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书》试读：一九七六年那只可乐瓶

那是一只在神话场景中烁烁发光的玻璃瓶。热血歌手拎着它上台，慷慨陈词，然后愤然掷之于地，霹雳一响，流光四溅，全新的历史篇章于焉开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淡江文理学院（今淡江大学）有一场民谣演唱会。据说，那个不修边幅的胖子，扛着吉他，拎着可乐瓶，上了台便说：“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兴，但我现在喝的还是可口可乐。”他转向舞台上刚刚唱完英文歌的同学，不客气地问道：“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什么滋味？” 那同学愠然回道：“只要旋律好，外国歌中国歌都唱。”胖子显然对这答案不满意：“我们请今天主持的陶小姐回答这个问题，她主持节目十多年，一定可以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广播人陶晓清那天应同学邀约来主持节目，演出人并不是她找的。面对突然的尴尬场面，她试着打圆场，据说她是这么回的：“并不是我们不唱自己的歌，只是，请问中国的现代民歌在什么地方？” 胖子有备而来：“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写出自己的歌之前，应该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们能写出自己的歌来为止。”——这是小说家黄春明的名言。 然后据说，胖子奋力把可乐瓶掷碎，吓坏了不少同学，接着弹起吉他，唱起 一九四八年李临秋作词的歌谣《补破网》： 见着网，目眶红，破到这大孔 想欲补，无半项，谁人知阮苦痛？ 今日若将这来放，是永远免希望 为着前途针活缝，找家俬补破网…… 这首歌曾和许多母语歌谣一齐被国民党禁唱，理由不外“传播灰色消极思想”。然而，它仍在民间传唱不辍，并在后来的政治抗争运动中，披挂上更激切的象征意义。对听惯了卡朋特兄妹（The Carpenters）和约翰•丹佛（John Denver）的同学来说，这首歌未免太不合时宜，况且胖子的歌喉实在不怎么样。底下嘘声四起，胖子充耳不闻，又唱了一九三三年周添旺作词的《雨夜花》： 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 无人看见，每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谁人倘看顾？ 无情风雨，误阮前途，花蕊若落欲如何？…… 他甚至还唱了一九二五年黎锦晖写的《国父纪念歌》（原本叫《总理纪念歌》）： 我们国父，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 推翻了专制，建设了共和，产出了民主中华…… 是有那么几个人鼓掌，但嘘声更多更响。胖子生气了，他涨红脸说：“你们要听洋歌？洋歌也有好的！”于是他唱起鲍勃•迪伦（Bob Dylan）的《飘荡在风里》（Blowin’ in the Wind），一首曾在十三年前敲醒万千西方青年的歌： 一个人要仰头几次，才能看见蓝天？ 一个人得长几只耳朵，才能听见人民的哭喊？ 得夺去几条性命，才能让他明白，已经有太多人死去？ 答案哪，朋友，飘荡在风里 答案飘荡在风里…… 唱罢，据说，胖子激愤呼吼：“我们应该唱自己的歌！”然后丢下满场错愕，下台离去。 这胖子名叫李双泽，时年二十七岁。九个月零七天之后，一九七七年九月十日，他在淡水为救人被大浪卷走，得年二十八岁。从“淡江事件”到溺海身亡，短短两百多天，他身体力行，写下九首新作，包括后来传唱极广的《少年中国》和《美丽岛》。他始终念兹在兹地“唱自己的歌”，后来亦变成一代人朗朗上口的启蒙名句。 一九七六年冬夜那场突发事件，既无录音，更无照片，只有在场者的事后忆述，不免染上重重神话色彩。那只被砸碎的可乐瓶，在这段史称“淡江事件”或干脆叫“可乐事件”的传奇之中，始终是画龙点睛的关键道具。那瓶可乐，究竟背负了多少沉重纠结的历史情绪？ 据查，可口可乐进入华人世界，始自一九二〇年代，但流传始终不广。大陆易帜，国府撤台之后，两岸更无引进。直到一九六八年，可口可乐方才正式设厂台湾，距“美军顾问团”在一九五一年朝鲜战争后大举驻台，倏忽已十七年。美国流行文化亦随美军驻台而渐渐取代早年的东洋文化，成为台湾青年时尚主流。可口可乐、牛仔裤、好莱坞电影，还有美军电台播放的“热门音乐”一起，成了“西风压倒东风”的象征。 一九七一年，台湾被赶出了联合国，次年尼克松访问北京，签署《中美联合公报》。不到三年，全球近三十国陆续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愈形孤立的国民党政权以“国际姑息逆流”称之。那段时间成长的台湾青年，面对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世界纷纷乱乱，整片岛屿被抛向未知，大人眼中满载着惶惑，青年的身躯则翻腾着澎湃的民族热血。“保钓”运动初兴，成为集体情绪宣泄的出口。一度在六〇年代蔚为主流的“存在主义”风潮，那股苍白、虚无之气，到七〇年代渐渐化开，让位给乡土与现实主义的艺文路线。 七〇年代初，还在淡江念书的李双泽，在台北“哥伦比亚”咖啡屋结识一群年轻歌手：胡德夫、杨弦、吴楚楚、杨祖珺……起初大家都唱英文歌，崇拜迪伦、琼•贝兹（Joan Baez）、多诺万（Donovan）和保罗•西蒙（Paul Simon），却渐渐在那样的时代气氛下，感到“唱洋歌”之底气不足——你我唱得再像，毕竟生来不是白肤碧眼；那歌写得再好，毕竟并非我乡我土所出。这股心虚一旦勾起，便难再扑灭，唯一出路，便是自创新曲，在“洋歌”与市面上被诋为“靡靡之音”的本地流行歌曲之外，另辟道路。李双泽居中鼓吹，尤其热切，各人摸索试验，总算有了几首成果。 一九七五年，杨弦终于“正式打响革命第一枪”，在当年最体面的演出场地——台北市中山堂举办创作歌谣发表会，演唱余光中诗作谱曲的新歌。之后发行唱片《中国现代民歌集》，回响远超预期。广播人陶晓清在“中广”节目邀访歌者，播放新曲，筹办演唱会，在原以西洋“热门音乐”为主的节目中专辟时段，介绍青年新创曲，成为最重要的“推手”。然而，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那可以是一场“运动”，更不敢奢想自己的歌真能动摇整个时代——那几个青年人，脑中大约是从未浮现“流行”二字，而更像同人团体的“艺文实验”吧。 李双泽，或许是极少数的例外。他始终抱着极其强烈的使命感，并且深深相信歌曲作为革命武器的潜在力量。 “可乐事件”那一夜，李双泽刚刚浪游世界归来。他从淡江辍学，花了两年遍历欧美各国与父亲的侨居地菲律宾，大开眼界之余，也体验了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见识了西方强权在第三世界留下的殖民阴影。从西班牙农村、菲律宾鱼市到纽约街头，年轻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听的都是英文歌——他曾在菲律宾拍下一帧照片：背景是球场的草坪，铁网围篱高悬着鲜红巨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一个穿牛仔裤的青年闲坐其下，茫然远眺——这帧照片在李双泽死后被好友梁景峰选为遗作文集《再见，上国》封面，微言大义，点滴在心。 那晚的主持人，正巧是我母亲陶晓清。据她回忆，那天原本办的便是西洋歌曲演唱会，类似活动各地校园几乎周周都有，并不稀罕。登台的不只淡江同学，还有在著名的“艾迪亚”西餐厅驻唱的赖声川、胡因子（便是后来的巨星胡茵梦），与李双泽也有交情。那天现场的学生并不多，相较于杨弦前一年那场冠盖云集、颇受艺文圈注目的演唱会，淡江这场活动实在是简陋而随兴的。若非这“擦枪走火”的风波，加上事后校园刊物追叙、论战，把它变成了传奇神话，这场演唱会，大抵就和当年千百场校园活动一样，很快就会被遗忘了。 三十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可乐事件”那天，李双泽并非受邀演出的嘉宾，而是去替胡德夫“代班”——演出前夜，胡德夫在驻唱的餐厅和人打架，据说打赢了，但还是挂了彩，于是自己去医院包扎，懒得留院休息，径回租处二楼后阳台，抽烟看风景。浑不知自己失血过多，竟然眼一黑，凌空摔进楼下堆着装空啤酒瓶的木箱，碎玻璃扎了一身，牙也碰掉了。狼狈回到急诊室，护士惊呼“你怎么又来了！” 原本胡德夫还想带伤赴会，但牙没了，唱歌会“漏风”，只好紧急央求老朋友“救一下”。那天他虽不能上台，还是去了淡江。胡德夫记得的是：李双泽上台前八成喝了酒壮胆，登台时满脸通红，“像扛扁担一样扛着吉他”，那只可口可乐玻璃瓶并非捏在手里，而是吊挂在琴头，随着胖子的大步流星一晃一晃。 我的母亲记得的却不是这样。她说，李双泽根本没有拿什么可乐瓶，他带上台的大概是一只杯子之类。而且，他也没有在台上摔破那只不管是杯子还是瓶子的东西，那是后来的人添油加醋的情节。 所以，这整个事件中真正摔碎了的瓶子，其实是前一天晚上被从天而降的胡德夫压破的那几箱啤酒瓶，不是什么可口可乐？ 李双泽死的那年我才六岁，究竟是否见过这位胖墩墩、大嗓门、邋里邋遢的叔叔，也不记得了。对他，我唯一的记忆，来自《再见，上国》封底那帧照片，一个戴黑框眼镜、赤膊套着连身工作服的胖子，满头乱发，盘坐抱琴，咧齿而笑——李双泽存世的照片不多，但每张照片里的他都笑得很开怀，仿佛对生命很满意，对世界也有无穷信心。 曾几何时，我不但活过了李双泽在世的年纪，也比当年主持晚会的母亲多长了好几岁。二〇〇七年十月，“野火乐集”整理出版李双泽遗作录音，并在淡江大学活动中心办了一场致敬演唱会。母亲事隔三十一年重返旧地，担任主持人，我则应邀与她搭档。开场嘉宾是满头白发的胡德夫，他终于还了老友当年“救火”欠的那个人情。 灯暗幕启。一束聚光灯打在舞台上一只曲线玲珑的可乐瓶，反射出四散的流光，仿佛满盛着晶莹耀眼的故事，静静等着谁来打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