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学习岁月》试读:在贝陶夫妇身边

在贝陶夫妇身边 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讲述我生活里的故事。巴黎的故事。 我的计划的困难在于我不可以虚构什么,绝对不可以虚构什么。我只可以删除,只能从所有的修 辞手段中选取曲言法Litote,例如用"这不坏"代替"这很好"。--译者 。我本来以为写一部小说毕竟会更好一些,但是我选择了自传体裁,因为它能保证对我本人大有关系 的东西:真实性,饱含经验和体验的真实性,而不是文学创作的真实性,此外,也不是胜过几何抽象的真实性。换句话说,我看重的是社会学的真实性,它是融合在具有体态的主体的经历连续统一体中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历史社会现实的基 质,是我们唯一的证明。 所以,我的写作不可能按计划、按叙述的计划或按一种推论进行。我只有一个主导思想:回忆。回忆是尝试和掌握现实的过程中经历的第三种集团态,是一种抢先的行动和预先的快乐,是经历本身的此时此地。回忆总是独特地和某种情景、感情和事实联系在一起,所以对我们的遭遇的回忆,不管是靠得住的还是无把握的,不管是事后喜悦还是事后悲伤,总是属于个人的生存解决最亲密的范围,在这里,我们被迫面对发现意义的任务。大量的回忆是意义的母体。本书旨在通过描写和讲述亲身的经历寻找那些让我们去找一种内在含义的证据。鼓舞我的是,我注意到,我在回顾的时候,总能发现一些情况,连续性、互补性和极化性,它们的确有点儿像那些被看不见的手织入经历地毯的意义图案,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仿佛"现实"曾经遵循一部本身合乎逻辑的电影脚本的剧本作法,而且比自由职业的作者所能虚构的电影脚本还要好。我只需临摹现实。但是,尽管如此,我经常被迫进行"虚构",进行创造性的形象塑造,假如我不想失去已经被发现的足迹和已经向我显示的意义踪迹,假如我想把那种可以构成一个"故事"的秩序和生活方式带入在我回忆中无限浮现和持续不断地蔓生的题材的话。头一顿晚饭 "先生,警察局长在等您!" 这事我毕竟没有预料到,还记得,出版商萨穆埃尔·菲舍尔SamuelFischer,1859-1934。--译者的女儿图提·菲舍尔--她和她丈夫现在又共同领导法兰克福原来的出版社--曾经对我说:"你要是去巴黎,千万要去拜访皮埃·尔贝陶。" 他约我到他位于德·索塞大街的那些办公室,这是一座18世纪的贵族宫殿,是许多政府部门和高级管理的官邸所在地,他的公务住房也在那里,我晚些时候想去看看它。 这座办公大楼的宏伟华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警察局长的办公室在二楼,一座由细长的、凸出部分相互连接的砂石梯级组成的略呈弧形的楼梯通向那里,砂石梯级上还伴有无重力 的熟铁制成的栅栏。 一排排又大又高的大厅,一座宫殿的大厅,墙和天花板上配有金光闪闪的石膏花饰,大厅里还有厚实的帷幕和高大的镜子。所有的墙上都装饰有大型的哥白林双面织花挂毯,凡尔赛的镶木地板。这些大厅现在变成办公室的前室,这里七零八落地乱放着一些不如说是破破烂烂的办公家具,在它们的后面,女秘书们和属于内阁的那些年轻人专心致志地工作着,几乎头也不抬,无心打量这位来访者,他被一位穿制服的差役领进至圣所。历史的装饰虽然年代久远,但是真实。假如你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厚实的帷幕由于阳光照射而损坏,满是斑点或斑纹,许多地方的石膏花饰已经碎落,镜子模糊不清,天花板被灰尘和烟雾染黑。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现代化的古怪念头。只是在马尔罗大力倡导下,法国才开始搞现代化 Malraux,1901-1976,法国小说家和评论家,1958年6月1日起担任总统府国务部长,后兼任文化部长。--译者。在公共范围内,存在着由简陋和衰颓的豪华组成的大杂烩。 我们在那扇高大双扇门前呆了一会儿。我把领带挪正,再次检查一下信封和赠书是否都备在手边(仿佛我没有把它们紧紧地抓在手里),过了一会儿,那双扇门打开了。我越过一个巨大的奥比松地毯看去,看到在一张巨大的、肯定有三公尺长的、安上青铜的、放满数不尽的电话机的、路易十五时代的书桌后面,坐着一位身穿深褐色针形条纹西装的风度翩翩的绅士,见到我的时候,他立即从沙发椅里跳起来,以轻快的步伐向我迎了过来,向我伸出双手,用没有口音的德语欢迎我:"衷心欢迎你!"接着,他把我拉到放在窗前的那些非常漂亮的路易十四时代的安乐椅那里,然后跷着二郎腿惬意地坐在一张长沙发的角落里,而我则彬彬有礼地坐在他斜对面的一张沙发椅配有坐垫的边上。 "您给我带来了图提的问候,"他开始谈话,这时,他那张有皱纹的、晒黑和富有特色的脸因喜悦而闪闪发光。我头一次看到他狡黠的目光和那种非常特别的先验的默契表情,它想必立刻驱散了对方的拘束,但同时也使对方在思想上或精神上解除武装。现在我可以向他献上我带来的小礼物了。他几乎是心急如焚地撕开了信封,充满乐趣地--一时就像是沉迷不悟地--埋头于他的读物,接着,他郑重其事地从信封里取出那本书。这是马尔罗论述戈雅的《土星》。他的脸重新闪闪发光。 要得到这本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得到弗林克开的德国书店里把它取来,这家书店位于西岱岛上ledelacité,巴黎旧城。--译者,在我住的地方的拐角处,在金银匠住的临江大街上,而且是在地下室里。严格地讲,是在卡车司机的中途站的附近,在那里,我偶尔会去小吃一顿,其"顶峰"是一种名叫"勃朗峰"的食物,这是一种由栗子酱和新鲜奶油混合而成的美味液态食物。 我对这家书店的商品陈列橱窗了如指掌,它的装饰品除了德国出版社的新出版物和研究德国题目的法国出版物以外,还有两张放在银框里的照片。在这两张照片上面,你一会儿看到店主在那张作为书店背景的书桌前面和托马斯·曼握手,一会儿看到店主在那张书桌前面和罗伯特·苏曼握手。"啊,您从菲舍尔一家那里来,您当然想白拿这本书!"那个小老头用刺耳的声音向我叫喊。这小老头个子很矮,几乎不超过那些上面有一堆堆书的柜台。"菲舍尔一家总想白拿一切,而我总得献出一切。他们说,那个年老的弗林克做得到,他有的是钱!如果您想知道菲舍尔一家到底欠我多少债,我可以告诉您,一千美元,一万美元"(我发觉,他说的是美元,而不是法郎或马克)。"当然,这是一本珍贵的艺术书籍kunstbuch,尤指有很多精美插图的艺术书籍。--译者,我根本不应该把它给您,"他用沙哑而尖锐刺耳的声音继续谩骂,但是与此同时,他熟练而敏捷地把我希望得到的那本书用一张礼品包装纸包好。 "您到底是谁?我在柏林上大学的时候,曾听过您父亲讲课!如果您下次来买书,我 会给您讲述更多有关菲舍尔一家的故事。一群坏同伴!"看来他并不喜欢菲舍尔一家。菲舍尔出版社的产品不仅在品种上,而且肯定也在营业额上仍然是最大的份额。顺便提一下,这小老头本人之所以成为出版商和书商,是因为他离开了书就无法生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压根儿不再卖书,只是储藏书。多年之后,当我在闲逛途中再次去看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本正在读的旧书,把轮廓鲜明长着鹰钩鼻的头慢慢地转向门,从一个角落里对我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喊声:"我什么也不卖!您走吧!"我不用说,他已经非常富有了。 "图提这回又做对了,"贝陶显然陶醉地叫起来,以致他的脸布满光彩而且变得年轻。"多么出色的女人!"或者他曾经说"极棒的"?当然,我现在得向他讲述我所知道的有关菲舍尔一家的情况:他们新成立的出版社、他们的旅行、他们在法兰克福法尔肯斯坦大街的生活等等。此外,我还得向他讲述我在巴黎现在想做些什么。他把我的讲述倾听了一会儿之后,微微一笑,表示同意,然后问我:"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的勇气,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的狂妄是从何而来的,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您也许能够为我安排一次晚饭……"事先我根本没有想到此事;但是,这种想法是自发的,理所当然的,用不着事先考虑它。"一次真正的巴黎的晚餐,"我补充说。 "您是怎样理解吃晚饭这件事的?"他想知道。当然,他很快就知道我的意思。从他那调皮且带有默契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这一点。 "有名望的男人和漂亮的女人!" "等一等,我想和德尼斯(Denise,贝陶的妻子)谈一谈。"他站起来,朝他的写字台走去,从一架电话机拿起听筒。电话马上接通了。这是家用电话机。只讲了几句话。他走了回来。"同意在星期五晚上在同一幢房屋里,三楼"。 然后,我被允许离去。警察局长先生(指贝陶)请我原谅,他现在得去参加手枪射击的练习课。"这是我的新职业。" 晚餐完全和我所想象和所希望的那样。应该说,这是我应邀参加的头一顿真正的大餐,与此有关的一切均已具备。我怀着轻松愉快的情绪前往那里,愉快地期待着体验某种美好的事情,在这种预先的喜悦中夹杂着某种对过去的补偿,即在多年的清苦生活和被拒之于门外之后,我又进入符合我想象的世界,我曾以为我失去了这个世界,但是现在,经过了某些迷失方向的漫长行驶之后,我又发现了它。 应该说,我的种种期望都得到了满足,这在生活中并不是常常发生的。不知怎么地,这头一顿巴黎的晚餐是空前绝后的,它是一个极好的模式,今后所有的晚餐,尤其是后来我自己举办的晚餐,都必须以它为榜样。我像浪子回头一样有一种幸福感。在重新发现引起的陶醉中夹杂着一种没有任何异味的已知。使我高兴的是,我重新认出我作为理想和作为一种文化返祖现象信奉的一种礼俗,对一切我所看到、观察到和觉察到的东西,我始终只能对自己说:"是啊,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我唯一的苦恼是我没有穿无燕尾晚礼服。我穿着黑色的男式晚礼服,这是一位普通的海德堡裁缝用我父亲的旧西装的一块料子缝制成的,天知道我母亲是怎样在我们逃亡时保存下来的。这块料子是上等的英国纱线,像新的一样。我父亲--完全违反自己的意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让人给他做了这套华丽的衣服,可是事实上他几乎没有穿它。海德堡裁缝翻改的产品完全成功。可是在今天,这套衣服恰恰不合时宜,这使我大为恼火,这倒不是因为它违反外交礼仪,而是因为它和今晚的审美的完美无缺格格不入。女人们个个漂亮,男人们个个优秀,如我所希望的那样。皮埃尔的妻子德尼斯作为女管家像接待一位老朋友、一个家庭成员那样接待我,她本人是一位漂亮的女性,名不虚传。她是那位神奇的诗人于勒·絮佩维埃尔JulesSupervielle,1884-1960,法国诗人,以歌颂宇宙著称。--译者 的女儿,晚一点我想认识他。她为她丈夫感到自豪,她为自己是这位父亲的女儿更加感到自豪。她父亲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把诗歌看作是一种老年人的消磨时间,在写诗的时候,他可以忘记世界及其日常生活。她还邀请了她的两位南美的表姊妹--絮佩维埃尔一家生于乌拉圭--她们用大而黑的眼睛向我微笑。此外,啊,还有她最小的妹妹安娜·玛丽!同一类型的四种变体。她们文雅而优美、矜持而富有诱惑力,裸露的肩上披着用花边或丝绸制的披肩,她们的忧郁气质说明她们的祖籍是克里奥耳人KreolischeHerkunft,西班牙殖民时代出生于南美洲的欧洲人后裔。--译者,从她们的脸上可以看出生活经验的四种不同的阶段,期待幸福和听天由命的四种细微差别。德尼斯 是她们当中最成熟的女性,快到四十岁,会意的眼光,像一位年高望重的妇女似的威严。 安娜·玛丽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当时大约十七岁,苗条而柔弱,贪玩而耽于幻想,心不在焉 ,可是,如果她把纤长的手放在沙发椅的扶手上,把头侧向一边,耸起肩膀 ,她就会用手势邀请你到她那儿去。 那些正在和主人(指贝陶)闲谈聊天的先生是文学界的知名人物。厄尔瓦尔,伽利玛出版社总编辑;诗人奥迪贝尔蒂Audiberti,1899-1965。--译者, 他的一部剧本现在正在巴黎的舞台上演出。所有的人都身穿晚礼服。只有一个人身穿一件灰色的、织补的卷筒领毛线衫,外加一件破烂的花呢茄克衫--我怀着轻松的心情断定此人是谁--他稍微在一旁站着,似乎不知道从何处找到他的座位。德尼斯领我去见他,并向他介绍了我们,她认为我和她 是半个同乡。显然,她曾经听人说我母亲是罗马尼亚人。就这样,我认识了齐奥朗Cioran,1911-,用法语写作的罗马尼亚评论家。--译者,他的《分解概论》刚刚出版,受到纷纷议论。 该著作反对因循守旧,作者以高昂而猛烈的激情对旧传统进行了抨击。--译者 在这个晚会上,也是他出乎意料地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在吃饭的时候,他坐在那几位漂亮的南美女人之间,还来不及张口吃饭,就被这几位南美美女打动,她们百般努力,试图使他 卷入一次聊天,但是并不成功,他阴郁易怒、固执倔强,挑挑拣拣地吃盘子里的东西,仿佛这顿美食不合他的口味,饭快吃完的时候,他突然站了起来,转向主人和坐在对面桌子 另一端的德尼斯,非常大声地让每个人都能听到地说:"警察局长先生,您知不知道,在巴黎有这样一种谣传,说印度公主或王妃的首饰在您的保险柜里?" 大家立刻鸦雀无声,现场一片寂静。那些手里拿着杯子的客人,因惊吓而发愣,似乎无法放下杯子。那些手里拿着叉子的客人,手里仍旧拿着叉子。所有的目光都对准了皮埃尔。在德 尼斯的脸上露出了家庭主妇微微失真的微笑,她注意到一位客人的失礼,但是无论如何不想理睬它。只有贝陶非常自然地笑了起来,并且用法语说:"亲爱的朋友 ,喂,你们以为我会认真对待巴黎的这些道听途说吗?这纯粹是恶作剧,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大家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晚餐继续进行。冰冻布丁圆蛋糕可以端上来了。很快宴席就要结 束,然后大家走进沙龙(客厅)去喝咖啡。我当然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所以需要有人给我解释这一切。只是在几个星期之后,我才得以猜测出这一普通的意外事件的真正规模,它像头一声远方的霹雳预示着一阵即将到 来的大雷雨。齐奥朗无礼的提问,尽管人们不知道它是否是严肃的,表明是一件丑闻的导火线,它会结束贝陶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生涯。桌子上空飞过的不是一个羽毛球,而是一 个蛋形手榴弹。 发生了什么事?几星期以前,在蓝色海岸发生了一起空前规模的"持械抢劫"。一些有胆量的案犯抢走了印度公主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全部首饰。这是一件世界舆论聚焦的世纪坏事。 法国警方的首脑贝陶成功地查明案犯,这是出色的成绩。结果表明,这次行动的首领是一个警方熟知的科西嘉歹徒头领,黑社会的一名团伙头头,也是这个人在战争期间(指第二次 世界大战)和贝陶一起在多尔多涅被维希政府投入监狱,因为他响应戴高乐的号召参加了抵抗德国人的运动!他那时叫皮埃尔·保罗·列沙(PierrePaulLeca)。 在共同坐牢期间,这两个男人建立了同志式的友谊。这两个人没想到,他们会以这种方式重新见面。贝陶让他的老同事知道,只要他立即交出他的赃物,就可以获释。就这样,德 尼斯开着她丈夫的大型前轴驱动汽车--15CV雪铁龙,巴黎警方的公事用车,这是当时行驶最快的汽车,能够胜任任何追捕,是巴黎警方的骄傲--夜里悄悄地开进瑞 士,以便在那里从匪徒手中拿回那盒印度公主的首饰,然后把它安全地放在警察局长的保险柜里。这位警察局长(指贝陶)打算以一种美好的姿态归还印度公主她的这些金银首饰。可是 ,她已声明对这些金银首饰不再感兴趣。那家以其慷慨的经营作风闻名的Lloyds保险公司在损失后24小时就会全额赔偿损失。为了消除这桩不愉快的意外事件,得想出另外一种办法。 可是用什么方法?首饰存放在保险柜里,而时间却不断地流逝,要不是警察局长的身边有一个仇恨和伺机在政治上消灭他的人,他肯定会大作文章。一个政治上的对手?一个 妒忌者,一个共产党人,他们把于勒·莫赫的得宠者(指贝陶)视为眼中钉。是"敌人"?而敌人属于机构的微观社会学。每一个想在大的行政机构中飞黄腾达的人,必然会有一个敌人像他的影子一样伴随着他。这个人也许就是他最亲近的同事。你要是提早采 取步骤和行动,并同时采取旨在揭露这个死对头的阴谋的措施,你才能有把握获胜。贝陶是个十足的业余爱好者,是个绅士,他指望他有神赐的能力,鄙视卑鄙的阴谋诡计,一 句话,他太高尚,以致不能摆脱他的敌人。保险柜的秘密被泄露了,变成了一桩政治案件。贝陶被迫辞职,主管作案现场的法庭在德拉吉南对贝陶起诉,因为他是案犯的 同谋。在审判的过程中,贝陶有"表现自己的机会",他用有力的手势智胜法庭对他的刑事指控--法庭指控他知情不报--迫使法官把他的行为方式看作为一种道 德上的问题。他还要求法庭免除对科西嘉的匪徒的指控,这使法官们大为惊异。他的辩护词最精彩的部分是以下这个句子:"我在义务和友谊之间进行选择。我选择了友谊。" 看上去这可能是一桩社交界的丑闻,但实际上它不过是潜在的法国内战的一部分,是用另一些手段继续进行的法国内战。 法国从德国占领下(通过美国人)解放出来之后,法国人的任务在于恢复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 。第三共和国由于失败而丧失名誉,贝当元帅领军的法国由于与敌人合作而臭名昭著。戴高乐从伦敦和某些响应他的超凡倡议的海外领土出发,提出了自由法兰西的观念。但是这一观念缺乏任何 实体。一家非法营业的无线电广播电台的爱国主义号召不足以赋予这一观念以实体。 戴高乐知道,一种新的民族合法性的唯一出发点是抵抗运动。但是,有两种相互竞争的要求势不两立。戴高乐的竞争对手是共产党,它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 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组织成一支正规部队,以便武装和强有力地组织自己的成员。与此相比 ,五花八门的市民抵抗的大小团体,没有统一的动机和目的,也没有对等地宣誓效忠于戴高乐,所以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事实上在当时的法国,就像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或罗马尼亚一样,共产党即将接管政权,而这一点人们一再地忘记。只缺少俄罗斯的坦克。在由戴高乐代表的民族解放阵线和由此产生的法国人的"统一"的外表下面进行着激烈的 战斗。道路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先是解除共产党部队的武装,然后是粉碎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的政治罢工,促成共产党的议会化,最后导致资产阶级 共和派阵营的胜利。这个阵营的领袖们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打一场两条战线的战争,即一方面反对斯大林的左派,另一方面反对贝当的右派。 在这场争论中--它真正的前线阵地公众从来也不清楚--内政部长于勒·莫赫当然占据关键性的位置。警察归他管辖,警察局长对警察负责。于勒·莫赫把他在抵抗运动中认识的一个非常年轻的人提拔为警察局长。这是一个局外人,总之是一个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他就是皮埃尔·贝陶。此人的特点是:严厉中夹杂着灵活,不妥协中夹杂着敏锐的鉴别力。所以,他能够使仍然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共和国的国家制度维护力量 接受官方观点,并使之成为内政斗争中的一支可靠的 突击部队。印度公主的钻石首饰案件是他的敌人从埋伏处射出的一颗子弹。他的退职是他 不得不为他的政治生涯付出的代价。 从警察局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之后,也就是说,在他一生中的这个政治插曲结局之后,皮埃尔·贝陶重返教育阵地,的确,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一生都会感到很安全。他从位于德·索塞大 街宏伟壮丽的公务住房里搬了出来,然后在塞弗勒地区(Sèvres)的一间小屋里安家,这间小屋是他的父亲留给他的。 安内特 只要我有可能,我就去塞弗勒看望他。他住在一间对巴黎郊区来说非常典型的被人 们称之为亭子厅的小屋里;说它是别墅未免言过其实。这是一座小宫堡,有复折屋顶和大的落地窗,这些落地窗在地面上通向花园。这 普通的庄园由于房子周围茂密的树木而颇为别致,我猜想,它是某个领主的产业的残余部分 ,这份产业在它成为分地产的牺牲品之前想在这里 扩大;但是,它兴许也是凉亭建造者爱好树木和追求豪华倾向的见证。与此相配的是那扇镶在高墙里的巨大、生铁的花园门,这高墙把地产和公路隔开,起到保护作用,在花园门 的两侧是两根由红砖砌成的、顶部是砂石球的柱子。你要是想进入花园,必须按动由擦得光亮的黄铜制成的笨重的电铃按钮。 然后,当你踏上小石子路的时候,眼前是四周长有黄杨灌木丛的圆形花坛,小石子路周围长有古老的一人高的杜鹃花,此外还有茂盛的丁香花和茉莉花。在房屋立面之前是一棵欧洲 山毛榉低垂的树枝和一棵高大的紫杉的深色针叶,从那里闪出一道白光--尽管真正的距离很短,但是由于光和阴影的相互作用,出现了罕见的叫人入迷的现象--当你看到这一 情景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里就像是一座巨大公园里的一座着了魔的小宫殿 尤指童话中中了魔法的小宫殿。--译者。 尽管这样,这是一间玩具小屋。倘若你把房屋的前面部分略去不看 ,你就会看到,所有的房间均太小。那些巨大的吕尔萨壁毯跟起居室 和餐室的墙壁一点儿也不相配,超过天花板和地板。唯一一间大的房间是皮埃尔的工作室,是他把整个屋顶室改建而成的。通向工作室的楼梯是一座放满了书架、危及生命的、窄而陡的 木楼梯。工作室并不考究,但是舒适。墙的旁边放着大量的书籍、文件柜和档案箱。在拉得很低的那些窗子前面放着几张桌子,桌子上面堆满了文件。还有一些黑人的雕像、巴提克 印花布和既没有形式也没有色彩的软垫。这是他的王国,他在这里准备他的讲课,撰写他的书,接待他的朋友。 每逢星期天的下午,我们一同坐在这里,坐在两张扁平的和磨损的长沙发上,面前是壁炉,里面常常燃烧着柴片。这里总有一些客人。我急于想知道,我又将认识谁。这里没有沙龙 的气氛,因为在沙龙里气氛很拘谨,人们彬彬有礼,保持一定的距离,很注意自己的和别人的角色。换句话说,这里只有交谈的气氛,只讨论问题,而讨论问题立即使所有在场的人相 互间产生一种非常不拘谨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的开场白都是多余的。我常常不知道,我和谁在这里讨论了数小时之久。只是事后我才让人向我解释,我遇到的是 哪一个或多或少知名的人物。来这里参加讨论的,不仅有许多文学家,还有教授和艺术家--往往还有一些很难把他们归入哪一类的人,但是这些人从事于某种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 或者能够以非常内行的方式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感兴趣,例如巴朗什,有些人一言不发,只是倾听别人所说的话。 在那里有一位年轻的妇女,她手里拿着茶杯,静静地坐在长沙发上靠边的座位上,全神贯注地倾听她周围的男人们谈话。她会是谁呢?她身穿一套朴素的、颜色不清晰的西式裙套 装,还有一种丝绸女衬衫,它的领子像领带一样打成一个蝴蝶结。头发用别针别住,几束鬈发垂到高高的额头上。一张匀称的椭圆形的脸,微微弯曲的清秀的鼻子和薄薄的嘴唇。她谈 不上漂亮,但是俊俏,有一双活泼的、有时是非常调皮的眼睛,它们和她的明显矜持形成鲜明的对照,给人一种调皮和挑衅的印象,嘲讽和卖弄风情的印象。她使我想起战 争时期我在法国一家士兵电影院里看到过的年轻的丹尼尔·达吕。对我来说,安内特是法国女人的化身,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一种人的类型。她似乎总是在 那里,无论如何,当我来的时候,有好几次她总是接踵而来。 有一天夜晚,贝陶陪我走到花园门口,以便在我走之后把门闩上,当我胆怯地向他打听那位年轻女士的名字的时候,他对我说:"她就是安内特。"往常,在所有其他的客人走了之 后,我还无礼地呆在那里。现在我得奔跑,以便赶上末班火车。贝陶对我说,"她是我的一个女学生,一个非常能干的姑娘,如果你愿意,我会向你讲述更多有关她的情况。"他调皮 地、男孩似的、默契地微笑,这微笑消除了我们之间的任何年龄差距。我本人和安内特最多只交谈了两句话,所以,当贝陶在一天早上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你 被异性看中了!安内特似乎对你感兴趣。她想请你吃晚饭。你下个星期四晚上有时间吗?"的时候,我更加感到意外。在城里吃晚饭,我总有时间,尽管晚饭不是由一位有吸引力的年轻女子安排的。需要穿无燕 尾的晚礼服吗?要穿无燕尾的晚礼服。没有问题,我现在有一件。皮埃尔和德尼斯用他们的15CV汽车来饭店接我。在最后一分钟,本来已经太晚,德尼斯属于那 些总是姗姗来迟的妇女,而贝陶总是准时,分秒不差。她的确令人折服地漂亮,穿着华丽的礼服,香气迷漫,令人神经极度紧张。"因此你精神抖擞?这会是一次隆重的晚会。"我模糊地记得,这次晚餐是为了向我表示敬意而举办的,但是我最终打消了这种想法,因为我的确不能理解,安内特为何以上帝的名义为我举办这次晚餐。出发,汽车轮胎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朝十四区开去,仿佛我们在追捕罪犯。我们在主街旁边的一条支路上把汽车停在一幢很大的公寓房子前面,这幢公寓房子宽大,饰有阳台,表明主人很富裕。 "这套住房是安内特向她父母借的。她想住得宽敞些。她觉得自己的住房太小,而她的父母又不住在那里。"现在我的确感到好奇。玻璃制成的电梯像热气球下的篮子从宽敞的楼梯向上升到四楼或五楼。大理石圆柱,镜子,红色的狭长地毯……一位(以小时计工资的)临时服务员打开了门。在沙龙里已经有其他的客人闲站着,十个,十二个,的确是一次盛大的晚宴。我们当然是最后 到的客人。 安内特身穿一套普通的黑色晚礼服,她那胖乎乎的、非常女性的双肩得以裸露。她立即朝我们走来,不,其实是朝我走来。 "晚安皮埃尔,晚安德尼斯,晚安尼克劳斯!对吗,我可以叫您尼克劳斯吗?"她跟我握手。我们马上就要去吃饭。她领着我走进餐室,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是一张布 置得富丽堂皇的桌子,上面是一块白色的花缎桌布、色佛尔所产的瓷器Sèvres,位于巴黎附近,以盛产瓷器而闻名。--译者、结晶玻璃杯、精心整理配置的花束和枝形烛台。她用调 皮的目光招呼我坐到她的右边,坐到荣誉席上。"皮埃尔,请到这里来。"他在她的左边就座。我说不上所有其他的人是谁,不过我觉得,他们更像是一些较年轻 的夫妇。肯定我已被介绍给他们,只不过我想不起来了。从我走进沙龙和安内特朝我走来的最初时刻起我就明白,他们来参加晚会只是作为点缀。就像那个临时勤务员一样,他们也 是临时参加晚宴的。一切像拍电影那样进行。菜单上的主菜是一条大鲑鱼,像这样大的鲑鱼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尽管这样,我还是感到有点儿不 知所措,我不是一个非常健谈的同桌就餐的客人。安内特扮演她作为女主人的角色,她的举止非常优雅,不愧是一个上流社会女士。她- -其实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说话--只是滔滔不绝地说话,不断地转向皮埃尔,只是偶尔说声 "不是吗,尼克劳斯?",力图以此把我吸引到谈话中来。现在我能感觉到这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们的谈话没有固定的题目,他们也 不会因为第三者在场而感到拘谨,而是相互配合,夫唱妇随,这种情况只有通过长期的、非 常融洽的交往才会产生。饭后,客人们转移到沙龙,品尝咖啡和利口酒。将近半夜的时候,客人们准备动身,我也完全自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跟随皮埃尔和德尼斯走进门厅,由于那个临时服务 员在这时候已经离开,客人们不得不自己寻找皮大衣和风衣。然后,大家过分热情地和女主人告别,其高潮是,客人们得再三向女主人保证,他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这是一 种社会习惯。可是这毕竟不是一种惯例,因为所有这些不认识的客人显然得到了很好的消遣。大家不停地笑。年轻的女士们手拉着手,男人们相互拍拍肩膀。我正在穿大衣的时候,皮埃尔朝我走来,用手做了个反对的手势,低声地对我说:"没有问题,你留下来。"我重新脱下我的大衣,有点儿茫然不知所措,然后走回了沙龙。 安内特独自站在那里,简直是孤零零的,她仍旧穿着她普通的黑色衣服,两肩裸露,头稍微低着,一只手叉腰,一只脚略微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瞪着眼睛仔细地瞧我,这把我搞糊 涂了。显然她在等我,但是她心里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从她的姿态上看,她还是那个风度高雅的年轻女士,她清楚地知道她要干什么。可是她的目光并不是挑衅性的,而是少女般的 羞怯,也许可以说是调皮的,甚至有点儿缺乏自信,仿佛她对她的倡议是否取得成功一点儿没有把握。我还没有看到过她是这样的年轻;这使我恢复了我的自信心。 "那么,你现在做什么?"这是一个反问。 我本想拥抱她,但是我毕竟不敢这样做。我们决定去跳舞。她也知道到哪儿去。在靠近王太 子妃广场的地方有一个地下室,即著名的塔布 Tabou,原始民族在宗教迷信方面的禁忌。-- 译者。这是一个有拱顶的地窖,当我们从一座陡峭的楼梯走下去的时候,这里黑洞洞的, 烟雾腾腾,挤得满满的人。人们不可能听清楚自己说的话,一个由有不同肤色的乐师组成的乐队震耳欲聋地吹奏。似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座位,可是在某一个角落里,那些站在那儿的人 干脆被稍微推开,我们得以挤了过去,坐到被刷成白色的拱顶下面的石凳上。安内特把她的皮大衣从肩上拉下,我凑合着把我的大衣塞在两脚之间。和那些身穿牛仔裤和不干净的套头 毛线衫的人相比,我们的穿着太时髦了,不过这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里的人完全习惯于这种现象,即在午夜之后,会突然出现身穿社交服的一对或一群人,谁也不会注意他的邻座 。爵士舞曲和各种饮料,不可置信的狭窄--这么多人挤在这样小的空间里--使所有的人都处于感官兴奋的状态,处于神志昏迷状态,它不可抗拒地催促每一个人去跳舞,而跳舞其 实根本不需要座位。我们没有跳舞,可是这种紧张气氛也感染了我们的身体,它们紧紧地贴在一起,会说它们自己的语言。在这个晚会上,朱利特·格列柯会唱歌吗?我不知道。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听格列柯唱歌。 已经在出租汽车里的时候,我再次认识到,我压根儿没有钱带这位穿着讲究的年轻女士去体验巴黎的夜生活。对我来说,塞纳河左岸那些有名气的娱乐场所--更不用 提塞纳河右岸那些有名气的娱乐场所--的饮料,我就几乎无力支付,所以,每当晚间我从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徒步回家的时候,我总是在Flore喝杯咖啡,愉快地经过塔布的时候,我听到的不是音乐,而是打击乐器巴黎的青年人庆祝他们新的时代感的场所之一。每当我受了诱惑走下塔布的时候,我只消 对自己说,我是无钱到这里来的。像许多人那样干脆在卖酒柜台旁边闲站着,这不是我的事情,这些人像有瘾似的在这里度过他们的夜晚。我感到我不属于此处。现在我们坐在地下室里--尽管人声喧嚷和人群拥挤,我们感到像在家里一样,说不出的亲 密,默默无言地相互紧贴在一起,没有任何时间感,沉浸在快活的时刻之中。要不是我不断地下意识地担心付酒账的时刻临近,我会感到非常幸福。按照安内特的愿望,我们点了香槟 酒,这本来是不合时宜的,但它显然符合于她对这种晚会的想象。我当然丝毫没有透露我那些隐藏心中的忧虑。尽管这样,她似乎感觉到我此时在想些什么,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妨碍 我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无拘无束和轻松愉快--当然,我之所以忧心忡忡,除了这个可鄙的原因(指身边没有钱)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这时,她从那个小巧玲珑的打褶的黑色晚间手提包 里拿出两张大钞,并把它们塞到我手里。顺便提一下,她反复地从这个手提包里取出她的粉盒,迅速地擦了擦她的额头和鼻子。对于她的慷慨解囊,我不可能拒绝,也毋须解释 。我把钱塞进我的西装上衣外面的胸前口袋里,放在麻纱手帕的后面,用另一只胳臂搂着她漂亮的肩膀。假如我当时就已经知道,一个女人把钱送给她渴望获得的男人时会感到难 以形容和无与伦比的快感,那么我肯定觉得这桩对我产生一种直接的、打破僵局的小小的私下买卖并不怎么难堪。 另外,当我们从依旧满座的地下室出来,朝太子妃大街走去的时候,天开始亮了。我告诉她,我住的地方离这里只有几步之遥,我想为她拦一部出租车。她让我明白 ,她想和我走走。这听起来也许让我觉得奇怪,可是我对此并不特别感到兴趣。反正这个晚上是完美无瑕的。我们之间产生的这种亲密关系,尽管和她接近的时候她的身体影响到我, 只是加深了我对她的同情,而没有唤起我的欲望。况且我觉得我的房间太破旧,根本不适合这位高雅的年轻女士。可是,她有她的打算。九号房间的门刚一关上,我们还来不及坐到我的床上(这是唯一的可能性,因为我只有一只 椅子),她就径直走近我,就像她的客人离去时她曾经做的那样,瞪大眼睛向上看我,然后解开我的茄克衫,并且开始松开我的裤带。她并没有拥抱我,也没有像我所期待的那样让我吻她的 嘴唇。她的双手在我的腰上轻轻地滑动,仿佛她想弄清楚我的躯体,怀疑地摸索着,就像机场上的安全检查一样。"给我把衣服脱掉!"这就没有办法了。在她 本人脱掉她的衣服之前,她简直把衣服从我的身上扯下。我不被许可触摸她的衣服。她决定她想脱什么和她不想脱什么。而她却坚持要我脱掉所有的衣服,包括我压根儿不想脱的衣服。 她不想赤身裸体的。我感到,她这样做并不是卖弄风情,毋宁说是少女羞耻心的残余,而这种少女的羞耻心跟迈那得斯的野性一点儿也不相配 mnadenhaftewildheit,迈那得斯是 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参加酒神节,狂歌乱舞。--译者 ,我现在沉溺于这种野性,它那 狂放不羁的原动力不可抗拒地吸引着我。 我再次经历了一次巨变。我已经知道,一个女人,当她达到性高潮的时候,脸上会露出非常疼痛的表情。关于妇女在此时此刻的面部表情,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文静的幸福的表情,在 这种表情中闪现出一种不受年龄限制的、半透明的美丽;表现出能够坚持到底的、几乎是男人所特有的坚毅;由于性欲得到完全满足而做鬼脸;拼命喘气、翻白眼、熟悉的容貌变得面 目全非的神志昏迷状态;一种神圣的兴高采烈的反照,在这种喜悦的心情中夹杂着胜利和感激;眼角饱含发亮的眼泪,它们慢慢地顺着面颊滴下。现在,我经历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的事情。这个女人大喊大叫,脸都变了形,在她这变了形的脸上只看到惊恐和非常的痛苦。她大喊大叫,仿佛是在受刑。我不得不担心使她感到痛苦。我问了问她。很清楚 ,她不会听取我的提问。"继续,"她在两声喊叫之间呻吟。我恳求你。天哪,我的邻居,那位船长会说些什么呢?我上面和下面的那些从睡梦中被唤醒的旅游者会说 些什么呢?早上,让,这位房东会对我说些什么呢?更不用说他的妻子充满责备的目光了。房东让会把我逐出寓所。一个过路人会向警察报警,因为他深信在楼上,在亨利四世旅 馆的三层楼里发生了一些可怕的暴行,一个妇女被人扼死。我一时感到束手无策,只好用手紧紧按住她的嘴,以便稍许压低她的叫喊。她紧紧地咬住嘴唇,但是不想安静下来。我处在 一种同情的观察的极端状态中。一方面,我的意识非常冷静地注意到这一切,仿佛我从一定的距离观看一个强奸的场面,另一方面,她的这种感情的爆发使我震惊,我的身体成了一种 可怕的献祭礼的狂怒的同谋,而这种献祭礼的意义我并没有认识到。她的大喊大叫表示她已经达到了一种不可超越的极限。不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了。 当我在她旁边入睡之后,安内特离开了我,我们还来不及交谈一句。 难道强烈的情欲只是一个假面具?我注意到,她的感受比她各种各样的脸部表情更加丰富。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最后的幸福体验的高度变化的、完全依赖于个人的、无法比较的外貌 的密码可以表现为迟钝、发狂和因疼痛而脸部变形。我深受震动。显然,我是一次无法解释的事件的见证人。我不至于伤风败俗到把这种异常 剧烈的情感爆发简单地看作为一次成功的性欲高潮的正常发展。这位年轻的妇女到底发生 了什么事情?她曾经在贝陶的壁炉火旁边静静地和拘谨地坐着,一边津津有味地(出声地)喝 茶,一边聚精会神地听我们的谈话。这位文雅的年轻女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曾经信心 十足而又随随便便地策划了她的晚宴。我曾经注意到她身体里发生的变化,所以我能想象她 的感情的强烈程度。但是在她的头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海洋的寂静 安内特比我大两岁或三岁。我觉得,她对于我来说其实年龄已经太大了。可是我们是同一代人,而且在我们生命的相同阶段里经历了战争。我在去俄国之前是一名空军卫兵,驻扎在 法国北部考虑到英国的入侵而扩建的、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机场上。安内特跟随她的家庭逃到了法国南部,是图卢兹大学的一名女大学生。要么她还是女子学校的一名中学生?是的,她是那些年轻姑娘中的一个,她们上身穿着一件白色衬衣,下身穿着打褶的苏 格兰短裙,像当时人们所穿的那样,头发上系一根绸带,骑着自行车在被占领的法国旅行。她是那些被德国士兵张口呆视的漂亮法国姑娘之一。通过一个爱上她的年轻教授的介绍,她参加了抵抗运动,原因不是出于她的家庭的政治态度 ,更确切地说,她的家庭反对贝当元帅那些维持安定秩序的口号,而是出于对父母的抗议,出于一个年轻人反小市民的抗议,这个年轻人没法忍受成年人的伪善,把妥协视为是无道德的,他渴望独立和真实性,渴望和志同道合者的同志式友谊,渴望秘密的冒险,渴 望内容丰富的经历,渴望爱情--我们知道,任何成长中的青年一代开始时总是这样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为实现自己的渴望找到适宜的历史境遇。而姑娘们在提出自己的要求的 时候,总是比小伙子们更激进、更强硬、更势不两立、更勇敢。安内特得到了一个任务:消灭德国军官。还是她自己选择了这个任务?她有自己的方法。不是从埋伏处射击,不是悄悄地勒死正在睡觉的人,不是在警卫室或俱乐部里安放炸药进行暗 杀。她寻找机会和她的牺牲品进行个人的和直接的接触,具体的做法是:每当她骑着自己的自行车穿过街道,或手牵手地和一个对她的意图一无所知的女友散步的时候,她就跟一个德 国人打招呼。最容易的办法是暗送秋波。这些可怜的家伙梦寐以求的是撕开漂亮的法国姑娘的裙子。她答应和一个德国人幽会。她装出难为情的样子。她不 希望别人看到他们在一起。他们在一家咖啡馆里会面一次、两次,吃冰淇淋和喝开胃酒。她显得有点矜持,但是故作媚态,轻松愉快,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不可能不爱上她。一 旦她感到她对自己的事情有把握,她就谨慎地在一家小的、有点儿偏僻的酒吧里选择地点和时间,然后在适当的时机把安瓿里的毒药倒到盛有法国绿茴香酒的玻璃杯里。她一直等到她的陪同者瘫倒在桌子上。然后她悄悄地离开,或被知道内 情的店主保护起来,这店主在他的柜台或桌后面忙个不停,而且清楚地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偶尔一次这样做,唯一的一次,还是经常这样做?这是不是已经是她的专长,因为 这一专长她被派往其他的城市,被派往巴黎,因为这一专长,因为她在敌人面前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她受到了表彰?当时她感到自己为崇高的事业服务,按照义务地、客观地、冷静 而头脑清醒地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每当她打碎玻璃瓶盖的时候,她的双手发抖,心里紧张得怦怦直跳,但是她并没有失去镇静。她必须像一位战士那样熟练、无所畏 惧、有效地行动。当时这不成问题。可是她从来没有对付得了这个问题。 这位年轻的姑娘试图驱散那些不愉快的回忆,但它们终究驱散不掉。对她的英雄事迹的回忆并没有逐渐淡薄,反而越来越强烈。那些和她一起进行了致命游戏的德国人的形象越来越 清晰地留在她的记忆中,她所观察到的那些人在临死时表现出的面部的最初抽搐变为喜悦幸福的表情。她现在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不知其名的敌人的假面具--她相信必须憎恨这个敌人 ,她不仅觉得这个敌人冷漠,而且觉得他可憎可厌--而是一张美丽而可爱的脸。他(指作者。--译者)曾经用不怎么流利的法语和她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交谈,他还有一双明亮而温柔的眼睛。 她觉得,跟他聊天,和他调情,一点儿也不难。在她的回忆中也许出现了比她当时坚定地执行她的任务时还要多的东西,她突然发觉自己对那些年轻的德国人产生了同情。她心里不禁 产生了这种想法:她并没有杀死这些年轻的德国人,相反她曾经爱过他们。她感到,战争结束以后,单靠研究德国文学不足以使她摆脱这种萦绕在脑际的念头。她必须 找到一个和那些年轻的军官一样的活的德国人,这个德国人不仅外貌和他们相同,而且和他 们一样有相同的气息,他符合德国人这种令人不解和情绪矛盾的形象,这一形象深深地沉积在这个被战胜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这个形象的特点是:使 人憎恨的军灰色的制服、革具 Lederzeug,如制服上的皮制腰带、肩带、马的鞍具等。--译者 、等级标志、各种武器、靴子,那些擦得亮亮的靴子,它们在街上发出的脚步声比得上一种不堪忍受的耻辱。这个德国人能够干出最可怕的暴行,但是我们知道而且听说,他能够背 诵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的诗句。要和某一个人谈论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唯一知道她心灵创伤的人是她的抵抗运动的老上司贝陶。当她在他那儿看到我的时候,她就马上作出决定。她 像当时那样以同样的冷静从容执行她的计划。 她所关心的不是我个人,也不是伤风败俗的巴黎的艳遇。这关系到清理十年前的一件坏事。当安内特在我的小房间里站在我面前的时候,她内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用几句话 很难说清楚的。她从我身上脱去的不是我的晚礼服,而是我的制服,她解开的不是我的裤带,而是我的武装带。她被迫补回被她耽误了的事情。但是她也得弥补她所受到的某些损失。 她想体验一下使自己失节的强烈情欲。但是,她也想惩罚自己。她之所以挑选了我,是为了和我共同庆祝我们之间的和解,它既是祛邪术,也是祭物。她想做献祭品。 今天我意识到,我当时经历的那件我当然压根儿不理解的事情具有一种远远超出两个年轻人 在巴黎这座大城市里的意外相遇的意义。在这里,由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和一个年轻的法国女 人代表的象征性的百年误解--从俾斯麦以来,这种一百多年的误解毒害了这两个欧洲民族 的关系--以一种似乎不可思议的驱鬼行为得到缓和。安内特那些尖锐刺耳的叫喊是对这位年轻妇女的夸耀的沉默的晚到的反响。尼可勒·斯特 凡在麦尔维根据维尔高尔著名的中篇小说《海洋的寂静》拍摄的电影里,出色地扮演了那位年轻的妇女。每一个读过这篇故事的人都知道,这种固执和傲慢的沉默是一种谎言。这种谎言背后的实情是安内特的叫喊。我不能肯定,下一代人能否想象出这个以被占领的法国为背景发生的故事,在抵抗运动的圈子里以及在战后的德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在重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不得不深信,这是 一部相当差的文学作品。但是在这部作品里涉及的不是文学。作者以一种完美而有效的形式成功地象征性地表现了德法关系的窘境和悲剧--深深地陷入困境,相互间的爱情,互不相 容的观点,拒绝、放弃和不可能订一个契约,痛苦和渴望,是啊,痛苦作为超越一切肤浅东西的基调。可以这样说,这个其实平庸的小故事,就其深刻的正确性而言是一种渴望的隐 喻。 一件礼物 我当时是否已经明白?今天我当然知道,整个的不愉快的事情是由皮埃尔安排的。安内特是他的情妇。如果不再是我在他那儿遇到她的时候,那么就是在这以前 的那些年里。我可以想象,她只是完全出于对他、对图卢兹抵抗运动的领导者的爱和钦佩才敢于去进行谋杀活动的。 所以我认为,仅仅把这种关系看作为一个女学生和她的老师之间老套的多愁善感和性的爱情故事是错误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从种系发生的角度上看,必然牵涉到一种更加深刻的互动模式--一个谋反组织的理所当然的友谊,在这种友谊中,性欲不同于一般的交配 ,它具有完全不同的重要意义。换句话说,性欲并不是一种享有特权的、排他的、异性恋的两性关系的认可,而是一个群体的内聚力最后的结论,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和只对这一 个人的固定关系的表现,而是一种集体的团结一致的感情显示,是一种扎根于共同和集体的行动的同谋关系的代价和最后确认。元首的情妇会有一种受人尊敬的特殊地位,不过,从原则和潜在的意义上说,妇女们属于所有的男人,所有的妇女从原则和可能的意义上说都 准备和所有的男人睡觉。这就是后来出现的臭名昭著的"女人共同体",它对一些人来说是所盼望的模糊的理想,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恐惧幻觉。作为原型的理想,女人共同体在社会变革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进行新的生活方 式实验的时候。是倒退还是乌托邦?两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看来人类的性欲--包括现代人的性欲--在其最深的层次上是按照原始民族部落的需要组织的,夫妻关系只不过是经受 不住自己危机的高等文化的一种靠不住的艺术品。所以我们也必须着重指出,这不是"爱情"。因为爱情这种东西是两个彼此一无所知的人之间非常难以确定的人为的感情状态, 是共谋、参与和休戚相关的一种隔代遗传的原始感情,这种原始感情能够赋予两性关系一种 坚固的基础和持续的存在。 现在,这两个人是老战友。他很了解这位坚决果敢的姑娘。如 果她想得到什么,她就必须得到什么。如果她对他说:"我想得到这个人",他就理所当然地帮助她获得这个人。但是,把这两个年轻人聚合在一起,想必也给他带来了乐趣。 但是,对他这位从前的抵抗运动领导来说,我毕竟不是某一个学生,某一个年轻的朋友,某一个外国的客人,而是地道的年轻的德国人,他是带着他青年时代的一个重要消息来到 皮埃尔这里的。就像我现在生活在巴黎一样,二十五年前,当他的岁数和我一样大的时候,他也曾生活在柏林,和我一样遇到同样的困难,抱着相同的希望,执行同样的任务。想必 他在生活在巴黎的这个年轻的德国人身上,像在一面镜子里重新认出生活在柏林的那个年轻的法国人。这与其说是一种回忆,不如说是一种要求,要求把当时已经开始的故事重新开 始进行,继续下去,并使之有一个好的结局。皮埃尔属于二十年代末被从巴黎派往柏林的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雷蒙·阿隆和让保尔·萨特属于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目的是为了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于更糟状态的德法谅解创造条件。当时看上去好像由于凡尔赛 和约而完全毒化的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可能逐渐恢复正常。泛欧和国际联盟 Vlkerbund,1920-1946。--译者 赞同那些致力于德法谅解的人,因为它们深信这样的谅解是必要的,主张克服民族之间的偏见,建立一个由德国和法国承担的新的欧洲的秩 序。 我们还记得,那是在斯特雷斯曼 Stresemann,1878-1929,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理(1923)和外 交部长(1923,1924-1929)。--译者 和白里安 Briand,1862-1932,法国政治家,当过 十一次法国总理,1930年12月他公开主张成立欧洲联邦,这在当时是颇为大胆的举动。--译者 执政时期,是欧洲的历史性时刻。如果我们注意到把这两个代表自己国家政治文化的人物分开的距离有多么大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判断出他们为了德法之间的接近所作出的贡献有多么巨大。这两个人从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不是由于多愁善感,而是基于冷静 的、现实政治的考虑--转变为和平与和解的方针。他们并没有得到自己国家的舆论的支持。情况与此相反。但是,在这两个国家里,有相当多的有责任心的人和他们的看法一致,而且试图支持他们的意图。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家们讨论了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最初计划。 参与讨论的主要人物是皮埃尔·维耶诺和他的妻子,前者最后做了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后者是卢森堡大工业家克勒尔·毛里斯的女儿,他们深信,在任何政治和经济合作之前必须进行思想上的和解。毛里斯是一个非常热情而又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思想很进步,所以她接近法国共产党,并用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 钱开展一种造福社会的和促进艺术的活动,无数法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从中得到好处。伯恩哈特·格勒图伊森(BernhardGroethuizen)属于她特别的受宠者。那时,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兄弟根据知识分子会见中心的倡议在巴黎与瓦莱里 Valéry,1871-1945,法国诗人。--译者 和纪德会见。我们在托马斯·曼的《巴黎的报告》里可以查阅到,当时的处境是多么地困难,需要加以克服的心理障碍是多么地大。这是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德法和解的一份重要文献。托马斯·曼高度评价了费里克斯·贝陶所起的作用,他是日耳曼学学者和词典编纂者,在德法这两种语言及其代表人物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他 就是皮埃尔·贝陶的父亲,和亨利希·曼建立了终身的友谊。 1926-1927年,皮埃尔来到了柏林,为了在那儿写一本关于荷尔德林的书,他的这一举动完全出于谅解的意愿,对于谅解的意愿来说,几百年来把这两个欧洲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上共同的东西,比表面上把它们在政治上分开的东西更为重要。在柏林,他在法国大使馆里的巴黎 广场旁边遇到了皮埃尔·德·马尔热里和他的儿子罗兰。马尔热里和罗兰是法国缓和政策的深信不疑的代表人物,他们有计划地寻求和德国的精神生活 的接触。在这方面,罗兰的妻子珍妮娘家姓法布尔吕斯, 她的沙龙成了非官方的、社交界会见的中心。可是,把这个年轻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 "从上面"--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介绍给美好的二十年代的柏林上流社会的 是图提·菲舍尔。他不仅认识了雅可布·瓦塞尔曼 JakobWassermann,18 73-1934,德国小说家。--译者 ,而且认识了约瑟夫·罗特 JosephRoth,1894-1939,奥地利作 家。--译者 和瓦尔特·本雅明。他出入于普鲁士文化部长贝克的家,但是也经常光顾安东尼纳·法伦廷的文学沙龙。他高度重视在他的学习和漫游年代里这段时期的柏林。有一次他对我说:"在那儿我通过学习知道,真正的 文化不是通过其他的文化获得的,换句话说,真正的文化只有通过自身参与社会的实践才能获得。"任何伟大的文化同时也是社会与个人的文化。不存在本身自发地产生的文化。可能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好像 在这十年里世界史的重心不合逻辑地从巴黎移到了柏林,好像柏林当时想成为世界的首都。然后是希特勒上台,他使所有的幻想破灭。民族的自我固守的力量激烈地迸发出来,反对任 何的理性,比民族之间互相理解的幻想更强烈。凡尔赛的野蛮思想--1871和1919年--胜利了。希特勒使凡尔赛的野蛮思想成为现实,他是俾斯麦和克里孟梭 Clemenceau,巴黎和会时法国外长。--译者 的接班人。多么可怕的失望,多么可怕的觉醒!对于主张德法和解的朋友们来说,这是艰难时世!在这个新的德国官方有关语言规范的规定里,诋毁邻国的一切古老的陈词滥调又得到好评。法国又成为德国的死敌,法国的文化成就--它的普遍主义的人道主义,它的文雅,它的和平主义--被看作是德意志民族必须遵守的 价值观念的可恶的对立面。德意志民族在忍受了难以忍受的屈辱之后,现在又突如其来地兴旺发达起来,这似乎要归功于它的那些价值观念。如果从一种健康的、种族上清一色的民族 共同体的理想的角度上看,法国不过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颓废的社会。它的衰亡最可靠的征兆是种族的瓦解,即"黑人化"。犹太人统治法国,使法国的不良 形象更加完善。以上这一切诽谤法国的言论,我在求学时代就已经听到过。 在法国,有两方面的情况得到了证实:一方面,人们仍然把德国人看作是野蛮人;另一方面,人们绝望地寻找方法和途径,以便把共和国从由经济危机引起的类似内战的状况中解放出 来,在三十年代的法国,这种类似内战的情况,就像在魏玛时期的德国出现的情况一样,具有完全相似的阶级阵线,导致了政治局势的极端化。这些法国人,尽管对条顿人的野蛮残忍 非常反感,但却把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看作为一种成功的经济和政治新秩序,以及一种民族复兴的模式。恢复社会的和睦,加强军事力量,计划并成功地实施诸如帝国高速公路这样的技 术上的大项目;美学,动员几百万人参加的大型集会的集体精神,对关心法国未来的年轻的一代人产生了一种危险的吸引力。只要读一读他们的回忆录,你就会理解,他们在这种民 族实力的演示面前不得不认输,不仅如此,他们还意识到,法国也应该有一种把共和政体看作灾难的政治传统。跟通常一样,在紧要关头,法国右派那些老掉牙的论据又会具有说服力和现实意义。 1940年的失败之后,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反目达到了一个新的、看来可能是绝对的低潮, 这样的怨恨使法国建立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成为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产生了通敌的悲剧性的幕间插曲。之所以是悲剧性的,是因为事实证明,文 化上有共同之处和命运上息息相关这种意识,这两个欧洲兄弟民族对谅解下意识的渴望, 一旦被滥用于政治目的,就会非常强烈地破坏它们的思想基础。谁也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迟来的反革命的胜利,1789年思想的通知取消!是一次疯狂的行动,试图 用1914年的德国的思想给法国平反?这是一次中世纪传说中的魔女盛会,一次死神舞,盖世太保和抵抗运动给它准备好了可怕的结局。三万人为此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 价--不把被枪杀的人质计算在内--大约是公社阵亡者的数目。这是创立抵抗运动的神话所付出的代价。直到今天,谈论这件事情仍然是有风险的。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即巴黎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骇人听闻的事情延续几乎不超过一年--成为一种深入的、简直是忙碌的德法文化活动的舞台。 那么,一个终身研究荷尔德林的法国知识分子(指皮埃尔·贝陶。--译者)为什么决定参加马基呢? Maquis,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游击队或其成员。--译者 有人说,皮埃尔·贝陶是出于一时冲动,在失败之后还要为他的国家和人民的荣誉去战斗,是一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映。这只是一种肤浅的看法。这不是一个为了法国而反对德国的决定。这样一种决定有更深层的根源。事情涉及到保护人绝对必要的尊严的思想--不管他来自哪个 民族--不受暴力的侵犯。这是一种选择,即为了人道而反对野蛮,为了共和政体而反对它 的蔑视者,为了德意志的精神而反对德意志帝国,哪怕是第三帝国。皮埃尔·贝陶决定,为了 荷尔德林而反对希特勒和贝当。 对于皮埃尔来说,荷尔德林是德意志的伟大和不可拯救性的范例。他在他的著作和传记中试图揭开一百多年来德意志不幸的秘密。我不想断言,这位诗人没有继续引起他的注意。但是 我敢肯定,这位日耳曼学学者主要的研究兴趣并不是一位文学理论家的主要的研究兴趣。他想通过这位德国最伟大的诗人的生活命运揭示这位失败的德国雅各宾党人的悲剧。荷尔德 林也是一位巴黎的朝圣者。自从他沉默以来,德国人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成就的关系受到干扰,这标志着法国大革命在思想和政治上走的是一条特殊的道路。我们也可以把19和20世纪 德法关系的历史看作为围绕法国大革命的遗愿进行的激烈争论的历史。从各方面看,在这里相互对应的不是两个伙伴,而是四个:两个法国和两个德国 意为在法国和德国 内部对法国大革命的遗愿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译者。因此我们可以说,德法关系的动力产生于在和共同的历史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形势。当我遇见皮埃尔·贝陶的时候,对我们两个来说,纳粹对德国和法国的统治还只是一场噩梦。基于我们的家庭传统和我们的思想立场,我们二人有可能以一种长期的展望 看待新的形势,并把它置于更大的相互联系之中。我们两个知道,从前和现在人们关心的是什么,人们关心的是欧洲的统一。我们对未来有相同的想象。尽管我们的年 龄和我们所穿的制服不同,但是我们属于同一个社团。现在,我作为一个重要的消息送交者走进他的生活。他收到这个消息,就像收到来自他青年时代的一种反响。那些曾经使青年时代的他激动不已的幻想和希望的一种反响。他能够获 悉这个消息,因为他一刻也没有否认过这些幻想和希望。假如这个消息不是来自他当时爱上 的那个女人(指安内特。--译者),他也许不会以同样的警觉和同情听取它了。她是个犹太人,这并非偶然。 希特勒曾经中断了德法之间的对话,但是我们可以把它重新连接起来。我会在巴黎把皮埃尔当时在柏林开始编织的线索重新拾起来。对我来说,这一切既新颖又激动人心。他可 是第二次经历同样的事情了。 他像接待亲弟弟那样接待我。我们任何时候都用不着对此达成谅解,很显然,这是因为我们在为共同的事业服务。他凭自己的经验清楚地、比我还要清楚地知道,为了完成我的任务, 我该做些什么和我需要什么,类似他当时的任务,他把我的任务看作为和解使命。他得体而谨慎地为我铺平道路,为我打开方便之门。我想,他之所以"从上面"帮助我 熟悉巴黎,是因为他想报答当时他的柏林的朋友们为他所做的事情。他把安内特作为礼物送给我,是想以此对我们私下和男子友谊这个最宝贵的信物签订协定作出保证。 告别 我还看了安内特一会儿,时间不长。情况再也不像头一个晚上那样。这个故事是从它的高潮开始的。今天我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们只是在继续讲这个故事,因为它已经开始了。我由 于懒惰,安内特呢,我想相信,是出于对我的情面,出于分寸感。她在此时此刻已经知道,当她策划她的庆祝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一天晚上,她突然让我知道,她在第二 天就要离开巴黎。永远离开巴黎。她打算到非洲结婚。她交往多年的未婚夫期待着她。他先到了那里,以便为他们的共同生活作好一切准备。他有一个高工资的职位,在一个新成立的发 展中的黑人政府里担任顾问。作为告别的礼物,她献给我拉马丁 Lamartine,1790 -1869,法国诗人。--译者 的一本诗集和一只登喜路打火机。 一种关系的强度和它的时间长短并不成比例。一般地说,一次出乎意外的相遇的魅力毕竟在于,你在第一次狂热的聚会之后才能开始发现另一个人,性挑逗行为成为探索那个你与之发生性关系的人的特点和独特个性的先决条件,只有这样, 游戏才能带着它的各种意外的快乐开始,只有这样,你才能在各种习俗的后面,在各种投射的后面,在误解的交互性的紧张状态中,逐渐、小心地发现和了解对方的生平,他的需要 和盛气凌人。与此相比,我和安内特的关系,虽然时间短暂--我想,她会为此而感到惋惜--但是却保持着某种罕见的客观冷静的风格。她毫无冲动,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她几乎完全 没有色欲的紧张。我们始终是两个陌生人,像两个共同参与实现一个他们自己无须负责的场景的演员。我可以想象,我们就像在一部电影里表演伟大的爱情场面的演员,表演完之后, 我们还相互继续看了一会儿,以一种假想的、虚与委蛇的性挑逗行为,在这种性挑逗行为中虽然还回荡着一点儿激动和紧张,这种激动和紧张是我们作为职业演员为了完成自己的角色 所必须具有的,但它并不是我们私人生活的一种角色。 和我们当初经历的伟大相比,我们现在显得非常渺小。我不曾提出任何问题,也不曾需要她作出任何回答。我们从神圣的音域滑落到世俗的音域,从节日的极度兴奋滑落到平日的单 调。我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不过,这也许是我现在必须学会的法国人在这种关系上的某种典型做法。当然这种关系的特点在于,它是严格地形式化了的,它的发展过程并不决定于 花样翻新、意外的快乐、危机和反目。更确切地说,它的发展过程充分表现在对一种已成习惯的礼俗的尊重,这对于我来说并非使一种经过考验的幸福状态永远传下去的最坏 的方式。孩子们对这件事知道一点点,例如他们坚持在讲一个童话的时候不允许更动一个字。她总是在夜里很晚的时刻来亨利四世饭店接我。我们走进某一家我可是从来也不可能享受的 价钱昂贵的饭店。在恰当的时刻,她悄悄地把钱塞给我,总是太多,多得我们一个晚上也花不完。我通过她以这种方式了解了饭店的一种类型,对于这类饭店的存在,我平时也许从来 就不知道,至少不是在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米其林美食指南(GuideMichelin)的分类和术 语,可是,每当我把舒适和有现代化设施的、虽然不是豪华的房间,美味的葡萄酒,高超的烹饪和无噪音的、高水平的服务重新联系起来的时候 ,我又会感到心醉神迷。彼鲁兹·大韦富尔,维尔·加朗,拉塞尔--单单这些饭店的名称--每一个名称都有自己的气氛--就足以让我因忧伤而向往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我又走进所有这几家饭店,但 是,我从来没有像当时安内特第一次陪我走进它们的时候那样虔诚地和兴高采烈地欣赏它们的魅力。这倒不是因为头一次,而是因为她陪伴着我。她的到场使我们受到差别对待。因为 尽管饭店的接待主任和老板们铁面无私地谨慎注意,但是从他们毫无虚伪的奴性不把我看作为外人的接待方式中我很容易看出,安内特在这几家饭店里是一位出名的和受尊敬的客人。 这和那个有着天鹅脖子的漂亮的达娜有点儿不一样!人们对安内特作出许许多多细小而友好的姿态,例如,为她脱下皮大衣,陪同她走向桌子,为她移正椅子,呈递菜单,悄悄 地介绍首席厨师的名菜,同意并采纳我口头上点的饭菜,等等。这一切只适合于巴黎上流社会的一位女士,而不适合于一位美国女人。每当我和达娜进行考察旅行,我们总是向无人涉 足过的地区进军,但是我们几乎只看到表面的现象,这些表面现象不管我们多么仔细地张望,把我们和隐藏在公开的表面后面的本来的和本质的东西分隔开。我们失望地停留在" 外面和前面",在旅游者的旁边。 安内特沿着王道把我带到了巴黎专用的生活核心区的中心。我和她不是从外面看这座城市,而是从里面体验它。在饭店用餐之后,我们走进塞纳河左岸一家开设在地下室里的、有爵士音乐的酒店。然后, 她朝我走来,开始罕见的脱衣仪式。我从来无法让她自己完全脱去衣服。这不是游戏。她是不是想以这种方式标出一种距离,标出一种我不可以逾越的界限?她是不是想掩饰什么?要 是我固执己见,她就勃然大怒:"你使我讨厌,你不要有非分之想!"我让她自己决定。她不像一个姑娘那样去爱。她作出一个女人的举止,这个女人很了解自己的身体,而且知道她想要什么和她不想要什么。她不喜欢自己的身体。一旦我入睡,她就离开我。她从来不和我过夜。那些喊叫呢?安内特的喊叫 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它们是某种具有强度的了不起的、绝对和神圣的东西。我一再地 想听到它们。我寻找它们。 妇女在性高潮的时候总是叫喊吗?哎呀,肯定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听到的只是小声地咯咯地笑、尖声说话、发出尖叫声、呻吟,而呻吟往往是假装的,模仿电影里的场面。当然,最常见的是缄默,转向内心深处的沉默,眼泪,发抖,身体语言。在有利的条件下,叫喊才 会突然发作,不过,这是很少有的情况。不管怎样,这种可能性属于任何一个妇女心理上的和生理上的嫁妆,属于她的身心潜能,就像男人在极度危险的时刻有能力杀死他的敌人一样。只是她并不常常使用她的这种能力。她把这种能力留给那些重要的机会--就像节日穿的衣服和项链一样,人们不会每天都穿戴着它们的。叫喊不是性欲的"正常"记录。叫喊是一种高尚的极限体验的表现:通过性欲可以体验自我超越。 当我写下这些回忆的时候,皮埃尔·贝陶已经去世了,差不多八十岁。出乎意料的,不必要的,是不是医生的医疗错误?我多么希望他能读到这个优美的故事。 据说他要在德国作一个报告,为了庆祝普鲁士腓特烈二世逝世二百周年,在黑欣根的霍亨索伦堡作一个庆祝报告。他,一个法国人,要作一个关于腓特烈大帝的报告!到场的不仅有路易丝·费迪南德亲王殿下,还有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和联邦总理科尔。他意识到这次崇高的光荣使命和象征意义。这是他一生中的顶峰和最高荣誉。他想自己开车远距离地行驶。但是在此之前,得赶快到一位亲密的医生那里检查一下身体,看看一切是否正常。什么,心脏有问题?这么说,在你这个年纪……为什么你不让人给你装一个心脏起搏器?这是件小事。我给你装上。三天之后,你就可以驾驶汽车了。可是三天之后,他就死了。 使他感到满意的是,德国授予他各种各样的荣誉,尽管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 同业公会对他颠覆性的荷尔德林论点不置可否。在法国,他始终是固执己见的另辟蹊径者。只是在他的隆重葬礼的时候,会集在他棺材旁边的一大批达官贵人才证明了人们赋予他的重要地位。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榜样。是一个有思想、深通世故的人,他善于把极度严肃和游 戏的轻松结合起来,毫不客气且忠于自己的理想。他属于上流社会,但是也高出于上流社会。

>巴黎的学习岁月

巴黎的学习岁月
作者: (德)尼克劳斯·桑巴特
副标题: 1951—1954,社会学的课程
isbn: 7305065099
页数: 530
译者: 洪天富
定价: 29.80元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装帧: 七九八(平装)
出版年: 2010年1月
书名: 巴黎的学习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