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试读:躯干的故事

……1965年,在接受担任埃弗里学院(Iffley College)院长的邀请时,伯林承认他不会写大部头著作。 ——莫里斯•考林(Maurice Cowling) 印了275页!太恐怖了(Quel Horreur)! ——以赛亚•伯林 《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可视为以赛亚•伯林著作的的大纲(Grundrisse) 、原始文本,或如伯林称之为的“躯干”。 他大量的后续作品都来源于该书,当然该书也包含了很多与他的其他著作不同,或在其他著作中发现不到的内容。《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最初创作于1950到1952年间,其基础是他识见丰富的观念史早期作品本身的精华部分。在1930年代担任牛津大学全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研究员期间,伯林为完成由霍姆大学文库(Home University Library)出版的《卡尔•马克思》 传记,做了极大量的背景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就是由那些阅读材料构成。它是伯林曾写过的连续性最长的文本,超过了10万字。 导论写的略迟一些,而且在他最初的口述稿已打印之后,伯林仍亲手修改了主要文本,特别是对较早章节中的内容进行了大量修正。 伯林的《自由及其背叛》一书是根据系列广播讲座编辑而成的录音资料文字本。在我为该书所做的前言中,已简短地叙述了《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文本的来历。 但请允许我在这里就此事展开说明一下。 1950年4月21日,宾夕法尼亚布莱恩•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院长,凯瑟琳•E. 麦克博莱德(Katharine E. McBride)写信给伯林,邀请他做玛丽•弗莱克斯纳讲座(Mary Flexner Lectures)。伯林收到此信时,机缘适宜,当时他正要重返全灵学院担任全职的观念史学家。刚开始,伯林临时性地欣然接受邀请,六个星期后他确定去做讲座。在伯林的第二封信中, 他提出了讲座题目: 至于我的讲座主题,我想知道,您是否认为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初期的政治观念是一合适话题。我愿意探讨的是关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之类型根本不同的解决之道,比如功利主义的、从百科全书派(Encyclopaedia)到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的启蒙运动(理性的和感性的)的、专制——反动的(德•迈斯特(de Maistre)和他的支持者)、浪漫主义的、技术民主——科学的(圣西门(Saint Simon)和他的追随者)、也许还有马克思主义者的。 对我来说,这些似是解决之道的原型,不同于充斥着巨大冲突的各种现代观点所阐发的解决路径(只是想明晰一下,似乎对我而言,解决之道的奠基者要比他们的后继者更为清晰、更有气势和充满更加戏剧性的力量)。我的讲座,充溢着观念的历史,但会非常直接地关涉我们当下的不满。我不知道如何称谓这个主题——它是论述从1789到1870年欧洲观念史著作的一部分。无论如何,我必须在日后写作牛津的欧洲史,但也许此题目可在以后加以思考。也许题目可以很简单,称之为“政治理论的六种(或不管多少种)类型”;或者,也许题目可以稍有点吸引力。无论如何,如果这类主题是适宜的,我可以着手工作,准备一些讲稿。 [……]我希望,如果有某些理由非您所欲,你可以果断地拒绝我所提议的讲座。但是我专注于十九世纪早期的思想和它的前情,感到很难把我的注意力转到十分不同的事物上去。但如果有另外一些更适合您的计划,那您应没有任何理由听任我的提议强加给您。另一方面,如果您能接受我的提议,毫无疑问,我自身将从我的研究经历中获得极大的助益。 布莱恩•莫尔学院当然接受了伯林的提议。伯林正确地预见到了将做的讲座会有助于实现他自己的目的,因为莫尔学院的邀请最后成为了接下去那两年伯林准备本书的催化剂。那次邀请可以破例恰当地称之为为本书的“萌芽”。我审慎地称之为“准备”而非“写作”,盖因为自1951年9月以后,伯林一直处于对“草稿歇斯底里的口述过程之中”。 就我目前所知, 其他幸存下来的、能表明伯林具有写作打字稿想法的惟一详实证据,出现在1951年9月写给布莱恩•莫尔学院的一封信中。邮寄此信是回复该院要求给出预告系列讲座的总题目,以及个人讲座的题目: 我不能确定我将进行的讲座最好的题目是什么,也许“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这个题目会是最好。如果您觉得不错的话,您也可以加进“在1760—1830年间”。我一直在找寻一些能标示我真正愿意探讨的内容的题目,比如,这样的特殊时期,在其间,在当今的论争仍与那些年月具体化的概念甚至术语有关的意义上说,现代政治与社会信念开始得到真正系统的阐述,各种辩论开始具有了那些概念和术语的经典表述方式。我想避免的是像“起源”或“基础”这样的术语,因为那会使我得去讨论像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霍布斯(Hobbs)和洛克(Locke)等人。他们可能是所有这些事物的奠基者,但人们显然已视他们为先祖和先驱,而且就表达方式来说,他们当然已完全过时了。因此,我想到另外一个可供选择的题目:“现代政治观念的兴起和具体化”。如果您想到比这两者更为雅致的题目,我将不胜感激。也许,第一个题目可做总题目,第二个可做副标题。这个由您来决定。 至于个人讲座,我愿意提出如下建议:(1)“自然和政治科学的概念”(爱尔维修(Helvétius)和霍尔巴赫(Holbach));(2)“政治自由和道德律令”(康德(Kant)和卢梭(Rousseau));(3)“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费希特(Fichte)和J. S. 密尔(J. S. Miller));(4)“个人自由和历史的进程”(赫尔德(Herder)和黑格尔(Hegel));(5)“社会的组织化和黄金时代”(圣西门和他的继承者们;(6)“反革命”(迈斯特和格雷斯(Görres))。 伯林在完成了打印稿草稿时的精神状态,显现出他特有的不自信。当时他写信给在新学院(New College)的密友,戴维•塞西尔(David Cecil): 目前我在尝试写一部关于政治观念的著作。它现在表现得完全地背离正道——感性、模糊、笨拙、软弱、无学问、一堆冗词赘话和没经调味的生面团、没有睿智深邃的观点,只是偶有我认为我已阐发和我意欲阐发的弱小灵光。但无论如何我要坚持下去。我不知道讲座会像什么样子,但除非我生病或死掉,会有一本书问世。不会很好,甚至比我探讨俄罗斯人的还要差。但我必须使血液循环运行起来:我接受讲座要求,因为我明了系列讲座将会奠定一本书的基础。……已口述了15万字,我猜想有那么多。 在大量典型的行政性胡扯之后,在此我们不必探究,讲座于1952年春天正式举行——首场时间是2月11日,末场时间是3月17日。讲座过程导致伯林强烈的自我怀疑。在第二和第三个讲座中间,他曾写信给马里昂•弗兰克福特(Marion Frankfurter):“讲座当然是极度的痛苦。我感到自己就像在对模糊不清、半昏半暗的听众们嘶喊着无意义的话语……事前感到惊慌恐惧,事中感到歇斯底里,事后感到羞耻惭愧。” 伯林当然想在他为准备讲座写就的打字稿基础上出版一部书。在送交它们的一到两年中,他一直在这样设想着。正如在准备讲稿的最后阶段,他告诉A. L. 罗斯(A. L. Rowse):“为创作2月份在布莱恩•莫尔举办的讲座稿,而后交付刊行,我料想是在明年,我现在甚至处于最可怕的极度苦痛的奋力挣扎期。” 1952年11月25日,他给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信中写道,他将于1953年“完成政治——布莱恩•莫尔著作”。在1953年1月写给麦克博莱德院长的一封信中,他仍十分乐观: 这促使我面对正试图规避和避免的手稿问题,我真切希望大约不迟于五月前能将手稿发送给您。天知道情况会如何,是否会是14万字,或者6万字,或者是两者之和——但请允许我们脱离开这个单调乏味的话题吧。 伯林确实从未完成这个必需之作,躯干被搁置一旁,被遗忘了,尽管他曾对其部分内容做过彻底的修正。 难以说清该书丧失希望的确切时刻,但我看到在布莱恩•莫尔学院的档案中,最后一次提及此事发生在1956年3月,当时麦克博莱德院长仍坚定地希望在当年7月前得到手稿; 1959年,伯林还写信给牛津大学出版社(OUP),好像该书仍在他的日程之中。不管怎样,该信提供了一个解释其延迟写作该书的一个理由。他在为牛津现代欧洲史(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写一部书,出于对牛津的承诺,他而后把自身从完成《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手稿一事中解脱出来。 1992年,我编辑了《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的校正本,收录了所有伯林手写的大量改动,以及他随后所写的导论。但至少从严肃认真的角度来说,我相信伯林不曾看过这个校正本。下面是我与打印稿一起邮寄的那封附信中的相关内容: 我有些忐忑不安地将您迄今为止未出版的最长著作(约11万字,或以八开本275页刊行)——弗莱克斯纳讲座的“加长版”——之临时文本装入信封。请不必惊恐!我不是要要求您对此做任何工作,甚至不是要求您细致地阅览该文本。但现在它既然已经存在了,那么将它呈送给您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要是您因此而能欣赏它的主体部分该有多好。也许您甚至没有写这么长著作的想法?! 在目录页的后面,我插了关于这个文本的一份说明, 您可能会找到些乐趣。它提了一或两个问题,比如:上两次的讲座存在着相同的“加长版”吗?或者,您从没有时间草拟这个文本吗?您为什么从没有像您依约而行的那样,通过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个讲稿呢?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套节目(the Third Programme)那个版本应是1952的里斯讲座(Reith Lectures),这真的是安娜•卡琳(Anna Kallin)的方案吗?如果是,那什么时候,为什么这个想法被取消了呢?是否有像在美国讲演时的讲座录音呢? 伯林回复到: 印了275页,太恐怖了!我不知道上两次讲座的事——BBC的文本想必以其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吧?我回忆不起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同了(请记住,6月份的时候,我就83岁了啊)。安娜•卡琳确实询问过他们是否可以安排里斯讲座——我十分乐意。她提出这个建议,我有一封邀请我做讲座的信件,而两天后的信件则取消了她的建议。这就是以前的事情。七或八年后,我又被邀请去做系列讲座,但那时我是言无可言。这就是我在思索浪漫主义之前发生的事儿。 虽然我仍没有找到上两章的蛛丝马迹,但有些证据表明伯林曾草拟过它们,尽管我还不能确证。 无论如何,就写作迈斯特来说,伯林可能使用了他多年前准备的打印稿。关于BBC的文本,他是正确的。他有关圣西门和迈斯特的观点出现在《自由及其背叛》一书中。他论述迈斯特之更长的版本是《扭曲的人性之材》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在本书中,我没有重述那些解释,但读者在读完目前这个文本之后,可以去查阅它们,以结束开始于本书的思想之旅。 熟悉伯林全部作品(oeuvre)的读者几乎不需告知,《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中,在伯林后来的作品中观念都已多少改变了的形式重复出现。在一个时期里,我曾思考一个有关主要语词索引详细全面的对应,但我一开始编辑本书,很快变得明晰的是一个完整的列表会更添混乱,而少助益,盖因为伯林作品的许多内容是由他穿越相似地带的思想之旅所构成。探索的背景和目的经常有所不同;甚至当他扼要重述已出现在其他作品中的探讨时,伯林确也不曾自我重复,那意味着读者需要阅读他关于该论题的所有探讨,来确保挤取他所言的点点滴滴(不总是连贯一致)。不过,从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伯林的作品中还是存在着大量的重叠。系统地阅读伯林作品的读者,当他们在伯林的思想地带向前旅行时,会辨识出大量的旧相识,最终会认出老朋友来。 伯林认为,两千多年来的西方哲学立基于三大关键预设(对他来说,这些预设是错误的)。他有时称之为三脚凳。对预设的多样化论述提供了一个伯林避免重复的突出事例。按其通常的描述,这些预设是指和在科学领域中一样,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所有真正的问题都有惟一的答案;这些答案原则上都是能被发现的;它们接连地符合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这一主题(leitmotif)隐含在《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的第一章中,尽管还没展现为单一协调的一段。 在伯林以后的作品中,比如(在其他许多事例中)在第二次讲座的“浪漫主义革命”(1960;《现实感》)中;在《浪漫主义的根源》(1965)的“对启蒙运动的首轮进攻”(‘The first Attack on Enlightenment’)中;在“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立”(‘The Divorce Between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1974;《反潮流》)中,这个主题变得明晰详实起来。 这些论述都大体相似。但是,如果我们转向其他转义词语的处理,不同就出现了。在“希腊个人主义的起源”(1962;《自由论》)一文中, 我们发现通常的腿1和腿3变成了腿1和腿2*,且出现了一个新的腿3:“第三个预设是人类具有能发现、能描述的本性,而且该本性从本质上、而非附带地是社会性的。”尽管这种替换明显受到讲座主题的激发,并在讲座题目中阐发清楚,但人们确实想知道关于三脚凳之腿的选择是否存在某种随意性,甚至想知道到底有几条腿在支撑这件家具。在“北方的巫师”(‘The Magues of the North’)(1965;《启蒙运动的三个批评者》)第四章中,我们发现启蒙传统建立在“三大信念支柱”之上:(1)理性;(2)遍及于时间之中的人性认同与人的普遍目的之可能性;(3)借用第一支柱来实现第二支柱的可能性。 即便制作方法隐然不同,蛋糕还是能辨识出来的。正如伯林在另一语境中所言,无论如何,“像所有过于简单化的分类一样,如果竭力加以强调,三脚凳的比喻就会变得矫饰、学究气,最终会变得荒唐,尽管分类确实能够为“真正的调查研究提供一个起点”。 现在请允许我提及《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与伯林以后作品之间其他几个主要的相似之处,这可能会使开始阅读前者的读者突然想到所熟悉的后者,或者相反。当然,首要的和最直接的相似发生在《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的四章,与前四次玛丽•弗莱克斯纳讲座,以及刊行于《自由及其背叛》(估计这本书的导论与第一章——论爱尔维修——是在一起,它们最初构成了单独一章)中的前四次BBC讲座之间。接下来相似的用法是在“两种自由的概念”第二和三章和“历史的不可避免性”第四章之间。这些是乔治•克鲁德(George Crowder)所想到的重述之处,当时他以下述用语总结《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之要旨,“在躯干中,伯林勾勒的大纲会变成他在许多领域中成熟观点,特别是其中的三个观点:(1)启蒙唯理主义之复杂的政治遗产及其批评者;(2)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间的比较;(3)积极自由的易腐化堕落。” 过度关注重复相似之处会导致我们在阅读伯林后期作品的过程中,较为偏狭地回应《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中的个别章节和段落。在此,人们应首先想到一条警示:较早的和后来的段落中的主题之间,直接的一对一的一致并非是必然的,因为不同的主题,或者同一主题的不同方面,在不同时期会呈现不同的结合。比如,“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离”一文中的前几段,回应了《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一书中第一章对启蒙科学主义——该观念指如果人们使用科学方法(据说存在着惟一的理性方法),累积的进步是可能的——的描述。但该文的后面的内容则关注维科,与《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一书第四章关联更为密切。相反,《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一书第一章在某些方面指向了“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离,”而在其他方面则指向了“科学史的概念”(‘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History’)(1960;《概念和范畴》,《细究人性》),第一章和第四章本身确实大量重叠。因此,对应的明细化必然不是严谨的科学。 尽管这样说,存在某些初步的标志性线索还是可能的。《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一书的导论中包含了伯林著名的关于哲学的概念。他把哲学视作不同于经验学科和形式学科的第三种方法。 这一观点以更完整的形式重现在如下几处,包括《启蒙时代》(1956;观念的力量)的导论、“哲学的目的”(1961;《概念与范畴》,《观念的力量》)、“政治理论还存在吗”(1961,《概念与范畴》,《细究人性》)、“哲学导论”,以及与布莱恩•麦基(Bryan Magee)的电视访谈录。 在《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一书的导论和第一章“作为描述性科学的政治”中,伯林已开始阐明关于启蒙的明显过于简单化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其作品中多次进行完善,并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凝练。后来著名的事例包括“北方的巫师”(1965)中论“启蒙”一章——约翰•格雷(John Gray)将之描述为权威,“对启蒙运动的首轮进攻” 和同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的根源”第二讲中的有关内容。如上所述,所有这些作品中都包含了对各种版本的由三脚凳组成的基本原则——伯林视它们为启蒙运动之根基——的论述。 除此之外,伯林在第一章的开篇便提出作为政治哲学之根本的服从问题:“为什么任何都要服从其他人?”这个问题也开启了弗雷克斯纳/BBC首次讲座,以及“两种自由概念”的论述。 在同一章中的主题之一,即与艺术领域相反的科学领域的研究逻辑,和对方法论中一元论的相连的拒绝,都再次出现在“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离”一文中。 第二章,即“自由的观念”中对卢梭和康德的探讨,以缩写的形式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得以确认。该章结尾处对康德的论述在“康德: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主义源头”(1972;《现实感》)一文中得到详尽阐述。 在《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一书的第三章,即在“两种自由(Freedom)概念”中论述费希特的那些材料,伯林不仅将其用于“两种自由(Liberty)概念”中,而且也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之第四次讲座,即“拘谨的浪漫主义者”中加以采用。在第三章中,我们也能找到伯林在“现实感”一文中完善过的对历史现实主义广泛论述之滥觞。伯林在完成第三章后不久写就了“现实感”(1953;《现实感》)一文,尽管在第三章中,他称之为“历史感”。 最后的第四章是“历史的进程”。在概述第一章的部分内容之后,该章不仅包括了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中重新修订的材料(比如,论黑格尔的),而且论述维科和赫尔德的部分可看作是伯林后来论述这两位思想家作品(分别在1960年和1965年)之萌蘖,特别是可视为代表着收录到《启蒙运动的三个批评者》中对他们研究之萌蘖。在该章中,我们也能看到伯林开始专注于多元主义和反启蒙运动、探讨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ism)的主要起源、探寻“科学史的概念”中的关于历史本性不同观点的主要起源。 对于附录中“主体道德对客体道德”一文后来的一些的反响可在约书亚•切尼斯的序言中加以辨识。 我再次强调,《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中的观念普遍存在于伯林以后的作品中。这里登录的这些回应只是选取的一小部分,且选取多少带有随意性,不应被视为任何类型的综合性向导。另一方面,一开始就需提及的是,那些回应的存在不应遮蔽如下事实,即在《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一书中有着大量伯林后来作品中根本没有论及——或所论不及本卷充分,或还不如本卷——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正如约书亚•切尼斯所解释的,《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完整地勾勒了伯林的大部分主题,使它们显现为内在连贯和前后一致的论点,表现出伯林所探讨的论题如何成为我们当下许多关注的原型。在此语境中,我想引用伊恩•哈里斯(Ian Harris)的话, 他指出,《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要比迄今为止所出版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更好地揭示了伯林思想的完整性。特别是它十分清晰地表明,像卡西尔(Cassirer)、克罗齐(Croce)、洛维乔伊(Lovejoy)、奥克肖特(Oakeshott)和柯林伍德(Collingwood)一样,伯林是按其哲学观点写作历史,历史是其阐发哲学观点的一个工具。这也使该书在智识上引人关注。在充满干扰的半个世纪中,该书属于与任何专业性出版物不同的类别。 与我从伯林未发表的遗作(Nachlass)——主要是《北方的巫师》、《现实感》、《浪漫主义的的根源》和《自由及其背叛》——重新整理成的其他作品相比,《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显现出智识考古学的一个相当特殊的问题。对我来说,除了要澄清它们的起源之外,其他那些作品都样态非常完好,把它们编撰成书籍无需特别的解释或道歉。人们不会用不恰当的标准来评价它们。但《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则处在极为粗糙的状态,像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没有完成而遗留在教皇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墓穴中的大量雕像一样,也像在希腊纳克索斯岛(Naxos)阿波罗纳斯(Apollonas)海域附近的山坡上那些巨大的青年男性雕像(Kouros)一样,处在了历史静止的时刻。这赋予本书某种神秘和伟大,但意味着它不能像先前那些作品一样以相同的方式编撰完成,尤其是因为它缺少最后两章。我和伯林的其他文献受托人因此决定以十分不同的处理方式来组成本卷。就是说,呈送给公众的《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不是尽管基本上已完成,但却被遗忘了的寻常一类作品,而是作为伯林知晓其存在的“躯干”,没有人为的将假体添附在肢臂缺失之处,没有删除他未真正使用的用于修正的注释,没有取消其他不完整的标记。 我最为感谢约书亚•切尼斯。他的序言熟巧地将《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置于伯林思想和论述主题发展的背景之中,除此之外,他慨然相助,完成了前述的与后来作品对应的大纲。我也要感谢罗伯特•沃克勒(Robert Wokler),感谢他长期以来以其专业知识所做出的无价贡献;感谢艾伦•瑞恩(Alan Ryan)在本卷准备过程中提供的不可或缺的支持和指导;感谢詹姆斯•查佩尔(James Chappel)在探索关于《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历史之伯林文件集方面的及时和高效。我热忱地感谢乔治•克罗德(George Crowder)、斯蒂芬•格罗斯(Steffen Gross)、詹妮弗•霍尔姆斯(Jennifer Holmes)、米切尔•伊恩伍德(Michael Inwood)和塞雷纳•摩尔(Serena Moore),他们在我个人观点上提供的帮助。我也感谢那些因我疏忽而没能记清提供信息的人们。 我希望并相信以赛亚•伯林会赞同本书题献给已故的所罗门•拉什米勒维奇(Solomon Rachmilevich)。正如伯林曾对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他是使我大体品味到观念滋味的第一人,原滋原味的(tel quel)有趣的观念啊。” “拉什”去世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1953年,大体在《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进行规划的同一时期,使“拉什”和《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两者一起重现生机,看来是适宜的。 亨利•哈代 于牛津大学沃尔芬森学院 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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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
作者: [英] 以赛亚·伯林 著, 亨利·哈代 编
副标题: 它们的兴起及其对现代思想的影响
原作名: Political Ideas In the Romantic Age
isbn: 7802256798
书名: 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
页数: 326
译者: 王岽兴, 张蓉
定价: 36.00元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