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学习岁月》试读:接近巴黎

接近巴黎 启程 巴黎是我母亲常去购买她的好看衣服的城市。她最后一次去巴黎的时候,恰逢国际博览会在艾菲尔铁塔和现代化的艺术装饰特罗卡德罗广场之间举办,它的光辉再次使19世纪的这座古老首都容光焕发。啊,从那以后,人们对巴黎的国际博览会不知写了多少毫无意义的报道。 配合她的讲述,她给我带来了《图片》杂志的一期特刊,这家杂志的特刊装帧豪华,不仅由于贴在不同颜色压箔上的多色复制图画的质量,而且由于每一页拼版和装潢的细致和考究而很有名气。也许再也没有一家杂志,不管它出自何处,在技术的完美和格调的高雅方面能够达到类似《图片》的水平。显而易见,这样的产品只可能出自巴黎。就像各种各样的香水,高级时装店的新产品一样,《图片》杂志属于一种那时候尚未达到的生活文化标志,这种生活文化的魅力在20世纪30年代无可非议,从里约热内卢到贝鲁特、从纽约到布加勒斯特。 一切与巴黎有关的事物,对于青年时代的我来说都具有一种特殊魅力,一种不同寻常的、更好的和值得追求的事物的气息。这一点也适用于《法兰西新评论》的那些白色小册子,好多年以来,这些白色小册子定期送到我们位于洪堡大街的家里。它们被印在厚实的、含木纸浆的、很快就变黄的纸上,的确,它们并非豪华产品,但是可以称得上是制作上完美无缺的尖端产品,消费它们可望获得一种特殊的享受,这种享受尽管是纯精神上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能使你获得某种信息、某种情绪、某种紧张和某种刺激,换句话说,它能为你提供一种像享受美味似的剩余价值,而这种剩余价值是父亲的图书馆读物所不能提供的。每当我想读其中的文章--它们通过目录跃然于简陋的、但是给人以高雅和讲究的印象的、只用于文字的封面上--我就得一页一页地剪开印张;有时,由于性急,我干脆用手指非常粗野地撕开,以致撕碎了它的边缘,这是我父亲不愿看到的。那些文章及其作者的名字引导我找到了那些藏于红色沙龙,即藏于我母亲的图书馆里的书,这些书,如果不是她从巴黎带回来的,就是她在柏林的法兰西书店订购的,这家书店的经理是一个胖乎乎的、非常饶舌的、不再年轻但还不怎么见老的、鬈发染成金黄色的法国女人。 有时候,我母亲到这家书店看书也把我一同带去,大约每星期一次。在这里,你能看到莫朗的旅行游记PaulMorand,1888-1976,法国外交家和作家。--译者,诺阿耶的诗集ComtesseAnnedeNoailles,1876-1933,法国女诗人。--译者,科莱特的长篇小说CamillaCollett,1813-1895,挪威女作家。--译者,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所有这些作品都是用差的纸印刷,但是装订倒是细心。除上述作品以外,还有多卷本的《追忆逝水年华》,那是我头一次试图读它们,可是没有什么收获,只有一种对遥远的、我所不熟悉的、但同时透过一种神秘的方式终归可以熟悉的世界的、如痴如醉的预感,认识这种世界、探究这种世界,是我内心的一种强烈愿望。 这就是巴黎,这就是我在认识巴黎之前的心目中的巴黎。一想到它,我的心里油然产生一种渴望,这渴望压根儿不是为了发现某种新的东西,而是为了重新找到一种模模糊糊地回想起来的东西。 我曾经作为一名"空军旅行团"(Luftwaffenreisegesellschaft)高炮部队的士兵,简朴而百无聊赖地度过了我的服役期,在服役期间,唯一能使我从自我保护的深深的麻木不仁中摆脱出来的,是一种有可能接近巴黎的念头。当我听到我们将被调往法国的维特里进行培训时,我万分激动。维特里和巴黎之间只是近在咫尺吗?错了。我们的维特里位于阿尔特瓦,位于法国北部的产煤区,那里的地平线低矮,到处是一堆堆像圆锥体一样的矿脉覆层,是欧洲最荒凉的地区之一。巴黎虽然具有吸引力,但它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及。唯一的希望是设想有一次出差,有一项特别任务,何况我们早就带着我们的两厘米高射炮在俄罗斯到处闲荡。我虽然没有向任何人谈起过这种荒唐的愿望,但是从我的额头上人们想必能够窥知我的这一秘密。终于有一天,我的战友们伙同年轻的连长给我开了一个玩笑,这位连长偶尔喜欢找我聊天,他下令让我到文书室向他汇报,在汇报时,他正式地当面交给我一个行军命令:我将作为口译员被派往巴黎进行培训!当然,我上当受骗了。他们残酷无情,跟我耍花招,让我度过了极度幸福的二十四小时。然后,这场梦就结束了。那位中士冷笑着对我说,这和女人们毫无关系,他幸灾乐祸地暗自高兴,是他们使这位"大学生"上当受骗。"女人们",这对很少接触到她们的他和我来说,意味着巴黎。他也有自己想象中的巴黎。以他的成见,巴黎是德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地形图,在这点上,我并不是例外。 巴黎是罪恶的渊薮,是轻浮的妇女、交际花和狂放不羁的感官享受的城市。我清楚地意识到,每当我父亲谈起巴黎的时候,他的话里总有一种勉勉强强可感知的泛音,一种对巴黎的细微的指责,或者这只是一种嫌疑,一种建立在无法消灭的谣言基础之上的猜测,就在他死前不久,他还一口气重新通读了左拉的《鲁贡玛卡家族》,向我讲述了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绮尔维丝和娜娜。的确,在巴黎,妇女的作用不同于在普鲁士新教学究气的世界,他和作为他儿子的我同属于这个世界。 我父亲其实完全以意大利为目标。一直到死他都向往意大利。可是,有一段时期,由于他和法国人在科学和政治上合作,有机会多次前往巴黎。他的两次恋爱经历是和巴黎密不可分的。一次是和丽丽·布劳恩LillyBraun,1865-1916,女权运动者和社会主义作家。--译者,是他在圣·热内维夫图书馆(BibliothèqueSt.Geneviève)里向她打招呼的;另一次是和保拉·莫德尔松贝克PaulaModersohnBecker,1876-1907,德国女画家。--译者,是他在那里和她约好见面的。可惜和后者的幽会不成功,她为他画了一幅不堪入目的肖像,以此为自己报仇雪恨,这幅肖像如今悬挂在布莱梅美术馆里。 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他陪他的第二任年轻的妻子前往巴黎,他坐在家里,有点儿无聊地观赏富凯的绘画JeanFouquet,1420-1481,法国画家。--译者,而她则在她的女帽商店的女店主那里;晚上,他们和罗马尼亚的亲戚一起去看通俗喜剧BoulevardTheater,指巴黎林荫大道地区剧场演出的通俗喜剧。--译者,然后去看卡巴莱小品演出,当然,一切费用是由他们的罗马尼亚亲戚付的。 他与他的出版商普龙(Plon)和他的译者让·克列维茨(JanKelewitsch)进行了多次谈话。值得一提的是,让·克列维茨是我青年时期小有名气的死亡哲学家的父亲,出于可理解的原因,这位死亡哲学家不希望再看到德国人。让·克列维茨十全十美地把《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后两卷译成法语,所以我父亲能够说,此书的法译本比德语原文好,他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能够正确评价法译本。 在海德堡上大学期间,我--尽管未曾到过巴黎--和我的朋友和伙伴克斯廷和柯塞勒克发现了巴黎的一个到那时没有引起我注意的方面:巴黎,革命的首都。巴黎与其说是法国的首都,倒不如说是世界的首都,人类的首都--地地道道的大都会。一座象征性的城市,伟大的思想的实验室,凭借这些伟大的思想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的未来、进步和自由、权利和尊严。此外,巴黎还是社会变革的试验田,在这里,历史的进程示范性地进行,不言而喻,历史是作为无所不包的人类的事件,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他自己的生活、命运的意义获得和意义给予最后的、有约束力的参照。从来没有人断言,这一点适用于伦敦,更谈不上适用于柏林了。 我以一种新的和更加深入的方式开始理解,每个地球的公民,当他谈论两个故乡的时候,这是怎么一回事?在这里,两个故乡是指他出生的国家和巴黎。说这话的人不是唯美主义者和游手好闲的人,而是道德和政治意义上的世界公民,不是环球旅行者,而是世界的公民。关于两个家乡的这种客套语,尽管它从那时起也有可能退化成为一种空洞的客套语,大抵适合于宴会上讲话,但是它想告诉我们,巴黎是世界的中心,不多不少,这是因为巴黎对每一个属于人类这个大集体的人来说--不管他出生在什么地方--是决定人类精神命运的地方。 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感到,巴黎也是我的首都;自从我失去位于柏林的格林瓦尔德的家dasGrunewalderHaus,桑巴特在柏林的家,二战中被夷为平地。--译者,自从我预料到并焦急地期待战争结束,自从德国被肢解以来,我更加感到巴黎是我的首都,这是因为柏林的地位一落千丈,在阿登纳领导下的德国--正如人们当时所说,这是一个没有心脏的躯干国家,思想上、政治上、生活上没有首都的躯干国家--人们忙于清除废墟,被迫克服过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到完全陌生,无家可归,像生活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地带,像过流亡生活。 我第一次踏上旅途的时候,感到无比的激动,这种激动我现在只有费了很大的劲儿过后才能感觉到,但是我还记得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追述它。这是在你即将实施梦寐以求的计划之前感到的那种激动:一种由于预先的快乐引起的提早的陶醉。我今天的问题是:这种激动是否是人所体验到的所有快乐当中最美好、最纯真和最纯洁的快乐。 当我第一次启程前往巴黎的时候,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激动,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过如此强烈的愿望。 当火车离开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时候,我在小房间里怎么也安静不下来,我站在过道里已经放下来的窗子前,微微探身出去,过堂风吹着我的头发,耳边响起车轮在道岔上发出的咔哒咔哒声,城市若明若暗的灯光慢慢地过渡到夜晚的黑暗,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意识到,我正经历一生中多么重大的时刻。随着这次行驶,我深信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真正的生活。在此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在柏林度过的青年时代、战争、在海德堡上大学、意大利之行,只是一些阶段,即预备阶段。在探求某种新事物方面,没有一步能和这步相比,既不是那次被剃光头送往佛棱斯堡兵营(dieFlensburgerKaserne)的单调无聊的行军,也不是在停战那天从库尔兰Kurland,拉脱维亚之区名。--译者奇迹般地得救(我乘坐一只小船,越过波罗的海,背后是俄罗斯的快艇掀起的船首波浪),更不是越过勃伦纳山口的幸福的旅行,此时,在罗马,在那不勒斯,在波西塔诺,许许多多美好而重要的事情正等待我去做。现在,伟大的转折才来到。这不是事后的漂亮话,在当时我是这样感觉到它的。我不会怀念任何我所经历的事情。我不怕未知的事物,相反,我感到欢欣鼓舞,感到如释重负。我深深地、轻松地叹了一口气。 头一天 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在巴黎东站会有一个名叫马萨·苏特(MarshalSuther)的朋友前来接我。火车很早就到达,那是在一月里,天刚破晓。他,正像我所期待的那样,已经站在那儿,穿着一件黄色骆驼毛大衣,不戴帽子,不是法国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一个我在海德堡认识的美国人,有深色眼睛,神经敏感,南方国家Südstaaten,尤指地中海地区的南方国家。--译者的一个后裔,那些随第一批解放部队到德国的敏感年轻的美国军官之一。他为建设海德堡大学立下了丰功伟绩。享受安置老兵的宏伟计划,他现在在巴黎研究艺术史,别无其他。 他像兄弟一样地拥抱我。在车站前停着他那辆普通的敞逢MG,黑色,有红色皮革坐垫、镀铬轮辐和白色轮缘。这样的汽车我在海德堡时就已经知道。在起动马达之前,他用法语问我:"您去哪儿?"我们现在用法语交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尽管这一念头此时此刻才产生:"我们去艾菲尔铁塔。" 此时,我闲坐在这辆普通的黑色汽车里,冷得发抖,我的朋友则默不作声地,而且显然是毫无计划地驾驶着它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房屋立面为雾气遮蔽着,没有体积,只有轮廓,看不到石头和铁,只看到海市蜃楼。玛德莲教堂,协和广场,小览馆,大览馆,亚历山大三世桥,练兵场Marsfeld,1867年以后改为展览会的会址。--译者。艾菲尔铁塔--在那儿,悬空挂着,在黎明时分。这一切就像从睡眠中醒过来时支离破碎的梦。我还没有可能在一张市区图的坐标网里准确地找到它们的位置。但是,使我高兴的是,我知道它们。 但愿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虽然不知道这里的一切,但是我熟悉它们。一种预知像闪光一样穿过我的无知--我事先知道有关巴黎的照片和名字,轶事和年份数字,巴尔扎克和普鲁斯特。每一次认出都变为重新认出,变为充满乐趣的早已见到过。我的好奇心,我的待命,我的要求--是啊,这也许是说对了--占领了认识的刺激阀。在这种初次视觉接触的阶段,不可能产生失望。我永远用不着查明,"一切完全不一样。"一切和从前一样,只不过明显地使你心醉神迷。 说实话,从艾菲尔铁塔我们确实只能看到四只消失在云雾中的巨大的脚。况且,由于天刚破晓,入口还没有对游客开放。出于无奈,我们在附近为自己找一家小咖啡馆,静候开放,同时希望到那时天有些亮了。 哎呀,这头一顿早餐是牛奶咖啡和月牙形小面包,由一个闷闷不乐的小伙计端来,放在一张大理石小桌旁的破旧的皮面长椅上,这个服务员身着又长又白、腰部打结的围裙,一切都是按规定办的。我们的期望实现了,这使我快乐之极。我压根儿不喜欢牛奶咖啡,对月牙形小面包也不怎么感兴趣,可是在这第一个早上,它们成了传授和掌握一种基本礼俗的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我是在品尝巴黎,我是在吃巴黎。 早餐之后,我们乘电梯向上进入那巨大的铁制的传动杆,在这个圣西门主义者相信用技术可以制造出的了不起的构造物里向上滑去,这个构造物较之世界上其他的建筑物更能体现人们所说的"现代设计"。但是,艾菲尔铁塔也是巴黎要求统治世界的象征。它完全意味深长地耸立在城市的地面上,在这里,人类的首都庄重地为它举行各种庆典--从为向理性女神致敬而举行的庆典到国际博览会。 我之所以想登上艾菲尔铁塔,是为了在第一时间一览巴黎的全貌。怀着赞赏和占有的心情,我想看到巴黎在我的脚下--像会战前的地区,像一个女人的身体。"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此时,我感到自己既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而毋宁说是像一个从山顶上俯视风景的漫游者,他将下山来到这风景里,以便侦察出它难以置信的美丽。就别提了。我们站在缕缕上升的云端里,风非常好听地在我们的耳边吹,看不见城市的踪影。伊希斯Isis,埃及神话中的女神名。--译者的雕像影影绰绰的。但是这没关系。庄严的情景,高度浪漫的情绪。重要的是,我在此刻实现了我的愿望。我站在艾菲尔铁塔的顶端上。确确实实,我仿佛已经看到巴黎在我的脚下。 现在,我的朋友担任向导。参观完艾菲尔铁塔之后--在他的计划里并没有参观艾菲尔铁塔这一项--我们驶向凯旋门,从那里向下行驶到香榭丽舍大街,穿过杜伊勒里宫dieTuilerien,1882年被毁。--译者,到达卢浮宫。可是我们没有走进去,而是继续驶向巴黎圣母院和圣礼拜堂。 当我们把车子停在德布希大街的交易市场上的时候,我们头一次感到真正的意外。太阳已经冒出来了,市场上挤满了人群……商贩们在摊子后面大声吆喝,水果和蔬菜堆积成金字塔一样,在鱼贩子的摊位旁边臭气熏天--我闻到了巴黎,乡村风味和农村风味的巴黎。我觉得这里简直就是东方国家的市场。那家小饭馆--依照我朋友的意图,我们现在要到这家小饭馆里就餐--给我留下了完全相同的印象。这是一家典型的法国式便饭馆。在低矮的、被烟熏黑的房间后面,摆放着几张全部被占的桌子。为了到达那里,必须经过宽的灶台,在它的上面,用大锅炖着各种烧好的菜,它们的名称用粉笔写在挂在灶台上方的黑板上。顾客可以朝锅里看,或者稍稍掀起锅盖,为自己挑选想吃的东西:红酒洋葱燉牛肉,乌贼加白葡萄酒沙司,味道很浓的五香兔子肉,大白豆,胡萝卜,炸土豆条等等。在这里用餐的不是旅游观光者,而是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即大学生,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前的流氓无产阶级,市场女贩。 看来,想要得到一个座位是毫无指望了,等待吃饭的顾客挤在一起,站在热气腾腾的、有柄的平底锅和单独的锅前面,它们在火的上面发出咝咝声,一个穿着蓝色围裙、胸部丰满的大块头太太,满脸通红,热心地捅一捅炉中的火。她也把盘子装满饭菜,好让顾客把自己的饭菜端到自己的桌子上,炉灶散发出热气。尽管拥挤不堪,但这儿挺惬意。一个瘦弱的小青年端上了饮料,他也穿着围裙。他负责叫顾客需要的饮料,从那几张桌子朝前面的柜台桌发出尖锐刺耳而过大的叫喊声:"一杯红葡萄酒,一杯!"我们向照管柜台桌的帮工--这是一个反应迟钝、身体瘦弱、尖鼻、头上戴一顶巴斯克帽的上了年纪的人--头一次要了基尔酒Kir,一种用白葡萄酒和黑茶蔗子甜酒调制的开胃酒。--译者。 我推想,这家我来巴黎的头一天就已经认识的饭馆,一百年以来就没有改变地存在着。它直观地介绍了巴尔扎克、欧仁·苏和雨果的小说所描写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当我1951年来巴黎的时候,还到处可见。今天,这一切消失了,完完全全根除了。在我们曾经用过早餐的便饭馆里,一家店铺Boutique,尤指以卖时装为主的小店。--译者正在展出它时髦的快餐,只有德布希大街的交易市场还存在。 向导把我领到一家狼吞虎咽饭馆吃晚饭--我只能这样称呼它。这家饭馆爆满,在好多层大大小小的厅堂里,客人们坐在挨紧的桌子旁边,分成大组和小组,但是也有些客人独自一人,所有的食客都专心致志地沉溺于吃喝。我们被分到了角落里的两个位子。谢天谢地,这两个位子是为我们保留的。像在其他桌子上一样,我们的桌子上也放着三个巨大的酒瓶MagnumFlaschen,容量为15升的葡萄酒大瓶。--译者,像这样的大瓶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三个大瓶分别装着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和玫瑰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的消费是不受限制的,这是客套话,也就是说,顾客想喝多少就可以喝多少。单单这种想法就使我受到鼓舞;此外,我们还可以得到一杯增进食欲的甜烈酒。至少有七道菜,它们的顺序被一杯苹果烧酒打断。我狼吞虎咽,放怀畅饮,这是长年的战争和德国战后年代的粮食匮竭造成的结果。就我所能看到的,我们是唯一的外国人。这里坐着的这些人之所以到这儿来,是为了下定决心津津有味地饱餐一顿,而且为此抽出必要的时间。这儿看不到丝毫的急躁,到处是千真万确的愉快感,一种近乎淫欲的舒适感。我的情绪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但是,更糟的还在后头。我的朋友为我想出的下一个计划,是在白色广场横街里的酒馆,这里演出的节目在当时名声很坏:女人腔的男同性恋者的表演。在这家酒店里,顾客们拥挤地坐在一排排长桌子旁边。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在衣帽间旁边的入口处等待,直到获得一个空出来的座位,而要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必须费劲地从人群中挤过去。顾客们来来往往,看来,许多顾客已经满足于不停顿的一个或两个演出节目。马上就有服务员直截了当地把一种消费递到客人的鼻子跟前,要他结账。服务员就是那些登台表演的人,这是一些乔装打扮、浓妆艳抹、爱说废话的男人。在演出厅里他们挑逗客人:"来吧,坐到这儿来,你真是可爱。"他们特别看中那些无法克服某种窘态的太太小姐。当他们走到帷幕前的时候,聚光灯的圆形光环使他们容光焕发,与此同时,他们忸怩作态、装出害羞的样子,拨弄睫毛,翻白眼,唱巴黎的歌谣以助兴,一会儿模仿皮亚芙Piaf,1915-1963,法国女歌唱家。--译者,一会儿模仿玛琳·黛德丽MarleneDietrich,1901-1992,德国电影女演员。--译者,用沙哑而鸦鸣般的声音。他们的表演始终具有一种讽刺滑稽的模仿的特色,以至于人们搞不清楚,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嘲笑被模仿的这两位女中豪杰,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健康的自嘲。在这里,有一种演员和观众共享的欢乐的、几乎是家庭般亲密的气氛。所有的观众由于亚瑟夫人的表演而兴致勃勃,其实,亚瑟夫人是身材像精锐部队的士兵一样的小伙子,身着绿得发亮的、鲸须做硬衬的人造丝紧身胸衣,肌肉发达的两肩和有皱纹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具有弹性的蟒蛇,他在舞台前沿和桌子之间踩高跷似的走来走去,用非常猥亵的、总是幽默、敏捷而俏皮的插话评论节目和观众可能产生的反应。与此同时,他每次都从没有嘴唇的嘴里,像一只变色龙一样,飞快地吐出一条长得惊人的舌头,二十公分长,我并没有夸大,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淫荡,因为你全然不知道,这条舌头到底有什么用处。亚瑟夫人也会矫揉造作地咯咯地笑,拨弄睫毛,摇晃她那用短裙遮住的屁股。但是,谁要是与她进行一场舌战,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会遭到无情的训斥。无礼是这家酒馆的风格。在这里,"搞异性恋的"同性恋者是遭大家蔑视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们再次乘坐逗人发笑的黑色MG穿越整个城市,从蒙马特尔向圣日耳曼教堂。就在费斯滕堡小广场拐角处,离那家便饭馆几米远的地方,我的朋友敲了敲白天肯定没有发现的一扇门。等了一会儿。然后出现了一个长有小而微翘的鼻子、脸上有雀斑的年轻姑娘,她仔细地打量我们,然后让我们走进屋去。我立马发现,我的朋友在我到达巴黎的头一天还想让我看一看某种非常特别的东西。还记得,在看亚瑟夫人演出的时候,与其说他对节目--他早已经看过,而且想必感到无聊--感兴趣,倒不如说他对我的反应感兴趣。他的任务是,让我看他的巴黎。 一间很小的房间半明半暗,我的眼睛得首先适应它。房间里挤满了人。来这里的客人大半是年轻人,而且大多是美国人,他们在低矮的小桌子旁坐在不舒适的凳子上,每张小桌上点着一只蜡烛。我们走进来的时候,恰巧有人在唱歌。当这支歌唱完的时候,一支蜡烛被吹熄。这是这里的礼俗,即子夜之后,每唱完一支歌,就要一支接一支地吹熄蜡烛。这是一种能产生效果的机灵的策划。客人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参与这种仪式。它不仅时髦,而且富有情趣。谁都不可能避开它。 我的朋友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他通过他的行程安排给我留下了巴黎的完美形象;他在短短的一天里让我把巴黎逛了一圈。此后,我似乎可以离开巴黎,而且可以对人们说,我了解巴黎。反正,我们对我们已经游览过的大多数城市知道的并不更多,但是对这些城市我们可以说:我们了解它们。对自以为最了解的城市,我们知道得很少,事实上我们什么也不了解。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把我所看到的所有东西再次在脑子里过一遍。我没有拉上窗帘,对面的一家灯光广告,总是以相同的次序,在我上方的天花板上投射变化无常的闪烁的图像。圣心教堂,伤残者大教堂,圣礼拜教堂,巴黎圣母院,协和广场,皮盖尔广场,费斯滕堡广场。然而,主宰一切的是云中的首领,那钢制的传动杆,艾菲尔铁塔。总是重新开始,我感到极度幸福,久久不能入睡。我感到过饱,但毕竟没有吃饱。在我的幸福感中掺和着一种渴慕。我缺少点什么,我感到美中不足,我说不出美中不足是什么意思。我指的是一个女人的柔软的身子,她依偎在我的怀里。一种对我低声耳语的低沉的声音:"再来一下。" 另外一半 我还走进19世纪的这座首都。它几乎安然无恙,作为城市景观,作为社会精神的生活世界。当时,人们还能直接获得包括一个世纪的经验范围。这的确是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革命和复辟时期Restauration,指1814-1830年法国王朝复辟时期。--译者的城市。在巴黎这个地方--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人们能够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欧洲全盛期的文化在其顶点的思想和社会结构的轮廓,这些轮廓在这里获得了它们示范性的表现。巴黎是西方的首都,划时代的城市。 是什么东西吸引着德国的巴黎朝圣者,从阿纳希斯·克洛斯,经过伯尔纳LudwigBrne,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文学评论家。--译者和海涅、马克思和拉萨尔,直至图霍尔斯基Tucholsky,1890-1935,德国作家和政论家。--译者和克劳斯·曼KlausMann,1906-1949,德国小说家和剧作家,托马斯·曼之子。--译者,一根由德国逃离的巴黎粉丝组成的扯不断的链条呢?是自由!自由的理念,自由的感情,对自由的渴望,对自由的允诺。在这里我是人,在这里我可以做个人。 在这里,政治上的东西总是和非常私人的东西联系在一起。革命的麦加Mekka,原指伊斯兰教主要胜地。--译者是社会关系的乐园Dorado,传说中的黄金国。--译者,这种社会关系可望给个体一种自我实现的最佳机会。革命变为每一次造反的机会的隐喻,在这次造反中,我能够尽情享受自己无限的愿望。德国对自由一无所知。在那里,自由是对必然性的承认,是自愿服从法律--"因为只有法律才能给予我们自由。"自由被看作为某种高度令人怀疑的东西,伤风败俗的东西,违反条例的东西,人们有理由对它表示非常不信任。在法国和巴黎,情况不一样。从德国到巴黎的距离始终可以用德国和巴黎对自由的不同程度的理解测量,在巴黎,自由的理念作为政治的理想,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作为塑造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原则起作用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人看来,自由和放纵令人不安地相互转化。革命的这座首都也是大名鼎鼎的妓女巴比伦。巴黎之所以如此具有吸引力,不是因为人们在那里可以更加自由地思考,而是因为人们在那里可以更加自由地生活。 政治上的镇压总是和性的镇压相配合,就像政治上的解放和性解放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一样。害怕性解放是德国人自我维护的传统。它是德国人思维的核心,也就是说,它是那种执拗的德国文化批评的核心,这种文化批评是俾斯麦帝国的精神遗产,对它来说,巴黎变成了一切不同于德意志精神、德意志本质、德意志方式的典范和象征性的代表。巴黎,这是那种文明的堡垒,对这种文明的诱惑,德意志的文化意识必须坚决加以抵制。巴黎是一种可怕的传染危险的策源地。文明,在德国人听来就像是患梅毒病。 我一点也没有杜撰。我一点也没有夸大。我们只需再查阅一下那些德国男人写的书,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给德意志文化的本质下定义。今天,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们是一种人种学的原教旨主义的代表。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在他们那里始终是和厌恶女人和憎恨巴黎联系在一起的。捍卫男人的世界就必须反对由女人治理的世界。女人--照他们的说法--对都市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这种生活方式的情感基础是一种不光明正大的、无出路的、永远无法满足感官的需要。在女人那里,男人毫无抵抗能力地听任自己的欲念摆布。他自私自利,感到寂寞,也会独自和在两人之间不知羞耻地说出自己的欲念。在这种情况下,风姿绰约的绝望和完全绝望的风姿绰约是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是平淡无奇的、贪婪的唯物主义。怀疑和风雅的结合,生活享受和多愁善感--这是都市生活状况的精神上的情绪,这种都市生活状况在城市的社交中心里展现出来,而巴黎是这种城市的社交典范--未曾达到过的榜样和让人胆战心惊的例子。 对于都市生活方式来说,房子周围的城墙有点儿神圣不可触犯。但是对于德国人来说,城墙一点儿也不起作用。在德国人看来,构成祖国的不是城墙,而是男人;不是家和沙龙,而是男人的集会和野营,它们正是男人世界的象征性具象画。德国人用英雄的生存意识反对都市的生存意识,用精灵般的东西反对幸福论Eudmonie,认为一切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幸福。--译者。人们可能会笑,但是,这种仇视生活的两分法和它顽固的流传,以及由这种两分法产生出的恐惧和迷惑力,也是德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德国的历史看作是一个在内心深处反对都市化的民族的都市化历史,但是这个民族并没有放弃对都市化的渴望。 巴黎--这是另一极,地极,另外一半。它受压迫,隐蔽着,遭到蔑视,被人拒于门外,但是它始终是富有诱惑力和危险的。对于一个德国人来说,去巴黎始终意味着摆脱德国男人社会的约束,意味着在母亲们的王国里纵情欢乐。 海涅曾这样苦思冥想:为什么我返回巴黎的时候感情如此奔放,以至于我踏上家乡芳香的土地、又听到祖国的琉特dieLaute,一种形似琵琶的拨弦乐器。--译者的时候,反倒使我心情沉重?为什么巴黎对在它的市区度过了几年的外国人产生了这样的吸引力?许多定居在巴黎的诚实的同乡断言,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巴黎更能使德国人感到像在家里一样,法国本身归根结底不过是法兰西的德国。 此后不久,尼采认为,"德国人没有文化,他们始终依附巴黎,原因是他们也没有性格。"逃离德国和向往巴黎,这是休戚相关的。似乎不是这样,仿佛在这点上发生了许多改变。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也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为什么在我心目中这个战后的德国如此令人厌恶?德国人在物质和政治上从来也没有比别人好。唯一的原因是缺少远大的眼光、豁达大度的风格,缺少雅致、感性生活的乐趣和文雅。缺少大都市。柏林?哎呀,柏林毫无希望,在那里至今还盛行着普鲁士的次要的美德。缺少另一半,一个整体的另一半。我感到,没有整体的另一半,要认识具体而全面的现实是不可能的。 在巴黎,这是我现在存在的理由,我的公司名称。当我住进王太子妃广场旁边的亨利四世旅馆的时候,我得填写一张省政府印发的调查表格,此时,我已经有可能把我的公司名称登在这张调查表格里。 亨利四世旅馆 我对巴黎这座城市的社会及神话式地貌一无所知,但是,还在德国的时候,我在法兰克福一家旧书店里廉价买到的一本旧的巴黎旅行指南的一张城市地图上,发现了位于西岱岛ledelacité,巴黎旧城。--译者的一个小的三角形广场。我想,一边用食指指着这个地方,我想必是住在那里。这地方显然是巴黎的中心。就在第二天,我前往那里,而且发现了王太子妃广场,它就坐落在法院浮华而多余的富丽堂皇的阶梯和那两座路易十三三角凉亭之间,是后者把它和新桥隔断。王太子妃广场装饰着法国和美国梧桐,显得非常秀美,在它的边上有一些小的饭店,古董商和手艺人商店,其中也有好些装订工人。瞧,那儿也有一家小饭店,它胸膛狭窄,被房屋的立面夹住。在这里,一百年以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家小饭店叫什么名字?它究竟会叫什么名字?亨利四世饭店。 我走进去,登上窄而陡的木楼梯,到了底层与二楼之间的中二楼,在这里,你得弯下身子,以免碰到天花板--我的印象就是这样。这里是接待室,里边有一个架子,在这个架子上,用硬橡皮绳加重的钥匙挂在那些狭窄的抽屉前面,在这些抽屉里,客人们可以找到他们的信件,更重要的是,可以找到记有打来的电话的纸条,当然也能找到账单。 一架的确是老掉牙的电话机!我常常需要站在这里,手里拿着沉甸甸的、黄铜装饰的听筒,对着用黑色酚醛塑料制成的、拱形的声孔说话!是啊,那个头上戴着巴斯克帽的年轻服务员,把拂尘夹在腋下,腰上系着一条长至小腿肚的蓝色工作围裙,他对我说,还有一间空房,我是否想去看一看。我跟着他登上一架陡的盘旋式木楼梯。一只黑色的公猫用爪子轻轻地抚摩我们的双腿。在每一个楼层上始终只有三个房间,一间大的和两间很小的。他让我看第三层里那间较大的房间,它配有漂亮的高窗,可以向外眺望广场。对面的房屋立面非常近,以至于透过梧桐树枝可以随便朝对面那些房间里看。在我住的房间里,一束紫罗兰向我表示问候,有一个壁炉,上面是一面直达天花板的大镜子,角落里,在墙架Wandbord,尤指作搁书用的墙架。--译者下面有一张法国式床。屏风后面有一张洗脸台和一只下身冲洗盆。我一眼就看清了房间里的东西:一张放在窗前摇摇晃晃的折叠式桌子和唯一的一只椅子。我想把这张桌子放到壁炉前面--上面放上打字机--作为我的工作场所。最好往床上扔一个中东双面壁毯和几只靠背垫子;此外,还要有一张卧式长沙发,没有它我所住的房间是不可想象的。那些书可以在架子上找到放置的地方。价格呢?房东习惯于有常住旅客。他对我说,我的隔壁多年来住着一位年老的船长,据说这位船长还曾经驾驶帆船绕过好望角呢。为了估量这一消息可能对我产生的印象,我需要稍稍休息一下。然后,房东用压低了的声音说道,我不会常常看到他,因为他卧病在床,还几乎不离开他的房间。夜间,我有时会听到他的声音,因为他患哮喘病。 每月的房租总价似乎出得起--和今天的情况相比,这总价非常之低。对我当时的预算来说还算能够承受。我还增加了价钱,就这样,我在九号房间里住了下来,直到两年之后我又离开巴黎。 能够住在一家旅馆里,我感到真是了不起。在此之前,即自我从前线归来以后,我只能住在备有家具的简陋小木屋里,根本谈不上是我自己的房间。现在,我住在巴黎第一区里的一家小旅馆的小房间里,属于一家小旅馆的居民共患难者集体。所谓共患难者集体,是指没有家庭、没有祖国、钱不多的和无家可归的人的集体。就像里尔克、王尔德、海明威、米勒Miller,1891-1980,美国小说家,其代表作《北回归线》(1934)描写了作者在巴黎的生活经历。--译者、黑塞、本雅明Benjamin,1892-1940,德国文艺理论家,1933年流亡巴黎。--译者那样的无家可归者。是啊,他们在巴黎并没有交上一帮不三不四的朋友。罗曼·罗兰古怪地把他的主人公(指约翰·克利斯朵夫)安顿在文明旅馆里,这是一家无吸引力的宿店;超现实主义者们令人毛骨悚然地戏谑那家供知名人士居住的漂亮小饭店,它位于巴黎先贤祠广场,靠近殡仪馆,在这家漂亮的小饭店里,知名人士们搞他们的恶作剧。 当我来到巴黎的时候,也许还有成百上千这样简朴的小客栈。那时,似乎还保存着这家或那家小客栈,但是,它们虽然保持了原来的名称,但性质却完全改变了。换句话说,它们变得时髦和租金昂贵了。群落生境不再存在,就像男用公共小便处一样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谁要是能够描述这种小客栈的环境,不久就再也不会去那里住了。各种各样的气味,摇摇晃晃的家具,廉价的、尺寸太短的、不足以遮蔽房间的窗帘,嘎嘎作响的、有生命危险的、窄而陡的木楼梯,从天花板上摇摇欲坠的、光线很不充足的透明白炽灯泡,不允许使用煮茶炉子的禁令牌,此外,还有那些很小的阳台,从这里你可以很好地看到屋顶和壁炉。总是看到一只只的猫,原因是在这些旧的房子里老鼠很多。谁要是倒霉,还会在盥洗台里发现臭虫和蟑螂。热水按小时供应,但是龙头从来不紧,老是滴漏,弄得敏感的客人无法睡觉,还有另外一些情况:云雨的邻居--当你看到他们做爱的时候,你简直无法想象;上面那一层住房里的打鼾者,因为墙薄如蝉翼,木框架建筑结构,灰泥下面是用窄长的木条隔开的芦苇杆填塞物,作为报酬,房东们总是和蔼可亲、不拘礼节、"乐于助人"。总有一天,我会写这家小饭店的故事。作为比较文学者的博士论文题目。 今后,所有在巴黎生活过和描写过巴黎的人,都应该告知地址,说明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过,说明他们居住过的旅馆的名称。我认为,这属于一部作品,尤其是它的作者--如果他下榻一家小旅馆的话--的文学史知识社会学的确定位置。当我们读到以下这个句子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房间糊墙壁用的、印有小花朵的裱糊纸,简直嗅到了整个贫困:"噢,原来是这样,人们到这里来是为了生活,我宁愿认为,人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死在这里。"我认为,《马尔特》Malte,指里尔克的长篇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记事》(DieAufzeichnungendesMalteLauridsBrigge)。--译者和《杜伊诺哀歌》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的故事发生在一家巴黎的小旅馆里,而后者是在一座城堡上写的,从这里可以远眺蓝色的大海。 有时候,我的一位朋友--他想知道我住在巴黎的什么地方--用带鼻音的声音对我说,"您的地址多么漂亮啊!"他心里想:我就像那些居住在那儿的演员、画家和美国的百万富翁一样,有一套豪华的住宅,或者在高级的壁炉之间,有一间窗子巨大并且面向塞纳河的工作室。 一个非常好的地址,但是很不适用,就像不久就得到证实的那样。我每天都必须到位于圣日耳曼德佩区的两个形象古怪可笑的矮胖瓷人那里,从我的住处到那里,得步行好长一段路。同样,旧巴黎大学和在另一个方向的国家图书馆,也不是散步的距离。更不必说市郊、第十六区的布洛涅树林了!巴黎的地理中心有点儿远离那些有可能成为我巴黎生活的重点的地方。 我还不知道怎样选择正确的地址。我首先得学会如何选择正确的地址。在这方面,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帮了我大忙。我在纪尧姆大街听他讲课;他不是教授,是一个伟大的绅士,临时授课者,他既好玩又严肃,也就是说,是一个有才智的人,是他首创巴黎的社会图解,也就是说,从18世纪至现今巴黎的社会图解,为此目的,他把例如那些大的女子时装店或公爵们的详细位置记在城市地图上。我对女子时装商店知道些什么呢?我对公爵们知道些什么呢? 实验生活 我是否清楚地知道,我在这座城市里到底想干什么?我在一条道路上,没有明确的目的,但是我肯定感觉到行军方向。在德国,什么事情也留不住我。我有可能到美国去。福特基金已答应给我一笔奖学金。但是,我还是到了巴黎,尽管这里的条件较之美国要差得很多。当然,我口袋里有一个研究计划,我有一个题目。 我打算研究巴朗什PierreSimonBallanche,1776-1847,法国宗教与社会学家。--译者的社会精英理论(dieEliteTheorie)。我想通过对精英理论的研究加深我对圣西门的社会理论的理解。我在海德堡写的博士论文就是以圣西门的社会理论为研究对象的。我想研究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社会学从历史哲学的精神中诞生,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当然,确切的题目还没有定下来。但是,这是否只是一种借口? 我在旅行途中。在那些我伟大的自我申说的欣快时刻,有一种想法老是萦回在我的头脑里:我在巴黎的逗留就好像是我远程旅行的高潮和终结。当然,这根本谈不上是远程旅行。要进行一次远程旅行,不仅需要有一个旅游团领队、实体的信用证,还需要有一个对女人献殷勤的彬彬有礼的人。我无法满足这三个条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是市民阶级教育小说的主人公,他在旅途中寻求自我。 我已经旅行了意大利,毋宁说以纨绔子弟的方式。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时候,我住在耶酥会会士的家里,在贝奈戴托·克罗齐指导下阅读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著作。路德维克·库尔蒂乌斯向我介绍了罗马。在波西塔诺的时候,我在斯特凡·安德雷斯StefanAndres,1906-1970,德国小说家。--译者、阿尔明·T·韦格纳ArminT.Wegener,1886-1978,意大利德语小说家。--译者和库尔特·克勒默之间神秘的三角关系里卷进了画家和作家没完没了的争论:画家对文学的理解强于作家对绘画的理解,或者恰恰相反?《海边的房子》CasaSulMar,意大利语。--译者这幅画作出了始终有利于画家的回答,在这幅画上,波涛日以继夜地噼噼啪啪打在墙基上。在佛罗伦萨,我在位于费索勒的四周围有意大利柏树的马基雅维里别墅里--战后,从柏林来的罗马尼亚大使柯姆奈纳·阿里亚斯·波佩斯库,偕同他一直还很漂亮的夫人以及至今尚未婚配的、长着大鼻子的女儿到这里休憩--头一次认识到,外部条件可能对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生活里,精神、金钱和审美观结合成为一种非常合乎人情的生存方式。我完全自发而不言而喻地感到,这是唯一适合于我的生存方式,尽管我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问自己,这种奢侈从何而来? 在那不勒斯,我遇到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克罗齐的几个女儿把他托付给我。请吧,我该把他安顿在路易莎别墅里我的那几个耶稣会会士那里。我乐于做这件事。这幢别墅坐落在含羞草丛中,此时,含羞草正巧盛开着花。从床上我能够在窗玻璃后面看到影影绰绰的卡布里岛,就像腓力二世在西班牙马德里的王宫暨寺院里看到存放圣饼的神龛一样,卡布里岛看上去就像是在玻璃器皿里一条沾沾自喜和夸耀自己的似面纱的鱼。尽管滂沱大雨,我们仍奋力朝山顶上爬。我们似乎并没有想到跳上发出刺耳的声音超过我们的、一列满载乘客的有轨电车上,这是因为第一次长谈深深地吸引住我们。在这次长谈中,我们相互介绍了简历和计划,我用最基本的英语,他用好不了多少的法语,带有一种无法模仿的上流社会的口音。后来,我愉快地查明,用这种口音的法语说话,是法国贵族经常的努力。一种友谊的诞生时刻会终生不变。我们的年龄相仿,都是二十五岁。在回答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时,我的陪同者漂亮的脸上流淌着像湍溪一样的水,他似乎觉得这压根儿不会打扰他,不,他觉得这非常地令人快乐,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对我说,"我的头上悬挂着在'英国上议院'的一个席位的达摩克利斯剑dasDamoklesschwert,源出古希腊民间传说,意为幸福中隐伏着的危险。--译者。" 我不得不竭力保持镇定。一位年轻的英国勋爵!您想到哪儿去了,别以为我忌妒他,不,我只是好奇。像他这类人我还没有遇到过。严重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的,是我的提问毫无创见。"想成为"某种东西,为自己定下一个"职业目标"--多么难堪。每一个人都是某种东西,对此人们避而不谈,因为想成为某种东西可以作为已知的前提,就像人们也不谈论自己的收入一样,因为有收入是理所当然的事。一个未来的勋爵可以作长途旅行,它属于一种有约束力的、预先确定的生活计划(就像他的学校和在剑桥的高等学堂一样),就连他在公开场合或私下说出的每一个句子,以及他所做和不做的一切,一句话,不管他从事什么样的活动,都是按照他的生活方式的,换句话说,是由他的社会地位决定的(而不是相反)。 对我来说,情况不一样。我的生活道路不是与生俱来的,就算它是与生俱来的,希特勒也已经把它结束了。我什么也不是,我一无所有。在这个社会里我找不到固定的职位,我首先得为自己寻找一个职位。 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把握。我不过是一个被各种极其矛盾的精神兴趣、求知欲、贪图享受和渴望生活搞得四处漂泊的卑下的人,没有明确的社会地位,不是一个"可人"Mglichkeitsmensch,有长处可取的人。--译者。在一切抉择和确定悬而不决的情况下,我暂时要做的一切是探索。每一种探索都是一次实验。 让我极为高兴的是,我在海德堡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在亨利·德·圣西门的手稿里发现了实验生活的理论。这个人是第一个把他的时代理解为变革的时代,过渡的时代,而且打算创立社会转变的一种"科学"。此外,他还凭直觉感到,这种科学的认识论前提是存在实验性的、"科学地"获得的直接经验。 圣西门在那些给他的侄子维克多做的,在其人生道路上应该遵守的指示里说道,"你必须在你精力旺盛的岁月里尽可能有独创性地和积极地生活;了解所有的理论和科学;通过实践而熟悉社会的各个阶级;尽可能多地尝试社会的角色,此外,建立对其他人和你自己完全新的联系;晚年的时候,把这些经验对其他人和你自己产生的影响总结成为一种新的哲学。" 圣西门的这段话使我茅塞顿开。这是务实和以经验为依据的、寻求真理的纲领,它不仅符合我的需要,而且符合我的兴趣爱好。圣西门还提出了旨在能成功地实施这样打算的道德的基本心绪。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对他最喜欢的学生说:"罗德里克,您要记住,要干大事,必须要有热情。" 直到今天,我始终对实验生活的理念保持忠诚。 圣西门在其冒险的一生行将结束时构想出的这一新的哲学--我用不着明确地说--是关于社会的科学,即社会学。他本人未曾为他的这一伟大发现找到一个名称(只是他的学生奥古斯特·孔德把他的学说称之为新词义)。但是,他指出了道路,认识人类社会的结构和发展规律,不仅是有可能结束革命的条件,而且是一种尘世固有的此在和自我认识的先决条件。 我不仅打算研究在社会转变的时代里产生的社会学起源,而且打算做更多的社会调查,我要像圣西门那样,研究错综复杂和多层的社会现实,研究它的各种矛盾和希望,热情地参与、体验和经历社会现实,从而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在自己的意识里把自己时代的社会历史存在形成为概念,我要借助自己的亲身经历阐明时代精神,这样,我就可以对自己说,我站在"时代的高度"。 拉斯蒂涅 "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Anousdeux,maintenant!参见《高老头》,傅雷译,《巴尔扎克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译者谁不会想起这个场面呢?"面对这个热闹的蜂房,他射了一眼,好像恨不得把其中的甘蜜一口吸尽。同时他气概非凡地说了这几个字。"巴黎对每一个有进取心的年轻人提出的挑战,极其简洁地表现在这几个字中。这几个字适用于任何涉及命运的对抗。它们是对敌人的一种宣战。它们是一种爱情的表白。(这是那个男人在决定性的场合面对一个女人说的话。当我们生命垂危的时候,这句话将最后一次闪现。) 我来到巴黎,不是作为拉斯蒂涅、征服者、暴发户和平步青云者,而是作为流浪者。我想尽可能无拘无束地查明社会的所有地区,上层和下层。假若我走运的话,我会像大学生,即阿尔卡拉的大学生那样,找到我的阿斯莫迪亚,他会为我,正像他在马德里为自己所做过的那样,掀开屋顶,以便使我看到各种各样的室内布置。 我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需要加以考虑的问题,是有关我的社会身份的问题。也许没有比自己把自己归入某一社会等级更加困难的了。但是,以此开始对社会的种种思考,这就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区别。哲学家,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把自己确定为哲学的主体,他与"世界"有直接和抽象的联系。他的自我意识始终是每一种认识最后的裁判权,世界在他创造出它之前并不存在;社会学家则不然。只有当他确定了自己的社会立场之后,他才能对他能够从现实中看到和认识到的东西获得一种批判的意识。他按透视法失真和缩短的表现方法,他的知识面,他的眼界,从量和质上决定着他的认识可能性。他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即他没有看到的东西比他所看到的所有东西更为重要,而且简直不可能看到。他的认识始终是有限的;每一个人始终只能看到社会现实的一个小的片段,剩下的东西他必须自己通过思考、编造和虚构加以补充。通过推论,通过虚构,通过想象。那么,通过主观的看法得出的片段有多少重要意义呢?有限的认识在何种程度上能成为一种概观,这种概观能够更加普遍地陈述社会现实,总体的现实和真理? 测不准关系与其说适用于物理学家,倒不如说适用于社会学家。观察者的立场改变着被观察的对象(或者不是这样,被观察的对象改变着观察者)。"关注的观察"不仅从认识论和心理学的角度,而且从物质、尤其是社会的角度,是受到限制的。为了通过探索闯入不允许社会学家进入的区域,单凭探索者的热望是不够的。是啊,社会学的不幸,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从事的,而人们对社会只可能有一种很不全面的看法。因此,人们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起码和公认的基本事实,即任何社会都是按等级像地层那样建立的,它有一个底部和一个尖端,一个下面和一个上面。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人们往往把它弄错了。错觉和自我欺骗,而这一切是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的。 所有的透视法中最差的是从下向上的透视法。最差的透视法是从"地下简陋小室"的透视法,从绝对的社会零点出发的透视法。人们用这种透镜以为看到的一切东西,由于受到怨恨和自我同情的不良影响,必然是假的。对社会的怨恨不会使社会学家的目光变得敏锐。归根结底,人们只有从上面才能认识这个社会世界(就像巴黎的市区只有从艾菲尔铁塔的高处才能一目了然一样)。 当然,我得承认,我同社会的零点的关系比我同社会的上层人物要亲近。我能否向这些尖端地区进军,从那儿出发获得准确的梗概呢? 巴尔扎克的故事后来是这样的:"而且,作为向社会提出的第一个挑战行动,拉斯蒂涅去跟纽沁根夫人吃晚饭。"虽然我不打算谋害上流社会,而只是想了解它,但是,我同意拉斯蒂涅的战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那个犹太商人和银行家纽沁根男爵娶了聪明、非常热情、厚颜无耻和诡计多端的泰伊番,面粉厂厂主高里奥Goriot,即高老头。--译者的小女儿。她很快就成为亨利·德·玛赛的情妇,然后成为欧也纳·拉斯蒂涅的情妇。为了巩固她由于出身和结婚而不牢固的社会地位,她试图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伯爵德龙维耶,但是,由于遭到属于古老上层贵族的家族的反对,她的这个计划失败了。最后,她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她的一个情人。当她的丈夫热恋着艾斯苔·戈尔塞克--巴黎最漂亮和最狡猾的交际花之一的时候,她用一些讽刺的劝告帮助他。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位于王太子妃广场旁边的一家小印刷厂为我印制新名片。在我的名字前面不要印上"博士"这个头衔。我当时的解释是,用这个头衔称呼,人们会把我当做一个大夫。我最喜欢在名片上印上社会学家这个称呼。但是,这似乎是一种坏作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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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学习岁月

巴黎的学习岁月
作者: (德)尼克劳斯·桑巴特
副标题: 1951—1954,社会学的课程
isbn: 7305065099
页数: 530
译者: 洪天富
定价: 29.80元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装帧: 七九八(平装)
出版年: 2010年1月
书名: 巴黎的学习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