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的智慧》试读：书贵熟读

这几年的中国图书出版业，一直非常繁荣。借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书摊上从“天王巨霸、黑枪红血”到“丰乳肥臀”，差不多已经应有尽有。 不但书本的题材丰富、数量巨大，而且还有不少新的图书形式流行起来。比如主要依赖漫画或动漫图像来叙事的书，文字在其中只作为辅助表达的形式出现，或许可以称它为“绣像版”图书。像蔡志忠的漫画老庄、漫画禅说、漫画论语等。又比如“网络版”图书，让作者在与众多读者不断互动的过程里把他的书写下去。还有一种可以叫“中华鳖精版”图书，由编者把书中各节各大段的中心思想、主要结论、特别精彩的议论见解等等，都排印在正文的边框部分。其本意是帮助读者消化，等于代他们作读书笔记，有点像用推销鳖精来抢老鳖生意的样子。再比如“有声版”图书，电子版外文词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近两年来尤其火爆的，则是“讲坛版”图书，它不需要由读者自己来阅读，他们只要“听书”，也就是通过用耳朵听明星二传手宣讲的方式去接近名著。 读书在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或文化消费中的地位，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在地铁最拥挤的时段，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乘客读书看报。中国人过去讲究“敬惜字纸”，凡写过字的纸，就要对它加以尊重和爱惜，对书那就更要恭敬了。所以读书之前先要“焚香沐浴”，端正好精神。读书也由此变成一件太庄严、甚至还有几分沉重的事情。现在，大多数人不会再这样看待读书。它已经转变为很多人打发闲暇时光的一种习惯性活动，构成人们业余时间里更日常、更随意的生活内容一部分。 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中间也隐然存在一些问题。总的来说，在绝大部分人们中间，现在流行着两种占支配地位的读书方式：一是应试读书的方式，另一种则是休闲快餐式的随意阅读。应试读书方式主要流行在中小学生群体里。而休闲快餐式的随意阅读，不但正在日甚一日地支配着已经没有应试压力的成人读书活动，即使是对仍然在校的大学生来说，因为与中学阶段相比较，应试压力已大大减轻，所以一头栽进休闲阅读状态的人，也绝对不在少数。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在应试阶段读书读得越被动、越是疲惫不堪的学生，升学压力减缓后转入休闲阅读状态的意向就越强烈，转变的程度也越彻底。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只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让正在历史系学习的学生说出一种最使他们印象深刻的书，那么他们中间十有八九会举《万历十五年》作为回答。如果你追问这本书好在哪里，他们往往会答复说，它与他们所读过的大多数历史著作都很不一样。但如果你再进一步要求他们具体地谈谈这种“很不一样”，他们的回答就开始变得不知所云。你可能很明确地要他们回答下面的问题，即本书蓄意围绕着1587年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作者把它称为ayearofnosignificance），去叙述万历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著名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它究竟是想告诉读者什么？这时候，他们的回答多会变成一堆完全不得要领的含糊言辞。由此可知，阅读只在他们脑海里留下一片十分浮泛的印象。他们是阅读活动里的“印象派”和“朦胧派”。据我所知，阅读效率低下这一现象，在庞大的读者群里其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当然，每个人在一生里都会碰到许许多多不同类型、不同质量的书籍。其中有些可以基本不看；有些可以随看随丢；有些只需要草草浏览一番就行了；有些可能要采用跳跃式阅读法，从当中挑出若干章节来读读；有些值得从头到尾地将它通读一遍；还有一些是需要更加花力气熟读的，要把纸面上的文本印到自己的心里去。不管是什么样的书，采取一式一样的读书方法或读书策略去对待，或者无论看什么书，都期望自己能达到相同的阅读效果，这肯定不是聪明的办法。我们需要随时根据不同阅读材料本身的价值和特点，选择不同的阅读方法。 不过，在许许多多的读书方法里面，有一种方法最重要、最关键、最需要我们去用心加以培育。我在这里指的就是“精读”的方法。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所有的书都需要精读。一个人一辈子能精读的书籍总是十分有限的。但是，一个人要是没有过精读的体验，还没有通过精读几本或者十几本书籍来训练和改善自己的阅读习惯、提高阅读效率，那么我就会怀疑他其实还没有真正掌握读书的方法。只有学会了精读，你的速读、跳读、泛读，甚至随便翻翻，也才会有充分的效果。古人说：“书贵熟读”。所谓熟读，其实就是精读的意思。 《朱子语类》书页关于精读，朱熹对他的学生讲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 老苏（指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洵，他的这两个儿子史称“小苏”，所以把小苏的老爷子叫作“老苏”）只取《孟子》、《论语》、《韩子》（指韩非子的书）与诸圣人之书，安坐而读之者七八年。后来做出许多文字如此好！他资质固不可及，然亦需著如此读。只是他读时便只要模写它言语做文章。若移此心与这样资质去讲究义理，那里及得来？是知书只贵熟读，别无方法。 朱熹对老苏非常称赞，但也有批评。要真正读懂他的评论，还需要对他说这段话的历史背景有一点了解。 我们知道，自从两汉经学衰落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一个长达七八百年的转型。朱熹正处在这个转型最终完成的时代；事实上，他本人恰恰就是这次思想文化转型的集大成者。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这样一次转型，我们可以说，中国思想文化，古人称之为“斯文”，一个美国学者把这个词翻译为ThisCultureofOurs，经历了一个从“文学”到“文以载道”，再到“直指天理、天道”的漫长过程。这里说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的创造这个意思在内，但远远不止是指文学创作而言，而是指的体现在中国传统典籍里的文化精神，尤其是指礼乐、典章、艺文等等的形式规范。在唐代后期，内在于“斯文”中的“道”被韩愈用“文以载道”这个口号明确地凸显出来。到北宋和南宋思想家的手里，儒学传统终于完成向“理学”的转变；它的关注中心从外在的行为规范转移到人对德行和道德自主的修证问题，所以我说它“直指天理”。 老苏和小苏其实都是讲求“文以载道”的，但在朱熹看来，他们还是文学有余，求道不力。因此他说苏洵读古代经典，“便只要模写它言语做文章”。但苏洵读书得法，天资又高，所以“后来做出许多文字如此好”，以至于一方面让朱熹赞不绝口，另一方面又使他觉得十分惋惜。照朱熹看来，假如苏洵能用他那样读书的方法去追求经典中的“义理”，也就是精神价值，凭他那样的天资，那就没有人还能追得上他。 朱熹用五个字来概括苏洵的读书功夫：“书只贵熟读”；这还不够，他紧接着还要再强调一句：此外“别无方法”！所谓“熟读”，也就是选择少数最要紧的书，“安坐而读之”，不贪多、不求快、不偷懒，反反复复，老老实实，把它们读熟、吃透，变成一辈子学问和涵养的根基。 上面举的是一个古人的例子。接着我还想介绍一点现代人的经验。 我曾经在哈佛大学作过两年访问学者，在那里我碰到过很多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流学者。如果有个别接触的机会，我总是喜欢向他们提出同一个问题，就是请他们推荐一部属于他们各自专门领域里最值得阅读的基本著作。有些人会马上回答我这个问题；也有不少说需要考虑一下，稍后再用电话或电子邮件回答我。所以我以为他们的答复都是很认真的。可是，当我按照他们的提示，到图书馆里去把这些书翻出来看看时，我就有点纳闷了。那些书往往都比较老，粗粗一读，并不觉得特别有吸引力，有些甚至已不再出现在新一代研究著作的参考文献目录里。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这些学者所推荐的，经常是他自己阅读经验中让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那本书，也可能是对他进入后来的学术领域影响最大的书。可见一个人学问再高、再大，真正奠定他的基础，真正会影响他一生，让他总是记得、总是珍视的，也就是不多的那几种书。但是不是有那么几本书透彻地印刻在心里，对一个人来说，那肯定是大不一样的！ 所以怎样读书，这是需要学习的一件事。而学会读书，关键在学会精读。 这就需要有意识地去抵制阅读与理解中的“印象派”和“朦胧派”，在应试式的读书法和休闲快餐式的随意阅读方式之外，自觉地培育一种既使人赏心悦目、又高度能动的专注阅读。它与应试式读书方法不一样，却又完全可以促进应试能力的提高，同时帮助学生克服应试阅读所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比如灌输教育带来的被动学习态度，成绩优秀但逐渐丧失学习兴趣，僵化的应对模式，只注重表达技巧而欠缺思考的深度等等。 有一点需要在这里加以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应试式的读书法就那么全无是处。其实老师在讲解教科书时所演示的条分缕析、提纲絜领的分析方法，就十分接近于刚才讨论过的精读法。可惜应试教育中的被动学习情景，使大部分学生很难通过在老师辅导督责下研读教科书的经验去体察自主能动的精读法。所以一旦从应试压力下被解放出来，他们的读书功夫只会不断向后退转。 从这一点出发，很值得回过头去，看看古人怎样读书。毫无疑问，今天的人已经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恢复古人读书的方法。但是古人的读书经验，对于我们如何才能在阅读中做到最大限度地去贴近文本，从文本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内在含义，也就是如何培养精读的能力，还是具有非常值得重视的启发意义的。因此，在接下来的漫谈里，我会比较多地结合中国古人的经验，更具体地介绍“书只贵熟读”的一些入手方法，或者说是入手途径。 概括起来，我会讲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古人所谓“读书须成诵”对我们的启示；第二，“不动笔墨不翻书”；第三，读书要做到专一和善疑；第四，读书须求“入味”而“贵自得”。前两条是关于读书基本功的，后两条说的是读书时应有的境界。如果这四条能落实，“书只贵熟读”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一句空话。 今天讲的，算是一个开场白吧。就说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