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试读:重建“文学史”(代序)

我关注作为著述、课程以及知识体系的“文学史”,从1988年追随王瑶先生思考“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算起,至今已有二十年。其间,除了在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先后撰写《小说史:理论与实践》、《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编辑《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等 。此外,还曾和友人合作,出版《文学史》集刊,可惜仅三辑便“寿终正寝” ,真应了那句老话,“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谈论“文学史”,我关注的对象包括以下四种类型:第一,学者研究,如《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等;第二,著述研究,如《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等;第三,学科研究,如《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等;第四,课程研究,如《大学校园里的“文学”》等 。总括起来,不外是在学术史、思想史以及教育史的夹缝中以及交汇处,认真思考这作为课程、著述以及知识体系的“文学史”,到底该如何生存、怎样发展。话虽说了不少,文也略有撰述,但还没到“一锤定音”的时候,故零零落落,尚未刊行“体系严密”的专著。或许,这种“路漫漫其修远兮”,“觉今是而昨非”,更能代表我目前的心境。 今天,主要跟大家讨论以下问题:学术史视野中的“文学史”;可爱但又可疑的知识;知识、趣味与技能;以“阅读”为中心;“重写”抑或“重建”。 一、学术史视野中的“文学史” 如今的学界,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喜欢“从头说起”,借辨析知识构成的历史,追问“合理性”。这里有传统中国“考镜源流”的学术史思路,但更重要的启迪,还是来自法国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学门”的科目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源流”、“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西国文学史”等,并提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 。从那时起,中国人便开始以“文学史”的编撰与讲授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 一百年后,“文学史”的撰述、出版与教学,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庞然大物。辨析其利弊得失,成为学界的重要话题。最早意识到此举意义的,是已故北大教授王瑶先生。1986年,王先生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发言:“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较确定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而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来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 这一追溯根源、品鉴高下的思路,日后演变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等著述。 一开始是总结治学经验,接下来是学术史探究,再一转就成了知识考掘,研究者的思路日益拓展。以下按时间顺序,推介若干考究“文学史”的著述: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赵敏俐等《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陈国球、王宏志等编《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台北:麦田出版,1997)、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龚鹏程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01)、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董乃斌《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等。 以上著述,都是在“文学学科”的框架内进行思考与评说。可还有另一种思路,那就是,将“文学史”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看待。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分辨“专门史”与“普遍史”,称后者“不惟须有史学的修养,更须有该专门的修养”;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四章“文化专史及其做法”,则专门介绍语言史、文学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美术史等,称这些专门史都从属于“历史学科” 。顾颉刚刊行于1947年的《当代中国史学》,下编第四章“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专门讨论小说史、剧曲史、俗文学史、美术史等,径直将“文学史”纳入史学范围来考察 。 只是由于学科分化日益严重,当今中外学界,多将“文学史”划归文学系而非史学系。通行的说法是,“文学学科”由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这铁三角构成。但落实到具体操作,文学史的研究,或与社会史纠缠不清,或与思想史打成一片,或注重作家印象,或强调形式演变,学者们各有各的独门绝活。像胡适讲文言与白话,周作人分言志与载道 ,上世纪50年代以现实主义为主线,60年代强调反映民间疾苦,80年代推崇“纯文学”,进入90年代,又有学者以人性作为贯串线索,所有这些文学史写作策略,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不无缺陷。就看你需要什么,偏文,重史,热爱理论,擅长考证,各得其所。近年老听到这样的“表扬”:你的书史料丰富,考证精细,不像学文学的——言下之意,“文学研究”就是堆砌形容词,轻飘飘的。这当然是一种并不美妙的误会。 2004年11月,在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联合召开的“中国文学史百年国际研讨会”上,我对国人之过分热衷于编撰体系完整且大同小异的文学史,表示不以为然。结果呢,引起不小的风波。我并不完全否定“文学史”的存在价值,我质疑的是世人对于“文学史”的迷信;另外,就是追问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是否一定要以“文学史”课程为中心。说得刻薄点,中国学界以及出版界之所以倾心于编撰各种各样的“文学史”,除了学问上的追求,还有利益的驱动,以及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因为,对于学者来说,只有此类著述可能名利双收、鱼与熊掌兼得。 需要区分涵义不同的“文学史”——作为知识体系,还是作为著述形式。二者的边界,本来就是见仁见智,伸缩性很大。一旦引入大学课程,所谓的“文学史”,很容易就变成了长时段、系统性、四平八稳、以“综论”为特征的教科书。林庚的《<天问>论笺》或陈贻焮的《杜甫评传》 ,算不算文学史,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假如转化成课程设计,便是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区隔。都是课程,哪些必修,哪些选修,主次轻重之间,蕴涵着我们对于“文学史”的想象。 二、可爱但又可疑的知识 八十年前,郑振铎撰写《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批评以往中国人的文学研究从没上过“研究的正轨”,并进而提倡系统的、科学的、“统括全部历史”的文学史著述 。八十年后,反省这种“文学史”迷思,并非基于民族自信心,也不是套用后现代论述,而是教育史与学术史的巨大张力,促使我们直面如何进行有效的“文学教育”这一难题。 1995年,香港科技大学主办“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作题为《“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的发言,强调文学史并非“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从古已有之的“文章流别论”,转化为今日通行于学界的“文学史”,应归功于西学东渐的大潮。这里涉及晚清以降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证,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值得格外关注,那便是教育体制的嬗变。在20世纪中国学界,“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其确立以及演进,始终与大学教育密不可分 。不只将其作为学术观念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 一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中国文学史》都是应某种教学需要而撰写的。因教学需要而编撰“文学史”,不见得就一定不好,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学界乐于称道的名著。十年前,我曾撰写《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一文,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具体论述时,除了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我还讨论了民初代表桐城、选学两大文派的《春觉斋论文》(林纾)、《文学研究法》(姚永朴)、《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文心雕龙札记》(黄侃),以及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四种重要著述,即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吴梅的《词馀讲义》以及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 因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图书馆发现吴梅的《中国文学史》讲义 ,促使我反省另一个问题:上述九书之所以体例迥异,是否跟大学里的课程设置有关?回头看1918年5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其中明确规定:“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的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后者的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 。一年半后,国文教授会再次讨论教材及教授法之改良,到会十五人,包括钱玄同、刘半农、吴梅、马幼渔、沈兼士、朱希祖等。为便于交流磋商,此次教授会甚至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教员会 。新文化运动以前,虽无明确分工,可林传甲与姚永朴二书的巨大差异,同样蕴涵着“史的传授”与“文的练习”两种截然不同的课程设想。 一讲历史演变,一重艺术分析,在早年北大的文学教育中,二者各司其职,各得其所。 “文学”与“文学史”并重,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设计。可惜,195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史”课程的一家独大——这一点,越是重点大学、越是名师讲授,越是如此——教书的蜻蜓点水,听讲的走马观花,文学教育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回过头来,我们方才理解胡适的思路——胡适称自家的小说考证,“完全是文学史的看法,不是研究文学的看法” 。基于这一阅读趣味,他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称《红楼梦》也不怎么样,“思想见地”不如《儒林外史》,“文学技术”则比不上《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 。你可以嘲笑胡适的艺术鉴赏力,可你不得不佩服,他有勇气说自己想说的话。明知国人无比推崇《红楼梦》,还这么说,那是需要勇气的。记得陈西滢曾写文章,嘲笑英国人即便没读过,也都整天说莎士比亚特伟大 。 三、知识、趣味与技能 十几年前,在讨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时,我曾提出一个问题:鲁迅晚年再三表示想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最后还是功败垂成。为什么?我的结论是:“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鲁迅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这话一点不假。假如没有‘教书’这一职业,或者学校不设‘文学史’这一课程,不只鲁迅,许多如今声名显赫的文学史家都可能不会从事文学史著述。” 更为决绝的是钱锺书,除了20世纪60年代初奉命主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版《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没有出版过任何通史性质的著述。坚信“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拒绝成为“朝市之显学” ,在淡泊与矜持之外,还有学者的洞察秋毫。选择这么一种自由自在的读书及著述的态度,是因作者看透了,自家所治文史之学,谈不上规划人生、影响世界;而那些冠冕堂皇、体系严密的理论大厦,迟早会坍塌,变成无人光顾的遍地瓦砾。与其如此,不如转而抚摸“文明的碎片”,从中读出宇宙的奥秘与精义。既然“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又有什么理由“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 ?不是“通史”,也未见“体系”,这种“坐而论道”的姿态,是作者的自觉选择。今日学界,对于《谈艺录》、《管锥编》的意义,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理解。 这说的是教授的心态及策略,学生呢?对于大学生来说,“文学史”也未必是最佳读物。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几年前,我在《文汇报》上发表《“文学”如何“教育”》,谈及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文学史课程:“经过好几代学者的长期积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想象与叙述,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要把相关知识有条不紊地传授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若严格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讲课,以现在的学时安排,教师只能蜻蜓点水,学生也只好以阅读教材为主。结果怎么样?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这么一来,系统修过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课程)的文学专业毕业生,极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学’听说过的很多,但真正沉潜把玩的很少,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 此文发表后,得到不少学者的积极呼应,尤其是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先生,有进一步的探讨与实践。这里不想讨论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为何倾向于宏大叙事,也不想挖掘大一统论述背后隐含的话语霸权,更不想质疑“历史”的真实性或“文学”的存在价值,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只想提出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大学中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什么?怎样才算合格的文学教育?近百年来中国人之以“文学史”(准确地说,是文学通史)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核心课程,这一选择,是否有重新调整的必要? 我当然知道,要想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很难;但我们起码可以通过反省“文学史”迷思,部分调整现有的教学体制以及写作策略。 四、以“阅读”为中心 爱德华•W.萨义德晚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回到语文学》。大意是说,现代人喜欢从一些很粗浅的文本阅读,迅速上升到庞大的权力结构论述,他对这个趋向非常担忧。他认为,这么做,等于放弃了所有人文主义实践的永恒的基础,这个基础即“语文学”。所谓语文学,就是对言词、对修辞的一种耐心的详细的审查,一种终其一生的关注 。这是人文学的根基所在。你现在把这个根基丢了,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找了很多很多材料,表面上很宏阔,但品味没了——这是今天人文学面临的困境。 一切都是“文本”,无所谓精英与大众、肉麻与有趣、经典与垃圾,于是,全都随便翻翻,匆匆走过场。结果呢,就像宋人朱熹说的,读了等于没读,没读又好像读过 。更要命的是,发言者高屋建瓴,指点江山,很有气势,可实际上缺乏独立判断能力,更不要说深入思考,并组织起有效的批判,以抵抗大一统的历史叙述。于是,学界纷纷提议,要多读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可何为“经典”,不同学术立场的人,意见分歧,全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还是认为,直面“经典”,而不是借道“概论”或“文学史”,更能激发起读者对于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精神境界等的强烈兴趣。需要的是保持一种“痴迷”的状态,持之以恒地品鉴、推敲、探究。 在我看来,大学里,无论专业课还是通识课,都应告别目前通行的“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过分注重系统的“文学史”讲授,必定导致教师与学生不懂装懂,还有就是以综述代替研究,以记忆代替体味。扪心自问,我们真能“全史在胸”,纵论古今,从屈原一直讲到鲁迅?与其追求文学史知识的“全面”与“系统”,还不如承认文学阅读的“片断化”与“个人性”。我甚至认为,对于绝大部分喜欢文学的读者来说,根本用不着“按部就班”,完全可以跳跃式阅读。没读楚辞,不见得就读不懂唐诗宋词。所谓《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历史联系,那是专门家建构出来的。文学史论述的环环相扣,很有道理,但普通读者不一定需要理会,更不必将其作为“先修课”。过于讲求循序渐进、首尾呼应,对于文学阅读来说,不合适。因为,它取消了阅读过程中的发现与惊喜。 五、“重写”抑或“重建” 从“诗文评”、“文苑传”转为“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此乃晚清以降中国人的自觉选择。“文学史”在20世纪中国学界的风行,主要得益于“科学”精神、“进化”观念以及“系统”方法的引进,其中得失,尚未得到认真的分疏。说到底,有关“文学史”的课程及著述,乃行路的拐杖,帮助我们进入文学殿堂。如今,拐杖变成了包袱,丫鬟长成了小姐,需要人来细心伺候。半个多世纪前,文学史家刘永济曾抱怨现在的学制仿自泰西,你想教文学,就一定要编什么“文学史” 。在他看来,学文学的,需要默契于心,神游千古,而这就好像轮扁所说的,“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抱怨归抱怨,既然执教大学,便不可避免地投入“文学史”的写作,于是刘永济也有了《十四朝文学要略》。 所有的“重写文学史”,既是文学革命或文化革新的惯用手段,也和新意识形态的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此事可高可低、可雅可俗,也有人是出于版税方面的考虑。因此,我所理解的“重写”,接近于“重建”,即不仅仅是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也不只是学术思路或学术立场,还包含课程与著述,兼及阅读与训练、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校园与市场等。我的目的是,以教学实践为杠杆,撬开大门,从缝隙中窥探文学史建构中的若干问题,反省、质疑、重构世人所熟悉的文学史图像。 如此立说,即便建树无多,起码提醒学生,作为课程的文学史,没有想像的那么神圣。刚开始创建新式学堂时,曾经有过争论,我们需不需要编“教科书”。比起《古文辞类纂》等“读本”来,“文学史”的教学效果好,可批量生产人才,这是优点。但也留下许多遗憾,章太炎《救学弊论》中的批评 ,并非毫无道理。如今的文学教育,并不像传统书院那样以自学为主、因材施教,而是倚重文学史等教材,手段是“耳学”,目的是“速悟”。说得好听是知识系统化;说得不好听呢,就是章太炎所批评的,学生所得“不能出于讲义”。 刚才说到钱锺书的聪慧,抛开世人热衷的体系完整的文学史,转而营造精致的“文明的碎片”。你甚至不能想象,钱锺书会写出适合于课堂教学的“中国文学史”。但钱先生学不来,差别不只是学识与才气,更包括时代与机遇。你我能做的,就是在阅读、谈论、撰写“文学史”时,多留个心眼,明白关于“文学”的知识,并不都在“全国通用”或“面向21世纪”的教材里。不管这书是谁写的,也不管人家如何吹到天上去,最多只能说是“适应教学需要”。 我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安徽师大、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华东师大、复旦大学以及台湾的东华大学等做专题演说,谈论百年中国五彩缤纷的“文学课堂”。在与各校师生的讨论中,我的思路逐渐清晰。“文学”到底该如何“教育”,说一千道一万,首先是让学生(而不是教授或家长)觉得有趣且必要,心甘情愿、喜气洋洋地走进教室。否则,一切论述都是“空谈”。 “文学”除了作为科系、作为专业、作为课程,还有作为修养、作为趣味、作为精神的一面。故,我所关注的“文学教育”,不仅对中文系生命攸关,对整个大学也都至关重要。这里引入历史的维度,探讨各种可能性,涉及教育宗旨、管理体制、课堂建设、师生关系等。至于在中国,作为“著述”的文学史,该如何向年鉴学派学习,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史学,而不是满足于叙述史实与表彰先进,那是另一个问题,暂且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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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作者: 陈平原
isbn: 7301183585
页数: 484
定价: 54.00元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11-2-28
书名: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