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嫁给了共产党人》试读:《我嫁给了共产党人》第一章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
第一章
艾拉·林戈尔德的哥哥默里是我高中的第一位英文老师,我就是通过他结识艾拉的。1946年默里刚退伍,楔入战役又称阿登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战役。中他在第17空降师服役;1945年的3月,他参加了那次著名的标示欧洲战役开始收尾的空降,降落到莱茵河对岸。那些日子里,默里粗犷不逊,秃头,个头不像艾拉那样高,但四肢颀长,体格强健,他看守着我们,总是一副清醒的神态。他举止态度方面完全自然大方,不过言谈上却是用词洋洋洒洒,几乎给人一种智力上的逼迫感。他最喜好释义明理,让我们理解事物,我们谈及的每一个话题,他都细细分解,到达根本,其精细不亚于他在黑板上用图解法分析句子。他的专长在于使对知识的求索生动起来,即便是在严谨的求证分析中,在以他那明了的方式朗声分析我们的所读所写时,也充满着叙事魅力。
林戈尔德先生将他的强健体格和出色的活跃思维带进课堂,使教室里洋溢着自发与开放的气氛,这对一帮将要被教训得听话懂礼的孩子来说,真是一种启迪。他们尚未懂得遵守老师订下的行为规范与智力发育并无关联。你题答得不对,一个黑板擦就朝你掷过来,他这可爱的癖好,要比他自己或曾设想过的还有意义。或许也并无这般重要。也许林戈尔德先生非常清楚,像我这样的孩子要学会的不仅在于如何准确地表达自己,培养对语言的敏锐触觉,也应学会如何做到不驯而不失之愚鲁,如何不会城府太深,不过于循规蹈矩,学会如何将阳刚的生命力自对聪明孩子威慑最深的体制规矩中解放出来。
在默里·林戈尔德这样一位男性高中教师身上,令人感受到那种有性别色彩的力量,没有被对信仰的虔诚所更改的男性威力;在默里·林戈尔德这样一位男性高中教师身上,令人看到他职业的神圣使命,他不曾迷失于美国式漫无边际飞黄腾达的梦想,他与学校里那些女教师不一样,他可以随便干些别的什么,他却选择做了我们的老师,以此为终生的职业。他整日孜孜以求的,就是和他能影响的年轻人在一起打交道,并由他们的回应中获得一生最大的乐趣。
他大胆的课堂风格对我的自由观留下的印记,在那个时期并不明显。一个孩子尚不会那般去看待学校、教师以及自己。但是刚萌芽的对于社会意义上独立自主的渴望,应该多少是由于默里的榜样而滋生。我把这点对默里讲了。那是在1997年7月,自1950年高中毕业后第一次碰到默里。他九十岁了,却显然仍是那位既无自嘲亦不做作地在学生面前代表着格言“管他的”的老师,他教给学生,若要逾越规矩,不必非得作艾尔 ·科朋,你只须思考即可。“人类社会里,”林戈尔德先生教我们,“思维是最伟大的逾越。”“批——判式的思——维,”林戈尔德先生说着,将每个音以指节在桌面上叩击出来,“是终极的颠覆。”我告诉默里,从很早起就从他这样一个丈夫气的人那里听到这点,并看到他将此演绎出来,这给我的成长提供了最可珍贵的提示。我这样一个来自外省的高中生,向来在庇护之下,而心性颇高,渴求理性,向往着有所作为又不失自由,那时对此虽似懂非懂,却紧紧握住不放。
默里则把我少年时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他弟弟的个人生活全都讲给我听,那是巨大的不幸,闹剧充斥其间。如今艾拉死去有三十多年了,可默里仍不时为此陷入沉思。“那些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毁了,为了信仰,毁于政治,毁于历史。”默里说,“但我不记得有谁是像艾拉那样被击垮的。不是倒在他本应该自己挑选的伟大的美国战场上。或许,不论意识形态,政治和历史的因素,真正的灾难,其本质总是一个人的不幸吧。生活在将人降低压小方面的作为可不容你有任何怀疑。生活剥去人的意义令人的尊严丧失的手段可真是数不清,你真得为此向它致敬。”
当我问起时,默里也告诉我他是如何被剥去了他的意义。我知道故事的大概,但对细节所知甚少。因为我在1954年大学毕业以后也开始服兵役,有多年不在纽瓦克,而默里所受的政治迫害到1955年5月才开始。开头,我们聊的是默里的故事。直到下午将尽,我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共进晚餐,此时,他才仿佛与我有了一种共识,认为我们的关系更亲近了一层,若接下来坦率地谈谈他的弟弟也无什么不妥。
我住的新英格兰西部附近,有一所叫做雅典娜的小型院校,为老年人开设为期一周的系列暑假课程。九十岁的默里报名作学生,上一门名为“莎士比亚在千禧年”的课程。我就是这样在他抵达的星期日那天在镇上碰到了他,我没认出他,幸好他把我认出来了。就这样,我们一起度过了六个夜晚。就这样,过往此次重现,寄身于一位老人身上,他的才干即是在于从不为自己的不幸盘桓多想一分一秒,并且除了正经的话题,仍不愿将时间虚掷在空谈上面。无论时光将他昔日运动员般的体格吞噬得如何一干二净,他的个性却仍因了一股鲜明的执拗劲而保持着饱满。看着默里用他那无遮无拦认真严谨的语调谈着,我想,这就是了——人类的生命。这就是持久的生命力了。
1955年,自收音机上播出将艾拉列入共产分子黑名单后大约四年,默里被教育委员会从教职上辞退下来,理由是他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经过纽瓦克作四天听证时拒绝合作。后来他复职了,但是历经了六年的诉讼,终以州最高法院五对四的裁决获得复职,归还欠薪,扣去六年来他做吸尘器推销员养家的收入。
“不知道还能干什么,”默里说,微笑着,“就卖吸尘器吧。挨家挨户。把满满一缸烟灰倒在地毯上,然后再给他们收拾干净。给他们收拾整所房子。就这么把东西卖掉的。我那时候把新泽西大半的房子清扫过了。内森,有不少人对我不错的。我有妻子,她常常要花钱治病,我们还有个孩子,可是我得到了颇多的生意,把吸尘器卖给很多人。多丽丝也不管她脊椎有毛病又去工作了。回到医院的实验室。干验血的工作。最后管理实验室。那时候技术工作和医学研究还不分家,多丽丝全都干:抽血,做抹片。用显微镜,很有耐心,很仔细。受过专门的训练,观察力敏锐,做事精确,知识丰富。她常从我们街对面的贝思·伊思雷尔医院穿过马路回到家,穿着实验服做晚饭。据我所知,从来只有我们家是把色拉酱盛在实验室用的烧瓶里。爱伦美氏瓶。我们用移液管拌咖啡。家里所有的玻璃用具都来自实验室。我们穷困潦倒的时候,是多丽丝在撑着。我们一起对付过来了。”
“他们找上你是因为你是艾拉的哥哥吧?”我问他。“我一直这么以为。”
“我也说不准。艾拉是这么想的。或许他们找上我,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从来都没有个教师该有的样子吧。或许即便没有艾拉,他们也会找上我。起初我可是个狂热分子,内森。满腔热情,要树立职业的尊严。那可能是最令他们耿耿于怀的。我开始教书的时候,作为教师得受到何等的轻侮,你无法相信。给当成孩子一样。上级告诉你什么,什么就是法律,不容置疑。得这个钟点到,要按时签到。在学校里待极长时间。下午和晚上还随时有差事,虽然合同里不包括这个。各式各样不值一提的那一套。你感到被贬低了。
“我投入到组织工会的活动里,很快升到委员会的领导圈,是董事会任职。我做事直来直去,我得承认,有时候并不多加思索。我以为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我致力的是让教师获得尊重——为了他们的劳动,获得尊重和合理的报酬。诸如此类的事情。教师的薪水,工作条件,福利都大有问题……
“教育厅长不是我的朋友。我在反对提他做厅长的运动里头很卖力。我支持另一个人,那人输了。我从不讳言与这混蛋的对立,因此他对我恨透了。1955年,解聘的时候到了,我被叫到市里头的联邦大厦,参加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会议。去作证。主席是个叫沃特的议员。同来的还有两名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三个从华盛顿来,带着律师。调查共产主义在纽瓦克市各个方面的影响,主要还是调查他们所说的在劳工和教育界的‘党派的渗透’。那时这股听证风席卷全国,不管是底特律、还是芝加哥。我们知道要到这里的。无可避免。他们在一天里头对付了我们教师,最后一天,5月的一个星期四。
“我作证时间五分钟。‘你现在是不是或者曾经是……?’我拒绝回答。哦,为什么不回答呢?他们说。你没什么可隐瞒的。为什么不证明自己清白呢?我们就要些检举揭发而已。我们到这里来就为了这个。我们是立法机构,不是刑罚机构。如此这般。但是据我对人权法案的理解,我的政治信仰与他们无关,我就这么对他们说的——‘与你们无关’。
“那周前几天,他们找过电业工人联合会,艾拉在芝加哥时候的老工会。周一的早晨,一千名联合会成员租了车自纽约来到调查委员会成员住的罗伯特酒店,包围酒店抗议示威。《星条报》这样描述示威者,‘敌对势力反对国会调查,发起入侵’。不是由宪法赋予权利的合法示威,而是入侵,如同希特勒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一般。委员会里一位国会议员对新闻界指出——对他的言论里隐含的非美国成分没有丝毫的惭愧——很多示威者在用西班牙语喊叫,在他看来,这证明他们对打着的牌子有何意义并不明白,他们只是无知做了共产党的‘傀儡’。而纽瓦克警局‘反颠覆科’将他们监控起来了,对此他深感宽慰。车队回纽约的途中在经过了哈得孙镇后,据报道那边的某警察称,‘如果我知道他们是赤色分子,早就把他们一伙人全关起来了。’到我在星期四里头第一个被传讯时,当地的气氛就是这样的,新闻媒体里也是这样报道的。
“在我那五分钟临近结束时,对于我的拒绝合作,主席说他很失望,有着我这样教育背景和理解力的人,居然不愿协助国家安全部门的调查。唯一一次我作的敌对回答,是在最后那帮家伙里头有一个对我说‘先生,我怀疑你的忠诚’时,我告诉他,‘而我也怀疑你的忠诚。’然后主席告诉我,如果我继续‘中伤’委员会成员,就要赶我出去。‘我们不必坐在这里,’他说,‘听你的废话与诽谤。’‘我也用不着,’我说,‘坐在这里听你们的诽谤,主席先生。’就这么糟。我的律师低声告诉我到这里吧,就这么结束我的作证。可以离席了。
“但是,当我自座位上离开时,一位议员叫住我,我想是为了要侮辱我一下,‘你怎么能拿着纳税人的钱,却守着对可恶的共产党的诺言来教授苏联那一套?以上帝的名义,你怎么能身为自由人却去教共产党的那套独裁?为什么不退出来回归正道?我恳求你,回归到美国的生活吧!’
“不过我没上钩,我没告诉他们我所教的不过是作文和文学,与独裁无关,虽然最终看来,我说还是不说都没什么用处:当晚,《纽瓦克新闻》体育最后版的封面上,我的头像下面,大标题是‘赤色分子调查之证人停步不前’,下面一行是:‘“不听你这套鬼话,”调查委员会告诉纽瓦克教师。’
“委员会里头有一个是纽约州来的议员,布赖登·格兰特。你记得格兰特家族吧,布赖登和卡特里娜。美国人都知道格兰特家族。那么,我们林戈尔德家之于格兰特就如罗森博格。这个精于社交的恶毒的家伙,几乎毁了我们家。你知道因为什么吗?因为,有一天晚上,格兰特和妻子在艾拉和伊夫在西十一街开的一个聚会上,而艾拉那么去对付格兰特,就如他会对付随便其他什么人一样。格兰特是瓦那·冯·布劳恩的同僚之一,或者说艾拉认为是,艾拉就猛烈地攻击他。格兰特看上去就是那种没骨气的上流人士,正让艾拉厌恶之至。他妻子写那种女人嗜读的流行言情小说,格兰特那时还是《美国日报》的专栏作者。对艾拉而言,格兰特就是滥享特权的化身。他受不了格兰特。格兰特的一举一动都让他恶心,尤其是格兰特的政治观点。
“场面一度很糟,吵起来了。艾拉大喊着,大骂格兰特。艾拉从那之后一直都坚持认为自那晚起格兰特与我们结下了怨。艾拉是不惯于掩饰自己的,本色做人,无所保留,不找什么托辞。在你看来那是他吸引人的地方,而他的敌人憎恨的也正是这一点。格兰特就是他的敌人之一。整场争吵就三分钟,可是据艾拉看来,这三分钟决定了他和我的命运。他侮辱了一位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美国第十八任总统。的后裔,一位哈佛毕业生,伦道夫·赫斯特的职员,更别提还是1938年及1942年最畅销的《艾洛伊斯和亚伯拉德》和《加利莱奥的热情》的作者的丈夫。我们完了:艾拉公然辱骂布赖登·格兰特,质疑的不只是丈夫那无可挑剔的资历,还有他妻子不容他人置疑的正确性。
“现在,我拿不准是否一切的事情皆源出于此。当然不是因为格兰特在滥用职权上就输于其他尼克松同党。他进国会前为《美国日报》写那个专栏,社会新闻专栏,一周三次,百老汇和好莱坞方面的,也有点埃莱诺·罗斯福的事情,穿插一些绯闻。格兰特的公众事业就是这么开始的。他因此而颇为胜任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里者一席。在社会新闻演变到像今日那么红火之前,他就已是社会新闻专栏作者了。一开始,在伟大先驱者的黄金时代他就入了行。那些人,有乔利·尼克博克、温切尔、埃德·沙利文、厄尔·威尔逊、戴蒙·鲁尼恩、鲍勃·康西丁和赫达·霍珀。这伙人里头,布赖登·格兰特是势利的一个,他不是街头搞拳击的底层人士,不属于混迹沙地,布朗·德比或斯蒂尔曼健身房的那些花言巧语的消息灵通人士,他是上层,泡在壁球俱乐部那一伙的。
“开头,格兰特写专栏,名为‘格兰特内幕’,而后来,你记得吧,他几乎成了尼克松白宫班子的头头。格兰特议员颇受尼克松青睐,和尼克松一样坐镇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白宫实施了不少尼克松总统的强硬手段。我记得1968年时克松新内阁提名格兰特任幕僚长。后又放弃,太可惜了。尼克松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如果尼克松能早点发现在掩盖水门丑闻的行动上不用霍尔德曼而用格兰特这个惟命是从的上流人士则政治上会有多少好处的话,那么格兰特的仕途就说不定是以入狱告终了。布赖登·格兰特在狱中,一个夹在米切尔和埃尔利希曼中间的牢房。格兰特的坟墓。可是永远不会了。
“在白宫的录音里能听到尼克松大加称赞格兰特。文字本里有记录。‘布莱顿心地不错,’总统对霍尔德曼说。‘而且他也强硬。能做任何事。我说的是任何事。’他对霍尔德曼说起格兰特关于对付他们内阁敌人的格言:‘将他们毁灭于媒体’。然后,总统,这位耽于地道的诽谤和刺人眼目的诋毁的人,赞赏地补充说:‘布莱顿有杀手的直觉。没人干得比他更漂亮了。’
“格兰特议员于睡眠中去世,有钱又有权的老政客,在纽约的斯塔茨堡仍很受尊崇,那里的高中足球场以他命名。
“在听证会中,我注视着布赖登·格兰特,设法把他看作应该不只是一个与我结有积怨的政客,要在全国陷入的反左运动里伺机报私仇。我因袭理性,寻觅较高尚的因由和深刻的意义。那时我仍旧习惯对悖理讲求理性,在简单中寻求繁复。我会在其实大可不必时动用才智。我会想,他不会真像看上去那般狭隘乏味。不可能全是这样。他一定不只如此吧。
“其实何必呢?狭隘乏味也有郑重其事的时候。还有什么比狭隘乏味更加难以撼动的呢?狭隘乏味难道会妨碍他的精明强硬吗?会有损于他做要人的目标吗?醉心权术并不需要对于人生有深刻的认识,不需要成熟的人生观亦可当权。其实,成熟的人生观也许恰恰成了最大的绊脚石,而对生活并无成熟的体味恰是最大的好处。要了解格兰特议员,不必从他贵族的少年时代寻出些不幸遭遇来。总之,这家伙自那本来憎恨罗斯福的汉密尔顿·菲什处接任了国会的席位。菲什像罗斯福一样是哈得孙河畔的上流人士。就在罗斯福后入哈佛。菲什羡慕他,憎恨他,却因为菲什的选区包含了海德公园而最终成了罗斯福的国会议员。坚决反对美国参与二战,极蠢笨。早在三十年代,在上层人士里头,菲什第一个为那个可恶的委员会的前身做主席。典型的自以为是的沙文主义者,偏狭的混蛋权贵。这就是汉密尔顿·菲什。在1952年,重新划分这老笨蛋的选区时,布莱顿·格兰特成了他的部下。
“听证结束以后,格兰特离开三个委员和律师所在的高台,径直走向我的座位。就是他对我说过,‘我质疑你的忠诚。’然而现在他亲切地微笑着。只有布赖登·格兰特才有的那种样子,仿佛是他发明了这种和善的笑容。他伸出手来,于是,尽管这手对于我是很可憎的,我仍握了握。这只无理性之手。自然,是彬彬有礼的握手,像拳击手开赛前互碰对方的手套。而随后几天里头我的女儿洛兰都一直为此见到我就怕。
“格兰特说,‘林戈尔德先生,今天我远道来到这里,协助你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希望你能更加协力一些。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同情你的人,你也仍旧把事搞得很棘手。我想让你知道,本来不是计划我带队来纽瓦克。可是我听说你要作证人,于是我要求来了。因为我想如果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唐纳德·杰克逊出面的话,对你不会有大好处的。’
“杰克逊就是在委员会里接任尼克松位子的家伙,加州的唐纳德·L.杰克逊。思想不凡,常公开这样宣称,‘对我来说,好像已经到了做或不做美国人的时刻’。带头搜捕新教神职人员中的共产党破坏分子的就是杰克逊和维尔德。对这些家伙来说此事紧迫,事关国家利益。尼克松退出委员会后,格兰特就成了委员会的智囊,为他们做重大的决定。让人遗憾的是,他也确乎不枉担此名。
“他对我说,‘比起那位加州来的尊敬的先生,我想也许我对你的帮助要大一些。不管今天你的表现如何,我仍认为我可以帮助你。我想要你知道,如果你好好睡上一晚,然后下了决心要为自己辩白的话。’
“就在那时,洛兰迸发了。她足有十四岁了。她和多丽丝一直就坐在我后面,整个会议中,她一直怒气冲冲地说话,声音甚至比她母亲还大。她发怒,她坐立不宁,几乎无法抑制她十四岁身体内的怒火。‘证明他什么上面的清白?’洛兰对格兰特议员说。‘我父亲做过什么?’格兰特慈祥地对着她微笑。他长得十分好看,那么一头银发。身材匀称,西装是最昂贵的特里普勒产品。他的举止得体,不会冒犯任何人。嗓音融和得恰恰好,富有尊严、柔和,又有男子气,他对洛兰说,‘你是忠诚的女儿。’但洛兰不会就此罢休。我和多丽丝也没想插手。‘证实他的清白?他不需要为自己辩白。他没有污点,’她告诉格兰特。‘正是你玷污了他的清白。’‘林戈尔德小姐,你离题了。你父亲有案底,’格兰特说。‘案底?’洛兰说。‘什么案底?他有什么案底?’他又微笑着。‘林戈尔德小姐,’他说,‘你是位很不错的年轻女士——’‘我是不是不错与此无关。他的案底是什么?他做过什么?他要证明什么?告诉我我父亲做过什么。’‘那得你父亲来告诉我们他做过什么。’‘我父亲已经讲了,’她说,‘而你们把他所讲的每件事都歪曲成一堆谎言,只为了让他出丑。他的名声是清白的。他在晚上可以安心入睡。先生,我不知道你如何能够做到。我的父亲和其他人一样忠心为国家服务。他知道什么是忠诚和斗争,以及什么是属于美国的。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效忠祖国的人吗?这就是他奋斗的目标吗:为了让你们坐在这里将他的名声抹黑?给他身上泼污水?这就是美国吗?你们所说的忠诚?你为美国做了什么?社会新闻专栏?就这么美国化的?我的父亲秉持原则,正派的美国原则,而你们才不要想就去毁了他。他到学校去,他教孩子,尽全力工作。你们应该有一百万个像他这样的老师。这就是问题所在吗?他太优秀了?就为了这个,你们要编造他的谎言吗?别碰我父亲!’
“格兰特仍未回答,洛兰喊道,‘怎么了?你高高坐在上头的时候有那么多话要说。现在你却哑口无言了?紧闭嘴巴了。’就在那时,我把手盖在她的手上,说,‘好了。’接着她朝我发火了。‘不,还没好。不会好的,除非他们不再这样对你。格兰特先生,不打算说点什么吗?这就是美国吗:对十四岁的人就缄口不言?就因为我没有选举权。是这么回事吗?哼,自然我绝不会投票给你或者你那帮烂朋友!’她哭了,就在那时格兰特对我说,‘你知道怎么找到我。’然后他对我们三个微笑了一下,动身去华盛顿了。
“事情总是这样子的。他们整了你,然后告诉你,‘治你的是我,而不是加州的那位尊贵的先生,是你的运气。’
“我从未和他联系过。其实我在政治上的信仰是很限于地区的。从未像艾拉那样扩大化。我不像他那样关心世界的命运。我比较关心从我专业的视角来看的社区公众的命运。我所关切的,与其说是政治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经济上的,依我看来是社会学方面的,关乎工作条件,关乎纽瓦克市教师的地位。第二天,卡林市长对新闻界说,像我这样的人不应该来教我们的孩子,教育委员会以行为与教师身份不相称为由对我进行审查。教育厅长看出这正可做甩掉我的正当理由。我没有回答一位尽职尽责的政府代表的问题,据此事实,我就不称职了。我对教育委员会的人说,我在政治上的信仰无关乎我做纽瓦克学校体系中的一名英语教师。解雇一个人的依据只有三条:不服从,能力低下,道德败坏。我认为此三条无一适用于我。从前的学生到听证会上作证,证明无论在课堂内或任何其他场所,我从未试图对任何人灌输过信仰和学说。学校体系里从未有人听到过我向任何人传授对英语语言的崇敬之外的任何思想。没有学生家长,没有学生,也没有同事听到过。我从前军队里的上尉为我作证。从布拉格堡来,很让人感动。
“我喜欢推销吸尘器。有的人看到我来了就绕到路对面去了,甚至有人是惭愧于这样的举动吧,却又不想受到牵连。但这对我并无困扰。教师工会内部有不少人支持我,也有来自外界的许多支援。有捐款,我们有多丽丝的薪水,我还卖吸尘器。我遇到来自各个行业的人,接触到教书以外的真实世界。你知道,我是一名专业人员,一名教师,阅读书籍,教莎士比亚,让你们孩子用图解分析句子,背诵诗歌,赏析文学,我以为再无其他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了。然而我走出去了,去卖吸尘器, 对我碰到的许多人,我都颇存敬意,为此我心存感激。我想我因此而对人生有了更好的认识。”
“假使法庭没有判你复职。你仍旧会对人生持有更加美好的认识吗?”
“如果我输了是吗?我想我还会过得尚可。我想我能好好地过下来。或者会有一些失望。但我想不会影响到我的性情。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再糟糕不过的时候也仍旧有出路。丢了工作,报纸上又称你作卖国者,这些是极其令人不快的。但这仍然不是极权的情形。我没有入狱,没有受到拷打。我的孩子没有因此而得不到什么。夺去了我的工作,有人不和我讲话了,可是另外有一些人钦佩我。我的妻子钦佩我。我的女儿钦佩我。许多我从前的学生钦佩我。他们是公开讲出来的。而且我可以诉诸法律。我有行动自由,可以与记者会面,可以筹积钱款,雇律师,与人对质法庭。我也如此做了。当然,你可以一味郁闷苦恼竟至突发心脏病。但是你也有别的办法。我也是如此做了。
“但是,如果工会失败了就会影响到我了。可我们没有失败。我们斗争了,终于赢得胜利。使男女同工同酬。使初中和小学教师同工同酬。我们确定下来所有放学以后的活动首先是自愿的,其次是有报酬的。争取到更多病假。据理争得五天假期,可由个人意愿决定休假目的。以考核决定升职,反对靠关系,这意味着所有弱势群体都有公平的机会。吸收黑人加入工会,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转入到领导层的职位。但那是许多年以前了。现在工会大大令我失望。变成了以敛财为目的的机构。拿到多少钱,那决定一切。没人会思考如何来教育孩子。太令人失望了。”
“那六年的处境是怎样的恶劣呢?”我问他。“毁掉了你身上什么东西呢?”
“我不以为它毁过我任何方面。真的不这么想。自然有那么多晚上无法入睡。许多个夜晚我难以入睡。想到各样事情——怎样做这个,接下来要做什么,去找谁,等等。总是把已经发生过的重过一遍,想想会发生什么。可是接着早晨来临了,起了床,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
“对你这件事艾拉怎么想?”
“啊,这件事让他苦恼极了。如果他不是实际上已经被其他一切毁灭了,我不妨可以说他就为这件事毁了。我一直坚信我会赢,也这么告诉他。说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合法理由。他就一直讲,‘开玩笑啊。他们才不需要什么合法理由。’他知道有太多的人被开除了。就那么回事。最后我是赢了,可是他觉得是他害我摊上了这些事,他余生一直都搁不下。还有你的事,知道吗。关于你碰到的事。”
“我?”我说。“我没什么事啊。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
“哈,你可有一些事呢。”
发现自己的人生故事竟包含了一项重大事件,不为自己所知,是件重要的事,发现你的人生故事竟是某种你了解得很少的东西,这当然就是件令人吃惊的事。
“还记得吗,”默里说,“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没申请到富布莱特奖学金。是为了我弟弟的缘故。”
1953—1954年,我在芝加哥的最后一年,我曾为去牛津作文学研究工作申请过富布莱特奖学金而遭拒。在班里我几乎是拔尖的,又有人热心举荐,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在那事发生以后第一次回想到它——当时我不仅因为被拒而且还因为这个去英格兰研习文学的奖学金给了一个在班级排名里远远在我后面的一个同学而震惊。
“这是真的吗,默里?我只以为是有些古怪,不公平而已。是命运无常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想。我以为是夺去我一次机会罢了,然后我就应征入伍了。你怎么知道是这么回事的?”
“特工告诉艾拉的。联邦调查局的。他跟踪艾拉多年。随便来看看他。顺路来访时要他举报些人。告诉他说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清白。他们把你认作是艾拉的侄子。”
“他的侄子?怎么会是他的侄子呢?”
“别问我。联邦调查局也并不总能把事情搞得清清楚楚的。也许他们不总想把事情搞清楚。那家伙对艾拉说,‘知道你那个申请富布莱特奖学金的侄子吗?芝加哥的那孩子?他没拿到是因为你是共产党。’”
“你认为确实如此。”
“毫无疑问。”
我一直倾听着默里,看着他这样一个敏锐的人,想着他的体格是他那种条理的体现,是他一生除却最严正意义上的自由之外漠视一切的结果……想着默里是个基本教育论者,他的个性不是随性任意的,无论他置身何处,即使是推销吸尘器,他都做到保持自己的尊严……想着默里(我不爱他也不需要去爱他;和他之间是老师和学生的固定关系)是更具精神、理性,又切合实际的艾拉(他是我确实热爱的),他是有着更实际更清晰明确的社会目标的艾拉,没有艾拉的夸张的英雄主义抱负以及对万事皆有的热烈和满腹激情,是不被冲动和对事事都有的较真劲所迷惑的艾拉。我的心中有一幅画面,默里裸着上身,虽已有四十一岁,仍旧充溢着青春和力量。这幅画面是我在1948年一个秋日周二的近晚时分看到的默里·林戈尔德,在勒海道上,从他与妻女住的那处二楼的公寓窗口探出身子卸下纱窗。
卸下纱窗,把纱窗安上,清除积雪,化冰,清扫走道,修剪灌木,洗车,将落叶扫拢起来烧掉,自10月至次年3月一周两次下到地下室去照看给公寓取暖的火炉,添燃料,用灰把火盖上,将灰铲走,装在桶里自楼梯上拖到外面的垃圾房。租人家的房住,要在上班前和下班后做完这些杂活,身体须得强健,要自觉,勤勉又强健,正如他们的妻子要身体强健才可以稳稳地站好在地板上,而身子探出洞开的后窗,不论气温如何,就那样高高立在那里,仿佛在缆索上工作的船员,将湿衣服晾到外面的衣绳上,一件件用衣夹夹好,直到所有湿淋淋的衣物都挂了上去,绳子上满满的,在纽瓦克工业区的空中吹动,到后来衣服干了可以拿去熨烫时又要将绳子拉进屋里,一件件将衣服取下,都拿下来,叠好放在洗衣筐内搬到厨房里去。家庭的运转首要的是要赚得钱,弄出饭,有规有矩,但同时也有着这些仿佛水手做的笨重费力的活计,爬高,拖拽,收绕起来,放出去——每次我骑着车穿过自我家至图书馆的两英里路程时,它们自我身边经过,滴答,滴答,那种老式美国城市里家常日子的节拍。
林戈尔德先生在勒海道上的房子对面即是贝思·伊思雷尔医院,在他们的女儿出生前林戈尔德太太曾在那里做实验助理,街角是奥斯本街图书馆分馆,我常常每周骑着自行车去那里借书。医院,图书馆,以及由我的老师代表的学校:所有我那老一套的连锁事务,可说都在这条街上了,尽在我的面前,令人感到可亲。是啊,1948年的那个下午,周围每日运转的事务正在那里进行着,我看到林戈尔德先生自窗台上探着身子取下前纱窗。
我刹着车从勒海道斜坡上滑下来,看着他将绳子穿在纱窗的一个角钩上,接着对着下面喊一声“来啦”,纱窗沿着两层半高的楼面滑到花园里一个人那边。那人解开绳子,将纱窗堆到靠门前砖阶的一堆东西上。林戈尔德先生那样去做一个既属田径运动又属实用的动作,将我深深吸引住了。像他那样优雅地做这个动作,得有极为结实的体格才行。
我骑到了房子前,看到花园里的人是个戴着眼镜身材高大的人。他就是艾拉。他就是到我们学校礼堂扮演亚伯拉罕·林肯的林戈尔德的弟弟。在舞台上,他穿着戏服,一个人站在上面,做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接着下来是第二次就职演讲,这位演讲者的兄长林戈尔德先生后来告诉我们,他终了的一句是以往任何一位美国总统与作家都未曾写出的最优秀完美的语句(长长的句首如隆隆作响的火车头,以一串沉重的车厢收尾,后来林戈尔德先生花了整一节课的时间要我们以图表分析讨论此句):“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我们对任何人都抱好感,上帝让我们看到正确的事,我们就坚定地信那正确的事,让我们继续奋斗,以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去治疗国家的创伤,去照顾艰苦作战的志士和他的孤儿遗孀,尽力实现并维护在我们自己之间和我国与各国之间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余下的时间亚伯拉罕·林肯脱去了大礼帽,与支持奴隶制的参议员斯蒂芬· A. 道格拉斯辩论(他是最狡诈的敌对黑人的人,我们一伙来自当代俱乐部课外兴趣小组的学生对他大发嘘声)。他的台词是由安排“铁林”来学校的默里·林戈尔德朗诵的。
似乎看见林戈尔德先生不着衬衫领带——连汗衫都没穿——出现在公共场合还不够让人困惑,铁林几乎穿得像拳击手一样少。短裤,运动鞋,就这么多,差不多是裸着身体,他是我如此贴近看见过的最高大最出名的人。每周四的晚上,无线电里有铁林的节目《自由勇敢者》,这是一个很流行的系列剧,一周一次,取材自美国历史上激励人的事件,他在其中扮演内森·黑尔,奥维尔·赖特,怀尔德·比尔·希科克和杰克·伦敦等人物。实际生活中,他与伊夫·弗雷姆结了婚,她是每周上演一次“正剧”传统剧目的“美国广播剧院”的女主角。我母亲在美容院里的杂志上读到铁林和伊夫·弗雷姆的所有轶闻。她从不会去买那些杂志——她是极不赞许这类读物的,我的父亲也是一样,他希望自己有个模范家庭——不过她坐在烘发机下的时候翻看这些杂志,然后呢,周六下午去她的朋友斯沃斯基太太那里,斯沃斯基太太和她丈夫在伯跟街上开了家时装店,母亲在那里帮忙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时装杂志都看一遍。紧挨着那家店就是昂特伯格太太的女帽店,我母亲偶尔也会在周六和复活节前活忙的时候去帮帮忙。
一天晚上,听完“美国广播剧院”的节目——自从我记事时起我们就听这节目了——母亲对我们说起伊夫·弗雷姆和铁林的婚礼,还有出席的所有舞台及广播界的人士。伊夫穿着两件装的羊毛衣服,淡淡的暗红色,袖口镶着两圈同色的狐狸皮毛,她头上的那顶帽子,这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戴上去如她那般动人。我妈妈把它称作“带面纱的‘过来’帽”。那式样显然是因为伊夫在和默片男明星卡尔顿·彭宁顿合演的《亲爱的,过来吧》中戴过这帽子而就此成名。在剧中,她将一位娇纵的年轻社交名人演得极为完美,这顶带面纱的帽子正是为人熟知的她在“美国广播剧院”演出时所戴的,她立在麦克风前,手里拿着剧本,头上就戴着这顶帽子。当然也有她在麦克风前的照片上是戴着毡帽,帽檐低垂,还有巴拿马草帽,我母亲记得,有一次她在鲍勃·霍普节目上做嘉宾,戴了一顶黑色的卷边小圆草帽,垂着魅人的蛛丝般的面纱。母亲告诉大家说伊夫·弗雷姆比铁林大六岁,她的头发一月长一英寸,她为上百老汇舞台演出将头发染成浅色,她的女儿西尔菲德弹竖琴,自朱利亚德学校毕业,是她与卡尔顿·彭宁顿所生。
“谁会在意这个啊?”父亲说。“内森啊,”母亲辩解说。“铁林是林戈尔德的弟弟。林戈尔德先生是他的偶像。”
我的父母看过伊夫演的默片,那时她是个美丽的女孩。现在她依然美丽。我是知道的,因为就在四年前,我十一岁生日,头一次去看百老汇剧,那是约翰·P.马昆德写的《已故的乔治·阿普利》,伊夫·弗雷姆就在剧中。后来,父亲显然是对伊夫的年轻默片时代仍保持着爱慕的记忆,他说,“那女人的英语讲得太好了,”而我的母亲或许领会到了或者并未意识到这些赞美之辞由何促成,她也说了,“是啊,可是她太不注意保养了。她话讲得美,戏演得好,短短的齐肩发样子可爱,不过像伊夫这样小巧的身材,重了几磅,又穿着那样合身的白色夏天裙子,上面有凸出的花纹,那么不论下摆宽不宽,都是很不合适的了。”
每次轮到我母亲请她麻将会的女士们来家打牌的那周,她们一定会议论起伊夫·弗雷姆是不是犹太人,特别是在几个月后,我应艾拉之请去伊夫那里吃过晚饭。这群和我关心明星的人不免谈论说她的真姓是弗鲁姆金。查娃·弗鲁姆金。在布鲁克林区有一家叫弗鲁姆金的,她去好莱坞后就改名易姓,与这个家庭脱离了关系。
每次客厅里正打着麻将,而我那正经的父亲恰好路过那里,正听到这个话题,就会说,“谁在乎这个啊?”“好莱坞的人都换过名字。而那位女士,她开口说话时就是一堂演讲技巧课。她走上舞台,演一位淑女,你们知道那就是淑女的形象。”
“人家说她是弗赖特布什人,”女帽店的昂特伯格太太照例要插上一句。“人家说她父亲是犹太肉贩。”
“人家说加利·格兰特是犹太人,”父亲提醒诸位女士。“法西斯分子曾说罗斯福是犹太人。说什么的都有。我关心的不是这个。我看重的是她的表演,依我看,那是技巧高超的。”
“好吧,”和丈夫一起开着家时装店的斯沃斯基太太说,“鲁斯·图内克的内弟娶了位弗鲁姆金家的女子,纽瓦克的弗鲁姆金。她有亲戚在布鲁克林,他们发誓说伊夫·弗雷姆是他们的表妹。”
“内森怎么说?”考弗曼太太问道,她是家庭主妇,我母亲少女时代结识的朋友。
“他没说什么,”母亲回答。我把她练得这么说的。如何做到的呢?也简单。她代表那些女士问起我可知道“美国广播剧场”里的伊夫·弗雷姆其实就是布鲁克林的查娃·弗鲁姆金,我对她说,“宗教信仰是人类的麻醉剂!这一类的事情无关紧要。我不在乎。我不清楚也不在乎!”
“她家里什么样子啊?她穿着什么?”昂特伯格太太问我母亲。
“她都上了什么菜?”考弗曼太太问。
“她头发什么样子呢?”昂特伯格太太问。
“他真的有六英尺六英寸高吗?内森怎么说?他的鞋是十六码吗?有人说那不过是宣传罢了。”
“他的皮肤真像照片里那样满是痘痘吗?”
“内森怎么说她女儿的?西尔菲德是什么名字啊?”谢塞太太问道。她的丈夫和我父亲一样是足病医生。
“是她的真名吗?”斯沃斯基太太问。
“不是犹太名。”考弗曼太太说。“‘西尔维亚’才是犹太名字。我想西尔菲德是法语名吧。”
“可她父亲不是法国人啊。”谢塞太太说。“她父亲是卡尔顿·彭宁顿。她和他一道演了那么多电影。在那部里头,就是他演老年男爵的那部,她和他私奔出逃了。”
“就是她戴着那顶帽子的那部吗?”
昂特伯格太太说:“这世上没人能把帽子戴成像她那样的。干净小巧的贝雷帽,镶花的小礼帽,卷边草帽,大大的黑色宽边浅顶帽,垂着面纱。随便戴哪顶帽子,缀着羽毛的棕色蒂罗尔式毡帽,白色针织无檐帽,毛边派克式风帽,不拘什么帽子,那女人都美极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张照片里她穿着,”斯沃斯基太太说,“一件有金色刺绣的白色晚礼服,围着貂皮头巾。那样优雅,我这辈子都不曾见过。有一出戏——叫什么来着?姑娘们,我们一起去看的。她穿着一套紫红的羊毛衣服,上身是宽松的,裙子上呢,是最迷人的那种涡卷的绣花式样——”
“对啊!还有那顶相配的带面纱的帽子。高顶的紫红毡帽,”昂特伯格太太说,“垂着皱皱的面纱。”
“还记得那出什么戏里头她衣服上的褶裥边吗?”斯沃斯基太太说。“没人像她那样用花边的。在黑色礼服上镶着双层的白色褶裥花边!”
“可是那名字西尔菲德,”谢塞太太还是要再问一遍。“西尔菲德是什么来头呢?”
“内森知道。问内森吧,”斯沃斯基太太说。“内森在吗?”
“他在做功课,”母亲说。
“问问他。西尔菲德是什么名字啊?”
“我以后再问他吧,”母亲说。
其实她知道的不少了,不必来问我——虽然是私下里得知的。自从我进了那个令人着迷的圈子,我就急着要和每个人说起它的点点滴滴。他们都穿的什么?吃什么?吃饭的时候都谈什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样子太华丽了。
作者: [美国] 菲利普·罗斯
原作名: I Married a Communist
isbn: 7544704904
书名: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
页数: 289
译者: 魏立红
定价: 25.00元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