不是非常不喜欢,只是轻轻地耸一下肩。 “他不是一个很美的人。”见过男孩之后,他们告诉女儿。安娜父母的这一判断,与其说是从美学角度,不如说带着道德意味。大概这是他们难以忍受陌生人的缘故。如果安娜想要仔细描述父母的态度,作家对安娜的态度就会突然变得暴躁冷酷,并且立即感觉受到了伤害。他对此表示不解,觉得莫名其妙,认为不合逻辑。慢慢地,他逐渐看清了情况的实质,无论是攀颜附势,还是名气上涨,都不能影响老丈人的态度。电视,广播,邻居,屠户——什么都影响不了。后来,在许多年后,作家的丈母娘欣慰地断定,他们的孙子孙女都过得不错,并且吃惊地发现,他们缺心眼儿的闺女居然还跟那个缺心眼儿的男孩生活在一起,于是将所有可能导致不安的东西都抛到了脑后。 他们仿佛生活在沉重的钢板下、薄膜下或甲胄中,这就是安娜眼中她父母的生活:没有接近他们的可能。后来,母亲濒死时在床上跟她说的话让她感到震惊,她这才意识到(或者说几乎意识到),自己并不了解这个女人,安娜曾为了迁就婆婆的情绪而冷落过她,可她却毫无怨言地忍受了。 “回头你婆婆会告诉你。”这句话里并不包含丝毫的怨艾。在她母亲身上,一切都那么清楚坦白,她的愤怒,她的痛苦,看上去并不真实的悲伤,以及在粗心大意的海洋中经过筹算的欲望。安娜已经好久没再想起那个她曾在一张摄于1938年的家庭老照片上看到过的,身穿轻盈招展的粗布印花夏装、头戴阔檐儿礼帽,楚楚动人、健康青春的姑娘了,那个形象早已忘记,她只在最后的瞬间,在那张床前,才又重新回想起来。 两个在床上亲热的孩子并没有受惊,因为他们并没有听到门口的响动。两个毛手毛脚的幸福孩子正在嬉戏逗笑。女孩最先意识到了危险。 “快穿衣服!”但已经迟了。女孩的母亲出现在门口。这时候,两个人好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同时闭眼。他俩双眼紧闭,如同幼稚的小孩子一样:只要我没看见别人,别人也不会看见我。事后他们聊天时说,当时他俩确实都以为闭眼管用。 问题是,闭眼不仅不管用,情况很快变得更糟。 “天哪!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男孩藏在被子下小声嘟囔:“要我告诉她吗?我觉得她知道。” 女孩意识到要出乱子,她太了解母亲的脸,她那铁青的脸色、扭曲的嘴角和那虽然尖利但仍旧嘶哑的嗓音。 “我觉得我病了。”男孩愚蠢得喃喃自语,就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由于床是他们结合的基地,所以他不得不解释什么!母亲一把将女儿从床上拖起来,女孩本能地随手抓住身上的被子,而变得赤裸的男孩赶忙扯过床单往身上缠,但由于自己躺在上面,他想用床单遮羞并不那么容易,当时的场景十分尴尬。等他穿上衣服,听到屋外响起了争吵。安娜的声音使他镇静。他一迈出屋门,妇人就怒气冲冲地扑过去,两只手在男孩身上又捶又打。他再次误以为难关已过(以为这场风波的浪尖已过,既然我们站到了浪尖之上,那么浪尖就应该已经过去),他先后抓住瘦小妇人的两只手腕,挡住她的一次次捶打,不仅吻了“妈咪”的手,还一脸灿笑地重复说道: “别打了,别再打了。” 结果他被禁止去她家好几年。“尊贵的捷克人,您肯定也经历过许多强加在您身上的痛苦与艰难,在这个地方,一个好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诽谤中伤。金色的布拉格,丝绸般的布达佩斯,蜜样的贝尔格莱德,钢铁的布加勒斯特,钟声叮当的维也纳,我知道,您的生活被敲成了碎片,之后又被拼到一起。不过我敢打赌,您没有经历过处女膜检查,那比体制本身还要糟糕。我可怜的母亲发疯似的将我拖进了门诊部,至今我都不清楚因为什么。我本来可以当场告诉她:三天前我就已将自己的贞操献给了那位大学男生,我为自己能有这个胆量感到快乐;可是事实是,无论事前事后,我都紧张得浑身发抖。动身之前,我父亲在厨房里跟我母亲大吵了一架,门虽关着,但我清楚地听到‘婊子’这词,由于我不知道他指的是我还是我母亲,所以我的感觉还不错。我们坐在白色的长椅上排队等着,父亲一声不响地坐在我旁边,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先进去找那位熟悉的医生,当诊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人,医生摸了摸我的头说:‘好啦,小姑娘,一切正常。’听了这话我失声?了,抱住这个陌生男人,我哭啊哭啊。他并没有给我做检查。” “你可以走了,”他瞅了一眼手表说,“你们要好自保重。”他叹了口气。“今天我最后一次跟您以你相称……” 当女孩走出诊所时,天上传来上帝的声音。 “有没有遇到棘手的事,裘裘?”医生摘下眼镜,并跟所有戴眼镜的人一样,习惯性地揉了揉鼻梁。 “一切正常,老板。跟以前一样。尊贵与荒唐,温柔与愚蠢,一切正常。问题已经解决了,伤员已经包扎好了。” “我什么都不懂,只懂爱情。”在家里,安娜面对面地回敬母亲。这句话只是听起来谦逊,跟懂得爱情的柏拉图如出一辙,对此令人信赖的图拉给予我们警示,他认识到万事万物的惟一目标,是实现统一。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女孩的母亲用和解的语调说。 当时她只是耸了耸肩,后来她在母亲床边,没法想些别的事情,那时她还不知道母亲身患绝症。缺乏勇敢,不一定就等于退缩,而勇敢本身,并不一定就有价值。也许,她端详母亲的距离过于遥远?她,安娜,恰恰不愿去想任何事情,不愿去想任何迫于环境的驱使而不得不想的事情,环境,习惯,习俗,成形,国家,东欧。也许,她母亲是一位东欧妇女,一位欧洲的穷人,负重,操心,拯救,接受,顺从,她是一位知道自己生活在何处的女人。“我可爱的孩子,你要心里有数,知道吗,你现在活在什么地方?不要听别人的,要听妈妈的,挺腰,躬背,扛吧,干吧,干你能干的事,干他们允许你干的事。如果他们问你什么,要保持沉默,如果他们盘问你,你就招供,供出一切,但不要供出活着的人,不要供认愤怒;不过你可以供认自己给戴高乐当间谍是为了帮助卡洛伊国王,后来你又倒旗反戈,卡洛伊•米哈依是你的上线,你早在上幼儿园时就开始狡猾地招募军队,至于什么目的,不言自明;你可以供认自己将藏在巧克力里的秘密和假文件送给共产国际;你可以供认你就是罗莎•卢森堡,于是拉依克不会再像男人一样对你施展魅力;你可以供认《九月末》是你写的,因为你是裴多菲的俄罗斯妻子。你以为这话蠢得如同玩笑,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玩笑,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有着另类的大脑,因此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在这个国家游走,不要以为这是你的国家,你会看到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你要跟他们打招呼,我的孩子,你要赶在所有人的前头跟他们打招呼,你不会因此变得更渺小;这个国家将会蒿草丛生,你用不着为此伤感,这个国家始终如此,现在这样,将来也会这样;你要卑躬屈膝,不要说出你在想什么,而且别去想那些你不想说的话,没有必要去想,以免让自己落入圈套。你对这些还不了解,但我了解,如果一个好心的小兵这样劝你:‘哭吧,这样你可以保住性命,无所谓什么样的性命,反正是性命!’那么你就要哭,哽咽,号啕,你要把自己掐出血印,把眼睛揉红揉肿揉出眼泪,如果他们不让你梳洗,你就把你的裙子撕烂,不要心疼你的裙子,无论哪条裙子都不要心疼,这样你就可以保住性命,只要你能幸存下来,无所谓通过什么手段。他们从这条街上带走了二十八个男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我的孩子,我只是一个愚蠢的老太婆,但你要相信,这些我懂。你没看到吗,我们现在能够活着,就已经算是上帝的恩典,在过去五十年里,这里的任何人都可能丧命,这里没有保护,没有防卫,没有妙法,只需要谨慎,待在缝隙之间,在交纳‘公油’的时候你要带去恶臭的肠油,但得在肠油外涂上一层薄膜似的真油脂,要想学会这些固然不易,但你必须要学会,我的闺女,你要学会一切,就像森林中的野兽,要熟悉小道、陷阱、风向和猎人,这里没有取巧的余地,一点儿都没有!你要怕,要躲,要沉默,那些家伙还有一群私生子,就像饿狗一样垂涎窥伺,所以,你要喂他们食物,听从他们,赞同他们,让他们胡吃海塞,饕餮狂食,肚子里填满了我们的眼泪与喑哑,让他们甩开腮帮子狼吞虎咽,脑子里来不及想任何事,只要他们整天能够撑鼓肚皮,我们就能得到苟且的安宁。你听我讲,你们将来会有孩子,他们的生活将会怎样?我的闺女,你也别相信那个男孩,不要听他的,你要听你妈妈的!你妈妈是谁?!一个高傲的废物!自由?自由是什么?什么样的自由?两个星期和外加的几天?外加的几天,这就是自由,他们将所有的话都录到录音机上然后回放,时而快放,时而慢放,他们在办公室里听它取乐,我指的是,录音机,他们用录音机自娱自乐。你别信他的,现在他只是甜言蜜语,随口承诺,夸夸其谈,大话连篇,这些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都是另一类人,我的闺女,这些人都是特权阶层,都是富裕豪绅,即便他们眼下没钱,即便他们也被踢被踹,我们仍要惧怕他们,这些有头有脸的家伙,自以为可以操纵世界,自以为一切都拜倒在他们脚下,自以为可以利用世界,他们什么都不愿放弃,活像被宠坏的青春期少年,贪婪,猥亵,不怕天不怕地,而且都很富有,不,不,这些人防不胜防,不管怎么说,你对他们都无从防范,因为根本不存在防卫。那个男孩不知道这些,他永远不会知道,也不想知道,也许他根本不需要知道,不需要负重,不需要操心,不需要拯救,不需要接受,不需要顺从?你别信他的,不要信他。” 安娜并没有相信她的母亲,而是相信了那个男孩(甚至,她有时还是被男孩相信的人)。但是,也许她母亲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就在母亲作出选择之时,她自愿接受并承担了什么,也许,她的历史并不是喑哑的历史,而是沉默的历史?一部尚未撰写的历史,一段没有词语的讲话,一种超越艺术的美,一种超越人类的公正…… 濒死的母亲叮嘱她: “如果你买裘皮大衣,小安娜,你要带一个剃须刀片,趁店主不注意时,在侧面轻轻划个小口。如果蓝色,可以买,但是如果是灰色,就不能买,不管你是多么喜欢,因为灰色的皮子会掉毛。索诺克市的女医生就干过这样的事,以前我曾爱过她。我得补充一句,整个索诺克市都曾爱过她。” 接着,她又说: “我们把太多的东西都归结于爱……太多毁灭性的历史……带着最美好的美好意愿……这里有些东西没有设计好,在人类身上有些东西没有设计好,全能的上帝没有设计……也许全能的上帝还没有设计好……我的闺女,我觉得,我做的决定是对的。” 13 恐惧与爱国精神将我们的历史编纂到一起。修正:与其说是爱国精神,不如说是恐惧哺育了我们的历史。修正:我们的恐惧被称之为爱国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作家就像一个吃饱了饭的日托孩子,伸了个懒腰。裘裘并不是很喜欢他,他认识作家已经很久了(在他之前,有一个名叫库瓦奇•茹偌•马尔顿的天使被派到这里,但堕落了——他跟同伴一起在值勤期间让女孩们搭车),虽然作家没惹什么麻烦,但裘裘还是不喜欢他,不喜欢他写作,不喜欢那成行排列的文字和干在纸上的墨迹。他明白这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一切与他的生活十分相像。天使们没有自己的生活。而作家连天使都不是。 我得到一篇多恩•阿尔德巴特•艾尔麦维奇撰写的关于天使的文字,是女翻译家弗兰西斯卡•芙丽索娃寄给他的,她又是谁——她可不是天使——她就像一本东欧连环画书,用社会上的老话说是“混血儿”,祖父母是克罗地亚人(保加利亚人?),母亲是布拉格人,不过没有人知道,在她的奥地利父亲身上到底有几分之几的犹太血统(什么,奥地利?);有过很短一段时间,她曾是我的弟媳妇,据我弟弟讲,他之所以爱上芙丽索娃,是因为她总能找到物美价廉的二手货商店,那里的女衫(!)一件比一件漂亮,我弟弟因此可以过上色彩缤纷的美丽生活;这种激情,对芙丽索娃的激情,从我弟弟这方证明是错误的。 这位被从基辅遣返回乡,来自诺维萨德的学者有资格获得“安格利库斯博士”或“安格罗鲁姆博士”的头衔,以此强调来自阿奎诺的的圣托马斯的重要地位。(这几天我刚刚得到他去世的消息,上帝保佑,多恩……)多恩——因为业内的同行都这样叫他,或者叫他“老伙计”——接受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上帝死了。这个观点极富创造力,是对是错,即便从别的地方难以证实,但通过拉达轿车手动挡扶柄的频频闪光和昼夜不停的谕旨,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自从有了步话机,上帝总忍不住要使用它,用一句玩笑话说:电话筒里总是有人。裘裘轻蔑地想到了自然神论者,这些家伙是那么可笑,他们的挑衅令人生厌——我的上帝!(然而,他对无神论者感到同情,对于那些不信神的人,他感到怜惜;他不了解那些否认上帝存在的人,想来,如果真的不存在,那有什么好否定的?如果存在的话,又怎么能够否定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这么看,我对女权平等问题也抱有同样的观点。) 总之,上帝之死把天使们置于一个独特的(特别的;芙丽索娃添写部分的同义语,她和她的文字反映出她的犹疑不安)境地。让我们试着想像一下那一个瞬间。当他们遭遇这个令人震惊的基本问题时(当一个基本问题砸到他们的脑袋上时),这个瞬间看上去(被人描绘成)会是怎样的景象?是否会将他们击垮,是否会占据他们天使的意识,是否会用可怕的暴力将他们逼到权力之中?然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天使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天使们感到措手不及,惊讶困惑,孤立无助,我们的诺维萨德人这样推测:天使们会为此大惊失色。(这既能造成惊惶,也能导致堕落,至于结果如何,伟大的多恩并没有讲——还有一种这样的说法,比如说杜克•迪•安格利斯四重奏,认为熵就是天使的堕落。这可以解释许多事情,然而,较为混乱的状态是很有可能的状态,这是人们的日常经验,在这个世纪里,天使的脱逃不断发生。这是一个大胆的推测。我本人更倾向于天使的动态守衡学说。) 关于这个“什么”,关于“天使是什么”的话题,存在着重要的文学论述。比方说,斯韦登伯格不仅曾跟许多(一大堆)天使交谈过,而且还把天使们跟他说过的话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这些天使就跟人一样,一目了然——当然不用通过肉体之眼,而是用灵魂之眼。 斯韦登伯格知道许多有趣的事:一个天使不能站在另一个天使的背后,不能看他的后脖颈,因为那样会干扰来自上帝的仁善而正义的自由电流(洪流);天使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面朝东方,因为那里有太阳:上帝;他们的打扮与自己的才智相符,才智最高者的长袍飘扬似火,才智其次者的长袍璀璨闪耀,才智较弱者的长袍闪着瓷白或乳白的光,才智更弱者的长袍霓彩斑斓。不过,天堂内廷的天使们赤身裸体! 但是可以这么讲,这所有的一切,现在已然不再是这样。 我们应该感谢古斯塔夫•达维逊(我们理应对他心怀感激)在他的百科全书里收集(记载)了许多我们关于天使的知识。(达维逊:《天使词典》,纽约,伦敦,1967年出版。)他们的名字依次是:天使艾鲁塔贝尔,天使弗利格涅,天使伽普,天使哈提法斯(一名光彩照人的天才),天使莫莫(一名堕落天使),天使麦克特洛,天使欧尔,天使拉什,天使桑达尔封(比五百?的行军还要漫长——但也可能是我的误解),天使斯玛特。达维逊将天使分门别类:雷霆天使,他们围守着天庭的宝座;嚎叫天使和呐喊骑士,他们的职责是赞美颂扬;特使,集观察者、传信者和警告者(鼓励者、示意者、保护者、督促者)于一身。我则要加上布鲁诺•冈茨和奥托•桑德尔两个柏林天使的名字,还有勃拉日和裘裘。 约瑟夫•莱昂斯在1957年出版的书名为《天使心理学》的专著里,格外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天使意识。莱昂斯确信(承认),每位天使都知道从自己或从其他天使身上可能知道的一切。天使拥有一个严密封闭的体系,不可能有哪个天使会比别的天使拥有得更多或更少。快乐与惊恐在同一双眼眸中并存:这就是天使。在两者之间:产生了诱惑的歇斯底里。天使不会提问,因为提问源于不知(源于意识到自己的不知)。天使不会好奇,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好奇。天使在这些方面区别于上帝和人类。天使甚至不会惊讶。他们知道可能获知的一切,可以这么讲:可能获知的知识世界需要呈现为有序的结构体系,而天使早就全然超越了这个体系,将它远远地甩到了身后,并且切实可靠地掌握在手中……人类对掌握在天使手中的世界感到犹疑不安,而上帝则对天使之手感到犹疑不安。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现在也已然不再是这样。 有趣(特别)的是,许多关于天使的论述实际是关于人的论述。这些故事(话题)有着内在的联系。比方说,人们发现莱昂斯讲述的的确是精神分裂症。他脑子里想的是人,说的却是天使,在他写这个话题时,这种情况不止发生了一次——多恩阐述了一个这样的观点,当人们在对他们与宇宙的新型关系进行思考时,当人们意识到事物的相似性时(一个天使,就像一只绿咬鹃,或者说更像一个人,或者说更像一段音乐?),也会对天使产生影响(鼓舞)。 后来,艾尔麦维奇以坚实的笔力(确信无疑的态度)作出假设:天使肩负的使命为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判定提供(奠定)了基础。一个天使在做什么,他就是什么。因此,他们需要谋取新的角色。(注意,随之而来的是含糊不清的思忖。)不管怎么说,自从天使纪元开始之后,天使的怨气已经持续轰鸣了几个世纪,有一位天使认为,过去是崇拜和赞颂,现在是唉声叹气,叹息本应是天使之事。叹息的形式应该是倾听,反之,荣耀的光环应该与歌咏(歌唱)相伴;然而(不过)倾听却违背了天使的天性。 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认为,天使应该强调(想要证明)混乱。关于混乱的存在,他们有五条重大(巨大)证据,首先是上帝的缺席(旷工)。其他四条也可以找出。然而(不过)与此同时,可以感觉到天使对混乱的激情并不高。 天使们认为值得考虑的最严肃也最激进的建议是,否定自身,让自己远离存在:不再存在。这种由此产生的巨大(令人惊叹的,硕大无比的)高贵感,不难成为灵魂傲慢的见证:这种对自身的否定终被否定。 除此之外,还出现过其他的想法,更加精细也更加复杂(或不太复杂),但是没有一种绝对诱人(动人,撩人)。 我在电视里看到了著名的天使。他的长袍流光溢彩。我这里讲的,是天使在今天的情形。他宣称,从—某—种—意—义—上—讲,天使跟人类一样。崇拜的问题是关键性(核心性)问题。他说,天使们试着相互崇拜——我们也同样这样做,这个问题涉及到了我们——但是他们最终对此感到“不满足”。所以他们将继续寻找新的定理(法则)。 我们诀别了伟大的多恩。另外,我弟弟认为(的确,他说这话时差不多已经喝醉了)是芙丽索娃毁掉了他的生活。一方面由于他憎恨女人,从那之后他一直就这样,怀着一股不愿收敛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他不可能忘掉她,不可能将她从自己的脑子里剔除。如果时隔两三年后在街上碰见,在布拉格,在维也纳,或在布达佩斯(有一次在塞本),他就会感到不适,胃肠痉挛,忍不住要呕吐,至于呕吐什么,则取决于他吃的东西。在我看来,我可怜的弟弟(其实他后来又结了婚,并有两个孩子)很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 裘裘在听一盘他从一位名叫山多尔的少校那里得到的磁带,一首萨克斯四重奏。捷克萨克斯之父(也是斯洛伐克的单簧管之父)托马斯•瓦茨曾在什么地方这样写道:我们不能演奏的东西,我们就“别演奏”,因为演奏毕竟需要…… 他累得筋疲力尽。附近居民已经跟熟人似的跟他打招呼。除了想要完成工作,天使别的什么都不想。他做什么,他就是什么。上帝是一切,人类是尘埃——此时此刻,他也许两者皆爱,因为对他来说两者均有诱惑力。他已经不再为安娜担心,不再为他们是否将迷失而忧心忡忡,他什么都不想,无论是好是坏,他什么都不想,就连惊喜也不想,其实这是个好的征兆,但是好的征兆他也不想。他不喜欢在地球上逗留太久,他在心里打着报告的腹稿:“是时候了,我的上帝。夏季已经很长了。”或者:“够了,我的上帝。你的夏季太长了。”或者:“准备好吧,我的上帝。你的夏季该结束了。”“夏季,裘裘,我的小家伙,夏季。”老板很可能会这么说。 安娜像台风一样掠过整条街巷。“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如果——只要等到天黑,一切就将结束了……可是现在勃拉日在哪儿?”裘裘总感觉勃拉日不在,即便勃拉日就坐在他身边,他也感觉不到他。裘裘已过而立之年,尽管他尽力克制着自己,但猥亵的念头仍在他的体内滋长。天使们来,天使们去。他忽然禁不住笑了起来,因为有一个念头在脑际闪过:安娜也是一位天使的制造者,可以说她几乎就是。(“你的天真在哪儿呢?我没说你把它丢掉了,而是问你,你的天真在哪儿呢?”有一回,一个朋友这样问他。) 在蓝灰色的朦胧里,勃拉日出现了。要知道,天使们都长得很高很白。但勃拉日看上去还不到一米八。他没有钻进车内,只是侧身坐在车门口,就像罗马女郎坐在摩托车上,背冲着朋友。他们沉默了好久,带着天使的思考。裘裘的视线无法从这个青春男孩的后脖颈移开;这个我们暂且不谈。但他是否完成了妇科医生的任务?有没有发生并发症?不管进展有多慢,他们都应该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完成使命。这时候,勃拉日突然开始歇斯底里地嘶声叫喊,就像一个老妇人,就像一个巫婆: “我是光明的奴隶!启蒙的掮客!幻想的附庸,”他喘了口粗气,继续嚷道,“光辉的苦力!” “你喝多了。”裘裘闭上眼睛,但是勃拉日没有听懂,他已经不再是天使了。他心里想着安娜,想着她那健壮的大腿和脊背的曲线,他还想到那条窄小的、幻想中的丝绸内裤。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勃拉日感觉自己并不完整,他对自己的拥有少得可怜,所以他才想念安娜,他只能化身在自己体内,但安娜却不能化身到他的体内。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在最后几天里,他就像一位蹩脚的马戏团魔术师,耍尽了浑身的所有招数,时而巧妙隐身,时而变成阿兰•德龙,只为吸引安娜的注意。他的心脏剧烈地狂跳。他觉得,这种内心的躁动,是六翼天使的歌唱,他的想像虽然不太合适,但很浪漫。裘裘心中有数地听凭勃拉日伏在他的肩头呜呜哭泣。 噢,那个女人,那个安娜,就是一个天使。至少她是天使的后裔。她的雀斑可以作证,那是太阳留下的痕迹。长雀斑的人也是光的生灵。他幻想她穿着夜礼服,脸上洋溢着真诚的情感,伴着柔和的乐声翩翩而行……我,我要违背你的意志,违背你的意志,他附在女人耳边悄声低语,她面带微笑地点头默许,好,好,那就这样,你就违背我的意志好了,她温柔地抚摩男孩的脸,男孩也抚摸安娜的脸,摸她的鼻子,摸她的嘴唇,还有她那些金色的雀斑。突然,男孩将脸埋在她的乳房之间。勃拉日竭心尽力做着男人式的想像。他甚至做出那副扭曲的表情。 黑夜中下起了霏霏细雨。男人和妻子躺在床上,腹中的孩子之事,借助天主教精神得到了解决,周围的邻居,只有等那辆“秘密警察的汽车”开走之后,他们才能稍稍地松一口气。对于勃拉日的果断决心,裘裘不知道是应该抱以不屑,还是表示钦佩,他俯下脸轻轻吻了一下男孩的头顶。他们的目光都没有看对方。勃拉日砰地撞上车门,拉达车腾空跃起,消失在云端。老猪倌将啤酒杯从嘴边移开。警车怎么会开在空中?他见怪不怪地挥了下手,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再让他感到意外,他心中暗想:那帮家伙肯定又发明出了什么送信的暗道机关…… 小勃拉日,邻居家的帮工,悠闲地散步到街口,靠在一根溅了黑色沥青的电线杆上大口大口地用力吸烟。他把烧得殷红的烟蒂弹到地上,烟蒂“咝”的一声在潮湿的路面上熄灭了,不管怎么说……不管怎么说,这只烟蒂曾是世界的中心(而且现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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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巴尔之书
作者: (匈)艾斯特哈兹·彼得, Esterházy Péter
原作名: 赫拉巴尔之书
isbn: 7208088853
页数: 246
译者: 余泽民
定价: 23.00元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10-1
又名: Hrabal könyve
书名: 赫拉巴尔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