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试读:第二章 清帝国的兴盛

  ……   “满洲”一词的起源颇有趣味。按乾隆皇帝的说法,“满洲”是汉语对满语“满珠”的讹译,而“满珠”是女真国家一开始就用的古老名称。另一种解释是,“满洲”源自一个发音相似的佛教词语“曼珠”,其意是“妙吉祥”,该词出现在藏传佛教典籍中,而这些典籍传到了女真诸部。第四种解释颇有点神秘:称“满洲”源自努尔哈赤尊号“满柱”的第一个字和“建州”的第二个字“州”加上三点水偏旁形成的“洲”。这些词——“满洲”和“清”——都包含三点水偏旁,是根据阴阳五行原理精心设计的。“明”朝的意思是“光明”,而其帝室所姓的“朱”则是“红色”的意思。“光”和“红”的形象组合便是“火”,火能熔化“金朝”的“金”。因此,不吉利的“金”字必须改掉。而新创的“满洲”和“清”等含三点水偏旁的词,则可预示将来水扑灭“明朝”之火的吉兆。   政治经历也提供了另一个改变王朝名称的动机。努尔哈赤在1616年首先采用“金”的称号,以图唤起女真诸部的怀旧意识,激励他们去创建一个像12世纪时的“金”那样的新帝国。到17世纪30年代皇太极当政时,这种情感召唤已不再起什么作用了。许多汉人已前来加入他的政权,新政权的目标是推翻明王朝,这就需要赢得汉人的支持,避免触犯他们敏感的神经。以“金”为王朝名无助于这个目标,因为汉人见到“金”便会联想到古金国烧杀抢掠的历史。为了剔除这种遭人厌恶的内涵,皇太极改“金”为“清”,其意是“纯洁”。这两个字发音相近,但意思迥然相异。此外,“清”的发音更像是汉字,因而更容易被汉人接受。   ……   雍正经常被人指责过分独裁专制,尤其是大兴文字狱。有一场著名的文字狱案牵涉了吕留良,他被告发写了一部排满书籍,宣扬华夷(即满人)畛域之异。吕留良被处以“凌迟”极刑,其子及诸弟子均斩首。雍正皇帝甚至亲自写了一篇议论,《大义觉迷录》。为满清在中国的统治作辩护,并警告汉人鼓动种族悖乱将造成的危险。   如果康熙朝的特点是宽容、宽厚和宽松的话,那么雍正朝的特点便是严控、严惩和高效。他的这种治国之道反映在他宠信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鄂尔泰的作风上,鄂尔泰以其固执、专横而著称。诚然,雍正帝本人也宣称宽严相济是善政之要;但他的意思并非是宽严调和而趋于适中,相反,他的意思是观乎其时,审乎其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二者调和并无好处,总要宽严适“宜”。   雍正可以被确切地看作是崇尚“法治”的政治家,在他的统治下,君主专制达到了极致,所有国家权力都集中到他手里。他的政权有时被描述为残酷、独裁和专断——恰与康熙朝截然相反;但这种相反显然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他们之后满清统治的辉煌可以继续下去。   ……   乾隆自视为文学的最高庇护人。他遵康熙之制开博学鸿词特科,并遍邀名儒隐逸参政。他本人在艺文上的成就并不十分突出,虽然自诩写了43,000首诗词——如果撇开真伪不谈,确是相当多产。这些诗作中有一些无疑是由他手下的汉人学士帮忙写成的。此外,乾隆喜欢在古迹精品书画上赋诗题词或加盖印玺,这个嗜好颇让人对他的品味提出疑问。当他在一幅卷轴上挤上54条题词、在另一幅上盖上13个印章时,他并不顾忌艺术界对此的反应。但无论如何,乾隆表现出了对艺术的浓厚兴趣,收藏了许多绘画、书法、瓷器和景泰蓝精品。他的御窑烧出一些世界上最精美的瓷器和景泰蓝,其造型图案时时显露出受到欧洲风格的影响,因为有许多传教士向中国的宫廷艺术家传授了西洋绘画,并以这些成就取悦乾隆皇帝。比如,蒋友仁(Michel Benoist)在1747年建造了一座西式喷泉,朗世宁(G Castiglione)则在北京城西北约五英里处的圆明园设计了一些意大利式样的建筑。   乾隆发起的最大的文字图书工程是编纂《四库全书》。全书有三万六千多册,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光是为这部大型文库编印的《总目提要》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学术工作,汇集了对10,230本图书所作的简要评论。《四库全书》一共抄录了七套,分藏于全国各处。   在某种程度上,乾隆发起各种文字图书工程是受到政治动机的推动;这些工程提供了对所有书写成文的东西进行有效控制和清除针对满洲人的煽动性资料的途径。假如发现有疑问和异端的观点,便进行压制,至于作者将被记录在案。据军机处的报告记载,在1774—1782年间,共发生了24次焚毁“禁书”的事件,所毁图书达538种共13,862册。许多人认为乾隆的毁书是继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以来最大的浩劫。确实,在乾隆朝时期,皇帝对学术的控制导致了六十多起文字狱。   ……   但就在这王朝鼎盛之时,清朝最终灭亡的因素也已呈现出来了。乾隆的年迈体衰和判断力减退,与王朝衰败有莫大的关系。乾隆在65岁时,垂青一位年仅25岁、英俊潇洒的御前侍卫和珅(1750—1799年)。一年之内,和珅被擢升为户部侍郎,两个月后升任军机大臣,一个月后更荣升内务府大臣——这些职位通常都是由那些功勋最为卓著的大臣担任的。1777年,年仅27岁的和珅便被授予了在紫禁城内跑马的少有特权,这一殊荣一般是赐予那些年迈走不动路的极品勋臣的。后来,他又执掌户部和工部,得以控制帝国的岁收,并能够将心腹亲信安插到一些要职和肥缺。1790年,和珅的儿子迎娶乾隆最小的女儿,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年迈皇帝的影响力。因为有皇帝的恩宠作后盾,和珅享受了充分的行动自由。他公开收受贿赂,大肆侵吞钱财。他在官场上的僚属起而仿效他的做法,而带兵的同僚则毫无必要地拖延战事,以便从不断追加的军饷中大捞好处。 乾隆朝的最后年月真是体面丧尽。虽然他在当朝六十年后于1795年逊位,但他仍以太上皇的名义垂帘听政,一直到1799年驾崩后,儿子嘉庆皇帝才得以处决和珅。从1775年得乾隆青睐到1799年去世,和珅肆意祸害朝纲,积聚了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财富,查抄的家产总值达8亿两——大致相当于15亿美元。   和珅的行径如同靛青溶水一样四散扩展,无论在京内或外省,无论是文臣或武将,也无论官阶高低,一时间贪污成风。旗人变得放荡不羁、玩物丧志,完全不能再充任行军打仗之职。汉军绿营兵也备受种种不当举措的困扰,从而大大丧失了以往的锐气,边关军务被漠然置之。追求享乐和挥霍浪费的习性导致了道德沦落和王朝的普遍衰败。乾隆的六次南巡至少耗费2,000万两,而往东、西、北各方所作的其他诸次巡游,究竟花费多少银两尚不得而知。他的“十全武功”耗掉了1.2亿两的代价,而其时的平均岁入只有4,000万两左右。这些巨额的开支和追求奢华的普遍风气,给日后的政府机制运转留下了巨大的财政困难。   这样,在乾隆朝行将结束之时,中国正经历着王朝衰落的开始。昔日昌盛的辉煌仍浮现在表面,但在这表象下面,强盛的实质已经失去了。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西方人开始加强了打开中国贸易和外交大门的努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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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
作者: [美] 徐中约
副标题: 1600-2000,中国的奋斗
原作名: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isbn: 7506287129
书名: 中国近代史
页数: 636
译者: 计秋枫, 朱庆葆
定价: 66.00元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8-1
又名: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