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桥》试读：序 （熊式一）

一个三十年来在海外以卖英文糊口的人，一朝回到了居民十九都是同胞的香港来，自然不免要想重新提起毛笔，写点中文东西。回想三四十年前，我在国内以卖中文餬口的时候，并无想在英美文艺界争一席地的野心与计画。到了伦敦之后，偶然听了伦敦大学一位朋友，聂可尔教Professor Allardyce Nicoll的劝告，用英文写了《王宝川》一剧，一切事便出人意表。最初是舞台方面的权威人物，都说它的文学意味太高，绝不能得到广大的观众；换句话说，不是生意经。他们劝我，既然写得出如此的英文剧本，何不写写小说，书局一定会欢迎的。后来《王宝川》的剧本由伦敦麦勋书局出版，极得佳评，因此人民国立剧院，把它搬上舞台，结果竟大受观众的赞赏，三年不辍。我因得此鼓励，便跃跃欲试，预备写《天桥》这本小说。 当初我还在起腹稿的时候，有一位好朋友，极力劝我为人不可不成“家”。他说你专写剧本，自然算是戏剧家——我因此便写了《大学教授》，《财神》，《孟母三迁》，《西厢记》等剧——若写小说，非但不成“家”，反变为杂牌军队，万应紫金锭，同仁堂的老鼠矢之类的东西了。这么一来，许多年也就过去了。最后一方面是经不住一位出版家朋友的鼓励——也可以说是利诱——一方面到底是我自己想多辟门径，认为许多大著作家都兼长诗歌戏剧小说，我未尝不可尝试尝试写小说的滋味，于是便毅然决然的闭门造《天桥》了。 《天桥》由英文小说而变成中文小说在香港出版，也是由于我这种喜欢走新路的老脾气。从前在国内以写作为生，卖了十几年的文——也有文言，也有语体文——到了英国之后，除了写作之外，绝少提起毛笔，专门以英文写作为生，不觉又是二十多年了。现在到了香港，有了机会，自然不知不觉的又做了下车的冯妇。 我最初把自己改编的《王宝川》译为中文话剧出版，随后又依照我所译的《西厢记》英文本，校订为中文本，在香港出版；这两出戏都在香港电台广播了，而且又搬上了舞台，在艺术节时和香港的观众相见了。去年我又编了一出社会讽刺喜剧《梁上佳人》出版，大大的和香港各种风头人物开玩笑。在舞台上，在电视上，在香港广播电台，都受到了香港观众和听众极大的鼓励，后来又由本地电影界的名手，把它改编改写，变成香港最通行的电影形式，搬上了银幕，使我相信我并没有变成一个完全不通中文的华侨。今年我又把这一本自己的英文小说，写成中文小说。谁都知道在香港卖文，难求一饱。我的《王宝川》，《西厢记》，《梁上佳人》三本书，在香港出版，并没有收到半文版税；但我仍是再接再励，一本书一本书继续的出版，希望总有一天，大家努力合作，明白杀死生金蛋的鹅，并不是致富捷径；把文艺一事，扶到轨道上去。 《天桥》在英国出版的时候，蒙文艺各界，一致予以好评。可是我心中最引以为荣幸的，是这三个人的重视：一是当今英国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梅斯菲尔（John Masefield）的代序诗，二是大文豪威尔斯（H.G.Wells），在他的著作中对《天桥》的评论，三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读后的赠诗。梅氏的代序诗不易翻译，威氏的评论如次： “我觉得熊式一的《天桥》是一本比任何关于目前中国趋势的论著式报告更启发的小说，从前他写了《王宝川》使全伦敦的人士为之一快，但是这本书却是绝不相同的一种戏剧，是一幅完整的、动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图画，描述一个大国家的革命过程。”（见威著《近年回忆录》“A Contemporary Memoir”八十四页。） 陈氏的诗，其中有两首绝句，其一： 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 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 其二： 名列仙班目失明，结因兹土待来生， 把君此卷且归去，何限天涯祖国情。 此外还有一首七律： 沉沉夜漏绝尘哗，听读伽卢百感加， 故国华胥宁有梦，旧时王谢早无家。 文章瀛海娱衰病，消息神州竞鼓笳， 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 诗中一用“听”，一用“听读”、不用“阅”或“阅读”，是因为陈氏那时双目已失明。“海外林熊”一语，是指曾作英文小说《京华烟云》的林语堂氏。“旧时王谢早无家”一语，是因为《天桥》中述及戊戌政变事，陈氏之祖湖南巡抚陈宝箴，陈氏之父吏部主事陈三立，都在政变时遭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无怪他老先生百感交加了。 《天桥》在英国美国出版之后，马上就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瑞典文、捷克文、荷兰文等各种文的译本，在各国问世。虽然风行一时，翻译得如何，我却没有如此渊博的语文学问来评判。可是我真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还要由我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来。当时我以为在我把整本书完全翻译了之后，我想我自己可以很容易的看得出，到底还是英文本，抑是中文本，比较差强人意一点。但是今天把这两种本子比较，这才发现文学作品是不能比较的。用某种眼光来看，英文本中不妥之处，在所不免：用另一种眼光来看，中文本中也有不少的毛病。我真要诚心诚意的请教精通这两种文学的读者，尤其是对于这两种文字的文学作品，有湛深研究的博学家，不吝赐教。 当这篇小说，自元旦起，逐日在《星晚》上刊登时，常常有爱护我的读者，或写信或打电话到报馆中，意在指正我这小说中的错误。虽然其中并不是我的错误，而大半是读者忘了这是清季的背景，许多地方和官衔，甚至于有的普通名词，都和民国初年绝不相同，可是我仍是衷心感激他们，足见他们重视我的著作，这等于他们认为白圭之上，最好是洁白无玷的意思，我觉得这真是第一件我最荣幸的事。 后来又有许多读者，以及朋友，不断的询问我，李大同这个人何以不见于历史？也有人说，李大同是不是康有为，或者是不是谭嗣同；竟有人说，李大同是不是熊式一夫子自道！ 我在这儿只能说，康有为是康有为，谭嗣同是谭嗣同，李大同是李大同，熊式一是熊式一。李大同是书中主角；康有为和谭嗣同在书中都一再提到过；熊式一是本书的作者，书中没有提过他；他的名字，只是在书封面上印着。康有为生于前清咸丰戊午八年二月初五日（阳历一八五八年三月十九日），死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阴历丁卯年二月二十八日），谭嗣同生于前清同治乙丑四年二月十三日（阳历一八六五年三月十日），死于光绪戊戌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阳历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李大同生于前清光绪庚辰年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时，即光绪六年三月十三日（阳历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他比康有为小二十二岁，比谭嗣同小十五岁。日子过得真快！当年大同诞生的时候，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那是应该由我负完全的责任。不觉得眨一眨眼，他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 读者关心史实，不断的询问，我现在只好在这儿作一个总答复：我所写的《天桥》，是一部以历史为背景的社会讽刺小说，并不是正史，也不是想要补充历史中所语而不详，或是遗漏了的事实。历史注重事实；小说全凭幻想。一部历史，略略的离开了事实，便没有了价值；一部小说，缺少了幻想，便不是好小说。不过许多读者，把我的小说当做历史一般去研究，这是重视我的著作，我根本就不应该去争辩。这成了第二件我感觉最荣幸的事。 当初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觉得西洋人不知道也不明了中国近几十年的趋势，近代的历史，和人民的思想生活近况等等，所以我要以真实的历史为背景，而且小说中尽量的放许多历史人物进去，尤其是外国人所知道的人物，如袁世凯、慈禧、光绪、以及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那知道我写完了大半部之后，于无意中发现写得大错特错，全功尽弃，只得另起炉灶，几乎要重头再写。 我从前觉得西洋出版关于中国的东西，不外两种人写的：一种是曾经到过中国一两个星期，甚至四五十年，或终生生长在中国的洋人——商贾、退职官员或教士——统称之为支那通，一种是可以用英文写点东西的中国人。后者是少而又少，前者则比比皆是。他们共同的目的，无非是把中国说成一个稀奇古怪的国家，把中国人写了成荒谬绝伦的民族，好来骗骗外国读者的钱。所以这种书中，不是有许多杀头、缠足、抽鸦片烟、街头乞丐等的插图，便是大谈特谈这一类的事。近来还有一位老牌的女作家，用了她同行冤家的笔名，写一部英文的自传，除以杀头为开场之外，还说她父亲有六个太太，她自己便是姨太太生的。 我不能否认他们所根据的是事实，他们有照片为证，这位作家有她自己本人为证，但是我在英美讲演时，总是告诉他们现在中国人大多数都不抽大烟，不缠足，不留长辫儿，不蓄妾，不杀头，但是这有甚么用？我在荷兰时，曾亲眼看见一条小街上，坐着一个青田女人，用一块方布盖着脚。过路的人，给她一点钱，她便揭开方布让那人看一看她一双赤着的三寸金莲！我在意大利船上，碰见过一位德国教授，特别在香港买了一枝鸦片枪带回国去示人：而且现在鸦片烟灯，仍是香港畅销的旅行纪念品。还有那位女作家，她也到四处去讲演，好让人家鉴赏鉴赏姨太太女儿的丰彩！ 所以我决定了要写一本以历史事实、社会背景为重的小说，把中国人表现得入情入理，大家都是完完全全有理性的动物，虽然其中有智有愚，有贤有不肖的，这也和世界各国的人一样。因此我一定要找两个西洋人，放在里边。我有一部陈恭录教授所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教本——大学丛书委员会的委员，包括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马寅初、冯友兰、郑振铎、王世杰、朱家驿、翁文滪、顾颉刚、胡适等五十五人，中国的名流学者，应有尽有，几乎不缺半个——皇皇巨著《中国近代史》，我在其中发现了到中国来传教的西洋人，有一位英国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真爱中国，真是好人。还有一位美国教士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陈教授在他的书中上卷第十篇（变法运动）中，说他们都是开明之士，非常的爱护中国，对于中国维新变法，极有帮助，极有影响。 好了，既然是有这种人，我便把李提摩太写成书中的洋主角，帮助中国的正主角李大同求学，做事，救国，反衬一位标准心地狭窄的传教士马克劳。我又到了伦敦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去打听打听李提摩太的体态和生平，不幸毫无结果。后来偶然和塞夫人（Lady Hosie）讲起此人，她说她的父亲，前牛津大学中文教授苏提尔是李提摩太的好朋友，用了他所遗的文件，写了一本《李提摩太传》，现在虽绝版，不过她马上就送了我一本。我仔仔细细一读，写了三百多页的小说稿，只好把它扔了！我也不必骂陈教授误人，我只说后来我所描写的李提摩太，他的性格，他对光绪上的维新条陈，都是根据了苏氏的《李提摩太传》，不是和陈教授一样捕风捉影的。 我得了这一次教训之后，对于历史上的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和行为都特别小心，总是先要有了可靠的根据，才肯落笔。这虽是一部小说，有关史实的地方，总不可以任意捏造，使得读者有错误的印象。不过一个人的学问有限，经历更是狭小，这本书中想必未尽完善之处很多很多，还要希望爱我的读者，见闻渊博，多多指正。