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正确的可能》试读：2 柏拉图：剧作家

公元前399 年，整个雅典城邦都在关注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这位赤脚的街头哲学家因向雅典的牧师、将军、学者、艺术家和律师提出棘手问题，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声名狼藉。事实上，没有人能在绝顶聪明的苏格拉底面前捍卫自己的信仰。苏格拉底经常把对话者问得哑口无言，使他们羞愤不堪。由于大多数人，特别是知名人士，都不喜欢被人说成是傻瓜，所以他们用人类惯常的方式回应了苏格拉底式的“教导时刻”—通过密谋杀害苏格拉底。 尽管苏格拉底年迈、贫穷又奇丑无比，但他却吸引了许多年轻、富有、俊美的雅典人追随他，这些人喜欢看到他们的长辈被这位无畏的哲学家挖苦。柏拉图便是这群年轻追随者中的一员，他非常崇拜苏格拉底，奉其为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的典范。但当其尊敬的导师、朋友被雅典人民判处死刑时，柏拉图只能惊恐地看着。 在苏格拉底去世后，柏拉图通过写作，再现了苏格拉底生前的对话，以此来纪念他敬爱的导师。柏拉图写了30 篇哲学对话，其中大部分以苏格拉底为主角。柏拉图知道用写作来再现苏格拉底式教学的风险，因为苏格拉底本人从未写过任何东西。事实上，苏格拉底甚至声称自己一无所知。他只是希望通过向人们提问，求得自己所否认的知识。苏格拉底称自己为“哲学家”（philosopher），意思是“爱智慧的人”，以区别于那些自称拥有知识并贩售知识的“智者”（sophist）。 为什么苏格拉底只通过对话的方式进行教学？为什么柏拉图只写对话录？也许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一样，认为写作会冻结和扼杀思想，使之像书中的蝴蝶标本一样。但在苏格拉底式和柏拉图式的对话中，我们却可以看到鲜活的思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在言语命题中定义真理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柏拉图经常暗示，真理最终只能由我们脑海中的眼睛看到，而非用言语说出来。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以爱讽刺、爱开玩笑、半掩半露其观点而闻名，柏拉图也效仿了他的老师，这让今天的学者们对于苏格拉底所提出的观点是出自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还是出自柏拉图本人，意见不一。在本书中，我们将柏拉图所写的哲学对话中苏格拉底所表达的观点归于柏拉图自己。 柏拉图的哲学浮现于苏格拉底在哲学对话中的言辞与柏拉图所描述的戏剧化行动的关联之中，这在《申辩篇》（Apology）里柏拉图描述的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尤为明显。在审判期间，苏格拉底试图为自己辩护，使自己免受亵渎神明和腐化雅典青年的指控。他声称哲学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对整个城邦也有好处。他说，“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只有当雅典能从偏见和无知的沉睡中醒来时，它才会实现真正的繁荣。苏格拉底深信哲学对他深爱的雅典的重要性，以至在陪审团宣判他有罪后，他仍建议应对他进行奖赏而非惩罚。然而，陪审团最终判他死刑。 在柏拉图写下的哲学对话中，我们既看到了对苏格拉底的辩护，也看到了对哲学与政治融合的危险的警告。柏拉图认为，哲学可以将个人信仰和公共政策引向对真理的追求，因此哲学对个人和城邦是真正有益的。他认为，个人或城邦如果根据毫无理由的信念行事，那么他们会在幻想和无知的黑暗中跌倒。然而，与此同时，他对苏格拉底命运的描述揭示出，哲学也可能对政治体构成危险。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的共同性往往比它们的真理性更为重要。我们希望公民对自己的民主信仰持怀疑和讽刺态度吗？还是希望，公民愿意为经不起哲学审视的信仰而献身？辩论能在政治中发挥作用，但民主政体不等于辩论社会；政治往往无法奢望充分的哲学思考，而是取决于未经反思的果断行动。柏拉图成功地捍卫了哲学和政治—即使两者存在悲剧性的冲突。 伟大的政治哲学家能摆脱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的偏见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看到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创造了一种新的圣人理想，他们认为圣人比他们那个时代出身高贵的贵族更为优越。而柏拉图在《理想国》（Republic）第五卷中，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愿景，即建立一个完全公正的社会，与他所处的雅典截然相反的社会。柏拉图描述了正义的政治共同体所必须经历的三波改革浪潮。第一波浪潮是男女事业机会平等。柏拉图建议，应该鼓励女性成为学者、运动员、军人和统治者—尽管在接下来的二十四个世纪里，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享受到这些机会。他意识到，这些激进的想法将遭到嘲笑和辱骂，因此我们在对话中看到这些情景是以非常戏剧化的形式表现的。第二波浪潮更令人吃惊：城市的统治者被禁止拥有财产，甚至不能拥有家庭，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促进整个城邦的利益，而非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保护他们自己的孩子。像士兵一样，统治者将只使用公共财产，他们的孩子将由公共托儿所的专业保姆共同抚养。最后的浪潮，也最令人震惊，柏拉图声称：政治生活的罪恶永远不会结束，除非统治者成为哲学家，哲学家成为统治者。（“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214 — 215 页。）与其他改革浪潮一样，柏拉图关于应该由哲学家实施统治的建议在对话中遭到了其他人的嘲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每个人都认为哲学家无望真的去实施统治。无论这三波改革浪潮多么不可思议，甚至可笑，柏拉图都明确表示，只有这样一个激进的计划才能保护哲学免受政治的影响，他所描绘的理想国是唯一一个不会杀死苏格拉底的政体。 在古代，这段对话有时被命名为《理想国》或《正义者》（On the Just Person），因为对话的主题是政治与伦理的关系，是正义的城邦与正义的人的关系。柏拉图坚持认为，除非我们先有正义的公民，否则不可能有一个正义的城邦；但同样，在拥有一个正义的城邦之前，不可能拥有正义的公民。如何打破这个循环？柏拉图坚持认为，必须把所有10 岁以上的人从理想的城邦中驱逐出去，这样才能从头来过，正确地培养幼儿的灵魂和身体。他认为，让人在一个正义的城邦中长大是唯一的良好公民教育途径。柏拉图最后指出，正义主要是灵魂各部分之间的和谐。除非一个人首先在自己的灵魂中，在他的欲望和理性之间创造和谐，否则又怎么能希望他在一个社会中创造和谐呢？一个人必须首先将希望在社会中实现的正义实现于自身。 柏拉图意识到了他理想的城邦从未存在过，也将永远不会存在。但他坚持认为，理想国的理念存在于天堂，一个真正正义的人将成为这座天堂城邦的公民，并且只属于这座城邦。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生活在一个真正正义的政治社会中，但是我们可以像一个真正正义的共同体那样来主导自己的生命，那就是培养内心的和谐、公正地对待遇到的每一个人。因此，柏拉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个人伦理美德的愿景，引导我们走出无法逃脱的政治腐败。 柏拉图在他后期的作品《政治家》（Statesman）中发展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谈论政治理想。在《政治家》中，他指出自己在《理想国》中描述的统治者是通过他们的智慧，而非法律来统治城邦的。柏拉图将治理一个城邦比作治愈一个病人：我们是希望医生根据一些医疗规则手册来治疗我们，还是希望医生根据我们个人疾病的情况来制订我们的治疗方案？他认为，将通用规则应用于个体疾病是一种错误的医疗手段，同样地，将一般法律应用于特定案例也往往导致严重不公。然而，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怀疑医生有腐化行为，那么我们倒宁愿让他受医学通用规则的约束。 在《政治家》中，柏拉图将理想（最优）政体与“次优”政体进行了对比。在理想（最优）政体中，有道德的哲学家凭借不受约束的智慧进行统治；而“次优”政体则假定统治者的道德并不可靠，因此需要用法律来约束他们的行为。柏拉图指出，我们必须追求次优政体，以避免最坏政体的危险，而不是在理论上追求最优政体，然后在实践中满足于次优政体。自相矛盾的是，哲学家的统治就像暴君的统治一样，是一种不受法律约束的统治。次优政体也许不像哲学家统治那么完美，但至少避免了暴政的灾难。 处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专业科学知识应该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何种作用。在几处对话中，柏拉图认为正义的、好的政府必须建立在对现实的真实认知之上。今天，我们仍在继续努力解决，在不放弃人民主权理想的前提下，如何使科学知识应用于公共政策的问题。例如，为了解决贸易争端，美国成立了一个名为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经济学家委员会。那么为什么不能成立一个由职业伦理学家组成的“生死委员会”来裁决有关堕胎、安乐死和其他有争议的杀戮行为的分歧呢？与其让法官和陪审团解决纠纷，为什么不能让工程师来解决关于采矿安全的纠纷，让医生来解决关于医疗事故的纠纷呢？我们又是如何能够相信对采矿或医药一无所知的法官和陪审团的判断的呢？很明显，柏拉图意识到，即使是专家也会被腐化，所以他最终捍卫的是法治而不是专家的统治。 今天，在大多数行业，女性都有平等获得成功的机会，但许多女性发现很难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因为她们有抚养子女的责任。柏拉图预见到了这一困境，并认为如果不废除传统家庭，女性就不可能享有平等的机会。柏拉图认为，只有当女性从抚养孩子的责任中解放出来，才能在职场中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机会。如果柏拉图看到现代在子宫外培育胎儿的技术，他会认为这项技术可以帮助女性从生育和抚养孩子的工作中最终解放出来。即便我们认为柏拉图的建议是荒谬的、不道德的，但这依然扩大了我们对可能性的想象。 作为一个哲学剧作家，柏拉图创作了一大批人物，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观点。通过这种剧作方式，柏拉图为整个西方哲学史设定了议程，整个西方哲学史也被称为“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全部西方哲学传统都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怀特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