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妨是书生》试读：“进军西北”：创立一个研究所的故事

1943年6月，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来到了四川南溪县李庄。在战火连天的时代，这里是一群读书人--以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所”；1945年易名为“社会研究所”）为主——可以潜心于学术世界的“桃花源”。李约瑟很兴奋地和这群书生分享学术心得，他并赞誉道，万里迢迢来到中国之后，“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面的人中最杰出的”。李约瑟身为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为动物与植物两研究所）的通信研究员，发表了公开演讲，济济多士，云集一处，如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社科所所长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等等，俨然学术盛会。 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却在演讲将始前一刻上演：出席者之一梁思成，突然把正处于好似“冷战”状态下的陶孟和、傅斯年拉到一起，要他们友好地握握手。在场的学界精英，眼见两人终于伸出友谊之手，纷纷在心里喝彩，李济更特地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还私下说道应该要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梁思成。本来，陶孟和与傅斯年，都是北京大学出身的。不过，当陶孟和已经是北大的教授时，傅斯年还只是活跃的学生领袖，严格来说，傅算是学生辈的后进。只是，两人之间，既有如梁思成、林徽因等共同的朋友，又同在中研院任职，公务私交均密，情谊实在师友之间。可惜，就在1943年上半年的时候，陶、傅之间的关系却是紧张之至；梁思成的举动，显然让这两位学术领导人，从此重修旧好。 具体来说，陶、傅失和，是外在政治大环境逼压的结果，但和中研院本身的发展前景，也脱离不了关系。这个故事，得从蒋介石委员长开始讲起。 1942年8月，蒋介石委员长为了处理新疆事变，赴西北各省视察，并且提出了“西南是抗战根据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主张，自此，议论中国西北地区的开发问题，又是甚嚣尘上。1943年2月，罗家伦奉命担任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即是蒋委员长个人意志的反映。当时的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本来就是关心重视中国“边疆”问题的人，在此之前，他便曾鼓动科学工作者“到西北去开辟一个科学的新天地”（《西北建设问题与科学化运动》，1941年10月12日）；同时还身兼国民党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亦在国民党组织部成立了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请史学名家顾颉刚任副主任委员（后来，顾颉刚转请韩儒林任之，细节不详述），凡此均可想见朱家骅对于“边疆”事务的热心。此刻，出于自己本身的关怀，又有蒋介石的一席言，加上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的鼓吹，朱家骅显然不愿让中研院在这波逐“西北”之浪的队伍里缺席，于是，社科所便成为这波意欲让学术和现实结合在一起的行动的先锋部队，用陶孟和自己的话来说，“当此之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当决然担任”。 然而，在战争期间要让社科所扮演好这个“服务国家”的角色，又得与“最高当局”的个人意志相配合，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涉及相关事务实在繁杂困难之至。首先，既然蒋介石委员长喊出了“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陶孟和就拟了计划，打算把社科所搬到兰州去，专就经济及文化接触两项进行研究，请蒋廷黻转给蒋委员长，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蒋介石同意了，却批示要社科所迁到兰州“以西”的地方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蒋廷黻告诉陶孟和，“无以介公批了迁兰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兰州做，止是牌子推于兰州以西云云”。实际上，在李庄的社科所，根本不打算搬，“名义上是迁，实际上是添”，此后，社科所应当又多兰州一个据点了。不料，“天威难测”，“最高当局”最后指示，所谓兰州“以西”的地方，居然是酒泉。这下子麻烦就来了，据傅斯年提供给朱家骅的意见： ……此事大可发愁，酒泉严格说仅一油栈，如何设社会所？其中既无经济可以研究，亦无文化接触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触最好在西宁），社会所如在西北设分所，必以兰州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点若不改，后患无穷。若名称上在酒泉挂社会所之牌，必为空洞。以介公之热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为空洞，非真迁也，恐本院整个蒙不良之影响……本院似不当把社会所实际上放在李庄，分店在兰（按：兰州），牌子却挂在酒泉，而谓不在兰州也…… 只是，最初傅斯年虽不以社科所此举为然，却因此事并“不关史语所，亦未注意也”，所以还对陶孟和直接“引当时报上一名词云‘阳奉阴违，贻误要公’，以为笑谑”。不料，等到社科所因之而要广聘人才之际，傅斯年顿觉苗头不对，开始忧心社科所和史语所的工作范围恐将有重复之病矣。原来，他早与陶孟和有“君子之约”，主要内容是“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因此，史语所的全汉升“昔有志治近代一问题”，就被他阻止了。现在，陶孟和想聘用的李安宅、费孝通与韩儒林等人的工作主题或范围，正是史语所原来成员各有专精者。如此一来，傅斯年以为“恐有大规模之重复在后，未便再颟顸下去”，便与陶孟和开始交涉。遗憾的是，双方沟通不良，终至以函件相征伐，在纸上“兵戎相见”。 陶孟和生气的是，自己“受命进行西北工作”，计划进行并不顺遂，没想到傅斯年居然还来干涉社科所想要聘的人，难不成是说自己没资格主持这件事吗？他在信里对傅斯年这么说： ……今又遭一再鞭扑，且警告以所请之人不得任为研究员（实际上现仅有一人），弟行能无似，如足下承认弟无资格进行西北工作，或须完全退出中研院，尚祈坦白告我为幸。 他在另一封信里的一句“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则更可能让傅斯年的血压升高不少，因而回信痛责道： “伎俩”一词，其connotations在中国虽无标准字典，然试看《聊斋》《西游》《儿女英雄传》《封神榜》等书，完全是一句骂人很重的话，意为“小小阴谋”之类或英语之treacherous……此等骂人话，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说，下次来信，声明收回“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十个大字，除非我公认为不必再作朋友的话。 双方言语里的火气，既已至此，友谊决裂，自是意料中事。最后，只好“公事公办”，诉诸中研院的最高领导当局朱家骅。陶孟和致函朱家骅，言明道：“请其设西北研究所，集合院中各所力量，内包括贵所之历史、考古、语言、民族四门，此所另请高明主持，至于社会所则仅担任经济、行政两门……” 傅斯年一样写信给朱家骅，主张社科所和史语所“两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务会议”，并倡议“另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其计划另呈”（按：傅斯年此一“西北工作站计划”，未见）。 面对着“西北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两项提案，朱家骅当时究竟做出什么抉择，他又如何化解陶、傅之间的冲突，目前尚不得而详（不过，就目前可以接触到的史料判断，“西北研究所”或是“西北工作站”并未曾成为中研院的建制。傅斯年之争，显然确有其实效）。然而，如果没有梁思成那个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动作，陶、傅友谊的裂痕，恐怕难以弥合吧。 在国难当头的时代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愿在象牙塔里孜孜不倦，理有必然。特别是，来自政府和院方的“最高当局”的鼓动，人文社会科学居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的“实用”价值，研究者之雄心勃勃，意欲另辟天地，也不让人意外。可惜的是，陶孟和领导社科所“进军西北”的行动，“挂空牌于酒泉”，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却是“近于蒙蔽政府之事”。况且，这是“院务之大事”，应该“闻之院务会议，一商其各种可能之利害”；并不是院长和某位所长说好了，就可以算数，就应该执行。中研院的发展前景，该如何擘拟，实在不容许“黑箱作业”。 相对的，傅斯年最后之大义凛然地主张将此事“闻之院务会议”，并另起炉灶，提出“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却又是他忧心社科所和史语所的工作范围将有重复的“本位主义”的展现。用陶孟和的话，社科所和史语所的工作有所重复之处，实并无可忧：“退一步讲，中国学术工作，以至近于学术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处女领土如此之大，‘重复’……又有何妨。” 唯在傅斯年看来，他不能同意各所的研究范围有重复之处，故与陶孟和早有“君子之约”。偏偏，陶孟和拟聘用的新进研究人员，正违背了前此的约定，如费孝通就与凌纯声的科目重复，韩儒林之治学范围则恰如向达。傅斯年之争，显然是要对自己所里的成员有所交代。傅斯年之“争”，也并不是绝对“大公无私”的行动。不过，经此一“争”，朱、陶推动中研院“进军西北”的雄图，应该就此烟消云散矣。 必须承认，在“中研院”这个学术社群的发展道路上，往哪个方向上走，朝什么样的学术领域迈进，有时并不完全仰仗学术自身的逻辑而运作。即如彼时研究院想要“进军西北”的动力，日后“三民主义”也得成为一个学术课题/领域，并可在研究院（与各大学）安寨扎营，成立研究所，显然都并不是学术社群自身酝酿出来的；政府和院方的“最高当局”，才是带领“开拓”学术道路的火车头。 那么，远离战争岁月之后，学术社群还必须扮演同现实需要相呼应的角色吗？当代“产/官/学”三位一体的结合景象，对这个问题已然做出了解答。因此，从历史的宏观视野来看，傅斯年与陶孟和的争执，更终究只是场“茶杯风暴”而已。在“中研院”里，各式学术建制的“存在理由”，各有讲不完的故事。面对着“中研院”未来学术建制的兴废工程，述说这些故事，应该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的灵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