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传》试读：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

1 1932年6月8日，《哈佛大学学报》以仅仅不到10行字的篇幅刊登了一则标题为《前奥地利财政部长将任我校教授》的新闻。新闻中称："约瑟夫·熊彼特，原奥地利（战后）财政部长，目前在波恩大学拥有教授席位，将于9月来我校担任经济学教授一职。"在此之前，熊彼特曾先后在格拉茨大学、维也纳大学以及伦敦经济学院执教，也曾是哈佛的客座教授。新闻结尾处简练地写到："其著作有1908年出版的《国民经济理论的实质和主要内容》和1912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这则新闻是如此简短，也许只有那些细心的读者才会注意到它。 然而，两天后另一则新闻成为学术圈谈论的焦点，这则新闻在位于剑桥市的哈佛大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新闻中特别强调，熊彼特教授再次访问哈佛的消息是一个令人振奋的重大喜讯，因为他是整个欧洲目前还健在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该新闻的作者称："熊彼特在经济学界的专业人士中享有盛名，但由于他最杰出的作品皆为纯学术著作，所以普通读者是很难读懂的。"但是熊彼特杰出的才华和出色的学术对哈佛大学经济学院来说，无论怎样称赞也绝不过分。新闻对此次熊彼特的到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将为整个学院增光添彩，并且还坚定不移地相信，熊彼特的才华和他无可取代的独特的学术研究风格，无疑将会给全校师生带来巨大震撼。最后，新闻在结尾处这样写道："我们衷心期望，这位即将到来的伟大的德国籍教授能在这里停留得久一些，或者说越久越好"。 哈佛大学之所以如此热切地期盼这位"伟大的德国籍教授"的到来，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作为一所享誉世界的顶级学府，长久以来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科却一直处于无圭臬可奉的尴尬境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哈佛经济学院曾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商学院，但随后它的影响力逐渐衰退，如今已是大不如前。这主要是因为，曾经使哈佛经济学院名声大噪的那些经济学家们--弗兰克·陶西格、托马斯·卡特、埃德温·盖伊、查尔斯·布洛克、威廉·里普利，还有奥利弗·斯普拉格，他们更多地埋头于办公室的琐事中，早就已经过了各自学术研究的黄金年代。而与此同时，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在斯德哥尔摩、在维也纳的经济学术圈，或者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几乎每一天都有崭新的经济学理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诞生。而这些曾被奉为学界标尺的老经济学家们，如今安身于哈佛，逐渐蜕去了光环，失去了自己在学界的声音。 哈佛大学当然不会甘于现状。过去几年里经济学院也聘请了许多年轻学者，他们当中也不乏很有天赋的新一代杰出代表，然而老经济学家们固守多年的学术氛围和传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著名产业组织结构主义大师爱德华·梅森就是当时那些年轻学者中的一员。他曾在哈佛大学的众多学院担任过院长一职，而他的学术事业也是从这里起步的，他后来回忆起当年的哈佛经济学院时，也曾对那里严重的"老龄化"现象感叹不已。还有同样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约瑟夫·戴维斯，他也曾在哈佛大学教过几年书，但后来去了斯坦福大学。在他眼里，哈佛的学术氛围毫无激励性可言。他在自传中写道：在一些同事中间滋生了一种思想上的惰性，还有一种无法容纳他人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极易滋生偏见的。他们专注于此，甚至忽视了自己做学问的真正目的。 因此，毫无疑问，哈佛经济学院必须为学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再没有人能比熊彼特更适合于此了。生于奥地利、拥有德国国籍的熊彼特恰好在他的专业领域中是普遍公认的权威。他的地位如此之高，所以即使他的脾气十分古怪，还有些傲慢，也没有对此造成什么影响，人们依旧能透过那些表面，看到他身上真正闪光的智慧。熊彼特曾在维也纳大学求学，在那里他一直跟随奥地利学派最权威的经济学大师们学习。然而在那些真正帮助他建立起"世界著名经济理论学家"盛名的经典著作中，他却不落窠臼，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道路。他从不把自己仅仅局限在经济学领域里，而是将目光投射到历史、政治和社会学这些更远的范畴。26岁那年，熊彼特一跃成为整个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时隔两年，他就将一部伟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著作公之于众。在这部著作中，熊彼特阐释了企业家如何运用创新思维促使经济迸发出强劲的发展动力。这部著作的出版使他一举成名，那些来自英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经济学家们都对他竞相追捧。当然，这并不是熊彼特生活的全部，他的成就绝不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除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这个身份之外，他同时也是开罗国际法庭的一名律师、奥地利共和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还是维也纳一家著名银行的行长。 2 在美国，熊彼特早已是众所周知的名人了。早在1913年他就受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术圈第一人到纽约进行一个学期的学术交流。在那里，他针对美国经济学研究成果所作的演讲以及发表的论文，给校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哥伦比亚大学特别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而那年熊彼特只有30岁。随后他又陆续到其他许多大学进行巡回演讲，行迹遍布整个美国。每到一处，听众们无不为他的机智、魅力和口才所折服。在这期间他还结识了几位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曾在耶鲁大学教过书的世界著名数理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就曾邀请他，一同前往其位于纽黑文的家里欢庆感恩节；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弗兰克·菲特曾与他一同出席过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召开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他还结识了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陶西格。回国之前，熊彼特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此次美国之行我一共走访了17所大学，做了许多演讲和报告，那里的师生对我都十分亲切友善，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现在我却不得不离开这里，这真让人感到难过。我总觉得自己原本可以为这些美国同仁带去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比我现在所能做到的要多得多，也好得多。" 在美国的这次为期6个月的学术交流中，熊彼特与美国经济学术界建立了广泛而深厚的联系，这也促成了他之后在1927～1928年、1930～1931年又先后两次以客座教授身份访问哈佛大学。对于他本人和哈佛大学来说，这种学术访问无疑是"双赢"的--美国最具声望的顶尖大学和欧洲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这一组合堪称完美。熊彼特在一封家书中提到，在剑桥的这段日子他过得很好。他十分喜欢这里的校园，一看便让人想起英国式的学校。他也喜欢绿树成荫的街道，教授们就住在街道两旁的公寓里面。在市中心，各种各样的餐馆、咖啡馆、商店鳞次栉比，供应的商品种类丰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对学术研究来说，这里有他想要的一切。而另一方面，如果将美国视为一个整体，熊彼特对它的热情其实相当有限。他曾在1930年10月寄往维也纳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个国家别扭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剑桥倒确实是个相当文明开放的地方。" 在旅居美国期间，熊彼特寄住在弗兰克·陶西格家里，他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十分惬意的时光。当他即将结束第二次客座教授访问行程的时候，曾向一位友人提到："我发现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我的这位朋友和他的家人！不过你可别想歪了，他可不是个年轻优雅的小犹太，而是一位已经72岁高龄的著名经济学家。他在哈佛教了50年书，要是没有他，哈佛的经济院系就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科的发源地。而且他为人积极、仁慈、睿智，看似坚强但是实际十分温和敦厚。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宠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过去3个月的相处中，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就是这一切的最好证明。" 当然，熊彼特最为看重的，一是哈佛大学优越的工作环境；（提请注意：在维也纳有3位教授和4名其他讲师在教授经济学，而这里有8位教授和32名其他的讲师在做同样的事。这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二是他在学院里、教室里遇见的那些才华横溢的年轻教授和学生。这些年轻人之前只能在书里研究欧洲经济学家的理论。他们十分渴望能有这样一个人出现，使他们真正认识里昂·瓦尔拉斯、欧根·冯·庞巴维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及弗朗西斯·埃奇沃思这些传奇的名字，能生动形象地介绍他们的学说和理论。熊彼特在一封信中这样说："我每天拿出一小时讲读，听众们聚精会神，如饥似渴，简直像是要把我吃了--不过这也带给我许多乐趣……（我）特别乐意和青年学者们在一起，他们都是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我们常常举行'学术讨论夜'，聚在一起谈所有感兴趣的问题。"3个月后他又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学生们和同事们的研究热情十分高涨，不论是课上课下，到处有人找我讨论问题。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毫无保留，倾囊相授。" 这一切使熊彼特深受鼓舞。他逐渐感到，只有在哈佛，他才能同时既作为一位老师也作为一名学者施展自己的才华。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由衷地称赞："我很喜欢哈佛，至少在我的专业研究上，世界上再没有哪所大学比哈佛更让人喜欢了。"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熊彼特为什么接受了到哈佛大学长期任教的邀请，并且最终离开了他教学和生活了长达7年之久的波恩大学。不过，吸引他来到这一方新天地的不仅仅是良好的工作条件和求知若渴的青年学者，更多的原因在于，这位在美国广受赞誉的经济学家在自己的故乡德国(熊彼特的原籍为奥地利，但已取得德国国籍)正遭受着失败的痛苦--原德意志帝国的著名高校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现已更名为洪堡大学）甚至拒绝为他提供一个教授席位，很久以前，熊彼特就在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柏林四处寻找机遇谋求一个教席。直到1931年，他终于迎来了一次机会。当时洪堡大学有好几个经济学教席空缺，其中也包括国民经济理论学的席位。在此之前，那个职位一直由德高望重的社会经济学家威尔纳·桑巴特担任。作为德国籍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已名声在外。他的支持者们都认为，他理所应当成为桑巴特的接班人，这其中也包括影响力广泛的时事评论员，同时也是帝国议会议员的古斯塔夫·施托尔珀，他也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熊彼特积极奔走。柏林的几个教授也很支持他，此外教育部也传出了一些积极有利的信号。 3 然而大多数教授是反对他的。柏林的经济学家多是历史学派的代表，他们对熊彼特的学说持怀疑态度，并且想借此来给他点颜色看看，打击一下他的士气。因此，熊彼特的教席申请之路并不坦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挫。比如其中有一个职位，专家们突然想要找一位农业经济学家担任，而这当然不会是熊彼特。（熊彼特在一封给施托尔珀的信中无不讽刺地写道："不论是不是关于学术创作，柏林的这些同僚真是第一次让我对他们佩服到五体投地。这一次他们无视我的方式居然不是用各种无聊的方法嘲笑我的成果，这本身就是件很有创造性的事！"）随后又传出了一些有关熊彼特的流言，说他在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和彼德曼银行行长期间曾有不光彩行为。种种流言使人们完全有理由质疑，熊彼特为什么只做了7个月部长就卷铺盖走人了；为什么他做了5年银行行长却最终负债累累，以至于不得不长年辛苦工作赚钱还债，这些不入流的招数最后还是得逞了。授职委员会主席数学家理查德·冯·米塞斯后来解释说，熊彼特无法对自己的高额负债给出清楚合理的解释，这导致他的得票数很不理想，最终委员会将桑巴特的教授席位授予了另外一位申请人，而熊彼特也没能获得其他空缺职位。 以往在申请教授席位的过程中也到处可见阴谋诡计和权术手段，而且往往比专擅此道的政客们用到的还多还厉害，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真正有才华的人也恰恰因为自己的这种才华，才招致了那些没有才华的人的反感。熊彼特的迅速成名更加剧了这种嫉妒和猜忌。他和施托尔珀都坚信，这一点对此次教席申请必然产生消极的影响。2当然，熊彼特自身也难辞其咎：早在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被扣上了一顶恃才傲物的帽子，只此一点就让很多人眉头大皱。还有他离经叛道的生活作风--住豪宅，养宝马，公然和妓女出双入对，这些自然也不会给学界同仁们留下什么好印象。因此可以说，他早期的教职生涯过得其实并不风平浪静。 摄于1931年熊彼特在一次波恩近郊的郊游中。此时他在柏林谋求教授席位的努力已宣告失败。 在柏林遭遇滑铁卢的经历并非没有对熊彼特产生影响，事实上他对此非常失望和沮丧。3因此，受到像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顶尖学府对他的竭力邀请，无疑是一个十分及时的安慰。自从他第一次作为客座教授旅居哈佛时起，哈佛校方就向他发出了热诚的邀请，希望他能长期留教，此后这种邀请也从未中断过。哈佛大学甚至还专程派人前往波恩，希望能说服他接受这个邀请。哈佛经济学院院长哈罗德·伯班克给他写过的亲笔信多到不计其数。1932年年初，伯班克再次发起了猛烈的"邀请攻势"：学院先是聘任了年轻的俄裔经济学家华西里·列昂惕夫，他当时住在柏林，其理论获得了熊彼特强烈的赞同和支持；之后学院又设法将熊彼特的朋友、奥地利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哈伯勒的客座教授身份转成了正式教席。通过这一个个细节动作，伯班克试图"引诱"熊彼特："如果您接受邀请的话，我们将欣喜若狂，荣幸之至！"此外，哈佛还为熊彼特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报酬--年薪12 000美元，外加4 000美元的退休补贴，这在所有哈佛教授中是最高的，比他之前在波恩时足足高出一倍。基于以上种种原因，1932年4月熊彼特终于下定决心，接受了这份极重的邀请。4 然而要离开波恩了，熊彼特的心情并不轻松。那些在他困难的时候始终不离不弃的朋友和同事，那些信仰他跟随他的学生，他的红颜知己米娅，还有他挚爱的妻子--她已经在波恩安息，无法陪伴他漂洋过海到大陆的彼岸了，这一切都让他难以割舍。可另一方面他又需要这次旅行，大西洋彼岸的空气至少能让他从柏林失败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身在哈佛，他终于可以喘口气--不论是从地理上还是从心理上，柏林--德国的首都，终于远离他了。作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学，就如哈佛大学的一位人文和自然科学学院院长所说，哈佛"深知自身的重要责任，并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在哈佛所有学院，上至德高望重的教授，下至刚刚入学的新生，他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毫无二致。就像巴黎人理所当然地将巴黎视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心脏一样，哈佛人也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的哈佛就是世界学术圈的中心！而这一切对于一个立志要登上自己专业领域最高峰的人，世界上还有比哈佛更适合他的地方吗？ 4 哈佛大学终于得偿所愿，把熊彼特长久地留了下来，而熊彼特也充满热情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当1932年9月他正式成为一名哈佛教授时，他对这所大学、这个校园已经相当熟悉了。两年前，他曾借住在弗兰克·陶西格的家里，现在，在这所位于斯科特大街2号的巨大的灰色居民楼里，他独自享有一间十分舒适的公寓，而且这间公寓并不和嘈杂的家庭住户连在一起，位置十分优越。陶西格是从布拉格迁至美国的犹太人后裔，他的母亲具有德国血统，可以熟练地用德语和熊彼特交谈，这让熊彼特甚至有一种还住在波恩家里的感觉。另外，陶西格的经历也和熊彼特颇为相似，例如，他也是从小被当做神童，16岁就进入哈佛大学学习；除了自己的经济学方向外，他还取得了法律方向的学位，并对企业界、社会学和历史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家庭生活方面，和熊彼特一样，他的妻子也已经过世。所以从之前一次熊彼特在哈佛的时候开始，两人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现在这份友谊更加牢固了。熊彼特已经成为陶西格家里实际意义上的一分子，这个家里还包括陶西格的女儿海伦，她是一位医生。熊彼特称呼陶西格为"Pa"5，而陶西格的确就像是一位慈父一般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比他年纪小28岁的熊彼特，向他描述哈佛的独特魅力，教会他"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帮助他尽快适应新的生活。他们一起吃饭、上班,晚上和周末也总是聚在一起聊天，从工作到个人生活，几乎无话不谈。 陶西格家距离哈佛校园并不太远。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穿过安静的住宅区街道，路过一排排整齐的独栋房屋，就可以到达熊彼特的办公室。6就像现在看到的那样，哈佛大学的核心部分就坐落在剑桥市市中心，从以前到现在这所大学一直在那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整座城市几乎都是为它而存在的。高大葱郁的树木和平整干净的草坪相应生辉，一座座图书馆、学生宿舍楼、教室、礼堂还有办公楼，就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这优美的环境中。哈佛校园四周都用篱笆围了起来，看起来就像一座"独立的小城"。雄伟的哈佛大学图书馆和纪念教堂为这座小城营造了一种宁静而庄严的气氛，高高低低的大门连接着通向市中心的马路。哈佛校园和市中心之间的道路总是一派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每到午饭时间，教授和学生就纷纷涌向附近的咖啡店，由于还有很多教学楼分布在市内其他地方，所以到处都能看到许多急着赶路的匆忙身影。而熊彼特办公室所在地霍利奥克楼，恰好坐落在学校正门对面，他的办公室就在楼顶层一隅。其实很多时候他都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里工作，那里也专门为他开辟了一间小小的工作室。 49岁的熊彼特为自己设定的工作计划无疑是令人惊讶的。绝大多数哈佛教授每学期只上两门课，而他每学期至少开设三门，每周还分别组织两次活动，这些活动主要针对那些已经取得了初级学位的研究生。其中还有来自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女学生（拉德克利夫学院是同样位于剑桥市的一所女子大学，与哈佛大学往来密切）。每一次活动前熊彼特都精心准备一大堆摘要和笔记，虽然在讲台上他从未用过。 熊彼特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解答学生的问题。他把每次的答疑时间看得很神圣，因为太过投入而超过原定时间的事更是家常便饭。他总是全身心融入其中，倾听学生们在学术研究和个人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鼓励他们；把他们的问题形成材料，在课堂上作为典型范例予以解答；阅读学期论文、博士论文，给出自己的建议。据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西蒙·哈里斯回忆，他当时刚刚到学院担任助理教授，每次路过熊彼特办公室的时候，都能听到他正在辩论的声音，那声音充满了活力和激情。熊彼特总是热情地鼓励学生多问问题，所以只是把答疑时间通知贴出去是不够的，他还每个星期都拿一张纸给学生们相互传递，要求他们在上面登记参加咨询答疑的时间。 除了教学工作，熊彼特也没有懈怠自己的研究项目，而是更为深入地投身其中。虽然在到哈佛之后的前几年里他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数量并不多，但是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两摞厚厚的手稿，他同时写这两本书，而这两本书日后都成了经济学经典。其中一本内容涉及货币理论（他本人管它叫做"钱书"），另一本则是关于经济周期循环的《经济周期理论》。还在波恩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着手写这两本书，到了哈佛之后，他希望在这个更有创造性的氛围中完成它们。为此他做了很多事情：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要广泛地分析研究这两个主题下现有的文献资料，不论是经济理论，还是数据统计，或者历史评判，都值得研究。这个目标如此庞大，因此空闲的每分每秒都被他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晚上的时间常常被熊彼特用来做讲座，他的讲座很受欢迎，而他本人也很享受站在讲台上的感觉。7因此在学生中间，或在哈佛经济研究会和研究生院经济学俱乐部这样的学术组织讨论会上，时常能看到他侃侃而谈的身影。他还常常接受邀请到当地的其他大学讲学，或是乘船顺着詹姆斯河前往波士顿，去给那里的政治社会团体作报告。 尽管日程安排得满满的，熊彼特还总能抽出时间参加社交活动。几乎每天的午餐和晚餐时间他都会和同事还有学生一起坐在某个咖啡厅或某个小餐馆里，议论国民经济运行的现状，谈论哈佛，还有这之外的世界。有时他还会散步至登斯特堂，这是一座新式住宅楼，既住学生也住老师，两个群体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熊彼特十分支持和倡导这种所谓的"登斯特模式"，尽管并不住在那里，但是他在楼里也预备了一间小公寓，还常常去那里的餐厅吃饭。每次只要他在那里，他的桌子前总是围着一大群人在进行热烈讨论。 熊彼特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他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注在青年学者以及学生身上，定期和他们聚会，在日记里，他把这叫做"小酒桌边的培养"。没多久时间他就开始积极把这些年轻人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对话圈。他本人管这个圈子叫"内部学术讨论小组"，但在其他人眼里这个群体却有更为响亮的称号--"机遇、博爱和逻辑学会"或"古诺学会"。此外他还成立了一个全部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小圈子，成员除了熊彼特外，还有爱德华·梅森、爱德华·张伯伦、华西里·列昂惕夫、西蒙·哈里斯、道格拉斯·布朗、奥佛顿·泰勒，他们调侃自己为"熊彼特之七贤会"，后来年轻的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也参与了进来，这些人构成了新一代的哈佛经济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自1932年年底开始，他们每月一聚，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很多年。每次聚会的流程一般先是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由其中一位经济学家就某个经济问题做报告，而后就针对这个报告展开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场面活跃热烈，酣畅淋漓。西蒙·哈里斯后来回忆说，气氛总是那么好，每个人都有一大堆东西要和大家分享，所以聚会一直到深夜才结束，也是常有的事。1934年他们编写了一本书，名为《经济学的复苏计划》，书中抨击了罗斯福总统抗击大萧条的计划。哈里斯说，这本书的完成首先要归功于熊彼特想要和同事们共同完成一部学术研究的热情，同时也源于他始终对罗斯福新政抱持怀疑态度。 5 在其他方面，熊彼特也一直独树一帜，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他讲课的方式与学院惯常的经济学授课模式大相径庭。此前适用的一直是弗兰克·陶西格创建的所谓"苏格拉底教学法"，这种模式在学院中备受推崇，上至资深教授，下至年轻的讲师和教员，都极力将它应用到自己的课堂上。苏格拉底教学法的特点在于弃用那种传统的只有老师一个人讲，学生只负责听的方法，而是在师生之间展开对话式互动--老师提出问题，层层深入，引导学生自己总结或导出核心经济学原理和依据。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在运用苏格拉底教学法上，陶西格绝对是大师。1935年，年仅20岁的萨缪尔森从芝加哥大学来到哈佛，不久之后迅速跻身美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行列。他曾上过陶西格的课，并在一篇文章中详细分析了苏格拉底教学法的缺陷： 所有上课的人，不论他们处于何种学术水平，都被要求积极地参与讨论--即使他们也许才刚刚接触这一领域。陶西格的过人之处之一在于，他会提前对整个过程制定详细计划，他很清楚地知道，是要讲给哪些学生听，引导他们在适宜的时间给出正确而富有逻辑性的回答。以及要回避哪些学生，以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不会因为学生回答不出问题而无法进行下去。陶西格就像是以前学校里那种严格的老派绅士，这使得大部分学生上课时提心吊胆，生怕他会叫到自己，直到某个可怜的孩子被点名之后，其余人才会放下心来，等着看好戏……毋庸置疑，陶西格的课内容丰富，充分展示了这位伟大教授的才华和学识，并且绝对会给来上他课的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同时也必须承认，他的这个教学法放到其他老师那里，哪怕这个老师经验很丰富，也绝对是一场灾难……陶西格已经对这个方法驾轻就熟……可即使在他的课上，用这个方法教授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生课程，也并不是特别合适。 熊彼特的到来开创了全新的局面。一开始他也尝试着在课上使用苏格拉底教学法，但是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努力。他有自己的一套授课方法，风格自然，内容新颖，为紧张的课堂送来阵阵清风。1935～1936年，当他接替陶西格开始教那门最重要的经济理论课"基础经济理论"后，这两种教学法的比较就再明显不过了。经济学家沃尔夫斯冈·施托尔珀的父亲古斯塔夫是熊彼特的老朋友，1934年施托尔珀来到哈佛大学，先后上了这两种风格迥异的"基础经济理论"课。他后来回忆说："这两位教授上课风格差异之大令人惊讶。"陶西格擅长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引导学生从容地进入经典经济学的殿堂，而熊彼特则凭借其激情四射的演讲和报告带领学生们畅游现代经济学的世界。他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还有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这些光辉的名字如数家珍；他从不避讳那些经典的基础经济问题，即使它们尚未得到解答，以后也不知何时才能解答出来；他也会讲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里昂·瓦尔拉斯还有克努特·维克塞尔这些经济学界的"革命家"，是他们成功扭转了19世纪经济学持续下滑的颓势；他还会耐心地解释"边际生产率"这些重要概念，解答怎样计算收支平衡的问题。在引入和介绍全新理念和学说上--比如尤金·斯勒茨基的数学公式、爱德华·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模式（当时出版才不过两年），熊彼特向来是不遗余力的。他还鼓励学生主动关注《经济研究评论》，密切跟踪经济学科的新近著作和最新发展动向。 在熊彼特的课堂上绝不会出现老师一个人讲个不停的情况。相反，如果遇到不懂的问题，学生们可以随时打断他。事实上学生们也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与这位大师面对面对话。当然这并不妨碍他的魅力，这原本就是他的"个人秀"，只要一上讲台，他就总能调动起学生的兴趣，他们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他挥舞的教鞭，使无聊或是昏昏欲睡的情绪全都一扫而光。他的开课方式极富戏剧性，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演员也要对此刮目相看--踏着最后一分钟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在全班学生近乎"痴迷"的注视下，优雅地脱下那件制作精良的大衣，黑色的帽子被搁到一边，然后一根手指接一根手指地脱下手套，做完这些准备工作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些什么，而后转过身来，从容不迫地开始了一天的课程--至此，又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开场了。 萨缪尔森曾回忆道："不是通过讲笑话，也不让学生们掉进事先挖好的'陷阱'，但他（熊彼特）总有办法把课上得趣味十足，而且丝毫不影响其思想深度。他带领学生们从呆板且平铺直叙的课本中跳出来，进入真实的经济世界，认识活生生的经济学家们。讲'需求替代弹性'这些概念的时候，他所散发出的热情是真挚的，这种真挚的热情能传递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同样，爱德华·梅尔茨也对此感同身受。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成为经济学教授之前也曾在哈佛大学读书，在谈及熊彼特时，他甚至尊称熊彼特为"经济学教皇"，"他热爱经济学原理和每一个经典细节，对教材和案例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不论是阐释理论还是回顾历史，他都能讲解得妙趣横生，以至于听众们都会产生一种感觉--他们不是坐在教室里，而是坐在电影院里，正在欣赏一部精彩绝伦的经济学电影。" 与此相反，熊彼特的演讲方式就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完美了。他的演讲结构不甚清晰，乍看之下好像没做过什么准备；演讲的内容包罗万象，对听众的学术水平要求很高，这致使那些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听起来十分吃力；他还很喜欢在黑板上写下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由于太过杂乱，回过头看的时候往往再也找不到头绪了。萨缪尔森曾不无风趣地说："有时候我们要花上半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从黑板上一大堆符号数字里，找一个漏掉的斯勒茨基数学公式，或者把多余的公式排除掉。" 熊彼特对数学也有自己的理解。一方面，他坚决支持经济学研究必须要以数学为导向，正因为如此，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世界计量经济学协会于1930年得以成立，这个国际组织一直致力于宣传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研究问题。另一方面，他自己却是个没有数学天赋的人，而他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到了哈佛以后，他还去旁听过著名统计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课。在那里，这位闻名世界的经济学泰斗坐在那些比他年纪小一半的学生中间，和他们一起为计算一个方程而冥思苦想，为弄懂某个公式而汗流浃背。熊彼特在后来给哈伯勒的信里这样写道："我常常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想必和摩西第一眼看到极乐世界时一样，这个世界虽好，但门口却挂着'禁止入内'的牌子。"尽管如此，熊彼特并没有放弃成为一名数学教师的尝试。当他得知哈佛还没有专门的关于数理经济学的课程或讲座时，就敦促经济学院在教学计划中特设一门这样的课程，甚至还主动提出愿意教这门课。当然，他的首次数学课程尝试--"数理经济学导读"，显然不会和他所擅长的经济学课程一样完美，事实上不但不完美，而且还相当初级。爱德华·梅森回忆说，当时数学院系的教授们都对这门课程粗浅的水准哑然失笑。这也使得经济学院最终决定，还是把这门课交给华西里·列昂惕夫来上。 除此之外，熊彼特更是一个脾气古怪、行事叛逆的人。他有个广为人知的怪习惯，就是随时准备好小纸条，以备记录那些不期而至的灵感。不论是走在大街上，还是在餐桌旁用餐，又或者正站在讲台前讲解某个理论时，他常常会突然停住，然后掏出一张黄色小纸条，匆匆记下一个新想法，再塞回裤子口袋里去。这种事发生得太过频繁，以至于有些同事很好奇，他究竟要拿这些堆积成山的纸条做什么？（其中一个朋友甚至猜测熊彼特家有一个很大的木桶，才能装得下这些纸条。）学生中也流传着这样的趣闻：熊彼特是唯一一个来上课时不带任何教案，到下课时却装了满满一口袋纸条离开的教授。 6 尽管有这样古怪的习惯，或者说恰恰由于这种古怪习惯，熊彼特短时间内在哈佛大学声名鹊起。作为其专业领域的绝对权威，他在青年学者中虏获了一大批忠实"粉丝"；他还广泛地参与到哈佛大学经济学院建设中去，与学院的领导以及校方负责人共同探讨经济学院该如何走好今后的路。熊彼特迅速提升的影响力，使《哈佛大学学报》认为很有必要为其做一次专题介绍，于是便于1934年1月出版了一期关于他的详细报道。8报道中对这位新"哈佛伟人"的作用和影响分析得恰如其分： 熊彼特教授，借由哈佛大学经济学院老教授们的引荐，于1932年秋正式获得该院教授教席。从那时起，他迅速成为反对罗斯福新政的激进派教员和年轻教授的领军人物。长久以来，经济学院一直踟蹰于堂吉诃德式风车稻草人的幻想中裹足不前。为了使其能够摆脱这种境地，熊彼特教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至少，他让学院的大多数人看清楚，保守观点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现实含义。在充分认识了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之后，熊彼特教授开始埋头于学术钻研，以此来摆脱世俗的烦扰。他断然拒绝将任何一个他在课堂上讲解过的理论付诸于实践；面对哈佛大学和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生时，他也一针见血地表示，他们必须自己去弄明白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现实。当然，他也有其民族性格中优雅的一面。讲台上的他无时无刻不彰显着日耳曼人（条顿人）的激情，喝茶或用餐时则又散发出斯拉夫式的魅力。因此说到社交方面，他自然而然地就成了院系里最受欢迎的人物。 1935～1936年，哈佛经济学院经历了一场"年轻化"的洗礼。长期稳坐学院第一把交椅的弗兰克·陶西格拿着丰厚的退休金回家颐养天年，其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一辈经济学泰斗们也都陆陆续续地退了休。熊彼特借此时机，召集了一大批天资过人且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他们当中有当时年仅30岁的数学天才华西里· 列昂惕夫，在熊彼特的帮助下，他于1932年进入经济学院担任讲师一职，此后一直致力于其"投入-产出分析"，后来更凭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另一位戈特弗里德·哈伯勒是熊彼特的同乡，三十几岁就已经是国际贸易理论领域响当当的名人了，他也是一开始作为客座学者来到经济学院，后来正式受聘成为副教授。还有原本就在哈佛的爱德华·张伯伦、爱德华·梅森和赛默·哈里斯也不落人后，日后都成为极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新一代学者前途一片光明：保罗·萨缪尔森--熊彼特的得意门生，也是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斯威齐--一位银行高管的儿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熊彼特的助手，也是美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专家；阿瑟·史密西斯--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在洛克菲勒基金的帮助下来到哈佛大学，成为熊彼特的挚交。当然还包括理查德·阿贝尔·马斯格雷夫、詹姆斯·托宾、约翰·盖布瑞斯，以及许多才华横溢的学生，他们当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因此，现在回过头去看，就是从那时起，哈佛大学经济学院缓缓拉开了其学术发展辉煌年代的序幕。 7 在这样的环境里，考虑到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熊彼特应该是感到满意的。与陶西格一家人的关系愈加紧密，与其他同事也相处融洽。工作之余，他还总是抽出一大部分时间和学生一起度过。工作和社交把他的生活占据得满满的。 然而，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总是来之不易的。从外面看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熊彼特在寄给他远在欧洲的朋友、同事的信中也表达了这种满足："我在哈佛过得很好……这是我一直向往的。"几个月后他又写道："我的研究工作按照原定计划进展得十分顺利。比起过去在迷人的莱茵河畔那会儿，我的工作进度要快得多。"又过了几个星期，他写道："哈佛的生活十分惬意，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两年后，他对哈佛的喜爱依旧有增无减。1935年在给身在挪威的拉格纳·弗里希的信中他曾愉快地称赞哈佛："上一个学期过得很愉快。有时甚至似乎有一种感觉，这里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学术氛围。"他每天在校园里奔走的活力、他在课堂上展现出的机智和幽默、他在学生聚会上的口若悬河，每每看到这些，又有谁会想到，在这积极乐观的外表下，他的内心世界竟是出人意料的阴郁。 事实上，精力旺盛且自我意识极强的熊彼特深深遭受着自我怀疑、自卑感和抑郁的折磨。在他许多保留在哈佛大学档案馆的私人资料里，记录了其内心世界的挣扎和斗争。他曾在纸上整页整页地自责无法迅速完成学术创作，抱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写，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差劲的老师和学者等；他也曾描写过那些让他觉得世界一片黑暗的日子，他甚至没有办法强迫自己从床上爬起来到书桌前去；他一直跟飘忽不定的情绪变动作斗争，忍受足痛风带来的折磨，无端揣测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几乎每一天，他都深切地思念已故的妻子安妮和母亲，祈求她们能赐予他这个"可怜虫"力量和勇气。 以下这几段关于熊彼特在哈佛大学前三年生活的日记将他的悲伤和绝望展露无遗： 现在是周日晚上，这一星期又这么结束了--我在这星期过得没什么不好--恰恰相反，很快乐、不痛苦；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很难过，思想上的难过。讲座、上课，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目前进行的研究也有了重大突破。可是我真的累了！ 糟糕的一星期！虽然每天工作，但是勉强是一种痛苦，大脑也不听使唤，连步也没散……论文令我喘不过气来。 噢，我的母亲、我亲爱的妻子，不管需要何种代价，要是你们能留在我身边该多好啊！……我一点也不快乐！只有痛苦的创作、毫无进展的论文……一切都糟透了！ 三天时间就只写了关于价格的那一章，几乎毫无任何进展。麻痹、疲惫、病态--太糟糕了！……实在没做一点儿有用的事；课也上得一团糟……天天待在办公室里忙这忙那，却怎么也忙不完；不想看数学，也不想看希腊语--实在没有力气了。 如果这一切预示着我即将崩溃，我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不去想那些或许会感受到的强烈的痛苦。但是我竟甘心于此吗？……这是不是死亡的一个阶段？如果是，那它也是个不太重要的阶段……即使恐惧，我也只能顺带等着看，看……自己怎样熬过这些时刻。 当然，熊彼特也有很开心的时候，特别是和他的年轻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拥有过美好的假期，只管享受大自然的美丽，而不去想其他烦恼；他也有顺利的时候，比如研究工作取得新进展甚至有所突破时。正如他在1934年末的一篇日记里写道："这真是美妙的一个星期！这个星期我感到精力充沛，虽然还是不停地追着时间跑，论文也还没完成，但是我感觉好多了。" 几个星期后，冬日的剑桥城也让他欣喜不已："……剑桥的一个普通的星期天--温暖的阳光下，洁白的雪花折射出奇异的光彩；从洒满阳光的屋内向外看，蔚蓝的天空呈现出冰冷而清晰的线条，庄重而又迷人，美好的现实世界。"除此之外，熊彼特也是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名流云集的社交场合或是舒适的高级酒店，都会让他乐在其中。例如在一次巡回演讲期间，他在日记中兴致勃勃地写道："我今天在酒店里打开收音机两次！一边听音乐一边泡澡--除了总统之外，有谁享受过这般待遇啊！" 然而他的情绪实在太过脆弱和敏感，时常突然一下子又转入到另一个极端。在1935年年初的一则日记中，他记录下了自己短短几天里情绪猛烈的波动和起伏： 星期一和星期二过得还不赖，研究工作有所进展，大学生活真是太惬意了，千真万确！……总而言之，一切都如此美好，包括我们的小圈子（对于这一点真是没什么好不满意的），我对自己说，'年轻人，年轻人，去追求快乐吧！早晨醒来却不想起床，那就索性赖在床上，享受窗外的阳光和雪景'……但是昨天晚上（星期三晚上）的学院晚宴却让我感到疲惫、紧张，甚至有点不快……今天早上见到账单更是让我大感扫兴，大脑到脊柱都像瘫痪了一样……一句话也不想说。 工作过度劳累的时候，这种情况尤为明显。每到此时，熊彼特便陷入挫败的泥潭中，忍受着内心空虚的煎熬。世界在他眼里一片昏暗，他想要逃避，拒绝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在悲伤和自责中苦苦挣扎。尤其到了某些特别难熬的阶段，他几乎无法保持冷静的思考，甚至无法顾及生活。那种糟糕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已经疯了。 有时这种情况太过严重，致使他单靠一己之力无法从中解脱出来，他便收拾包袱，远远地逃离惯常的生活，有时长达一两个星期。或是去海边的旅馆，或是去山上，在那里他什么也不用做，只需尽情放松，享受眼前美好的一切。大多数时候，经过这样的放松后，他的情绪会很快恢复过来，又有勇气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了。例如， 1934年年末至1935年年初，结束了一个学期的紧张忙碌之后，他动身前往印第安纳州的著名休养圣地弗伦奇利克，彻底放松身心。那是一个坐落在中西部地区且带有巴登符腾堡州风格的小镇，以疗养温泉和赌场而闻名。熊彼特在那里的一家旅馆租了一间房子，悠闲自在地度过了两个星期。他在这期间所写的日记至今仍未被翻译和发表过，那上面清楚地记录了他怎样度过内心的艰难时期，以及抑郁的情绪究竟给他的生活和性格带来了何种影响。以下是其日记的详细片段。 1935年1月9日：我现在在弗伦奇利克, 在这里切切实实地度过了14天。除了和旅馆服务生必要的交谈外，我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喝酒。我独自一个人，想了许多东西。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这里的生活即使不全都是快乐的，但也仍然算得上不错！……至少那些令人不知所措的困惘、空虚和无法掌控生活的无力感，还有最初那几天让人窒息茫然的日子，已经过去--我现在在日记里看到对这些东西的描写，已经体会不到当时的那种感受了！（然而，我仍然感到很不痛快，我无法和朋友们一起庆祝除夕夜，尽管这并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问自己，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会变成什么样。我甚至没有能力为自己在酒店租一间房，吃一顿饭--到那时，我就只会成为所有人的负担。） 1935年1月10日：弗伦奇利克--这个平淡无奇的地方，还有我住的这栋楼，像是个医院，又有点类似于监狱……经过这一番休养后，我现在已经好多了。如果当初不是在日记里记下了那些消沉绝望的情绪，我现在几乎无法相信它们存在过。如我所愿，这两个星期的休整让我远离了死亡。必须要感激我的'汉森'，并将这个教训铭记于心。 1935年1月13日：在弗伦奇利克度过的14天的概况--我要向我的'汉森'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她们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和这么美好的环境……之前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竟是如此疲倦，经过这番休养，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工作起来也兴致盎然，对辛辛那提（他休假结束后要去那里做报告）也颇有好感。这些都促使我对之前的一些观点加以完善，或者提出新的意见。 1 即便是最开始的那些害怕精神崩溃、神经错乱、无法正常生活的日子，事实上也不是那么不幸，或许只是我过于自怨自艾，其实我算是很幸运的了，然而却不懂得尽情享受，反而坐立不安。我绝非是不幸的，比如和米娅在一起的时候。 2 沮丧的心情只持续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就很快消失了。我几乎无法相信日记上所写的内容，我竟度过了那样一段消沉的时期……尽管做了无数可怕的梦，但是久违的创造力仍旧慢慢地回来了，我又看得见无限延伸的地平线了，窗外的景色也不断映入眼帘……有点想玩桥牌。没过多久，心情骤然放晴，我感到越来越轻松--真令人惊奇，我居然没有死，那些空虚和寂寥或许只是因为太累了而产生的幻觉。噢，我亲爱的妻子，我亲爱的'汉森'，感谢总是围绕在我身边的神奇魔力，让我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 未公开的日记：借助普通写法和速记法、德语和英语，熊彼特记录下了他的内心世界。这是他1935年在弗伦奇利克写的日记的第1页。他在这篇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他是如何从抑郁情绪中走出来的。 3 只有一次，一位叫克劳森的先生突然造访，与我交谈了20分钟。除此之外，我只跟服务员说过"请给我一份牛排"，这可是我说的最长的一句--这一点在休养中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忘记，在休养期间要保证睡眠，少抽烟，少喝酒。 熊彼特的情绪又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并且他还意识到，过量的工作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造成自己情绪波动、精神崩溃的罪魁祸首。不过这种正常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休假结束后，他又马上投入到无休止的工作中去--教学、科研、社交活动等，很快又使他精疲力竭。几周以后他又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觉得"有种麻痹的感觉……和去弗伦奇利克之前的感觉一模一样。现在我已经不再相信，一次旅行或散心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了"。 职位晋升、社会认同或者赢得学术伟人的盛名，这些耀眼的成就并不总能带来内心的平衡和满足。这种现象并不鲜见，只不过外界很难察觉到。熊彼特内心深处的秘密，也同样没人能猜透。即便是他最好的朋友，也至多只能大致推测，他是很喜欢和自己较劲的人。 8 外界能够有机会窥见熊彼特的私人世界，这要感谢他的第三任妻子--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她也是哈佛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家，于1937年与熊彼特结婚。熊彼特去世以后，伊丽莎白将她在熊彼特办公室找到的全部文件的一大部分，赠给了哈佛。9其中除了不计其数的信件、著作和论文手稿、演讲和报告笔记、照片和一大堆黄色小纸条之外，还包括许多以日记形式记录的文字。在草稿本上、笔记本的扉页，还有数不清的散页上，熊彼特记载了他度过的每一天、他的想法和感受。不过，想要推断出那些日记的具体内容则是十分困难的，因为熊彼特的笔迹实在难以辨认，而且他总是使用多种语言，多数是德语和英语，但有时也用法语和希腊语。这些字迹杂乱无章地混淆在一起，有时一个句子中间甚至出现好几种语言，着实令人费解。当然，除此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熊彼特使用的德语是一种简体德语，也是现代德语统一简体的前身。20世纪20年代前，这种字体在德国和奥地利还广为流传，不过如今能看懂这种字体的人已经很少了。 熊彼特是为了防止外人偷看他的日记，才使用这种"绞揉式"写法的吗？鉴于这些日记的内容--对周围人的评论（其中不乏消极评论），还有对疾病、死亡、性幻想等颇为私人的描述，以及与他已故妻子和母亲冥想式的对话，这一猜测似乎很有道理。另一方面，他显然已经经过深思熟虑，要把其中一些生活经历公之于众，因此一些日记后面附有他的亲笔签名（估计他可能当时有发表这些文稿的打算）。例如，1934年6月结束欧洲行程返回美国的途中，他在拉哥尼亚甲板上写下了一篇两页的文章，并以"序言"作为标题，内容很明显是其自传的引言。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他开始为一部名叫《雾中航行》的小说起草情节，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显然带有自传色彩。 然而不管是自传还是小说，熊彼特最终都未能完成。但是那些仅存的文字片段里依旧隐藏着蛛丝马迹，引导我们一步步发掘他对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去找寻他真实的内心世界。10 因此，在下一章节中还会详细讲述这些文字。如果熊彼特真的曾想要写自传，那么他的家庭背景和童年记忆无疑对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他在小说的开头特意强调："请把我放在这样的背景中去看！否则将很难理解我所描写的一切。想要了解一个人，他的民族和他所生长的社会背景是关键。"在之后的篇章中熊彼特将他的主人公命名为伊格·亨利，年龄恰好与他自己相仿，又构想了主人公的整个家族成员、其母亲的行为和性格，以及这个家庭的社会交际圈等。 注释 ［1］ 第一任妻子安妮和母亲乔安娜去世之后，熊彼特将这两位自己深爱的女人统称为"汉森"。详情参见本书第5章。 ［2］ 熊彼特和施托尔珀从往来信件中得出结论，柏林的大多数教授都没有熊彼特那样的声望，他们担心这位从波恩来的明星经济学家会把自己比下去，影响到自己的威信和地位，因此对熊彼特多抱有敌对态度。 ［3］ 史密西斯和施耐德作为熊彼特多年的好友，两人对此的观点一致，即熊彼特离开德国的原因不单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走向。多年以后，熊彼特在写给著名作家沃尔特马·居里安的信中对此也做了解释："我必须承认，离开德国、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这里面也有我个人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不想生活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趁着我有这个能力改变时，我不想错过机会。虽然离开那里主要是出于学术发展的考虑，但是不可否认，政治也是我动机的一个方面。" ［4］ 与哈佛大学同一时期或是比哈佛更早向熊彼特发出邀请的大学有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基尔大学、弗莱堡大学、柏林商学院、奥地利的布拉格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这些学校当时都派出了专门的负责人与熊彼特接触，或是直接提出授予他教学资格。熊彼特作为理论经济学家的素养和学识是无可争议的。能邀请到像他这样的著名人士到自己学校，将会为学校的声望和影响增色不少。 ［5］ 德语口语中称呼父亲为"Pappi"。--译者注 ［6］ 这所房子现在仍然保存完好。许多游人都乐意从此散步前往哈佛校园，亲身体验一番当年熊彼特上班走过的路线。 ［7］ 许多熊彼特的朋友和学生都在不同场合赞叹过他的口才。如他的哈佛同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就曾说过他是一个"字字珠玑的演说家、语言运用的大师"，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总是那么引人入胜，从来不会有沉冗乏味的感觉"。 ［8］ 1936年，熊彼特曾给哈佛校长利南特写过一封长信，表达自己对经济学院当时情况的看法。他在信中批评道：教授资格的批准程序过于冗长，导致许多优秀的学者流失到其他大学；教学任务繁重，导致科研时间越来越少。他还举荐了几位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这其中就包括阿瑟·史密西斯和拉格纳·弗里希。 ［9］ 哈佛大学档案馆里关于熊彼特的书籍文件共计140余箱，每箱都相当于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大小。熊彼特去世后的10年里，因为资料内容有许多涉及他的个人隐私，所以资料管理方对公众披露的信息极其有限。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才逐渐放宽条件，允许学者和对熊彼特感兴趣的个人查阅。除了极少数特例，这里保存的大部分日记都是熊彼特到哈佛大学之后写的。目前尚不清楚他早年是否有日记留存于世，但是鉴于熊彼特长年定期写日记的做法，可以推断这种习惯并不是到哈佛之后才开始的。 ［10］ 熊彼特自传的导言部分一共有两页，由德语写成。开头的第一个段落如下："想用文字记录走过一生的人，不论有意或无意，他所写的东西，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是一种文明、一个民族、一段时期的历史片段。这就赋予自传一种权利，它不依赖于描述的生活质量，对过着这种生活的人、他的追求、他的地位声望也都没有要求。写下文字的人怎样看待生活中的问题，是他自己的事情。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靠他自己。"熊彼特这篇自传体小说《雾中航行》的结构提纲一共有36页。他从35岁开始动笔。小说的语言由英语、德语、法语和加比斯伯格速写体混合而成。由于熊彼特的字迹很难辨认，其中许多章节的整理工作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这篇小说中对熊彼特现实生活的影射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文中的主人公亨利被安排出生于英格兰，这一点和熊彼特的真实情况不符，但是其他大量细节都和他的真实经历相吻合。此外对剧情的发展熊彼特还写了一些注解，这些也和当时的现实生活相一致，文中的年代时间也和当时的时间相同。 天下之大，哪里才是熊彼特魂牵梦绕的故乡？是宁静的英格兰，还是强大的奥匈帝国？答案总是似是而非。又或者，地域的划分也许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们。在熊彼特心灵深处，一直住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他所熟识的所有社会圈子，无论是上流社会--企业界、老板阶层，还是任何工会团体，都有各自明确的出身背景，而他却无法在自己身上找到对等的属性。只有他母亲在世的时候他才能稍稍确定，那个她一手建立的生活圈子似乎就是自己出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